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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皮国立《中医抗菌史》文选（12）：中西医对细菌学论争的焦点: fqng1008 2020-4-5 21:12; 胡定安于1922年为《实用细菌学》写序时，赞叹科学之进步，并质疑传统医学“六气”论之荒谬。他认为，传统“邪气”与“妖魔”致病的说法，都应该被时代淘汰。可是，在中医学的知识中，“气”是自然界一切物质生发之基础，人在其中，生长、疾病都离不开它。陆晋笙谓“（天地）既有人类，先由气化，继而形化，父精母血，子孳孙生”，“若夫植物、动物，莫不受天地阴阳之气所化而生”，明确指出“气化”孕育生命之本质，此“化”为动词，代表气是所有物质赖以生长的基础物质。陆晋笙是江苏人， 1913年至上海悬壶济世，对中西医的医疗行为与治法良莠有相当多细腻的观察，且勤于著述，《景景室医稿杂存》由其子刊于1920年，另有一本类似名称之《景景医话》，则由其子、侄一同校刊行世。陆在《以药治病关乎气化说》中指出，中医治病乃依赖气化论诊断和用药：（人）诞生以后，即吸受五气，得其和平以养生，而又吸受五气，造乎偏颇以成病。病也者，不过寒热有所偏颇、燥湿不得和平耳。天地间金石草木鸟兽鱼虫，亦得四时阴阳之气以生，惟皆偏而不纯，故取以为药，乃偏以治偏之法。 ……是药之所以能治病者，其原理本乎四时阴阳而来，乃贯天人一致之学，若离乎阴阳之气化而言治病，视人如器物然，纵解剖极细，何能攸往咸宜哉？陆抨击西医把人视为 “器物”，与近代以来某些中医指出的“镜能显微，不能穷变，剖视脏腑，已非原相”的思维大概是一致的，都是对西医的物质文化提出一种反思。当时有不少讨论指向西医治疫无效， “皆不知气化之故也” 。当时中西医的论争，大体可以视为自然史观与物质文化史观的论争。现代科学挟物质文化进步之基础，显微镜、实验室、染色方法等技术之进步，已经占据了医学论述的主导权；然而，细菌同时存在于两者之中，它既是自然史的一页，又是物质文化史的一页。但中医于后者无置喙之余地，所以只能在前一部分架空细菌致病说的理论，强调 “细菌”属于自然界生物的特性，前述章太炎也大致持此论调。持相反立场的余云岫则认为：知识水平较差的人，只能求神拜佛，而知识水平较高的人，还是只能高谈 “六气”，对传染病终究没辄。余氏批评一般旧医和社会人士对于传染病的经验和理论，“二千年来，一分一毫也没有进步，实在可笑” 。章太炎认为，不一定非要有细菌才能导致传染，人类的血气类似，所以可以互相感应，乃因 “气”相传注。温病派沈麟则说： “西医不言气化，以传染病为瘟疫，不知天气为病，亦能传染。如风热咳嗽，其气由鼻入肺，病气相传，西人误以为肺疫，名之曰百斯笃，不知风能生虫，乃气化之常理，风去虫自绝，风不去则久咳成痨，此非地气为病不能杀人。” 这是将风、气的影响力提到至高点，虫菌论述只是疾病 “副因”。本着“气”（气候、时令）生“菌”的观念，吴锡璜以“病原虫亦必随时令而生”之论，来解释微生物致病说背后的机转，其实仍是气候的因素。时逸人则认为，中医依气候之气来定义、解说的伤寒、温病体系，可补西医病理论述之不足。中医的治疗法，对治疗瘟疫仍具效果，故 “气论”仍有其价值。恽铁樵在和西医争夺疾病名称主导权时，还以 “季节”作为定名的基准，他说：“现拟暂用《伤寒论》名词及习用名词而详其病候，照《内经》因时定名例，冬曰伤寒，春曰温病，夏至后曰暑温，立秋后曰伏暑。” 恽并没有采用细菌学的定义来重新定义病名，显示他对细菌学是不信任的，他说：质言之，可以借助他山，不能援儒入墨，复次采取西国学理，以生理、解剖、病理、组织各学为最合宜。若微菌学说，则不合用。拙著《伤寒辑义按》中，反对微菌学，谓是先有病而后有菌，不是先有菌而后有病，菌是病原之说，是倒因为果。若以病名而论，细菌学的基准更加不可采用，原因是： “中西医学基础不同，外国以病灶定名，以细菌定名，中国则以脏腑定名，以气候定名，此因中西文化不同之故。” 他还说， “鄙意以为科学是进步的”，现在之科学，将来会被推翻，为何要急着采用唯一的“细菌”标准呢？吴锡璜说： “六气为病，乃中医最精之学。” “气化”之理论，并非只针对狭义之伤寒或温病，实为中医传染病的基础论述。一个显例是《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依据西医的疾病分类法，以传统中医学论治来梳理西医的传染病，其中论（鼠）疫之因，仍以“气”为主，书中言：是疫之原因所生，大抵由空气中含有一种异气，亦曰杂气，或人、物中排泄一种不洁之气，吸受而入，遂成是疫。本非专指于鼠，不过以鼠之为物，昼伏夜出，缺见日光，潜居阴秽之地，易染疫气，穴垣穿屋，日历多家，较之他物易于传播耳。方今战事几遍全球，国内用兵亦经多时，马革裹尸，血流成渠，加之去秋大水为灾，入冬地气闭塞，一旦初阳上升，乖戾不正之气，随时皆可感触。当时中国处于各地军阀混战时期，中医乃以 “人事”加上“天时”，推想“气”致病的可能，这在民初是中医沿用的解释疾病法则。中医以 “气化”来概括生物、细菌学之生发理则，似言之成理。但中医的气论放在实际公共卫生的建置上，则显得毫无建树。余云岫批评：“只有经验到‘疫（气）’这个东西和地震、水灾、旱灾等等自然界灾害一样，是不可抗的，只有归到劫数、气运。所以他们公众的防疫办法，除了求天拜地、悬符、打醮而外，还有什么法儿呢？” 不过，中医的 “气论”也并非毫无变化。在热病方面，民国医者比较少去探究气与“岁运”之关系，而是着眼于西方科学对自然的观察，而提出关于空气中成分的对比与联想，例如恽铁樵言：“同是六、七月之交，山林空气清，中含酸素少；城市空气浊，中含酸素多。湿暍之病，多发于都会人烟稠密之处，因空气为制造此病之源故也。” 这类气的论述，其实已着西方 “瘴气论”的痕迹。至于更多中西医对气和细菌的争议，还待后文梳理。姜白民：《实用细菌学》，序言，第 1—2 页。陆晋笙：《景景室医稿杂存 · 气化说》，《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 1730 页。李经纬主编：《中医人物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8 年，第 305—306 页。陆晋笙：《景景室医稿杂存》，《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 1726 页。