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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科学家早夭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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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科学家早夭现象值得我们关注？
1、王珂 2、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随着市场经济理念的深入内化于心，关于各类资源我们无意识中形成一种错误的认知，即只知道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却很少考虑到资源的保护与永续发展。这种认知模式迅速向所有领域扩散，对于自然资源而言，我们见证了资源的破坏性开采与枯竭。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认知模式渗透到人力资源领域，情况就变得更加严峻。即便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如果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很可能出现投入大于产出的不经济情形。这种野蛮开采，对于整个社会和个人而言都是巨大的损失与浪费。近年来，一些青年科学家正值科学事业的鼎盛期却由于过劳早早地离开人世，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被称之为科学家的“早夭现象”。客观地说，“早夭现象”是一种典型的资源不合理利用而导致的整个社会和个人的损失。如果能发现早夭现象的一些共性成因，就有可能最大限度上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也就相当于为整个社会创造了价值。为此，我们需要从近两年的早夭案例中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为未来的新型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借鉴。
一、早夭科学家的群体特征与社会学分析
根据媒体公布的消息，我们可以按图索骥搜集到自2019年以来早逝的科学家名单，为了找到早夭背后的成因，需要对他们生前的群体特征与科研贡献做些简单的整理和分析，这不仅是对逝者的一种悼念，也是希冀从早夭现象出发，对当下的科研文化进行反思，希望能在更深层次上解释其背后的因果关系，以便为未来的科技政策制定和改革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和线索。
表1. 2019年以来早夭科学家名录
序号 | 姓名 | 性别 | 出生时间（年） | 去世时间（年） | 去世年龄（岁） | 所在机构 | 职称 |
1 | 周军 | 男 | 1979 | 2021 | 42 |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 教授 |
2 | 郝玉金 | 男 | 1971 | 2021 | 51 | 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 | 教授 |
3 | 赵勇 | 男 | 1976 | 2021 | 45 |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 教授 |
4 | 胡伍生 | 男 | 1965 | 2021 | 56 | 东南大学测绘工程系 | 教授 |
5 | 李斌 | 男 | 1967 | 2020 | 53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 教授 |
6 | 李晓峰 | 男 | 1979 | 2020 | 41 | 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 | 副教授 |
7 | 殷小玮 | 男 | 1972 | 2019 | 47 | 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 | 教授 |
8 | 牟阳灵 | 女 | 1974 | 2019 | 45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 教授 |
9 | 王渊旭 | 男 | 1973 | 2019 | 46 | 河南大学物理与电子学院 | 教授 |
10 | 张小英 | 女 | 1973 | 2019 | 46 | 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 | 教授 |
11 | 姜夫国 | 男 | 1984 | 2019 | 35 | 美国德州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 | 助理教授 |
12 | 肖育众 | 男 | 1988 | 2019 | 31 |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 副教授 |
如表1所示，根据网上信息，自2019年以来我们搜集到12位早夭的科学家（也许还有很多没有被媒体关注到），这12人中，有9位教授，2位副教授，1位助理教授。10名男性科学家，2名女性科学家，他们去世时年龄最少的仅31岁，年纪最长的也才56岁，平均年龄为44.8岁，大多是70、80后。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年龄进行的划分标准，青年人为18岁至65岁，这些去世的科学家都是青年科学家，是最具活力的群体。他们正值科学研究活力最旺盛的年龄区间，正处于创造力和产出的峰值年龄段。他们的学术背景如表2所示:
表2. 早夭科学家的教育背景
姓名 | 教育背景及研究经历 |
周军 | 2001年，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物理学院；2007 年，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物理学院，师从许宁生院士；2007年-2009年，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9 年，以教授（30岁）身份受聘入职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 |
郝玉金 | 1994年、1997年，于山东农业大学先后获学士和硕士学位，硕士论文获“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2000年于华中农业大学获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0年-2002年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攻读博士后；2002年-2004年，日本国家果树研究所做博士后；2005年，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综合基因组生物学研究所朱建康实验室合作研究。2005年10月，山东省首批“泰山学者”特聘教授（34岁）。 |
