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沣的博文：

                                                乐安任氏考辨

     《三国志•魏志•王昶传》引《任嘏别传》曰：“任嘏，乐安博昌人，世为著姓。”说明汉末、三国时期，任氏就是乐安博昌的著姓。

1. 任昉籍贯的争议

任氏后人任昉，是南朝名士，是宋、齐、梁三朝官吏。关于任昉的籍贯或曰祖籍，方志记载矛盾重重，以民国县志为例，《民国读修广饶县志》、《民国寿光县志》、《民国重修博兴县志》，三县志均载任昉为本县邑人，各县志说起来似乎都有其根据。

1、关于乐安广饶说

“广饶说，是因为博昌移徙寿光时，乐安辖博昌，乐安郡治在广饶。”①

乐安和广饶的关系错综复杂，民国有《乐安县志》，又有《广饶县志》，此时版图也分分合合，很难理清。如《续修广饶县志》云：汉置琅槐、巨淀、广饶三县，至东汉而三县皆废，以其地分为利、益、博昌三县，据地理风俗记，琅槐省入博昌，属乐安国（这样博昌的地盘已东扩到今广饶、寿光地。）因此“其间曰国曰郡，分合不常，殊难详考。”恐怕这也是广饶说的又一个根据。

2、关于寿光说

《民国寿光县志》载：“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注云：“《山东通志》云今寿光。”所以把任昉列入寿光人物，是因为《山东通志》有此说。在任昉条目后，此志又注：”南史文苑传，按齐乘补注海岱史略任昉传云，博昌有二，汉置博昌县属乐安国，今博兴之博昌取昌水其势平博之义。刘宋于博昌故城侨立乐陵郡，遂移博昌于寿光。隋开皇六年复于博昌故城置寿光县。昉之所居即此。”

寿光县志把任昉列为寿光人物，直接原因是因《山东通志》说任昉为寿光人，其历史根据是因刘宋时博昌移居寿光。

3、关于博兴说

历史上的博昌，即后来的博兴。

张基地先生考证：博昌徙移寿光是在孝武帝大明八年（公元464年），隋开皇六年复于博昌故城、置寿光县，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复将乐安县改名为博昌县，也就是说博昌移寿光境的时间为464至596年，其它时间博昌就在原博昌地。后唐庄宗（923至926年）李存勖为避献祖讳，改博昌为博兴，由此可知，博昌除464至596年外，均在今博兴地。因此张先生说：“任昉生于460年，卒于508年，看其存世时间，似与博昌徙移寿光境时间464——596年相符合，其实事情并非如此。”

张先生说：乐安博昌任氏之历代显贵者，东汉有任旐，三国魏时有任嘏，晋有任恺，“综上可知，文献凡曰任氏为‘乐安博昌人’，多指今博兴。今人万不可因其人一时或多世在外，而随意夺其里籍郡望。”②他引用上海音乐学院杨赛《任昉研究》文中的：“史志上说任昉是乐安博昌人，主要表明他是北方来的高门世族。但任昉并不出生于乐安博昌，也不生活在乐安博昌。”后说：“也就是说任昉祖辈是从时在今博兴的博昌，直接东渡侨居南兖州（今扬州），与移徙寿光时的博昌无丝毫瓜葛，也就更谈不上‘任昉寿光人’了。”

张基地及杨赛先生的这一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说任昉是乐安博昌人，只是强调任昉是北方来的高门士族，与他真实的籍贯（或里籍、祖籍）无直接关系。“籍贯”，《辞源》释为：“自身出生或祖居的地方。籍，祖先户籍；贯，乡贯，如言某省某县某乡人。”乐安博昌既不是任昉的出生地，也不是任昉祖，甚至于也不是任昉祖之祖的出生地。任嘏恐怕是目前文献中任氏在博昌的最早先人，任嘏与国渊都是经学大家郑玄的门徒，范书郑玄传云：“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说明国渊与任嘏年龄相仿。《三国志•魏志•国渊传》载：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太祖征关中，以渊为居府长史。”由此可知，任嘏和国渊大致出生在公元200年以前。公元200年至任昉出生的公元460年，中间历经260多年，任氏先人可能中间已有十代之多。所以乐安博昌不是任昉祖，甚至不是任昉祖之祖的出生地。既然如此，为什么史书传记中将任昉注为乐安博昌人呢？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

