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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党”的学术局限——由丛远新兄留言所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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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远新兄在毛毛上一篇博文里的留言里谈及董小宛与林黛玉原型的问题（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85508&do=blog&id=527487 17楼），这里毛毛不多就此细考细说，倒是想到现代“红学”研究和文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就以一个“野狐禅”的身份简简单单不成体系地说上两句吧～
现代人治“红学”的主流，是“考证派”，即运用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最近情理的结论，研究董小宛与林黛玉的关系用的也是这一方法。“考证派”之滥觞源于胡适先生，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为“新红学”开山，近百年来的红学史皆在其笼罩之下，至周汝昌时“考证派”臻于极盛。“考证派”对于红学探微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这点不容置疑，但在文史研究的整体层面上，毛毛个人认为，过度用功于考证亦有其副作用。由于考证学之盛行，于是研究文史的人往往不就大处着眼，而只对小处推敲。毛毛不反对考证，但认为考证只能助人于研究学问之时，解决一些细节问题，在学术上应居协助地位，而为一种手段，其本身单独存在的价值有限，所以学人不宜为考证而考证，满足于考证。许多学者喜致力于考证历史上微乎又微的事件，而又不能由这微末事件的考证，求出宏观演变的因果关系，视野偏狭，难有大成。
再者，现代人对于史料典籍掌握的精熟程度与老一代学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通过《红楼梦》中大量诗词研究红学，非熟谙诗文掌故脉络渊薮者不能为之，胡适当年对曹雪芹身份的确定，便是由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得到的启发。诗文笺注一道，在人皆能诗能文、烂熟掌故的古典时代，不过记诵之学耳。然而晚清以降，道术迁变，新旧时代之间形成知识断裂，相去已如河汉之隔，今人若欲思接千载，藉诗词文本以窥探前人的心灵世界，不亦雾里看花，兴隔山打牛之叹。
我个人倒是比较喜欢丛兄这种从人性角度对董小宛与《红楼梦》关系的推测，虽非学术本位，但人情八卦本位的解读对于今天大部分的业余文史爱好者来讲足矣，可消食亦可佐酒，怡情怡趣，不亦快哉～～
说到了董小宛，就自然会联想到柳如是、李香君、陈圆圆、顾横波等等“山河破碎风飘絮”岁月里那一位位“身世沉浮雨打萍”的乱世佳人，以及她们和陈子龙、钱谦益、冒辟疆、侯方域等等这些“精品男人”们说不清道不尽的风花雪月恩怨情仇。往后毛毛或许会在博客上就这些风尘往事涂鸦几笔，但肯定不是学术论文，或许是八卦小说或乱弹散文之类的吧，读者群会兼顾无知少女与砖家腐儒，就看提笔时的心境与状态鸟～～～
科博网上红颜甚多，诸MM各自的男粉丝亦不可胜数，可能择一良日毛毛会开个“科网八艳”系列之类啥的，818科博网上那些风华绝代的女子，以及让她们声名鹊起又为她们心醉折腰的一批科博网大老爷们儿们。孔子曰：“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毛毛曰：“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都有一群才华横溢又傻巴拉叽的男人～～～”
PS：丛兄还让我看了王铮老师的《林徽因不爱徐志摩之考证》一文，现已拜读过，下面把给丛兄的回复也贴在下面，这是毛毛没有看法的看法：
“其实林徽因与三个男人的关系是很难下定论的事情，王老师文章中的论据可以佐证王老师的观点，但同时换一个角度想的话却一样能够得出相反的结论。感情的事情太复杂太微妙太不可预见太难以捉摸，很多时候理性与逻辑在探讨感情上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往事中的四位当事人都已作古，今人用考据的手段去推演是不足以还原事实的，很多真相都已飘散在风中，或许永远无法知晓，也没有必要去弄清楚了。感情，是一个非线性复杂混沌系统，是世上最难解或最无解的一道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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