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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何宏，13年前的心得：人体科学研究的状况与发展方向
zlyang 2016-9-2 19:25
何宏，2011-09-01，13年前的心得：人体科学研究的状况与发展方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20892-481738.html 人体科学研究的状况与发展方向 何 宏 （本文原作于1998年8月20日，即13年前的心得，过去未曾发表） 前言 1979 年 3 月 11 日 ，《四川日报》报道了大足县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唐雨能够“耳朵认字”（张乃明， 1979 ）， 这一事件揭开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的序幕。人体科学狭义地来看就是指的特异功能研究，按钱学森同志的观点，广义的人体科学包括中医、气功与特异功能三个部分。总的看来，人体科学与人的精神意识状态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又与现有的科学框架及科学方法论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处在唯象观察阶段，尚未被主流科学界所公认。由于人力物力所限，本所在人体科学领域的探索定位在特异功能、气功外气的验证核实以及对气功用于航天事业的探索上。 人体科学研究在国内已经开展了近 19 年，由于诸多原因进展不大，只能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虽然少数研究者坚持自己看到了一些可靠的事件，科学界的大多数对此存疑甚至举出许多实例予以反对。举例来看，前面的《四川日报》报道后不久，四川医学院的几位研究者通过内参随即发表了一篇报告，认为当年 3 月份唐雨在该单位接受测试的几天时间里，在对 25 个纸团的辩认中，他认对的 16 次全是偷看，而对没机会偷看的 9 个纸团，则拒绝认字。但是在同年 2 卷 12 期《自然杂志》上，一篇署名报告 ( 何大华、丁先发等， 1979 ）声称 9 月份对唐雨进行的仔细观察，再度肯定他“耳朵认字”是真实的。同年北京的小学生姜燕也被发现有“耳朵认字”，她还一度在中科院心理所 25 位有关人士面前“成功”地完成了两轮表演， 49 次认字正确。见到内参后，研究者对测试样品进行了精心设计，在姜燕家的第三轮测试中，取得各种作弊证据，并推翻了原结论。可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的陈守良与其他一些同志，通过自己的严格实验，认定同是这个姜燕，真是具有特殊感应能。后者的观测报告可见《自然杂志》 2 卷 12 期（ 1979 ）“姜燕特殊感应机制的衰退与恢复”，及《人体科学》杂志 5 卷 4 期及 6 卷 1 期的“耳朵认字是真的吗？（ 1995 ， 1996 ）”。 上面例子充分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甚至对同一受试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全然不同的结论。其他的人不论是亲身检验或者是引证不同人的观察报告、做肯定或否定结论时，说到底也同样是建立在一定的主观偏向性基础上。谁的结论真实可靠，外界很难客观评断。所以经过近二十年之后，在支持者看来“人体科学”已经获得可喜的进展，进入取了机理研究阶段，而在反对者如于光远、何祚庥看来，则“特异功能”和气功“外气”是地地道道的“伪科学”。 “人体科学”是否科学，“特异现象”究竟是否存在，从当年问题提出之日起，就激起社会很大争论。为维护社会稳定与安定团结的局面，中央在 1982 年专门作了指示，要求“不宣传、不争论、不批判，允许少数人进行研究”。从有利的方面来看，保护了部分人探索未知的权利，保证了进一步的观察实验；从不利的方面看，科学本身是开放体系，如果缺少批评与争论，研究结果的严密性、可靠性与科学性就难以得到保障，更无从被社会所广泛认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有了很大提高，学术气氛有了较大的自由的今天，人体科学有必要尽早走出封闭，走向开放。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但由于许多终极问题，诸如宇宙的创生，生命的出现及人类意识的本质及生命的价值等，仍旧难以获得完善的科学的解释，民众又因缺乏科学素养和严密的理性思辩，面对神奇的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史、溶化在民间传说及宗教神话中的人体“特异现象”，常常会眼见为实，进而产生很强的宗教信念，甚至被各种迷信所左右。显然“特异现象”若是真实存在，就表明宇宙中存在着某种与意识相联系的未知能量，深入的研究可以发展哲学、发展科学；若是“特异现象”全都不过是人类的幻觉，是戏法魔术，那么古今中外有这么多的民众与科学家如此相信其真实性，这本身就是科学理应回答的重要问题，是社会学与心理学的重大课题。 国外在人体科学方面的研究 我国开展人体“特异现象”的研究其实比西方晚了一百多年。从 19 世纪中后期，西方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及科学家参加过“降神会”活动，据说会上“通灵”的“灵媒”可以召唤来神灵，并讲出正常情况下本不应该知道的信息。甚至许多信息是以亡灵的口吻与身份说出的。假如这不是彻头彻尾的骗术，当然是特异功能的一种形式。当年物理学家克鲁克斯，博物学家华莱士，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理奇特等许多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当年认可部分所观察现象的真实性。这是当年“灵学”的时代。 上个世纪末，在欧洲出现了许多研究“特异现象”的组织，最著名的是牛津、剑桥大学学者于 1882 年牵头成立的“心灵研究学会”（ 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学会的宗旨是不带任何成见，以严肃、精确的科学态度，探讨各种备受争议的现象。这种科学精神曾成功地解决了许多问题”（吉尼斯， 1988 ， p.14 ）。因此西方把 1882 年看成科学研究“特异现象”的起点。研究内容包括对案例报告进行收集整理，去粗取精，筛选出有旁证、较可靠的部分；考查研究降神会中出现的具体现象及文字描述的准确度；对一些著名功能人进行受控观察实验等。但这些办法虽然可以收集具有一定可信度的资料，科学价值却不大，尤其难以说服不在现场的怀疑者。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后，许多过去认为很可靠的证据被找出存在缺陷和漏洞，是假象甚至骗局。研究对象或研究者的弄虚作假一度使“灵学”声名扫地。 本世纪初则以美国为中心，以心理学家为主体，展开了在严格控制条件下“特异功能”的实验室研究，这门研究精神与物质世界是否能直接相互作用、其规律如何的新学科叫作 Parapsychology ，希腊文前缀 para- 有超出、超越的意思，过去国内常译作“超心理学”。超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现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超感官知觉”，缩写为 ESP ，另一类是“精神致动” psychokinesis ，缩写为 PK 。前者指不通过通常的感官渠道对物体、事件或思维活动的感知反映，后者指不通过肢体而对外物或环境施加物理的及能量的作用。这与国内所称“特异功能”与气功“外气”效应完全一致。 1956 年超心理学的前沿科学家们为设定学术研究标准，为加强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成立了国际性的专业学术机构“超心理学联合会”（ Para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缩写为 PA 。虽然研究者不全认为“特异现象”肯定存在，但认同该现象值得进行研究，而且应当采取科学研究方法。联合会的总人数基本上在 300 人的水平。许多人是因为爱好兴趣在专业之外进行研究，真正专职研究人员在所有说英语的国家加起来也不超过 50 人。 