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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10年没发文章却一夜之间红了: jack79 2016-5-21 17:28; “河北科技大学、一个副教授、连续十年没有发过文章了，以前就算有点战绩，也就那样了。说要把文章发到通常只向哈佛、耶鲁、北大、清华、浙大敞开大门的顶端学术平台，没人信啊，就高峰傻，傻了就信了。”韩春雨对《中国新闻周刊》自嘲地说。此时，他正在河北科技大学分子药物学研究室里，多家媒体在排着队等待采访这个新晋的“网红科学家”。他的学生高峰，也是他的重要合作者，坐在旁边，师徒二人都被这段“伤心史”逗乐了。因为近期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韩春雨从一个学术圈的“泛泛之辈”一跃成为“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家”。这打破了他早已习惯的平静生活，但毕竟是一项让他欣慰的成绩。他的行程已经排到了6月底，中日韩三国基因大会向他发出邀约，而在此之前，他几乎从未参加过任何前沿的学术活动，事实上，他也从未受到过此类活动的邀约。现在，韩春雨不得不暂时告别他十多年以来一成不变的“泡在实验室里的安静生活”。 “一下子成网红了，这个我完全没有准备好” 5月2日，韩春雨作为通讯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成果。他的团队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向已有的最时兴技术CRISPR-Cas9发起了挑战。CRISPR-Cas9被认为是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近些年来一直是诺贝尔奖的热门。而韩春雨团队的发现，在一些人看来，可以堪称是“第四代”技术。 “如果说此前的技术是一个菜市场，我们就是发现了另一个菜市场，丰富了人们的选择，而这个菜市场究竟好不好有待全世界的科学家去验证，当然我也会进一步探究。”对于这项新技术将会替代原有技术而成为最实用技术的粗暴说法，韩春雨团队目前比较谨慎。 5月2日，文章在线发表，几个小时之后，学术圈朋友的祝贺电话陆续打来了。很快，韩春雨和他的新发现出现在了大洋彼岸MIT（麻省理工学院）的BBS讨论区里。韩春雨泡在实验室的安静日子一下子被打破了。邮件每天翻倍增加，第一天收到十几封邮件，第三天就上百封了，这些从美国、瑞典、法国、韩国等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邮件，有谈学术的，也有谈合作的，其中夹杂着一些向他抛出橄榄枝的研究机构。这些天，他接电话接到耳朵疼，这其中有亲自打给他谈实验室谈合作的院士，不少人都是他仰视的行业前辈。在学术圈收获这样的反响，倒是完全在韩春雨的预料之中。 2014年前，有很多科学家在质疑Ago家族（韩春雨团队所发现的新基因编辑技术）是否能作为基因编辑工作研究，韩春雨当时就断定，他如今这篇文章的发表会刺激很多具备科学敏感的科学家。而在此之前，他曾有过两次失败的跟风。他很早就开始关注基因编辑这一前沿科学领域。CRISPR-Cas9技术出现后，韩春雨也备受鼓舞，他的团队曾使用这一技术变异了一些植物，当他们准备把这一过程梳理成型时，国外顶级学术杂志连续推出了两篇同类文章。韩春雨不得不改变计划，接下来，他的团队试图通过设计对该技术进行改进，随后，他们的研究想法又被别人抢先发表。经历过这两次失败后，韩春雨发现他们的研究速度难以赶超别人。他决定不再跟风，要做原创，这也更符合他作为科学家的身份认同。2014年初的两篇文献，促使韩春雨把这一想法转化成行动，他开始着手研究这项新发表的技术。这期间，屡战屡败，但学生高峰一直和导师韩春雨并肩作战。高峰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三本，后考取了韩春雨的研究生。2014年研究生毕业后，高峰没有找工作，而是选择继续留在韩春雨的实验室。实验室楼上空出来一个小屋，他就在那里打个地铺，这两年一直住在那。事实上，一开始韩春雨并没“看上”高峰，“我让他滚，他没滚，嗯，这孩子挺执着的。”韩春雨对《中国新闻周刊》开玩笑地说。实验室里有张脱了漆的旧桌子，上面摆着一套茶具，韩春雨和高峰坐下来，韩用熟练的姿势泡好茶，师徒二人喝着茶，互相打趣。这是韩春雨最喜欢的状态，他们经常会拿着写满实验记录的厚本子，一起探讨，偶尔也聊一些“少儿不宜”的话题，“像大学男生宿舍一样。”高峰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看得出来，他们师徒二人不只是死板的上下级关系，在这个于科学世界登顶的过程中，他们变得很亲密。发现、设想、再用实验证明自己此前的设想，这是韩春雨在实验室的日常。而猜测成真所带来的兴奋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成就感。这次不同，他欢喜之余，也生了一些烦恼。 “科学家关注是我预料之中的，但火到了圈外，一下子成了网红，这个我完全没有准备好。”面对接连不断的媒体采访邀约，他自己实在应对不过来。韩春雨如今是河北科技大学的名人，除了师生，食堂打扫卫生的阿姨和学校的门卫师傅都知道了，“韩春雨老师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这样判断。 “他真的能获得诺贝尔奖吗？那样的话，就太伟大了。”门卫师傅，一边在手机里浏览着韩春雨的新闻报道，一边好奇地发问。 5月13日，论文发表十天之后，下午四点，韩春雨准时出现在实验室。电视台、广播、平面媒体的记者，以及前来围观的学生，挤满了他的实验室。韩春雨个头不高，偏瘦，一身运动装，深灰色的套头衫，深蓝色李宁牌运动裤，留着圆寸头，手上戴着电子表。说起话来，清晰缓慢。摄影师希望他穿上白大褂，演示做实验，“这样不好。”用他的话说，“一开始，我是拒绝的。”沟通之后，他还是欣然配合，决定扮演一次真实的自己。 “韩老师，其实，你可以当一个演员的。”摄影师对他的表现相当满意。“其实，我是一个科学家。”他一脸严肃，说完后又调皮地笑了，在场的人也都被他逗乐了。 42岁的韩春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我胆儿小，只选择在科学上探险” 韩春雨的实验室在河北科技大学的中校区，这里是老校区，学校不大，从南门到北门，步行只需不到五分钟。大部分学生都在新校区，这里显得非常安静。食堂门口，校园歌手大赛在招募选手，吆喝声不断，前来咨询的学生寥寥无几。 “河北省药用分子化学实验室”就在食堂对面，韩春雨的实验室就在这栋楼里。三楼和四楼各有一个，规模在整栋楼里是最大的。韩春雨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博士生，期间发表过一篇非常不错的论文，2006年进入河北科技大学，属于引进人才，学校一开始就给了这个“青年才俊”25万元的学科建设经费。不久之后，他又申请了17万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加上后来15万元的青年基金以及他通过参与重大专项获得的资金，他开始发起这项新的基因编辑技术研究时，并不缺钱。但后来的花费超出了他的预期，目前，他还欠下了30多万元。如果当下没有取得这项研究成果，这笔钱他打算用自己的存款先补上。“这些钱我还欠得起。不在乎结果，也要量入为出，我不赞成弄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他很实在地说。 “我从来不做冒险的事情，我胆儿小。我开始研究这个课题可能是具有偶然性，但之后取得这个成绩是必然的，我向来都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出自《论语》中的这句话，韩春雨提到过不下三次。他说自己从这句话中吸收了太多营养。如果文章发不了，他也做好了退一步的打算，上报学校，申请基金，也足够补上资金缺口。如今，文章顺利发表，而且是首发，这是他所有预期中最好的结果。 “其实比起很多我以往交流过的青年才俊，我不是那么刻苦。我只不过是想得特别仔细，考虑好了才去做。”韩春雨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思考也是勤奋的一部分啊，人最大的懒惰是思想懒惰。” 