陆晋笙：《景景室医稿杂存 · 以药治病关乎气化说》，《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 1730 页。徐润之编辑：《松龄医铎》，《温州文献丛书 · 温州近代医书集成》下册，第 449 页。陈泽东：《论傅孟真侮辱国医文 —— 中医公会之投书》，《傅斯年全集》第 6 册，第 31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论微生菌非伤寒热病因》，《章太炎全集》第 8 册，第 245 页。余云岫：《皇汉医学批评》，第 24—2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论微生菌非伤寒热病因》，《章太炎全集》第 8 册，第 245—246 页。沈麟撰：《温热经解》，收入曹炳章辑：《中国医学大成》，第 18 册，第 2 页。吴锡璜：《中西温热串解》，第 172 页。吴锡璜：《四时感症讲义》，陈影鹤序，第 1 页。时逸人：《中医伤寒与温病》，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 1956 年，编者小言，第 1 页。时逸人：《中医时令病学》，台南：东海出版社， 1977 年，薛一斋序，第 11 页。恽铁樵：《论医集》，第 7 页。恽铁樵：《论医集》，第 2 页。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第 93—100 页。恽铁樵：《论医集》，第 4 页。吴锡璜：《中西温热串解》，第 148 页。孔伯华名家研究室整理：《传染病八种证治晰疑》，第 10 页。个别传染病的新说，可参考朱建平主编：《近代中医界重大创新之研究》，特别是第 3 章。余云岫：《皇汉医学批评》，第 23—24 页。恽铁樵：《温病明理》，《恽铁樵医书四种》，第 117—125 页。此节续谈中西医对细菌致病说的争议，首先从西医细菌研究之基石——科学实验这一视角出发。因为中医没有实验室来观察细菌与病理之间的关系，故在中西医对比下相形见绌；不过，日本汉医汤本求真从科学实验的本质出发来批评西医，其所持的言论，与当日中医之论述有相当多的雷同之处。他说，医学乃施于万物之灵的人类身上，可是西医却抱着“科学万能主义”，徒将“试验管视同人体，以动物试验为金科玉律”，把科学实验得来之理论用于至妙不可测的身体，是毫无任何权威可言的。余云岫则写书反批：旧医把“实验”一环取走，其实背后就是怕古代医方一经科学试验就站不住脚，只好闭着眼睛硬干了。余还对汤本的论述进行反驳：“退一步说，就是‘试验管视同人体’，也已经比那全凭空想和人体上经验智识的医生，是进一步的现象。……不曾晓得试验管利弊的人，配不上批评试验管。” 亦即中医完全没有这些器具与观察的方法，所以根本不配批评西医与科学。盖细菌之检验与研究，不得不依赖显微镜、化验方法、试管、培养皿等器具，故可多举中医对西医物质科学的批评言论，来看看当时中西医在这方面的论争。陆士谔通过日本汉医复兴的例子，来反思中医的发展。他谈到 “菌”与“炎”的问题，认为只有“认清证据”——此证据指的不是实验室的数据与结果，而是临床观察各种气的消长与症状之发生，及其所透露的身体讯息——才能把握地域与人体的细部差异，不能只信任细菌检验的单一结果、一种治法。不过，余云岫是不理会细菌以外的气或季节因素的，他坚定指出：细菌是一种可以被观察的生物，它也符合生物学 “适者生存”的规则，被感染的身体若有环境合于细菌的生存，让细菌可以发挥它的“毒力”，则人必将生病；但如果人体内有“不适合其生存的条件”，细菌当然也就无法活动，发挥“毒力”，在身体内只成了一种寄生物。余云岫批评，这样客观的事实并无法推翻“细菌是传染病主因”的论证。陆士谔引述《姚名达问病记》谈到，中医并不排斥细菌，也不否认细菌的存在或是它 “可厌”的特质，但西医只重视细菌而忽略经脉、气血等联系身体的知识对诊断上的意义，乃舍本逐末之举。当时中医还是认为气的相关论述比较能解释疾病的发生，如吴锡璜解释： “西医之所谓菌，即中国所谓时行之气也。”与时令多在夏秋之间有关，而只要能熟读温热诸书，融会贯通，则皆可应对。反观当时西医治热病多无特效药，仅针对疟疾有金鸡纳霜可“杀菌”，然而，很多人用了此药后下痢不止，产生新的症状，所以“杀菌”的思维值得怀疑。吴认为就算是西医真的透过显微镜看见微生物，但病变是无穷的，杀一菌又变一病，没有实质意义，故不必拘于检查病原法则。余云岫则以中医 “只能”看到、观察到外界的表象，没有能力做实验加以分析，批评说：“只晓得疾病所发现的证象，不能再有晓得疾病真面目的学问和技术，明明晓得议病，也是枉费心力，总逃不出‘两脚验方新编’的讥诮。”余认为中医明知自己只有“议药不议病”的下等本事，连“病”的真面目都不知道，却口口声声说中药医病是“治本”，这才真的叫做“一派胡言”。尚有一则中西医论争的医案，其对西医细菌学与检验、诊断之技术，提出了诸多疑虑。完整记载出自《士谔医话》，作者乃上海陆士谔，一生所著小说不下百余篇，可谓医文双绝。 1919至1924年间，陆在松江医寓先后写了十多本医书，这是他注意中医问题，并密集写作医书之始。将要呈现的这则故事的苦主是戈公振（1890—1935），他是民国时“报学”（Journalism）的重要创始者。尝谓“欧美人有不读书者，无不读报者”，大力倡导报纸之社会功能与学术研究，著有《中国报学史》一书。 1935年10月22日死于西医之误治，年仅45岁。陆言西医在《新闻报》上刊载了戈氏遗体经红十字会医师剖解之结果，可谓“一身是病”。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死者生前检查不出来呢？陆质疑说：戈公振百病丛生，除了败血症、腹膜炎之外，还有肺部、胃部、腰部、心脏、头脑，没有一处不是病。不过这许多的病，当戈公振入医院就诊时光，西医要算细心诊察，不曾发现，这就可以明白西医的科学医术，不过如此。陆批评戈氏之死因是死后解剖才发现的，但是他生前被 “乱治”一阵，根本未检查出后来才发现的一堆病灶，借此谓西医科学检验技术不可尽信。后又刊出西医程瀚章对此事的辩解，为此，陆又冷嘲热讽说：程瀚章罗列7种败血症细菌和并发症18种，简直就是“云中捉月，雾里看花”。根据陆所言，戈氏之所以死前、死后之病理检验出入甚大，乃因“细菌”之种类太多了，变化莫测，很难检验。程氏认为，死后病理检验发现之细菌感染，并不能借此来质疑病人（戈氏）死前的诊断。可大略读出，当时中医所攻击西医者，或为民众所不信任者，大概有诊断和检验这两类技术。至于戈氏之死，还有续篇，陆言：我今日又在《新闻报》上看见一位西医，大谈戈公振的死。