PA 的学术刊物有《超心理学杂志》、《美国心灵研究学会杂志》、《心灵研究学会杂志》及《欧洲超心理学杂志》，代表了本研究领域的最高国际水平。 1969 年，以其严肃性，学术性，超心理学联合会被美国科学促进会（ AAAS ）接纳为下属机构，这是“特异功能”研究的一个里程牌。 　　 超心理学在学科定位及研究方法是成立的。问卷普查表明西方社会里有 60-70% 的民众甚至科学工作者认为“特异现象”有可能存在；在心理学家中该比例低一半，原因是他们知道人的感觉多么不可靠，多么容易被假象所欺骗；在决策科学政策的人中间只有 2% 的人相信， 20% 的人认为无法排除现象有可能存在。整体上超心理学影响力还相当地弱，一直备受争议。 但也确有一流科学家支持研究“特异现象”，曾至少有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致力使超心理学发展成一门常规科学。 1983 年的 PA 年会上，普林斯顿工程系主任杰恩介绍说，“共有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普林斯顿大学“特异现象”研究发表看法，两位是从性质上予以坚决反对，另有两位支持研究，还有两位完全持中立态度”。一些相当有名望的物理学权威，如亨利 . 玛格纳 (Henrry Margenau) 、大卫 . 玻姆 (David Bohm) 、布里加德 (O. Costa de Beauregard) 都多次表态，量子物理学不排除特异现象的存在性，后者甚至认为某些量子力学的公理正需要特异性的解释。研究超导而获诺贝尔物理奖的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布里安 . 约瑟夫逊 (Brian Josephson) 更是一位热心支持者，他认为自己所见的最强证据不是来自超心理学家，而是量子物理实验。可见对这些研究本身科学界是宽容的（ Broughton, 1992 ）。 但怀疑者及反对者批评的是，超心理学离成为科学还有很大的距离，最核心的是还无法完全确认“特异现象”究竟是否存在：过去观察性、传闻性的证据不足为凭，历史经验表明可能存在很多未知的漏洞；采取严格实验室措施后，所得测试效果的显著下降，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及可检验性比较差。即便目前在统计学意义上一些研究者依旧获得显著性的阳性结果，依旧很难排除可能是潜在的其它的人为原因所积累起来的。对科学而言，越是重大论题越需要更加过硬经得起检验的证据。除非能找出某个选定项目进行跨实验室的联合检验，除非找到可以阐释现象的理论，想要科学界承认超心理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Hyman, 1996 ）。 国内人体科学研究的状况 国内开展人体科学研究只有十几年的历史，相比于国外即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许多的不同之处。共同之处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没有能完全建立起来，科技界对现象是否存在还没有取得共识，经常引起各种争论，甚至被批判为“伪科学”。不同之处在于国内研究历史较短，而且只是进行少数人的封闭式研究，存在问题也不容易发现与纠正，所以在实验的规范性、严格性、可靠性等方面要比国外同行还有很大的差距。 举例来说，国内各地人体科学工作者都曾广泛报道中小学生中有 10-90% 的人具有一定的“耳朵认字”能力，西方却普遍认为找遍英国可能也找不到一个，而两位中国留学人员却分别在美国与俄罗斯做了中国特色的观察实验，甚至认为外国儿童成绩表现更好。所以更可能是因为缺少经验，中方的观察有误，尤其是认为孩子们不太可能作假的前题存在重大疏漏。 再比如，复旦大学与云南大学都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报告与论文，他们还经常接待外来人员的参观访问。据说现场表演的实验都很成功，令在场者很受震憾。然而当本所的人员前往考查与合作时，不费太大的劲就发现受试者弄虚作假，而且有人事后坦白说好几年都是如此，作弊者也不认为别人就是真的。但这样一些问题至今没能引起全国研究者的充分重视。 不宣传、不争论是对的，然而这种封闭式的状况若是继续下去，人体科学研究将永远处在摇篮里，无法成长为科学学科。如果现象是客观的，就应当接受严格、客观的检验，接受不同观点科学工作者的评议。 十余年来由于气功科研的虚假繁荣，气功热一直高烧不退，导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曝露出大量的社会问题。 1995 年，人体科学再度引起社会与科学界的关注，国家七部委于 1997 年 1 月颁布了气功管理条例，旨在加强管理、加强科研。人体科学领导部门也相应地提出了对人体“特异现象”进行存在性检验，提出进行严密实验方针。从 96 年 9 月部门学者提出建议开始， 97 年 2 月份开始选择检验项目并拟定公开的严密实施操作规程， 97 年 9 月形成了《人体“超常感知”现象测试规程》。规程中还明确提出了“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求同存异、协商合作”的十六字方针。为保证实验的科学性、可靠性、公开性，几百份文本发送给了对这一问题持不同观点看法的学者，广泛征求意见，这是突破性重大进步。可以说，在今后的数年中，人体科学界长到实验对象并拿出可以经受得起检验的实验项目，决定了学科能否顺利地建立起来。 人体科学的重点发展方向 在了解了国内、国外本学科领域的基本情况后，本单位今后的重点发展也就比较明确了。作为国内唯一正式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官方研究机构，本单位承担着极重要的工作责任。“特异功能”与气功已经成为很有影响力的社会文化现象，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一味地相信或不相信都可能被对方指责为迷信，只有通过实践、通过严密的实验，才能获得客观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批判或支持都应建立在可靠实验数据基础之上。唯如此，才有望以理服人。不论是证实或是证伪，我们的研究工作都是极有价值的。或者我们发现了科学的一个新的突破点，可以为民族争光，提高国力；或者我们可以澄清事实，为上级部门制订政策反对封建迷信提供可靠的实验依据。 “特异功能”（含气功“外气”）的研究难点是在如何判定结果究竟是正常或是异常的标准，由于不清楚事件之间的内在因果联系，找不出正常解释的现象经常被解释为“特异现象”。而其实有可能是人的或仪器的因素，或者统计处理不正确所造成。唯有设计严格的双盲性操作，进行开放实验，对结果进行独立核实检验，最终才能排除其它可能解释，才能形成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而真正做到这点难度极大，今天在世界范围也未做到，所以也有人认为对“特异现象”不能进行客观研究，但这也否定了人体科学上升为科学的可能。 气功研究的难点在于其定义的模糊性。气功爱好者常常打出民族文化的旗帜，宣传气功是中国传统的养身健身技术，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但是因为“内气”、“外气”均是些主观感受性的名词，“气”是否存在，怎样测量，至今尚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所以想要判断气功的功用、效应极其困难。许多概念原本可以约定俗成，但在气功界却不是这样，除了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的意识操作，太极拳、冥想、瑜珈、宗教仪式在气功界内容也被看成气功的某种形式。即便是一些姿态与呼吸动作是传统的气功精华，可是气功与体操动作之间有什么异同，气功与人体和生物反馈之间有什么异同，都是极待于回答的问题。爱好者们常将一切产生良性结果的东西都冠之以气功；而反对者则认为这些生理上、病理上的效果不过是精神疗法中的安慰剂效应（ Placebo-effect ）。所以要想使气功研究成为气功科学，首先就必须将气功特征明确化，并排除其它因素的影响。即使精心设计，这也将是相当困难的。 具体说来，作为人体科学研究的正式机构，本单位代表着国内研究水平，根据当前形势，全面积极地配合人体科学领导部门组织的存在性检验工作是我们今后数年里当然的工作重点。因为科学界、学术界还没有接受已有的证据，这些证据还远足以成为没有争议的证明。