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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爸的大串联: dhangoody 2017-2-17 14:10; 我老爸的大串联吃完晚饭，我问父亲你当时是文艺宣传队的吗？他笑着回答我说是啊。我早知道他是，据说他是样板戏里磨剪子抢菜刀的磨刀人。这是老叔和我姑笑他的地方。意思是不是什么主要角色。我说爸你是不是多才多艺，队里才肯要你，宣传队员不会很多的。他笑了笑说，各个村各个乡都有宣传队。大家巡回演出，在各处表演完毕后有人招待。是的，我看过很多爸爸珍藏的发黄的老照片，其中有一些是他紧握毛主席语录靠近胸口的地方，与人合影。上面往往写着毛主席的好战士，文艺宣传骨干之类的文字。这一次，我不禁问起大串联那一段往事，他便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来。大串联开始的时候，我爸刚刚在位于中兴镇的中心校上了几个星期的初一课。那时他的个头比现在矮了几公分，是一个眉清目秀，朝气蓬勃的小小少年。忽然有一天，上边通报说鼓励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够条件的都可以申请去祖国中心北京接受革命大洗礼，到毛主席身边接受他的教诲，我爸躁动的小心脏欢呼雀跃，决心一试。我爷我奶当时一定是那个时代最开明的家长，竟然支持他。因为，当我爸和另俩个同学联名申请的时候，兜里有 37 块钱，数量相当于我爷一个月的工资，折算现在的钱，一个月的薪水大概有几千块。我爸三人从中兴出发计划好去 B 泉，根本没有汽车，于是几人辗转前往 M 水，当时，明水车站已经聚集了二十多个和我爸一样，壮志凌云的人。当时车辆紧张，客运公司负责人跟大家解释说，大家不急于一时，现在车少人多，安排旅客离开，第二天你们再走不迟。在他的安排下，人们在县政府的服务楼过夜，凭着革命小将的身份，也不用不交一分食宿费。大家终于转道 B 泉再去Ｋ山的时候，火车也总是每个车次都爆满。他们凭介绍信领取乘车凭证。花了两天两夜到Ｑ市。那是个混乱而又秩序的时代，是一个滋生流氓和孕育英雄的时代。当时尽管红卫兵到处游弋流动，好在各处都有大串联红卫兵接待站。我爸他们一下火车就被卡车接到了市委党校，安顿住下。有面包汽水定量供应。他们在Ｑ市一连住了差不多一周。可每次去车站打听，人家都会说根本没有开往北京的列车。每个人都表现的非常焦急，可也没有什么办法。终于有人透露消息给他们说可以先去天津，然后再就近前往北京。大家决定立刻动身。坐上火车的一刻，每个人都心潮澎湃。这时，车厢里有人传过来纸条说，这趟火车正是开往北京的专列，在天津站都不要下车。车慢的像一头牛，车厢里燥热拥挤，气味难闻。行李架上，座椅下面都是横躺竖卧的疲惫不堪的人。随车乘警屡次三番警告上面的人下来，可人们都权当耳边风，每个人都非常珍惜仅有的立足之地。卫生间里的人进的去就出不来，有人以屙屎撒尿之名请求进去，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被挤的发麻的肌肉。夜深的时候，即使站在那里睡着了，人也不会倒下。盼望已久的北京终于到了。人们欢呼雀跃。一身的疲惫似乎一扫而光。作为红卫兵小将的光荣又挂到了脸上。我爸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了车站，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的红卫兵像潮水一样，一波接着一波从身边走过，但当时中央政府早有安排，有专门接送红卫兵进驻招待所的卡车，进行有序疏导。我爸他们也被送进了招待所，所有来自地方的红卫兵都按照联队的编制班排连三级管理，没有假条，谁也不准外出。负责人警告大家，一但离开，就意味着脱离组织，那样此人的位置将被新到的战士替代，个人食宿问题就需要自行解决。红卫兵年龄参差不齐，大家其实非常害怕自己在遥远的北京迷路了，再也找不回家，所以都非常遵守纪律，周末外出的同志先要取得连队的假条，每次能获得批假条的不过三人。每天，大家就在驻地拉练，走正步，拉歌。教官为了让大家走的整齐划一，就挎着胳膊开步走。脚步声如战鼓，尘土升起的地方，就像是战斗即将打响，勇士们整装待发。我爸说当时大家很享受那段日子。吃馒头米饭，有一俩种炖菜。这在家里根本没有机会吃这么饱。红卫兵小将们在这样的集体生活中得到了历练。但对时代的理解却少之又少。他们被推着前行。许多年以后，每次我爸拿出那些自己参与大串联的票证时，都是小心翼翼，万分珍惜，我知道其中满满的都是复杂的情感。在我很小的时候开始，直到现在，就经常听我爸背毛主席语录，以各色粉笔在墙上抄录主席的诗词，‘华佗无奈小虫何……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爸爸的行草完全是毛体字。那些都是时代给他们那一代人留下的烙印。不管是出于崇拜还是真爱，在他们的心里有一个值得一生仰望的英雄。可如今，我们只爱金钱和大房子。没有人谈信仰。好像所有的信仰都是谎言。我觉得我爸的心一直是不可羁绊的。虽然每天笑着和人打招呼，但是对革命的时代充满了想往。他去了北京毛主席纪念堂，韶山，延安，每一次都非常激动。他对生活的热情就学松花江水，汹涌澎湃，一直不会退潮，我一直怯懦愚笨，就该像他学。高举一杆红旗，带领一支队伍，沿着火道延伸的方向前行，朝着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祖国的心脏进发。然后，今天，那里才是值得我们心灵的归处呢？我无意歌颂革命大串联，我只想说说我爸的年轻时代。不过，也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次为了某种信念去“大串联”的机会，磨砺身心，学会相信，相信人生路上有风景，相信自己的伟大的生命价值。图片来源百度图片，特此声明; 4 次阅读|0 个评论

大串联50年: pzh1945 2016-6-1 21:03; 当年,大串联,两下江南:湖南湖北;江苏浙江上海广东,近日,从深圳到北京,动车代替蒸汽机车,农村楼房替代茅草房,山河依旧,人易老,不见当年茅草屋,文革,改革,换了人间!; 个人分类: 回忆|3828 次阅读|0 个评论

老妈的回忆录（三）我经历的大串联: 热度 1 mryangxiao 2013-9-8 11:30; 我经历的大串联 by 本博主的老妈（图片来自网络） 1966年，我才13岁，读初一，不谙世事的我，对于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懵懵懂懂的，是非曲直，毫无分辨能力。就拿红卫兵串连的事来说吧，当时，中央规定：参加串连的对象是全国大、中学生，我暗暗庆幸自己，正好跨入初中，赶上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红卫兵袖章戴在手臂上，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简直难以用言语表达。听说中央还有规定，串连的车费全免，住宿费全免，甚至吃饭费用也全免，每个城市都要设立红卫兵接待站，派专人负责接待来自外地的红卫兵。得知这些消息后，就别提我有多高兴，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在我脑海里逐步形成。我缠着我姐姐，要她带我一起去北京，听说毛主席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我要去看天安门，去见毛主席！再说，我还从没出过远门，还没坐过火车呢。我姐比我大三岁，和我在同一学校读初三，她不愿意我跟着她去，我父母亲也反对，他们极力渲染：听说串连的人非常多，根本上不了火车，就是上了车，也坐不到座位，怕我这么小的人，不挤死也会累得够呛的，这话听来似乎有些道理，那时从火车站到北京要坐三十多个小时车。正好姐姐有个要好的同学去韶山，又听别人说串连分两个阶段，第一年年底前为第一阶段，第二年四月起为第二阶段，好说歹说后，母亲终于同意先让姐姐的同学带我去韶山——毛泽东的故乡，至于去北京串连的事，等明年再说。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没有再纠缠去哪里的问题了，跟着姐的同学，兴致勃勃地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从家乡的火车站往湘潭，再换乘汽车，去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这次去韶山的过程，大都没有印象了，能回忆起来的，也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场景。记得我唯一的感受是：乘车挤，坐车苦，应验了当时我母亲所言。不知为什么，我们乘坐的是一辆货车——“大篷车”，车上无一个座位，一节车厢只有几个小窗口，车上坐的人，大部分带着红卫兵袖章，躺着的，坐着的，甚至还有站着的，人和行李横七竖八地挤满了整个车厢，车一开，人会随着车厢的颠簸和车下有节奏的轰隆轰隆声而不断晃动，要是遇上急刹车，车上的人会不约而同地朝前面俯去。从我们这里火车站到湘潭市，就算不晚点，也得坐四个小时左右的车，何况那时，车晚点的情况成了常规。每节车厢里都是拥挤不堪，从车窗往外望，每个车站的站台都是人山人海，远处，只见人群里的红卫兵袖章，星星点点，显然，红卫兵成了乘车旅行的“主力军”。还有些话说出来不怕人笑话，这个“大篷车”上，空气不好还算可以忍受，最不堪忍受的是车上无厕所，想到某个车站下车去方便一下，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车上我不敢喝一点水，车行驶了三个小时后，还真有去厕所的意思了，可条件不允许，无可奈何、神情紧张地盼望车开快点，望着窗外铁路两边的树飞一样地像后倒去，明知车速飞快，仿佛还觉得开慢了，此时的我，先前那种串连的兴奋感早已烟消云散，甚至有些后悔，不该没听父母的话，出门找罪受。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步难”，这话让我有了真正的领会，出门受这样的难言之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隐约地记得，和我们一同去的有六七人，他们都比我大，我就像尾巴似的跟在他们后面走，生怕走失了，什么事都不过问，每到一个地方，住哪里，住多久，都由他们决定和办理入住手续，在湘潭住了一晚，第二天从湘潭坐汽车去韶山，路上又要颠簸几个小时，到了韶山走马观花似的瞻仰了毛泽东的故居，还有一个纪念馆吧，之后在韶山大概住了一晚，那时所有的接待站都爆满，我们好像基本上睡地铺，吃饭也似乎不是免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三天返回湘潭，在湘潭玩了一两天后，踏上了归途，结束了这次辛苦的旅行——红卫兵大“串连”。顺便说说我姐，这次串连，她也参加了，几乎和我们同时出发，只是车次和方向不同，我往西，她往东，她到南昌去转乘往北京的火车，结果到南昌后一直买不到火车票，听说每一列去北京的火车上都是人数爆满，根本无法上车，无奈之中，滞留了一个多星期，还在南昌时，遇上中央下发通知：停止串连，于是只好坐上往回行驶的火车，扫兴而归。和姐相比，我还算幸运，至少，我没有半途而废。我觉得，这次串连最大的收获是，让我这个乡下女孩第一次坐上了火车——“大篷车”，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免费”优待，算是开了一回“洋荤”，体验了旅途中的甜酸苦辣，高兴之余，未能满足的是，和姐一样，去北京的愿望还没实现。当时我并没善罢甘休，还把希望寄托在第二年，盼啊盼，盼到了第二年的四月，等来的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结束了串连，可我没能上北京，没能看到天安门，没能见到毛主席，这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这种情结萦绕在我的心头，持续了很久，很久。随着岁月的流逝，四十七年过去了，如今我已进入花甲之年，现在想来，十三岁时的我，是多么的幼稚可笑。有几个问题我现在也想弄明白：当时为什么把这次运动叫“大串连”？中央发动大串连的目的是什么？这场串连给学生带来了什么？又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什么？发动这一运动的当事人事后作了分析和总结么？; 3104 次阅读|1 个评论