他补充说。韩春雨也一直在为自己选择和争取最佳的科研环境。 2006年开始在河北科技大学任教，至今十年，期间他只作为通讯作者发表过两篇中文论文，河北科技大学几乎从未给过他诸如发表论文篇数以及评职称的压力，这才让他有条件泡在实验室专注实验本身。就像当初选择来这里一样，未来他还会继续留在这里。“这里就是我的‘MIT’（麻省理工学院）。”外界把它的实验室称之为“小作坊”，他觉得，能做出事情来，就挺好。 “你是穿阿迪达斯或者耐克，还是穿其他的——当然再高级的咱不知道了——还是穿解放鞋，走路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穿的是解放鞋。”在韩春雨看来，穿解放鞋并不等同于艰苦。没有海外留学背景，却做出了世界一流的原创技术。这一点，让很多人对韩春雨又佩服又好奇。韩春雨曾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攻读博士，师从强伯勤院士和袁建刚教授，接触到当时如火如荼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这是当时世界科研的最前沿。初到协和，韩春雨遇到了石家庄老乡、院士沈岩，聊天中他得知，沈当年上山下乡回来后，分配到协和技术所，开始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十五年后，成了院士。这给了韩春雨莫大的鼓舞，由此他也认定了一个道理，科学家一定是边实践边思考，要在实验室做实验。“一个不爱做实验的人，不可能是科学家。” “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培养，我绝不可能做一名科学家。”韩春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个时候他开始学习如何从文献中吸取智慧。“我发现，跟优秀的人学习，不一定要去他们身边，看他们的著述就可以了。我看文献是一个更高的层面，学人家的聪明，人家是怎么干成这一件事的。” 2003年韩春雨博士毕业后，没有立即另谋高就，而是选择留在协和实验室继续做研究，两年后韩春雨作为第一作者将其研究成果发表在了《核酸研究》上，这篇文章算得上韩春雨第一次在学术圈交出的优秀作品。也正是凭借这篇文章，韩春雨在2006年作为先进人才被河北科技大学引进。韩春雨也因此结交了一个优秀同行沈啸，沈啸是这篇文章的合作者，也是韩春雨在协和的师弟。2014年秋天，韩春雨跟沈啸介绍了他正在做的这项新基因编辑技术研究，沈啸全力支持并随即加入韩春雨团队。沈啸当年博士毕业后赴美攻读博士后，协和的大部分博士毕业生也都像他一样选择海外深造。跟他们相比，韩春雨去河北科技大学任教的去向，当时看来，似乎不那么“前程似锦”。当时韩春雨也想过出国，后因家庭原因，他回到石家庄。“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也不觉得我比他们发展差了，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家里人也从未干涉过他的任何一次选择，韩春雨至今还是一个无房户，一家三口住在学校提供的58平方米的房子里，骑自行车五分钟就能到实验室。2008年的时候，他买了一台富康车。有房住，有车开，有泡在实验室的时间和自由，这样的生活，韩春雨觉得就挺好。 “如果说梦想，就是了解更多未知的世界。我这人胆比较小，真要去自然界探险的话，我有点怕，所以选择在科学上探险。” “其实我是一个科学家” 小的时候，韩春雨就喜欢“折腾”，他经常会把自行车和钟表拆掉再组装。喜欢去煤堆里找化石，有时候一天都在煤堆里玩耍。高中时，看《侏罗纪公园》，科学家用蚊子的血液，提取出恐龙的基因信息，借此培育和繁殖恐龙。他第一次感受到科学的力量，“这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啊！” 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走廊沙龙，经常讨论诸如宇宙等高深的东西，总是闹哄哄，遭到了班主任的“嫌弃”，他们只能转战厕所，走廊沙龙改名厕所沙龙。那会他并不理解科学，只是对生命充满兴趣。但实际上他的生物成绩并不够优秀，父母给他找了辅导老师。老师给他出过一道题，韩春雨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这道题，脱口而出。 “大肠杆菌每八分钟就能翻一倍的数量，但后来发现它的DNA 完全复制一次需要24分钟。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几分钟后，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图，解释他的答案。受到了老师极高的称赞，这让当时的韩春雨觉得自己可能真有这方面的天赋。考大学的时候，他便选择了生物系，后来他以超出本科线2分的成绩，带着点惊险，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大学期间，他也不怎么安分，有时候听课实在听得无聊，就从窗户跳出去，看电影，或者逛鸟市。考试前，先找书，然后一边考试一边理解书中的内容。如今，韩春雨自己当了老师，给大四的学生带生物信息课，他选择让课堂充满趣味。 “我上课就跟咱们现在聊天一样，聊得挺高兴的。我其实不是那么努力去备课，我觉得也用不着去备课，那些东西在我脑子里，我以前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准备。我希望学生们听到聪明人是怎么想的。”韩春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韩春雨实验室的另一位研究生姜峰，也参与了本次的新技术。大学本科期间，韩春雨来他所在学院开了一次讲座，他听了之后，被韩春雨吸引了。“他的想法天马行空，看问题十分透彻，特别有才的样子。”姜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感觉韩春雨和其他的老师完全不一样，不是具体哪一点不一样，是全部不一样。但大多数学生们似乎不怎么追捧这样的老师，韩春雨上课从来不点名，最少的一次，全班就两个人。人多的时候，通常是他谈古琴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考试的时候人才会到齐，韩老师通常会把自我介绍环节推迟到这个时候。“蛮大胆的。”一位上过韩老师课的学生这样评价。学生们都挺喜欢这样一个幽默、有趣、感觉特别有才的老师。可报考他的研究生却也不是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做韩老师的学生，必须要发自内心热爱科学，这一点若不具备，肯定没戏。韩春雨每年带五到六个研究生，能安心跟他做实验的往往只有一两个。姜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吃饭睡觉，他几乎都在实验室，韩老师每天至少会来两到三次，他即将研究生毕业，却丝毫没有毕业生的迷茫和烦恼，他甚至没想过毕业后要做什么，“现在就想着把老师的本事多学点，把手头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韩春雨是周星驰的影迷，周星驰的电影他几乎一部不落。但2016年春节《美人鱼》上映至今，韩春雨一直忙于研究这项新的基因编辑技术，至今没来得及看。他从周星驰的电影中看到了不少人生智慧。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喜剧之王》里的这句经典台词，韩春雨极有共鸣。 “就是你的内心一定要是一个什么，比如我的内心，即使没有发这篇文章，即使大家不知道有韩春雨这个人，我的自我认同一直是科学家，而不是科学工作者。”做研究，他要冲着诺奖的水平去，而至于诺奖本身，他也想过，但也就那么一想罢了。（本文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第756期）; 662 次阅读|0 个评论