为真正做好存在性检验，目前的紧迫任务首先在于走出当前封闭性的圈子：一是必须向国外同行学习，全面借鉴他们的百年经验；二是必须搞开放性实验，在实验项目的可行性、操作的可靠性方面听取不同学术观点的专家学者意见，尽快拿出可靠的阶段性结果。其次，我们必须补充完善现有的仪器设备，添置在西方经受历史检验的测试系统，从而建立起国内一流、并达到国外现代先进水平的人体科学实验室。学术问题只能学术地予以解决，研究当然必须与国际接轨。再其次，我们必须尽早设定人体科学的学术标准，至今为止，因为语言障碍，可能也更因为文化的影响，许多研究者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国外的文献资料，缺少对本领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的认识，实验测试尚比较粗糙，报告论文缺少细节，不合规范的观察实验比比皆是，最后假为真时真亦假，使得整个学科无法登上科学殿堂。最后，我们的一切肯定或否定都还是只能建立在实验基础上，因此加强实验研究还是重点中的重点。要真正做好实验研究，一定要避免盲目性，要紧抓具有基本性、简单性、普遍性、可靠性，同时又颇具中国特色的人体科学项目展开较为深入详尽的研究。在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原则基础上，对国内国外过去的工作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批评吸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开放的、可重复的、客观可靠的实验研究，在较高层次上解决超常现象的存在性问题，才可能解除制约人体科学发展的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Broughton, R., 1992, Parapsychology_the controversial science, Ballantine Books. 陈守良、贺慕严、王楚等， 1979, “姜燕特殊感应机制的衰退与恢复”《自然杂志》 2 卷 12 期 , 781 陈守良、贺慕严， 1995 ，“耳朵认字是真的吗（一）？”《自然杂志》 5 卷 4 期， 161 陈守良、贺慕严， 1996 ，“耳朵认字是真的吗（二）？”《自然杂志》 6 卷 1 期， 30 吉尼斯， I. G. ， 1988 ，《心灵学》，辽宁人民出版社 何大华、丁先发、申正伦等， 1979 ，“关于唐雨耳朵辩色认字的考查报告”，《自然杂志》， 2 卷 12 期， 780 Hyman, R. 1996, “ Evaluation of the Military’s Twenty_Years Program on Psychic Spying ” , Skeptical Inquirer, March/April pp.21 张乃明， 1979, “大足县发现了一个能用耳朵辩色认字的儿童”，《四川日报》，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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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特异功能研究余波：谨慎者反思是否走入歧途
热度 8 Helmholtz 2013-9-16 15:11
特异功能研究余波：笃信者仍在实验，但破绽甚多；谨慎者反思是否走入歧途 http://www.time-weekly.com/story/2013-09-12/130924.html 发布时间：2013-09-12 00:08:49 | 时代周报 | 250期 | 评论 ( 0 ) 特异功能真实的“实验”，并没有实验记录和“特异痕迹”看上去那么神奇。 特约记者 陈舒扬 发自北京 特异功能热，一场发生在中国的旷日持久的神秘主义浪潮，肇始于1979年四川唐雨“耳朵认字”，1990年代中后期逐渐被定论为“伪科学”，1990年代末彻底画上了句号。 当特异功能的话题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功能人”或销声匿迹，或利用人们对神秘现象的追逐，经营起自己的事业。 在这背后，还有一批当年“人体科学”的研究者，他们鲜有改变初衷，也没有停止对神秘现象的探寻，甚至依然进行着“实验”。 大部分坚信特异功能存在的学者，希望从中发现科学的“新天地”；也有少数谨慎者，进行着更多层面的反思。“是不是缘木求鱼，我们不知道，甚至可能包括我在内都走入了歧途。”一名曾经的研究者对时代周报记者这样说。 独孤求胜 沈今川位于中国地质大学的研究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柜子上并排摆放的两台显示器：一台闪烁着如心电图般不断移动的电位图；另一台则是一个实时监控画面，摄像头对着柜子内部。那是沈今川为实验特意设计的密闭空间，他的实验对象、“功能人”孙储琳，就曾在里面“发功”。 动态电位图跟沈今川的新兴趣有关，是对“地球脉动”的探索，他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电位图上的两条线，来自两个电信号采集点—一个是墙外的爬山虎的一处茎叶，一个是屋里的铁皮柜，而两条线的波动是基本吻合的。他相信其中必有奥秘。 “人家经常批评我兴趣太多，但都和特异功能有关联。”他兴致盎然地解释：比如不管是“地球脉动”，还是人体超常现象，都跟某种神秘的“信息场”有关。 沈今川今年77岁，相对这个年龄，他精干的外形、健康的肤色、敏捷的反应会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在博客的个人信息里，他用了“外向”、“胆大”、“精力充沛”等词来描述自己的性格。 其生平可概括为：在学校里就是优等生；毕业后师从名师开始做晶体化学研究；1981-1983年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学术生涯一帆风顺，直到成为博导，甚至学校提院士的时候还找过自己。2000年前后退休，专门搞“人体科学”。 “我在学校里不是受排斥的，不是没有出路了，就标新立异、搞人体科学。”沈今川“申辩”说，甚至正是凭借自己“站得住脚”的地位，上世纪80年代末“人体科学”如火如荼之时，他向学校申请成立专门的人体科学研究室，获得了支持，研究室后来又升格为研究所。 “那时地质矿产部（1982年5月设立，1998年3月10日与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成国土资源部。记者注）批准可以招收有特异功能的学生，跟我们一起研究。当时我认识了我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孙储琳，我就写报告，指明要她和另外4个人。他们各有所长，有的还能预测地震……都在我的领导下，做各种实验。” 孙储琳，可能是当年接连出现的“功能人”中“功能”最多的一位，她用意念弯折过硬币、烧灼过衣物、切断过戒指、移动过纽扣，用意念让胶片成像，让水变油，让种子快速发芽…… 沈今川曾主动挑战“反伪科学”。2007年，他在网上发布了孙储琳“水变油”等视频，并与人展开辩论。但这些视频看上去有太明显的“硬伤”。沈今川用“原始视频过长”等理由回应人们对视频被剪辑过的质疑。对时代周报记者，他还表示，往往在最关键的几秒钟，摄像机自动关闭或出现严重干扰，“神秘现象的关键部分有时就不会让你录下来”。而如“种子发芽”，则是“没有过程的突变”，可解释为“时空的切换”。 沈今川的自信并没有换来外界更多的信任。他也承认，“客观上拿不出很多的证据，有的试验这次成了，下次就成不了。” 即便带着“功能人”出国表演时，也常常“很被动”。比如在美国，邀请方显得不近人情，不顾客人舟车劳顿，一见面就要求测试，这样一来表演就未必能成功了。 这名特异功能研究者如今已很少做实验，他说，孙储琳已经办了退休，这些年主要“自己活动”。但他们彼此私交很好，他也会提醒对方谨慎参与商业性活动。研究室早已只剩下沈今川一人，也早没有任何经费，学校的老领导当年留给他用的这间房间，所在的旧楼也快要被拆除。 现在，沈今川每天有五、六个小时花在网上，收发邮件、更新博客、检索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他关注着最“前沿”的科技动态，尽管它们听上去同样令人起疑，比如“心灵武器”、“自由能源”。讲到激动处，他说：“我们的着眼点不是特异功能本身，一场科技革命即将到来！” 