公元318年在江左建立的东晋王朝，其政治的基础是以琅琊人王导为首的中原士族。“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收揽一批北方来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的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王导劝晋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范文《中国通史》第454页）在侨居江左的大量北方流民中，能不能做官和享受特殊待遇，关键就是你是不是北方士族。甚至“流亡士族的权力以渡江先后为标准。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百家谱》┄┄，这一百家人才是享有政治权力的士族。”（范《中国通史》第二册第457页）因此江南的士族都特别重视祖先的身份和地位，“当时北来的世家大族，互相标榜门阀，‘竟以姓望所出，邑里本矜。’（《史通•邑里篇》）地望在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倘使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了流寓江南而变成了丹阳王氏、会稽谢氏，那就等于取消了他们的高贵标帜。”（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347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因此尽管任昉或任昉祖辈，其里籍都在江左，但为标榜祖上是士家大族，仍然强调自己是乐安任氏或乐安博昌任氏之后。把自己列入江左百家之一，这是关系家族政治生命的问题，所以任昉尽管与乐安博昌人任嘏已经隔了八九甚至于十代，仍然注明自己是乐安博昌人。这里的“乐安博昌”，已经不是任氏家族的现籍或祖籍，而只是标注江南任氏原是北方士家豪族的一个符号。

二、任昉的籍贯或里籍

（一）籍贯、里籍之名义

在考证任昉的籍贯或里籍时，首先我们要对籍贯和里籍这些词汇的含义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在说明某某历史人物是哪个地区的人时，权威的用词是“籍贯”。“籍贯”，《辞源》释为：“祖居或出生地。籍，祖先户籍；贯，乡贯，如言某省某县某乡人。”（《辞源》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辞海》解释与此相同）这是对人的籍贯即祖居或出生地的最确切和权威性的解释，因此文献中在言某人其乡贯时，也多用“籍贯”之语。《魏书•食货志》诏：“自昔以来，诸州户口，籍贯不实。”明张居正《张文忠集》：“备查两京在外文武职官，府部以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贯出身资格，造为御屏一座，以便朝夕省览。”清人章炳麟在《印度之论国粹》一文中曰：“譬如人有里籍与祖父姓名”，这里的“里籍”是后人对“籍贯”的另一种表述。

“里”有乡里之意。《诗•郑风》：“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毛传：“里，居也。二十五家为里。”所以“里”有街坊邻里，家乡故里故乡之意，不是“祖先户籍”之意了。“故‘里籍’主要指的是一个人一生主要生长生活的地方。它含有人物侨迁后的‘寓籍’、‘今籍和现籍’之意。不难看出‘籍贯’着重点在于一个人过去的户籍，而‘里籍’则较大含有现在户籍之意。”（夏欣期、胡林辉：《方志编纂中的人物里籍争议之管见》，上饶师专学报（社）1988年第一期。）

因为任昉的父、祖辈都是侨居江左的南迁北方士族，其远祖的“籍”和近祖的“籍”非常不同，为区别其不同，一些学者对近祖的“籍”用了“里籍”的称谓。

（二）乐安任氏之南迁

任昉家族是南迁的北方士族，但乐安任氏是南迁族团中的哪一支？是何年何月在什么背景下南迁的？是不是与晋元帝一起渡江的那百家之一？限于史料缺损，无法确定。

在南迁浪潮中，与青州氏族有些关系而且规模比较大的记载有：

1、昌邑哀王子贺封豫章

“海昏侯贺，昌邑哀王子（封地）豫章（江西南昌）。┄┄赐汤沐邑二千户。”（《三国志•魏志•齐晔传》）说明早在西汉晚期已有青州二千户迁移到了今江西地。三国时，这一地区有大量北方流民。“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聚作宗伍。”（《三国志•太史慈传》）“时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在江东。”（《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这时的豫章郡有昌邑县、乐安县、西安县，如“使吕范平鄱阳，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刘表从子磐骁勇，数为寇于艾、西安诸县。”（《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这三县原本在青州，豫章郡有这三县名，说明汉末、三国时，这里有大量的南迁青州人定居于此，因此把原居的地名也带到了这里，即名随人迁。