被误导了的癌症检查: 热度 25 何裕民 2014-12-5 15:59; 昨天那篇文章（即《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炜的《医生揭防癌体检火热真相》）从记者采访角度，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肿瘤标志物被滥用” ，而且隐晦地点出了“ 大多都是源于‘你懂得的原因”。当然，无需隐晦，就是经济利益。如果说，为了经济利益，诱导人过度消费，那只是个简单商业问题。可这是人命关天的生死问题，就不仅仅涉及钱了，更涉及生命与道德底线问题，不得不大声疾呼：需要加以规范；每一位个体则需要提高认识，以免被误戴癌症帽子。容许我先引一段韩启德主席（中国科学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资深病理学家、院士）文章中的话，作为最权威的声音：近几十年医学诊断技术的快速进步，查出了很多本来不治疗也不会死的“癌症”患者，人为地拔高了发病率。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不少研究支持这种解释。例如，有研究发现对非甲状腺癌死者的甲状腺做 2.5mm 厚度的切片病理检查，发现 36% 的死者患有甲状腺癌，如果把切片厚度做得更薄，例如 0.5mm ，会发现更多的癌症患者。同样，对死于非癌症的 40 岁～ 50 岁的女性乳腺组织切片检查也发现，约 40 ％的妇女患有乳腺癌。更加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底特律的一个研究对 525 例意外死亡的男性死者的前列腺做病理切片检查发现，即使在 20 多岁的年轻人中也有近 10% 的人患有“前列腺癌”，癌症检出率与年龄明显相关， 70 岁以上的死者，有 80% 以上的人为阳性。这些研究表明：人群中确实存在相当比例终生没有征兆、没有麻烦、无检查也不会发现的癌症。由于诊断技术的进步，在当前的诊疗过程中，无意中发现的肿块（现被冠以 I ncidentaloma ，偶发瘤）越来越多，但其中多数并非致命性的癌症。例如，有一项在 50 岁人群中进行的研究发现，对肺脏进行 CT 扫描，在吸烟人群中有 50% 发现肿块，而只有 3.6% 为致命性肺癌；即使在非吸烟人群中也有 15% 发现肿块，其中只有 0.7 ％为致命性肺癌。对肾脏和肝脏进行 CT 扫描，则分别有 23% 和 15 ％的人发现肿块，其中分别只有 0.2 ％和 0.5 ％为致命性癌症。对甲状腺做超声检查，则有 67 ％的人发现肿瘤，其中只有 0.01 ％为致命性甲状腺癌。作为资深病理学权威，韩启德主席的论据个个严谨，皆有权威论文及严谨研究数据为据（国内外第一手引文达40多篇）。可见，科学性无可置疑。为什么我特别对此耿耿于怀，因为在商业利益驱使下，相关问题越来越严重，严重到足以成为新的健康公害！此绝非耸人听闻，而是铁板钉钉子的事实。最近，有几件事让我特别揪心：第一，就像上文说到北京市卫计委2013年出台了《北京市常见肿瘤基础体检项目指引》，把肿瘤标志物纳入其中令专家费解一样，上海也将推广低剂量的肺癌CT普查，针对中年人，不用多说，一定会增加数万例潜在的肺癌患者，怎么办？开刀，还是不开刀？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啊！不开刀，他今后将天天生活在忐忑不安之中，因为高度怀疑是癌症啊！开刀，我们的医院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社会承受得了吗（医药开支不说，这些人就将进入癌症患者之列，不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了）？我们的当事人及其家庭准备好了吗？毕竟肺部手术是个大问题。而且，韩启德引用的资料，清楚地表明：“50岁吸烟人群中（肺部）有 50% 发现肿块，而只有 3.6% 为致命性肺癌；即使在非吸烟人群中也有 15% 发现肿块，其中只有 0.7 ％为致命性肺癌”。这将如何是好！其实，美国早就有不同的声音。今年 4 月，美国联邦医疗保险证据开发和覆盖范围咨询委员会就组织专家进行专题讨论，结论称，联邦医疗保险人群使用低剂量计算机断层扫面（LDCT）进行肺癌筛查的证据并不充分。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全国医学主任 Curtis Mock 博士甚至说，医生的责任首先是不能对患者造成伤害。在此前提下，将筛查（即低剂量CT对肺的检查）范围扩大到全体联邦医疗保险人群是不负责任的。第二，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持续上升，可以说，临床观察表明，从高中的年轻女性开始，直到60岁以上的几乎大多数年龄段城市女性（95%以上），都有甲状腺结节，其中不少就是韩启德教授说的情况（非甲状腺癌死亡者中，2.5mm切片发现 36% 患有甲状腺癌，如果把切片厚度做得更薄，例如 0.5mm ，会发现更多的癌症患者）。这也带来同样问题：开，还是不开？如果都需要开，那么，以后女性不需要再买项链了，因为都有了自己的“肉项链”。而且，必须终身服用优甲乐等，药商的股票肯定飙升，笑趴了！但芸芸众生呢？就像《中国新闻周刊》文章所说，在韩国已经出现这一悖论和健康难题：先进的检查发现了太多的甲状腺癌患者，都做了手术，但甲状腺癌的死亡率却没有变化。“因为在韩国，虽然被诊断为甲状腺癌的人急剧增多，但死于甲状腺癌的人数并没有变化。按理说，如果超声检查挽救了患者的生命，那么死亡率应该降低才对；而如果流行病蔓延开来，死亡率应该缓慢上升才对——然而数据却完全没有起伏。”“由于诊断而造成的所谓‘流行病’对任何人的健康都没有好处，而且它毫无必要地转移了资源，也毫无必要地惊吓了患者。最大的问题是，它催生了过度治疗：多数被诊断患有甲状腺癌的患者被切除了甲状腺。然而甲状腺是一个重要的腺体”。他把这个称为过度诊断导致的“流行病”。我们只能感叹：“此病之害，猛于虎也？”因为它带着“高科技、保健康”的美丽光环。第三，就是前列腺癌，对此，笔者已经多次阐述，韩启德院士文章里已经明确。不再赘述。我只想讲个故事，真实的，此君年龄大点的人耳熟能详（是个领导），20多年前三天五天上电视，现在86高龄了，前年年底例行体检发现PSA（反映前列腺的指标稍微高了点），没有任何不适。此后三五个月，他陷入了无休止的困惑与焦灼状态。医生分成两派：一派力主立即行动，穿刺先明确，再尽快手术，强调早治比晚治好；另一派主张没有任何不适，观察最聪明。家里也形成两派：老爱人坚决反对伤筋动骨的创伤性诊治；子女天天动员其尽快治疗。老人因此惶恐、不安、疑虑，不知道后果怎样。焦躁不安中体重明显下降。主张手术开始占上风，说：看！症状出现了（消瘦），再不抓紧更危险。他心里排斥开刀，但又恐惧。找到我时，我没有和他谈治疗问题，只是转述了韩启德教授转述的新观点，而后告诉他近几年来国外新思潮——需重新评估癌症！特别对高龄前列腺癌，新观点不主张动不动就手术。并给他看新的资料。看完后他轻松地说：“我明白了”，“我会选择的”。当然是优哉游哉，现在没有任何不适发生，至少，这一年多他赚了，没有任何不适，也不认为自己是癌症患者。还是这句话，别被癌症检查误导了。在商业趋利大势下的高科技，有时真的要说爱你不容易！本人现已开通微信公共账号，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何裕民”即可，欢迎关注，也可以扫一扫二维码：; 2770 次阅读|25 个评论

