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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参与“土地流转”恐增加土地抛荒: 热度 1 jiangming800403 2013-11-11 12:32; 至于那些已经进城定居不再种地的村民，他们的地总会有亲戚邻里代耕，这不用政府操心。多数抛荒地或者是城镇周边被占用的耕地，后者说一些距离村庄远、耕种不便、产量低，划不来去种的破烂地或者边角地。这种地连乡农都无人流转，资本更不会了。资本下乡抬高了土地租金，将庄稼把式从土地流转市场中排挤出去，只会进一步增加土地抛荒。; 个人分类: 农业、食品与农村发展|2403 次阅读|2 个评论

给有志于土地流转的资本的建议: jiangming800403 2013-11-11 12:04; 一、占领高端小众市场，比如有机食品、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等；二、建立自己的品牌和渠道，从而将大多数小农从竞争中排挤出去，这两点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小农一般没有足够的资本和途径进入上述领域；三、不要恋战，当市场竞争加剧时候见好就收，因为市场空间总都是有限的，想垄断市场总是不可能的，除非用非常手段。; 个人分类: 农业、食品与农村发展|2174 次阅读|0 个评论

支持庄稼把式的“土地流转”: 热度 1 jiangming800403 2013-11-10 14:13; 不要认为资本会比农民懂得农业。虽然资本的土地流转短期会比农民种地创造出更多的产值和利润，但是迟早都是乱摊子。华北平原地区，一亩水浇地一年两熟的话，种粮食最多的收入就是两千上下块钱，肥、药、水、农机、柴油、电力等方面的投入还要占到1/4~1/3，对于庄稼把式的“种粮大户”所能承受的租金大约是每亩400~500元，一亩地的纯收入大约在1000元左右，如果有10~20亩地，一年的总收入大约就是一到两万元。当然如果是种近亲的地，人家往往不要钱，或象征性的收一点钱，这样的话收入还会更高，加上经营养殖业、家庭副业或者短期打零工，家庭总收入会在两到三万，这对我们的父兄辈，已经50岁左右，而且文化水平有限的中年人，这样的收入已经不错了，而且他们还要担负照顾父辈，甚至祖父辈高龄老人，以及抚育孙辈的社会责任，他们实际上已经被固结在农村的土地上，很难转移出去。一般放弃承包地，有流转意向的人（比如GP一家）大体上已经基本融入城市，和“庄稼把式们”相比，他们还都是相对处于优势地位，资本下乡，抬高了土地流转价格，其实更不利于处于弱势地位的种粮农民; 个人分类: 农业、食品与农村发展|2552 次阅读|1 个评论

土地流转威胁粮食安全和金融安全: 热度 6 jiangming800403 2013-11-10 13:26; 不要认为资本会比农民更懂得农业，资本不计成本的投入，目前华北平原一亩水浇地的流转价格已经达到800-1000元，这样的价格种粮很难说有效益，而且如果粮价下跌30%，即使不考虑劳动力因素，也会亏本。庄稼把式的种粮大户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只能被资本从土地流转市场中排挤出去。进入土地流转市场的资本一般不会种粮，一般要从事高价值的经济作物、有机农业或者观光农业等。虽然他们可以形成从田间到市场、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链条和品牌价值，这是一般种粮大户所不具备的。但是高端农业的市场空间毕竟有限。一旦大量资本下乡搞土地流转，市场就会很快饱和而无利可图，只会留下一片狼藉。当然资本或许不在意直接的生产过程中是否获利，而更关注资本运作，湖北蓝田、银广夏、新疆屯河、秦丰农业、万里大造林、亿霖木业，农业板块一直是商业欺诈的重灾区，无数的资本掮客只会前赴后继，当然只有早起的鸟儿才会有虫吃; 个人分类: 农业、食品与农村发展|2862 次阅读|12 个评论

土地流转将消灭种粮大户: 热度 5 jiangming800403 2013-11-10 13:19; 刘旭霞老师的博文：土地流转引发的家庭矛盾不要认为资本会比农民更懂得农业，要资本下乡搞土地流转除了抬高地价之外，只会留下一堆乱摊子。在华北平原地区，一亩水浇地一年两熟的话，种粮食最多的收入就是两千上下块钱，肥、药、水、农机、柴油、电力等方面的投入还要占到1/4~1/3，对于庄稼把式的“种粮大户”所能承受的租金大约是每亩400~500元，一亩地的纯收入大约在1000元左右，如果有10~20亩地，一年的总收入大约就是一到两万元，当然如果是种近亲的地，人家往往不要钱，或象征性的收一点钱，这样的话收入还会更高，加上经营养殖业、家庭副业或者短期打零工，家庭总收入会在两到三万，这对我们的父兄辈，已经50岁左右，而且文化水平有限的中年人，这样的收入已经不错了，而且他们还要担负照顾父辈，甚至祖父辈高龄老人，以及抚育孙辈的社会责任，他们实际上已经被固结在农村的土地上，很难转移出去。但是由于资本不计成本的投入，目前华北平原一亩水浇地的流转价格已经达到800-1000元，这样的价格种粮很难说有效益，而且如果粮价下跌30%，即使不考虑劳动力因素，也会亏本。庄稼把式的种粮大户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只能被资本从土地流转市场中排挤出去。进入土地流转市场的资本一般不会种粮，一般要从事高价值的经济作物、有机农业或者观光农业等。虽然他们可以形成从田间到市场、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链条和品牌价值，这是一般种粮大户所不具备的。但是高端农业的市场空间毕竟有限。一旦大量资本下乡搞土地流转，市场就会很快饱和而无利可图，只会留下一片狼藉。当然资本或许不在意直接的生产过程中是否获利，而更关注资本运作，湖北蓝田、银广夏、新疆屯河、秦丰农业、万里大造林、亿霖木业，农业板块一直是商业欺诈的重灾区，无数的资本掮客只会前赴后继，当然只有早起的鸟儿才会有虫吃。; 个人分类: 农业、食品与农村发展|3742 次阅读|44 个评论

土地流转引发的家庭矛盾: 热度 7 liuxuxia126 2013-11-10 10:40; 前天回家，二嫂和妈妈还是不搭腔。倒是看见大哥大嫂和二嫂说得热闹。妈妈和二嫂不说话的根源，其实源于土地流转——二哥一家在广州开出租，我父母年纪大又身体不好，早就不种地了。大哥爱土地，就将二哥和父母的土地一起种下来。早些年农民种地还要交公粮，代替他人种地的人，一般是代缴公粮，再一亩地给点粮食，就算做是地租了（经济学的概念），用法律语言说，就是土地承包费。过些年，农民种地不缴公粮了，除此之外，还有种地补贴，种子补贴之类的钱，一亩地也可以从国家拿百十块；代种地的人，将粮食补贴要给人家，也要给点粮食，或者给点钱。那时候钱不多，一亩地一百两百块的，算不错的——因为种地赚不了多少钱，化肥农药种子涨价的速度，远远超过种粮高产和粮食价格上涨的速度。再说，种粮的人工也贵了——以前请人帮一天忙，给20、30块就可以，现在一天不给个50或者80的，谁给你干？近两年，粮食的价格又有小涨——油也涨，种子也涨，收割也涨，粮食再不涨点，天理不容！那真是不拿农民当回事了。可涨的幅度还是不大，无法吸引已经进城的农民回来种地。二哥一家开出租，已经不愿意再种地了。用二哥的话或，我跑一晚上就挣个两百三百的，干一年也才挣多少？由于父亲生病，母亲也近70岁的年纪，大哥种地农忙时，妈妈爸爸免不了要帮大哥大嫂。有两个儿子，妯娌之间就会比较。而将婆婆为谁干多少活，作为判断偏向谁的标准。以前二嫂不在家，今年因为带孙女回老家上幼儿园，就回老家生活了。父母为大哥一家干的农活，就被她看在眼里了。今年的秋收结束后，二嫂不愿意再让大哥种她家的地，就找个借口涨了价：承包地价，一亩800，愿种就种，不种包给别人，已经有人打听了。大哥这时不是算经济账了，是争口气，800也愿意种。并马上把承包费给了二嫂。送钱是侄子去的，但那钱送去时有点小问题。父母的土地，大哥二哥一人种一半，也没有说将钱给父母花。但这次，大哥除了将二哥家土地的承包费给了之外，还将爸爸妈妈的两亩地的承包费，一次给了妈妈。二嫂因为生了气：以前都是给她，现在凭啥给妈妈？大哥的理由也充分：我也将自己的那份给了钱，你的那份我也替你给了。二嫂说大哥瞧不起她：要给也是我自己给，你凭啥替我给？但二嫂不和大哥吵，有一天又看见妈妈帮大哥家摘花生，就扯起这件事，说妈妈不该要这笔钱。再发挥到其他事情上，婆媳二人你来我往，你一言我一语，叮叮咣咣说起来。妈妈气得不行。二嫂也气得不轻。据说还走到了田地里的机井边，要跳井自杀。问题很严重。俩人从此不搭腔了。我以为这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家庭矛盾。后来妈妈把一半钱还给大哥，大嫂又送给二嫂，但二嫂没有要，将钱扔了出来。大哥也气病了：前不久还去医院看病，焦虑，失眠，头晕。我以为他是得了心理疾病。要不是土地流转，这家里也不会闹矛盾。但大哥虽然心里生气，和二哥照样来往：二哥又承包一辆出租车，大哥二话没有说，将今年卖粮的钱全部拿出来借给了二哥。二嫂和妈妈住在一个院子里，却不搭腔。很不和谐。我一回家，不管那么多，先去二嫂的屋里坐坐。吃了二嫂蒸的山药蛋，逗逗小侄孙女。去县城给妈妈批了不少蔬菜，买了肉和水果，我撮合妈妈去送给二嫂一部分。二嫂说着不要不要，最后还是接下了。家庭和睦团结，才能让在外的人安心工作。健康第一，和睦也很重要！; 个人分类: 家人朋友|3726 次阅读|14 个评论

土地流转，可能是中国农民的第三次牺牲！: 热度 19 lbjman 2013-11-10 08:27; 土地流转，可能是中国农民的第三次牺牲！一、剪刀差价是中国农民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第一次牺牲剪刀差价是在工农业产品的长期交换中，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由这种不等价交换形成的剪刀状差距。剪刀差在我国解放前就已经存在，解放后一个时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发展成为我国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工人和农民之间的一个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剪刀差本身具有自动从农业向其他产业转移资金的功能，所以，前苏联和不少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曾采取通过剪刀差政策积聚资金来加速工业化进程。建国后我国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获得的（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筹集了约6000亿人民币【当时价格】），我国的剪刀差政策通过对农业剩余的过度抽取，在一定时期内加速了工业化进程，使我国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工业化水平。剪刀差价造成中国农民收入低，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导致农村生产力呈现空心化，而农村富余剩余劳动力无法正常或自由向城镇转移并落户，使得农村经济呈现恶性循环发展，导致农民生活长期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这是中国农民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第一次牺牲。二、土地征用是中国农民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第二次牺牲一般来说，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与工业化水平。但是中国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不能实现生产要素在城市的聚集，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特别是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2000年1中国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中国开始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进程，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 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在发展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利用不合理政策法规通过低价征地而高价卖出变性后土地（即工业用地或住宅用地），土地财政空前昌盛，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进一步加大，同时商品房价格高速飞涨，使得农民的相对贫困程度进一步加大，这是中国农民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第二次牺牲。三、土地流转是中国农民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第三次牺牲所谓土地流转，就是农业用地在土地承包期限内，可以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出让经营权，鼓励农民将承包的土地向专业大户、合作农场和农业园区流转，发展农业规模经营。而集体建设用地可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合作、入股、联营、转换等方式进行流转，鼓励集体建设用地向城镇和工业园区集中。产生土地流转的主要原因是：因招商引资、工业园区等非农建设项目用地需要、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租赁的方式从农户手中流转出来；土地承包经营成本高，收益低，许多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纷纷将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别人；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专业大户和承包大户，或将土地从农户手中以租赁或其他方式流转出来再转包给专业大户和承包大户。但是现有政策法规中，仅出台同意土地流转的指导性政策，但是土地流转有关收益权的合理维护和合理分配却没有相应的配套政策，造成农民土地承包收益大量被相关职能部门或有关基层管理人员侵占，这是目前中国农村最新矛盾的集中爆发点，即土地流转可能成为中国农民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第三次牺牲。后语【1】如果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合理利益得不到合理而有效地保障，中国的土地流转政策将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圈地运动”。【2】如果在土地流转中政府宏观管理政策不合理，或变相参与掠夺农民土地承包收益，将给农民带来永久、实质和不可逆转的伤害。以上两点集中爆发，将是中国农村发展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 1436 次阅读|24 个评论

为什么农地还不能大面积的流转：即将逝去的小农经济: 热度 8 yanghualei 2013-11-10 06:36; 今天听一个同学聊天，讲听的一个集体农庄的报告，我听后后，感觉在中国现在还不能实习大面积土地流转，原因，其一，在三农中如果允许农业用地流转，将会存在大量商业资本进入农业（胡振， 2013 ），一旦商业资本进入农业，会造成农业的发展更多讲究效应和金钱，而不讲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二，一旦实现流转，因为农业生产效益低下，为获得收入，将存在大量的土地流转部分人手中，发展非农产业，如农业观光，农家乐以及其他农产业，即非第一产业，或者农业中的经济作物生产，而最基本的粮食安全，将不再考虑粮食；其三，失地的农民，将会汇集城市，造成大面积的失业和城市的贫民窟，引发犯罪、收入差距加大等社会问题；总之，在没有配套的制度出台之前，因为一旦流转，很有可能造成土地的不可持续发展，非农业化，粮食产量减少，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收入差距加大以及城市大面积失业。在现实中这是有例子加以佐证的：其一，河北某厂商承包几千亩第做甜茶，搞几年后，感觉不行，最后留下一个烂摊子，导致土地硬化，使得不利于粮食生产，最终引致此区域农业不能持续；其二，我舅舅给我说，华磊过几年土地流转后，承包一千多亩地，然后咱搞个观光农业，集娱乐和休闲于一体，这会导致这篇土地不利用于粮食生产，看似初衷是搞集体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但最终这些集体后的和流转后的土地用于非农业生产，不但粮食没有上去，最终粮食产量还下去；其三，因为土地不能流转，即使农民过的再不行，在城里失业，混不下去，也不能卖掉土地，回家还有一片土地，可以保证基本生活，一旦土地流转，在需要钱的时候，很可能把土地转让，一旦转让后，到城里又找不到工作，处于失业状态，很可能集中在城市周边的贫民窟，这是拉美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个社会里，我们还不能没有小农经济，如果是单个农户，土地不流转，其还会在自己田地上种植粮食，而非是经济作物或者其他，所以我们的粮食生产，才不像大豆的防线，那样全面失控。（因为粮食最省事，最近 10 年，进口最多的不是小麦，而是大豆、油菜，为什么这是有道理，因为小麦还在种植，以我村为例，十年前，在秋季，我们种小麦，我们还种油菜，好吃油；在春天，我们不仅种玉米，还种大豆，高粱等，现在仅中小麦和玉米）如果实行土地流转，肯定这些集中大量土地的人，肯定是从市场着眼，从自己利益着眼，即从短期和非国家人民角度着眼，最终其会选择非粮食作物，如经济作物或者农家乐式的第三产业，所以会导致粮食生产大面积撤退。在市场中，如果有一种法则是普适的，我想那是市场主体是利己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很多看似复杂的行为；在市场中，我们不能不考虑利益，特别是货币，这样一切非货币的因素都会为其让路；市场是短视，市场从来就是滞后和重视短期利益的，所以靠市场不能解决战略性问题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依靠市场，我们不能保障保障“收益最低的行业的生存，最弱势的群体的生存”，但这些是我们长期发展需要的，又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但每个人又不愿意单独供给的。我们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小农经济，我们仍需要它。。;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3090 次阅读|19 个评论

靠财政补贴的土地流转能走多远: jiangming800403 2013-6-17 10:19; RT 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china/2013-06/4027192.html 其实，早年在黄土高原退耕还林中早就见惯了这种套补，村干部先去承包集体的荒山、荒沟，再申领退耕还林补贴款; 个人分类: 农业、食品与农村发展|2613 次阅读|0 个评论

