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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后知识分子时代的文化左岸与消失的思想路标

已有 4654 次阅读 2008-4-4 01:13 |个人分类:生活点滴|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学者

博主按语:前段时间看到杨玲君有关知识分子话题的博文,很有同感,当时就想就同一个问题谈点自己的浅见,怎奈琐事缠身,再加上自己笔力有限,码字速度总是很慢,一直拖延至今,看看写下的一段文字,自己也不满意,只好作罢,静静想自己这两年的观点没有大的变化,故把一则以前写的小文贴出,以回应杨玲等诸君有关知识分子的话题。

透过近来有关改革的激烈争论,让人不由得想到卷入这些争论的各类言说者是基于什么立场来参与这场事关无数人切身利益的辩论。面对当下日益明显的精英与公众观点的分裂,世人不得不怀疑我们该相信谁?充斥于各类媒体上的精英不时闪现出惊人的反常识之语,让人不免怀疑精英们的观点是否真的如他们表达那样的高深莫测?他们的本意是否真的具有让寻常百姓无法理会的深奥与前瞻性?还是巧妙包装偷运私货的另有所图。所有这些问题都集中在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嬗变?我们还有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吗?为天地立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否已经成为日渐远去的文化背影和消失的思想路标。

在当代,由于学科的高度分化与各门具体学科内容的复杂性,现在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或者有某种特定技能的技术人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启蒙者。可以说这些经过大学教育的人才都有自己的特定专长,然而这种知识只与私人性有关,而逐渐淡化知识的公共特性。知识成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的目的,这就是我们在后现代背景下知识人的普遍角色定位。因此,对照传统的标准,可以坦率地说:有知识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毕竟知识分子在传统的语义上还有一种特定的功能,即批判与怀疑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很多各类专家,但是知识分子却很少。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曾说:我们的大学培养的是有技能的专家,而不是事关人类解放与启蒙的大师。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认为: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门人,也是意识形态的启蒙者。反观当下,有多少精英还能够担负这种使命呢?对于中国人来说,知识分子在公众心中更包含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内在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无法回到传统知识分子的时代,这是一个以利益衡量一切的后知识分子时代。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缅怀的遥远神话。问题是在后知识分子时代我们还需要批判与反思吗?还需要思想的路标吗?知识是否只是个人谋生的手段?

在市场经济逐渐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的今天,功利主义成为大多数人唯一信奉的原则,在当下谈论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激情总有不合时宜的感觉。在利益的赤裸裸挤压与诱惑下,人类千百年来积淀下的高贵与尊严被如同纸屑一般丢弃的时候,众多知识人被时代裹胁着争先恐后地献媚于权贵,不惜说一些貌似深刻的谎言,为既存的不合理现象辩护,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这种现象还有蔓延的趋势。有人曾悲哀地叹息:中国还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吗?答案是肯定的。试想2004年郎咸平现象的意义正在于此。当一些一言九鼎的重量级知识精英在肆无忌惮地为权贵做辩护的时候,体制外的郎咸平给中国知识界一记响亮的耳光。今天想来,郎咸平的观点并不深刻,他只不过在最恰当的时候,说出了人们都已经知道的事实而已。试问,在中国底层生活过的大众哪一个不是早已经用不同的语言说出了同样的事实,难道我们的知识精英竟然真的无法看破这一点?其实,这样说实在是委屈了许多重量级的知识精英,他们同样真切地知道这些事实,而且对于这类变戏法的手段更为了如指掌,只不过经过他们最完美的个人经济合算,发现揭示现实无助于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点上与那些利益集团共谋便成了首要选项,对于那些非法侵夺者,他们可以说出这个秘密,通过真理的力量,让侵夺者被迫放弃部分利润,来招安这些揭示者;对于没有反击能力的广大公众,则继续颠倒是非,通过这种两面派的手法,一个双赢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达成了某种妥协与共谋,这就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炼金术的本意所在。至此,一些重量级的知识精英公然演变成权贵的门客。哪里还需要批判与怀疑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郎咸平的出现戳穿了许多门客型知识分子的谎言。作为回应,我们听到了许多对郎咸平的攻击与诋毁。前些日子,竟然又出现了对郎咸平的讨伐,让国人倍感失望,难道中国有些知识精英真的已经堕落到永不回头的地步?套用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口号: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儿?