2、扬州刺史东莱人刘繇

山东东莱人刘繇，伯父刘宠为豫章太守，刘繇有盛名，为扬州刺史。东莱刘氏与当时的其它官吏一样，外地任职时都携带或收容大量乡党部曲，“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繇携接收养。”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繇与（孙）策战，兵败走丹徒。”策告谕部下：“其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者，一无所间。”不降者，也一律善待。“旬日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资治通鉴》第1972页，中华书局）刘繇的这两万多人，多是来自山东的乡党部曲。刘繇的同乡太史慈被孙策俘获后成了孙吴政权的谋士和说客。北海剧人滕胄、滕耽及其家族，是与刘繇一起渡江者，后来都事孙权，成为孙吴政权的左右手。

以上两项中的南迁青州士族，似乎与南迁的乐安任氏家族有些蛛丝马迹，但由于资料零碎和笼统，还找不出能说明问题的明显和确切的证据 。

3、北府将领乐安高氏家族

《搜神后记》载：“晋太元（公元376至395年）中，乐安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今南京）。——与（其孙）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来还。”说明晋太元年间，乐安高衡、高雅之祖孙二人常来往于石头和京口之间。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这是因为与许多北府将一样，高氏也是寄家小于京口故里，所以才有高雅之自建康‘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来还’，即频繁往来于官舍和家宅之间的事。”（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第370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高雅之先为东莞太守（侨置晋陵郡的南东莞），后为广陵相；高衡之子，高雅之父为高素，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孙恩军至丹徒，高素以冠军将军戍守石头（见《安帝纪》）；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桓玄入建康，高素被杀，时任吴兴太守。此时侨居江左的另一位乐安高氏为高柔，孙统《高柔集序》中谓高柔“家道隆崇”，曾为司空（郗鉴）参军、安固（属扬州临海郡）令。因此乐安高氏的高衡、高素、高雅之、高柔，都曾在江左的建康、京口、广陵任职或居住。但乐安高氏与乐安任氏的关系不详。

3、东莱苏峻集团

《晋书•苏峻传》载：峻，长广掖（山东掖县）人，父苏模安乐相（经查阅资料，当时似乎无安乐国，此安乐相或许是乐安相。）

“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远近感其恩义，推峻为主。遂射猎于海边青山中。元帝闻之，假峻安集将军。时曹嶷领青州刺史，表峻为掖（县）令。峻辞疾不受。嶷恶其得众恐必为患，将讨之。峻惧，率其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既到广陵。朝廷嘉其远至，转鹰扬将军。”苏峻率领大量青州流民到了广陵，晋元帝以峻为鹰扬将军。苏峻的力量不断壮大，“威望渐著，至是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同上）但苏峻对驻防江北不太满意，想回已荒芜的青州已展鹰犬之用，犹豫不决时，“参军任让谓曰：‘将军求处荒郡，而不见许，事势如此，恐无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从之。”

屯居广陵的苏峻，其高参是任让。《魏书•司马睿传》曰：“阜陵令匡术，乐安令任让，并为峻谋主。”这条史料的信息特别重要，说明苏峻率领的南迁青州士族中，有乐安任让家族；江左有侨县乐安，而乐安令又是任氏族人任让。在没有更多资料前，可把任让做为晋元帝时乐安南迁任氏的始祖。

（三）、任昉里籍

任昉祖籍是乐安博昌，是青州人。永嘉之乱后，“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郗鉴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加领徐州刺史，镇广陵。”（《晋书•州郡志》）

刘宋时，“青州刺史，治临淄。江左侨立，治广陵。”（《宋书•州郡志》）说明当时的青、兖、徐三州都镇广陵。广陵即今扬州。

据此，不少学者认为，任昉的出生、生长地在广陵，即今天的江苏扬州。（杨赛：《任昉与南朝士风》第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张基地：《任昉里籍略考》，2012年11月13日《长歌当啸》的博客）

乐安属青州，晋时郗鉴都督青兖二州镇广陵，刘宋时青州侨立江左治广陵，由此推论乐安博昌任昉出生、生长在广陵，逻辑上这是对的，但事实恐怕不完全是这样，这中间有很多疑点需要进一步研究：