说他是病的无关紧要之感冒症。西医所谓感冒症，就是我们中医之暴感风寒、风热罢了。此种病如何会死，就使不延医服药，煎一二付午时茶，吃了也会好的。多谢西医，竟会把他打针开刀，活生生的断送掉一条性命。西医连风寒、风热都不识，风寒、风热都不会治，我真替你们惶恐，替你们汗颜。陆认为负责诊断与事后评论的众西医谈了这么多的 “菌”，但终究还是不知确切的病因为何。像这样质疑细菌学之临床价值的，还有恽铁樵。他认为西医费力去分辨细菌种类，但在临床治疗上无法每一种疾病都这样费时来进行分析。中医不辨细菌，但却能掌握传统“气”的变化在身上所展现的病症，故可对症下药。此即近代中西医在看待细菌对临床治疗效用方面的最大差异。余云岫：《皇汉医学批评》，第 11—12 页。余云岫：《皇汉医学批评》，第 28—29 页。陆士谔：《士谔医话 · 日本汉医复兴记》，《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 2047—2048 页。余云岫：《皇汉医学批评》，第 26—27 页。陆士谔：《士谔医话 · 姚名达问病记》，《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 2050 页。吴锡璜：《中西温热串解》，第 96 页。吴锡璜：《卷二 · 论戴麟郊五兼十夹》，《中西温热串解》，第 40—41 页。余云岫：《皇汉医学批评》，第 90—91 页。参考田若虹：《陆士谔年谱》，《明清小说研究》 2002 年第 3 期，第 119—138 页。以及氏著：《陆士谔小说考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第 285—333 页。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台北：学生书局， 1964 年，第 1 页。陆士谔：《士谔医话 · 西医学术》，《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 2084—2085 页。陆士谔：《士谔医话 · 西医诊断之露骨透写》，《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 2085—2086 页。陆士谔：《士谔医话 · 戈公振之死》，《中国历代医话大观》，第 2090 页。; 个人分类: 医学史话|2209 次阅读|0 个评论

奠基细菌学的双雄——科赫与巴斯德: gaoguanzhong 2020-3-24 17:37; 0125 科赫在实验室 0126 科赫肖像 0127 路易·巴斯德 0128 巴斯德研究所作者高关中（德国汉堡） 2020/3/21 在抗击新冠肺炎的关键时刻，3月21日晚德法联营的电视台ARTE放映了一部纪录片《科赫和巴斯德》（Koch und Pasteur）。说是纪录片（Dokumentarfilm），很多场景还是由演员来演，这样更直观，更生动，效果很不错，给人的印象很深刻。这部纪录片介绍两位在细菌病毒研究领域的大科学家，一位是法国人巴斯德，另一位是德国人科赫，他们相互竞争，力争上游，都为微生物学、为抗击传染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微生物学的奠基人”。所以纪录片有个副题叫“ 微生物研究的决斗 ”（ Duell im Reich der Mikroben ）。如今法国有巴斯德研究所（ Institut Pasteur ），德国有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Robert Koch-Institute, 简称RKI），都是所在国研究细菌病毒等微生物防治传染病的最高机构，德国科赫研究所的所长就是德国联邦政府的首席防疫顾问，在抗击新冠肺炎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参谋作用。本文通过电影内容，结合他们的传记，对两位大科学家的人生和功绩做一些介绍。巴斯德由化学转攻微生物学影片先介绍路易·巴斯德（ Louis Pasteur ），他1822年12月27日生于法国汝拉省的小镇多勒（ Dole ），是拿破仑军队一名职业士兵（后为皮鞋匠）的儿子。四岁那年，全家迁往不远的阿尔布瓦（Arbois）。说来奇怪，巴斯德在学校里并不是优秀生，但是，他确实具有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所必需的两点品质——好奇心和耐性。他在十几岁时写道：“词典中最重要的词是决心、工作和成功”。他考进了巴黎师范学院，25岁获博士学位。1848年起相继担任第戎中学、斯特拉斯堡和里尔大学等高校的化学教授，45岁转任法国最高学府巴黎大学（索邦）教授。巴斯德是一位著名的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他有一句名言：“在观察领域里，机遇总是偏爱那些有准备的人”。他的科学发现正是如此。1854年他在里尔大学任教授，把兴趣放在研究发酵方面。他听到一位酒厂老板说，葡萄酒和啤酒存放时间长了，酒质就会变酸，造成数百万法郎的损失。巴斯德就用显微镜进行观察，找原因。他把未变质的葡萄酒的沉淀物和变酸葡萄酒的沉淀物进行了比较，从而发现了存在一种使葡萄酒变酸的特殊酵母。他做了新的实验，取了几瓶葡萄酒，将其中一些加热，另一些不加热，三个月后打开酒瓶一看，加过热的酒质量很好，而没有加过热的酒却发酸了。这一实验，解决了酒变酸的问题。现在牛奶低温杀菌，正是采用了用缓慢加热（60-65摄氏度）杀死微生物的“巴氏消毒法”。通过研究酒变酸的实验，巴斯德得出结论：发酵和腐烂都是微生物的作用。 1860 年代，法国南部闹蚕病，每年造成生丝产业一亿法郎的损失。巴斯德迎战这个棘手的问题，他在显微镜中观察到桑叶上有一种寄生虫。他忠告养蚕人要抛弃有病的桑叶，去除病卵，使用健康的蚕和桑叶，蚕病就不会发生了。果然，这个办法挽救了法国的养蚕业。巴斯德的研究成果对医学界也产生了影响。这些重要的发现，为近代消毒、防腐提供了科学根据。英国外科医生、手术消毒创始人利斯特就是根据巴氏消毒法用石炭酸对伤口进行消毒，首创“无菌手术”。手术后死亡率下降了2/3。