中国版的“辛克莱夫妇” 北京某知名高校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自己几年前将《心理无线电》译成了中文。这是一本由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上世纪初写成的小书，详尽记录了他的妻子的“心灵感应实验”，在1930年代曾被翻译成中文。他这些年找过多家出版社，但没有一家愿意出版。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美国心理学家麦孤独写道：“本书所报告的心灵感应实验，与以往最优的报告比较，是获得显著成功的，除非我们假定辛克莱夫妇都是极愚蠢无能而又粗心的人，或都是用极无情和应受指责的方式欺骗群众的人……” 在此前一通长长的约访电话里，这位老师问记者，“你知道另一篇序言是谁写的？你猜？”一串意味深长的笑声过后，他告知是“爱因斯坦”。 在家中，他指着厚厚的生理学和生物学教材介绍：“我的正业就是这几本书、这几门课，副业就是特异功能。” 这位老师被认为是特异功能研究领域的“元老”。1979年四川唐雨“耳朵认字”被大量报道之后，北京也出现了一名叫姜艳的能用耳朵认字的女童。这位老师一开始并不相信，但是，一名在武汉的“为人治学让人敬重”的老朋友来信告诉他，自己身边也出现了“耳朵认字”小孩，并且在亲自监视了实验后，认为事情是真的。 他由此开始了自己的“非眼视觉”实验，参与者还有他同为北大教师的夫人。最终，在姜艳和后来又出现的一对叫王强、王斌的姐妹身上，他们相信自己看到了特异功能。 “最初找到姜艳的时候，她已经做不出来了，但是我们在王强、王斌身上做成功后，又找到姜艳，重新诱发了她的功能。”不久后，这位老师就将两次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发表在上海的《自然杂志》上。他接着又在北大附小的小学生中进行了“诱发实验”。而自己的女儿，也是被“诱发成功”的人之一。 他相信自己的实验设计无可挑剔，“我的老师看了、检查了，觉得站得住脚，我才发表。我报道了我的事实、过程，我们把我们的方法公开化，科学实验就是这样。”提到多年受到的批判，“那些人端着一个架子，好像就你不懂科学、不懂科学实验。” “我从不随便附和别人的工作，因为这里面太复杂了，要作弊太容易了。”他说，自己还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副理事长，“气功研究更复杂，各方人士都能参与，人员很杂，气功师傅跟我合影我都拒绝，怕被利用。” “后来批判越来越多，1984年我也病了，得了癌症。随着那批小孩的成长，我们也没有再系统地诱发其他小孩。有些小孩至今保持联系，但他们的能力基本都没有了。”这位老师和这一领域大部分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通常小孩一上中学，功能消失了；年龄越大，诱发成功的可能性越低。 “在中国那个时候的条件下，没经费没设备，连照相机都没有，我们觉得抢时间做了这么一个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位老师说，“后来我们读了辛克莱写他的夫人，觉得跟我们很像。”他曾坚持在公开出版物的作者介绍里添上“研究人体科学”这一笔，但未能如愿。 小伙伴们作弊 在云南昆明，当年“人体科学”的研究者们，至今没有停止特异功能的“诱发”试验。 继1979年四川唐雨之后，“特异功能”儿童在全国各地接连出现，云南也不例外。当时任教于云南大学物理系的罗新、朱念麟和张一方便是“人体科学”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云南大学的“人体科学研究室”也在1984年设立。1990年代罗新还曾在学校专门开设了“人体科学研究”课程。 罗新在电话里告诉时代周报记者，2013年自己又组织了新的一批小孩进行“超能力”开发。暑假期间，每周甚至安排四天的培训。事实上，三十年来，罗新有无数个周末跟小伙伴们在一起。 在罗新的一篇个人博客里，列出了从2007年到2012年，他与朱念麟等人“培训”的十多批“特异功能人才”，每一批少则三五个，多则七八个，对象多是留守儿童。事实上，为了能让家长更愿意把孩子送过来，这些“培训班”还承担了“补习文化”的功能。 2012年10月，在实验室，朱念麟曾向时代周报记者展示了小孩们近几年的培训记录和“特异痕迹”，并让记者参观了3个小孩“手心认字”和“离体认字”的经过。 每个曾参与“培训”的小孩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装着记录培训结果的表格，大部分的记录显示“认字”成功，并保留原始纸条，少数显示未能成功辨认。“特异痕迹”则各式各样，有被剪断的回形针、嵌在塑料壳中的红色指印、拧上螺帽的螺丝……朱念麟介绍，这些几乎都是小学员们不使用正常工具或不接触物品就能实现的效果。 真实的“实验”，却没有实验记录和“特异痕迹”看上去那么神奇。培训老师从装有许多折叠好的小纸片的糖果盒中随机拿出一张，分别递给3个小孩。按照规定，受试者只能手握纸片或身体不接触纸片认出上面的字。 “认字”过程持续时间较长、中间孩子们小动作不断，指导老师们似乎无意进行控制，很多时候在与旁人聊天，间或提醒或鼓励下小孩。 记者在不得不一个人盯着3个小孩的情况下，依然发现了其中2个在“离体认字”的过程中，调换了一开始派发的纸片，因此最终全都“成功认出”。 “我们会非常小心，我们做的本来是饱受争议的事情，如果还让别人说你们作弊，那不是白做这么多年？”被问及培训过程是否会鼓励小孩作弊、撒谎时，朱念麟如是说。而当记者提醒朱念麟小孩作弊后，他表示“有这种可能，今天的实验不严格，今后会注意”。 矛盾的是，朱念麟等研究者一面公开承认作弊之常见，一面又对作弊的指责极其敏感。 时代周报记者2012年探访罗新的“培训班”时，被告知小孩的流动性太大，能力开发情况也不太“稳定”，从而没有表演。而另一名研究者张一方在单独接受采访时谈到，罗新先前带领的一批孩子被发现作弊较多，这一情形被写进了当时的报道中。 罗新因此在博客中指责张一方：“面对中国人体科学及云（南）大（学）人体科学三十多年巨大、优秀的成果，却对记者大谈‘作弊较多’。” “叛徒” 1997年，何宏也是目睹云南大学特异功能实验乱象的人之一。那时他正任职于507研究所，是“人体特异现象存在性检验工作组”最年轻的成员。 507研究所曾是国内唯一有正式编制和经费的特异功能研究机构。后来成立的“中国人体科学学会”也挂靠该所。 199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物理系做了三年博士后研究的何宏，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放弃常规的实验物理学研究，回国从事特异功能研究工作。 他希望通过对神秘现象的探索，解决自己精神上的困惑。这些困惑既来自于早年练习气功的经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神秘体验，也有留学期间对宗教和哲学的思索—超自然现象到底为什么会产生？有没有真实的一面？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能否沟通、是否统一？ 507研究所接纳了这个年轻的海归博士。不过到研究所报到时，何宏发现，随着特异功能热潮渐退，人体科学课题组的人员已萎缩至最低人数。在这种局面下，何宏只能通过观察所里的“功能人”表演、查验以往研究资料和外部调研的方式，开始考证研究。 在对特异现象有了更全面了解的同时，何宏发现了问题的“严重”。他翻查了所有能看到的文字和录像资料，却发现里边有太多的疑点；即便那些曾经获奖的各项“成果”，在研究者本人言之凿凿的证词之外，并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当慢放录像、仔细查对，总能发现问题，比如失控的场面和掉包的痕迹。 而去别处现场考察时，何宏看到的还是混乱和假象。人们一面援引更“权威”的507研究所的实验成果，一面自己这边拿不出有说服力的东西。“在我来了之后，基本上走到哪里哪里就崩盘了，这样一来我就有了恶名。” “崩盘”的就包括云南大学的“特异功能诱发实验”。“我们当时直白地说，这种实验我们不能接受。你认为你是在诱发‘特异功能’，我们认为你是放任甚至诱使孩子欺骗。”1998年，何宏还联合一位心理学者写了一份《关于立即中止在少年儿童中诱发“特异功能”的呼吁》，递给人体科学研究的领导层。 何宏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曾给担任人体科学学会名誉理事长的钱学森写过四封信，其中在1996年的一封信中，汇报了自己看到的广泛的作弊，钱学森回信表示十分重视。 