《长征日记》（11）: Huarong1940 2012-5-12 22:34;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1967年1月27日星期五为了赶路，清晨6：30便摸黑出发，8点多到“同安”吃早饭。从同安往南，先翻过一道山梁，然后就一路下坡，总落差大约2千米，终于来到金沙江的北岸。这里有当年毛主席召集会议的窑洞。我们搭乘一条大木船，渡到南岸接待站，这边已是云南地界。横渡金沙江为我们驾船的老人就是当年曾为红军摆渡的张大爷。到南岸后，张大爷给我们讲述红军长征经过这里的故事。当时曾为红军摆渡的船工共三十几人，现在还活着的仅剩几人，年纪最老的还在为社里放牛，身体尚健壮留在渡口撑船的还有3人。去年十一月初，有两名中学生到此，冒冒失失地下水泅渡而溺水身亡。为此，上级派他们来这里，赶工制造了一艘新木船，专门摆渡大串联的师生。座谈后，他指着河滩里一块巨大的卵石，高约两米多，说刘伯承同志曾站在那巨石上指挥红军渡河。我们在渡船边和巨石上分别拍照留影。金沙江绞车渡接待站就设在江边的一排石窑洞里。晚上，我们几个长征队联合为船工和接待站的民工们演出，因参加的人数相当多，联欢晚会直到深夜才结束。江边的天气出奇的炎热，白天只穿两层单衣，夜里睡觉可以不盖被子。回想到在大渡河谷时寒风刺骨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别。毛主席的《长征》诗有一句“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其中一“暖”一“寒”，难道就因为这？正值一年里最寒冷的元月份，金沙江边为何如此之热？为此我们也曾探讨并争论不休。我认为，这河谷是东西走向，南北皆为数千米高的山峰，阻挡了南北气流，北方的寒风吹不到此，南来的潮湿空气也难到达，南北山坡又像凹面镜把阳光的热量聚焦至谷底，便形成了这种干热的小气候。 1967年1月28日星期六今天的行程比较艰苦，离开江边后，一气爬山5个多小时，在“杉乐”午饭，晚间宿于“绞西”。我们小队里，身体最瘦弱的是我和G，不料最适应走路的却也是我们两人，全队只我俩脚底没打过水泡。我虽然很能走，但一遇爬山登高，就气喘吁吁，体力不支。为此我的对策是“笨鸟先飞”，快要登山之前，我赶紧快走抢在众人之先，稍觉疲劳就停下暂歇，等别人快赶上来之前，我又提前启动了。 1967年1月29日星期日今晚宿营于“撒营盘”。这一带都是彝族聚居的地区，刚才还见十来个彝族男女，身上披“察尔瓦”（黑色的毯子），围成圆圈，蹲在院子里喝酒，只用一只大碗盛酒，每人喝一口后传给下一人。白天在山路上曾遇见两个彝族汉字，每人都背着一个沉重的大酒篓子，他们是从四川过来云南买酒的，这一路尽是翻山越岭，还得渡河，路途的艰辛可想而知！ 1967年1月30日星期一夜宿“团街”。今天一直在云南的群山之中转来转去，山间小道，层层绿阴，令人神清气爽。下午途中，由于我们脚步声的惊扰，树丛里突然飞出一只山鸡，大家一阵狂追，可惜没逮着。 1967年1月31日星期二今天抵达禄劝县城，接待站的同志非常热情，首先送给每个长征队一封慰问信，然后通知要组织宣传演出，由于今晚县府大礼堂开批判大会，接待站同志要求我们在禄劝停留一天。不知他们怎样打听到我们在金沙江畔主持宣传演出的消息，从那时就开始关注我们的行踪，昨天他们与团街电话联系，终于得知我们今天到达禄劝。然而，就在留不留这一天搞宣传的问题上，小队里又激烈争论起来，反对的又是Q和G。毕竟经过长征后，大家一考虑问题就强调突出政治，没有人再附和他们。一路上，我们小队主动搞宣传演出，效果自不必说，都觉得思想收获也不小，还团结和鼓舞了其他长征小队。从会理出来，北京钢院、成都地院、四川林学院及西昌师范等校的几个队积极地约我们结伴同行，并联合宣传演出。这次在禄劝，自然各队都推举我们来主持演出。我们队内的激烈争论，他们也都看在眼里。总之，从北京出来以后，我们小队不断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开展思想斗争，保证了长征的“路线和方向”！本来嘛，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形势下，这个小队是自愿方式组成的，谁也没有绝对的领导权威。 1967年2月1日星期三早晨一起床，就开小队生活会，解决昨天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然后，和其他几个队的代表一同讨论和安排今晚演出的准备工作，决定节目里要增加“造反夺权”和“为人民服务”两部分的内容。会后，分头去准备。Y负责协调各队，拟定节目单；成都地院同学立即编排“为人民服务”；Q写演出海报；S负责与接待站的联络；我和G刻印《抓革命促生产》等歌篇，以便晚会上散发。下午，各队集中起来联合排练。晚上，演出举行的非常成功，规模之大，节目之丰，都是长征以来之最。县礼堂里聚集的观众近千名，县广播站还把晚会现场转播到全县各地。最令人兴奋的是“大合唱”，我们联合十多个长征小队，合唱的队伍站满了整个舞台，H担任总指挥，排练次数不多，演出效果竟出奇地好。北京钢院的X表演了一段快板，想不到还真有点专业水平。晚会一共演出了两个多小时，结束时，大家已精疲力尽，但非常兴奋和愉快。在禄劝多停留一天，收获太大了！ 1967年2月2日星期四告别了禄劝，今天原计划的宿营地是“者北”。但此地接待站规模较小，主要是天冷而被子太少，我们同行的长征队多，人数达5~60。于是，虽然已经下午5点，我们继续奔向15公里之外的富民县城，天黑以后才到达。 1967年2月3日星期五昨天的超额行军，把在禄劝耽搁的一天又抢了回来，但人很疲劳。我和Y等希望能在富民休息一天，但其余几人却是抵昆心切，最终大家仍决定今天继续前进，向终点目标——昆明作最后冲击。今天，最后又翻过一座山头，然后顺着平缓的山坡小路下行，终于来到西南春城昆明。原定的长征计划宣告结束，下一步如何行动还有待讨论。S和Y已表示，不再步行了。我们住进昆明工学院，这里外来串联的师生多极，秩序很乱。一问，才知绝大多数是乘车串联来的，少数称自己买的车票，大多数坦言是想方设法挤上车的。令人吃惊的是，上海人特别多，其中许多穿戴讲究，拎着大包小包吃食的少爷小姐模样的年轻人，也分不清他们是否学生，也混在串联人群里，优哉游哉地全国大旅行。安置完毕睡下，已经夜里11点多。 1967年2月4日星期六上午洗澡，下午晚上看大字报以及各类宣传材料。看来，昆明运动的开展很有问题，两大派之间吵来斗去，运动的大方向不明朗。不知什么原因，目前昆明市场上物资供应相当紧张。 1967年2月5日星期日上午理发。下午，我和S去预定的联络点——昆明机床厂。机床厂远在昆明郊区，公共汽车站前人群混乱，隔很长时间来一辆车，又很难挤得上去，好在我们已久经锻炼，几十里路毫不犹豫地拔腿就走。在昆明机床厂，见到老同学李RH和几位北机院毕业的学生王YD、任T等。李RH大学时与我同班，湖南人，大块头，曾参加哈工大举重运动队。他学习成绩好，是我们年级里毕业成绩优秀的十人之一。他毕业后即被分配来昆明机床厂设计科，文化大革命初期上级派来工作组时，他被选为厂“核心组”的成员，群众一起来造反，他就“靠边站”了。从机床厂拿回一大包信件及老郭邮寄来的文件。学校来信中，有一个特别令人吃惊的消息：原来都是北机院造反派的“铁血队”和“东方红”严重对立，斗争激化，“铁血队”竟被“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开除。 1967年2月6日星期一上午全队开会讨论这几天的活动安排，结果如下： 1、打电报给北京的王CH，询问学院运动的详情。 2、去昆明机床厂与北机院毕业的同学们座谈，唐GL、任T等是该厂造反派的领导人。 3、去昆明火车站了解回京车票所需的手续。讨论后，集体学习传单登载的《毛主席的几篇讲话》。下午洗衣服，补写日记。 G从外面带回一些报纸，其中有文汇报的社论《始终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它提到，全国的运动已进入“夺权”阶段，造反派内部矛盾日益激化是个较普遍的现象，其根源出自造反派本身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因而表现出形形色色的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等等。我以为，这种现象早在造反初期就可以看到，但也只有到夺权阶段才表现得普遍和尖锐起来。再联想到我们学院“铁血队”的过去和现在，他们早就坚持“血统论”等，现在被“三司”开除也就不是什么奇特或偶然的事了。毛主席自传也教育我们，当一个革命者，最根本的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然，哪怕许多早先左得很的人，到后来却成为机会主义者或反革命分子。 1967年2月7日星期二早起，和成都地院、西昌师范等同学一起，游滇池和西山，坐小船去，乘公共汽车回。西山龙门是在半山腰的石壁上，人工凿刻而成。回到昆明市区后，在云南大学看到转抄的《中央通告（2月3日发）》，通知全国步行串联的师生迅速回本单位参加夺权斗争。于是我们当即决定：明后天就乘火车回返。半夜12点，趁夜深人稀，S和Q去火车站领取了9日上午的车票。那天正好是大年初一，估计火车上不至于太拥挤。 1967年2月8日星期三一早去昆明机床厂，见到唐GL、任T以及几个北京机院串联来此的《东方红》的学生，同他们座谈有关机床厂和学院的运动的情况。中午，任T陪同我们游览名胜“黑龙潭”。回到昆明市内，在街上买些明天上火车吃的食品等。 1967年2月9日星期四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一，清早4：30起床，告别了春城昆明，乘坐开往武汉的快车。果然，今天乘火车的人特别少，很舒适。大串联以来，火车的硬卧车厢全部改成坐席，原来只乘6人的隔间，现在增至8人或更多，人多时中铺也坐人。刚上车时人不多，免费的车票一律不对号，我们一上车就直奔硬卧车厢，占据了一个隔间，中铺上铺可以轮流睡觉。总结我们离京以来的行动安排，处处与中央的指示巧合。中央宣告停止坐车串联，我们已开始步行长征；元旦社论号召串联师生要深入工农业一线，与工农相结合，我们在石棉矿参加劳动；我们的长征在2月3日结束，同一天，中央宣布停止串联，我们在昆明停留5天后，迅速开始返回的行程。天黑后，火车上值勤的解放军同志组织我们在三、四个车厢里宣传演出，虽然这里不是偏僻的农村，我们的节目仍受到热烈的欢迎。晚8：30突然广播重要的社论，演出只好提前结束。 1967年2月10日星期五列车进入贵州省，气温骤降，车窗外飘起雪花，田野一片白茫茫。整日在车上无事，我爬到中铺睡大觉。这个隔间里又挤进来几个上海小孩，个个流里流气，不像学生倒像一伙小窃贼。本来，与他们话不投机，却也还相安无事，但还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H在上铺整理物品，不小心掉下一顶帽子，底下的一个小瘪三拾起那帽子，顺手就往窗外一扔，眼看着H帽子飞到车窗外面，我们几个则目瞪口呆。H跳下来与那小子论理，回过神来的我们几个高声起哄：“揍他这小子！”这时，不知何时钻进对面上铺的一个中年人，突然伸出头来，不住地向我们道歉，又操上海话大声叱责那几个小孩，不一会儿，几个小瘪三连同那“爷叔”就从我们这隔间消失了身影。看来，经过长征磨练的我们，个个皮肤黑不溜秋，中式棉袄不扣扣子敞着怀，粗旷的外表还挺唬人的。 1967年2月11日星期六清晨3点多列车停靠桂林站，大家向往“甲天下”的山水，决定下车在桂林停留数日。 1967年2月12~17日我们在桂林停留5天，除了上街看大字报，多数时间游玩桂林山水和喀斯特岩洞。14日乘坐木船去“山水甲桂林”的阳朔，在书童山前划着小船拍照。15日乘公共汽车（大卡车）回桂林市区。 17日晚，乘62次列车继续去武汉的旅程。自从离开昆明，这“长征小队”已结束它的历史使命，我们7人已不再作为一个“战斗的集体”而存在了。 1967年2月19日星期日清晨，列车到达武汉，我们在武昌下车。上午睡了一觉，下午去火车站察看继续乘车的行情，然后游览武汉长江大桥。 1967年2月20日星期一今天去武汉大学、东湖、汉口等地转了一大圈。在我的印象中，全国几个大城市里，武汉市区之大和商业之繁华仅次于上海和天津。 1967年2月21日星期二登上北行的列车，向北京！向北京！向北京！（全文完）; 3639 次阅读|0 个评论