[转载]吴小莉：多次幸运地成为总理记者会提问: 热度 3 dongzg101 2013-3-9 07:50; 吴小莉：多次幸运地成为总理记者会提问 2013年02月25日 16:49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作者：冯文礼分享到：更多 0 人参与 0 条主评论 0 条评论 0 条总评论一提起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记者们会马上想到，1998年记者招待会上，她被朱镕基总理点名提问的情景。第二天，香港媒体提到吴小莉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优异表现时，将她形容为“一个让香港股市上升了300点的女人”。原因是，当年她提了对香港金融风暴，中央政府的态度以及总理当选后立意改革的心路历程等问题。当时，朱总理支持香港的表态让当天的香港股市狂涨300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2003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只有15名记者获得向温家宝总理现场提问的机会，吴小莉又一次幸运地成为其中的一员。她是第14个提问。从记者搜集到的资料看，对于两次向总理提问之事，吴小莉曾多次谈及。谈起1998年被朱总理点名提问时，吴小莉说，得到总理点名其实不是偶然的。当时，为了保证能顺利向总理提上问题，凤凰台的记者做了很多前期工作。当天，凤凰台不但提前4个多小时派了几个记者来到现场排队。为吸引注意，记者都选择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其中3个坐在第一排。因为担心别的媒体把问题都问了，他们还准备了七八个问题。她还说：“朱总理精彩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他坚强的一面和温情的一面。” “熟悉您的人都说您是一个重视事实、也非常注重数据的人。麻烦您告诉我们，在目前中国国情当中，有哪些数据您认为是最为可喜的？有哪些数据最忧心、牵挂和关注的？”这是4年前吴小莉提问温家宝总理的问题。谈起2003年向温总理提问，她说：“为了准备采访温总理的问题，你不知道我问了多少他的朋友啊，碰到人就问，因为他们两个是风格完全不同的总理。最后我问了自己设计的那个问题，温总理的大脑真是COMPUTER(电脑)，对那么长的数字都记得一清二楚。” “一个好问题的诞生其实是有难度的，必须多做案头工作，依靠新闻敏感度找到你想提问、对方又想回答的问题。”这是吴小莉的体会。 [责任编辑：张梅; 个人分类: 海外观察|1267 次阅读|4 个评论

人生就和黄果树瀑布一样zz: cinnabaris 2012-9-30 09:13;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看了些“历史言论”，似乎你仍然觉得自己在棋上很了不起？　　(中国棋院于2009年4月30日公布的最新等级分排名中，聂卫平位列第58位) 　　聂卫平：谁(这么写我)？　　中国新闻周刊：某大报的围棋记者。报道中，你说自己站在高山峻岭之上。　　聂卫平：胡扯，这个属于胡说八道。　　中国新闻周刊：可你确实说过你的弟子，古力和常昊都没在棋的内容上超过你。　　聂卫平：这个当然是这样。但我说的高山峻岭，是指下棋要站在高山峻岭之上，总有不懂棋的人胡说八道。　　我说下棋要站得高，就好像站在高山峻岭之上，俯视棋盘，注重大局。记者写的意思，与我说的事实有巨大差别。　　中国新闻周刊：这之后，网上有很多人称你为“高山峻岭”，颇多讽刺。　　聂卫平：高山峻岭这外号也不错啊，讽刺也不错。我和学生讲棋也这样，昨天你们看了我给学生讲棋，是不是一直在要他们把头抬起来？　　(6月3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聂道场观摩聂卫平位定段班授课。连续4个复盘中，老聂始终在要求学生们“把头抬起来”“不要拘泥于局部”。)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助理说你是个比较憨的人，不在乎这些事。　　聂卫平：别人怎么说我根本不在乎，左耳进右耳出。做事不能违背原则。比如犯了罪那是原则问题。现在人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也绝不是人家怎么说，我形象就变了。真正对我了解的人知道我不是胡说八道那样子的。　　反正，龌龊低级的事情，肯定不是我干的。这用不着辩解。比如你说我睡着了，我困了我就睡着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这种打牌的生活，就是平常人的生活状态吧？　　聂卫平：是啊，我就是平常人。以前非得戴着的某种光环。我是普通老百姓，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第一次到黄果树瀑布，是1987年。我就和记者说，人生就和黄果树瀑布一样。先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不管谁，再普通的人，就个人而言都有过辉煌的时候。但随后就潺潺流水，非常平稳了。　　不管你多有名，还是领袖，你出色的光环褪去之后——比如邓小平，邓小平多数时候还是和儿孙在一起，过着潺潺流水的普通人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经历过才有这种领悟？　　聂卫平：我这话是1987年说的。棋圣称号是1988年才授予的。这是我对人生的一个经典看法。别人怎么看我不管。虽然我也创造了不可复制的历史，虽然我也认为将来不大可能有人超过那个成绩。但从历史看还只是一小段。　　(我的形象)被人为拔高了，到不了你说的那个地步。当时在改革开放的时候，需要提气，振兴中华，当时还有反日情绪，很多因素凑到一起，所以把我和女排抬起来了，等于历史给了你平台来表演。如果国家当时和现在一样强大，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辈子下棋，最让你觉得快意的是哪一盘棋？　　聂卫平：那当然是下一盘。; 181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强推登记制度未必能杜绝“一女二嫁”: zhaodl 2012-9-4 10:30; 专有出版合同和转让合同，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对“专有”登记的规定列出以后，我就十分担心。一直想反映但为成文，曾经建议在京的大的出版社和期刊社组织法律顾问研究反映，否则出版单位将“难以生存”，登记机关“坐地收费”。今天，读到8月23日李永明和王葆柯的文章，十分欣慰和兴奋，特此转摘。希望能引起出版者的重视！特别是报刊社。强推登记制度未必能杜绝“一女二嫁” ——对《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二稿第56条的修改意见 2012年08月23日 13:41:00李永明王葆柯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浏览: img src="http://203.86.89.26/hitscount/servlet/HitsCountServlet?docId=127317" / --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第56条，仍然延续了修改草案第一稿第57条的规定，即“与著作权人订立专有许可合同或者转让合同的，可以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专门登记机构登记。经登记的专有许可合同和转让合同，可以对抗第三人。合同登记应当缴纳费用，收费标准由国务院财政、价格管理部门确定。”对于这一条规定的继续推出，出版者普遍表示失望。笔者不揣冒昧，建议将该条规定中的“专有许可合同”删除，同时保留现行《著作权法》第31条的规定。　　现行专有出版权制度运行良好强推“登记”是叠床架屋　　《著作权法》在立法之初就确立了图书专有出版权制度，原《著作权法》第30条也即现行《著作权法》的第31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按照合同约定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著作权法》的这一规定，使图书出版者获得的专有出版权，从签订之始无需登记即可对抗第三人。《著作权法》实施20年来，这一规定得到出版社的普遍认同，运行良好，有力地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此次修法，草案删除了该条规定，推出“登记对抗第三人”制度，这违背出版者的意愿，不利于出版社的发展。　　4月，该“登记对抗第三人”制度刚推出之时，就有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秘书处和部分法律界人士等，对该条（时为第57条）规定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但草案第二稿对这些意见虽然予以部分采纳，取消了一稿第72条中关于获得法定赔偿要以登记为必要条件的规定，但对第57条的内容，除将收费标准确定机关作出变动外，其他仍原样保留，这使广大出版者深感困惑。　　