百年树人

人类学在中国百年历程 

20世纪初叶，人类学由西方传入到中国。但上世纪20年代以前，我国的人类学研究工作大多是由一些外国学者和外国传教士所做，比较知名的有金关丈夫、史禄国、安特生、步达生、魏敦瑞、葛学溥、史图博、布克莱等外国学者。20-30年代，国内的一些年轻人开始前往英美等国家系统学习人类学知识，学成归国后都逐渐成为我国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创建者，为中国的人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体质人类领域有吴定良、李济、卢于道、欧阳翥、裴文中、贾兰坡等，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则有吴文藻、杨成志、费孝通、刘咸、凌纯声等。这期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先后设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以调查和研究较落后的偏远的少数民族的体质与文化为主要目标，国内的许多大学也都相继开设了人类学相关课程。在北方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南开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为中心，在南方以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为中心，均致力于发展和培养中国的人类学人才。 

1944年4月，中央研究院成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由后来入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吴定良教授担任筹备处主任，全面开展“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的工作，研究内容包括：“生物基础、营养环境、文化环境和地理环境”四个方面，出版了《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志》,《人类学年报》,《人类学集刊外编》, 《民族素质报告》等刊物。但是，由于研究经费和办公条件有限，“体质人类学研究筹备处”的工作开展得极其艰难。尽管当时得到了国民政府和总统的大力支持，但筹备处也仅存在了两年时间，最终未能如愿成立正式的人类学研究所。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先后成立了人类学系，吴定良教授主持浙江大学人类学教学与科研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高校院系调整，四所大学的人类学系先后被撤销，人类学也开始分科向各自独立的方向发展。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以及原中央研究院的许多学者，如吴文藻、杨成志、潘光旦、吴泽霜、费孝通、林耀华等教授先后被集中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从事历史学及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浙江大学和暨南大学的人类学系则被调整到复旦大学，在复旦大学生物系设置了人类学教研组，吴定良和刘咸两位教授也被调到复旦大学主持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朝着古人类学研究的方向发展。在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教研组在体质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使复旦大学的人类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迅速蓬勃发展起来，并成为国内的一块“标牌”，被周总理誉为茁壮成长的“种子”。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我国，人类学作为专指体质人类学在复旦大学生物系被保存下来，在国内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基本上都是复旦大学培养的。 

十年文革使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经历了一场浩劫。文革结束后，复旦人类学面临着人才凋敝的局面。吴定良、董悌忱和赵一清教授相继离世，刘咸教授虽然热心人类学事业，但年事已高。复旦的人类学专业由于教师或离世或退休或离职，人去楼空，人类学专业的招生无奈停止，直到2004年方才恢复。 

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的真正复兴得益于谈家桢先生和刘祖洞先生奔走呼吁，以及复旦人学学专业老校友的鼎力支持。1993年，在吴定良教授诞辰百年的纪念活动上，谈家桢先生写下了“为祖国人类学奋斗终身”，深切期望复兴复旦人类学。1994年，谈家桢先生亲自赴美力邀金力教授回国主持复旦人类学工作。1997年，金力教授回到复旦大学开设人类群体遗传学与多基因疾病实验室，开始在复旦开展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实验室成立之初，仅有一间房间和4个学生。2002年，复旦大学成立了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04年，复旦获教育部批准正式建立人类生物学硕士、博士点，05年12月，获教育部批准筹建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08年通过验收。实验室围绕人群遗传结构研究及其应用，在现代人群遗传结构、人类分子进化、计算生物学、体质人类学、古代人类DNA研究、分子流行病学、语言民族和考古学等方向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我们已基本证实了中国人的非洲起源说，并发现现代人进入中国大致有两条路线：中南半岛进入的人群构成中国人的主体成分，阿尔泰山脉进入的人群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提出了汉民族的人口扩张机制。其他研究内容包括历史上东西方人群的基因交流，美洲印第安人在亚洲的祖先群体的确定，东亚人群与太平洋岛屿人群的关系，台湾原住民与大陆民族之间的关系、汉藏同源等。我们还应用遗传学方法进行人体形态特征性状的相关基因定位，目前已在毛发、毛孔、肤纹、肤色等方面研究上取得一定进展，同时还将探索这一研究在法医学中的应用。中国有着丰富的历史和遗传资源，存在许多独特的古代DNA研究材料，我们还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古代人体遗骸的DNA研究来了解古代人群的基因多样性及其演化特征。在国际基因地理人类迁徙研究计划中，我们实验室是该项目全球十个中心实验室之一（东亚－东南亚中心），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一系列研究论文，相关研究结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肯定，不仅在各类学术期刊上被正面引用，同时也被国外同行编入了教科书。实验室历届学生中共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3次、提名奖2次、挑战杯最高奖4次，早期的许多学生现已在国内外的科研院所任职，如东华大学肖君华教授、美国佐治亚医学院徐洪岩助理教授、浙江大学柯越海教授、山东大学薛付忠教授和吕明教授、中科院马普计算所徐书华研究员、复旦大学文波教授、李辉教授和张锋教授等。 

