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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读《学术与政治》之以学术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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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术为业
当一战的硝烟即将散尽之时，在作为失败者的德国，绝望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在疲惫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和平主义理想之间发生了日益尖锐的冲突。政治的危机与社会的动荡，更加剧了这种紧张与不安的气氛。著名德国学者洛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在这样一个外部世界和内心生活中的所有稳定性都已经瓦解的时候，在德国，只有一个人真正面对他们年轻一代发言，这就是马克斯·韦伯。而他的发言就是两篇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
当时作为自由学生协会的一员，洛维特得以亲耳聆听了韦伯的演讲。“以学术为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到，韦伯是将一生的经验和学识浓缩在这次演讲中那些精炼的句子中。他敏锐地提出了问题，而同时却拒绝给出任何轻而易举的答案。也许正是因为韦伯的演讲拒绝对复杂的关键问题给出简单回答，才使它们在今天，在我们这个完全不同的国度中，仍然显得如此重要。施路赫特在《韦伯全集》第1部分第17卷的“导言”中指出，之所以《韦伯全集》没有象当年韦伯夫人和温克尔曼那样，将“以学术为业”编入科学方法论部分（第7卷和第12卷），将“以政治为业”编入政治文稿部分（第15卷和第16卷），而是单独编辑成一卷，就是因为这两次演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是“哲学”意义上的文本。无论是以学术为业，还是以政治为业，韦伯关心的问题都是：处在一个除魔的世界中，一个人如何面对献身与距离，激情与自律，理想与现实感，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复杂张力，不是逃避或者屈从于各种幻觉，而是坚守一种天职的日常要求，来形塑一种人格，象波德莱尔所说的，成为一个现代性的英雄。
读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无不会被韦伯充满焦虑的冷酷预言深深打动。“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灵”，在韦伯的时代，也许这还不过是一种洞察先机的预言，而今天却可能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的抱怨。然而，如何面对这样的世界，如何在这样的世界中思考和生活，对这些问题，比起韦伯的时代，我们却似乎并没有增加勇气与智慧。我们的今天仍然和韦伯的时代一样，各种幻觉大行其道，当人们没有力量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们会请回各种各样的旧神，让它们从坟墓中站起来，对我们的生活施展早已逝去的魔力。如果说，韦伯的这篇演讲对于当年听惯了各种信誓旦旦的革命演讲的洛维特来说，“是一个救赎”，那正是因为韦伯无情地摧毁了这些幻觉，这些幻觉其实不过是他在“以政治为业”中提到的所谓“怨恨和伪神义论的自命正确的要求”。在韦伯看来，一个真正以学术为业的科学家，必须摆脱这些幻觉。因为教师不是领袖，科学家也不是先知，对于那些终极价值，科学并不是可以依赖的“人生指南”。正如韦伯所引用的托尔斯泰的话所说的，“科学与意义无关，因为对于我们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科学本身提供不了任何答案 ”（中文本的翻译这里似乎有一些小的问题）。不过，我们要提防将韦伯的立场与两种常见的误解混同起来。在这里，韦伯既没有倡导一种美国社会学界中盛行的实证主义观念，同样韦伯也无意将科学斥为无用的废物甚至当代危机的罪魁祸首。因为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同样是要将科学家视为“没有精神的专家”。
韦伯想要通过他的演讲告诉我们，面对各种相互冲突的终极价值，科学的自律是捍卫“价值自由”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也只有通过这种科学的自律，这种科学中的禁欲主义，才能培养头脑的清明。不过反过来，科学也绝不意味着单纯的学识的增长，科学作为一种天职，和所有的天职一样，是我们在现世中将激情和纪律熔铸成自身人格的一条道路，因此，科学家应该象《新教伦理》中那些清教徒一样，对自己的生活风格进行伦理或实践意义上的理性化。只有这样，面对除魔的世界中各种难以解决的巨大张力，才能坚持以不可想象的勇气和承受力，担负起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命运。用韦伯一份未发表的手稿中的话说，在天职中实现的这种个性，是“站在自身生存状态中罕见的高度”，践行的一种 “英雄伦理”。而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也许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这不仅是他一生的高度，也是这个即将消亡的世纪的高度。
韦伯相信，处在一个“诸神之争”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了结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上帝无人知晓，先知也已也销声匿迹，科学不是宗教的替代品，它无法提供答案，政治也同样，面临着无休止的斗争，这正是我们的命运所在。然而，韦伯并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更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者。韦伯坚信，每个人只有找到自己的守护神（中文本译为“魔鬼”，似乎可以商榷），在自己的天职中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他才有可能真正成就他的“人格”。