赵勇 | 199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3年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3年-2006年，武汉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6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获得由美国Ellison基金会及美国衰老研究联合会（AFAR）颁发的优秀博士后奖；2009年起任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助理讲师；2011年6月，赵勇受聘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35岁）。 |
胡伍生 | 1985年，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测量系工程测量专业；1988，硕士毕业于河海大学工程勘测系水工结构工程专业；1988年－1990年，于东南大学土木工程系做助教；1990年－1994年，于东南大学交通运输系做讲师；1995年－2002年，于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升为副教授；1996年－2001年，博士毕业于河海大学水电学院水工结构工程专业；2002年，升为东南大学交通学院教授/博导（37岁）。 |
李斌 | 1991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1994年，日本大阪大学获工学硕士、工学博士学位；2000年，大阪大学助理教授；2004年，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37岁）。 |
李晓峰 | 1999年，本科毕业于北京机械工业学院机电工程系机电工程专业；2003年，硕士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宇航科技学院机电工程专业；2006年，在北京理工大学宇航科技学院机电工程专业获博士学位；2009年-2020年，北京理工大学机电系统工程系讲师；2020年7月晋升为副研究员（41岁）。 |
殷小玮 | 2001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获工学博士学位；2002年3月至2004年9月，受Lady Davis基金会资助，在以色列理工学院材料系从事博士后工作；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受洪堡基金会资助，在德国爱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材料系从事博士后工作。2005年11月，通过西北工业大学教授评审（33岁）。 |
牟阳灵 | 1996年，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后保送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6年获得北美顶尖七校之一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利分校博士学位，2007年-2012年在美国索尔克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
王渊旭 | 1997年，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2002年，山东大学物理与微电子学院获博士学位；2002年7月至2004年4月 为山东大学物理学院讲师；2004年5月至2005年9月，为日本国立物质材料研究机构做博士后；2005年10月至2007年3月，在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做博士后；2007年，任河南大学物理与电子学院，教授，黄河学者，博士生导师（34岁）。 |
张小英 | 1996年，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动力系；1999年，获硕士学位（同上）；2002年获博士学位（同上）。 2002年-2004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后；2004年-2011年，在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从事发动机高温流场及辐射研究；2011年-2012年，美国普度大学，国家公派访问学者，研究反应堆热工分析和反应堆熔堆工况的动态烧蚀理论与计算；2012年，在华南理工大学负责核电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工作。 |
姜夫国 | 2005年，清华大学获硕士学位，师从饶子和院士；2013年于Rutgers University获博士学位, 师从Jeseph Marcotrigiano教授；2013年，UC Berkeley Jennifer Doudna实验室；2019年，MD安德森癌症中心助理教授（35岁）。 |
肖育众 | 本科毕业于南师范大学生命与科学学院；2012年，保研至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养科学研究所硕博连读；博士毕业获中科院院长奖；2016年，破格提拔为副教授（28岁）。 |
这些早夭科学家在科研成就上，也是同龄人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积攒的学术资本见表3所示。
表3.早夭科学家积攒的学术资本
姓名 | 研究领域 | 主要成就 | 死因 |
周军 | 材料 | 2020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获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第二完成人）、2015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二完成人）、2009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连续入选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2018，2019），获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资助（2013），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4）、2009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等。指导了15名博士后，36名博士生，29名硕士生，所指导过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中，5人获得国内高校正高级职称（教授/研究员），1人获中国电子学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 因工作积劳成疾 |