《长征日记》（10）: Huarong1940 2012-5-10 10:43;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1967年1月13日星期五清晨8点钟，我们继续踏上征途，我背着背包，其他各位则轻装前行。大家约定，数着公路旁的里程碑，每10公里小休一次，因为里程碑上刻写的公里单位是“K”，我们戏称其为“数老K”。中午在查罗吃午饭，晚上宿营于栗子坪。早在泸定就听南边来的小红卫兵唱道：“栗子坪，虱子多！”，可怜他们几个，今晚只能盖接待站的被子了，一想到此，不由得浑身发痒。这一带沿途，看见许多长得极高大的仙人掌树，上面的树叶和常见的仙人掌多刺的肉质叶片没什么区别，而树干黄色粗大，已经木质化，好像普通乔木的树干。听老乡们说，如果初夏时节来此，能尝到它的果实，名为“仙桃”，不知是真是假？ 1967年1月14日星期六从地图上看，今天我们将翻越的山峰是“菩萨岗”。上午一直沿着公路上坡，路旁是“孟获城河”。中午上到了顶峰，山顶有一个名叫“海子”的湖，看来这湖就是孟获城河的源头。午后3：00到达拖乌，这里是彝族人民聚居的地方，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就在这一带。午饭后继续前行，又来到一座山下时，已经下午5点。原来想赶到“大桥”宿营，但这样势必要摸黑翻山，一路尽是山间小道。路旁有个筑路工人的工棚，工人们热情地邀请我们在此留宿。我们决定留下。晚上与工人同志们座谈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他们已自发成立了造反组织，但缺乏运动的经验，不知究竟该怎样搞法。一些农村来的合同工，更多的只关心自身的经济问题。他们说，他们这里的革命运动，都是在串联的小将鼓动下搞起来的，希望我们能留此一同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婉言谢绝了。夜里，我和一位民工脚对脚合睡一被窝。今天翻越菩萨岗时，高山紫外线特别强烈，大家脸部都晒蜕了皮。 1967年1月15日星期日今天一直走小路去“大桥”，路上有许多串联红卫兵画的路标，据说这就是当年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走的路。我们翻越了好多个山包，到达名为“鱼海子”的高山湖泊，这里是刘伯承同志长征时，和彝族头人小约达歃血结盟的地方。位于高山之巅的海子边，风景异常优美，我们在此小歇，拍了几张相片。凉山鱼海子这一带属于彝族自治区，也就是红军长征时经过的“裸裸区”。路上和同路的彝族青年交谈，得知：他们目前仍是初级农业社，有少数发展为高级社，根本没建立人民公社。中午在大桥吃午饭，晚上宿于冕宁县。冕宁城内有个长征纪念馆，毛主席长征途中曾住在这里，展览的文物比泸定丰富得多，当年毛主席睡过的床、用过的家具都按原样陈列着。晚上听一位老红军讲革命故事，他讲得非常生动有趣，有说书的味道。 1967年1月16日星期一今天沿着公路前进，中午到达“石龙”。午饭后，G的腿又肿了，只见他腿上贴满了止痛膏，看样子他是不能行走了。我们在公路边拦住一辆解放牌卡车，看车牌号头01，是北京来此支援“三线”建设的运输队。司机同志说话一口京腔，他见到我们的队旗写着“北京机械学院”，像见到老乡一样亲热，万分热情地邀请我们全体都上他们的车。我们谢绝了他的好意，劳驾他把G一人捎去西昌。我们6人继续步行，晚上宿于泸沽。夜里天气非常寒冷，后半夜冻醒了，起来穿上衣服继续睡。 1967年1月17日星期二今天完全走公路，行程百里，天黑以后8：30才到达西昌。几天以来连续晴天，大家都晒成了黑花脸。每到下午总是刮大风，加上每天从身旁飞驰而过千百辆卡车，扬起的尘土使我们个个成了“土猴儿”，恼火得很。今天的强行军，感觉非常疲劳，尤其是天快黑时，心里以为快到目的地了，却总也走不到终点，深深体验了“行百里者半九十”。 1967年1月18日星期三今天休息一天，洗衣写信。晚上开小队生活会，大家检讨：出石棉后以来，突出政治欠缺，宣传工作开展不好。大部分人在石棉甩掉行李后，走得比较轻松，思想也放松了，出现只顾赶路，而没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倾向。队长S抓住这一苗头，让全队学习“毛著”。 1967年1月19日星期四上午读报纸，协助B印传单。老郭（瑞林）邮寄来一包油印的文件（在成都出发前，曾给老郭去信，请他把重要的消息和资料邮寄至西昌接待站待领），有好多内容值得一看，尤其是一份毛主席的自传《为人民服务》很精彩，从来没见过。晚间，我们在一起将全套节目复习一遍，十多天没有演出，很多都有些忘了。 1967年1月20日星期五在西昌休整了两天后，今天继续南行。这一带正是成昆铁路经过的地方，沿途不断遇到修筑铁路的铁道兵部队。晚间宿营于“黄莲”，原计划与驻此的铁道兵们开一个联欢晚会，因他们今晚有“截流”的紧急任务，只好作罢。再走几天就要到达金沙江了，晚上我们排练《长征组曲》中《入云南》那一段。 1967年1月21日星期六中午在麻栗吃午饭，晚间宿营德昌县。晚饭后，我和H去县城转一圈，看了看大字报。河边，铁道兵的机械化部队正在挑灯夜战，挖土机、推土机等发动机声不绝于耳。 1967年1月22日星期日早晨一起床就出发，走了24公里到“永郎”才吃早饭。今天一共行军40公里，来到“锦川桥”。公社接待站设在一个古老而破旧的水磨碾房，风景却很独特。晚饭后，我帮大师傅挑水、烧火。一路向南行进，天气是越走越热，哪里像是寒冬腊月。接连数日都是大晴天，行军途中，骄阳似火，晒得人非常恼火。沿途能见到芭蕉、棕榈等亚热带植物，还看见一种福州称为“榆柑”的果树，与我们同路的3个西昌师范学校的小同学把这果子叫“橄榄”，其味苦涩，回味稍甜，仅这一点倒是像橄榄。 1967年1月23日星期一由于今天途中没有食宿点，赶路46公里，且一路上坡，终于在天黑前到达预定的宿营地“白果”。到此才知，此处没有设置接待站，只得在公社凑合了一宿。晚间，我们为社员们宣传演出，效果颇好。与我们同时宿于此地的还有德阳中技校的长征小队，他们看了我们的演出，很受启发，表示要学习我们，今后沿途也搞宣传演出。 1967年1月24日星期二清早起来，脸不洗饭不吃，翻越一座山，走了10里来到“益门”吃早饭，然后一气再行50多里赶到会理县城。晚饭选在县城街上的一家小面馆，吃四川风味的凉拌面和凉粉，四川的辣油辣中带甜，味道好极了。今天头一回见识凉面的做法，把面条从锅里捞出，放在大笸箩里，拌些素油，边用筷子挑起边扇扇子，不一会儿，面条就冰冰凉的了。 1967年1月25日星期三今天在会理休整一天。早饭后到街上看大字报，看到好多颇觉得“新鲜”的消息。特别是其中一条关于林彪元帅健康状况的首长讲话，真令人难以置信！回到宿舍缝补衣服，然后读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下午，小队挑选出较重要的传单《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是有关“夺权”的，决定将它翻印，我担任刻写，直至天黑才完成。 1967年1月26日星期四离开会理南下，从地图上看，有两条路前往金沙江边。向西南的公路通往“攀枝花渡口”，那里正在建设一个三线的钢铁生产基地，公路干线和成昆铁路都从那里经过。我们走的是正南方向的小路，这是红军长征走的，通往金沙江边的“绞车渡”。今天行军45公里到达“海潮”，因为走的是小路，实际里程比地图标注的少得多。明天即将抵达金沙江边。（待续）; 2225 次阅读|0 个评论

《长征日记》（9）: Huarong1940 2012-5-8 22:31;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1966年12月30日星期五按预定的行程计划，今天要赶到挖角（它的河对岸是安顺场），行程84里，是我们行军以来路程最长的。早晨从加郡出发，就迎着较强的冷风，我把棉帽的护耳翻下来，严严实实地遮挡住耳朵和脸。 10：30在德绥吃早饭，从德绥到挖角一共27公里，中间再无休息点。行进至中午时，B的脚跛得厉害。B的体格可算我们7人中最强壮的，但他一走路就喊腿痛，然后往大腿小腿上贴“伤湿止痛膏”。下午队伍行进速度越来越慢，大家都感到又冷又饿。这样拖下去只怕天黑也赶不到挖角，我出了一个分两路前进的主意：我和G、Q三人状况较好，加速前进；其余四人则慢速前行并一路勤歇息。我们三人于下午5：40赶到了挖角，把行李放在接待站后，立即迅速回返，折返3公里多后，迎到B等四人，我接过B的背包，G和Q也分担了其他人的行李，终于一同在天黑前到了宿营地。正在吃晚饭时，Y突然休克，紧接着Q和G也感不适并呕吐，原因不外是冷、累、饿过度。我们已有过二郎山S累倒的经验，还比较从容，但是接待站的同志却大大紧张了一番，打电话从石棉县调来救护车，不容分说将我们7人塞上车，连夜拉到石棉县城。三个病号被直接送到石棉矿医院住院，我们其余四人住到县接待站，睡下时已经半夜1点多。 1966年12月31日星期六早上9点才起床，胡乱吃过早饭，即去石棉矿医院探望三位病号，一见他们精神的样子，就知道都好了。听他们讲述被连夜“抢救”的经过，都挂着药瓶输液，胳膊伸在被子外面冻得不亦乐乎……他们真是小病被当作大病医，令我们十分感动。其实这一路，沿途广大群众对串联师生都照顾得无微不至。下午在矿医院的会议室排练节目，准备明天与医院的同志们联欢。晚上看了一场电影，是老记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 1967年1月1日星期日上午给医院职工和病员进行了一场演出，在院子里演，天气很冷，手耳冻得够呛。下午，我们分成两拨，分别参加与医院两派的座谈会，听他们讲述石棉矿的运动情况。看来，医院职工的两派都不像是敢打敢冲的造反派。从他们那里初步了解了此地运动的进展情形，我们认为还应更深入地调查研究。晚饭前，遇见长征到此的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因都是北京来的，见面很亲热。晚上在他们宿舍开了一个联欢晚会，互相交流长征途中演出的文艺节目。参加联欢的还有石棉矿基建处的一群青年工人。昨天，当我们去医院探视Y等人的时候，接待站的宿舍却遭到“偷营劫寨”——住院部的护士长趁我们交谈的工夫，率领几位小护士“洗劫”了我们的宿舍。晚上回来一看，有5个背包不翼而飞。我们前天半夜才到接待站，这里住宿条件较好，有床有被褥，我们就没解开自己的背包。只因我的背包藏在床底下，“不幸”而未被搜去。护士同志们把拿走的被子一一拆洗晾晒，又缝补好后才送还。 1967年1月2日星期一上午到石棉矿总部访问，矿部的一位总工向我们介绍了这个“世界水平”的石棉矿，所谓“世界水平”，是指这里矿藏的石棉质量世界第一，石棉纤维长而柔软、储量丰富皆属世界罕见。为了避免浪费，国家限制这里的开采数量，并下令暂时封闭了一些储藏着优质石棉的矿洞。然后这位老总亲自领我们上山，到“飞水岩”第一采矿厂去参观石棉矿洞。这位老总还说，担任“三线”总指挥的彭德怀来此视察，也是他陪同上山到矿洞。晚间，与四川医学院的学生座谈，了解本地运动的情况。他们在大串联初期就来这里，发动并参加了这里的运动。 1967年1月3日星期二今天，小队开会一整天，分析讨论本地的运动形势，以及我们如何参加等问题。这里和全国各地一样，群众分裂为两大派，一派领先造反，另一派运动初期相对保守。积极派救护车接我们来石棉的，却是相对保守的“红旗战斗团”。因为成都先来此串联的学生几乎都支持“红色造反军”，“红旗战斗团”从挖角接待站的电话里一听说北京来的红卫兵，就对我们很抱有期待，迫切希望我们能支持他们。北京钢铁学院的同学们一到这里，就一头扎入“红旗战斗团”这一派，与“红色造反军”日渐对立。今天中午，他们被请去矿运输队辩论。据我们了解，石棉矿是运输队的工人最先起来造反的，运输队的司机们走南闯北，最早受到启发。因此，矿运输队成了“红色造反军”的核心，我们决定，在此停留一段时间，全队到矿运输队去参加劳动。安顺场 1967年1月4日星期三安顺场在大渡河的右岸，隔河与挖角相对望，这里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地点。今天，我们起个大早，步行去安顺场，来回行程60里。因为没背包袱，走起来轻松异常，途中也不必休息。中午，在安顺场拜访了老船工帅大爷，听他讲述当年给红军17位勇士驾船强渡大渡河的经历，并同他合影留念。下午返回石棉。晚上，S和H去红色造反军军部，联系我们留在矿上参加劳动的事宜。 1967年1月5日星期四上午，去“造反军”的军部，他们一位领导人向我们介绍本地运动的情况。矿运输队在县城外，午后他们派一辆卡车来，把我们连同行李接到运输队住下。下午和晚上我们都参加这里的有关活动，初步的印象是：造反军组织严密，安排的活动都生气勃勃。来到此之后，工人们接二连三主动向我们介绍情况，直到半夜才休息。 1967年1月6日星期五早8：00上班，先领取工作服，然后到汽车保修组劳动。我们7人被分配到3个小组里，今天我这小组在实验运转发动机，没什么活可干。因与组内师傅不熟，很少交谈。午饭后上班前，运输队的老杨队长端着饭碗来我们宿舍聊天，讲他以前在部队的经历。晚上参加造反军4支队的政治学习，读《红旗》的元旦社论。读完报纸，工人们又向我们谈了许多事情，讲了石棉矿的走资派吴敬塘怎样压迫工人，怎样打击和威胁先起来造反的人…… 临睡前，外面吵声大起，原来是北京钢院学生与造反军的部分领导人发生冲突，直到12点才告结束。 1967年1月7日星期六上午小组的工作仍是试验发动机。邹师傅等同我谈了许多组内的情况。下午往汽车底盘上安装发动机。因为今天是周末，下午搞车间的卫生扫除，不到4点就提前下班。晚饭前我抽空洗衣服。听他们说，昨晚运输队造反军把矿医院的护士长拉来斗争。原来，她是矿保卫科科长的爱人，难怪她对造反不理解和持保守立场。我们学院里的保卫和政工干部几乎都是“保皇派”。