土地流转——“绝知此事要躬行”: 热度 5 longkouwan 2013-6-16 23:20; 土地流转——“绝知此事要躬行” 就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宏观历史来看，劳动人口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是历史的必然。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今天的中国非农化的程度已经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农民”一词，撇开其中所包含的身份意义，其实就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业，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职业群体。按照这种职业的定义，美国的劳动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一。虽然中国的非农化远未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是中国目前农民绝大多数已经兼业化，其中农业收入占据其家庭总收入超过一半的，恐怕已经不多。非农收入已是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在这种情况形下，许多农户很自然的将种田视为负担，或失去兴趣（主要是收入太少），或者管理粗放，增产或者减产对他们的经济影响日渐减弱。幸亏国家出台了粮食补贴政策，来努力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生产要素应该可以自由流转。虽然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有其特殊性，但是土地流转已经在中国农村一点点的发生着。笔者认为，土地从不愿种地的农户逐渐转移到种粮大户的手中，既符合市场规律，又是城镇化以及农民老龄化进程中的唯一选项。土地流转将带来中国农业前所未有的变革，所激发的土地制度方面的变革，将极大提升中国粮食的生产水平，实现真正的粮食增产。种粮大户所要求的是成片的适合机械化的土地，而中国农村的土地政策却将土地平均分成小块后分给农户。因此农户土地的＂细碎化＂与种粮大户进行规模化生产所需的＂整片化＂，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以我们山东为例，一百五十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去年全省不到九百户，总的种植面积为四十余万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省小麦种植面积超过了五千万亩（为数千万的农户所种植），因此粮食规模化生产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并非那些不愿种粮的农户不想流转土地，而是他手中的两三亩土地，即使想流转也没人愿要。在人多地少且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因此就出现了徐建国老师在 FT 中文网上所描述的＂赠耕＂的极端情况（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158 ）。因此探索分散的小块土地，如何在现有的土地制度框架下在农民之间自发流转（按照当地市场价格）并实现高产，对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应该具有全局性的重要意义。多说无益，重在实践。还好，俺的本科、硕士、博士专业都是传统的种地专业；另外，老爸是我们当地的种粮高手，小麦玉米什么时间长到什么阶段门清，田间管理也很有自己的一套，可惜手上只有区区三五亩地。于是跟老爸商量一下将零碎的土地承包过来精心经营的可能性。算下来成本会很高，不过正常年景应该会有盈余。说干就干。拿出我和爱人省吃俭用的积蓄，去年开始，全力支持老爸，在公平自愿的前提下，按照我们当地的市场价格，承租本村以及周围村子农户的土地，不论大小（有的只有5分地）。到去年小麦播种的时候，已经超过我们山东种粮大户的最低标准。有六十多户农民将土地流转，一共超过了三十多块地。从去年小麦播种到目前玉米播种和接近小麦收获的阶段，其中的经历和经验异常丰富，绝对验证了那句话＂绝知此事要躬行＂。目前在没有收获小麦的情况下，在田间管理方面，首先人工成本是整个经营成本的最主要的成分（没办法，地块太小，太分散）。在病虫草害防治方面，杂草控制最难、危害也最大，有三十多亩地草害严重，既影响了小麦产量，又给玉米播种增加了难度（还好，本人是学杂草的，回去之后，解决杂草问题有相当的信心与把握）。等到今年收获小麦和玉米（将是两场艰苦的战斗）以后，会有更多更全面的体会。理顺管理之后，明年开始，将逐步实施不同的高产方案，看看土地集中经营模式下，减耗（少施化肥，少施农药）及增产（保守的估计有 20% ）潜力。今年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如下的一段话，让俺充满期待：“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结合农田基本建设，鼓励农民采取互利互换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 真心希望党的政策能够照耀到我们这个“超级细碎化”的种粮大户，支持、协调小块土地的互换，化零为整，不仅将极大的降低我们的经营成本，也为高产措施的实施提供极大的便利。最后还是那句话，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国农村的情况复杂多样，希望有更多的关心粮食安全的朋友们能够实践土地流转，来交流分享其中的经历。 2013-9-25 update: 本来 7 月初回去的计划，由于签证被 check ，一直等到了9 月 15 日才拿到。索性给老婆孩子订好了回国的机票，做好了不回去的决定，全心准备入职母校：中国农业大学。我们中国农大的校训是“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培育英才的理想暂且不说，作为一枚即将入职并兼职农民的青椒，在种地方面，身不由己的体会了种地之艰辛，民生之艰辛。为啥要种地呢？因为俺固执的认为在当前城镇化、劳动力价格飙升和农民老龄化兼业化的背景下，粮食生产由分散走向适度集中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也是保证粮食安全的唯一选项。强行收回农民土地，集中起来搞集约化经营，或许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选项之一，但是在目前的社会价值和运转体系下，推行起来社会成本太高；而渐进式的农民自发的进行土地流转，在目前的情形下最具有可操作性。有理由相信决策层对此已有共识，因为这几年积极推进的农村土地确权，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为土地的有序流转创造条件。但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土地政策形成了一家一户三五亩地的经营模式，这种极度分散的经营模式在黄淮海地区是粮食生产的绝对主力：以我们山东省为例， 2012 年规模种植（大于 150 亩）的农户总数不到 900 户，一共种植了 40 多万亩的土地，不到山东省 5400 万亩的小麦种植面积的 1% 。所以，如何实现分散的小块土地的流转，进而实现土地的集中经营才是我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最最主要的问题。这些基本判断是我下决心种地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一模式所具有的盈利潜力，也是重要原因；因为只有盈利，才具有普遍的推广性。可是运气太差，遭遇了我们当地 50 年以来最差生长季。加之签证之种种遭遇， 2013 年，给了我丰满但是悲催的回忆！; 个人分类: 粮食安全 vs 能源安全|4590 次阅读|11 个评论

资本下乡经营农业很可能是“双输”的结局: 热度 2 jiangming800403 2012-10-10 17:29; 资本下乡经营农业，实际上只会造成“双输”的被动局面。由于漫长的生产周期和沉没资本，农业生产对市场变化的反映总具有滞后性，农业天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即使在美国，农业生产也以家庭农场为主，农场主并不脱离农业劳动，只少部分雇佣农业工人。显然在人均一亩三分地的条件下是永远不能消灭城乡差别的，但这是传统农业社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现代产业的必然结果。目前“土地流转”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些“案例”已经不是传统的农业，它们的盈利主要来源于旅游等第三产业或所谓的“高端农产品”，因此也就决定了这些案例，只能是“典型”，而不具备普遍意义。目前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在扣除劳动力成本以后，实际上已经是负利润。如果在土地流转以后，继续搞传统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又要支付地租、又要付工资，可以相信利润率不会太高，甚至还不会有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有竞争力，除非将地租或者劳动力报酬定的很低。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妄图通过资本游戏，来推动农村资产的增殖，农民收入的增加，其必然结果就是如同有毒的抵押贷款证券一样。况且，农民普遍也没有流出土地的意愿，虽然目前农业生产主要依靠3899部队，但是人均那几亩地还是种得过来的，而且这部分劳动力对于现代城市和工业经济而言是冗余的，溶入城市的机会成本太大，因此他们的劳动力边际效益几乎为0，因此农业劳动，不能据此认为是低效的，让这些劳动力脱离农业劳动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目前，华北地区租一亩水浇地的成本至少也要600~800块钱。如果种粮食的话，很可能亏本。即使种高价值的经济作物，由于劳力投入太大，风险也很高。这就造成了在市场波动面前，资本经营的农业企业的抗风险性更差。中国人是最善于模仿的。即使有高利润的农业项目，但大量经营者一拥而入很快会使得市场饱和、利润变薄。由于几乎不考虑资金占用和人力成本，家庭经营的个体农场可以忍受实际利润率为负的寒冬，但是资本经营的农业企业不行，如果没有雄厚的现金储备，只会亏本破产。当然，在最后一滴流动性还没有榨取干净之前，资本还是会继续折腾下去的。折腾吧，折腾吧....... 农民工是没有未来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不能融入这个或那个城市。流水线上的女工过了25岁至多30岁大都就会回乡结婚生子，而且年龄再大一些，就不适合高强度流水线工作了，就会被无情的淘汰下来，毕竟能成长为工长的只是少数。一些重体力劳动待遇是比较高，但是这些工种都比较辛苦，也比较危险，而且也是在拿青春来赌博，年龄一大，超过40岁，身体走下坡路了，就不适合这些工作了。中国农村现代化化道路只有是推动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就地转化、安置农民，将工农分离的“大城市陷阱”，转化为工农结合的农村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结合在一起，推动农业和农村服务社会化，实现农民兼业化、离土不离乡、甚至不离土不离乡的新田园。; 个人分类: 农业、食品与农村发展|3100 次阅读|6 个评论

[转载]林辉煌：土地流转与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 whyhoo 2012-7-11 10:52; 问题的提出阶层分析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武器，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它是要回答国家建设"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战略问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域和农村人口构成了思考中国阶层问题的根本起点。作为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农村的稳定和发展直接决定了整个现代化事业的成败；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最末端，农村的阶层格局构成了接应国家力量的基本框架。税费改革之后，农民可以更容易地摆脱土地的束缚；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廉价劳动力有着内在的需求偏好，由此引发了近年来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务工现象。伴随着人财物大量外流的城市化进程，农村利益开始重组，尤其明显的是土地流转的加速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阶层分化，这对新时期的乡村治理将产生重大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土地流转是发生在农村中的一次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调整过程，因此，土地流转必然影响着农村的阶层分化；土地流转已经或正在成为农民实现流动的特殊社会阶梯，其重构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亦开始呈现日渐定型化等新的特点和趋势。陈柏峰认为，在土地流转的推动下，农村逐渐形成五个阶层：外出经商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举家务工阶层、村庄贫弱阶层，且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转化的可能性。杨华发现农民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形成四大阶层：中上阶层、中间阶层、中下阶层、贫弱底层，认为"中间阶层是农村地方性规范的集大成者和道德中心"，"在维持和再生产农村社会稳定、活跃农村社会生活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杨华明确地将"中间阶层"作为当前农村治理主体来考察，触及了阶层分化的治理属性；但是对于阶层分化的内在机制以及各阶层治理能力缺乏有力的论述。贺雪峰依据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将农村阶层划分为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在乡兼业农民阶层、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农村贫弱阶层。他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人财物快速流向城市的同时，村庄内部正在形成一个耕种20亩左右土地的新兴"中农"阶层；而"正是这个新崛起的'中农'阶层填补了新世纪以来农村人财物外流后的农村社会真空，并成为维护农村秩序的基本力量"。贺雪峰明确地将新兴"中农阶层"作为当前农村治理主体并且对其合理性进行了论证，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新兴阶层并没有体现在作者的阶层划分体系之中，这显然是因为作者以土地主体而不是以治理主体作为阶层划分标准所导致的。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以江汉平原的曙光村为考察对象，展现当前土地流转与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之间的关联，从而揭示中国农村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发展进路。二、农民流动背景下的土地流转江汉平原是由长江与汉江冲击而成的平原，处于长江中游，湖北省中南部，西起枝江，东迄武汉，北至钟祥，南与洞庭湖平原相连，面积3万余平方公里。曙光村位于江汉平原北部，居民多是清朝年间从江西迁徙而来，延承至今已有十代。曙光村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日照充足，全年降水主要集中在3-7月，4、5两月降水量较大。当地的水田一年种两季，一季水稻，一季油菜；旱地除了种植棉花之外，也种植黄豆、小麦、玉米、花生、芝麻等杂粮作物。由于较好的气候条件和土地条件，当地一直以来都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曙光村的人口有561户，2275人，根据2008年农业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共有5428亩土地，其中水田1447亩。因此，曙光村的实际人均耕地面积为2.386亩，户均耕地面积为9.676亩。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展开的，它对农村变迁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人口的频繁流动上。在曙光村，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种不同的人口流动模式，一是农民的内向流动，二是农民的外向流动。农民的内向流动是指农民在不脱离村庄的范围内从事传统农业之外的职业所产生的空间变动。曙光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庄都是围绕着一个集贸市场分布的，两条马路的交汇使得这里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在曙光村有100多人在集贸市场或者经商、或者搬运、或者跑车等等，即我们所说的农民内向流动。农民的内向流动可以方便农民同时进行农业生产，这两个层面的经济收入基本上就可以满足一个体面农民的生活所需。农民的外向流动是指农民在脱离村庄的范围从事传统农业之外的职业所产生的空间变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进城农民工。与内向流动相比，农民的外向流动是农民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广的空间中所完成的职业转变。在曙光村，外出人员600多人，包括500多人的从事加固产业，100多人进厂打工。农民流动以及由此产生的职业分化和居住结构变迁，使得农民对土地的利益需求开始出现分化，从而导致土地自发流转的频繁发生。对于在城市获得稳定工作或者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而言，耕种土地的比较效益不高，他们倾向于将土地流转给在村的亲戚或朋友；而出不去的农民也愿意接受更多的闲置土地，从而提高务农的经济效益。