巴斯德的成就为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1862年被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后来还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71爆发了普法战争（又叫德法战争），法国一败涂地，皇帝拿破仑三世投降，被德国人俘虏。最后法国割让了阿尔萨斯等大片土地。巴斯德的儿子也在战争中丧生。国事家事使巴斯德忧心忡忡，再加上疾病缠身，遂萌生退意，50多岁的他申请提前退休。正在这时传来了一个消息，使巴斯德顿时退意全消，精神抖擞，进入新的研究领域。科赫：乡村医生首战炭疽告捷新的消息来自德国的一位乡村医生，叫罗伯特·科赫（ Robert Koch ），比巴斯德年轻21岁。科赫1843年12月11日生于汉诺威附近的克劳斯塔尔。父亲当过矿工，热爱大自然。科赫幼年喜欢收集植物、矿物标本。就读哥廷根大学后，先学了一年半自然科学，然后转而学医，23岁获博士学位。就在那年，他在汉堡当见习医生，亲眼看到了传染病霍乱造成的危害。在普法战争时期，他曾到野战医院作军医。1872年29岁的科赫来到普鲁士沃尔施泰因（ Wollstein ，今波兰波兹南以西75公里的沃尔什滕）乡村医院工作。科赫始终对科学研究充满强烈兴趣，即使到乡间工作也不改初衷。他在诊室专门隔出一间小实验室，还倾其所有，买了一台显微镜。一边行医，一边研究细菌学。科赫在研究工作中表现出非凡的天才，他像巴斯德一样，对调查研究工作的兴趣也是在遇到困难时激发出来的。当时炭疽热（ Milzbrand 或 Anthrax ）在他工作的普鲁士部分地区蔓延，牛羊大批死亡，而且反复发生。炭疽热是一种出现在牛羊身上的传染病，可通过感染动物的皮或肉传染给人类，因此炭疽对人类也有很大的危害。科赫于是深入研究，并成功地在病羊血液中发现了该病菌。他对该病原微生物进行培养。观察其生命周期，而且弄清楚了关于炭疽热发作及持续的有关问题。1876年，科赫分离出炭疽热的杆菌，证明它是炭疽热的元凶。他发现炭疽杆菌能形成休眠的孢子，干燥孢子在外界可保持多年活力，在适当条件下再发育成杆状菌而致病。因此他建议农民要及时处理因炭疽致死的病畜，以免炭疽反复发生。这年科赫应邀在布雷斯劳大学宣布并图示了炭疽菌的生活周期，首次证明了某种微生物与相应疾病的确切因果关系。一石激起千层浪。科赫的成功刺激了巴斯德，他是微生物学的权威，决不甘心让一个乡村医生超过，况且那人是与法国敌对的德国人。于是1877年巴斯德开始观察研究炭疽热和鸡霍乱。1879年偶然发现，在一定条件下生长的鸡霍乱菌不复致病，但可诱发免疫力。不久他制备出减毒炭疽疫苗，即先把病原菌加热到42度，降低其发作的毒性，然后给羊接种，之后再给羊注射有毒的病原菌时，炭疽热便不会发作。他用牛羊实验证明效力甚好。1881年春天，巴斯德邀请记者和公众，当众演示了这个实验。该实验用了48只羊，其中24只已被注射低毒菌株而获得免疫，而另外24只羊没有免疫。然后给所有羊注射毒性炭疽热菌。48小时后，没有免疫的羊群中有22只死亡，而所有免疫羊都存活完好。这是巨大的成功。在1881年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巴斯德介绍了自己研制炭疽病疫苗的成果，但丝毫未提及科赫的研究。与会的科赫极为生气，没有与巴斯德深入交流就打道回国。科赫主攻结核菌，巴斯德巧治狂犬病巴斯德和科赫都憋了一口气，要做出更大的成绩来证明自己，为自己的国家争光。 1880 年37岁的科赫进入柏林的帝国卫生署工作。有了国家的支持，他建立了一个设备良好的细菌研究室，并有几位能干的助手帮助，研究工作更上层楼。这次，他把研究重心放在结核病（ Tuberkulose ）上。当时每7人就有一人死于此病。而中古世纪的欧洲，结核病更是造成了三分之一以上人口死亡的可怕传染病。19世纪的欧洲，人们普遍认为结核病是遗传性疾病，但科赫坚信结核病是由某种病原体引发的传染性疾病。为此首先要设法分离培养出纯的结核菌。然而结核菌与其他细菌不同：它拥有光滑的外壳，很难被染色，同时又不易培养。科赫不但发明了染色的新方法，使人们可以在显微镜下更清楚地看到细菌的模样；而且引入了用固体培养基培养细菌的新方法，从而使细菌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早先科赫用肉汤培养细菌，在这样的液体中长出的细菌很杂，要想分离成单一的菌种非常困难。这确实是一个大难题，科赫苦思冥想，总是没有结果。有次忽然听到妻子在厨房里尖叫：“真奇怪，土豆上怎么长出这么多红点和白点来了！”科赫跑进厨房一看，大喜过望。在显微镜下，科赫发现红色的圆点内全是球形细菌，白色的圆点内全是杆状细菌。这确实是一种分离单一纯种细菌的好方法。但是土豆上的营养太少，很多细菌不能在它上面生长。这下难住了科赫，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也许做一点可口的饭菜会引起他的食欲。”妻子于是做了一盘洋菜胶，摆到桌上。科赫呆呆地望着，忽然来了灵感。就用带肉汤的洋菜胶（ Agar ，也叫琼脂，是从海藻植物中提取的胶质），作为固体培养基，科赫第一次培养出单一纯种的细菌菌落。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许多细菌试验室仍在应用这种“固体培养基”。1882年，科赫成功分离培养出结核菌，还把他的观察结果写出一篇名为“科赫假想”的论文，发表在《柏林生理协会》上。他认为结核病由结核杆菌引起，肺结核患者的痰可传播结核菌。后来他培养出结核菌素，可用来诊断结核病。这些成果是对结核病防治的重大贡献。 1883 年，埃及爆发大范围霍乱（ Cholera ）传染。法德等国都派人到疫区调查疫情。巴斯德年迈体弱，派他最能干的助手，代表法国去埃及调查，这位助手不幸受到霍乱感染牺牲。较巴斯德年轻20多岁的科赫则亲自率领医药专家，作为德国霍乱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来到埃及调查。他们了解到霍乱来源于印度，于是科赫又亲赴印度研究霍乱病理。当时，印度霍乱猖獗，科赫不惧危险，深入到灾区，发现了致病的微生物，即霍乱弧菌。他还研究了霍乱通过水、食物和衣服用品的传播感染途径及预防方法。现在霍乱的预防方法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从此，科赫又成了热带传染病研究权威。1885年他受聘为柏林大学卫生学、细菌学教授。