中午看见一张传单，江青同志说：“陶铸是个两面派坏蛋”，“叶剑英、陈毅要做检讨”等等。想不到陶铸刚刚提升到中央，又出了问题，令人感觉非常地意外。 1967年1月8日星期日一早就全队来到石棉县城，找到北京钢院的同学们，想把几天以来，我们调查的情况互相交换一下。但我们刚落座，就来了好些“红色造反军”的工人，强迫北钢同学和他们辩论。我们的座谈只好推迟到下午。 1967年1月9日星期一上午劳动，安装汽车底盘，我的具体任务是打磨刹车瓦。由于工作量很少，大部分时间是烤火，与师傅们闲谈。下午，我、Q、Y、G四人向车间请假，去县城找“红旗战斗团”的同志们座谈。后来又找北钢同学了解一些情况。总之，他们都说“造反军”的领导都是一些过去较落后的、或有各种政治问题的人，认定对方那一派有“坏人操纵”。我们则强调“造反军”造反的大方向正确，劝说他们不要过多地纠缠于枝节问题。回到运输队时，九团的干部们正在开会，气氛紧张。今天所看到的各方面的迹象说明，石棉的两派矛盾不断升级，就在最近一、两天内，两派的斗争会迅速激化。 1967年1月10日星期二集体请假一天，全队开会分析并总结这里运动的形势，得出的结论十分一致：我们不宜过深地介入本地两派之间的争斗，明天同造反军九团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后，继续长征。晚上，去广元堡第三采矿厂听几个老工人诉苦。原来这个石棉真是“山高皇帝远”，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走狗们把工人整的好苦！解放十几年了，这里居然还用“吊打、压杠子、烤人油、背火兜”等残酷刑法来对待工人。老工人的控诉令人愤怒无比，我们更加理解这里群众造反劲头为何如此之大。文化大革命初期，这里的当权派竟用手枪对付造反的工人，在群众中大抓反革命分子。司机从外地带回的传单，一律必须上缴到保卫科……即使如此高压，群众仍奋起造反。 1967年1月11日星期三上午仍参加劳动半日。下午与造反军九团领导们座谈，汇报了一周来我们的收获，也对造反派的一些过激行为提了意见。他们表示，外地红卫兵师生来此参加运动已有好多批了，能老老实实参加劳动并深入调查，认真听取各方的说法，对运动情况全面分析，并善意地向造反派提意见的，我们还是首次。这是工人造反派对我们的肯定，当然令人欣慰。座谈会后，便打点行装，告别运输队的工人师傅们，回到石棉县接待站。晚上又听一老工人诉苦，他曾经受过烤火、背火兜等酷刑，刚去北京告状回来。会后，听诉苦的红卫兵师生们一同陪他去矿部劳资科，索要他的有关“黑材料”。大家勒令劳资科科长做检查，并限时于明天中午12点前，把检查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 1967年1月12日星期四上午最后一次与北钢同学们交换意见，并与之告别。北京钢铁学院小队中有一名学生X，只有他同意我们的观点，并决定离开石棉和我们一同步行南下。他从北京出来串联还带着正上中学的妹妹。下午全队精简行装。他们6人认为，反正沿途接待站都能借给被褥，就都把被子打成包裹，去县邮局寄回北京。我则以为行军途中使用自己的被褥才能保证睡得舒适，坚持仍旧背着背包，把这锻炼全程坚持下去。晚上，Y去矿医院，和护士长等同志们告别。明天又将出发，今晚睡得较早。（待续）; 3367 次阅读|0 个评论

《长征日记》（8）: Huarong1940 2012-5-5 00:15;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 1966年12月20日星期二晴早6点起床，7：30出发，出雅安县城，沿青弋江畔逆流而上，左面是险峻的高山，右面是碧绿的河水，景色优美极了，走着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中午到飞仙关，休息吃午饭。下午5：30抵达天全县。半路上，S的风湿性关节痛发作，我把他的手风琴接过来，背在胸前，当时正赶上抄小路爬坡，累得够呛。到宿营地后，觉得头发沉，赶紧服一片“A.P.C”，早早睡下。还是那些中学生娃娃们令人佩服，他们每天赶路都达百里。在接待站住着云南楚雄自治州来的20多个小同学，他们没用一个月就走到这里，下面的目标是延安、北京。虽然他们都是轻装（大多仅背个书包），我们的干劲还是远远不及他们。 1966年12月21日星期三昨天大家都感觉走得很累，一致决定今天少走些，仅半天来到紫石宿营。刚放下背包，看见伙房的一个女青年到小河边去背水，我在“四清”时曾练就过硬的挑水的本领，但从来没尝试过用背桶背水，便跟随她到河边，等她往背桶里装满水后，请求让我来背。那姑娘见我真心要背，就微笑着把一满桶水倾倒掉四分之一，再帮我把水桶背上肩。刚开始觉得这份量我尚能承受，但一行走起来，桶中的水一晃荡，重心摆动，人不由自主地被扯来扯去，步伐很难踩稳。到上坡时就更加艰难，好不容易咬牙坚持背到厨房，卸下背桶一看，水只剩下半桶了，后背也被溅出的水打湿一片。真是的，干什么活都不易呀！ 1966年12月22日星期四今天一共走60多里。中午在南坝子道班午饭，利用等饭的功夫，我们还抢时间排练对口词《不忘阶级苦》，在南坝子一共耽搁了两小时。夜宿新沟。晚上，几个从甘孜来的藏族学生发起，共同在街头宣传演出。接待站帮我们点起明亮的汽灯，招来很多观众。我们表演了几个歌唱节目，不料竟大受欢迎。效果如此之好，一是因为我们有充分的准备，二是有乐器伴奏的缘故吧。接待站主持宣传晚会的同志热情地劝说我们明天在此停留一天教唱歌，我们登二郎山心切，谢绝了他们的挽留。新沟地处二郎山脚下，这个接待站住宿的串联师生很多，大部分是刚翻山过来的云南和西康地区的学生。临睡前，不断有各地的学生来与我们交流学习宣传节目，大家最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分部合唱《红军不怕远征难》，以及表演唱《毛主席语录发给咱》。成都地质学院、成都交通学校的两支小队和我们顺路，我们互相约定，到泸定后把这些节目教给他们。 1966年12月23日星期五早晨5点即起，早饭后出发翻越二郎山，从上中学的五十年代起，就唱过一首歌：“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荆棘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歌唱解放军修筑川藏公路，唱的就是这座高山。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所翻越的“雪山”是夹金山，就在二郎山北面不远处，属同一个山脉。我们上的这一面是阴坡，过了龙胆溪就到了积雪地带，开始时沿公路走，遇到公路成“之”字形的盘山道时，只要见到原来路边的电话线离开了公路，我们就跟随着电话线路踏上小路，这样往往能节省一半甚至更多的路程。二郎山下接近二郎山顶峰时，我们跟随其他长征队伍，完全离开公路走小路翻越顶峰，小路不仅坡陡路滑，还经常会迷路。上第一道雪坡时，Y等3人走错路陷在一个干石沟里，多亏遇到几个下山的解放军同志，用绳索把他们拉出沟来。在过沟上的独木桥前，我接过S的书包，也放在自己的背包顶部，当爬一个陡坡时，脚下一滑，连忙抓住一棵灌木的树根，两个书包落下来，书包带绕住了手和脖子，脚开始下滑又无可靠的着力点，仅靠双手死命抓着小树根，狼狈不堪地挂在斜坡上。过了许久，幸好成都交通学校的同学们从后面赶上来，才帮助我解脱了困境。原来他们个个脚下都套着带鞋帮的草鞋，在雪坡上健步如飞，而我穿的回力球鞋，因前一段行走，鞋底的花纹已经磨损，坡度稍大的地方就打滑。在这里我们耗费了大部分体力和时间，以后的两道雪坡虽然更容易上一些，但此时已近黄昏，肚子也饿了（中饭是在路边吃自带的干粮，我只吃了半个玉米饼），体力有些不支，加之接近顶峰，空气较稀薄，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腿发软。登顶时，我们的队伍已走散，我和S在一起，他除了背上的背包，胸前还挂着手风琴，脚上穿一双旧的胶底鞋，几乎一步滑一跤，最后关头，不得已脱掉鞋子，只穿袜子踩登雪坡。我们俩刚到山顶，天已黑了，很遗憾没见到峰顶美丽的“无限风光”。今天本来是个晴天，但天一黑，只见云雾立即迅速地从谷底爬了上来。我们小队仅Q一人在太阳尚未落山时登顶，他吸取了峨嵋山登顶的教训，回到成都就也买了一双回力篮球鞋，出发后一直没舍得穿，直到今天翻山前才换上，果然脚底不打滑，一路领先到达山顶。一直等小队全班人马到齐，我们借着月光照路，下行2公里来到今天的宿营地——林场的场部。一放下背包，正端着碗喝开水时，S因疲劳过度而虚脱，只听见他有气无力地喊了我一声，人就休克过去。林场的大夫给他注射了一针葡萄糖，早早让他睡下。原来计划晚上为林场职工演出，只好作罢。这一夜，我们在林场的一间小屋里打地铺，一排一共睡13个人，大家只能侧身躺着，真是挤得不亦乐乎，一直睡到早晨8点，也没休息好。今天这场翻山的战斗，虽然最终将二郎山踩在脚下过来了，但我认为我们的队伍没打胜仗。这队伍的部分人真是少爷兵。几天行军同其他队相比，我们是吃得多，休息多，走的路程少，个别人则稍感疲累就喊休息。今天翻二郎山，本来时间相当充裕，和我们同时从新沟出发的许多中学生，下午3点前经过林场，随即下山，当晚就抵达泸定了。我们在上雪坡前，一路磨磨蹭蹭，有些小路稍陡一点，嫌攀爬太累而不愿意走，结果是还没到最艰险的地段，却浪费了大部分的时间，到达林场已经7点，已经黑天了。 1966年12月24日星期六晴早饭后出发前，给林场职工演出了一场，上午11：30才告别林场下山。S的病算是好了，但仍虚弱无力，我替他背上手风琴，走小路下山。这一边的路更加陡峭，但是阳坡没有积雪，一路没遇什么艰难就下到大渡河边，再沿河边公路向北走3公里，便来到著名的泸定城。晚饭后，在县接待站遇见我校仪207班的4名学生，其中一位矮小的女生特别能说，他们竟串联到了西藏拉萨，来回都是搭乘解放军的卡车，刚出藏回到这里。大家一起聊了两小时。 1966年12月25日星期日阴上午，参观泸定革命纪念馆，该馆的小楼房曾经是当年朱德同志的住地。晚上，与两位老红军李兴才和孙明山座谈。李兴才：红一方面军的连指导员，曾在安顺场参加抢渡大渡河。孙明山：红一方面军的代理营长，是强渡金沙江的十八勇士之一，在奔袭泸定桥的中途，参加金竹岭战役时负伤，留在此地。两位老红军的讲述（略）今晚老红军做的报告非常精彩，从在江西参加红军，直到长征途中的战斗等等，一直讲到夜里十一点多。他们谈话很有风趣，尤其是李兴才，记忆力惊人，他给我们唱了十多首红军歌曲，不仅多段的歌词全都记得，连歌曲的乐谱都唱得出，真不愧为红军的政治指导员。 1966年12月26日星期一今天一天真忙。上午，Y和S去参加起草致电中央的电文。参观泸定红军纪念馆后，来此串联师生都感到很失望，这里本是红军长征中的重要地点，但展室布置很简陋，没突出毛泽东思想，展出的革命文物少得可怜，连当年飞夺泸定桥22勇士的名单都没有。大家认为：这里的县委乃至省委简直把革命先辈忘记了。明春步行串联大推广，很快就会有大量的革命师生来此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这个纪念馆显然是不合要求的。为此，我们联合其他长征小队，联名致电中央，要求中央迅速过问此事。其余几人在接待站制作传单和歌篇，我刻写蜡版，B和Q印刷。午后，排练节目。晚上，举行庆祝毛主席七十三寿辰的文艺晚会，我们也表演了几个节目。 1966年12月27日星期二晴上午集体学习《毛选》的“老三篇”。今天是来泸定以后难得的好天气，近中午时，我们打着队旗，到铁索桥上摄影留念。午后，又请两位老红军来桥头合影。下午休息，洗头。泸定桥 1966年12月28日星期三今天又排练了几个新节目，有“新华书店买毛选”、“红军不怕远征难”和“飞越大渡河”。明天我们将沿大渡河南下，预计第三天到达安顺场，正好在安顺场开年终晚会。 1966年12月29日星期四清早5点起床，就听到我国第四次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出发前写了一些欢呼标语，以便沿途张贴。中午在冷碛（qi）吃饭。今天的行程近70里。晚上在加郡宿营，我们联合康定的十几名藏族学生，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宣传晚会，我和Y的对口词《不忘阶级苦》今晚第一次演出，效果还不错。此时正值隆冬季节，大渡河河谷寒风凛冽，行军时我戴上有护耳的灰色棉军帽。这顶棉帽可有历史了：原本是二姐五十年代初参加土改时发给的，1957年我去哈尔滨上大学时，怕东北寒冷给了我，1964年我去顺义农村参加“四清”戴了一冬，第二年S去密云县“四清”，又给他戴着去。每晚睡觉时，因为带的被子较薄，我和Y合着加盖一条薄毯。为了让被筒子不透风，脱下裤子套在被筒尾部，再半束紧皮带到双脚能伸过去的程度。这些措施还真管用，晚上睡暖和，休息得好，次日行军才有精神。（待续）; 2120 次阅读|0 个评论