对于种田大户而言，他们是伴随着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土地流转而形成的，主要集中在19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之后。当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而无法耕种土地，这些土地就会流转到那些留在村庄中的农民，使其可耕种面积有可能扩大到足以支撑起一个体面家庭的程度。考察曙光六组种植20亩以上的农户，他们在二轮延包时的总耕地面积为175.34亩，而在土地没有调整的情况下，当前他们的总耕地面积变成270.85亩，这其中增加的95.51亩正是通过流转其他农民的土地得来的。下面我们来专门考察一下曙光六组土地流转的特征和机制（见表1）。表 1 ：曙光六组土地流转统计年代本组转到外组本组转到村外组外转到组内本组转到本组本组转给小组合计数量亲戚数量亲戚数量亲戚数量亲戚数量亲戚 1980年代 0 0 0 0 0 0 6 3 0 6 3 1990年代 0 0 2 1 1 1 9 3 2 14 5 2000年代 4 1 5 1 2 1 32 10 0 43 13 合计 4 1 7 2 3 2 47 16 2 63 21 从表中可以看出，近三十年来曙光六组的土地流转共发生63次（以现有土地格局为统计对象，二次流转统计在内）。从流转时间来看，1980年代6次，流转给亲戚的占50%；1990年代14次，流转给亲戚的占35.7%；2000年代43次，流转给亲戚占30.2%。可见，随着人口不断流动，土地流转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而流转给亲戚的比例则不断下降。一方面可能因为血缘和姻缘的容量不足以接纳大量增长的土地流转，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人口流动已经开始稀释血缘和姻缘的社会关联建构能力，社区对亲戚的依赖程度正在弱化。从土地流转的方向来看，本组转到外组（本村）4次，流转给亲戚的占25%；本组转到村外7次，流转给亲戚的占28.6%；组外转到组内3次，流转给亲戚占66.7%；本组转到本组47次，流转给亲戚的占34%。可见，土地在本组之内的流转占绝大多数，占到74.6%。六组原有耕地面积770.71亩，流转之后，由本组人耕种的面积为710.5亩，共有60.21亩流转到组外。结合时空因素来看，只有到了1990年代之后，组际或村际之间的土地流转才有发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讲，人口流动对于地权的社区溢出具有激化作用。从流转的主体来看，在总户数90户中，涉及土地流转的共有62户，占到总户数的68.9%。其中总转入方有27户，总转出方有43户，既有转入又有转出的8户，因此，纯转入方19户，纯转出方35户。这意味着随着人口的不断流动，农村耕地有可能不断向少数人集中。对于一个农户来说，转入一户人家耕地的有14户，转入两户的有9户，转入三户的有2户，转入六户的有2户。这意味着土地的集中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因为地权流转总是分散性的。把一户人家的土地转给一户的有31户，转给两户的有9户，转给三户的有2户，转给四户的有1户。这意味着从总体上看，土地流转倾向于导致地权的集中而不是分散。三、土地流转与农村阶层分化随着土地的自发流转日益普遍，村庄出现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分层，主要包括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贫弱阶层。在当前的农村生活中，上述阶层分化不仅仅是职业意义上的，而且与基层治理主体直接相关。它们的形成机制各有不同，对村庄的稳定与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一）富裕阶层所谓富裕阶层是指年收入超过10万，在村庄中处于上层水平的人群。以曙光六组为例，富裕阶层主要是由本地老板、加固老板和外地生意人构成的，共24户。这个阶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这个阶层的人数相对比较少，但是积累的财富却相当大，远远超过其他阶层的财富数量；第二，这个阶层基本都与土地脱离了关系，只有四户兼业种田的；第三，这个阶层正不断地迁居外地，脱离村庄社会。目前为止，已有6户人迁出村庄；第四，这个阶层并没有成为有效支援家乡建设的"第三种力量"，对于村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富裕阶层的兴起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建设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使他们能够脱离传统的农业种植，将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投入到利润回报更高的生产领域。就本地而言，城市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直接推动了加固产业的兴起，并且由于本地人进入这个行业相对较早，占据了极大的市场份额。在这个产业的带动下，曙光村迅速地走出一条劳务输出的道路，使得一小部分人步入富裕阶层。因此可以说，当前农村富裕阶层的形成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附带产品。值得提出的是，随着富裕阶层的出现及其不断流向城市，他们的土地就留下来给其他需要的人耕种，这对于在村的农民而言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土地流转都支付了租金，富裕阶层也愿意将其流转出去。（二）"中农"阶层与传统阶级话语体系中的定义不同，本文所谓的"中农"阶层，是指常年在村，依靠土地种植（种植20亩以上）、兼业养殖或本地零工，或者是本地个体户、养殖大户，年收入在五万元左右的、处于农村经济社会中上层的人群。以曙光村六组为例，这个阶层共有19户，主要特征如下：第一，"中农"阶层都是常年在家的，即使有流动也只是在集贸市场周边。因为常年在村，且多数人都耕种土地，他们对于社区的事务要比别人清楚得多，往往也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第二，"中农"阶层不仅多数耕种土地，而且平均耕种土地量要大于整个社区水平。"中农"是当前农村土地的主要耕种者，至少我们在江汉平原的几个地方所见如此；第三，"中农"阶层除了耕种土地，往往还会同时从事养殖、零工、个体户等职业，尽量将劳动力分散在不同的领域；第四，"中农"阶层尽量避免雇佣劳力，而是希望通过强化"自我剥削"、以更多的劳力投入来换取经济收益。 "中农"阶层根据其不同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生成机制。对于其中的个体户、养殖大户而言，集贸市场的地缘条件使得人口的内向流动可以存在并且催发出特定的产业。例如个体户正是借助集贸市场的人口频繁流动来销售自己的副食产品、鱼、肉等农产品，并且这种销售所得可以支撑起一个中等水平的家庭生活。因此，这部分"中农"甚至在1980年代就出现了。然而，在一个市场容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这种类型的"中农"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再继续扩大。在当前的形势下，基于集贸市场的"中农"已经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唯一可以扩大"中农"阶层力量的是基于土地流转的种田大户。（三）半工半农阶层半工半农阶层的兴起与城市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具有直接的关联，市场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了一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入其他产业之中。但是由于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往往不具有稳定性，农民倾向于不放弃农村的土地，于是就形成了一边种田一边打工的劳动阶层。以曙光村六组为例，半工半农阶层共有42户，他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这个阶层会投入不少的劳动力在农村土地上，从而分散外出务工的市场风险。该阶层往往会随着年龄、健康、家庭变故、市场行情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家庭劳动力在土地耕种和外出务工上的分布；第二，这个阶层不倾向于从事更多的本地兼业，没有一户进行养殖、本地零工等，他们在农村仅仅进行最简单的土地耕种；第三，这个阶层在市场中主要从事的职业是加固，有25户，显然这与当地的人口流动特征有关；第四，这个阶层往往是在农忙的时候回村干活，农闲的时候又出去打工，尤其是从事加固工人的行业，相对比较自由；另外一方面，这个阶层往往也采取夫妻之间的劳动分工或者父子之间的代际分工的方式；半工半农阶层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内在地需求廉价劳动力从而将广大农村闲散的劳动力集中到其他产业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市场对劳动力的重新整合，使得土地较少的农民可以从市场中获得另外的经济收入。另外一方面，中国农地制度的集体所有也确保了农民即使在外出务工失败之后，依然可以全身而退，回到农村种田。毕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无法在短暂的时间内将庞大的农村人口消化掉。（四）贫弱阶层贫弱阶层是指常年在村种田，但是种田规模低于20亩，且极少从事其他本地职业，经济收入处于农村下等水平的人群。与"中农"阶层不同的是，他们在村的所拥有的资源极少，不足以支撑起一个体面的农村生活；与半工半农阶层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外出务工，仅仅是靠种田为生。以曙光村六组为例，贫弱阶层共有5户，他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这个阶层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家庭变故，比如有老人需要照顾或者身体有病等等，无法接受更多的田地，也无法外出务工；第二，这个阶层主要依靠在家种田，但是耕种面积并不多，生活往往比较拮据；第三，这个阶层从事本地兼业的并不多，只有一户从事本地零工，一年的收入也只在2000元左右，对家庭收入贡献不大；第五，这个阶层没有能力开展夫妻分工或者代际分工，或者因为丧偶，或者因为子女上大学等等，使得这个阶层往往处于贫困的状态。市场经济的兴起对这个群体而言，所起的负面作用更大一些，因为家庭消费模式已经改变，全部依赖于现金，这使得原本只能依靠季节性的土地收入的贫弱阶层顿时陷入了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与市场化也推动了贫弱阶层的形成。四、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将自己的闲散劳动力转移到非传统农业的其他产业之中。由于通过市场的劳动价值变现在很大程度上要比传统农业更有效率，很多人尤其是村庄精英都愿意舍弃农村的土地到市场中奋力一搏。由于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不断收回基层组织的治理资源，同时人口流动进一步挖空了基层组织的人力资源，再加上伴随着市场经济而生产出来的"金钱决定论"蛊惑了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从而更进一步打破基层组织的权威资源，结果导致整个基层治理陷入空前的困境。农民本身的利益分化，又使得即使是基于多数农民利益的公共品供给也难以达成合作，最终导致农田水利和村组公路等公益事业处于无人过问的尴尬境地。因此，有必要深入考察不同阶层的性质及其治理能力，从而为新时期的乡村治理找到可以依赖的阶层基础。富裕阶层的出现，对于村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它带动了一大批人加入非农产业，推动了农村家庭经济结构的转变；其次，它将城市生活的形式和态度引入农村，推动了消费主义的风气；再次，它提高了人情进入的门槛，将很多穷人排斥出人情的网络，从而切割了村庄的社会关联；最后，它对于村庄社区公共事务的冷漠削弱了基层治理中的社区动员能力。以曙光村为例，有一年村里准备修路，村干部在春节期间宴请了十几个富裕阶层的人吃饭，当时每个人都说好要给十万、五万的，最后却一分钱都没给。群众认为有钱的人都不愿意交钱，自己就更不愿意交了。因为资金筹集困难，这条路推迟了好多年才修成，而且是靠国家的补助资金。对于村庄社会而言，贫弱阶层所起的影响似乎并不大，因为他们的人数极少，且处于边缘地位。这使得他们往往不愿意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中，而这种不参与则因为数量的原因很容易被忽略掉。然而在国家资源不断下乡的背景下，这个阶层却可能影响到基层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出现资源分配不公时，这个群体的不满情绪就会产生，并且在社区中弥散开来。半工半农阶层由于根在农村，外出打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兼业，因此相对于基本脱离村庄的富裕阶层而言，半工半农阶层在村庄社会中拥有更大的利益关联。这种利益关联集中体现在外出务工失败之后农民可以全身而退回到农村种地，所以他们往往会努力维持与社区的人情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阶层是维系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但是相对于"中农"阶层而言，半工半农阶层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他们就像"两栖动物"在城乡之间来回跳动。因此，对于村庄社会而言，他们总是处于若即若离的游离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很难全方位地参与到社区生活之中。半工半农阶层不能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接应力量，更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无法适应基层治理的需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基层治理的开展。村干部对这部分人往往是比较头疼的，无论是过去的收取税费还是现在的计划生育，这些人往往都不好管理。由此可见，唯一有希望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阶层是"中农"阶层，因为他们在村庄社会中具有最大的利益关联，对村庄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直接的作用。首先，"中农"阶层是常年在村的，即这个阶层是逆人口流动的，这就保证了农村总有人在，土地总有人耕种，而不至于出现空巢村的悲剧。其次，"中农"阶层是村庄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他们要比其他阶层的人更有动力去关心村庄发展，更有可能去维系村庄社区的稳定。再次，"中农"阶层是土地的最主要耕种者，也是土地的最主要的流入方，这些更多的土地使得在村务农可以超越糊口经济的限制，实现一定的规模经营，从而支撑起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生活。正是依赖于"中农"阶层种田的积极性，国家的粮食安全才有了稳固的保障。最后，"中农"阶层可以较好地接应基层治理的需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农村经济社会的最大利益关联者，"中农"阶层有更大的动力去参与村庄公共管理，依赖、扶持他们作为基层治理的后备力量，这也许是中国农村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农"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土地自发流转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常重要的是，"中农"阶层是村庄本身在遭遇市场的风险时自发生长出来的，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可以说，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农村的问题主要是在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博弈展开的。放弃市场的机遇，抱守传统农业显然是不明智的，进行适度的劳动力整合和规模化经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农村经济结构的升级；然而一味地强调和推动劳动力的集中和大规模经营，否定劳动力的适度分散，这也是不理智的，因为整个中国经济结构（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升级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而这种缓慢性与市场本身的风险性对于完全暴露在市场竞争中的小农家庭而言是非常不安全的。劳动力的集中化与分散化如何相接应，并且通过这种相反相成的关系实现农村发展的安全性，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农村家庭在与市场经济的博弈中已经演化出了一套极具弹性的应对策略，国家政策在这方面不宜采取过激的做法，例如倡导和推动资本下乡，以及强制推行大规模土地流转等可能引发严重政治社会后果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大资本打着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或者发展现代农业、进行农业集约化经营等幌子，进入农业领域后，进行'圈地'活动，然后把土地用作非农业建设。这实际上是权力与资本结盟下的共同谋利行为。"(钟庆君语) 更为要害的是，盲目推行大规模土地流转，将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上从而形成经营大户，不仅无法成为乡村治理的可靠主体，而且破坏了"中农"阶层的形成机制，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从安徽繁昌县调研村的情况来看，经营大户的共同特点是形成了以利润为中心的经营思路。因为外来经营大户的进入，构成村庄骨干力量的"中农"因土地流出而消失了。这样一来，因为土地大规模向经营大户流转，留在村中的耕作小农勉力维持，大部分农民外出务工，但他们很难真正城市化。这样，外来的只关心利益而不可能在村庄扎根的经营大户，与真正需要村庄依托的村民之间并无关系，村庄这个地缘共同体因此瓦解。五、结论通过考察江汉平原的村庄社会变迁，分析土地流转对于村庄经济、社会、政治层面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总结出土地流转、阶层分化与基层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指出中国农村发展的可能方向及其阶层基础。