其间，尽管身体衰弱，巴斯德仍然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他的最后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就是发现了一种能够治疗狂犬病（ Tollwut ）的方法。1881年他着手研究狂犬病。对患病的狂犬做观察后他发现，狂犬病毒不仅存在于唾液中，在患病动物的神经系统中也有活动。他还发现可以通过脊髓干燥法降低其毒性。他用染病犬的神经组织悬浮液给健康动物注射，使这些动物获得了狂犬病免疫力。但这种方法还有待于人体实验，以检验其效果。正在这时，即1885年的夏天，一位妇人带着她九岁的儿子来找巴斯德就诊，她的儿子两天前被狂犬咬伤。如果不治，在3-6星期内必死无疑。孩子妈恳求他注射尚未进行临床试验的疫苗，这是最后的希望。经反复考虑后，7月16日，也就是孩子前来就医的第11天，巴斯德开始给孩子注射疫苗。那个孩子终于健康地活了下来。巴斯德的这个成就轰动了全世界。连美国的狂犬病患者都闻讯越洋赶来巴黎求救。微生物学两位奠基人各有千秋巴斯德攻克了治疗狂犬病的难题，在世界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人们增强了科学能战胜各种疾病的信念，纷纷捐款支持他的科研事业，1887年在巴黎成立了巴斯德研究所，专门供他继续开展防治疾病研究工作，以寻找并培养更多种类的病原菌剂，生产更多的新抗病疫苗。巴斯德在该研究所不知疲倦地工作，培养了一批知名的学生。该所在19世纪至今的微生物学发展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如今在全世界有32家分支机构。共有8位科学家于巴斯德研究所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1895 年9月28日，73岁的巴斯德在巴黎郊区离开了人世，法国为他举行了国葬。他先后在化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中做出卓越贡献，他对科学和人类的贡献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承认和尊重。科赫对这位科研对手也是惺惺相惜，发来了唁电表示沉痛的悼念。巴斯德深信，一切传染病都是由于细菌引起的，这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对疾病进行有组织的讨伐，人类寿命才能不断地延长。他为战胜各种传染病指出了研究方向，从而奠定了工业微生物学和医药微生物学的基础。看到法国成立了巴斯德研究所，德国也不甘落后，1891年成立了柏林传染病研究所，由科赫担任所长。以后，科赫指导他的学生们进行了各种实验，研究了疟疾、麻风、牛瘟、鼠疫以及其他热带疾病。19世纪末，欧洲牛瘟闹得厉害，科赫和助手们深入南非研究牛瘟病原和病理，终于扑灭牛瘟病，被世人誉为“绝症克星”。这个研究所，就是今天的科赫研究所。以他命名的罗伯特·科赫奖是德国医学最高奖。科赫和巴斯德一样，是细菌学、现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他是第一个从结核病的传染和隔绝来研究结核病的治疗方法的专家，因研究结核病，发现结核杆菌与结核菌素于190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他奠定了许多细菌学研究的原则，设计了多种技术：悬滴标本检查法、显微镜新光源，显微镜新光源和油渍法、显微镜摄影术、组织切片染色法，琼脂培养基等。他为讨伐病菌而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10年5月27日科赫在巴登巴登去世。微生物学这两个主要奠基人，各有所长。发明纯培养法的科赫生物学造诣深，在微生物的形态研究及其分类方面贡献很大。他还提出三条准则，即“科赫准则”，作为判断某种微生物是否为某种传染病的准则。这三条准则是：微生物应在所有同类病例中出现；所有症状应能用体内微生物的分布和数量解释；每例创口感染应有形态特征明显的微生物存在。巴斯德毕生献身科学，为人固执自信，好与人争发明先后，但他却是个优秀的实验工作者，在具体工作中头脑清晰，坚毅顽强。巴斯德原学化学，他更重视由功能角度研究研究微生物，在免疫学上迈出了主要的一步。两人长处的互补，使此后的微生物学得以沿着平衡的道路发展下去。; 个人分类: 外国人物|1829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甄橙：微生物学的辉煌年代——19世纪的细菌学: fqng1008 2019-3-20 16:48; （转载自《生物学通报》 2007.9）文艺复兴为世界的现代文明迎来了开端，经过18世纪的产业革命，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法国、德意志、美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发展迅速。伴随着经济进步，科技也在腾飞。在医学领域中，19世纪取得的成果很多，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细菌学的巨大成功。 1 时代造就细菌学家 19世纪后半期是医学史上细菌学收获的年代，其中法国的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和德国的微生物学家科赫最为著名，他们是众多微生物学家中的代表。巴斯德 1.1 巴斯德巴斯德（L.Pasteur，1822-1895）生在法国的一个小乡村，1847年毕业于巴黎师范大学，毕业后到斯特拉斯堡任化学教授，以后曾担任里尔科学院院长、索尔本大学的化学教授等职。1857年回到巴黎师范大学从事微生物学研究，领导并成立了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巴斯德在科学上的贡献很多。他最初研究化学，致力于酒石酸盐结晶和葡萄酸盐结晶的光线问题，推动了有机化合物旋光性的研究，为立体化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也因此成为一名著名的化学家，但他最杰出的成就还是在微生物学方面。法国的葡萄酒和啤酒世界闻名，但在销往国外的过程中，常常出现酒变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法国的出口创汇，巴斯德受命解决这个问题。