1、苏峻乡里数千家渡海到广陵，但《宋书•州郡志》又载：“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南齐书•州郡志》载：“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郗鉴为兖州，镇广陵，后还京口。”两处记载都表明，郗鉴带领的青州流民，初居广陵，后又把广陵的部分南迁青州人移到江南晋陵（秦时曰丹徒，孙权时曰武进，晋武帝时复曰丹徒，即今常州。）郗鉴初镇广陵，后又返京口（今镇江）。

2、南青州并不始终在江北广陵。《南齐书•州郡志》载：“桓玄以桓弘为青州，镇广陵。义熙二年（公元406年），诸葛长民为青州，徒山阳。时鲜卑接境，┄┄乃还镇京口。”

《宋书•州郡志》载南兖州，“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公元326至342年）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省并并南兖。”《南齐书•州郡志》载：“宋永初元年，罢青并兖。” 这与《任氏宗谱》“彦升世家兖州”的记载相符，即原本是青州的任氏，后来成为兖州任氏。这些记载表明，晋成帝时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武帝永初年，又将南青州、并州都并入南兖州，而南兖州治京口。但“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宋书•州郡志》）宋永初三年（公元422年）“檀道济始为南兖州，广陵因此为州镇。”（《南齐书•州郡志》）

上述记载表明，南青州和南兖州，在晋和刘宋时，因种种客观原因，都曾有从广陵到京口或从京口回广陵的迁居历史。正因为如此，任昉里籍的确定是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笼统的用静态的观点推论，可以说任昉里籍在江北广陵。但用动态观点考察，任昉里籍也有可能在江南的京口或者京口附近。

关于任昉里籍,或者说任昉是出生、生活在江北广陵，还是出生、生活在江南地？除去对当时青州、兖州的地望进行考察外，还可以从当时对任昉家族的各种记载中寻找间接证据。

3、任昉实际的出生、生活地考索

任昉祖不详，父任遥，齐中散大夫；伯父任遐，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左丞。任昉父遥和伯父遐都在光禄熏任职，父为中散大夫，伯父为御史中丞、金紫光禄大夫。光禄熏是总领宫内一切事务的官府，其属有丞、大夫、郎，职掌议论、顾问。因此任昉父和伯父都是宫廷内的官吏，由于职务的关系，他的居家只能在京畿附近，不能离的太远。不管任昉的祖辈住在何处，任昉的父辈只能住在京畿，不可能住在江北的广陵。

此结论还可从如下史料中得到间接证明：

（1）、《南史﹒任昉传》载：任昉“四岁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自制《月仪》，词义甚美。褚彦回（褚渊）尝谓遥曰：‘闻卿有令子，相为喜之。’”这时的褚渊，为宋明帝的护国将军、顾命大臣。褚渊与任昉父遥如此熟悉和亲近，表明任昉父此时也住京畿建康，并也是刘宋朝廷里的重要官员。

（2）、《南史•褚渊传》载：“及高帝辅政，王俭议加黄钺，任遐曰：‘此大事，应报褚公。’帝曰：‘褚脱不与，卿将何计？”这段载表明，，与褚渊、王俭都在齐高帝萧道成周围辅佐，褚渊为司徒任昉伯父任遐参预朝政，王俭为左仆射，任遐为御史中丞、金紫光禄大夫。任昉伯父任遐也是南齐朝廷中的重要人物。

（3）、《南史﹒任昉传》还载：“永明中（公元483至493年）遐以罪将徙荒裔。遥怀名请诉，言泪交下。齐武帝闻而哀之，竟得免。”这件事表明，任昉父任遥也活动在朝廷内外，他的行动可以直达皇帝处。

（4）、《南史·任昉传》又载：“以父丧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后起。齐武帝谓昉伯遐曰：‘闻昉哀瘠过礼，使人忧之。”《南史》载“经父丧去官”，杨赛先生释“以父忧去职”（见杨赛：〈任昉与南朝士风〉第3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丧”与“忧”，不知孰是孰非。但这段记载表明，任昉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齐武帝都十分清楚，并十分关切。此时任昉按杨赛先生考证（同上）是26岁。按文中记述的状况，此时任昉也只能生活在江南京畿，而不会在江北。

（5）《梁书﹒任昉传》载：任昉“幼好学，早知名，宋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时昉年十六。”这是宋废帝元徽三年，即公元475年的事；同书载：“（齐武帝）永明初（公元484年后），卫将军王俭领丹阳尹，复引为主簿。”永明初，任昉时年25或26岁，也就是十年后又被王俭复引为丹阳尹主簿。这两段史料都说，任昉青年时期在京畿丹阳任职。