1997年，到美国参加了“超心理学”暑期培训班以后，何宏又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包括国外一百多年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却无突破，以及国外超心理学家来华考察后对耳朵认字现象研究评价不高等情况。但这次没有得到回应。 “作为内部的人，当我说我看到的最重要的试验都是掉包完成的，我的话就被当成对人体科学的最大伤害。”不过，何宏表示，当时人体科学工作的主要领导也“心里不太踏实”，因此当时应一批科学家之请，在国家体育总局气功部的支持配合下，1996年底酝酿成立了“人体特异现象存在性检验工作组（筹）”，希望兼顾多方意见，通过严格设计实验，考察真实性。 工作组在两年间开了很多次会，光检验章程就修改了十七稿，甚至“反伪科学”一方的何祚庥也接受邀请，指派代表参与了试验章程的设计和实验样本的准备。最后根据设计的实验程序，工作组做了几次实验，包括让孙储琳等“功能人”辨认“残留信息”，但没有得到令人鼓舞的结果。 到了1999年，政治形势变化，“人体科学研究”被要求立即停止。由于课题无法再继续，以及为了避免个人观点和身份所带来的尴尬，何宏提出离开507研究所，顺利得到批准。 “我是507所人体实验室最后一任负责人，”这成了后来何宏回忆往事时的开场白。 无尽的困惑 “人体科学界认为我是叛徒，另一方的科学家又认为我走火入魔。原因是我踢翻了这么多神坛，打翻了这么多证据之后，我认为特异功能不完全是骗局，可能有真实现象埋没在大量的假象和骗局里面，而且它们可能是不可能被严格证明的。”何宏说。 踏入特异功能研究领域的科学工作者的初衷，是找到真实的超自然现象，并发展出科学的理论去解释，这其中包含了诱人的前景。当年主动投身其中的何宏也不例外。尽管情况与想象差距甚大，他依然不愿承认一切所谓超自然的现象根本不存在，用他的话说，是“不做全称否定”。 “95%是假的，但还有个别值得探讨。”何宏也找到了“很难挑剔”的案例，比如他到507研究所之前，所里的工作人员做的一对鞍山姐弟的“隔墙透视”实验。 何宏没能通过特异功能研究解决自己当初的困惑，反而这段经历将人类社会和精神领域更多的复杂性摆在了他的面前。 “研究者们满怀热情，对作弊却浑然不觉，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的特异功能，你也不知道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何宏提到，包括那位北京著名高校的老师在内的特异功能研究者，一个共同点，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当年也是被“诱发成功”的，“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没有欺骗自己，自己的观察也没有欺骗自己。” 尽管只赶上“人体科学研究”的尾声，研究工作仍让何宏深深体会到“个人经验和事实真相之间的矛盾”。“人们描述的是他们头脑里的东西、是他们相信的现象，不一定是真实。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些真实的真相。” 然而这一矛盾的揭示者，本身也矛盾重重。何宏用了一个比喻，称自己“又在研究、又在反思”的状态，就像“抓住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提起来”。 只有当将超自然现象本身存在与否的问题搁置，将人们追逐、探索它的热情当成另一种现象，何宏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他在博客中写道：“不论社会舆论如何变化，对特异功能现象的报道和思考仍将继续陪伴人类社会，因为即使只是心理幻象，并不具有真实的信息、能量过程，它也属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心理学现象，将像宗教文化现象一样长期存在。” 何宏跟当年“存在性检验工作组”的研究人员如今仍然会不时聚在一起，“我们很怀念那个时代，因为科学家的本性就是探索未知，只要人们还认为这些问题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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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认字”是真的吗？
热度 4 Helmholtz 2011-11-28 15:30
“耳朵认字”是真的吗？ （本文为2000年3月所做“人体“特异现象”研究评析”的七个重要部分之一，对题目中所设的疑问，其实未能给出直接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是指出了当年在这个领域里扑朔迷离的状况，尤其是当时的相信者与质疑者之间在各自测量时所表现的一些奇特行为表现。） 我们把目光拉回北京，看看有更多科技界人士参与的、对另一例“耳朵认字”案例的考察。基本情况是：在听说唐雨认字的消息之后，北京石景山的8岁小学二年级女孩姜燕就对父母说：“谁不成呀！他成，我也成。”于是父母、老师、校领导依次考察了一番，然后很快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3月30日，区委书记等一行14人到学校对姜燕作了当面考察。据统计，在约六十分钟的时间内，共辨认三十五次，其中辨认对了二十二次，另有十二次姜燕讲脑子里不出字，有一次辨认错了。当时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话： 13 问：你自从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会听字？ 答：在幼儿园的时间就知道了。 问：你怎么不早说呢？ 答：我以为人人都这样呢。 问：你听字时心里有什么感觉？ 答：我脑子里好象有字一下子就出来了。 问：除了耳朵你还有什么地方能听？ 答：腋下、膝盖下、脚下。 问：你什么时候都能听吗？ 答：脑袋累了就不行了。 问：白天用手巾把你眼睛蒙上行吗？ 答：那就不行了，晚上关灯后我能听，脑袋里的字都是亮的。 问：你什么时候听的最准？ 答：早上，玩完了以后更行。 问：你什么地方反映得最快？ 答：左耳朵最快，十个字以内都能听。 问：谁来了你都能听出来吗？ 答：一有生人，我就害怕了。 通过这番对话以及现场观察，在场的研究者总结出认字效果与四点有关： （1）与环境有关：人熟气氛缓各时效果好；人生、人多气氛过于紧张时，效果差。（2）与个人心情有关：心情愉快特别高兴时，效果好；心情紧张，精力过于集中时，效果差。（3）与时间有关：早上效果好；下午或晚上效果差。（4）与纸的厚薄、字的大小有关：写字的纸薄、字小时效果好；写字的纸厚、大、字大或格纸，效果差。如把纸卷起来一般听不出。 3月31日，个别市委领导到学校并对姜燕进行了当面考查，也认为情况属实，于是当天下午区教育局便向中国科学院信访处汇报了情况。1979年4月4日，老师和家长的陪同姜燕一起去科学院信访处，并作了现场测试。4月6日上午，姜燕被接到心理所，据说进行了三套手续严密的测试，结果很成功。一共50个试样，认对其中的49个，认字的时间最快的约20秒，最慢的约2分钟。在现场观看的20来位心理学研究者签字认可该识字结果。测试结束之后，心理所领导向学校及家长提了若干要求，并表示科学院信访处已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们，他们一定对姜燕的问题负责到底。 不久，社会形势就起了变化。中宣部在4月12日《宣传动态》第8期谈及3月11日唐雨认字辨色的消息时说： “对此奇闻，很多人都表示怀疑。我们认为，即使确有其事，在未作出科学鉴定之前，如此公开宣传，也是不妥当的。这种宣传，徒然增加人们的迷信传说和助长各种离奇的谣言呓语的流传，对我们的事业没有任何好处。类乎这样的事，过去也曾发生过，事后证明都是不足信的。我们应当记取教训。 ” 四川医学院有关唐雨作假的报告也随即发表在内参上。心理所对此前的观察也产生了怀疑，先是派人去姜燕家里追踪测试，这次果不其然看到了一些不干净的小动作。接下来又于4月19日上午把她请到心理所作进一步的正式检验。在这次心理所送发各地的正式简报中可见如下文字： 四月六日，我们把姜燕接到心理所进行了实验，因忽略了实验现场的布置，让姜燕坐在一横一竖的两张桌子的接合处，致使主试人观察姜燕的动作有困难，未能肯定她是否偷看。 为弄清真相，四月十九日上午，我们再次对姜燕进行了实验。首先我们让姜燕坐在室内中间，面前不放上桌子，四周都有人观察，距离1-2.5米。在这种不利于作弊的场合下，让她辨认了十多个折迭多层的带字纸条。