草案曾对推出该制度的主旨作出说明：推行专有许可合同与转让合同登记制度，旨在解决“著作权和相关权市场交易中经常出现‘一物二卖’或者‘一女二嫁’的案件”。此类案件“对于著作权交易安全产生很大威胁，社会各界也多次提出要建立专有许可和转让的登记备案制度。修改草案综合考虑各方因素，规定了著作权和相关权专有许可和转让的登记制度，在法律效力上采取了‘登记对抗主义’……”事实是，20年来全国发生“一物二卖”或者“一女二嫁”案件的数量并不多，笔者估算其占比在侵权案件总数的1%以下。轰动一时的杨臣刚“一女四嫁”案件，是著作权4次转让，而不是专有许可使用。真正签专有许可合同后搞“一女二嫁”的案件数量很少。且一旦发生，双方对错分明，只要在先者的专有出版权还在保护期内的，在后取得者即构成侵权，就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以至于这类纠纷发生之后，一般都能获得法院的妥善裁处。因此，强调此类案件“对于著作权交易安全产生很大威胁”的说法，有借题发挥之嫌。至于所谓“社会各界也多次提出要建立专有许可和转让的登记备案制度”之说，至少是作为专有许可合同的主要使用者的出版界，未见到有这样的呼吁。　　更令出版者困惑的是，草案第56条规定的“登记对抗主义”，实际上否定了第52条关于专有出版权的规定。第52条明确：“合同中约定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但对专有使用权的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被许可人有权排除包括著作权人在内的任何人以同样的方式使用作品。”但第56条规定的意思却是：如果专有许可合同得到了登记，即使出版社有言在先的专有出版权合同，也不能与其后登记了的合同中同样的方式使用该作品。所谓专有出版权，其本质就在于排除他人的使用，如果不登记便不保证专有，这还能叫专有出版权吗？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根源就在于非要在专有出版权制度之上，再叠加一个“登记对抗”制度。这种叠床架屋的做法，除了增加登记机构的业务量之外，实在看不出还有别的什么好处。而且，推行这种“登记对抗”制度，即使作者故意搞“一女二嫁”甚至“三嫁”、“四嫁”，只要最后“一嫁”的出版社抢先登记，在先“嫁”的出版社手中的合同就等于无效。如此一来，我国民法与合同法确定的诚信原则就成了一句空话，所谓的“重合同守信用”就成了笑话，一部分不诚信不道德、见机会就投机的人反倒成了“合法”。这种后果恐怕不是立法者的初衷吧。　　转让和许可使用性质不同强迫一律“登记”理不通　　众所周知，著作权转让和许可使用，二者的性质根本不同。转让是著作权人将自己的权利卖给他人，使著作权发生转移，转让者不再享有售出的著作权，受让者成为新的权利人。而许可使用则不同，其要义仅仅是著作权人授权使用者在一定期限内使用自己的权利，其间并不发生著作权的买卖交易，也不存在权利的转移，著作权仍然属于著作权人自己。　　因此，要说搞“一物二卖”的著作权转让“对于著作权交易安全产生很大威胁”可以，而说著作权许可使用也“对于著作权交易安全产生很大威胁” 　　则不可理解。专有许可使用权既非著作权，也非相关权，更没有买卖，哪来的“威胁交易安全”之说？硬把二者“一锅煮”没道理。有人说，取消现行《著作权法》第31条的规定，专有出版权就少了对世性，就需登记才能对抗第三人。这里首先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取消第31条？这条规定碍着什么事了？在该条规定保护下的专有出版权无需“登记”就可对抗第三人，为什么非要将其取消以强迫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不断地去搞登记呢？这符合简化管理手续，方便企业，提高效率的原则吗？其次，推行法律、行政法规特别规定的批准、公证、登记等合同法定形式的一大理由是，可以使本来不具有公开性的合同关系，具有公示性，便于利害关系人检索查阅并对交易后果作出合理预期。但是，一本图书在出版前，必须经过审批获得全国统一书号和CIP数据，然后编印成书后才能行销全国，而这些全国统一书号和CIP数据，都是国家机关统一颁发，哪一项不具有公示性？哪一项不能供利害关系人检索查阅？如果说登记机关颁发的登记证是权利人证明其权利存在的有效证据，那么，出版社放在互联网上和书架上公开销售的图书以及签订的合同，就不是其享有专有出版权的有效证明？总之，要求著作权转让合同“登记对抗第三人”有必要，要专有许可合同“登记对抗第三人”则没必要，尤其搞专有出版权“登记对抗第三人”更没必要。　　“登记对抗第三人”制度“重创”出版社　　在社会各行业中，出版社是专有许可合同的主要使用者。尽管影视、录音录像、广播组织等行业也要使用专有许可合同，但其数量少得多。出版社几乎每出一本书，都需和著作权人签订专有许可合同以获得专有出版权，因为得不到专有出版权的图书很难赢利。　　我国出版行业计划体制的后遗症严重。全国581家出版社，每年新版图书约20万种，可谓种类繁多。但在众多出版社中，除少数中央级品牌出版社，多数出版社生存艰难；20万种新版图书中，真正畅销、利润大的是少数，多数书属于微利甚至不赢利。近年来虽然转企改制，实行集团化经营，但大多数出版社至今无法改变靠教材教辅生存的窘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我国企业普遍税费负担重不能不是一个因素。拿出版社来说，除了向著作权人支付的稿费或版税和图书的编校印制成本外，还要交纳所得税、增值税、教育费附加、城市建设维护费、价格调控税、河道管理费、残疾人保障、工会经费等多种税费，此外每一种图书出版之后还要向各级管理部门免费送交不少于150本的样书。目前，国家为了扶持出版行业，虽然在税收上给予出版社返还教材增值税100%，一般图书50%的优惠，但面对互联网兴起，数字出版的竞争和教材教辅的降价、课本的循环使用，出版社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再推出“登记对抗第三人”制度，对出版社是很重的负担。　　按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眼下的收费标准，图书专有出版合同需交登记费300元，版式设计权登记费500元，以一个最小的出版社年出新书200种算，每年登记费就是16万元。另外，还有近10年来已推出的所有在版图书（按合同有效期10年算），如果出版社要获得专有出版权的对抗效力，也要进行登记。按小出版社年出新书200种，10年就是2000种，假定这2000种图书的出版合同和版式设计都只登记一半即1000种，那也需交登记费80万元。这样新版与再版两项相加近100万元。这笔费用别说小出版社，就是大社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何况，大社需交纳的费用更庞大。　　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此。“登记对抗第三人”给出版社带来的绝不仅是经济利益上的打击，还有被抢先登记后要长时间地陷入被起诉的困境。如前所述，由于巨额的登记费用，出版社对再版书的补登记只会部分地进行，这样凡是没有登记的书，一旦有作者见机会搞“一女二嫁”并由第三人抢先登记，出版社则不但失去了专有出版权，还构成对第三人的侵权，以至于吃官司支付赔偿费的噩梦几乎做不到头。　　“登记缴费”制度将使报刊社要不起专有出版权　　草案二稿第47条规定：“报刊社对其刊登的作品根据作者的授权享有专有出版权，并在其出版的报刊显著位置作出不得转载或者刊登的声明的，其他报刊不得进行转载或者刊登。”这条规定赋予了报刊社通过与当事人约定可以取得专有出版权，并可声明禁止其他报刊转载的权利。这一规定避免了原发报刊为挖掘优秀作品而付出的劳动被转载刊物攫取的弊端，从而使原发报刊与转载报刊间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得以解决。　　但是，按照第56条的规定，取得专有出版权必须进行登记，不登记，作者一旦再授予第三人并抢先登记，报刊社取得的专有出版权和没有一样。然而登记就要缴费，这将使大多数刊物望而却步。比如报纸，篇幅小，用稿量大，是其独有的特点，如果登记，大多数作品需交纳的登记费可能比付给作者的稿酬还要多。这样一来，大概没有几家报纸愿意取得这些稿子的专有出版权。至于期刊，能够卖版面的学术期刊没有必要登记，不能卖版面的，日子过得和报纸一样紧巴，哪里舍得去花钱搞登记，除非是少数能给刊物带来额外利益的优质稿，但那样的稿子是极少数。