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80年代基本不怎么招人待见，其中原因有不少。一个是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并不多，而学生们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教材比较陈旧，没有能够说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很多现象，这让学生感觉马克思的理论也就那么回事。虽然有的老师课讲得也不错，但是学生们更喜欢拿他们所知道的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现象来批驳老师，如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问题，如西方工人阶级的人数在减少，而所谓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等等。这种种现象似乎与马克思当年的分析不太一样。

但是，也有的学生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当中，特别是《资本论》当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从而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理念的信仰。只是这样的学生并不多。特别是有些学生，当然也包括一些青年教师，到西方留学，待上几年，看到了一些现象，似乎与马克思当年的分析大相径庭，于是对马克思的理论更加不屑。

今天看来，这种现象说明，人们比较容易被外在的现象所迷惑，而不太能够深究内在的本质。人们看问题比较容易看到表面，看到一时，看到局部，而不太容易看到内在，看到长远，看到全面。从80 年代到今天，30年过去了，西方的经济学不能说完全走到末路，但它最初的那点光环，已经褪得差不多了。金融危机，经济衰退，欧债危机，以及美国的单边主义，无一不在揭露着资本主义的腐朽与丑陋。

之所以说那时的人们看到西方是只看到一时，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势头，而没有看到整个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完整历史。在整个20世纪，除了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这二十多年的较为稳定的发展之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乏善可陈。特别是70年代中期的能源危机之后，西方总体上处于长期的衰退与萧条。经济增长率超过2%的年份都十分罕见。说那时的人们只看到局部，是因为人们在了解资本主义的时候，只盯着西方发达国家，而没有看到同样作为资本主义体系中一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繁荣是以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资源与劳动力为代价的。有人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技术给西方带来了富裕。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的剥削，这些高技术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

说那时的人们只看到表面，没有看到内在，就是说人们被西方表面的繁华所迷惑，而没有看到其内在的腐朽与危机。这已经无须解释了。西方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局面，那种繁华已经千疮百孔了，而它内在的腐朽与危机已经让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民尝到了苦头。

那时的人们对马克思的不屑，还在于那些人们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结论表现出的某种轻蔑。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这个体系就要爆炸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的确，马克思当时对资本主义的灭亡有点过于乐观，这个结论与后来的事实确实不太符合。但是要知道，那时的资本主义还没有表现出它自我调节与适应环境的能力，它当时正在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马克思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的结论，不能说完全没有依据。只是在马克思去世后，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世界市场的扩大，使资本主义有了一个暂时和平的发展时期，这种和平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有所缓解，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特别是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设想，后来在二战后，演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们的争取独立和解放的运动，与列宁当时的设想有些出入。于是人们对列宁的思想也有所质疑。这两个方面的质疑迭加起来，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的位置就可想而知了。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一定会有缺陷，这是任何理论都避免不了的。但是这不能成为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正如任何科学的理论也都存在缺陷一样。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极大的质疑，以至于物理学不得不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来填充这种缺陷。但是牛顿力学仍然是科学，仍然是今天大学里普通物理学所讲授的主要内容。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他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和思想方法上。即使他的结论有缺陷，那么这种缺陷至多存在于对资本主义终结的时间估计上。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揭示，以及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论断，仍然是符合实际的。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对于资本主义也需要有一个再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能离开资本的因素。资本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仍然存在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资本因素带来的消极作用，对此不能掉以轻心。资本就如同一头能干活，很有力气的野牲口。它虽然能干活，但是也有不小的野性。所以，既要利用它，又要控制它。给这头野牲口套上笼头和缰绳，必要的时候，也得准备一根鞭子。当然，也要预备一些上好的草料。这对于我们利用资本这个因素都是非常必要的。或者说，利用资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