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以来，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这四大发明一直被作为中国对世界历史发展贡献的代表广为传颂。然而，总有一些人对“四大发明”有异议，要么说它们并非中国首创，要么说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进步并没有多大的贡献，甚至有一些中国人也开始质疑“四大发明”。因此，厘清“四大发明”的提出与传播状况，并重新梳理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

我们大部分人是通过教科书了解到“四大发明”的。现行的中小学道德与法治、历史教科书对“四大发明”多有介绍，且大多数是分别介绍的。

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道德与法治》教科书在小学五年级上册“古代科技 耀我中华”一课中，专题介绍了“改变世界的四大发明”，文章讲述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与改进，在相关链接栏目引用了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观点：“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统编初中《中国历史》教科书在七年级上册“两汉的科技和文化”一节中，专题介绍了“纸的发明”，指出西汉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造纸的基本方法，东汉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世界各国的造纸术大多是从中国辗转流传过去的。教科书提到了考古学家在西安灞桥、甘肃天水、敦煌等地多次发现的西汉时期麻纸。

《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宋元时期的科技与中外交通”一节中专题介绍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指出我国在隋唐时期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北宋匠人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用的是泥活字，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其有所记载；此后能工巧匠们又发明了木活字，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对木活字技术有系统总结和创新；元代出现了铜活字印刷。教科书还指出，13世纪时，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之后传到日本和东南亚，又经丝绸之路传到波斯，后经蒙古人西征等途径传入欧洲。

这一节的教科书还专题介绍了“指南针、火药的应用”，指出汉代时人们利用天然磁铁制成了指南工具“司南”，并配有经典的“勺状图”；宋代开始用人造磁铁制成指南工具，并制成了罗盘，北宋时期已将其应用于航海；乘坐中国海船的阿拉伯商人将指南针传到阿拉伯国家，进而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远洋航海技术的发展。对于火药，教科书中说，中国人在唐朝发明了火药，在宋朝运用到军事领域，制成各种火器；南宋的竹管火枪揭开了世界热兵器的序幕；中国的火药和烟火在13世纪传入阿拉伯地地区，在14世纪初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新的统编高中必修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在“三国至隋唐五代的文化”一课中，也介绍了唐朝的雕版印刷及火药的使用；在“辽宋夏金元的文化”一课中，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在宋朝基本成熟”；在“中古时期的亚洲”一课中，提到中国的造纸术经过阿拉伯传入欧洲；“全球航路的开辟”一课指出中国的罗盘传入西方后被广泛应用于航海。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教科书《文化交流与传播》在“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一课中提到，8世纪时中国的造纸术随着唐朝与大食的军事冲突而传入中亚、西亚及欧洲，火药在13世纪经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指南针促进了远洋航行，欧洲人借鉴中国的印刷术造出了自己的活字印刷机。教科书在“史料阅读”栏目引用了德国人类学家利普斯在《事物的起源》中的观点，说明中国人造纸的知识传入了欧洲；引用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发表的观点，指出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在“文化传承的多种载体及其发展”一课中，编者除了介绍中国古代的造纸术、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之外，还提到德国的古腾堡将多种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中小学教科书中对于“四大发明”的介绍基本上都是分开的，只是在小学的时候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以“四大发明”的提法呈现。同时，教科书明确了它们都是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后，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大发明”说法的提出与传播

“四大发明”这一说法有一个形成过程。如前所述，教科书引用了培根和马克思的言论，他们二人都只是提到了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这三大发明，而且他们都没有明确这三大发明与中国的关系。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开始将这四项重大发明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的呢？

在19世纪末，已经有传教士提到中国有“四大发明”。根据已有研究，最早将“四大发明”放在一起的很可能是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59年，他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提到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但没有给出“四大发明”这样的提法。