十年的发展，我们重新阐释了人类学的概念，将其称作“现代人类学”，指得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体质的和文化的人类学问题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学科名称为“人类生物学”。 

我本科是在中国海洋大学读海洋生物专业，2010年2月，也就是我大四的下学期就有幸加入了复旦现代人类学实验室，专业也正是人类生物学。我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是利用姓氏与Y染色体较好的平行传递关系去理清中华姓氏精细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较成功的例子是与历史系合作通过调查现代曹姓人群来反推曹操的Y染色体类型，并使用曹操家族墓葬群的古DNA来验证反推的结论。利用姓氏谱牒材料来确立深度家系（deep-rooting pedigree），这对于分析Y染色体进化也有重要意义，比如我们用深家系的Y染色体测序来精确估算Y染色体的突变率，来为人群起源分化提供更准确的分子钟。我们还对东亚所有支系的Y染色体进行全测序来挖掘新的可用于人群分类的位点，并精确估算群体分化时间，理清中华民族起源、扩张等重大事件。通过大规模的群体调查，我们还发现了群体遗传结构与语言有较好的一致性，比如汉藏语系的Y染色体主要是O3类型，南岛语系则主要是O2，这可能与父系社会的嫁娶、从父居等生活方式有关。同时，应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语言材料，探究语言特征的起源和演化，例如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并经过奠基者效应扩散到其他大陆，而语言的分化却更可能与人群在中东地区的二次扩张有关。宗教文化也与人群遗传结构有着有趣的关系。原始宗教、萨满教、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各种方式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对人群遗传结构有无影响？有多大影响？伊斯兰教与的中国回族关系可以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线索。中国的回族起源源于本土人群宗教文化上的转变，还是伴随着一定强度的西部欧亚穆斯林的基因流动哪？我们对天津及其周边回族的调查发现，其72%的Y染色体属于欧亚东部特征单倍群，暗示了这批回族大多是东亚当地的人群接受了伊斯兰教文化转变而成。全国范围的回族调查也已基本完成，我们发现京杭运河沿岸回族的Y染色体西方成分要高于其他地区，印证了古代交通枢纽对宗教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人类学的研究，走过了体质测量的时代，经历了分子人类学的阶段，正在迈进基因组人类学的新篇章，在我们的努力下，人体和人群的一个个奥秘终将被陆续解开。