《长征日记》（7）: 热度 1 Huarong1940 2012-5-4 23:38;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 1966年11月30日星期三上午和Y、G一同去洗澡理发，下午在院内看大字报。离开这里仅10日，运动形势变化不小，又出了许多新的中央首长讲话。晚间周HX来谈他们厂子的运动情况。睡前写信给老郭、JM，报告离京以来的经过。 1966年12月1日星期四 Y患扁桃腺炎发烧39度，下午住进了医院。应JC、郑KD、郭BY、朱CS来我们住处，他们出京，经延安等地，来到成都，现在对进一步的去向也分歧很大。看来他们4人的“革命串联”更缺乏“突出政治”。他们的到来使我们小队的思想分歧更加明朗化。B当即表态想同郑、郭去重庆，再乘车至郑州、井冈山等地。G更抱定自己的宗旨唯恐这小队不散。因Y病倒在医院，当场坚持走西线长征的仅剩我一人。我好说歹说，终于说服G，等小队开过生活会再做决定，另外又极力劝说应JC，让他迅速返回西安去取行李，再来此与我们同行。一番努力之后，总算暂时刹住这四分五裂的局面。晚上，我急忙去病房和Y商讨对策，商讨的结果是：极力争取队长S和我们一致，三人形成核心，孤立最不愿意步行的Q和G。总之，寄希望于明天的“政治生活会”能解决“路线”问题。 1966年12月2日星期五上午去成都工学院与郑等聚会，并到望江亭公园留影。下午，小队召开生活会，大家不留情面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路线”问题上反复细致地进行讨论和论证，终于基本肯定了西线长征的路线。回想昨天面对四分五裂的局面，真是束手无策，而今天，依靠大家突出政治和突出毛泽东思想，问题就迎刃而解。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西行计划早在北京出发前就已确定，那条路线毕竟是大家久已向往的。 1966年12月3日星期六我和B、Q三人去省委排队交涉一整天，办理领取宣传品、钱粮补助等手续。 1966年12月4日星期日上午再去省委接待站，领取长征的有关物品，还领到一个点煤油的风灯（马灯）。下午准备宣传节目，晚上排练。我们几个唱歌不算难事，但从未练过表演唱，搞起来好比赶鸭子上架。虽有困难，大家却劲头十足。全部节目主要由Y和H策划，排练时H担任总导演。H导演起来总是一本正经，十分严肃和认真，一看谁的表现不满意，立刻瞪眼珠子。排练完节目，又集体学习今天的报纸《中央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总理、江青的讲话》。 1966年12月5日星期一上午再去领取印制宣传品的纸张。回到宿舍学习解放军报社论《‘老三篇’是革命者的座右铭》： “‘老三篇’教导我们的，是完全地为着解放人民，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团结广大群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是向人民负责，不怕批评，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归到一句话，就是要我们树立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下午刻蜡版，印传单。 1966年12月6~9日连日排练宣传节目，做长征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小队从北京带来两样乐器，一是S的手风琴，二是B的黑管。为了途中防雨、防潮，我帮助S用塑料布做了一个手风琴的外罩。成都的小吃花样多而味美，B和H等人喜爱甜食，多次光顾“赖汤圆”。G带领大家去吃“红油水饺”，在小巷里拐来拐去，来到一家坐满了顾客的小铺子，一两粮票的几个小饺子，把大家辣得眼泪鼻涕直淌，嘴里还不住地夸“好吃好吃！” 8日接到应JC的电报，他终于决定不再返回成都和我们长征。我们决定10日出发。 1966年12月10日星期六今天正式开始西线长征。起了一个大早，出成都向西南方向进发，一天步行七十多华里，夜宿三江。今天负重和行程都是创纪录的。由于增加了乐器和宣传品等，负重比去峨嵋时大。宣传品中，最多的是各种传单，大家分摊携带。我把一厚叠的传单打进背包，又将马灯挂在背包侧面的雨伞上，总负重大约30斤出头。行军队伍一直由我打头，速度自然由我来掌握，下午看大家有点疲劳，我暗暗加大了步伐。因为记得成都军区的同志说过，上午行军速度不宜太快，但到了下午快到目的地之前，则应该竭尽全力，走得越快越好。不料，此举惹得H发了火，大喊道：“张华容，你抽什么风，要拖垮我们啊!?” 恰好此时已离今天的终点不远，遂放慢了速度进三江镇。一到接待站，首先打热水烫脚，为了增强效果，水温较高，身旁还放一个暖瓶，不断往脚盆里续热水，只见我们个个呲牙咧嘴，把脚烫得通红。 1966年12月11日星期日今天只走半天，到达大邑县安仁镇，住在安仁中学。下午参观这里的“罪恶地主庄园展览馆”。这里因一组名为“收租院”的大型泥塑而闻名全国。这座庄园属于大地主刘文彩，占地数万平方米，除居住的房屋之外，还设有地牢和水牢，用来关押抗租和欠费的佃农…… 刘文彩的弟弟是四川的大军阀刘文辉，三十年代曾奉蒋介石之命堵截过长征的红军，后来在解放四川时武装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民主人士曾担任国家林业部部长。 1966年12月12、13日这两日分别宿于卧龙和新店，每日行程皆70里。住宿的都是人民公社接待站，和农民接触较多，晚饭后都宣传演出和教群众唱歌。行军途中，还给路边劳动的社员们演唱革命歌曲。每经过村庄时，都有许多小孩向我们索要传单，还有年仅4、5岁拖着鼻涕的小娃娃，也口齿不清的对我们喊：“红卫兵儿，给我‘单’！” 13日晚演出后，虽然很累了，但今天报纸刊登了《红旗》15期社论，睡前集体学习该社论。 1966年12月14日星期三下午3点多到达西南重镇雅安，这是原西康省的省会，地处分别去往西藏和云南的交通要道，因此住在接待站的串联学生非常多。晚上，小队开生活会，检查出的主要问题是，几天来，忙于行军和演出，忽略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思想不够重视，时间没有保证。提出今后要特别关注学习“老三篇”，宣传也以“老三篇”为重点。会议决定在雅安停留两天。我们小队里，政治上敏锐并主张较多的，是Y和S。 1966年12月15日星期四晴上午到街上，找一家制作锦旗的铺子印刷我们的队旗和袖标。开头一问，答复是：任务较多，需时3~5天，我们要得急，就和看店的两位姑娘交涉，终于搞明白，印刷简单又很快，麻烦费工的是制作字模，所谓“镂空字模”就是用硬纸板刻出所需的字样。我们一听，这有何难，当即在店里自己动手参与制作。我先在报纸上摹写毛主席草书的“长征”两个大字，再拓印到硬纸板上，最后用剪子和刻刀镂空。其他的小字较容易，我们和店员共同分担。忙了多半天，终于大功告成。队旗和袖标都是正中央为“毛体草书”的“长征”两个大字，边沿一行小字“北京机械学院”，红旗上印黄字，袖标上印黑字，制作精美令我们得意非常！我们的队旗回来途中，去烈士陵园，那里有看园的两名老红军，相约明天全队来与他们座谈。下午还到地委接待站借粮票（队里有好几个大肚汉，怕携带的粮票支持不到昆明），顺便领取了2千张语录卡片。晚间去观摩雅安农村宣传队的文艺演出。 1966年12月16日星期五阴昨天Y等找到雅安的川剧团，联系好今天全队去学习演节目。我们上午去了剧团，他们非常热情地帮助我们排练几个节目。从上午10点半一直练到下午3点，教的非常热心，学的更加卖力，无奈我们对上台表演实在太外行，许多动作怪怪的，自己都觉得十分可笑。今天收获不小，在川剧团同志们帮助下，共排练了3个表演唱和3个对口词。直到最后，川剧团员们才得知我们不是什么“红卫兵小将”，而是工学院的“先生”，由衷地赞扬我们革命干劲十足。川剧团非常热情地留我们吃了饭，才依依不舍的道别。真可谓：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从川剧院出来到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和纪念堂，不巧，两位老红军，有一位回家探亲，在此的一位今天身体不适，没有座谈。回到宿舍，乘热打铁继续排练节目。晚上缝补衣服，直到11点多才睡下。 1966年12月17日星期六晴由于G的脚长了一个疮，痛得无法走路，估计还得在此多停留几天。一整天都用来排练节目，直到晚9点多才结束。又在一起读报学习。利用午休的空隙，洗了几件衣服。从接待站同志那里得知，离此不远有个飞仙关，是当年红军长征时，徐向前率领部队经过的地方，那一带的峭壁岩石上，至今还留有红军刻写的标语口号。从这里去天全，走大路只需一天，而走飞仙关的小路，却要绕行，需时3天。但我们仍很想走这条小路，一、能见到当年红军的遗迹；二、有可能访问遗留当地的老红军；三、向偏僻地区的群众宣传演出更有意义。 1966年12月18日星期日阴、小雨今天仍是加紧排练节目，主要练习了几个“老三篇”的语录歌。午后，我和S去雅安县兵役局，抄录雅安——泸定——石棉的详细地图。晚上，分别给妈、HY弟、JM写信。 1966年12月19日星期一晴今天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小队全体去四川农学院看大字报，从中了解到北京近期运动的情况。然后又到烈士陵园与老红军座谈，听他们讲述当年闹革命的故事，最后一同合影留念。 G的脚病差不多好了，我们决定明天继续长征。晚上，在一起读一份川农带回来的材料——未曾发表过的毛主席的文章与言论： “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大家提意见你能接受吗？提错了能受得了吗？冤枉你能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要学会与你意见不同的人一起工作。” “五.二五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 毛主席对聂元梓大字报评价之高，令人吃惊，也很不易理解。（待续）; 2249 次阅读|1 个评论

《长征日记》（6）: 热度 1 Huarong1940 2012-5-2 08:34;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 1966年11月24日星期四小雨吃过早饭，轻装向峨嵋山进发。出县城北门十里，就到了山脚下，看见一座牌楼，上有郭沫若题写的横额：“天下名山”，我不太欣赏郭老的书法，觉得它失于柔弱无骨。进山前先来到“报国寺”，唐山铁道学院的学生在此设了一个“进山接待站”，办理所谓的“进山手续”。听说前不久“大破四旧”期间，唐山铁道学院的学生千人上山，对菩萨和反动和尚造反半个多月。唐山铁道学院是六十年代初迁来成都，新校址就在峨嵋山下隔壁的一条山沟里。出报国寺正式上山，分前山和后山两条路去山顶，我们选择后山这条路，因为它较前山的路险而长，据说风景更好。一口气爬到“华严寺”，这寺庙已破败不堪，房屋即将倒塌，院子里有一些农民在种菜。再往上来到“清音阁”，已经是下午1点钟。这里虽有接待站食堂，但午饭时刻已过，只好吃些携带的点心，再向“洪椿坪”行进。这一路果真景色优美之极，“黑白二水冲牛心”、“一线天”等尤为突出。夜宿洪椿坪。自从全国“革命大串联”以来，有不少革命师生来峨嵋山游览，峨嵋县委已通知山上各点，凡革命师生到此一游，一律按红卫兵接待站标准，住宿免费，吃饭也便宜。我们已见到的山上几座小庙，不象报国寺等其他大寺庙，建筑不甚雄伟，没有大屋顶和琉璃瓦之类，佛像塑形较粗糙，与我记忆中福州鼓山湧泉寺没法比。庙里和尚数量极少，文化革命“破四旧”时，唐山铁道学院学生上山到庙宇造反，把许多和尚弄到山下去整训，山上各点只留三、两个人接待串联红卫兵，这些人多半是原来庙里的火工杂役，相当于和尚中的“贫下中农”。今天一路细雨濛濛，山路滑腻。 1966年11月25日星期五昨晚睡得很香，我和Y两人合住一间，睡一个罗帐大床，客房内有红木的几案盆花，摆设相当讲究，看样子是过去有钱人才能享受的。早饭后第一站是“九老洞”，先上一道陡坡“九十九道拐”，坡道既陡又窄，但也并不象别人说的那么“惊险”和“难爬”。正午之前便到了九老洞，已然大汗淋漓。由于昨夜刮风，路都干了，比昨天好走些。午饭前，我们进洞一游，这个黑洞深不过百米左右，再往里去的一个窄洞已挡上一快大石头，无法继续深入，只得回头出洞。洞里实在没有看头，昨天在山下听一个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把它说得天花乱坠。今天到此一看，相当失望，想必此人一定是胆小，并没下到洞里去过。下午经过“遇仙寺”（现今改名为“新风坡”）和“莲花石”，到今天的终点“洗象池”。这里气温已降至零度以下，水缸里浮冰不化。这一处庙宇比较大，从前山那条路上来的和我们在此汇合，加上刚从“金顶”下来的，都在此夜宿，因此人数较多。庙里现存的和尚共5人，全部忙于接待劳作。听下山来的人说，今天“金顶”上是晴天，不知明天会怎样？