结果确认她每次都花了很长时间，做了许多假动作，寻机偷看了5次，另5次因偷看不成未“认”出。然后我们又让姜燕坐在靠窗的一张小茶几前，面朝窗，背向其他人，故意给她一个作弊机会。在这种场合，她很快就完成了偷看动作，所以全部“认”出。 姜燕的作弊手法是，先用一只手接过折叠好的纸条，送到耳边片刻后，将两手同时放在耳边捏纸条，故作认的样子，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耳边那只手时，纸条已倒到另一只手中，并放在腿弯下或桌下两腿中间，极迅速地打开偷看（见照片）。然后将纸条复原送回耳边那只手，继续装做听的样子，宣布“认”出纸条上的内容。在整个作弊过程中，姜燕的目光不断四处寻视，动作极迅速，如不仔细观察是很难发现的。 为了获得具体的作弊的物证，我们对实验的纸条作了一些特殊的安排：（1）纸条中有三张夹有细玻璃丝，若纸条被打开过，则细丝会掉出来。结果一张写着“迷”字的纸条，被姜燕“认”对了，但夹在里面的玻璃丝掉在地上，当场由主试者拾起。另两张纸条她说“不出字”，未打开即退回主试人员。（2）有一个纸条里包有痱子粉，纸上写着“0.5”，姜燕认对了，但当即主试人员发现姜燕右腿上部的裤子上有一片白色的痱子粉的痕迹。说明她在该处打开了纸条。（3）所有用胶水粘上的纸条，姜燕都“认”不出来。 此外我们也曾做过这样的实验，让她闭上眼睛，以及别人拿纸条放在她耳边时，均不能辨认出纸条的内容。 根据以上实验结果，我们认为，姜燕所谓“用耳认字”完全是假的。 对未知领域和异常事件科学家往往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北大科学处处长陈守良与夫人贺慕严对“耳朵认字”现象就是从不信、到好奇、到亲自测试，最后转变成相信者和研究者。他们夫妻合写了一篇文章“耳朵认字是真的吗”， 14 详细谈到他们对于这等奇怪识字现象的认识和接受过程。 陈守良在心理所有一位朋友，他了解到心理所先是考察认为姜燕可能是真的，后来又认定作假的这条消息。79年的7月13日，陈又接到武汉大学生物系的一位老同学来信，说当地发现一个姓谢的男孩也能耳朵认字，他向这位朋友转告了心理所发现的事情，不过又告诉她可以用几种方案自行检查。7月29日收到复信，对方认为男孩确实是用耳朵认字，没有偷看，也不是猜字。因为这位友人治学严谨，这就引起了陈守良的深思： 如果武汉小谢“耳朵认字”是真的，那么北京姜燕“耳朵认字”也可能不是假的。究竟是真是假应该通过亲身考察作出判断，不能只听别人的报告。……我们就是这样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怀疑，由怀疑到亲身去考察的过程。 8月11日，陈守良等一行数人来到姜燕家里了解情况。姜燕的家长把孩子耳朵认字的发现经过介绍了一番。家长抱怨心理所把“耳朵认字”说成弄虚作假，完全是制造新的科学冤案。听了这番介绍，几个人仍无法判定真相，于是就想亲自测试。可对方说受此精神打击，孩子已经没有“耳朵认字”的本领了。他们于是当天又辗转找到另两位也能认字的小女孩的家里。王强13岁、王斌11岁，都是小学生。经过一番测试（手持纸卷放在耳朵、腋窝等部位），陈写道： 今天我亲眼看到了五强、王斌能用腋窝、手等部位认出字来，我没有发现有什么破绽，我不能说不信，但是这种现象与我现有的生理学知识矛盾，又使我不敢相信。……我要做严密的实验来测试。 陈守良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承认现象是真的，就会带来一系列无法解释的问题，用已有的生理学知识来考虑简直不可思议。但是首要问题是现象的真伪，而要严格地检验“耳朵认字”的真假，必须严密排除眼睛的作用，使受试者没有可能运用眼睛偷看而不被发觉。他认为有两种办法：一是蒙住受试者的双眼，让眼睛无法发挥作用；另一种是将测试的样品用不透明的材料密封起来，让受试者在不破坏密封的条件下用眼睛也看不见测试的内容。前一种方法要么难以严格，要么会造成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不适。因此决定采用密封测试样品的方法。将写有字的纸片用牛皮纸封套包好，再用缝纫机在牛皮纸封套周边扎一圈缝线。他认为这样封装起来的样品，除非破坏牛皮纸封套，否则无法用眼睛看出套内纸片上的文字。如果破坏牛皮纸套，当场不可能复原，就被发现作弊。 8月13日，他们夫妇两人带着密封试样来到王强、王斌家，请她们辨认纸套内的文字，但是她们拒绝辨认。问为什么不愿认，她们说从来没有认过这样封装的字样。他们于是解释只有认出密封纸套内的字才能确认她们是真的，否则无法说服别人。姐妹俩才“勉强同意试一试”。 这一天王强辨认了4个牛皮纸套，王斌辨认了6个牛皮纸套。在整个辨认过程中，她们两姊妹都是在我们两人的监视之下，没有离开过我们。辨认结果如下：王强辨认的4个牛皮纸套全都认错了，王斌辨认的6个牛皮纸套也没有一个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些结果虽然不完全正确，但并不是与测试内容毫无关联。例如王强将牛皮纸套内红色的“0”认成蓝色的“0”；王斌将红色的“2”认成蓝色的“工”，红色的“8”认成红色的“6”，将蓝色的“,”认成蓝色的“a”。这些结果都与测试内容有相似的成分，而王斌书写的文字或图形外面都加上一个方框。我们与她们一起分析这些结果.我们说你们不是能用手、耳、腋窝等部位认字吗，为什么今天都没有认对呢？她们说从来没有认过用牛皮纸包起来的字，不习惯，很不好认。她们还认为缝纫机在牛皮纸封套周围扎一圈线也妨碍她们辨认。王斌说，在脑子里尽出现一个框框，所以她的辨认结果也画了一个框。我们又问她们用什么纸包起来会比较好认？她们说，平常是辨认用白报纸写的字。你们可以用白报纸包起来。回到家里我们马上改换密封测试样品的方式。用白报纸代替牛皮纸，不用缝纫机扎线而用胶水密封。这样，用白报纸做成1寸见方的小封套，用一条纸在中段写字再折成三叠装入纸套中密封。这种密封纸套内的测试样品经过多次折叠，对着阳光或日光灯都看不出里面的字迹。8月14日下午我们……来到王强、王斌家中进行测试。下午三点多王强、王斌从几十个密封纸套中各随意选取1个纸套放在腋窝或耳旁辨认，都没有认对。我们随即改用她们熟悉的测试方法，即在白纸片上写字折叠后交给她们辨认。这种非密封的测试样品她们都较快地连续正确辨认出4个。后来又让她们分别辨认铁皮茶叶筒中的字片，也都认对了。接着我们再让她们重新辨认密封纸套内的测试样品。这次她们连续正确辨认出密封纸套中的测试内容……。 看到王强、王斌第一次将密封纸套内的文字正确辨认出来，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矛盾的。当时很高兴、很兴奋。……但是事后一想，严密封藏在纸套中的文字怎能不用眼睛只是拿在手上或夹在腋窝内就认出来了呢？很难理解。简直不可思议！是不是她们在耍魔术呢？可是魔术师离不开他们的道具，这些道具都是他们自制的，而我们用来测试的密封纸套都是我们亲手制作的，受试者在测试前没有接触过，这是与魔术根本不同的。……我们反复考虑我们使用的测试方法还有没有作弊（用眼睛偷看）的可能性呢？写字的纸片都是前一天在中关村家中密封的，受试者都不在现场。密封入纸套后由于写字的纸片两侧都有多层白报纸，即使对着阳光也看不出纸片上的字迹。……当她们用手拿着密封纸套放在腋窝下时有没有可能将纸套打开取出写字的纸片偷看后再装入纸套复原成原状呢？这种用胶水密封的白报纸封套是比较脆的，容易撕破，一旦撕破，不能复原，我们一定能发现。在整个测试期间没有发现她们有破坏密封纸套和偷看的动作。在她们认出纸套中文字后交回纸套检查时所有的纸套都是完整无损的。……能不能用调包的方法换成她们自己制作的密封纸套呢？不可能，因为这是第一次使用这种密封纸套，她们不知道怎样制作，而且密封纸套中的文字是我们自己写的，有自己的笔迹特征，一时是模仿不出来的。此外，密封纸套中的文字虽然是我们写的，但我们制作了几十个密封纸套，测试时由她们随机选取其中之一，因此她们拿到的那个纸套中的测试内容我们并不知道。这种测试方法是双盲的，即测试者和受试者在测试中都不知道测试内容，这样就排除了测试者和受试者之间有意或无意地传递信息的可能。 我们反复思考、检查所用的测试方法，找不出方法学上的任何漏洞。但我们唯恐自己考虑不周留下漏洞，便多方请教。首先向我们的老师生理学教授赵以炳先生详细汇报了测试情况，请他审查我们的方法是否严密。我们还向物理学教授虞福春教授请教，请他检查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否完善。赵以炳先生和虞福春先生在8月18日亲自来到测试现场考察我们的测试情况。他们认为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可靠的，没有发现漏洞。他们都鼓励和支持我们将这种测试工作进行下去。