新阶层结构的兴起是当前农村在应对人口流动与土地流转的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种自适应机制，尤其是通过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使得农村的发展既能够吸取市场中的资源，而且可以将农村内部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半工半农阶层是一种两栖式的经济社会结构，一只手伸向市场将闲散劳动力有效率的变现出来，另一只手伸向农村从而保障大后方的稳定。"两只手策略"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够在城乡之间进行迅速的调整和转化，哪个领域资源丰富些，就把手往那边多伸一点，哪个领域风险过大，就干脆把那只手挪回来。这种极富弹性的经济结构很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的性质，因此多数农村家庭都加入了这个阶层。这个阶层的适应性还体现在它能够有效地在夫妻之间、代际之间进行劳动分工，随时调整劳动力、资本在产业之间、性别之间、代际之间的分布，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经济收益，减少经济风险。另外一方面，由于半工半农阶层能够从市场中获取资源，相对而言，它在农村资源的再分配中就可以给"中农"阶层留下更大的空间。当然，半工半农阶层在必要的时候也很容易转化为"中农"阶层。 "中农"阶层是在人口流动尤其是富裕阶层开始在市场中获得稳定生活来源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富裕阶层的土地流转以及半工半农阶层对这部分流转出来的土地的不敏感。由于土地规模的扩大，"中农"阶层不仅仅是养活家庭，而且可以过上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体面生活。这样一个在村的新兴阶层，能够供得起一套两层半的楼房、一辆拖拉机、一两个大学生和一年三五千的人情消费，使得他们能够产生足够的自信心，并且愿意长期留在农村。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个阶层将会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最主要力量。因为他们的生产、生活、理想都直接与村庄脱离不了关系，一个以"中农"阶层为核心的村庄利益关联正在形成。在这个利益关联网络中，"中农"阶层具有最大的敏感性，也最有维护它的积极性。就目前而言，"中农"阶层还不具有稳定性，因为半工半农阶层甚至富裕阶层都有可能随时回来将土地要回去。这是否说明"中农"阶层本身的脆弱性呢？实际上这种变动性是当前市场经济与农村社会博弈的一个过程，它是以多数人甚至所有人的安全为最后底线的，因此，不稳定的"中农"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而是最稳定的。这种稳定不是土地权利的固化，不是个体私权的膨胀和不可侵犯--实际上私权的集中与固化只会损害整个社区的利益，而是多数人都可能成为"中农"，也都可能成为半工半农阶层。当前阶层的流动性对于中国农村的经济转型是有利而不是有弊。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构成了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层基础。通过这两个阶层的流动性与互补性，并且最终以"中农"阶层为载体，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找到了最有利的支持力量。作为在村的最大利益主体，"中农"阶层将直接引导整个社区的发展方向，建构起以其为核心的村庄社会关联，从而有可能把整个社区整合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这个阶层可以成为接应国家政策和基层治理的载体，可以由他们中的精英来重构基层组织网络。在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谁可以引领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这是关涉整个基层政权从而也关涉整个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根本命题。从现有的和正在兴起的农村阶层来看，富裕阶层已经基本脱离村庄社区，甚至其本人已经在外买房定居，它注定不可能真正关心农村的发展；贫弱阶层首先在于人数的稀少，其次或许更重要的是它本身不具有能力来引导整个村庄的发展，无论是从阶层的自信心还是阶层的资源网络来看都是如此；半工半农阶层因为两栖式的经济结构，与村庄的利益关联具有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对于这个阶层本身甚至对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而言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作为农村发展的基本载体而言则是不充足的。因此，只有"中农"阶层有可能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阶层基础。如果这个判断有道理的话，那么国家在未来的农村发展政策上就必须充分考虑这个阶层的存在，在不影响农村社会整体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各种途径扶持、培育和保护"中农"阶层，使它慢慢地成长为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社会能力和政治能力的中国农村阶层，从而支撑起整个中国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原文见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429/c6; 个人分类: 三农|130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城乡统筹的路径选择：实现农村人口迁移与土地流转: whyhoo 2012-5-31 16:22; : 城市化进程就是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当前,应实施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与土地流转制度的协同改革,实现农村人口流动与土地流转的联动,实现城镇户籍人口与城镇常住人口的一致;消除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差异,消除农村居民向城镇有序转移的体制性障碍;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农民土地产权权益,与城市居民平等分享城市化的收益,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实现城乡协同发展。　　 : 城乡统筹;土地流转;人口迁移;路径选择;城市化;户籍;农民;居民　　城乡统筹发展不仅强调城乡发展的互动性、互补性,而且更注重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制度。换言之,统筹城乡发展就是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就是建设城乡均衡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农村劳动力与人口流动、转移为突破口,实现城乡互动的发展。对城市而言,关键是找到以城带乡、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工业反哺农业的路径与载体;对农村而言,关键是促进农村劳动力与人口流动、迁移,把农村的资产盘活,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村资产资本化。　　一、农村劳动力与人口迁移、流动的特点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导致了农村人口的城镇迁移,迁移加快了城市化。城乡的收入差距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由于吸收了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而不断扩张,结果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乡二元结构的转换,加快了经济增长。在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中,认为迁移导致了城镇化,可以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新经济迁移理论的分析认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具有必然性,能够实施对家庭经营合约的风险分担,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仅不会造成农村的凋敝,而且还会促进农村的发展。因此,政府不应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而应鼓励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一)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与人口流动多、迁移少　　世界城市化的实践证明,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单纯依靠农业的发展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受到了限制,必须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分流农民,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选择。农村农业的边际报酬为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边际报酬为正的工业部门或城市,是推动工业增长与城市化的基本动力,也是推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动力。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经济模型,还是托达罗的人口迁移模型,以及新经济迁移理论和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分析模型,都充分证明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强调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社区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功能———没有广泛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就没有现代经济增长,就没有城市化与工业化。农民工进城的动因在于进城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岗位、提高收入,分享城市化的收益。　　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背后是农村小农经济与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中的规模经济发展的差距。城市现代产业的规模经济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拓宽就业的渠道,增加相应的岗位,进而提高人们的收入,而且其提高幅度与城市规模有很大关系。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从1978年到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由2.57倍扩大到3.33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4—6倍。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值率大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年均增值率,如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3倍;从1994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分别为4.09倍和4.4倍;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 2008年以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差约1.1万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所以继续扩大,其原因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局面,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细碎化的经营方式。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并最终转变成城市居民,随着务农人口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务农收入才有可能逐步接近和赶上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才有望逐步缩小。　　农村劳动力与人口流动、转移到城市,能够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一般而言,在一个特定区域内,公共品供给的状况,决定着从事投资或经济活动的成本、风险与收益状况,也会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可能享受的社会福利状况,甚至会影响到支撑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乡村相比,城市具有较完备的公共服务的设施,具有比较完善的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支撑保障机制,具有现代工商业体系与文化交往网络。农村劳动力与人口进入了城市就可以分享这种公共服务,生活条件可以改善,收入可以增加。虽然现在城市公共服务,一部分是与户籍挂钩的,如就业、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等,而一些公共服务无法与户籍挂钩,比如城市地铁、绿化与文化生活设施等等。因为城市有比较完备的公共服务可以分享,从而可以提高生活的质量。在城市可以享受无偿或低收费提供的路灯、自来水系统、公共服务设施等公共产品,而在农村则主要依靠农民“买单”,政府充其量给予部分补贴。当前我国人口流动迁移的基本态势,城市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凸显,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任重道远,新一代农民工的流动意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举家迁移、长期居留趋势明显。如2009年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构成中,39%是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流动人口的总量大,他们普遍脱离了农村劳动,向往在大城市生活和工作,且维权意识更强,渴望公平的生存发展机会。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迁移的基本特点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实践表明,通常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而行,或者城市化率一般都要高于工业化率。而中国长期以来,却走了一条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即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或者说工业化一直高于城市化。因为现实中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迁移并非一帆风顺,还存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与土地流转制度等诸多障碍。近几年来,一些省市先后开始进行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一为“居民户口”的改革。如江苏省从2003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地方城镇户口、蓝印户口、自理口粮户口等户口性质,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统称“居民户口”。到2007年,全国已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还有一些省市相继建立了居住证制度。从表面上看,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似乎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很大。但如果认真分析,取消两类户口,统一为“居民户口”背后的制度安排的改革则远没有到位。在已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分,并在名义上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的省区市中,改革通常仅仅是户口名称的改变,配套政策并没有跟进,教育、养老、医疗与低保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并没有落实。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户籍制度并没有放开甚至还有所增强,使得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重重。这些城市往往通过设立“进入标准”,比如只有本科生以上,或者城市急需的人才才能获取这些城市户籍。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因教育与就业岗位的限制,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社会服务业(都属于竞争性行业),收入水平也较低。