关于酒发酵变质的现象，德国化学家李比希（J.Liebig，1503-1872）认为这是一个化学过程。巴斯德用了or余年的时间证实酒发醉不是纯化学问题，而是微生物作用的结果。最初巴斯德采取加热的办法防止酒发酵，但是酒在100℃时已挥发，于是改为把酒加热到50-60℃左右，时间延长20~30min。这样既杀死了致发酵的微生物，又不使酒挥发，这种方法被后人称作“巴氏消毒法”。19世纪60年代巴斯德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了数篇关于发酵的论文，1879年又完成了著作《发酵生理学》，阐明了发酵过程、厌氧现象和厌氧微生物性质等问题，为近代消毒防腐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工业微生物学和医学微生物学奠定了基础。除了酿酒业以外，蚕丝业也是法国的支柱产业。由于蚕病的发生造成蚕成批死亡。巴斯德认为蚕病也是微生物所致，他认为隔离病蚕与健康蚕可控制此病。据说，仅这2项工作巴斯德就为法国节约了50万法郎，这个数目刚好是普法战争中，法国向德国的赔款。因此巴斯德在法国人民的心目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巴斯德是一位坚贞的爱国者。普法战争中，他对德国的人侵行为极为愤慨，毅然把德国波恩大学给他的名誉学位证书退了回去。他的名言“科学是无祖国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更是家喻户晓，激励了千百万人的爱国热情。生物学上关于自然发生学的研究曾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巴斯德用实验证实生物不是凭空而来的，推翻了当时盛行的自然发生说。1879年巴斯德首先发现并命名了葡萄球菌和链球菌，以后又发现了疥癣、旋毛虫病的病原。他还首先发现了厌氧菌的特性，提示动物发热与致病菌有关。他的诸多发现和他成功研制的微生物疫苗，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19世纪优秀的微生物学家。科赫 1.2 科赫科赫（R.Koch，1843-1910）出生在德国，父亲是1名矿山职员。1862年中学毕业后人哥廷根大学就读，学习过植物学、物理学和数学，后来转而学习医学。大学毕业后开业行医，普法战争中曾任军医。1850年受聘到柏林卫生研究所，1885年任柏林大学卫生学和细菌学教授，1891年担任柏林大学传染病研究所所长，1897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02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普法战争结束后妻子送给他一架显微镜，从此科赫就在显微镜下进行单调的观察。1876年他开始研究炭疽杆菌，以及炭疽杆菌与牛羊和人类的关系，揭示出在动物体外经过多代培养的炭疽杆菌仍然可引起动物的炭疽病。这一观点遭到许多学者的反对，但因得到巴斯德的支持，最后为人们所接受。1877-1878年科赫主要研究细菌学技术，改进了细菌在玻璃片上的干燥方法，发明了细菌鞭毛和组织切片的染色方法，建立了悬滴标本检查法，创立了显微摄影技术等。1881年完成了用动物胶平皿培养细菌的方法，这个方法使细菌纯培养成为可能。1882年是科赫受世界瞩目的一年，因为他利用抗酸染色法发现了隐藏在显微镜下的结核杆菌，使人类从白色瘟疫的长期困扰中挣脱出来，为日后治疗结核病提供了明确的目标。1883年科赫被推选为德国霍乱委员会委员，访问埃及和印度，调查霍乱流行情况，并发现了人的霍乱弧菌，同时发现了人的结膜炎杆菌。1884年科赫公布了判定某种微生物是否为致病微生物的标准，即“科赫原则”。这一标准虽然并非完美，却为判定疾病的病原体提供了依据。科赫因细菌学研究而扬名一时，1890年在柏林举行的国际医学科学大会上他宣布发现了可以治疗结核病的药物结核菌素。全世界为之振奋，但是几年以后，人们发现结核菌素仅能作为诊断结核病用，不具备治疗作用，科赫的名气因此一落千丈。但是直到去世，科赫始终不渝地坚持细菌学研究。由于他的成就，科赫获得了190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2 细菌学的丰硕成果自巴斯德、科赫以后，各种致病细菌陆续被发现。首先是欧洲学者获得了许多新发现。 1825年法国的布雷托尼奥（P.F.Bertonneau，1778-1862）区别出猩红热和白喉是2种性质不同的疾病；1838年艾伦贝格（G.Ehernberg，1795-1876）将单细胞生物、隐性旋毛虫和弧菌的分类写入生物著作中；1872年科恩（F.Cohn，1828-1898）发现枯草杆菌；1873年奥波美尔（Obermaier）发现回归热螺旋体；1875年汉森（A，Ha-nsen，1841-1912）发现麻风杆菌；1879年奈瑟（A.L.S.Neisser）发现淋球菌。1880年卡尔（.EKalr）在伤寒病人尸体的脾脏和肠管内发现伤寒杆菌；1881年克雷布斯（.EKlebs，1534-1913）发现伤寒杆菌，1883年又观察到白喉杆菌；1882年奥格斯顿（A.ogston）发现金黄色葡萄球菌；1884年科赫的学生勒夫勒（F.助mer，1852-1915）将白喉杆菌进行体外培养获得成功，并区别出白喉与假白喉；1884年尼科莱尔（A.Nicoilaer）发现破伤风杆菌；1886年弗伦克尔（A. Fraenkel）发现肺炎双球菌；1892年菲费尔（R. Pfeiffer）发现流感杆菌；1897年奥加塔（M.Ogata）提出鼠疫借助跳蚤传播；1900年肖特穆勒（Shcolttmuller）区别出伤寒与副伤寒是不同的微生物所致……在欧洲科学家为细菌学做出贡献的时候，亚洲科学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过他们的成果大多是在欧洲取得的。1889年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S.Kitasato，1856-1931）在体外培养了破伤风杆菌，制造出破伤风动物模型；1894年鼠疫在香港大流行，北里柴三郎发现了鼠疫杆菌，并完成了鼠疫杆菌纯培养和动物感染的试验；1898年日本人志贺（Shiga）发现痢疾杆菌，使人们终于弄清痢疾的原因。