以上史料表明，任昉父辈在刘宋和南齐政权中，都具有很高地位，是宫廷中的重要人物。由此可推测，任昉出生、童年、青年时期，是在江南的建康京畿附近，也因此被丹阳尹刘秉、王俭辟为主簿。如果任昉的童年、青年都生活在江北的广陵，上述任昉父辈和他自己的为官经历，都与此时的各种活动记载难以吻合。

（四）、乐安任氏之祖

1、任，古任国，十分古老。

《左传·僖公三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通志·氏族略》：“任为风姓之国，实太昊之后，主有济之祠。今济州任城，即其地也。”任为风姓太昊之后，其地在任城。

但《元和姓篡》曰：“黄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为姓，一为任氏，六代至奚仲，封薛。”《古今姓氏辩证》亦云：“任，出自黄帝少子禹阳，受封于任，以国为姓。”是说任姓为黄帝之后。

《路史·国名纪》云：“任，伯爵。本姓己，帝魁母家，逮黄帝以封幼子。周之继绝也，以居风姓。今济阳任城。或曰有仍也。”是说任本为太昊风姓，黄帝时又封幼子任，即《通志·氏族略》所言：“黄帝之孙颛帝少子阳封于任，故以为任氏。”古任氏，与仍、有仍、为一家，即《左传·昭四年》“夏桀为仍之会”和《史记·吴世家》“后缗方娠，逃于有仍”。

任姓始祖地在任城，夏时奚仲迁于薛。

2、任氏远祖任敖和任光

①任氏远祖任敖

关于任昉的祖先，《梁书·任昉传》追溯到任敖，即：任昉，“乐安博昌人，汉御史大夫敖之后也。”《汉书·任敖传》载：“任敖，沛人也，少为狱吏。高祖尝避吏，吏系吕后，遇之不瑾。任敖素善高祖，怒，击伤主吕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从为御史，守丰二岁。高祖立为汉王。”任敖，沛人，与汉高祖刘邦同乡里，而且“任敖素善高祖”，随高祖刘邦起事，客从为御史，后立为汉王。因守上党有功，被封为广阿侯，传子至曾孙越人。曾孙越人及其后，文献无载。

②任氏远祖任光

关于乐安任氏的祖先，有文献可据的可归结到东汉任光。

《后汉书·任光传》载：任光，南阳宛人，少忠厚，为乡里所爱。初为乡郡县吏，与世祖刘秀破王寻、王邑。以后军功卓著，被列为协助刘秀打天下的28位熏将之一。封光阿陵侯，食邑万户。任光子任隗，永元四年（公元92年）薨，子屯嗣。屯卒，子胜嗣。胜卒，子世嗣，徙封北乡侯。

《齐乘》载：“隗仕至司空，又传三世，至孙封北乡侯，北乡始为齐地。”任光后人到齐地为官，从此任氏家族与古青州产生了关系。因此可以把乐安任氏之祖归到任光门下。因为任氏始祖在任城，今山东济宁任城，后又迁于薛。任敖，沛人，沛与薛很近。任敖随汉高祖刘邦西征打天下，任氏开始由东向西迁徙，任光为南阳宛人，这是他们迁徙的结果。

从地理坐标上说，历史上的博昌与现有的博兴并不是一个始终、完全重叠的关系，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博昌，其地域范围与现在的博兴有很大的不同。

从年代上说西汉初与东汉末相距久远，目前已知文献记载中也看不到西汉任敖与山东乐安甚至与山东青州有任何关联，任敖与任嘏之间缺环太多，任昉为任敖后，只是一种家谱传说，还找不到文献的根据。但杨赛先生在《任昉与南朝士风》一书的《乐安宗系考原》中的任昉世系表2中，把从任不齐到任昉及任昉子的世系都完整地连接了起来，不知本自何种文献？（杨赛：《任昉与南朝士风》第23至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裴子野与任昉是从中表亲，王俭是任昉的上司，王僧儒是任昉的好朋友┄┄。

但根据任昉父辈政治地位不是很高看来，江南任氏似乎不是最先渡江的那百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