许多农民工已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但城市却拒绝农民工留在城市中,在城市不能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和老有所养,加上对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抵触与轻视,使得我国每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众多,但城市化进程却显得异常缓慢。农民工并没有真正迁移至城市,而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进行流动,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外出(打工) ,年老时回乡(务农)”,有人把这种城市化称之为“伪城市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大量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没有城市户籍,因而没有市民权,无法在城市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也不能完全享受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尽管他们工作在城市,纳税于城市。此类人口,不仅包括从事低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农民工,也包括尚未找到稳定就业岗位的年轻的大学生,以及一些出入写字楼的白领阶层,换言之,构成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驱动力量的人口,却没有完成真正的城市化。改革30多年来,尽管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流动,有2亿多农民工已经作为一些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已在城市中工作、生活多年,却未能融入城市。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并没有完成制度的转移,没有完成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覆盖,游离于城市之外,游离于自己创造的财富的分配之外,进入城市的绝大部分农民工无法使他们的劳动成果通过正规所有权制度加以表述,他们只能生活在“布罗代尔钟罩”之外。　　二、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联动改革,推动农村农民向城市转移　　户籍制度本意是政府对其居民的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和相关管理的一项行政管理制度,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治安和提供人口统计资料。而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其他国家实行的居住地登记制度差异在于:它是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计划经济而制定、实施的,其目的是把城乡人口的分布和劳动力配置固定。然而,户籍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却发生了异化,变成了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割的制度,把农民排斥在福利安排之外的排他性的制度。有人形容城乡之间户籍制度,像一道墙隔断了城乡间的亲密关系,阻碍了劳动力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剥夺了农民应当享有的宪法规定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及平等权。　　(一)深化户籍改革,解除农民流动与迁移束缚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城市政府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尝试。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与方法各不相同,如对迁入城市户籍条件的放松、购房进入城市户口、投资进入城市户籍等。大量的农民工已经开始进城务工,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就出现了民工潮。目前,每年有超过1.5亿以上的农业户籍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进入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活动,但并没有为城市所吸收、融入,不能在城市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这需要加快农民工户籍制度与户籍背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任务。要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积极推进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吸纳有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居民。” 现实中,尽管许多省市采取了先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并在一些中心城市相继推出居住证制度,由暂住人口登记制度转变实行居住证制度。一些城市甚至对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对隐藏户籍之后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缺乏系统的制度安排。因此,阻止农民流入城市的障碍并没有根本消除,导致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迁移发生了割裂,即流动多、迁移少,或无迁移。就总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尚未真正完成,因为户籍制度不是一个独立的政策安排,而是与一系列相关政策配套存在的制度体系,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出发,把社会保障及其土地流转制度纳入制度设计之中。如果仅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缺乏在教育、医保、居住、养老等一系列配套制度的支撑,那么户籍改革一定会给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政府不仅带来在财政、社会管理方面的巨大压力,同时,也会把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转化为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如2009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6.22亿,占总人口46.6%;而城镇户籍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33%;没有城镇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6%,约为1.82亿人口,占当年城市户籍人口的近30%。在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流入地,“准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更高。世界城市化率的国际惯例是用常住人口来计算,那是因为户籍制度没有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业方式、教育以及住房捆绑在一起。我们实行户籍制度,有没有城市户籍是完全不同的待遇。如果只重视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而忽视了户籍人口的城市化停滞问题,那么将造成农民工生活在城市里,但不是城市居民,老年养老还得回农村。这样的城市化是不成功的,它没有达到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目的,那就是城市化过程是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　　(二)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为农民变市民提供保障机制　　农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安排,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但土地流动机制的缺乏又束缚了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既解放了农村劳动力,推动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同时也为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动和迁移设置了障碍。土地既承担了基本生产资料的职能,又承载了社会保障的功能,加大了土地管理的复杂性与劳动力流动转移的成本。根据黄祖辉、王朋的浙江调研分析,因二元的社会保障体系无法为那些将土地流转出去的散户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进而影响了土地流转主体的积极性。同时,当土地流转的收益(租金)低于农户的预期时,深受“土地是养老保障”传统观念影响的农户,尤其是普通的小规模经营散户,就不愿意进行土地流转。他们的调查显示,农户继续保留土地承包权的主要原因已不是可以从中获取较好的生活保障:有33.8%的人认为放弃了土地也没有什么好处或得不到其他保障;有高达47.8%的农户认为如果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养老保障,就愿意放弃承包地;还有农户向政府提出了一次性补偿费和一定的就业机会等条件,分别占总样本数的41.6%和29.4%。　　一般而言,土地的保障功能越强,土地的资本功能就会较弱,而土地的资本功能越弱,土地的配置效率就会较低。市场运行是以效率为目标,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前提条件是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产权低成本地从低效部门转移到高效部门的制度安排。在农业生产要素中,土地和劳动力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目前,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已经较为充分,土地的流转则受其自身属性的影响和农户利益保护而显得非常复杂。财富之母的土地具有保障功能和资本功能,其保障功能包括粮食生产、就业、养老等;其资本功能则是通过市场交易为土地拥有者带来预期收益的功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业人口之所以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城乡二元化的社会保障,使得土地的保障功能凸显。越是在经济发展程度低,第二、第三产业欠发展的区域,土地的保障性功能越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也越强。土地的特质决定了农民的理性选择是把生存安全放在首位,所有的外在制度、技术及习俗都必须首先服务于这一生存伦理,而不是追求土地产出最大化。尽管一些种植大户突破重重困难,在政府的支持下实现了一定的土地规模经营,创造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但在农村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由地方政府主导土地流转,甚至迫使农民出让自己的土地经营权,实质上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部分保障。这种风险与农业内部的生产性风险累积在一起,将危及土地生产性收入的稳定性和农民的社会保障,形成系统性风险。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农民土地产权,使农民通过土地权利分享城市化发展的成果。首先,完善农村征地制度改革,让农民转化为城镇市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享受有保障的公共服务。同时,要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所有权,不得随意征用和侵占农民土地,要加大对农民农地转为非农地要按土地的补偿,分享土地增值的成果。因为农地转为建设用地是按原来的用途补偿,实际上让农民承担了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补偿不够,应当让农民享受土地出让的收益。其次,积极探索和建立土地使用权有偿流转机制,要鼓励农民土地流动与转包,这样,相对越来越少的农村劳动力耕种越来越多的土地,从而通过农地的规模经营大幅度提高务农的收入。要鼓励那些有意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放弃土地经营权并获得相应的补偿,土地流转必须坚持自愿、有偿的原则。最后,积极探索和建立农村人口进城宅基地置换制度,允许农民的宅基地转让、继承和抵押,这样就可以形成进城农民的宅基地退出机制,使进城落户农民在有偿转让其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同时,放弃其集体宅基地所有者的身份,或者直接实行宅基地换城镇住房的方法,让进城务工的农民以其农村宅基地的指标,换取城市廉租房或公租房的使用权,降低农民在城市置房的成本和迁移成本。　　(三)土地流转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　　农民市民化的基础是承包土地的流转,根据经验观察与盛来运(2008)的分析,土地流转程度与劳动力流动呈现了正相关。土地流转程度高的地方,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大,因为一些劳动力希望外出,才决定把土地转包给他人耕种。对于家庭来说,如果不愿意外出,并且有多余的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可能希望承包别人转包的土地。劳动力流动与土地流转的成本与收益比较决定了劳动力与土地的流转,当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小于劳动力流转收益,大于劳动力承包土地的收益时,劳动力愿意流动迁移,反之,则不愿流动迁移。劳动力流动迁移的成本包括生活成本、交通成本、机会成本;劳动力流动迁移的收益包括劳动力就业获得的收益、取得职业经验与进行创业的机会收益。劳动力流动迁移的收益大于流动迁移成本时是发生流动迁移的必要条件;而劳动力流动迁移的收益大于流动迁移的成本与转包土地收益时,才是外出流动,转让土地的充分条件。　　劳动力外出的流动促进了土地制度与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土地制度的改革为劳动力流动提供了前提,而劳动力的流动加快了土地流转,使部分农民分享规模经营的利益。初期的农村土地流转是在亲友之间委托耕种,或者转让,还有的被迫抛荒,这降低了稀缺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益。也有部分农民将土地租赁给不外出的农民耕种,从而超出了亲友之间租种的范围,在承租对象的选择上基本采取了市场行为。据测算,现在农民土地的流转或土地租赁大约15%—20%属于市场行为,农民的流动正在推动土地流动与流转机制的形成。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土地的流动推动人的流动,而今是人的流动在推动土地的流动,这本身是一个重大变革。劳动力的流动加快了小农生产方式的变革,劳动力的外出,换来了资金与其他生产要素的进入,特别是商业资本与产业理念的进入,改变了小农经营目标与方式,打破了小农的封闭性与独立性,使分散的农户能够按照专业化和社会化的要求来实现生产要素的组合。目前各地涌现的公司加农户、基地加农户、股份合作制等组织形式都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　　三、农村人口流动与土地的流转联动的改革探索　　(一)城市化加速和城市化建设用地增加导致农民土地流转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因为农村发展需要靠城镇化来带动,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需要靠城市化来吸收。由于,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与农用耕地高度重合,城市不断扩张,农民人均耕地不断减少,现在人均只有1.4亩,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据国土资源部统计,从1987年到2005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3300多万亩耕地,多半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方式征占土地,导致失地农民规模日益扩大,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递增200万人。一些地方为招商引资,或追求发展速度,盲目扩张城市规模,实施以租代征、违法强征、滥征耕地等行为严重侵犯农民利益。因征地补偿制度上的缺陷,造成对农民的安置条件不合理,补偿标准偏低,没有建立健全“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三位一体的保障机制,致使土地进行了征用与流转,而农民却没有流入城市安居乐业,使得部分农民既失地又失业,出现了“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情况。如何把这部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纳入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是关键。把因城市化建设用地而失地的农民纳入城市居民范畴,为他们提供就业、住房与养老保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农民对失去土地后的社会保障之忧,以减少由此产生的城市化阻力。