郝玉金 | 生物学与生物技术 |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带头人，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水果创新团队岗位专家。任山东农业大学副校长，国家苹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家评审组成员、中国园艺学会理事等；国际SCI期刊“Horticulture Research”、“Plant Cell, Tissue & Organ Culture”的副主编，“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Scientia Horticulturea”的咨询编委。 | 因病医治无效 |
赵勇 | 细胞衰老与癌变 | 2020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 因病去世 |
胡伍生 | 测绘 | 任东南大学土木学院测量教研室主任，南京北极测绘研究院院长，全国交通工程测量学术研究会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测绘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测绘学会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等。主持与参加国家863、自然科学基金和工程研究等项目120多项，出版专著和教材12部，发表学术论文230多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42项，先后获省部级等各类科技进步奖11项，宝钢优秀教师奖等各类教学成果奖7项。 | 突发心梗 |
李斌 | 建筑 | 国内外发表论文220篇，著作4部，主持参加建筑设计、城市设计规划、环境设计项目42项，其中日本 27项。 | 不幸离世 |
李晓峰 | 机电工程 | 获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二项、国防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 | 急性心肌梗死 |
殷小玮 | 材料 | 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获2002年教育部自然科学进步二等奖、2002年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03年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2004年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先后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航空基金、“973”计划和“863”计划等科研项目。 | 因病抢救无效 |
牟阳灵 | 生物工程 | 2012年回国于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所工作；2014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担任生理学系主任，任湖北省生理学会理事长；“十一五”规划教材《医学机能学实验教程》主编，发表“Neuron”、“Nature Neurosecince”、“Pans”、“Elife”等顶尖科技论文20余篇。 | 因病去世 |
王渊旭 | 材料 | 2006年，完成日本物质材料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工作后到河南大学工作，相继受聘为“黄河学者”、省特聘教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提出了层状热电材料导电的物理机制；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 因病去世 |
张小英 | 核电工程 | 2015年，通过“百人计划”引进到中山大学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4项及高校合作和其他项目10余项；共发表SCI检索论文4篇，EI检索论文30余篇；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软件2项。 | 突发疾病 |
姜夫国 | 基因编辑 | 2013年加入UC Berkeley Jennifer Doudna（CRISPR的发明者之一）实验室工作，一直致力于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复合体的基本机制，其出色的科研成果发表在Nature（2篇）和Science（3篇）上。 | 脑溢血 |
肖育众 | 生命科学 | 28岁破格提拔为副教授，不少成果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大影响。比如《在子宫内膜癌的治疗中，不同人群对于化疗药物顺铂敏感性差异的分子机制研究》，曾刊登于国际权威科学杂志“Plosone”。 | 无征兆猝死 |
在追溯这些青年科学家的教育背景以及科研成就中，除了科学家前期必经的教育经历外，他们年纪轻轻就已评为了教授或者副教授，如周军，他在30岁时就已经评为教授，这在科学领域是不多见的，通过这些信息足以证明这些青年科学家在同龄科学家群体中是杰出的，除了天赋之外，也能约略体味到其背后付出的超常勤奋与努力。相对而言，科学界是整个社会系统中最公平的领域，在科技界的奖励系统中，他们的学术成就都得到了科技界的承认，如周军、赵勇、殷小玮、郝玉金都曾获得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其中，周军、郝玉金还获得了“长江学者”的称号等，这些高级人才称号在科技界很难获得。由此足以证明他们都已经成为本领域的著名专家，如果他们不早夭，他们会为整个社会贡献出更多的知识产品，对于个人而言，他们的早逝对于他们家庭也是巨大的打击。试想，积攒学术资本是何其漫长而辛苦的过程，他们的逝去是严重不符合经济学原则的，而且有些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然而，回看他们的死因，对外公布的结果不是因病去世、突发疾病就是猝死，并非意外死亡。