所以说，第47条的这一规定，实际意义并不大，草案赋予刊物的这一权利，大多数刊物享受不起。　　总之，强推登记缴费制度，对于出版社是“雪”上加“霜”，对于报刊社则是难以跨越的“栏”。为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最好还是不加这层“霜”，撤掉这道“栏”。　　（作者分别为三晋出版社总编办主任、山西省版权协会秘书长） !-- --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个人分类: 闲思偶得|203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则上不再保留报刊编辑部体制: kexuechuanbo 2012-8-3 06:57; 新闻出版总署：原则上不再保留报刊编辑部体制 2012年08月02日 15:22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参与互动( 1 )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精神，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对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从事报刊出版活动、获得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作出部署。　　《办法》指出，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必须按照中央有关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要求，与调整报刊业结构、转变报刊业发展方式相结合，与实现报刊业集约化经营、培育大型报刊传媒集团相结合，与推动传统报刊业向数字化、网络化现代传媒业转型相结合，与建立健全报刊准入和退出机制、科学配置报刊资源相结合。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报刊生产力，破解报刊业“小、散、滥”的结构性弊端，实现报刊业转型和升级，推动报刊业又好又快发展，增强报刊出版传播能力。　　《办法》强调，原则上不再保留报刊编辑部体制。对现有报刊编辑部，区别不同情况实施不同改革办法。应转企改制的报刊出版单位所属的报刊编辑部，一律随隶属单位进行转企改制。　　《办法》要求，党政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并入本部门本单位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本部门本单位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其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有3个(含3个)以上的，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合并建立1家报刊出版企业；主管主办报刊编辑部不够3个的，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党政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用于指导工作、面向本系统发行的报刊，一律改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办法》鼓励和支持党报党刊出版单位和大型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对报刊编辑部进行整合，鼓励和支持以党报党刊的子报子刊、实力雄厚的行业性报刊出版企业为龙头对报刊编辑部进行整合，形成大型综合性或专业性报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对于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办法》指出，原则上不再保留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现有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均并入新闻出版传媒企业；对其中具备建立报刊出版企业条件的，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转为期刊出版企业。主管主办多种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的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对所主管的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实行整体转企改制，组建专业性期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办法》明确指出，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各项政策适用所有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鼓励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各地区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支持和扶持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各项配套政策。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规范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工作。报刊编辑部停办和撤销的，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主管主办单位负责做好人员安置、资产处置和债权债务处理工作。　　新闻出版总署于已7月30日印发《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各地区切实加强对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抓好落实，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全文本报明日刊发)(钟编) 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 2012 年 8 月 3 日新闻出版总署网上发布）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办发〔 2011 〕 19 号）精神，依照《出版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结合报刊编辑部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办法。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所有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从事报刊出版活动、获得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报刊编辑部。　　