我们还先后请了几十位同事来参观，请他们帮助我们查找测试可能存在的漏洞。 从这一大段文字中，我们看到毕竟是从事科研工作，陈守良等人有相当清晰和严密的思路，他们即有好奇心，同时也知道唯有受控条件下的结果才具有科学意义。他们是严肃而认真的，不断怀疑自己的观察是否还有漏洞，不断改进实验并请同事提意见。他们率先提出密封字样的方法，使国内的特异功能测试第一次进入“准实验”的水平。谁若脱离他们的实践活动，凭信念指责他们不懂科学、甚至是搞“伪科学”，说话者的科学性是极其可疑的。陈守良提到他的老师赵以炳教授在支持他们的时候说： 对于一种新现象，科学工作者做了严肃认真的考察，收集了可靠的资料，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自己又没有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可以将研究考察的报告署名发表。如果将来自己或他人发现有错误，可以再署名发表文章更正。不要怕犯错误，政治上可以犯错误，科学上也可以犯错误。真正犯了错误改了就行。 这一段话比任何政治语言都闪烁着更多的科学光彩，科学强调的是追求真理的实践过程，并非所得的结论。 当然这并不表明我们一定同意陈守良的结果。因为站在挑剔的角度，前面他的那些文字描述反映的是个人的感觉印象，而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人的感觉往往与事实真相有相当的差距，尤其从他自己的这段文字中也确实能够找出几处不够踏实难于放心的地方。首先，陈守良与四川医学院和心理所的人员有一定区别，后者更急于证伪（但相信者指责他们不实事求是同样是不公正的，毕竟他们并没有处在要把白的非说成黑的这种政治压力之下），而陈守良却在看到友人的来信之后就看出反对者有成见，他想给受试者一个更公正的测试机会以期得到更客观的结果。这个初衷不错甚至相比之下更值得推崇。他没有通过第一次测试就象普通人那样得出肯定的结论，而是想到并坚持要用密封试样进行测试，这也反映他在科研思维上的严密性。但是因为他从下意识与大多数的人一样希望看到奇迹（否则他也不会主动去找姜燕重新测试，更不会在当天又找到王强、王斌的家里），所以在看到牛皮纸封扎的密封字样的测试结果不太理想的时候，他主动征求受试者的意见，并依照她们的意见修改试样。听起来这种做法好象很合情理，其实是第一个被忽视的疑点和漏洞。假如受试对象作假，如果不做充分思考，就听取其意见修改方案极可能留下满足作假的基本条件。我们见过魔术师徒手变牌、变花、变蛇，因为他有准备、有经验、有道具，如果他主动提出要“变”什么，往往有把握不失手。 第二个漏洞是，密封试样可以隔断视觉从而避免作弊，但是当时的试样是不是充分经得起推敲呢？或者只是实验者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太阳光下看不透试样，并不表明试样真的不透光，其实，挡暗周边环境，用瓦数很小的白炽灯或手电筒日光灯下，看穿四层牛皮纸丝毫不成问题，若是改用白纸，哪怕十层也能看穿，大家可以自己试试。要想彻底解决透光问题必须选用金属箔或黑纸挡光。（有人或以为现场测试，透光不是大问题，而根据我的经验孩子往往有办法把试样带离现场，尤其这里是姐妹二人。） 第三个漏洞是过早采用了双盲测试，任由受试对象从几十个试样中自己挑选一个。陈守良以为试样是自己做的，自己的笔迹，不可能调包，但受试对象极可能借机夹带试样，比如以为她拿一个试样，其实却拿了两个甚至多个。魔术师表演“意念感知”台下观众写的纸条，就用这个办法。 第四个漏洞，陈守良虽然大方地请同事观看测试并提意见，但这些缺乏经验的人很难比他更高明，他们到场只能确认陈守良没说假话，而并不证明测试足够严密。正如单凭非密封纸团认字，陈守良自认看不出问题，但并不能断定真伪。他理应邀请比自己更在行的人到场，比如魔术师或者有江湖阅历的人，如果更有气魄甚至可以力请心理所的反对者一同观看。高估自己、低估对手，就犯了兵家大忌。 有人或者认为这几条漏洞并不严重，尤其陈守良95年的这篇文章提到在很多时候测试现场有很多人。我提醒大家，人越多条件越难控制，因为多一个少一个试样谁都看不出来，真正看过表演的人都知道，功能人往往要四处“走动走动”，到外面去“休息休息”。陈守良的文章给人的印象是两个孩子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连续测试那么多试样，我表示怀疑。在我本人的专职研究中看到远比王氏二姐妹更有名气的人，在杜绝上面漏洞的情况下，也没有干脆利落地成功过。当然许多事情不好比，万一当年的王氏姐妹确有超常本领呢？说到这里就要提及另一方人士看到的测试结果。 李良明是在空军第四研究所从事心理学工作的一位研究者。他们所还有一位名叫罗冬苏的人比陈守良更早更多接触王斌、王强。李良明对罗冬苏宣传耳朵认字很不相信，他认为只有初级生命的体细胞能够感光，象人这种高级生命身上的各种细胞已经有了截然的分化，只有眼睛才能感光，耳朵或身体其它部位怎么可能“认字”呢？况且这绝不是简单的感光问题，需要很复杂的操作才能构成脑海里的图像。但是光凭争论又无法说服罗冬苏。于是当罗去王斌家里测试的时候他也跟着去看。因为观点不同，在罗认为很可靠的认字过程中，李良明看出的却是疑点。他要求完全熄灭灯光来做，遭到拒绝；他要求做自己的密封试样，也遭到拒绝。下次再去的时候，他冒称自己带去的试样是罗的试样，但上面的标记被看了出来，于是摆弄两下即交回试样，说“认不出来”，并拒绝继续作测试。他就更怀疑了。他认为一旦“试样的外表不是她们过去能够认出纸袋中的碎片的某同志做的那个样子，或者某同志声明不是他做的试样，或者看到纸袋外设有标记的就拒绝辨认。” 他推断姐妹俩认字的秘密在于罗冬苏一次做了许多试样，而试样外面没有标记，因此试样里有什么字在里面，谁也不知道。很可能由于什么原因，一些试样在未进行测试前，就已经落入被试者手中，这种试样早就被打开，看过又重新恢复了原来密封那个样子，在试验时，被试者拿已知的试样顶替当时未知试样，说出纸袋里的字，使表演得以“成功”而能欺人耳目。于是他制作了外表与罗冬苏完全一样的试样，并托人带去测试，谎称是罗冬苏的试样。小姐妹愉快地接受试样并做了出来，去的人把试样与结果带回来后，李良明确认不是自己的试样，就把调包的事情告诉罗冬苏。罗听说李良明冒用自己的名义考验王氏姐妹并发现作假之后，大骂李的手段卑鄙，而不是有所反思。 李良明还设计了一种特殊的试样：在纸口袋里除了装着碎纸屑的字样外，还有一个从开口处看不到的夹层，里面是一个完整的字样。他的思路有其合理性，如果是偷看，从开口处看进去只能找到纸屑；而假如是真的特异功能，处于同等位置上的完整字句，自然应该被优先辨认出来。而实际辨认出来的却是纸屑上的字。这样他更加认定整个过程就是先调包、尔后拆看再又复原成初始样子。最终还组织了一次三方面代表的鉴定。他设计十个试样，罗冬苏提供纸袋，由室支部书记密封和烤干。试样当场做，另有观众做证。试样保证“撕开后不能完整无损地复原；特定的试样、特定的标注（偷换不可能）；猜中的机率尽可能减少；避免知道样品的人向被试者传递情报”。结果，王强、王斌一先一后轮流猜字，十个试样都是风马牛不相及，色、形、意完全猜错。由此李良明认为事情真相大白，决不与骗子再打交道，也不与自欺者为伍，他坚定地投身到了批判者的阵营。 或许李良明的测试次数还欠少一点，几次测试只是印证了他的预想，而实际说服力未必如他所想得那么强。他反感相信者从现象到结论是跳跃性思维，但他自己也有点浅尝即止，思维太过简单。比如辨认碎纸屑的那次测试，并不构成作假的直接证据，某些相信者认为有“意念操作”，即在拓扑的时空中用“看不见的手”拆看了试样，但仍属“特异功能”。所以他过早认定相信者不可救药，不再致力通过合作扭转相信者的错误观念。他的观察结果当年只被于光远提及，并未引起争论双方的充分注意。反对者本来就不信，多一个具体的事例并不增添多少反驳的力量；而相信者呢？似乎总是轻信自己的眼神，在内心掺杂着太多的其它社会因素，对于情绪化的意见当然更难听进去。 再有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邓伟志于1980年1月7日在《文汇报》发表了《耳朵、腋下“认字”目击记》，写了自己在看王斌、王强表演之后的态度变化，也非常精彩。 去年，八、九、十三个月，我在北京五次观看了王某两姐妹耳朵、腋下“认”字表演。每次试验十个字上下。五次中，有两次是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志一起看的，有三次是我为撇开干扰，单独与姐、或妹，或两姐妹接触的。五次的观感颇不一样，有个“否定-肯定-否定的过程。总的印象是：不看不相信，一看就相信，多看又不信。 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过去，我把耳朵认字当作笑料。尽管知道当时相信的人已占了大多数，我还是不信的。可是实地一看，我叹为观止了。