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制下的科研很难产生诺奖级成果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每年十月都是科学界的嘉年华，各项诺奖获奖名单将陆续公布，这场盛会日益成为大国之间展现科技实力的舞台。随着近年来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国人对诺奖的急切心情与期待也是水涨船高。客观地说，只要保持目前的发展态势，未来会有很多中国科学家获得诺奖，这应该是一种必然趋势，但要清醒意识到，趋势只是对未来的研判，属于将来时而不是现在时。毕竟实力的积累是需要花费时间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许此刻，更应该反思我们的科技管理体制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在通向未来的路上，把那些影响科技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都解决掉，这才是当下整个社会应该有的共识。

获诺奖的成果大多具有如下特点：1、成果大多集中在基础研究领域；2、研究者通常是在约束较少的自由状态下从事研究；3、成果具有高度独创性，其对未来影响深远。形象地说，诺奖成果是科技界的奢侈品，是有其独特品位的。这种研究品味的养成并成为一种习惯，是需要长期的熏陶与培养的。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也就是这20年的事，刚刚完成从穷科学走向小康科学的阶段，基本的科学品味尚处于刚刚形成中，现在就奢求大举收获诺奖，显然是不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与其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结网。因而，当下的科技管理部门亟需解决如下两个问题：其一，改变资助模式，给自由研究留出空间和时间；其二，塑造与培养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品味。相对于赌博式的投资几个诺奖人选来说，科技生态系统的建设对于未来的意义更为深远。

任何科学成果的产出都是需要投入的，但是投入方式的不同，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后果。当下中国科技的投入方式完全采用从上到下的项目制管理模式，项目总类繁多（如人才项目、基金项目、学科项目等），几乎涉及到科技行业的所有领域，从而达到以项目为指挥棒调控科技共同体的行为选择模式。这是整个社会的治理模式在科技界的翻版。客观地说，最近20年中国奉行的项目治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其弊端也在逐渐显现。对于科技界而言，项目制科研对于管理者而言具有如下的优势：其一，通过项目，可以加强对于科技界的全面掌控与计划；其二，项目制的实施可以把管理做到显性化以及各种规训技术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科研领域，从而获得对于科技界调控的合法性与认同；第三，项目制塑造群体内在偏好，并形成为利益的科研而非为探索的科研，无形中扼杀了共同体的创造性与想象力，因而也就无法做出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科技管理就是项目管理。

项目制科研之所以离诺奖很远，原因有四：其一，项目可以越过所有中下层单位设置的壁垒，直达行动者个体，毕竟利益对于行动具有高度敏感性；其二，项目制采取的申报机制，看似规范严格，实则把很多超前的想法在第一关就筛选出局，这就变相地封堵了自由探索的可能性；第三，项目制适合应用研究领域而不适合基础研究领域，一切按计划运行，后果可以高度预期，这对于管理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显性政绩指标；第四，整齐划一的申报模式，以及后续的评审、检查、中期汇报与结项等流程，可以把管理者的意志、目标与偏好很好地嵌入科研过程，任何偏离这套流程的研究都将面临无法交差的困境。久而久之，科技界的品味被塑造成为利益的科研，而非为真理的科研。

这个模式关注的焦点是：谁钱多，谁好汉。赢者通吃导致优势累积与资源使用效率的大幅降低，至于成果的重要性则沦为第二位的。基层管理部门更是乐于支持本单位科技人员争抢项目，毕竟不要自己出钱，出了问题也可以往上推。故而，在基层的评价体系的推波助澜下，项目制科研运行得风风火火，但是，其实际成效并不理想。笔者看过网上公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年经费科学家排行榜Top100的名单，这个榜单里最后一名的经费都有3188万（23个项目）。更有数据显示，获得经费资助总额在1亿元以上的科学家有9人，5000万以上29人，1000万以上有1017人。不知道这些真金白银换来了多少重要的科技成果？很多时候，笔者一直想知道，那些掌握大把科研经费的人在没有取得应有的原创性成果的时候是否会在内心产生些许的不安与内疚感？虽然科技界不能搞平均主义，但差距如此悬殊也绝非好事。在机会公平原则被任意肢解的当下，科技界早已分化成两个世界：一边富可敌国，另一边则是举步维艰，连维持基本的科研运行都很困难。这实在是对智力资源的浪费。早些年笔者曾提出：科技界应倡导：负责任的研究与有情怀的研究，其初衷无非是想说：捍卫权责对等原则以及培养科学研究的品味。

1982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Stigler）在诺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中指出：若没有投入大量时间、智力和研究资源，人们无法完全掌握一个新想法，无法将其发展为暂时为人接受的假说，也无法对其展开某些实证研究。遗憾的是，项目制科研极大地扭曲了科技人员对于时间、智力与资源在研究中的功能与意义的认知，并把目的与手段的结构彻底颠倒。

反观当下，2015年中国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07%，，其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5.1%、10.8%和84.1%。这个投入格局，大体可以判断我们的科技成果产出的分布格局。投入最少的领域却想获得最高端的科技成果，这是不切实际的。发达国家投资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大多在10%-15%之间，因此，我们当下需要改变科技投入的结构，逐渐加大基础研究所占比例；同时，逐步缩小竞争性科研项目的比例，为一些优秀人才提供稳定的非竞争性长期资助（个人要么选择长期稳定资助，要么选择竞争性项目，不可兼得），从而为自由探索留出合理的空间与时间，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些人从项目制的规训下解放出来，真正做出一些有品位的科学成果，这样的成果才有可能是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为了抵消项目制对于科技界的侵蚀与逆淘汰现象，应该在全社会与科技共同体内部形成一种伦理共识：拿大钱却不出大成果的行为是可耻的！

我们之所以对中国科技的未来报以充分的信心，是因为我们拥有数量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目前我国的全时当量科研人员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另据报道自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大学招生人数将突破一个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科技继续进步的根基与土壤。只要政策稍微做一点调整，将会导致很大数量人才选择方向的改变，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采用两套管理系统，在主系统（项目制）改变不大的情况下就可以让科技付系统（自由研究）产生规模效应，而且这种分流也与当下科技资源分布结构相匹配，一旦基础研究领域产生溢出效应，那么付系统的运转将得到巩固，并在两个系统中形成竞争，从而更好地提高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并能以市场化的方式调控人才的流动。根据分工原则，科技主系统全力满足经济发展主战场的需求，而科技付系统则专职探讨未知世界和真理，到那时，诺贝尔奖不就是我们科技付系统这块自留地上将要收获的果实吗？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写于9-30，现在发在科协的《科猫》微信公众号，发表时略有修改，感觉更平衡与温和一些，任何一篇文章的出台都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与曹老师合作很愉快，这是原稿，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