北里柴三郎 3 细菌学对医学的影响 3.1 促成免疫学建立人们在生病以后，大多会首选药物来治疗，而许多疾病如果预先采用免疫接种的办法则可防患于未然，这就是免疫学的功能。所谓免疫学是指研究生物机体的免疫性、免疫应答、免疫应答规律、免疫学方法和技术的生物科学。一般认为免疫学的发展经历了4个时期：即经验免疫学时期、经典免疫学时期、近代免疫学时期和现代免疫学时期。其中18世纪至20世纪中叶为经典免疫学时期，这一时期免疫学的发展与微生物学发生了密切关系。随着细菌学的发展，科学家在创立细菌分离培养技术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地研究，利用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学方法获得了减毒菌苗。如巴斯德利用毒力减弱的细菌预防鸡霍乱的传染；把毒力减弱的炭疽杆菌注射给羊，预防羊炭疽病；用狂犬病毒在兔体内经连续传代的方法制备狂犬病疫苗。这些是主动免疫的开始。1890年贝林（E.von.Behirng，1854-1917）和北里柴三郎完成白喉抗毒素的研究，贝林因此获得首届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是被动免疫的开始。减毒疫苗和抗毒血清的发明不但为实验免疫学打下了基础，也为疫苗的开发开辟了道路，推动了19世纪以后治疗学的新发展。 3.2 促进消毒法诞生无菌操作是现代手术成功的一项重要的保障措施。19世纪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虽然都有大大小小的手术，但手术是在野蛮状态下实施的，而且手术后感染是造成病人死亡的常见原因。直到巴斯德、科赫等科学家发现显微镜下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才揭开术后感染的谜底。李斯特（J.Lister，1827-1912）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外科医生。据李斯特记载，在截肢术的病人中约有1/2患者死于术后感染。当李斯特获悉巴斯德发现发酵的原因后，他得到启发，猜想术后感染也是微生物造成的。于是李斯特借鉴巴斯德发明的消毒方法，寻找适合的消毒物质。他试用过氯化锌，最后发现石碳酸最理想。1865年8月12日，李斯特第1次把石碳酸应用在复杂的骨折手术中，获得成功。2年以后，李斯特把他的成功经验总结成论文，发表在著名的《柳叶刀》杂志上。自从麻醉法、特别是石碳酸消毒法发明以后，许多复杂的手术都得以实施。李斯特不仅用石碳酸清洗伤口，而且还用石碳酸消毒手术台、手术室，这些措施大大减少了因手术感染的死亡率。然而至此伤口感染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1886年德国人贝格曼（E.von.Bergmann，1536-1907）发明高压蒸气灭菌法才迎来医学史上真正的无菌时代。无论是石碳酸消毒法，还是高压蒸气灭菌法，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使自然界中的细菌失去毒力。设想如果没有微生物学家的贡献，人们依然会生活在术后感染的混沌时代。 3.3 推动微生物学发展文艺复兴以后医院这种医疗形式在西方逐渐普遍，医院成为挽救生命的地方，但有时也会出现不被理解的现象，比如为什么在医院中分娩的妇女的死亡率会比家庭中分娩的妇女的死亡率还要高?19世纪细菌学的研究成果使人们认识到这是细菌造成的。为了寻找更多的疾病原因，许多科学家投身到细菌学领域中，并由此推动了20世纪微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 1905年肖丁（F.R.Sehaudinn，1871-1906）和霍夫曼（E.Hoffinann，1868-?）在梅毒性下疮的分泌物中发现了梅毒螺旋体。1911年日本人野口英世（1576-1928）完成了梅毒螺旋体的人工培养，以后他又在麻痹狂患者尸体的脑脊妞组织液中发现螺旋体，从而揭示出麻痹狂的致病因素也是螺旋体。最早发现病毒的人是俄国的伊凡诺夫，1892年他在研究烟叶黑斑病的过程中发现了滤过毒。1898年勒夫勒和弗拉奇（P.Frosch，1860-1928）发现口蹄疫病毒。由于病毒必须寄生在其他生物体上，体外培养非常困难，直到1931年才有人将口蹄疫病毒在鸡卵内培养成功。 “立克次体”最先是由巴西学者罗沙-利马（Rocha-LimaDa）命名的，为了纪念为研究斑疹伤寒而献身的美国科学家立克次（H.T.Rieketts1871-1910）和捷克科学家普劳沃泽克（Prowazek von），1916罗沙-利马提出用“普氏立克次体”（Rickettsia porwazekii）命名流行性斑疹伤寒的病原体。1921年沃尔巴奇（Wolbach）等人研究证实欧洲流行性斑疹伤寒的病原体也是普氏立克次体。同时鼠型斑疹伤寒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1931年蒙蒂洛（Monteior）建议用Riekesttia Mooseir来命名，以明确鼠型斑疹伤寒的病原体与欧洲流行性斑疹伤寒的病原体是不同的。 20世纪医学微生物学的成就超过了19世纪。借助电子显微镜的帮助，比细菌更小的病毒也已经被发现，而且凭借越来越丰富的研究方法，如生物化学方法和免疫学方法，可以更深人地研究病原微生物的性质和致病的机理，征服疾病的道路看似明朗。 3.4 指明药物学方向微生物学的发展使人们相信病原微生物制造了疾病，于是人们积极寻找杀灭这些微生物的办法，化学药物和抗生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研制出来的。人们期待能有一种药物，可以杀死细菌而不会对人身体造成伤害。德国化学家埃利希（P.Ehirhc，1854-1915）经过多次试验，于1910年研制出Salvasran散，即606。最初以为满足了人们的心愿，但后来发现606并不能杀死细菌，却对梅毒螺旋体有杀伤力。后来又将606改进成914，成为治疗梅毒的有效药物。沿着化学药物的研究方向，1935年德国化学家多马克（.GDO-magk，1895-1964）发现一种红色染料，即对氨基苯磺酸的衍生物，俗称百浪多息（Protosil），能够杀死链球菌、肺炎双球菌、脑膜炎双球菌、淋球菌等多种球菌。