这样，他就和听从巴克斯特教诲的清教徒一样，即使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心安理得，摆脱对自身命运焦虑的答案，他仍然会坚持不懈的劳动，而且恰恰因为他所面临的这种困境，他才需要坚守日常实践的理性辛劳来证明自身。正象在“以学术为业”的结尾，韦伯所引的那句歌德《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中的格言告诉我们的，“什么是你的义务？日常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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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作为自由学生协会的一员，洛维特得以亲耳聆听了韦伯的演讲。“以学术为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到，韦伯是将一生的经验和学识浓缩在这次演讲中那些精炼的句子中。他敏锐地提出了问题，而同时却拒绝给出任何轻而易举的答案。也许正是因为韦伯的演讲拒绝对复杂的关键问题给出简单回答，才使它们在今天，在我们这个完全不同的国度中，仍然显得如此重要。施路赫特在《韦伯全集》第1部分第17卷的“导言”中指出，之所以《韦伯全集》没有象当年韦伯夫人和温克尔曼那样，将“以学术为业”编入科学方法论部分（第7卷和第12卷），将“以政治为业”编入政治文稿部分（第15卷和第16卷），而是单独编辑成一卷，就是因为这两次演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是“哲学”意义上的文本。无论是以学术为业，还是以政治为业，韦伯关心的问题都是：处在一个除魔的世界中，一个人如何面对献身与距离，激情与自律，理想与现实感，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复杂张力，不是逃避或者屈从于各种幻觉，而是坚守一种天职的日常要求，来形塑一种人格，象波德莱尔所说的，成为一个现代性的英雄。
读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无不会被韦伯充满焦虑的冷酷预言深深打动。“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灵”，在韦伯的时代，也许这还不过是一种洞察先机的预言，而今天却可能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的抱怨。然而，如何面对这样的世界，如何在这样的世界中思考和生活，对这些问题，比起韦伯的时代，我们却似乎并没有增加勇气与智慧。我们的今天仍然和韦伯的时代一样，各种幻觉大行其道，当人们没有力量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们会请回各种各样的旧神，让它们从坟墓中站起来，对我们的生活施展早已逝去的魔力。如果说，韦伯的这篇演讲对于当年听惯了各种信誓旦旦的革命演讲的洛维特来说，“是一个救赎”，那正是因为韦伯无情地摧毁了这些幻觉，这些幻觉其实不过是他在“以政治为业”中提到的所谓“怨恨和伪神义论的自命正确的要求”。在韦伯看来，一个真正以学术为业的科学家，必须摆脱这些幻觉。因为教师不是领袖，科学家也不是先知，对于那些终极价值，科学并不是可以依赖的“人生指南”。正如韦伯所引用的托尔斯泰的话所说的，“科学与意义无关，因为对于我们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科学本身提供不了任何答案 ”（中文本的翻译这里似乎有一些小的问题）。不过，我们要提防将韦伯的立场与两种常见的误解混同起来。在这里，韦伯既没有倡导一种美国社会学界中盛行的实证主义观念，同样韦伯也无意将科学斥为无用的废物甚至当代危机的罪魁祸首。因为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同样是要将科学家视为“没有精神的专家”。
韦伯想要通过他的演讲告诉我们，面对各种相互冲突的终极价值，科学的自律是捍卫“价值自由”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也只有通过这种科学的自律，这种科学中的禁欲主义，才能培养头脑的清明。不过反过来，科学也绝不意味着单纯的学识的增长，科学作为一种天职，和所有的天职一样，是我们在现世中将激情和纪律熔铸成自身人格的一条道路，因此，科学家应该象《新教伦理》中那些清教徒一样，对自己的生活风格进行伦理或实践意义上的理性化。只有这样，面对除魔的世界中各种难以解决的巨大张力，才能坚持以不可想象的勇气和承受力，担负起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命运。用韦伯一份未发表的手稿中的话说，在天职中实现的这种个性，是“站在自身生存状态中罕见的高度”，践行的一种 “英雄伦理”。而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也许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这不仅是他一生的高度，也是这个即将消亡的世纪的高度。
韦伯相信，处在一个“诸神之争”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了结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上帝无人知晓，先知也已也销声匿迹，科学不是宗教的替代品，它无法提供答案，政治也同样，面临着无休止的斗争，这正是我们的命运所在。然而，韦伯并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更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者。韦伯坚信，每个人只有找到自己的守护神（中文本译为“魔鬼”，似乎可以商榷），在自己的天职中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他才有可能真正成就他的“人格”。这样，他就和听从巴克斯特教诲的清教徒一样，即使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心安理得，摆脱对自身命运焦虑的答案，他仍然会坚持不懈的劳动，而且恰恰因为他所面临的这种困境，他才需要坚守日常实践的理性辛劳来证明自身。正象在“以学术为业”的结尾，韦伯所引的那句歌德《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中的格言告诉我们的，“什么是你的义务？日常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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