吴瑞与CUSBEA项目 

在中国人类生物学百年发展历程中，我们深刻认识到了人对于学科发展的决定作用。人推动学科发展，而学科的繁荣又可带动人才培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单单体现在人类生物学者个小学科上，饶毅老师在纪念顾孝诚先生的博文里就介绍了生物学领域学术和研究机构栽树育人的重要性。影响中国生物学发展的事情有很多，而谈到育人就不得不讲到30多年前的一个人和他发起的一个项目－吴瑞与CUSBEA项目。30年前时任美国康奈尔大学生物系主任的吴瑞教授联合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发起的中美学生交换的CUSBEA项目。这个项目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没有TOFEL和GRE考试的年代，第一次规模性的帮助中国生物专业的学生去美国留学。CUSBEA项目历时8年，共派出了422个留美中国学生。虽说只持续了8年，但CUSBEA项目所产生的影响却延续至今。当初的这422人中，如今有相当一部分都已是国际一流的生物学家，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袁钧英、斯坦佛大学教授骆利群、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药学系教授管坤良、康奈尔大学教授管俊林等等。目前查到的133名CUSBEA学者，其中有21人获得正教授职位，有49人获得副教授职位，有33人获得助理教授职位，他们活跃在当今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的前沿，且一部分已经回到中国的科研院所任教。 

去年离世的北大教授顾孝诚是CUSBEA项目的中方负责人，她曾不止一次表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CUSBEA项目，或者项目推迟10年，在人才方面，我们会蒙受多么大的缺憾。”吴瑞先生发起的CUSBEA项目，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而这些人又在逐渐地影响着中国生物学的发展。 

08年，吴瑞先生离世，为继承吴瑞教授的遗志，促进生命科学在中国及亚洲的发展，CUSBEA学生们成立了吴瑞纪念基金会。基金会设置了吴瑞奖，目的是为了薪火传承，鼓励亚洲最有希望的青年博士生努力成为生命科学的未来学术带头人。吴瑞奖的奖金由最初的1000美元提高到了现在3000美元，虽然奖金不算太丰厚，但多数申请人更看重的是在背后默默贡献着的吴瑞大家庭成员：获奖者能通过彼此交流融入大家庭，如有需向资深研究人员寻求咨询，基金会将帮助联系，从而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打开一扇更大的门，比如前几届获奖者在出国寻找博后时就得到了基金会各位老师的许多帮助。

我与吴瑞奖 

我第一次接触到吴瑞奖是在09年7月份，那时我在北大参加优秀大学生的暑期夏令营，夏令营的主要目的是遴选优秀学生攻读研究生，我报的是生物信息学，就有三天的时间可在金光生命科学大楼的六楼听课学习，正是这个机会我见到了顾孝诚老师，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最感动的是年近八旬的她在课后与我们一起挤在机房吃盒饭，也正是与顾老师的闲谈让我知道了CUSBEA，也了解吴瑞先生。当时第一届吴瑞奖刚评选结束，获奖者的传奇故事让我仰慕不已，心里也强烈期望以后有机会可以申请。但这期望在那时显得那么不切实际，我先要解决的是哪里肯收留我读研。我仍记得顾老师当时的话“这个学生很聪明，又肯下力气，可以一试”，但因为我本科是海洋生物专业，与所填报的生物信息相差甚远，CBI的其他老师以此婉拒了我的读研请求。虽无缘留在CBI，但顾老师的肯定一直让我心里暖暖的。 

之后，我进入复旦人类学实验室。三年来，为做人类学调查，我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各个区县；也几乎没有节假日和周末，一直在实验室和办公室忙碌。汗水终有回报，我在东亚人群和语言的起源与演化领域共发表论文20多篇，其中第一作者SCI论文8篇，具体实践了人类起源研究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理论。 

我一直相信有缘的人和事会在之后的某个时间节点再相遇。我和吴瑞奖再次碰到是在去年3月16号，我收到了导师转发过来的吴瑞基金会邮件：传超，请准备申请吴瑞奖。看到邮件，在心里长吁一口气，原来我可以申请了。准备申请材料并不费力，如同赴一个约定，许多想说的话早已心里徘徊了千百遍。之后，是两个月的等待，当时显得那么漫长。我经常自嘲做学术的人一半的时间在埋头钻研实验，另一半时间在焦急等待审稿，但对吴瑞奖的等待却又更是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现在所做项目的逻辑条理是否合适，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好，又该如何改进？ 