据说金顶海拔3千多米，经常突出于茫茫云海之上，如果脚下是云海，头顶出太阳，就能看到“金顶佛光”的奇特景象。早就听说在九老洞与洗象池之间，常有猴群出没，它们也经常来寺庙索取食物。国家每月下拨洗象池60斤玉米，给和尚们喂养猴儿。现在天冷，猴群很少出现，但我们下午行经一峡谷时，曾听得竹林里面哗哗作响，我正好走在前头，只见一个黑影一闪便迅速消失于丛林深处，是猴子听见我们说话被吓跑了吧？好不容易来到峨嵋山，没看见猴群，确实有点儿遗憾！ 1966年11月26日星期六昨夜里起来上厕所，经过一个大屋，隐隐约约见里面黑灯瞎火，却坐着许多人。回来时想探个究竟，拿手电筒隔窗往里一照，原来是一群菩萨塑像，不知为何、又从何处搬来集中存放于此处，这也是“破四旧”的结果吧？上午出洗象池，目标金顶。首先爬一道“五里坡”——连续的石台阶。这一段虽然费力气，但还算好走。再往上去，气温逐渐下降，大雪封盖了山路，坡陡路滑，我们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除我之外的各位鞋底不断打滑，简直是“一步一出溜”。我因穿着新回力球鞋，脚底抓地很牢，于是独自加速向上攀登。我终于赶在清早一同从洗象池出发的大批人马之前抵达金顶，先到接待处登记7人的食宿。山顶很冷，大殿里挂着一个温度计，指示气温为摄氏零下3度。金顶寺庙里备有借给游客的黑色棉大衣，我一下子借来7件，堆放在一个八仙桌上。一面坐在火盆边和老和尚聊天，一面等候其他队友。等了一个多小时，大家才陆续到齐。原来庙里预备的大衣数量有限，后来的多数借不着，看咱们全队一人一件穿得很暖和，我心里着实得意。金顶上雪白一片，雾气迷蒙。午饭后，我们上了寺庙后面的高坡，再往后向下看，我们处在悬崖峭壁之上，此处名为“摄身崖”，就是观看“佛光”的地方，此时一眼望去皆是白，别的什么也看不到。又去山顶气象站参观后，回到大殿烤火。气象站的同志告诉我们，12月4日之前金顶不会有晴天，那么金顶日出和佛光的特景是看不到的了！大家不免有点泄气。下午3点，突然一股冷风吹来，驱散一些云雾，我们又登上“摄身崖”头，但见茫茫云海和一些浮在海上的山头，也算观到了他处少见的景色。据说，晴天时从这里向西远眺，可以看见贡嘎山。 1966年11月27日星期日清晨睁眼醒来，一心想观看日出，奈何眼前白雾茫茫，看日出是无望了，复又闭眼睡去。7：30才起床，早饭后，冒着小雪下山。俗话说：“下山更比上山难”，这回让大伙儿深刻体验了一番。尤其又下着小雨雪，使石阶上结了一层薄冰，滑溜至极。其他几个都弄来草鞋或草绳绑在脚底，即使这样也一路战战惊惊。半路遇见几个眉山来的小中学生，可怜巴巴地停在路边踯躅不敢前行。于是我们每人帮带一个下山，我抓着着一个小女孩的上臂，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下出溜。中午，终于下到洗象池，这一程足足耗费4个多小时（而我昨天向上攀登只用了两个多钟头），头发上的汗水加雨水都冻成冰棍棍。下午，从洗象池下至万年寺，这段路好走多了，因为没有冰冻，石阶虽湿但不是太滑。万年寺庙宇建筑比较雄伟，居峨嵋山之首，寺内佛像等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项目，因此没有被“破四旧”毁坏的痕迹。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乘坐大象的普贤的铜像，高有6~7米。这里一切布置皆井然有序，处处整洁，庭院中有精心栽培的树木花卉，与峨嵋山其他各寺庙的萧索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夜宿万年寺的客房，隔壁房里住着几个四川大学的学生，他们也是今天从金顶下来的。睡前在庭院中散步，听见一个大学生拖着哭腔喊道：“脚杆好痛哟！”确实，从山顶走下来一整天，虽不怎么费体力，但我们都感觉到小腿肚很痛。 1966年11月28日星期一今天，从万年寺继续下山，经过清音阁，下到龙门洞水电站，进水电站参观。下午3点多回到峨嵋一中。在住宿处看到一张传单“毛主席‘七三’指示全文”，抄录如下：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如何请酌。今后几十年对祖国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来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了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定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毛泽东1965.7.3 ” 其中后面这一段很重要，但我们从来没听过传达，据说是黑帮分子陆定一搞的鬼。下山后，浏览了一下报纸，主要消息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革命师生。人民日报再一次提倡步行大串联。今天下山途中，和G交谈时，他表示，不愿意步行去昆明，态度十分坚决。到峨嵋一中后，我和Y对此后的行动去向交换意见。看来，回到成都后，在小队内部还会有一番“路线斗争”。 1966年11月29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一年级学生“红色轻骑队”座谈，听他们介绍怎样在步行串联中进行文艺宣传。他们预先准备了十几个文艺节目，步行串联途中，在农村或筑路工地与工人农民联欢或演出。这对我们是极大的激励与启发，我们决心在长征途中也这么做。下午3点告别峨嵋一中去火车站，刚出发就下起雨来，便改乘公共汽车到达火车站。在车站重逢与我们一同从金顶下山的4个小鬼（刘志辉等），他们走路很快，曾经一天之内从眉山跑到夹江，令我们自愧不如小将们干劲足。小鬼们很高兴又和我们相遇，我们邀请他们，明春串联至京去我们学院做客。峨嵋至成都的铁路属成昆线首段，虽已通车，但尚未正式营运，我们乘坐的是“闷罐”式货车，抵达成都南站是下午8：30，天已经黑了。我们急行军半小时，又来到四川医学院。学院里接待的串联师生人数激增，我们被安排住进1号楼的一间大实验室。这次没有床，只能打地铺。身旁的地上堆放着好几个2米长的大黑木箱子，原先还纳闷：什么仪器用这么笨大的箱子来盛放啊？后来听医学院的学生说：“你们住的是人体解剖实验室，那大黑箱子里放的就是解剖用的尸体标本，一个箱子里装4具呢。”紧挨着装死人标本的大黑箱子躺着，也算身平头一回。不管怎样，这一夜闻着刺鼻的甲醛味，仍然睡得很熟。这实验室里老鼠还特多，夜里常有大老鼠在被子上越过。令人纳闷儿的是这些老鼠吃什么？那些被福尔马林浸透的尸体总吃不得吧！？（待续）; 2651 次阅读|2 个评论

《长征日记》（5）: Huarong1940 2012-4-27 21:57;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 1966年11月15日星期二一整天哪儿也没去。上午在宿舍给ＨＹ弟写了一封信，学习《毛著》。下午，我们小队全体讨论昨天的运动事件，我们之间的看法也有分歧！周HX又来了一趟，与我们讨论他们厂内文革的事。看来，大家都一样，政治运动都经历了不少，从未遇上文化大革命这样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措的！ 1966年11月16日星期三一早全队开会，决定后天出发开始试验性的行军，为期10天，目标峨眉山。我和G、H受小队委派，探路和去市委请求步行串连的协助。在市内跑了一天，从市委领取了地图和一套路上散发的宣传品。买了几尺红绸布，做了一面路上打出的红旗。成都这一带冬季多阴雨，我在街上买了一把塑料雨伞，因为脚上穿的布面胶鞋鞋底已磨穿，又买了一双回力牌篮球鞋，这鞋有一层很厚的海绵垫，肯定适合走长路穿，虽然价钱贵些（约10元），还是咬牙买下了。晚上，拿出针线盒，为新买的雨伞缝制了一个布的伞套，以便把雨伞插在背包的侧面。 1966年11月17日星期四今天报纸头版的新闻是：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步行进京串联的小将，周总理说：“毛主席支持革命小将们步行大串联，今冬试行，明春推广。” 想不到这个好消息却引发我们队里一场风波。好几个人都认为：看样子，春节前后中央就会停止火车载运串联的师生，因此要立即放弃步行去昆明的方案，改乘火车去重庆、广州等地。总之，他们想趁尚能坐火车的机会，多跑几个城市。最后，坚持执行原计划的只剩我和Y两人。据分析，他们的想法有3点：①利用全国大串联的机会，来一次免费大旅行，尽量多游览几个大城市；②害怕西行路线太艰苦；③担心在外串联的时间过久。而我们则强调：见了周总理讲话，更应该坚持步行串联。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了两个小时，意见不能统一。我和Y坚持己见，认为这分歧属原则性的，即使小队分裂也不能让步！当然，真理虽在我方，也还应该尽量争取说服对方。说老实话，我之所以极力主张步行，还有私下的想法：从西安到成都的一段火车，坐得我害了怕，再也不愿意受那份罪啦！再说，跑大城市能见到什么新鲜？不外乎人多楼房多，哪有西去的高山大河自然美景吸引人！？ H本来很赞成西线长征的计划，但他患有高血压，担心翻越海拔3200米的二郎山会出问题，我替他出主意说，峨嵋山金顶也是海拔3千多米，去那里尝试一下，若无不适，西线长征就有把握了。最终，S以队长身份总结：既然争论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将分歧暂时搁置，去峨眉山的试验性行军的计划仍不改变。我暗自想：虽然对方也知道自己的道理不硬气，但是经不住抱有①种想法的Q极力煽动，很可能造成小队分裂。去峨眉山可暂缓一下僵局，再说也要等应JC来成都时，才能做最后的决定，应JC是党支部书记，讲政治挂帅，想必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1966年11月18日星期五早8时从川医步行出发，出成都的西南角，刚过“武侯祠”，见路边张贴着中央的通知，其上写明：从11月21日起全国停止坐车串联。这么说，再过两天，想坐车也坐不成啦！正行进着的小队立即停下来讨论，十分欣慰的是大部分人的意见立即统一起来。因为，反正中央通知一下，“乘车跑点”已无可能，只好回到“西行计划”来。最后仅剩G一人犯拧，觉得西行太艰难不现实，坚持要即刻回头乘火车去重庆。在大家耐心劝说下，G毕竟孤零零一人拗不过大伙，嘟嘟囔囔很不甘心地随大家向峨眉山进发。我脚上穿着新买的回力球鞋，走起路来十分轻快，从北京带出来的另一双塑料底布鞋插在背包的背面，作为备用。我们一行7人排成一路纵队，我打头并举着红旗，大步流星地朝前走着。中午到达双流县城，大家进了一个小饭馆。G等经验老道地与老板交涉“包伙”。毕竟这里物价低廉，7人共出2元钱任由饭馆安排食谱，结果这餐饭有荤有素还有汤，大家吃得非常满意。自从离京以来，我们都住各地的大、中学校，在食堂吃饭，每餐缴4两粮票1角多钱（许多四处大串联的中学生娃娃无钱无粮票，接待站只好让他们白吃后签字挂帐），尽吃熬青菜下饭，肚里太缺油水，因此觉得这一顿是开了荤了！晚上寄宿于黄水河镇小学，老师和学生们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晚饭前，H感觉身体不适有点发烧，我陪他到镇上诊所看病，大夫给他打了两针。睡觉在小学的教室里，拼接课桌当床，打开背包铺盖，由于走累了，睡得很香。 1966年11月19日星期六早晨6点起床，吃过早饭，告别了黄水河小学的师生上路。今天是徒步行走的第二天，H病还没全好，上午走得不快，中午在新津县城打尖。出成都后，一直走在公路干线上，沿途大卡车来往不绝，大部分是给川藏高原“三线”建设运送物资的，卡车的气动喇叭声音十分刺耳。这一路还见到许多卡车载着满车的人，听说这是去大邑县参观“地主庄园”的。路上也能遇见一队队步行的红卫兵，询问的结果，多是向延安和北京进发的。新津过后，道路有些崎岖不平了，小队里有4~5人发现脚底开始打泡。天色尚早，首先是B开始无缘故地发脾气，路经一个村庄时，他卸下背包往地上一墩，死活不肯再往前走了。大家只好依着他提前结束今天的行程，离开公路进村，夜宿双河场小学。我们跨进小学大门，小学生还没放学，大家坐在背包上稍事休息。小娃娃们下课出教室，立即把我们团团围住，恰似参观“大红卫兵展览会”。晚饭是和小学教师们在一起吃的。因为是周末，饭后学校的员工们立即回家走空了。我们仍借一间教室作宿舍。早就听说长途步行后必须用热水烫脚，我和H来到到伙房，大锅大灶和我福建老家很相似，把水舀进锅，抓一把稻草塞进灶膛，点上火，不一会水就滚烫，赶紧叫大家来烫脚。一锅水不够，再烧一锅，不一会，我和H对瞅一眼十分可乐，两人都成了黑脸张飞。G先烫完脚，连忙张罗要顶替我们来烧火。睡前有个小插曲，H瞪眼发火，不留情面地批评Q自顾自当甩手掌柜。原来H的性格是眼里揉不得沙子且嫉恶如仇，我对他顿生好感。 