一些地区的做法是在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方面,借鉴城市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由政府、集体、失地农民个人共同出资、合理负担。政府承担的部分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和增值收益中列支,还可安排专项资金;集体承担部分从土地补偿费和集体经济积累中提取;失地农民个人缴纳的部分可视其具体经济状况在安置补助费中扣除。养老保险费的交纳标准和养老金的发放标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作相应的调整,使失地农民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城市化引致的农民土地流转的制度创新模式　　在一些经济社会发达的区域,正在积极探索土地流转、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的联动改革,探索劳动力流转与土地流转的同步推进。　　第一,嘉兴“两分两换”的实践探索。所谓“两分”,一是指把承包地和宅基地分开,把承包地的流转与农民的住房搬迁,即宅基地的置换分开。把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是因为宅基地属于农民的生活资料,而承包地属于生产资料。二是把搬迁和流转分开,要打消农民的顾虑,他们搬到城里居住,作为村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身份并不改变,还可以拥有承包地,可以流转。所谓“两换”,一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来换股、换租、换保障,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入股、可以出租、也可以彻底的放弃,转换成为一份社会保障。在此基础上,推进土地的集约经营,让农业从过去的小农生产方式转换为现在的规模生产。二是以宅基地使用权换钱、换房、换地方,推进集中居住,转换生活方式。可以置换成货币,到城里买房居住;也可以与政府建设住房和厂房置换;还可以换个地方,到城里或者是规划点集中居住。其目的就是变散居为集居,从农民转换成市民。嘉兴市“两换”中的宅基地转换破解了城乡之间在住房权属上的二元制度,是推进农房集聚、移民搬迁和城中村改造中宅基地问题的好办法。通过宅基地转换还可节约出大量土地作为工业和商业用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　　第二,苏州“三置换、三集中”,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三置换、三集中”是指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以农村宅基地和住房置换城镇产权住房,以集体资产所有权置换股份合作社股权,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生活方式和农民身份,促进农民居住向社区集中,在此基础上形成工业向园区集中、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的发展格局。通过置换农民获得了长期稳定收益的股权,与城镇居民一样标准的社会保障。通过置换实现人口集聚、资源共享和城市社区管理,既为农民拓宽持续增收渠道,提高生活质量,还节约了土地资源。目前苏州通过鼓励农民将集体资产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住房置换成股份合作社股权、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已有33%的农户通过“三置换”迁入居民点, 80%的拆迁安置房是拥有“两证”的“大产权房”,新增土地资源100万亩左右。此外,还加快了农保向城保并轨,农村劳动力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达98.5%,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达到55.3%,老年农民社会养老补贴覆盖率99.5%,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达118万,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97%。城市边界的扩大为更多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创造了机会和空间,对于在城镇就业难的农民,苏州有4个百万亩现代农业规模化示范区帮助就业。苏州的张家港、常熟、昆山、太仓、吴江5个县级市工业化程度高,农民在二、三产业就业的达85%以上,务农人口28万,仅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12%左右。通过“三置换、三集中”加大城乡统筹力度,使在城镇居住的农民、被征地的农民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农民走上了“家家有物业、户户有资本、人人有股份”的共同富裕之路。　　第三,成都“双放弃、三保障”,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的探索。“双放弃”是指农民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能够在城区集中安排居住,并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保待遇。“三保障”是农民变成市民的三个保障条件:一是能够在城市的二、三产业就业;二是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住宅;三是享受城市居民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三保障、两放弃”互为前提或条件。在此,农民变市民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和身份的交换,即农民以承包地来换城市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宅基地来换城市的住宅。交换过程的表现是农民户口从农村转到城市,实现农民转市民,就业从农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土地保障转换为社会保障。为此,他们还为“两放弃”设置了限制条件:一是根据起初制定的农户年人均纯收入必须达5000元以上,其中80%以上来自非农产业。这样他们自愿“双放弃”后,能够承受城镇居民社保的缴费水平。二是在城区规划的优先发展区等居住的农民优先考虑。有关补偿是农民应得土地补偿,按所在村组的宅基地、承包地、自留地人均面积应补偿额计算。农户的宅基地和林盘地上的附着物,根据协议锁定数额进行补偿。2008年7月,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出台《成都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今后在成都试验区内,集体建设用地将拥有与城镇建设用地等同的地位,可以进入土地有形市场公开出让,并可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宅基地也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房屋联建、出租等方式流转。　　第四,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2010年7月重庆市颁布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其目的是将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为突破口,引导农村居民向城镇有序转移,逐步缩小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差异,消除农民向城镇转移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形成有序的人口城镇化机制。重庆市计划近两年内,重点推进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新增城镇居民300万人;到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基本措施是“两退、两补、三保留、五纳入”。“两退两补”是指转户居民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和承包地的,可获得以下补偿:对农村住房及其附着物给予的一次性补偿,一次性给予宅基地使用权补偿,一次性给购房补助;转户居民退出承包地,按照本轮土地承包期内剩余年限和同类土地的平均流转收益标准给予补偿。三项保留是指保留林地使用权,不要求退出;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执行原户籍地生育政策;在农民自愿退出承包地经营权之前,享受各项补贴。五项纳入是指农民转户后,其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均纳入城镇保障体系。　　以上事例均发生在大中城市的郊区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户籍、社会保障与土地流转制度协同改革的条件比较成熟;所在地区的第二产业、三产业比较发达,能够吸纳当地从农业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较好,在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保障等方面能够支撑所在区域的农民转为市民,为当地农村流转的劳动力与人口解决就业、社会保障等;能够通过推动户籍、社会保障与土地流转联动改革,促进农村劳动力与人口进入城市、融入城市,分享城市化与工业化带来的收益,确保农民权益不受侵犯等。而改革没有惠及外地农民工及其家属,则意味流入所在地的中西部农民工,被户籍制度改革所遗忘。此外,还必须改变一些地方以统筹城乡为名,统农村土地资源多,筹农村公共服务少,统城市建设项目多,筹农民民生少的状况。避免利用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指标,把农民的宅基地复垦增加的耕地简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导致农民既享受不到土地级差收益,也没能分享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成果。无论土地以什么形式流转,流转给谁,都必须设置土地流转的制度底线,制定防范侵犯农民权益的排他性政策安排,切实保障和实现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规范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行为,明确政府的角色定位,规范土地流转的地租分配,从实际出发,实施符合农民自愿、利益保障与承受能力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人民的创造性潜力,由此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德·索托.资本的秘密 .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07.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17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 . http: //cpc. people. com. cn/GB/64093 /64094 /8160721. htm.l 　　黄祖辉,王朋.农村土地流转:现状、问题及对策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8(2): 38-47. 　　韩俊.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5): 31, 34, 60, 134. 　　盛来运.流动或是迁移———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5, 81, 164. 　　王国华,温来成.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可行性选择 .财贸经济, 2008(3): 40-43. 原文见 http://www.qstheory.cn/sh/cxfz/201205/t20120529_160745.htm; 个人分类: 三农|1302 次阅读|0 个评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于“流转”: qlms 2010-5-24 19:44;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据说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宅基地流转，另外一个是土地流转。关于宅基地流转，简单的说，就是让农民上楼，把宅基地腾出来。腾出来的土地如果是平整复耕后成为农田的话，国土资源部门会按照每亩大约10万元的标准进行奖励。腾出来的土地如果是用作工业用地的话，很遗憾，这种情况我们那里没有发生，我也不知道会怎么处理。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说法，我初次听说，大约是在08年的夏季。当时给我的印象，还只是拆迁，住楼房。而且当时村里面的人谈起来，大家都感觉是很不着边际的一件事。事实上，我估计我们村的书记在08年夏季，面对全济宁市860万人民尊严宣布我们村三年之后集体搬进楼房的时候，他自己心中也是没有底的。只是因为这个世道吹牛的人多了，他知道不差他一个。而且，上面的领导让他那么讲，他就只能那么讲，要不，上电视露脸的机会就没有了。事情的发展也的确如此，讲完之后，就是08年下半年的所谓的金融危机，我们村的搬迁，也就没有啥动静了。不过，转机在2009年再现，那就是人们很快发现，银行贷款容易了，于是，就有了胆大的，通过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搞了一些低息或者高息的贷款，盖起来几栋居民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这么初步搞起来了。作为金融危机中艰难前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型，居民楼的建设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县长和县委书记是每月都亲临现场几次，或者指导建设，或者带人来参观考察，市长和副市长们来的次数稍微少点，但每月差不多也要来一次吧。上个月省长也去了，接下来总理要去。不知道潘基文以后会把这里当做发展中国家民居改造的试点工程不。事情到此，旧貌换新颜，大家都以为大功告成了。岂不知道，才算完成了一半。某领导说了，ZL是来视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只有宅基地流转，没有土地流转怎么成。最近下通知了，今年麦收之后，必须进行土地流转！！！！其实对俺那里那种没有啥工业的地方，很多人是愿意种点地的。而且，最近几年农作物的价格还行，就算只种麦子和玉米，每亩地一年也能赚个1000多块钱。不过领导让土地流转，不流转就不行！而且，要培养种地大户，少于50亩，就不让承包。对于流转出土地的农民，每亩地每年给800元。说实话，这个价格，目前看，还算公道。但如果流转之后承包权长期不变的话，新生小孩子，以后怎么能分一份口粮田？而如果生下来连一份口粮田都没有，这还算农民吗？不过肯定不算城里人！老爹周末和我电话交流，说要不咱们家也承包50亩吧，要不闲着干啥去了，庄稼人没地种，那怎么是好。就这样，俺们那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这样接近完成了！只是不知道在这个省级试点的带动下，山东省的新农村建设会走向何方。; 个人分类: 物理与生活|3658 次阅读|8 个评论

很傻很天真: tianchuanhao 2009-11-26 12:37; 何来宅基地入市？宅基地，农民拥有使用权，集体拥有所有权。那么置换后还是宅基地吗？已经说了改姓了，姓国家。国家的地再进行流转，能够算是宅基地入市吗？什么是置换？置换，当然前提就是你情我愿，不过，既然是政府主导，又何来双方平等条件下的你情我愿呢？文中我看到了推进、安置、拆迁，都是政府主导的强势用语，相对的，就是被推进、被安置、被拆迁，这是另一方，没有声音的幸福的农户，因为他们开心的转换了生产和生活方式，过上了城里人的幸福生活还有两套房！！！我相信，这么美好的模式，一定很快在中国各个城市推广，就如同城市土地储备制度、两田制的推广一样嘉兴万亩宅基地改姓农地入市或从此发轫来源：中国经济网 2009年11月24日06:26 　　被称为开中国农村宅基地入市先河的浙江嘉兴宅基地流转工作试点顺利，截至10月底，已置换出近万亩宅基地，可作为工业与建设用地。在全国农地改革的大背景下，嘉兴的做法或成为农地入市的突破口。　　昨天，嘉兴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李跃向记者透露，到10月底，该市已有13个试点已签约换房（或搬迁）农户已达11649户，完成农民拆迁8174户，在建（已建）安置公寓房、安置联排房、单体房分别为10587套、2798套和599套。仅嘉兴七星镇、龙翔街道等三个试点乡镇街道，已通过宅基地统筹建设，已置换出近万亩宅基地，可作为工业与建设用地。如果宅基地流转工作在嘉兴全部实施成功，可新增50万亩左右的工业与建设用地。　　据了解，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农地入市在嘉兴被称为两分两换，其内容准确表述是将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以承包地换股、换租、换保障，推进集约经营，转换生产方式；以宅基地换钱、换房、换地方，推进集中居住，转换生活方式。　　两分两转清理出来的土地，我们基本上是三分之一搞工业，三分之一给农民造房子，三分之一搞其他开发。李跃表示。　　至于部分土地入市平抑房价过快增长问题，李跃说，以嘉兴为例，如果60万户农民全部完成两分两转，按户均250平米、拥有两套住房计算，即使一半住房在市场流通，嘉兴新增商品房也有60万套。加上清理出来的几十万亩土地有一部分流入房地产开发市场，这的确可平抑房价过快增长。　　另据记者了解，浙江省政府、浙江省国土厅已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农村土地整理改革试点的通知》，在全省范围推广嘉兴模式。据悉，嘉兴市这种模式和实验已得到了国土部、国务院研究中心等部门的高度关注，并有望被其他省份借鉴。;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88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邋遢道人：“最后一口烧饼”　　: huangwd99 2008-12-31 22:15; 邋遢道人：最后一口烧饼　　对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中国吃饱问题的探讨　　　　（本文原为一个杂志约稿，早已完成交稿。