磺胺类药物的出现开辟了人工合成药物的新途径。抗生是指2种微生物之间存在对抗的关系，早在巴斯德时代已有抗生概念的萌芽，那时已知道空气中的某些细菌能够抑制炭疽杆菌的生长，但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22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A.Fleming，1881-1955）发现溶菌现象。1928年弗莱明培养的葡萄球菌被青霉菌污染，青霉菌周围葡萄球菌的菌丝变得透明，甚至溶解。他断定起杀菌作用的物质是青霉菌在生长过程中产生的代谢物，他称之为青霉素。以后弗莱明研究证实青霉素具有杀死链菌等细菌的功能，对人和动物的毒性很小，而且不会影响人体内的白细胞。弗莱明 1943年青霉素第1次成功地用于治疗病人，临床证实青霉素对猩红热、梅毒、白喉、脑膜炎、淋病等传染病都有明显的治疗效果。青霉素诞生以后，链霉素、金霉素、四环素、土霉素等抗生素陆续被发现并用于临床，针对细菌的有效药物不断被发现。 4 小结与后记在巴斯德、科赫这样伟大的细菌学家的带领下，细菌学开始建立、发展、并迅速渗透到医学的各个领域。人们从微观世界里认识了炭疽杆菌、霍乱弧菌、结核杆菌、肺炎球菌等病原微生物，找到了许多疾病的原因。细菌学成为19世纪医学领域中最重要的学科。 19世纪细菌学的丰硕成果较好地解释了一些疾病的原因来自体外微生物，打破了鬼神致病的谬论，使人类对疾病的认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从此，人类征服瘟疫的梦想成为现实。从细菌开始，病毒、衣原体、螺旋体、立克次体等一些更小的微生物的面纱被逐渐揭开，由此开始了微生物学的全盛发展时期。与之相关的病毒学、现代免疫学、抗生素药理与治疗学等新兴学科，也得以迅猛发展。科学家们发明了许多对付这些病原微生物的方法和手段，例如物理高温灭菌、紫外线照射消毒、各种疫苗、抗生素药物等。虽然这些方法的效果并非十分完美，但人类从此摆脱了瘟疫的大规模周期性爆发流行。诸如鼠疫、霍乱、白喉、痢疾、肺结核、败血症、伤口化脓感染等已然不再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疾病。对于那些现在或将来仍然会出现的新发感染性疾病，如SARS和艾滋病，人类即使暂时不能找到制服它们的良药，但知道如何通过阻断其传播途径来规避大规模感染的爆发流行。此外，微生物学也在不断产生与普通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用于诸如面包发酵、酿酒技术、环境保护、能源开发等方面。因此，19世纪细菌学的出现是医学史上的巨大飞跃，不仅对医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改变了整个世界。主要参考文献 1 R.瓦莱里-拉多（法）著. 陶亢德，董元骥译.巴斯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2 程之范. 中外医学史. 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3 管成学，王渝生. 世界五千年科技故事丛书.廖果编著.疫影擒魔——科赫的故事.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4 陆德源.医学微生物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 5 Arturo Castiglioni. A History of Medicine. Translated from the ltalian and Eidted by. E.B.Krumbhaar NewYOrk ：Alfred A. Knopf.1947. 6 Jan Klein. Immuniology The science of self-Nonself Discrimnation. NewYork：John WileySons.1982.;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3628 次阅读|0 个评论

医书插画（四）：科赫与结核: 热度 3 DrSun 2011-3-5 12:59; 科赫（ Robert Koch ）是一位真正的全科医师，他在德国波森省的一个小镇行医，为那里 4000 名居民看病；从给产妇接生，一直到内科、外科、小儿科。看病之余，他还对传染病的微生物病因进行研究。他的实验室就是一个家庭作坊，谷仓、卧室，都能做实验；仪器就是一部显微镜，可检查细菌和组织标本。在进行这些研究工作时，他牢记医学院的老师之一雅各布 · 亨勒（ Jacob Henle ）的格言：“在认定微生物是人类传染病的原因之前，你必须在传染的材料中发现它们，你必须从中把它们分离出来，并验证它们的感染力。” 这一教导成为将来科赫假说的要旨。科赫对结核杆菌及其传播的发现，使结核病的治疗发生了革命。在此之前，结核病患者是要到空气新鲜、高海拔的疗养院接受治疗的，其实也就是晒太阳。开办疗养院的人不知道结核病是传染的，所以卫生状况缺乏管理，不实施灭菌或烟熏消毒，也没有禁止乱吐痰的规定，对结核的诊断水平也非常有限。科赫还研究了其他疾病的原因，包括南非的牛瘟、德克萨斯热、热带疟疾、黑水热、孟买的黑死病等，但他对结核病的兴趣一直不减。不过，这一兴趣倒使得他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倡导把结核菌素当疫苗来用，而不是像今天这样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诊断试验（结核菌素试验）。 1905 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奖。在他去世的那一年， 1910 年 4 月 7 日，科赫在柏林科学院做了最后一次演讲，谈的是结核病的流行。以下这幅插图引自呼吸病学经典著作《费氏呼吸病学》，中文译本即将出版。第一篇第一章由我执笔翻译，其中包括本文内容。; 个人分类: 人物纪事|5645 次阅读|5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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