1966年11月20日星期日今天是休息日，小学里空无一人，当然伙房也不开早饭。我们空腹行走15里，赶到彭山县城的一个早点铺子吃的早饭。这是徒步行军的第三天，成都军区的那位参谋同志曾说，如果走了3天脚底还不打泡，脚板就已经磨出来，再走下去也不会起泡了。我今天脚板虽痛，但没有起水泡，看来可以归入此类，真是十分值得庆幸。脚没打泡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脚上的这双回力球鞋确实好，鞋底柔软合脚富有弹性；二是我走路步幅大，频率低，脚板磨的次数较少。夜宿太河小学。进校只见师生们在做纸花，为明天的一个烈士追悼会用。我们当即加入，做了大约一小时结束。这小学对我们的接待更是热情。晚饭后，和该校老师座谈，我们向他们大致了解本地的史地人情，介绍了首都和成都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形。睡前，Y居然从哪位老师那里借来一册《解放军歌曲集》，里面有全套的“长征组歌”，真让我们喜出望外！当即决定连夜抄录，Y和H一直忙到深夜1点钟才完工。 1966年11月21日星期一吃过早饭，大师傅让我们稍等，他正烧开水以便给我们把行军水壶灌满。我趁这工夫帮他去挑水，因为在“四清”中有过充分的锻炼，不一会儿就把厨房的两个大水缸盛满，所以今早尚未出发已经浑身大汗。今天是步行的第四天，腿上劲很足，但是脚板却疼痛难挨。四天以来，每天走的路程不算多，平均一天只不过26公里。这是按公路里程碑计算的，若按当地老乡的说法，每天大约走6~70里，不知为何相差如此之多。今晚歇在思濛中学。脱掉鞋袜一看，脚底居然出了一个小水泡。计划明天宿在夹江，必须加把劲走足31公里，后天用不了一天就能抵达峨嵋县城。 1966年11月22日星期二早晨7：30出发，赶30里到三洞吃早饭。昨夜S闹肚子，这位仁兄因内急起来上厕所，不知怎地教室的门打不开了，慌忙中的他趿拉着草鞋踰窗而出。这话题成为大家一路的笑谈。S的脚癣犯了，在路上向老乡买了一双草鞋，歇下来时就穿草鞋让脚透气。走过复兴之后，同路的老乡建议我们沿着新修的铁路插往夹江，比走公路更近些。但是，上了铁路才感到，为了贪近而弄巧成拙，路基两边堆放了许多作为道渣的石子，只能在铁路正中踩着枕木走，一步踩一根捣着小碎步很难受，踩两根一步嘛腿又稍嫌不够长，急得我们只好一溜小跑。好在今天已是步行第五天，大家体力都已练得很足，一路上把赶集的老乡们一帮帮地甩在后头。结果今天的90里路程（地图上标的里程只32公里）下午4点就完成了。在夹江住接待站，原来是个旅店，条件相当好，厨房有烧好的热水，大家首先打热水烫脚。一歇下来，才感觉今天走得很累，早晨从思濛到三洞那一段尽是山路。几天以来，沿途经过的是川都平原地区，这一带农业基础好，粮丰猪肥，一年四季都可种菜，气候很象江南的亚热带。路过村头常见一种名叫黄角树的大树，昨晚在思濛中学听一位老师说，它的学名叫“榕树”。我不太相信他说的，据我观察，这树之大和树干形状的确很象榕树，但树叶却比福州榕树大4~5倍，最大的差别是不见树上有下垂的气根。公路两旁种着大量的桉树。四川省农村电气化程度远不如华北平原地区，我们这几天途经的较大乡镇和公社都没有电灯。其实这里离大城市成都并不太远，想必等成昆铁路完工后将会有很大的改善？从地图上看，峨眉山就在西南方向约20公里处，明天再走半天便可到达。若从夹江向东南行30公里可到“乐山”（从前的地名为“嘉定”），是S的诞生地，但那不在我们行程计划之内，虽近在咫尺而不前往，我真替S深感遗憾！ 1966年11月23日星期三昨晚盖夹江接待站的棉被（看着还算干净，就懒得解开自己的背包），那被子太厚，半夜出了一身大汗，可能因为这个，今天走路的气力大不如前几天，好在今天的计划路程短。中午1点进峨嵋县城，住在峨嵋一中。放下行李，大家想开荤，一同到街上一家较大的饭馆吃午饭。这一次不是集体包伙，各自买自己爱吃的饭菜。一进门就看见玻璃橱里摆放着大块的熟牛肉，十分诱人，都先要了一盘切好的酱牛肉。B的动作最快，别人还没付完钱，他已把酱牛肉端到桌上，张嘴就一大口，只听他“啊！”地大叫一声，再一看他用手捂着嘴扒在桌旁，十分痛苦的样子，大家都莫名其妙。原来四川人爱吃麻辣，酱牛肉上撒了过多的花椒面儿，B捂着嘴嘟囔不清地说，嘴唇舌头都麻得不能动了，什么好饭菜也吃不下去啦，只得遗憾地先回住地。他买的饭菜只好让其他人分担代劳了，真是便宜了几位食量大的弟兄们。下午休息。峨嵋一中非常热闹，来此串联的大小红卫兵足有数百人，显然都是冲着峨嵋山而来，有的还未上山，有的已登山归来。我们打算明早上山，背包等重物可以存放在接待站。（待续）; 2218 次阅读|0 个评论

《长征日记》（4）: Huarong1940 2012-4-27 09:46;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 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从西安到成都的火车把大家煎熬得精疲力尽。今天主要是休整，洗衣服，补睡眠。阔别了二十五年的成都是我的诞生地，但我的记忆里却没留下她的任何印象。1940年，抗战期间，我出生于此，没多久我们一家就迁居重庆。上午，S等去周HX（周HM的哥哥）家，那里是离京前设定的通讯联络点之一。经联系得知，机械零件教研室的几人已到成都多日，他们决定放弃在京拟定的从成都行军至昆明的计划。应JC尚未到成都。看来，横断山脉这条路线只有我们7人要去了。晚饭后讨论小队的行动计划，决定明天访问四川军区，请求军区协助安排我们的行军方案。 S病倒了，高烧39℃，住进了川医的校医院。我也有些发烧，好在这里是医学院，看病比在家里还方便，挂号取药自然也是一律免费。总之，我们得在成都好好休整一下，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步行出发。 1966年11月10日星期四我昨晚一夜高烧，今天浑身酸痛，只能躺着休息一整天。我们都染上了流行性感冒。下午，H和零件教研室的张K相继住院。一同来到成都的8人中，仅剩G、Y两人没有躺倒。他们下午去四川军区访问，据军区同志说，我们原先拟定的西行路线，最适合行军去昆明，那一带正在修筑成昆铁路，三线建设十分繁忙，沿途并非想象的那么偏僻。真是一条好消息！ 1966年11月11日星期五我体力尚未恢复，上午仍休息并在川医校园溜达，看看大字报。下午去人民广场，那里开大会让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作检查。晚上，给ＪＭ写了一封信。 1966年11月12日星期六上午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川医的运动情况，都认为我们不能完全置身于这里的运动之外，当即转抄两份大字报“论平反”和“奴隶主义种种”，张贴出去。下午同川医教师的造反派座谈，介绍我们学校的教师运动以来思想转变，以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果等。互相交谈十分热烈。晚间讨论长征计划，决定等候应JC【他是机床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来成都，然后一同出发，步行经泸定（那里有大渡河铁索桥）去昆明。应来信说他大约26日才能到达，那么我们只能在本月底或12月初出发。因此，我们七人打算先去峨眉山一行，另外在此参加几天运动。目前，成都地区运动的阻力相当大，这里的造反派还处于少数地位，斗争十分艰苦。 1966年11月13日星期日今天，我们要参加成都造反派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行前抄写昨晚挑选好的两份大字报，抄写完已近中午，我们下午才到会场。只见会场一片混乱，大会还未开始。听说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人来造反，指责大会主席团右倾，台上台下吵得一塌糊涂。晚间，我和G又到人民广场听群众大辩论。辩论的人群左一堆，右一堆，听了之后感觉受益匪浅。辩论的一方是造反的学生，另一方是占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由此看来，本地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两条路线斗争尚远未理解，再因前一段群众斗群众十分激烈，广大群众与造反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仍未消除，有相当多的群众仍然认为左派学生的革命行动是“右派造反”，对待西南局等地方领导还在盲目地“保”，当然怎么说也不理解学生的造反行为。然而，党中央的“十六条”已然深入人心，辩论的气氛还相当不错。我觉得仅靠这样的辩论，很难改变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解，加之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来此地对运动指手画脚，在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居然还“造了造反派主席团的反”，呼口号时称尚未觉悟的广大群众是“保皇派”。我十分反感这种不讲道理，一味唱高调的极左表现。他们大大地伤害了群众，其结果必然使自己更加脱离群众。由此，我领会到中央大力提倡步行串联的用心，就是要学生深入到基层，用工农大众的语言宣传革命造反的道理，同时向工农群众学习，脚踏实地闹革命。还是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就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年轻的学生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会得确实快，但若不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终将一事无成。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是学生首先起来造当权派的反。无论北京还是成都，阻力皆极大，若无中央文革和毛主席亲自的支持，造反的学生早就被镇压下去了。 1966年11月14日星期一上午去成都大学看大字报，没想到那里的大字报却少得可怜，仅半小时就看完了。出来后经过浣纱溪杜甫草堂，进去一游，拍了几张照片。我们带着一架上海制造的《海鸥》牌照相机，用120型黑白胶卷。这相机是应JC的，在北京出发时，他要比我们晚几天走，约好到成都会合，让我们把他的相机先带上。下午，小队全体去四川军区咨询行军事项。一位参谋到接待室同我们座谈，他说西行去昆明的路线这个季节天气晴好少雨，很适合徒步行军，又告诉我们一些行军的知识和注意事项。我们在那里仔细查看了四川公路图，抄录下沿途各段的里程。晚饭后看了一场电影《胜利在望》，这电影由几个小剧组合而成，很有革命气魄，看了很长革命志气。回来又途径人民广场，仍有许多人围着造反派学生辩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一辆广播车从昨天起被一些人围困在此，直到现在仍未解围。地院《东方红》在昨天大会上的极左表现确实不对，他们又死不认错，这更增长本地群众与造反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据观察，我还怀疑有些机关干部模样的人在人群中起哄点邪火，扩大矛盾。回到四川医学院，又见许多学生在讨论这两天发生的事。本地造反派大部分人的看法同我一致，而与北京来串连的部分学生有分歧。我和他们交谈，在广场和一些工人模样的群众交谈，都有一致的看法：北京来的造反者大方向虽然对，但做法形左实右，脱离群众。我对此毫不感到奇怪，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对各种造反也见识不少了！北京造反学生一直受中央文革的支持，青云直上，任何过火行为都被夸“好得很！”，还没遇到过挫折和教训。我想，这一课在外地串连中总会补上吧!? （待续）; 2999 次阅读|0 个评论