由于迟迟未见发，加上本文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了点生产关系就使农产品大幅度提高的说法持另类看法，而这次所谓土地流转改革又是建立在规模化就能提高农业产出的基础上，而土地流转改革比联产承包影响更深远，也许会形成不可收拾局面，事已至此，于是只好不守规矩，先发在网上了。约稿人如看见，在这里抱歉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新年伊始，《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描述 30 年前开始的改革：　　三十年前的月亮，照着一个国运彷徨、民生凋敝的中国。一个大钟停摆了，利益的闹钟响起来。铃声急促而动听，饥肠辘辘的人民突然都红光满面。　　可以说让中国人从饥肠辘辘到红光满面，一直是中国人希冀的事。编辑用闹钟响起做比喻表达了两个意思，一个是没花多长时间；一个是改革开放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类似的文字还有很多，比如 1978 年，中国首先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农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十几亿中国人从此摆脱了饥饿，摆脱了物质匮乏的阴影，带领农民摆脱饥饿的小农经济模式等，都明确指出是 80 年代初的联产承包体制让中国人摆脱了饥饿。十七大报告也有类似意思的文字：我国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温饱不足。　　上点年纪的人都有体会，中国人确实是上世纪 80 年代，也就是联产承包制实施以后几年中找到吃饱了的感觉。我们很早就听过这样一段故事：　　一直吃反销粮的小岗村农民为了填饱肚子，冒着坐牢的危险实行了大包干。第一年粮食总产就从以前的 3 万多斤增长到 13 万斤，第二年达到 14 万斤，而 19 年后甚至达到 76 万斤。产量 1 年翻两番， 19 年年均增长 18% ！规范的解释是：联产承包制调整了农村生产关系的，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解放了在旧的农村经济体制束缚下的生产力。也就是中国农民在大呼隆的集体经济条件下不愿意干活，没积极性没创造性。只要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就有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国就解决了吃饱问题。　　肚子是不会骗人的我们确实感觉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吃饱的。故事也是真实的小岗村确实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实现了连续翻番。结论似乎也无可挑剔只要发挥了人的积极性就能创造奇迹。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因此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的推论顺理成章地就得出了。　　这里有个疑问：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小农经济，积极性一直就不低，但始终没解决吃饭问题。 1949 年到 1956 年中国也是小农经济，照样没解决吃饱问题。同样的小农经济凭什么到了 80 年代就能创造出奇迹来？　　还有一个让人很难解释的事实：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释放的能量只有精神。实际上，承包到户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对提高农业生产组织性上，都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反而有破坏作用。这可以从 80 年代中期我国水浇地面积、机耕面积等农业生产条件的降低可以看出来。物质条件下降，精神力量增长，粮食照样会哗哗地增长。相信这个推论，就等于必须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道理。引申一步，无非是在说明一心为公的精神原子弹远不如一心为己的精神原子弹的力量大而已。　　事实果真如此吗？　　人类解决吃饱问题并不容易。美国学者 Fogel 估计，十八世纪初已经从殖民地获取大量小麦的英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为 2095 ，法国为 1657 。 1800 年开始工业革命英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才达到 2237 ，而同期法国还只有 1846 。 M.K.Bennett 估计在 19341938 年之间，印度、菲律宾、墨西哥、秘鲁等国人均卡路里摄入量为 18002000 。 (D.GaleJohnson2000) 由此推算，解放前中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基本上在 18002000 之间，不会超过 2000 。　　一般认为，人均每天摄入 2200 大卡，成人每天摄入 2400 大卡热量是最低标准，这个标准以下人会偏瘦。研究所谓吃饱问题，其实是指中国农业能够提供的人均热量有多少。按照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的标准看，可以用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加油料产量来推算。用这个标准会发现，中国在整个解放后绝大部分时间中农业的粮油产出都高于人均 2200 大卡热量。 ( 见表一 ) 但是在 80 年以前没有人感觉吃饱了（因素可能与饲料用粮降低了热转换率以及归还苏联债务造成的实际人均摄入量低于 2200 大卡的因素）。因此必须附加感官标准。本文把人们感觉吃饱了的 1985 年人均粮油所提供的热量（ 2900 大卡）作为一个基本标准来衡量。（ 1985 年以后操心的是减肥问题，与吃饱没关系了）。　　　　表一解放后历年粮食油料产量及折合人均日可摄入热量　　　　年份　　人口（万）　　粮食　　（万吨）　　油料　　（万吨）　　人日均热量　　（大卡）　　 1949　　 54167　　 11318　　 256　　 1906　　 1952　　 57482　　 16390　　 419　　 2287　　 1970　　 82992　　 23995　　 377　　 2253　　 1975　　 90859　　 28452　　 452　　 2475　　 1980　　 98705　　 32056　　 769　　 2648　　 1981　　 100072　　 32502　　 1021　　 2719　　 1982　　 101541　　 35450　　 1182　　 2880　　 1985　　 104532　　 37911　　 1578　　 2900　　 1990　　 114333　　 44620　　 1613　　 3327　　 2003　　 129227　　 43070　　 2811　　 3081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一数字可以看到，解放初期中国人离感觉吃饱的 2900 大卡还有 34% 的差距。解放后中国人均可摄入热量明显提高，但一直到 1970 年的 20 年间，始终徘徊在 2200 大卡这个最低指标上下。 1970 年人均日 2253 大卡，相当于感觉吃饱指标的 78% 。但是此后有一个明显上升趋势， 1975 年为指标的 85% ， 1980 年为指标的 91% ，到集体经济依然为主体的 1981 年，已经达到 94% 。到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完成那年就接近解决了吃饱问题（达到 99% ）。　　也就是说，中国解放后虽然人均摄入热量很快提高了 20% ，但距离吃饱还有 20% 的差距。但是 1970 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中国出现一个持续十几年的人均热量摄入逐年攀升的阶段。这次增长到 1981 年已经接近尾声，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恰好对这次变化挽留个结。　　形象点说，假如中国人要吃够 5 个烧饼才能感觉饱，那么解放前只能吃到 3 个烧饼，解放后 20 年中都吃到 4 个烧饼， 1970 年后逐渐加，到改革前两年吃到 4 个半烧饼，改革完成前一年已经吃到 4.7 个烧饼，改革完成那年无非是把最后一块烧饼塞到了嘴里（不足三分之一个烧饼）。　　《南方周末》用饥肠辘辘的人民突然都红光满面，让人回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信仰中。把利益的闹钟响起来就能有无限的创造力的说法，虽然确实为今天强劲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世风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但对粮食为什么增产，中国人为什么能吃饱并没有说服力。　　粮食增产靠什么　　粮食增产靠什么？粮食增产靠的是八字宪法提到的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利用）、肥（增加肥料、合理施肥）、水（发展水利、合理用水）、种（培育、繁殖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加强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这里排在前面的土、肥、水、种、密、保、工是物质条件，是硬条件，只有管一条是软条件，被排在后面。农业八字宪法是在大跃进高潮期间提出的，是《人民日报》登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后三个半月后提出的。显然，即使在把精神力量鼓噪得最疯狂的时候，物质因素、技术因素依然被政府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部分。种过田的都知道，八字宪法不见得十全十美，但确实是概括了农业活动的基本道理。其中土、肥、水、种最为重要。要分析中国解放后为什么粮食会持续高速增长，就必须找到这个时期中国政府是如何改善土、肥、水、种这些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　　土　　种地需要耕地，解放后国家先后组织专业部队和知识青年对东北和西北进行了大面积垦荒。到改革前，仅这两个地区新增耕地达到 500-600 万公顷，全国总计增加耕地近一亿亩，耕地面积增加 6% 左右。同时，国家对黄淮海、宁夏等地区通过灌淤方式对上亿亩耕地进行了土壤改良，使长期低产田变为中产甚至高产田。推广间作和套作来增加复种指数等于增加了耕地面积。 1952 年我国农业复种指数为 131% ， 1957 年就提高到 141% ， 1978 年继续提高到 151% ，等于增加耕地面积 15% （ 2000 年我国复种指数也不过 158% ，仅仅提高 4% ）。也就是说，解放后至改革前，是我国耕地面积增加最快，土壤改良面积最大，复种指数提高最快的时期。几项加起来，等于耕地面积增加 30% 左右。这成为粮食总产逐年提高的重要保证，也成为改革后在大量农业用地被快速占用情况下，保障我国农业产量持续增加的基础。　　肥、水、工　　肥和水是粮食生产最重要的保证，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以下是解放以来到改革前期我国灌溉面积、化肥用量、机耕面积和小水电发展变化情况。（见表二）　　　　表二　　灌溉面积、化肥用量、机耕面积和小水电发展变化情况　　时间　　灌溉面积　　（万公顷）　　其中机灌　　（万公顷）　　化肥用量　　（万吨）　　机耕面积　　（万公顷）　　小水电　　（万千瓦）　　 1952　　 1995.9　　 31.7　　 7.8　　 13.6　　 0.8　　 1957　　 2733.9　　 120.2　　 37.3　　 263.6　　 2.0　　 1965　　 3305.5　　 809.3　　 194.2　　 1557.9　　 -　　 1980　　 4488.8　　 2531.5　　 1269.4　　 4099.0　　 304.1　　 1985　　 4403.6　　 2462.9　　 1775.8　　 3444.2　　 380.2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二数据可以看到，我国农业用水利成就主要是改革前奠定的。灌溉面积比解放初期增长一倍多，而我们感觉吃饱时期灌溉面积实际是在下降（到 80 年代末才恢复。 1952 年到 1979 年的 27 年我国灌溉面积增长 125% ，而此后到 2006 年的 27 年只增长了 22% ）。 1978 年我国水库库容从解放初期接近零增加到 4000 多亿立方米，此后虽有增加，但主要是水电用水库的增加。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水，土、肥、种等都不起作用。正是这个时期逐步奠定了水利基础，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　　在土和水的条件确定后，化肥使用量增加成为粮食产量增加的关键因素。农业专家推测的每吨化肥科学施用可增产粮食 8.84 吨，以此来计算， 1981 年比 1965 年化肥使用量增加数乘以 8.84 ，基本上等于粮食产量增加数的 77% 。用 1985 年比 1980 年化肥使用量增加数与粮食增长数比较，是 76% 。文革开始后，我国大力发展小化肥产业。到文革后期，几乎各县都建立了小化肥厂， 10 年间增长 70% 。一直到几座大化肥投产后的 1978 年，小化肥还能占到全部化肥产量的 40% 。尼克松访华后第二年，我国就进口化肥等成套设备 8 套。 1978 年中美建交接后着引进 13 套大型化肥设备。这些设备先后在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先后投产，这是我国粮食产量在这个时期快速增长的关键。生产化肥需要煤炭，而我国煤炭产业也基本上是这个时期奠定的。 1980 年我国煤炭产量从 1952 年的 0.66 亿吨增加到 6.2 亿吨，此后直到 2000 年也还是 7-10 亿吨徘徊。　　 1980 年以后我国化肥使用量大幅度上升，但化肥产量增长幅度不大，主要是进口化肥比例提高。 1980 年我国化肥产量占使用量的 97% ， 1985 年为 74% ， 1995 年下降到 71% 。目前进口化肥已经占主要地位，最近的农资涨价主因来自外国化肥涨价可以说明。　　种　　良种的研制和推广是在土、水、肥条件确定后对粮食产量，尤其是单产影响最大的因素。良种应用需要两个环节，一个是研究，一个是推广。细心点就会发现，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小麦、水稻、玉米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在改革前的旧体制下完成的，小麦、水稻推广是在 1986 年前没有把农村三站改革为事业单位前的时期完成的，只有玉米主要是用市场经济体制推广的。　　我国小麦良种的研究早在文革前就已经有很大成就，河南偃师几个高产小麦系列在 60 年代就进行了研究和推广。文革期间李振声的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研究，也培育出高产小麦。小麦良种推广主要是在计划体制下的种子站完成的，推广速度很快。我国小麦单产从 1952 年到 1970 年年均增长 7.1% ， 70-76 年年均增长 7.6% ， 76-84 年年均增长 6.7% 。这是我国单产快速提高的主要时期。（此后到 2005 年我国小麦单产年均增长只有 0.5% ）　　杂交水稻是文革后期培育成功的，主要是在农村三站大锅饭时期推广的。我国水稻单产增长最快时期是 1976 年到 1984 年，年均增长 5.6% ，此后到 2005 年只有年均 0.7% 的增长。　　我国良种玉米培育较晚，良种培育成熟是改革以后。 1979 年，山东李登海成功研制出紧凑型玉米掖单 2 号，亩产高达　 776.6 公斤　，创造了我国夏玉米单产最高纪录，很快又破了世界记录。但是他的良种玉米推广非常慢，最有成就的时期还是在农村三站改制前。在　李登海　先生 80 年代后期成立种子公司推广到 2005 年，我国玉米单产年增长率只达到 1.3% （这个时期还是他的良种成熟期）。而我国玉米单产在 1976 年到 1984 年年均增长达到 6% 。　　还有一个很重要数据说明市场体制并不见得比计划体制在良种方面有更高效率。 2000 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单产比世界平均水平分别高出 65% ， 24% 、 15% 。曾获得单产冠军的玉米排行最后是很耐人寻味的。　　看完这些数据，就知道中国粮食为什么会增长了。中国政府在解放后到改革前，通过垦荒、改良土壤和提高复种指数等手段，使可耕地面积达大幅度提高，同时大兴水利，建设灌溉系统和机井，提高机耕面积并扩大农业用电。这些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的建设到 70 年代中后期基本完成。在准备了这些基础条件的同时，我国政府从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末的 10 年间，通过大办小化肥和引进设备使我国农村化肥施用量快速增加，并且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稻谷的良种培育也在 70 年代中后期完成并可以通过深入到公社的种子站进行推广。是这些因素形成了我国粮食作物在 1970 年到 1985 年的高速增长。　　为什么粮食增长最快时期并没觉得吃饱　　中国粮食产量增长最快时期是改革前，单产增长最快时期也是改革前。 1952 年到 1970 年，我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 2.1% 。 1970 年到 1981 年年均增长 2.8%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到 1995 年为 2.6% ，此后至 2005 年只有 0.4% 。这里就带来一个疑问：为什么粮食增长速度最快时期，人均可摄入热量却长期没增长，反而是粮食增长速度放缓以后，人均可摄入热量反而增加了呢？　　原因很容易找出来：这只能是在粮食增长最快的时候，人口增长速度也那么快。数据也可以反应这种判断。从 1952 年到 1970 年，我国粮食年均增长 2.1% ，但同期人口年均增长也是 2.1% ，人均可摄入热量自然没增加。而 1970 年到 1981 年，我国粮食年均增长为 2.8% ，但人口增长年均只有 1.7% 。 1981 年到 1995 年粮食年均增长为 2.6% ，人口增长进一步下降到年均 1.37% 。显然，是 70 年代前中国人口增长过快造成中国人没吃饱，并不是当时粮食增长不快，因此不是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体制出了问题。　　这样说又会有诟病当时的人口政策，什么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就有了道理。　　其实，人口增长速度是有自身规律的，制定人口政策会起点作用，但作用非常有限。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通过制定人口政策明显降低了人口增长速度，包括中国也一样（后面会分析）。