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洞系列|集聚现象、系统结构与个体观念的形成与演化

骆桢

在《攻壳机动部队》中，少佐最终还是和获得自我意识的黑客程序融合了。那么，现在的少佐是谁？自我对电子化的个体（如果还有个体）还有意义吗？如果他人转瞬可以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这里提供了一个场景可以让人和人的“意识”直接融合，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要融合？如果把时间拉的足够远，这个世界在进化过程中为什么要形成人和人的分割？而不是在进化中直接形成“融合”的状态？

电影《超体》也提出一种设想，人作为细胞的聚集，细胞在能力增强后试图独立，这引发了人体的崩解和意识的演变，以至于女主需要保留男主以维持其“人性”。《阿凡达》里面则提供了一个“万物互联”的机制，于是，整个星球似乎具有了“自主意识”，天人合一不是梦。

所有这些有趣的想象都触及到两个问题：首先，一个系统的形成一定是具有结构特征的，也就是某些部分在某些维度上更加集中，甚至形成相对“独立”的形态。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构性特征？其“边界”如何决定？又如何变化？其次，“自主意识”或者“主观性”是以系统中稳定的集聚结构所形成的“独立个体”为基础的，并在“个体”之间的交互中（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其与系统本身的运动关系如何？

对于第一个问题，不仅出现在自然界，比如生态系统，甚至星系，还出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比如国家的形成，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集聚，科斯所提出的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那么企业也就是生产的“集聚”，甚至在企业内部生产流程中也存在着集成化、模块化与个性化的问题。当然，不同层次的集聚、分散与结构对应着不同的具体问题，在演化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的具体约束，这背后是否有类似的抽象规律？犹未可知。不过我们可以从系统形成的相关研究中寻得一些启发。大部分研究表明，描述个体集聚过程的动态方程虽然也是着眼于个体之间“距离”变动对于个体“位置”运动本身的影响。（这里的距离和位置可以是抽象的，经济意义上的或者其他范畴的测度）但是，这和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相差甚远。一方面，其强调的演化过程的渐进调整规则，该规则在根本不确定（非遍历性）的环境下只要可以保证秉持该规则的“种群”的生存就行，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可以“再生产出自身”。即使引入一些学习过程，也难以在非遍历性下实现全局最优，因为局部最优具有“锁定”效应，出现“路径依赖”，或者是多重均衡。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强调该系统所形成的“鲁棒性”，也就是抗风险、抗冲击的能力。这意味着，某些均衡即使可以实现，甚至是帕累托占优的，也可能因为外部冲击而瓦解。

而第二个问题，除了人的“自由意志”外，国家概念和文化的自我认同也源于近代意义上的“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和私有产权观念下的主权意识，这也是以所谓独立个体观念为基础的，包括私有制等制度所蕴含的观念。从逻辑上看，这些“独立个体”观念要以系统中的集聚与集聚体的相对独立性为基础；从历史上来看，这些观念的变化似乎也是由系统的变化所决定的。但是，实际上观念的演化和现实之间并非一一对应。一方面，观念总是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存在。从现实到观念的进路从来都不是单调的，同一个现实可以体现，也常常体现为不同的观念和立场。这也许和人类的认知结构有关，但这确实为非线性的发展和历史的复杂性提供了可能。人的行为动机是建立在观念上的，如果所有人秉持一样的观念，则会形成较为刚性的组织和集体行为，这可能难以应对根本不确定性带来的外部冲击，或者不适应新发展的需要。所以，观念的形成具有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带来了弹性和适应性，而且还在历史演化的因果链条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它可以触发历史的因果运动。这并不是要否定历史唯物论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立场，但观念以及基于观念的行为的变化确实可能触发历史的演进。如何理解？孟捷教授（2016）将其称为“系统因果性”。历史唯物论中的“决定”关系，所阐述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发生过程中的具体过程，而是历史的“时间箭头”。这意味着，一旦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一旦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就很难退回到之前的状态并持续下去。“系统因果性”兼顾了历史规律性、复杂性和偶然性。我们从生物进化的视角来看，任何变异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只有适应环境并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变异才会得到持续的遗传。变异本身的因果性是难以琢磨的，但是，哪些类型的变异可以不被淘汰，则体现了规律性和“决定作用”。因此，从现实到观念的复杂性就成为了社会系统的演化中变异机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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