《长征日记》（3）: Huarong1940 2012-4-25 09:53;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 1966年11月5日星期六早晨来到火车站前的长途汽车站，正等车时，下雨了。幸好没去坝桥上车，那非得挨浇不可！午前到达临潼，住在华清中学。下午去骊山下的华清池温泉洗澡。晚上，与华清中学“临委会”的同志座谈该校的运动情况。一听他们的叙说就明白，这一派属于“保”字号。明天还得同另一派“筹委会”谈谈。 1966年11月6日星期日今天是休息日，清晨，全体直奔骊山而去。山下有唐代杨贵妃沐浴的温泉，又是“西安事变”的遗址。我们从“捉蒋亭”侧面的石窟钻了上去，中午登到山顶烽火台，再从西面的小道溜下山。晚上，华清中学的“临”“筹”两派开辩论会，我们列席旁听。会后我和几个“筹委会”的同学交谈，互相介绍自己学校运动的概况。我着重讲我们出京之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过。看来，他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没有什么理解。解放以来，我所经历过的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都是整一些历史有问题、出身不好、或思想自由化的人，运动依靠的是各单位的政工干部和思想较左的积极分子，搞法无非是杀鸡戒猴，而我等小老百姓则属于被吓唬的“猴子”。这次文化大革命可大大不同于以往历次运动，经历了几个月以来运动的往复变化，我终于明白：这回运动的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单位原来的政工干部和积极分子很自然地成为了“保皇派”，运动开始以来，他们就听从工作组的指示，查档案，收集单位内“头上有小辫子”的人的资料——即所谓的“黑材料”，以备运动一转向就照历次运动那样大抓“牛鬼蛇神”。我以为这就是《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Y、G等仍与“临”派座谈。我们对两派都表示：“只要你是造反派，我们就坚决支持。”——究竟谁是造反派呢？我们没说，不好说也不能说！回到宿舍，S等已先睡下，大家决定明天上火车去成都。 1966年11月7日星期一早早地起床，收拾好行装，写了一些大字报和标语张贴在校园里，告别了华清中学师生，10：00出发去临潼火车站。今天的693次列车晚点，等到下午3点车才来。即使在这个小站，我们也历经一番搏斗，才挤上了列车。这几天的火车可不同于离京那几天了，每一列都拥挤得达到饱和，而且都晚点。在宝鸡站，列车换接上电气机车，从陇海线转入宝成线。除了要翻越秦岭的高峰，一路都行驶于群山峻岭之间，因此宝成线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电气铁路。过秦岭时天早已黑了，只觉得火车在山间绕来绕去，出了山洞又进山洞。很遗憾是没有月亮的黑夜，看不见这一段特殊风景。偶尔见到远处有一串亮点在天边时明时暗地滑过，是另一列火车吗？ 1966年11月8日星期二这一段车程十分艰苦。天亮到广元（1946年，我们家乘汽车出川，因洪水冲垮了桥梁，曾在此等候修桥一星期。这个解放前的小镇，如今已成了规模不小的城市，这也和“三线”建设有关吧？），列车里拥挤的程度空前，过道、洗漱间、甚至厕所里都站满了人，座位底下躺着人，行李架上也坐着人。车厢里根本无法穿行，要上厕所只能登上座椅靠背，手扶着行李架，一格一格地跨越过去，腿稍短的还得底下的人帮忙托举一下。为了去站台打开水或洗脸，上、下车只能爬车窗。列车越晚点走得越慢，晚上8点多终于到达成都，足足晚点了12小时。成都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四川医学院，据说这里距市区较近。到了川医，住下，已经过半夜了。还没睡下，就听见外边一阵喧闹声，原来是发生武斗并有人受伤。看来此处运动相当激烈，两派斗争尖锐！（待续）; 3048 次阅读|0 个评论

《长征日记》（2）: 热度 1 Huarong1940 2012-4-24 10:06;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 1966年11月3日星期四早饭后，首先去西安公路学院登记下一段行程的火车票。到那里一看，队排得老长，车票控制得很严，必须等到半个月之后才有票。从公路学院出来，又赶到火车站。只见签票处前，人山人海地挤成一团，想搞到火车票已是毫无希望。看来，要想迅速离开西安，还非得采取点儿特殊策略不可呢！下午去西安交通大学看大字报。一大早从南郊到城北，下午又转到东郊，这一天跑的路可真不少哇！不是不想坐车，全国革命大串联，坐车都不要钱，实在是人多车少，等半天不见来一辆车，就是车来了，也挤不上去。晚饭后练唱革命歌曲，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睡前，补写北京出发以来这几天的日记。 1966年11月4日星期五一早到慈恩寺大雁塔，观光这座唐代的建筑物。它的外貌也有变化，解放后它成了国家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人民政府将它里外修缮一新。碑林也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古迹（我们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北京机械学院当教师，为了课堂板书有点模样，都各自下功夫练习书法，S和Q练隶书，我则练习颜体楷书。碑林里集中陈列有大量的历朝著名的碑刻），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碑林已停止开放，听说仅仅允许外宾参观，我们想进去没门儿，真——真遗憾！西安大雁塔（左起： H ， Q ， B ， G ，Ｓ，我，Ｙ）中午到西北工业大学看大字报。这个学校和西安交大一样，似乎是造反派占多数。下午我和 G 去长途汽车站购买前往临潼的汽车票。全国大串联，长途汽车不免费，好在我们出发前每人都携带了两个月的工资，一百多元钱。比起那些在全国奔跑的大、中学生来，我们几个真算得上财大气粗！ G 担任小队的会计，负责我们的公共开支。我们昨晚已策划好：明天乘长途汽车去临潼。因为临潼是西安的前一小站，估计那里外来串联的学生很少，可以免票登火车。而且，我们瞄准了北京开往成都的列车，车到西安必定下车的人很多，那时必能抢占到空出来的座位。回来时途经中共西北局，进去转了一圈。西北局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看来，这里的运动矛头直指西北局刘澜涛和陕西省委，“斗、批、改”运动已漫延到整个社会上，高校内的斗争倒显得位居其后。（待续）; 2930 次阅读|1 个评论

《长征日记》（1）: 热度 1 Huarong1940 2012-4-23 10:15;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长征日记前言那是 1966 年，“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我在北京机械学院当助教的第四个年头。我们 7 名青年教师（分别属于机床教研室和机制工艺教研室），在那特殊的年代，利用那一个特殊的机会，有了一段特殊的经历。当时这几人的年龄在 26 ～ 28 岁之间。那年春天，学院里的学生首先起来“造反”，作为教师的我们，依据反右运动的经验，觉得造反学生的言论和“右派言论”无甚差别，于是，在运动之初，全体教师几乎都当了“保皇派”。后来，在“中央”的逐步引导下，运动经历了“停课闹革命”、“派工作组”、“赶走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阶段，天真幼稚的我们终于也都投身于“造反”和“革命”了。 66 年的夏秋之际，“红卫兵大串联”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北京的高校都成了接待站，员工早已停止了教学工作，几乎都忙于接待全国各地进京的大串联师生。突然之间，没有了具体的“组织”和“领导”，我还真有点不适应这毫无管束的生活。大部分学生和少数出身“红五类”的教师跑去各地“扇风点火”，留在校内的我们则参加接待串联红卫兵的工作。我曾去大食堂帮厨，有一件任务留下的印象最深，当时学校大食堂用剩饭剩菜喂养了几口硕大的肥猪，大师傅让我们帮着抓猪，捆猪，抬上卡车，押运到京郊的东坝屠宰场，亲眼目睹了流水作业杀猪的全过程，最后每头猪成了两大片肉，分别过磅，净重皆达 7 ～ 8 百斤，我们再随卡车把猪肉运回学校食堂。九月末，首批外出串联的师生已有回到学校的，听他们讲述串联的经历很受刺激，年轻而尚未成家的我们，不甘心窝在校内沉于每日碌碌的接待杂务，便聚集策划一同外出串联，由此才引出以下日记所记录的“长征”的经历。四十年过去了，今年 5 月间，嘉成从上海出差来陕西，我们一同去了一趟汉中元坝。那里地处大巴山北麓，是北京机院“五七干校”的所在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们曾经艰苦奋斗过的地方。我们共同回忆那一段十分艰辛的生活，都认为，正因为那之前不久有过“两千五百里长征”的历练，才使我们觉得“干校”的困苦并不太难熬。这段回忆又促使我翻找出纸面已有些泛黄的“长征”日记，将它录入电脑。 ——华容 2006 年 8 月于西安时间： 1966 年 11 月 1 日 ~1967 年 2 月 21 日队长：施 JC （ S ）队员：钱 ZX （ Q ），于 YH （ Y ），桂 KN （ G ），洪 SQ （ H ），高 WL （ B ——外号“包子”），张华容（我）。 1966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昨晚就把背包打好了，早晨 5 ： 30 起床， 6 ： 00 天还不亮就出发去北京站。这几天中央首长可能要接见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所以离京的人较少，火车上不太挤。我们立即登上一列往南开的列车，在郑州转车也比较顺利。我们给自己的小队起名为“长征战斗队”，预定的目标是：先乘火车去成都，然后从成都徒步行军至昆明。这条路线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一小段，约为其行程的十分之一，从大渡河上泸定的铁索桥，经过凉山彝族地区，最后到金沙江的绞车渡（有的地图上标为“皎平渡”）。行进方向却和红军相反，但在我们的想象中，这是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的一段。出发前，自己动手刻蜡版油印空白介绍信并装订成册，出具介绍信的单位是所谓的“北京机械学院长征战斗队总部”，为此，在每页上还煞有介事地加盖了“总部”的红印章，当然这印章也是自制的，是肖 YH ）见了说：“喂，私刻公章可是犯法的哟！”老肖的回答却不乏幽默：“法定公章是圆形的，我们这‘总部’大印是方形的，和古代官印差不多，于现今却不违法。” 1966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三下午 2 ： 00 火车抵达西安。 Y 等因为没提前下车去华山一游而后悔得要命，嘴上不停地埋怨我们几个不同意在华山下车的人。西安市，你好！离别你十八年了【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随父亲的军械库，乘福特十轮卡车，从遵义出发，途经重庆、广元、勉县等，翻越秦岭到宝鸡，又换乘火车抵达西安，在西安居住两年，我小学二、三年级就是在西安小南门里的“两湖小学”上的】，如今这里已面貌非同往昔。全国各地师生革命大串联，街上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乘公共汽车十分困难。西安火车站的总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西北石油学院，地点离城内较远，在大南门外。下了公共汽车，还得步行几百米才到石油学院，我们各自背上自己的背包往前走。我的背包是一床棉被和一条薄棉毯，包裹着几件换洗的内衣。洗漱用具、日记本、备用的干粮等装在一个军绿色的书包里，这书包就浮阁在背包顶端，书包带从头顶套下，耷拉在胸前。另外每人都斜挎一个从校武装部借来的军用水壶。各人的负重大约不满 30 斤。行走的路程刚过半，只听得 B 的气喘声逐渐加粗，再往他的后背一瞧，原本应为长方形的背包，不知何时已缩成一个圆球，背带抻得老长，球形的背包吊在屁股的下方，随着步伐的节奏不停地敲打着大腿，那模样真是狼狈不堪。在此，不由得回想起北京出发之前两天的事，大家在一起练习捆扎背包，因为我打的背包比较规范，让我作示范。但 B 脖子一梗，不服气地说：“都参加过军训，打背包谁不会呀！？”扭头就走，硬是不看。晚饭后，全队开会探讨今后的行动路线。原定计划是从成都徒步行军到昆明，看来困难很大，时间耗费也不少，好几个人都主张放弃这条路线。临睡前，在大家劝说之下， B 终于同意让我教他打背包。（待续）; 2546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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