终于，5月24号，我收到了孙晓红老师的邮件，确认进入了面试环节，面试安排在6月30号。欣喜之余，我又在考虑这一个多月的时间该如何去准备。起初，我还稍做了规划，譬如去图书馆借生物学相关的各学科的基础教材啊，多练习英文的听说呀，但几天后就发现实验室的工作过于紧张，根本无暇再去准备，甚至在去面试的前天晚上我还在赶着写论文。面试当天，我才看到入围面试的申请者名单，看到名单，稍有点灰心的感觉，因为首先面试人数多，面试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举行，光上海就已有21人，按往年的比例，也就是说要从这40-50人中仅选出几人；其次，其他面试者都基本是高年级或即将毕业的博士生，而我当时才二年级；再次，大家的CNS论文耀得我眼花缭乱，太牛了啊！但我这个人有个特点，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状况，都可让自己保持平静的心情，面试那天中午还和中科院的大学同学们聚餐。面试从早晨八点多开始，每个面试者20分钟时间，轮到我的时候已是下午两点。进入面试的会议室，里面坐的有孙晓红老师、马红老师、管俊林老师、俞强老师等，开场让我用几分钟时间介绍自己科研工作，我首先提到曹操的Y染色体，刚说两句话，老师们的问题就已层出不穷，从最基础的解释什么是多态性到讨论进化的意义，基本上是在“找茬”，大部分问题是老师们故意画个圈就看你往不往里跳。2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可我的研究仅介绍了一点点，都是在应对老师们的提问，虽在空调房里，可我已经大汗淋漓。临出门，听到孙老师对其他老师讲：这个小伙子很有趣。 

面试结束之后，我更平静了，结果难以预期，但努力了就好，尔后赶到实验室继续处理数据、搞论文。七月初我也就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回民调查，一个人提着冷藏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走过去，一个清真寺一个清真寺拜访过去，直到8月底，我已辗转了近2万公里，在11个省和自治区的30座城市进行了取样调查。8月24号，我正斜躺在大理凤仪镇芝华村一位穆斯林朋友家的沙发上昏昏欲睡。在这之前，我赶了一夜的火车从昆明来到大理取样。手机的邮件提醒搅了我的睡意，点开邮件，我一下从沙发上弹了起来，邮件来自吴瑞基金会孙晓红：“我们很高兴地通知你，因为你在生命科学方面的杰出表现，你已获得2012年度的吴瑞奖学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无挂牵、很轻松的感觉，终于圆了一个梦想。朋友的妈妈看到我们兴奋的劲头，也要多做道菜来庆祝。 

另一件让我高兴了好久的事情是基金会将会在11月份的吴瑞纪念会上颁给顾孝诚老师终身成就奖，那也就是说到时又可见到顾老师了。有缘的人和事会在之后的某个时间节点再相遇。然而，11月6号，也就是在我正去杭州领取吴瑞奖的路上，收到了孙晓红老师的邮件，得知了顾老师已离世的消息，不禁潸然泪下。 

再见到顾老师是在吴瑞纪念研讨会的欢迎晚宴上，基金会的吴艳老师在顾老师病情稍好转的时候拜访顾老师并拍下了短暂的视频，视频里顾老师又强调不敢想象，如果没有CUSBEA项目，或者项目推迟10年，在人才方面，我们会蒙受多么大的缺憾。吴瑞先生正是恰当地选择了上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机，把当时在中国不可能实现的事变成了可实现的，CUSBEA培养的这批人才成为了21世纪科教兴国现成的可用人才。而顾老师的最大期望还是学生们爱国、爱科学，并将人才培养继续下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的价值和意义随着时间推进而会更加显现出来，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奏。

                                                                                               吴瑞四期  王传超 2013 年5月9日夜于复旦 

2010年10月于山西稷山县玉璧之战万人坑搜集遗骨来分析鲜卑族遗传结构 

2011年腊月小年于山东乳山河南村曹氏取样

2012年吴瑞四期合影—前排右四王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