一、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要求　　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不断巩固和发展主流舆论阵地，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坚持行政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以资本为纽带，推进资源重组和结构调整，提高报刊业集中度；坚持以改革促发展，把深化改革与加快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改革不断深入；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改革方向，统筹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稳步推进，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落实改革任务，明确管理责任，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必须按照中央有关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要求，与调整报刊业结构、转变报刊业发展方式相结合，与实现报刊业集约化经营、培育大型报刊传媒集团相结合，与推动传统报刊业向数字化、网络化现代传媒业转型相结合，与建立健全报刊准入和退出机制、科学配置报刊资源相结合。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报刊生产力，破解报刊业“小、散、滥”的结构性弊端，实现报刊业转型和升级，推动报刊业又好又快发展，增强报刊出版传播能力。　　二、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　　原则上不再保留报刊编辑部体制。对现有报刊编辑部，区别不同情况实施不同改革办法。　　应转企改制的报刊出版单位所属的报刊编辑部，一律随隶属单位进行转企改制。　　党政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并入本部门本单位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本部门本单位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其主管主办的报刊编辑部有 3 个（含 3 个）以上的，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合并建立 1 家报刊出版企业；主管主办报刊编辑部不够 3 个的，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　　对于党政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主管主办的用于指导工作、面向本系统发行的报刊，一律改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仅限于在本部门本系统内部交流，不得征订发行，不得刊登广告，不得拉赞助和开展经营性活动。　　对于不适用上述改革办法的报刊编辑部予以停办，对违法违规出版情节严重的报刊编辑部予以撤销。对停办和撤销的报刊编辑部，由新闻出版总署注销其报刊出版许可证。　　此外，对于极少数有符合国家规定的主管主办单位、有符合国家规定资格条件的专职采编人员、有固定办公场所、有法定资金来源，全国发行量较大，经营状况良好，能够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具备转为报刊出版企业条件的报刊编辑部，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转为报刊出版企业。　　鼓励和支持党报党刊出版单位和大型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对报刊编辑部进行整合，鼓励和支持以党报党刊的子报子刊、实力雄厚的行业性报刊出版企业为龙头对报刊编辑部进行整合，形成大型综合性或专业性报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三、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　　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主管主办的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是报刊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改革要根据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的实际和特点，本着突出重点、打造品牌、整合资源、加强保障的原则实施改革。　　原则上不再保留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现有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均并入新闻出版传媒企业；对其中具备建立报刊出版企业条件的，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转为期刊出版企业。主管主办多种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的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对所主管的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实行整体转企改制，组建专业性期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对于高等学校主管主办的学报编辑部，并入本校新闻出版传媒企业；对于本校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但具备建立期刊出版企业条件的学报编辑部，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可转为期刊出版企业；对于本校没有新闻出版传媒企业且不能转为期刊出版企业的学报编辑部，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以相同相近的专业和学科为基础，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专业性期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对于科研部门主要承担专业学术领域工作指导、情况交流任务的期刊和高等学校校报，一律改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对于在国家基础学科和前沿学科中具有领先水平、能代表国家学术水准，并入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转为期刊出版企业条件不成熟的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可暂时保留，但要建立由科研部门分别编辑、出版企业统一出版发行的运行模式，依托大型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搭建学术出版经营平台。　　四、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政策保障　　国家有关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各项政策适用于所有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鼓励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各地区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支持和扶持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各项配套政策。　　