众所周知，在僵化的科研评价体制下，最大限度挤占生理时间就成为增加时间投入的唯一渠道，毕竟科研产出与时间投入高度正相关，而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会使交感神经长期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从而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给心脏带来极大的负荷，此种情形下极易导致猝死。在知识快速更迭、产出高度不确定的科技领域，科研本身的难度、社会建制设置的评价体系与生活的琐碎，多重压力聚焦于一个有限的个体身上，而又缺少相应的纾解出口，不客气地说，这些因素的叠加无异于拿生命在做研究。2019年，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大阪大学等研究团队发布报告指出，与一天工作时间7小时到9小时的标准组相比，一天连续工作11个小时以上的人群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率提高了63%。[1]另一项对研究也揭示了慢性疲劳的严重程度、工作压力、抑郁症状和医生加班量之间的关系。[2]2021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关于长时间工作影响生命健康的报告，在2016年全球死于缺血性心脏病和中风的人数达74.5万，比2000年增加了29%。同时，全球约有4.88亿人处于长时间加班状态，其中亚洲和非洲是超时工作的重灾区。这份报告指出，每周工作55小时以上导致中风风险增加35％，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增加17％。[3]正如肖育众曾在《我与实验室有个约定》中提及繁忙的科研生活：“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忙到凌晨。记得有一次实验，我接连做了两个通宵，整个人都累趴了”。事实上，这也是那些追求卓越的科学家们的真实科研写照。在大科学时代，科学通常伴随着着激烈的竞争与压力，今天科学家的工作时间比过去增加了。科学家这一角色的扩展使他们除了传统的学术角色外，还有行政管理以及额外的社会性工作，这些通常都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再加上科技体制内越发精细的绩效考核，使得整个科技共同体变成一个巨大的竞争场域，没有人可以躲得过去，除非你放弃。一个越荡越高的评价秋千总会把一些人甩出去，直到一些人主动下来为止，否则秋千会一直闪亮地来回荡下去。这些因素的叠加，个体基本上无能为力。我们曾多次撰文指出：对于一个大的科技共同体，应该适当降低外部的激励机制，因为群体规模足够大的时候，系统自身就会在内部形成很强烈的竞争，此时如果再辅以强大的外部激励，这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不友好。从上述表格中，不难看出这些英年早逝科学家，大多不重视锻炼和兴趣爱好的培养（担心占用时间），工作和生活也未能达到平衡。导致他们早夭的原因大多都是病和累死的，越是简单的结论，也是越发难以处理的，因为整个环境已经退化成一种原始体力角斗场，没有人是幸免者，只是早晚而已。
二、高昂的超时代价是必须的吗？
据中国科协2016年发布的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工作时长为8.6小时，最长工作时间每天16小时，博士学历的科技工作者每日平均工作时间最长，为9.29小时。2018年中国科协发布了《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出科研项目管理繁文缛节仍较多，科技工作者总体平均每周工作49.7小时，比2013年的48.8小时有所增加，超时工作情况有所加剧。[4]《自然》杂志曾对来自93个国家、地区的7600多名博士后的调查发现，对于许多博士后来说，获取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对许多人来说，长时间的工作让他们无法再顾虑其他事情。几乎所有（97%）受访者都要在周末和节假日加班，长时间的工作、压力和不确定性对精神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接近一半（49%）的受访者因为与工作相关的抑郁和焦虑想要寻求帮助。[5]2019年，马克斯·普朗克学会进行了一项基于科学范围的工作文化和工作氛围调查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以绩效为导向的研究组织中，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冲突变得不再重要。[6]2020年，英国惠康基金会对全球4,000多名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调查显示[7]，许多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正面临严峻的压力，尽管大多数人都同意他们为从事研究工作感到自豪，但五分之四的研究人员认为，激烈的竞争正在塑造激进的工作条件，近一半的科研人员感到长时间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三分之一的全职受访者表示，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曾寻求或想要求助抗击抑郁或焦虑的专业人士的帮助。这项调查的负责人贝丝·汤普森（Beth Thompson）认为，研究人员被要求在强压下完成任务，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研究质量均受到了损害，而这些将无法做到人尽其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科学界超时工作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越是好的研究机构，科学家所投入的科研时间会更多。那么，超时的工作是否会带来科学收益的最大化呢？李强、赵延东等的研究表明，科研时间与论文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联系，过多增加科研时间投入只会导致普通论文数量的增长，会减少优秀论文的产出。[8]由于科学家角色的多样性，在时间分配上也很难达成均衡，“学术棘轮”解释了个人通过放松与制度关联起来的责任从而增加他们的自由支配时间（追求专业和个人目标的时间），花在教学上的时间越来越少，那些为教育买单的人，尤其是学生、家长，将这种变化视为生产力的下降。[9]同时，有证据表明超时工作容易造成职业倦怠， 一项美国医生的调查显示[10]，从2011年到2014年，美国医生的职业倦怠和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满意度持续降低，一半以上的医生正在经历职业倦怠。从长远来看，超时工作不仅无法获得长期收益，甚至会挫伤整体的积极性以及良好发展的可持续性。正如惠康基金会董事杰里米·法拉尔（Jeremy Farrar）所指出的，糟糕的研究文化最终会导致糟糕的研究。从资助者、领导者到大学和机构的负责人，科研工作者的压力必须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并且采取行动。基于上述国内外研究的分析，可以明确得出一个结论：高昂的超时工作根本没有必要，它之所以在全世界迅速蔓延并成为一种症候，除了研究越来越复杂所造成的耗时上升之外，还有一种政策短视造成的群体盲从效应所带来的结果，因此，减少盲从至少可以让我们更自由一些。
