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我参加了复旦大学第六届教代会。校长杨玉良做了个大会报告：

http://news.fudan.edu.cn/2013/0428/33214.html

在报告上，他有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运行下来，总体情况是好的，但在个别院系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有的青年教师反映，在这样的院系，他们‘感受不到正能量’。对此，从学校到院系都应该认真总结。”

大会报告的第二天是小组讨论和审议，有校领导参加。我有备而来，说了些看法。

杨校长报告的三个特点：

1）没有照着读稿，而是重新进行了组织；

2）高屋建瓴。我作为普通教师，平时考虑的只是干好自己的活，而杨校长的讲话给我不同的视角。

3）他的讲话，给大家提供了欣欣向荣的图景，给青年教师带来了希望。包括教职工收入、住房问题、新校区建设等，都带来了光明的前景。

作为一个青年教师，我想就“代表作制度”说说自己的看法。

中国人就是喜欢推出新名词，玩新花样。一会儿tenure track，一会儿代表作制度。政策一会一变，容易造成思想混乱和执行混乱。用理性的态度思考“代表作制”，就是看：1）新的做法是不是合理？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2）如果是合理的，那么在实际操作中，特别是在基层，是照着它做，还是把它当做是幌子？

报纸上吹捧代表作制。代表作制有正面的引导作用，并且给“十年磨一剑”的人带来了新的希望。比如报纸上说有的古籍研究所的老师就是这样“十年磨一剑”的人。让这样的人和其他教师能同台竞争，“不拘一格降人才”，就像三轮车夫也能考上复旦一样，这是好的。如果“代表作制”作为职称晋升制度有益的补充，我完全赞同，但只是一篇文章决定终身，那我觉得过了。

说到其缺点，最极端的一个例子，中南大学有个22岁的大学生，凭借着一篇“代表作”就成了“教授级研究员”，这正常吗？

在实际操作当中，所谓的代表作（哪怕是3篇复旦学报），对于申请晋升的人自己，的确是具有代表性的。但是我们老师的代表作，是否能和国外教授的水平去比呢？

代表作制是个幌子。用金刚经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果名额多，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可能没有好文章的人都能晋升。而如果名额少，苦大仇深的人多，即使你有好文章都无法晋升。我说代表作制度是个幌子，还在于在执行的当中，有的投票者根本不不看你的申请材料和代表作，他们在评之前早就有了论资排辈的成见。

在我眼里，清除论资排辈的思想，鼓励新人脱颖而出并且给符合教授水平的副教授足够的晋升名额，比推出一个新名词还要重要。名词再变，如果拥有投票权的人素质观念不变，也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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