积极争取国家各种基金对学术期刊的支持，将国家基础学科和前沿学科的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纳入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出版基金资助范围；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财政通过安排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等渠道，对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出版单位予以扶持；积极争取支持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通过建立国家级学术水平及学术标准的评价体系、构建国家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数字化平台、实施国家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品牌工程等措施，加大对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支持力度。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规范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工作。加强和完善报刊编辑部转为报刊出版企业后的主管主办制度，探索建立主管主办管理体制和出资人管理体制有机衔接的工作机制；严格主管主办单位职责，要求主管主办单位切实担负起管导向、管干部、管资产的任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报刊编辑部转制或合并建立报刊出版企业中，不得有非公有资本进入。　　报刊编辑部停办和撤销的，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主管主办单位负责做好人员安置、资产处置和债权债务处理工作。制定专门的人员分流安置办法，采取多种渠道进行安置，并优先考虑在本部门本单位内部进行安置；经协商一致自谋职业的，由主管主办单位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兑现经济合同、接续社会保险关系。　　五、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组织领导　　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政策性强。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各地区要切实加强对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抓好落实，依照本通知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工作，在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和新闻出版总署的组织协调下进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工作，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和新闻出版局的组织协调下进行。报刊编辑部的主管主办单位具体负责所属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实施。在实施改革过程中，要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切实解决好各种具体问题。要始终掌握对主要干部的任免权、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报刊内容的终审权，确保正确导向和持续发展。要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职工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严禁在体制改革中转移和私分财物。　　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所属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方案，通过其主管单位向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对所报方案予以审核和批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方案，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新闻出版局分别向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报送，经新闻出版总署审核并征求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后，由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分别予以批复。　　中央各部门各单位主管主办在各地区的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方案，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由中央各部门各单位或地方按照上述程序报送。新闻出版总署 2012 年 7 月 30 日 http://www.gapp.gov.cn/cms/cms/website/zhrmghgxwcbzsww/layout3/index.jsp?channelId=508siteId=21infoId=761738 新闻出版总署部署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工作 2012 年 8 月 2 日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精神，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对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从事报刊出版活动、获得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作出部署。　　《办法》指出，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必须按照中央有关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要求，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报刊生产力，破解报刊业“小、散、滥”的结构性弊端，实现报刊业转型和升级，推动报刊业又好又快发展，增强报刊出版传播能力。　　《办法》强调，原则上不再保留报刊编辑部体制。对现有报刊编辑部，区别不同情况实施不同改革办法。应转企改制的报刊出版单位所属的报刊编辑部，一律随隶属单位进行转企改制。新闻出版总署于已 7 月 30 日印发《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各地区切实加强对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抓好落实，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http://www.gapp.gov.cn/cms/cms/website/zhrmghgxwcbzsww/layout3/index.jsp?channelId=3216siteId=21infoId=761715; 个人分类: 期刊传播史论1|2256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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