三、反思与建议
5月30日是第五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这个节日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对科技工作者的致敬，然而这种尊敬不应只是停留在意向与宣传层面上，而应该实实在在地关注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状况以及心理健康状况，从制度安排上为科技工作者松绑。屡屡出现的科学家早夭现象并非偶然，它警示我们：首先，通过无限增加时间来提高科研产出显然是一种原始的得不偿失做法，在时间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下，侵占生理时间除了会影响科研人员的身心健康外，收益并不划算。其次，减少源于体制内的频度过高、强度过大的外来干扰，弱化激励机制为科技人员营造一个友好的科研文化环境，为学术自由和创造力的释放留出空间。最后，为那些超时工作已经陷入精神压力困境中的科研人员提供必要的心理援助以及健康指导。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防范研究” 的资助，编号：20ZD041，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劳动时间与急性心肌梗塞、中风发病风险的关联[EB/OL].(2019-03-15)[2021-06-03].https://www.ncc.go.jp/jp/information/pr_release/2019/0315/press_release20190315.pdf.
[2] Toru Maruyama.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overwork among physicians employed at a university hospital in Japan[J].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2(3):243-256.
[3]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劳工组织：长时间工作导致心脏病和中风死亡人数增加[EB/OL].(2021-05-17)[2021-06-03].https://www.who.int/zh/news/item/17-05-2021-long-working-hours-increasing-deaths-from-heart-disease-and-stroke-who-ilo.
[4] 操秀英.中国科协发布《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科研人员过得好不好数据来说话[N].《科技日报》,2018-10-26(4).
[5] Nature.Postdocs under pressure: “Can I even do this any more?" [EB/OL].(2020-11-23)[2021-06-03].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3235-y.
[6] Max Planck Society.Max-Planck-Gesellschaft publishes survey on work culture and work atmosphere[EB/OL].(2019-06-27)[2021-06-03].https://www.mpg.de/13631026/mpg-survey.
[7] Wellcome.Largest survey into research culture reveals high levels of stress and insecurity[EB/OL].(2020-01-15)[2021-06-03].https://wellcome.org/press-release/largest-survey-research-culture-reveals-high-levels-stress-and-insecurity.
[8] 李强,赵延东,何光喜.对科研人员的时间投入与论文产出的实证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4,32(07):1044-1051.
[9] Massy, William F., Robert Zemsky. Faculty Discretionary Time: Departments and the “Academic Ratchet”[J].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1994,65(01):1-22.
[10] Shanafelt TD, Hasan O, Dyrbye LN,et al. Changes in burnout and satisfaction with work-life balance in physicians and the general US working population between 2011 and 2014[J]. Mayo Clin Proc. 2015;90(12):1600-1613.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写于今年上半年5月份，现发表在《民主与科学》2021（4），与尚老师合作愉快！关于科技共同体成员的素描：成功的（获奖的少数）、失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可以算作是最大的不幸与失败，没有责备的意思），还有那些大量平凡的（平凡着、窘迫活着的），都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在这个存在状态三部曲中最后一部分是我们持续关注的焦点：关注那些活着的、平凡着的、努力着的人们。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1-11-21于南方临屏涂鸦
https://m.sciencenet.cn/blog-829-13133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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