现在非常多发达国家对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到无法维持人口自然更替水平，出台很多鼓励生育政策，也一样没有成功的例子，还是靠机械增长来解决的。　　简单说，人口增长速度取决于两个变量，一个是生育率，一个是死亡率。生育率持续高于死亡率，人口就增长；生育率低于死亡率，人口就减少。　　在不加控制情况下，妇女生育意愿决定了生育率的高低。人口学家研究发现，近现代人的生育意愿主要取决于生活质量，生活质量越高生育意愿越低。相反，生活质量越低，生育意愿越高。　　国际上采用人类发展指数（ HDI ）衡量人的生活质量。统计研究表明， HDI 与妇女生育率高度相关。欧洲国家现在的 HDI 在 0.9 左右，平均生育率为 1.5 ，也就是平均一个妇女一生只生 1.5 个孩子。非洲穷国家 HDI 在 0.3 左右（中国 60 年代初水平），生育率达到 7.0 左右。同一个国家生活质量提高过程中，生育率会随着 HDI 的上升而下降。这是人口增长的基本规律。人口学家还发现， HDI 在 0.5 左右是个关键值。在 0.5 以前，生育率虽然也随着 HDI 指数降低，但幅度很小。而到了 0.5 以后，生育率明显下降。　　 1950 年，中国 HDI 只有 0.159 ，这时中国的生育率为 6.0 。显然，解决人口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迅速提高 HDI ，别的办法都不保险。　　 HDI 是由预期寿命识字率和入学率和人均 GDP 确定的，数值越高指数越高。必须承认，当时的政府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措施，就是加速提高 HDI 。　　人均 GDP 提高是解决越穷越生这个基本规律。虽然 HDI 选用的 GDP 是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实际数字会是按汇率计算的 5-6 倍，但直接用人均 GDP 并不科学。因为即使人均 GDP 很高，如果贫富差距很大，人数众多的穷人依然会很低。这个时期中国政府除了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外，贫富差距非常小，因此实际的人均 GDP 还是增长很快。　　识字率和入学率对生育率的作用也很明显。一个文盲妇女生 6 、 7 个孩子没什么障碍，让一个女中学毕业生生这个数就很困难。中国政府除了在解放初期开展大规模的扫盲外（返盲率很高），主要抓了中学入学率。我国中等学校在校生数从 1952 年的 315 万，迅速增加到 1965 年的 1432 万，并在 1978 年达到破纪录的 6637 万。实现这么高的中学入学率的主要原因是农村是集体经济，大队和公社都有能力办中学。（此后由于集体经济解体而失去教育投资者，到 1989 年低谷时中等学校在校生数下降到 5045 万，仅为 10 年前的 76% ）。　　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是降低妇女生育率的关键。预期寿命是按各年龄段实际死亡率加权平均计算的。死亡年龄越小对预期寿命影响越大。提高预期寿命的关键在于降低婴幼儿死亡率。而婴幼儿死亡率高，孩子生下来能长大不能长大都不知道，无论家庭还是妇女自己都会倾向于多生几个保险。中国政府在这个时期加大了农村医疗卫生的改善。建国初期我国婴儿死亡率为 20% ， 5 岁以下死亡率为 25-30% ， 70 年代初这两个数均已低于 5% ；孕妇死亡率也由 1.5% 减少到 70 年代初的 0.1% 。 1949 年的中国人预期寿命是 35 岁，到 1976 年延长到 65 岁。 1981 年达到 68 岁，接近当时发达国家水平。大幅度降低婴幼儿和孕妇死亡率使 70 年代开始妇女生育率意愿大幅度降低。　　于是，中国 HDI 迅速攀升。按照世界银行数据，中国 HDI 指数 1950 年为 0.159 ， 1974 年超过 0.5 。如果考虑中国当时贫富差距非常低，中国应该在 1970 年 HDI 已经接近 0.5 。这可以从妇女生育率的变化来佐证。中国从解放到 1969 年，生育率有高有低，但平均为 6.0 。 1970 年降低到 5.8 。 72 年为 4.2 ， 74 年为 3.7 ， 76 年为 3.2 ， 78 年已经降到 2.75 。一般认为， 2.3 左右的生育率为人口自然更替的生育率。即使中国不在 1979 年实行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随着经济继续发展，中国人口也一样会在 80 年代初达到这个水平。　　想要指责毛泽东对中国人口数量有责任，只能假定毛泽东提高 HDI 的速度太慢。可是，日本人的 HDI 从 1870 年的 0.160 （中国 50 年水平）提高到 0.607 （中国 87 年水平）用了 80 年时间，中国是 37 年。印度在 1950 年 HDI 是 0.161 ，到 1997 年 HDI 才达到 0.436 ，只相当于中国 60 年代后期。也就是中国不到 20 年提高的 HDI 幅度，印度用了 47 年。（这也是印度人口从 1970 年相当于中国的 65% ， 1980 年上升到 70% ，到了现在上升到 90% ，甚至有超过中国趋势的原因）　　其实，正是中国政府选择了尽快提高 HDI 才造成从解放到 60 年代人口增长过快。（把婴幼儿死亡率从 25-30% 降低到 5% ，意味着原来注定要夭折的 20-25% 的婴幼儿从此会长大成人，人口增长率必然提高。死得少了人口自然增长快。但且不说共产党本来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不能看着婴幼儿这么就死了，就算为了永久解决人口问题，也一样需要降低婴幼儿死亡率。　　结束语　　当年，毛泽东很自信地告诉艾奇逊们：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富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这一天到来了，毛泽东却没有亲眼看见。　　但是，是毛泽东亲手为我们画了两条曲线。一条是粮食产量上升的曲线，这条曲线在 1970 年开始明显抬升；一条是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曲线，这条曲线也是在 1970 年开始明显下降。这　一升　一降，让我们在 80 年代初感觉肚子饱了这却没挡住我们骂他老人家的娘。　　这才是历史。　　　　《农业：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关键》　2005 年10 月1　2 日《中国网》　　《建设新农村，为 9 亿农民的利益》　 2006 年 3 月 3 日　《新京报》　　《百度百科》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　　与1979年相比，1983年我国机耕面积减少865万公顷，减少20%；1982年灌溉面积减少82万公顷，减少2%。　　资料来源：《1949年之后中国的人口、食物、知识与制度》。http://www.100paper.com/100paper/jingjixue/zhongguojingji/2007062540283.html 　　这里没有加上蛋类、肉类、水果等事物，因为中国人主要食用猪肉、鸡肉和鸡蛋。每　 100 克　猪肉、鸡肉、羊肉（可食部分平均）热量分别为 395 、 300 、 293 。　 100 克　小麦、玉米和稻谷（原粮）热量分别为 317 、 250 、 298 。肉类的热量大约是粮食热量的 1~1.5 倍，但是猪肉的饲料比是 1 比 3 左右，鸡肉是 1 比 2 左右，通算下来，每吃一斤猪肉或者鸡肉等于利用了不足一半的粮食热量。吃肉、蛋是在消耗已经生产的粮食。吃肉和蛋与吃好关系更大一些，与吃饱关系不大。而水果等热量太小，忽略不计。　　　　本文粮食热量是按照各年小麦、玉米、稻谷产量和相应单位热量计算的，基本准确。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在粮食和油料中，虽然粮食热量大约只有油料的三分之一弱，但油菜籽单产为粮食的30%。出油率为28%；花生单产为粮食的40%，出油率为40%。同样一亩地产粮食/菜子油/花生油的热量比为：100/27/48。油料产量增加的前提是粮食总产足够大。因为比较起来种粮食是从土地中获取热量最高的。　　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安徽的小岗村在1979年就进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验，但一直到1980年还只是试点。是1980年9月党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中共中央将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下发全党，开始推行联产承包制，这个时候全国秋播都结束了。农村联产承包制主要是在 1981 年和 1982 年推行的，到 1983 年底才结束。因此，客观分析联产承包制对吃饱的影响，应该以 1981 年以后数字来计算。因为 1981 年依然是人民公社为主体经济体制。　　　　　1958 年 12 月 10 日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写入了毛泽东总结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　　仅北大荒的开垦就增加近400万公顷，新疆建设兵团增加100万公顷。　　引自《中国化肥施用与粮食生产的进程、前景与布局》一文，《农业现代化研究》2000年01期。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以上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以上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来自《香港传真》　　; 个人分类: 转载|1599 次阅读|0 个评论

论农村公社建设——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谁是这个商品的消费者: gghtsinghua 2008-11-24 22:25; 作为农村来的孩子，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的转型，我貌似更关注农业在经济转型中的地位和走向。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使得农民可以自由转让自己的土地，也就是说土地可以作为商品来交换了，伴随而来的的产物可能是新型的农村公社的产生（或者叫庄园式经济的出现），进而使得中国农业由小农经济向集体经济转变，以应对市场经济的风起云涌，这是必然的，中国已经建立了基本完善的市场经济，农业就不能再停留在小农经济的阶段，否则农业将承担不起市场经济下的风险，这也是抛荒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起源于海南香蕉SARS的流言对于海南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的损害，我当时在想谁制造了这样的流言，谁在得利，我们消费者没有享受低价的香蕉，农民却以几分钱的价格出售，很显然中间商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中间商就是联系农业（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桥梁，这个桥梁的出现使得农民受到了来着自己农产品的双重剥削，这是十分残酷的，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小农经济不能应对市场经济，所以新型农村公社的出现势在必行。有人说，农村土地流转的出台使得农民一夜暴富，因为土地变成了商品可以买卖。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商品必须在流通中体现价值，谁是这个商品的消费者呢？谁来承担起新型农村公社的建设者，或者叫庄园式经济的主人呢？这貌似是两条不同的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歧。这是个敏感的话题。在和同学的讨论中总会触及这个问题。许多同学都会说，这是资本主义。具体是什么主义，我还真不知道，但是作为党的积极分子，我会告诉大家这是社会主义，因为明明写着：使用权的商品化。这也许是文字游戏，但是党的任务就是告诉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精髓在于实事求是，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一切以人民以国家为思考的方向，实事求是，这才是党的精髓。然而党在这个商品的处理上可以做一个超级消费者，建立成新型农村公社，同时鼓励个人的消费允许私人庄园式经济的存在，我认为这是党工作的重点。答案也就很明显：国家要作为这个商品的最大消费者。重新考虑一下这个政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这是一项扩大内需的不可回避的道路，我们要真正的从出口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转变，农村这个市场在其中将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356 次阅读|0 个评论

对允许农民自由流转土地的几点疑虑: geniezxy 2008-10-21 11:04; 对允许农民自由流转土地的几点疑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于近日公布，决定中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也就是网上热炒已久的新土改政策。这项惠民决定公布后，网上呼声甚高，各方面对新土改称赞有加，热闹之余还是带来些冷静的思考。疑虑之一：自由流转土地是否会带来耕地大面积的减少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据中国国土资源部2006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为18.27亿亩，人均耕地只有一点三九亩。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对粮食的总需求量大约在五亿顿，现有土地刚刚能保障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由于农产品提价的潜力已经不大，导致农民收入已没有增长的空间。而如果改耕地为建设用地，创办乡镇企业、修建商品房等，短期内将会给流转土地的农民带来可观的利益。在这种趋势下，随着新土改政策的推出，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可以流转的资本，如果任意无序在市场上流转，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耕地面积的减少，这种情况导致的后果是粮食危机。2008年以来，喀麦隆、埃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由于粮食危机引发骚乱，导致国内政局动荡，人民生活困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随着粮食生产成本的大幅提高，国内农产品价格也经历了一个快速上涨的过程。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00个农产品主产县集贸市场农产品价格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1-2月份粮食价格继续维持上涨态势，其中大豆、玉米和小麦价格同比涨幅较大，分别为41.6%、14.4%和8.8%。而粮食生产所用到的化肥、饲料等原料价格主要被国外所操控，一场没有硝烟的粮食战争已经迫在眼前。疑虑之二：农民兄弟能够从流转土地中获得实惠吗土地是农民兄弟赖以生存的根本。三十年前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粮食生成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三十年后的新土改使得农民对土地流转具有了更多自主权，面对这块地的去和留，农民兄弟如何抉择呢？转让自有土地经营权，虽能获得不菲的土地补偿费，但由于农民本身局限性，失去了土地就如同无根的树，丧失了生存的最后一步退路。农民再就业和发展致富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只会造成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兄弟无以为生，流转土地也就成了为他人做嫁衣，毕竟中国南街村、大邱村、华西村等农村典型还是少数。疑虑之三：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副作用谁来买单随着土地允许流转，更多的农业用地会转变成工业用地、城市用地，进而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进程。首先是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生产中解放出来进入城市。大量的人口涌入，势必会加剧就业压力，同时由于我国现有的城市在城市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保障和公用事业的供给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缺陷，这也会导致城市生存环境的恶化。其次土地的转让带来了大量的空闲土地虽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但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土地浪费、过度开发等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农民兄弟的生计、子孙后代的福祉。污染容易治理难，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副作用如果得不到妥善、科学的解决，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如何向自己的子孙后代交代？每次改革都伴随着阵痛。回顾30年前的改革，由农村开始，在全国掀起一场自上而下的体制性革命。支持者有之，反对的杂音更是从未间断。如今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新的机遇又来临了，如何把握新挑战，不仅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更要多份科学改革的智慧。; 个人分类: 胸怀天下|2208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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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土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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