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题名为politike，英语为politics，中译为《政治学》。但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译为《国家篇》，其希腊语题名其实一样是politike。在古代希腊，用politike或politeia，“即论城邦或关于城邦的学问来称呼它，是因为城邦（polis）原是他们得以生存的共同体的基本形式，而人原是一种共同体的动物。”[i]所以，有学者主张译为“论城邦”或者“对城邦的研究”或“城邦学”。所以，这门科学，或者说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是城邦，希腊人每天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这是古希腊人思想观念中最高的政治体的形态，希腊人并不认为存在高于城邦的共同体。与之同时代的波斯帝国，肯定是被希腊人所鄙视的。古希腊有数百个城邦，通常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附近的一些村庄。当发生战争时，附近村庄的平民都可以躲进城中避难。但也有少数例外，如斯多达，斯多达控制了一片相当广大的领域，但斯多达的确是个例外，而且斯多达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希腊城邦有着一致性。

[第一卷共13小节。前两节讨论了城邦的一般性质，其余各节讨论家庭管理（the management of the household）。]

亚里士多德在卷一中，开宗明义，明确地指出了城邦的一般性质和人们建立城邦的目的。“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ii]

如果将这个看作城邦的定义，那么非常明显的有以下几层意思：一，城邦是某种共同体。二，任何一个共同体之建立，乃是追求某种善。三，城邦是一切共同体之最高形式，因此所追求必为最高的善。[问题是，所有城邦追求的是同一种善，还是各有各的善？如果各有各的善，那么有没有一种共同的善是每一个城邦都必须追求的？如果城邦追求共同的善，那么这个共同的善是什么？]

[在利科看来，政治是合理性与恶的结合。亚里注重的是政治的合理性。这一段，就是对于政治的合理性的完美论述。]

   亚的政治学方法：分析法：将组合物分解成非组合物，即分解成不可再分解的简单物，一一考察各个组成部分，从而行出结论。

接着亚里士多德考察了城邦的起源。他认为，首先存在两种联合体（union），一是男人与女人的结合，二是主人和奴隶的结合。从这两种结合，就形成了家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些人天生就是主人，而另外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这当然充满了古希腊人的偏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主奴之分就是符合自然的事情，是天经地义的。可是，我们将看到，亚里士多德又将提到，在某些时候，主人与奴隶的区分并非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而且，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一，奴隶是不是家庭中的一部分？（若以男人为中心，则与妻子是姻亲关系，与孩子是血缘关系；而主人与奴隶则是权力关系）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自由人（freeman），是以家庭中的奴隶的存在为前提的，只有奴隶劳动的存在，才能使自由人从繁重的劳作中解脱出来，得以自由得参加政治活动，所以，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自由是政治活动的自由，是思考的自由，是游戏的自由，是看戏的自由，是讨论的自由，却不是劳动的自由，或者说，亚里士多德对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劳作是鄙视的。问题是，自由与劳作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是赋予劳作以游戏的意义，后现代则是要求通过游戏式的创作来追求自由。可是，在当代，是一个普遍劳作的时代，作为普通人，不可能脱离劳作，劳作对于普通人是一件无法摆脱的苦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追求自由？三，由于亚里士多德这样对待奴隶，那么给他的政治哲学造成了怎么样的弱点？一定程度上，基督教是奴隶们的造反。马克思的也是。尼采则提倡主人的道德。可是，主人和奴隶，是否有可能在一个政治哲学中都得到一个好的安排？这种好的安排是否可能？还是主人和奴隶将永远处在不断地冲突之中？

家庭是什么，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家庭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由此可见，家庭还处在自然physis的范围之内，还不是nomos人为之物。家庭当然有目的，但家庭的目的仍然只是局限于needs，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的需求，还不足以发展出各种文明因素。

接下来，“当多个家庭为着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东西而联合起来时村落便产生了”。注意，和家庭比起来，村落更多地脱离了自然而更多地具有了人为性质了，因为村落的目的是为着“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东西”，这种东西指什么呢？可能指共同防御敌人的入侵，也可能指别的，但这件事情必然是要求村落的成员联合起来共同完成的，如果说在家庭中一切事务都处在一家之主的领导下；那么在村落中，当出现某件事情需要共同面对时，各位家长就只有通过某种方式形成联合了，如选举一位首领或者所有人一起商议，这将是政治的最初萌芽。

再接下来，“当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美好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于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的产生是完全自然而然的，是家庭、村落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家庭、村落这些联合体的早期形式，而这些早期形式的目的就是城邦。（这不禁令人联想到黑格尔，黑格尔的法哲学也说国家是逻辑在先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家庭和个人，因为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一个逻辑前提和理论前提，而洛克等人的自然权利论那里，这个前提被颠倒了，个人是整体的前提，先要保证个人的独立自主性，社会契约论等才成为可能。而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个人天生就是整体的一部分，个人只有在整体中、也就是在城邦中才成为个人。对于脱离城邦的人，“要么是一个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或者说：“不能在社会中生存的东西或因为自足而无此需要的东西，就不是城邦的一部分，它要么是只禽兽，要么是个神”。

问题在于，为什么必须在城邦中生活才成其为人？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因为，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英译为：man is the only animal whom she hasendowed with the gift of speech），语言即logos。语言不是声音，动物也可以发出声音，但唯有人有语言。这里，体现出古希腊人对人和政治活动的某种普遍看法，即对语言的空前重视。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两种活动可以被看作政治性的：一是语言，二是行动，而且语言高于行动。只是通过暴力制服人，不算真正的政治，而是一种前政治的手段。“一切政治问题及其解决方式，都应该诉诸于言语的辩论，靠说服的方式来解决。”[iii]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不是诉诸于武力，而是力求诉诸于政治活动中参与的人的语言的力量，这间接地就是要求诉诸于理性的力量，通过辩论、说理等话语的力量，不是通过体力的角逐而是通过智力的较量来解决问题，这体现了人类文明程度的高度发展。（中国古代，似乎没有类似的思想。中国古代是强调礼。）

如果认可亚里士多德的命题，人是政治动物，人必须生活在某种共同体之中。那么，亚里士多德似乎并没有说明，在何种程度上人必须参加政治活动，而在何种程度上人是独立自主的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说，哪些事情属于公共生活？哪些属于私人生活？或者，一切都是公共生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似乎自由人主要有两件事，一件是家庭管理，另一件事就是参与政治活动，作一位统治或被统治的公民。

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讨论，基本上只是一个导论。为了研究政治，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的方法论，“我们必须将组合物分解为非组合物，我们必须找到城邦所由以构成的简单要素”。因为城邦由家庭构成，所以首先要阐明的是家庭管理。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要阐明看似与政治无关的家庭管理，这表面看来好象只是家务事，但实则关系重大，按他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理论，部分的善是与整体的善息息相关的，如果说各个部分都是恶的而作为整体却是善的，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说一个城邦是最优良的，那么它的各个部分也必然是优良的。所以，通过阐明家庭管理，使每个家庭都成为优良的家庭，也就非常重要了。但是，家庭管理不是政治活动，不是政治学的一部分，只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只能是一个家的主人，而家庭管理则是这个一家之主对家庭内部的管理。（如果将主奴的权力关系，用于政治，就会导致坏的政体）

[i]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519页。

[ii]中译本，1页。

[iii]高宣扬，《新政治哲学导论》，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