民国时期，中国人自编的新式历史教科书开始在各地中学使用，这些教科书中大部分提到的也是罗盘、火药和印刷术。1925年，美国学者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在其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的序言中指出：“四大发明（Four Great Inventions）在文艺复兴之初传遍了欧洲，对于近代世界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这些发明和其他发明，中国起到了显而易见的关键作用。”这部著作认为“四大发明”源于中国。卡特的说法很快在中国得到了传播。

1933年，史学家陈登原（1900~1975）在世界书局出版《陈氏高中本国史》，这本教科书明确列出了“四大发明”子目，且强调这四项发明创造最早出现在中国。此后，“四大发明”作为一个整体的提法不断出现在历史教科书和其他书籍、报刊上。不过，在20世纪中叶之前，比较流行的说法还是三大发明，造纸术并没有被纳入其中，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也是如此表述的。

李约瑟（Joseph Needham）本来是英国的一位生物化学家，受到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影响，其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他领衔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正在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以其名字命名的“李约瑟难题”更是吸引了全球科技史家与科技哲学家的注意，热度至今不减。李约瑟直到1945年才将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这四项发明创造一起提出来，但没有冠以“四大发明”的说法，而且他是把造纸和印刷术合作一起，与指南针、火药并列来说的。当时，李约瑟在发表于英国《科学与社会》杂志上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人的发明改变了世界历史，如果没有纸和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的发明，西方就不能由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李约瑟的说法影响很大，特别是在中国本土。

20世纪中叶以后，“四大发明”的说法超过“三大发明”在中国各地传播开来。195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科普读物《四大发明》，介绍了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发展和传播历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仍然有历史教科书使用“三大发明”的说法。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有人对“四大发明”的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关注“四大发明”本身，质疑它们是否真的是中国古人首创的发明；第二类则关注“四大发明”有关的问题，质疑“四大发明”的历史地位，认为中国古代发明创造中，称得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并非这四个发明，而是包括丝绸、瓷器等在内的其他发明。对于第一类问题，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一直在通过文献考证和考古发掘不断给出确证。比如，科技史家潘吉星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一书中，就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充分论证了“四大发明”起源于中国的历史事实，并详细考察了它们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轨迹。对于第二类问题，则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讨论。

中国不止有“四大发明”

说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影响世界的发明创造，其实远远不止“四大发明”。

李约瑟的著作中不仅提到了中国的“四大发明”，他还从A到Z列举了26项源自中国的发明。言下之意，中国的发明创造很多。美国学者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著作，写出了《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列举了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不过这些都是由少数外国研究者提出来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人都习惯以“四大发明”为代表，证明中国人对世界做出的贡献。但“四大发明”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不能全面体现中国智慧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科技史界一直在努力，在深入挖掘历史与考古证据的基础上，向全世界讲述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创造的生动故事。

2013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课题组，邀请所内外专家集体攻关，梳理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88项，大致分为科学发现与创造、技术发明、工程成就三类。科学发现与创造类中包括干支、十进位值制记数法与筹算、小孔成像等；技术发明类包括水稻栽培、养蚕、温室栽培、马镫、地动仪、人痘接种术等；工程成就类包括曾侯乙编钟、都江堰、长城等。正如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所说，中国人最先栽培了茶（世界三大饮料作物之一）、水稻（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大豆（最重要的豆类作物）、柑橘（最重要的水果作物之一），这些作物的栽培技术传向世界，对人类的贡献并不逊色于“四大发明”。

2017年，科技史专家华觉明和冯立昇编写出版了《中国三十大发明》一书，对发明概念的界定和分级、重大发明的遴选等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除了“四大发明”之外，该书还列举了粟作、稻作、汉字、蚕桑丝织、瓷器、十进制计数法与筹算、茶的栽培与制备、珠算、人痘接种术等影响世界的重大发明。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凭借勤劳和智慧贡献了无数发明创造，其中有不少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我们既不必守着外国研究者首倡的“四大发明”不放，也不必自惭形秽，更不必落入自我怀疑的陷阱。加强历史和考古研究，用更多的证据去说话，更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为人类这个大家庭所做的特殊贡献。

         本文发表于《百科知识》2021-03（B）：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