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他自己特定的历史使命,但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在规定,他总要以坚决的特立独行,为我们照亮身边的黑暗,为我们守护存在的真理。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概念的外延也应该随之改变,这是必然的事情。但是,知识分子本身具有的公共性应是不容质疑的,而体现公共性的显著特征就是批判与怀疑精神,并主动地与自己的时代保持一个可以审视的距离。缺少了批判与怀疑以及必要的距离,那么就无法构成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作为学科高度分化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来源应该是多元的,它不再单纯来自某一个领域。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了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如左拉、罗素、爱因斯坦、萨特、罗尔斯、马寅初、顾准、梁漱溟等等。这个人群的数量可以很少,但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社会的批判与对苦难的同情,以及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正是这些知识分子为一个个时代树立起让全人类感到骄傲的路标。美国学者萨义德曾说: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就是从这些压力中寻求相对的独立。因而我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反观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正处于一个体制转轨影响深远的转型时期,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追求利益最大化似乎成为唯一合理的选择,因此仿佛一夜间就完成了知识分子从传统范式向后知识分子范式的转型:即从批判的转为妥协的,而且是那样的坚决,无异于整体的背叛。批判精神在市场的喧嚣中缺席了,而且毫无留恋之情。如何看待这个现实?市场经济社会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利益最大化,衡量一个人成功的主要标志就演变为直接或间接财富数量的多少。伴随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迅速转变为普及化的今天,具有知识的人在社会中的比例已经极大提高,知识人日益退去传统文化赋予的神秘光环,并且他们在这个转型时期遭遇了从中心沦落到边缘的巨大失落感,他们有理由反问:凭什么让知识人背负人类前行的所有苦难,我们也有自己的真实生活,我们也同样需要过上好日子,这些本无可厚非,毕竟真实的生活是无法回避的。但是,能否说在后知识分子时代,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可以放弃做人的良知与对社会的关怀?是否为了利益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颠倒黑白置事实于不顾?尽管后现代社会热衷于消解宏大叙事,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秩序的底线是无法消解的,比如我们可以消解诚信与良知吗?显然,这是极其危险的。在市场经济社会里,我们既要警惕资本力量对人类道德底线的侵蚀,也要审慎对待知识/权力异化带来的可怕后果。如果仍想以知识分子自居,那么必须承担由这种选择带来的代价。

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知识分子的批判与捍卫,守护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也标示着一个社会的文化高度,缺少了批判,人类的文化如何谈得上进步?谁来守护道德的规范?人类社会是否会沦落为一个残酷的弱肉强食的世界?这个代价我们负担得起吗?没有思想路标的年代,注定是一个混乱与茫然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后知识分子时代,我们仍需要批判与反思的精神,正是这些不屈不挠的精神元素的存在营造了人类的文化左岸。而不妥协的文化左岸的存在才能制约以功利文化为代表的右岸文化的泛滥与失控。如果没有以批判与不妥协为标志的文化左岸为参照系,试问我们的文化还能狂欢多久?诚如萨义德所言: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本身所代表的以及那些观念如何向观众代表——总是关系着、而且应该是社会里正在进行的经验中的有机部分:代表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毕竟在理想状态下,知识分子代表着解放和启蒙,但从不是要去服侍抽象的观念或冷酷、遥远的神祗。回到现实,谁还记得100多年前,无数知识分子努力争取的8小时工作制,在当下还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享受到?看看那些为高额学费发愁、为一次疾病倾家荡产的熟悉面容,我们还能坦然地容忍思想的路标在少数人逐利的狂欢中隐退或者倒下吗?保卫社会应该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更何况知识分子!

笔者以前也曾坚信要把事实与价值进行二分,后来发现,这是错误的,正是这种错误的预设,让我们遭受了太多的痛苦。想想长期以来对于公平与效率的处置方式,不是已经说明了这种二分法的破产吗?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只要我们还想诗意地栖居,知识分子就有责任维持一种文化左岸的存在,只有在这个氛围下,我们才能发现在人类前行中已然消失的思想路标。坦率地说,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这些思想路标,我们需要它能执著地守护我们的良知与家园!

2006/5/12夜定稿于长沙

 



“知识分子”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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