两姐妹不只是耳朵、腋下能认字；她们的任何一个部位都能认字；不只是把纸头折迭起来能认出，把纸头放在金属制品的茶叶盒里也能认出；更神奇的是，两姐妹中，一个手中有纸有字，一个无纸无字，无字者只要同有字者的皮肤搭一下，无字者也能说出是什么字。凡初次来参观者，无不为之佩服。 可是，多看就有疑问了。随着我们试验的难度的提高，她俩的辨认率却跟着下降。我们多次发现，放进茶叶盒里的平整纸片，在经她俩的辨认之后，变得折绉了。耳朵难道还有把铁盒中的纸片折绉的巨大功能吗？既然她们耳朵中的奇异物质能够穿透金属，为什么不能穿透一层棉布呢？要不，她们干吗非要把纸片或铁盒放在衣服里不可呢？既然认字用不着眼睛，为什么不能把眼睛用黑布蒙起来呢？为什么别人写的字条，一定要她们自己用手按住呢？一连串的疑问轰击着我对耳朵“认”字的信任。在一次单独观察中，我听见放在腋下的茶叶盒在衣下打的声音。我的年龄不容许我当场揭穿她们，但我心里有了数：衣遮盖着腋；腋帮助了耳。 后来，我们试验了密封法，把写好字的纸放在小信封里，用浆糊粘牢，这下可把小姐妹难坏了。过了好大一会，一个也认不出。于是，她们请求拆封。我们一拆开，她们便认出了。浆糊何以会对耳朵“视线”有那么大的干扰？我们又做了这样的试验：信封上写字，信纸上不写字，不封口。交给她们以后，她们异口同声说：“没写字”。回答是对的。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她们为什么没看到信封上的字？这种“特殊视线”是如何绕过信封，而达于信纸的呢？──假如没有取出信纸的话。 再试下去，我终于渐渐掌握了她们发挥视觉作用的秘诀，这里恕我略而不谈。总之我认为，她们认得出，恰恰是运用了眼睛的功能；认不出，是因为很难施展眼睛的功能。可是，她们不这么认为。她们说有时认不出，或是因为情绪不好，或是因为腹中饥饿。有些学者也同意这种说法。可至今还未有情绪检测器，对此没有发言权。她俩以及一些学者还认为，有熟人在场辨认率高，没熟人在场辨认率低。我碰到几次辨认率低，大概跟我这个陌生人单独与她们接触有关。熟人怎么帮助她们提高辨认率，这里的“机制”有待深究。 在邓伟志的这篇文章登出来以后，短短两个月时间他收到八十余封信，强烈反对和强烈支持的人都有，反对的多于支持的，甚至骂人的脏话都出来了。为什么容得自己相信，居然就容不得别人不信呢？当真是人们的头脑简单吗？或者是现象复杂，或者是观众的心理复杂？为什么就找不到一个温和的办法共同寻找事实的真相呢？请注意邓伟志测试这姐妹俩的时间刚好在陈守良确信二人可以辨认密封字样之后。 在确信王斌、王强的功能之后，陈守良夫妇开始琢磨姜燕到底是怎么回事。 “姜燕有没有人体特殊感应机能也一定要通过严密的测试来检验，但是姜燕已经不能耳朵认字了，无法对她进行测试，不能判断她功能的真伪。” 他们想到王斌、王强认字成功时的兴奋气氛没准可以重新恢复和诱发因受刺激而丧失的能力。在8月19日他们带着王斌、王强去找姜燕，当时在场者有15人。 王强、姜燕和王斌并排坐在室内中间，面前不放桌子，面对测试者，四周都有观察人员，距她们约0.5-1.5米。先用非密封法，辨认折叠纸片中的文字，只有王强、王斌参加测试，姜燕仍然说认不出，不参加。王强只用了4分57秒就认出了放在腋窝下的折叠纸片上的“工”字，接着又用4分46秒认出了折叠纸片上的“元”字。王斌用了10分钟认出折叠纸片上的图画，一只兔子。这时气氛热烈，我们趁机动员姜燕也参加测试。姜燕受到大情绪的感染，答应试一试。……第四个测试的纸团被放在姜燕的右耳边，没有倒手，不到1分钟便认出是红色的“早”字。第五个测试样品是陈随手抽取的一个密封纸套，姜燕拿着放在左耳边，也没有倒手，用了1分10秒，说是制度的“制”字，蓝色的。收回纸套检查，纸套完整无破损，撕开纸套取出其中折叠的纸条，打开纸条，在中间有一个蓝色的“制”字。姜燕第一次成功地辨认出密封纸套中折叠纸片上的文字。我又随机抽取一个密封纸套让姜燕辨认。她将纸套放在右耳边，1分45秒后她说，是升起的“升”字。纸套完整无损，辨认正确。至此，在王强、王斌的带动下，在观察者们的热情鼓舞下，诱发姜燕原有的耳朵认字功能成功了。姜燕的特殊感应机能在衰退两个多月以后又恢复了。她不但能不用眼睛而用腋窝、耳朵辨认纸团中的文字和颜色。而且还能正确辨认出密封纸套中折叠纸条上的文字。 ……这一次诱发活动虽然成功了，但测试次数很少，还应多进行几次测试，一方面帮助她恢复这种功能，另一方面也要积累一定数量的数据。我们还考虑到对姜燕耳朵认字的功能有较大的争议，今后的测试可以邀请较多的观察者参加，请也们检查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否严密可靠，检查姜燕在测试时是否作弊。 这段文字很精彩，在高昂的情绪激励下，姜燕居然第一次就在现场连着认出两个密封字样。许多人可能同我一样差不多相信姜燕认字是真的了，不过，这里仍有一点疑问：“功能很强”的王强、王斌第一次见到密封试样时不愿意做，而受到心理所打击认为作假的姜燕居然第一次接触密封试样就认对两个，好象有点蹊跷。从文字中我们不知道王强、王斌这天有没有做密封试样，也不知道姜燕是不是曾经离开过众人的视线出去“休息”过，不能排除王氏二姐妹帮助姜燕的可能性。不要说这只是猜测，类似事情我亲自经历过，而当时在场的许多研究特异功能达10多年的老同志因为过分相信，未能看出破绽。 那么陈守良又如何看待自己的结果与心理所的结果之间的矛盾呢？既然姜燕有这种本领为什么还要作弊呢？首先陈认为姜燕是个8岁小女孩，把耳朵认字当成一种游戏，并不懂得科学实验的严肃性。其次他仔细分析心理所的简报，看出其中不够客观的地方： 他们与姜燕有过三次接触，第一次是4月4日在信访处，第二次是4月6日在心理研究所，第三次是在心理所，但简报只讲了第三次测试情况。第一次接触是否对姜燕进行了测试，第二次测试情况如何，简报上或是略去未提，或是以一句话“因忽略了实验现场的布置，让姜燕坐在一横一竖的两张桌子的拼命处，致使主试人观察姜燕的动作有困难，未能肯定她是否偷看”而轻轻带过去。如果第一次、第二次接触姜燕，对她的耳朵认字的考察是否定的结果，为什么还有必要进行第三次的测试呢？如果第一次、第二次接触中进行了测试并提到肯定的结果，为什么在这份发送全国各地的简报中却一字不提呢？ 问题提得好，但既然能够理解姜燕作弊，为什么就不能理解心理所呢？根据4月6日的“三套手续严密的实验”，心理所初步认为可能是真的，但后来受四川医学院的调查报告触动和启发，在4月19日做了更挑剔的测试，而这次确实看到诸多作弊的疑点。试问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后者还是前者可靠呢，难道一定要心理所描述在不够警惕时，现象是“真”的，而如果防范得很严格，就做不出来或者只是做假？岂不违反了科学所要求的一致性？况且在陈守良本人撰写的许多追忆文字之中，不是同样一字未提李良明和邓伟志的反面说法吗？ 陈守良确有很高的科研素质，他仔细地分析了心理所的最后一次测试，他相信找出了三项纰漏：其一，测试没有用密封法，虽然所有用胶水粘上的纸条姜燕没有认出来，但不表明讲清楚道理多试几次仍然做不出；其二，用纸条夹痱子粉或玻璃丝的方法不科学，在认字过程中往往有揉搓动作，即使没有作弊，由于纸片没有密封，痱子粉和玻璃丝也可能掉出来；其三，测试者有意给姜燕安排一个容易作弊的环境，果然受试者就按照设计的思路作弊了。而这种设计的目标不是检查“有没有耳朵认字”，而是“会不会借机作弊”。这几点确实非常在理，陈守良于是感觉内心释然了，不仅如此，他嘲笑心理所的人都是政治风派人物，因而不屑与这些人沟通对话。而真相又是如何呢？我接触到心理所主持测试的虞积生教授，他说，“假如耳朵认字确实是真的，我就是第一个提出科学报告的人，试想我怎么就会轻易放弃呢？”诚如斯言，而这个因素被陈守良漏掉了。 直到79年7月29日陈守良的态度还是不信，8月11日初次接触王斌、王强，仍然怀疑，8月13、14日他们的密封字样被认出来后，态度就全然转变了。到了8月19日看到姜燕认对密封字样，他们就已经激动到要为姜燕翻案，而不再另请高明看看密封手段是否可靠、测试程序是否有问题。这是否反映他的结论太过仓促，太先入为主呢？ 1980年2月4日下午，《自然杂志》编辑部组织了《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自此以后，“特异功能”变成了常见的词汇），出席会议的有全国知名的四川唐雨，北京王强、王斌等具有“特异功能”的青少年共14名，其中最小的8岁，最大的25岁，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对这些人所作的当场测试，不同立场的人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据《自然杂志》所发消息： 会议对邀请到会的14名具有耳朵认字特异功能的青少年进行了10次当众测试，约2000位科学、医务、教育界人士和各方面的同志亲眼目睹了人体的这种特异功能，由此澄清了去年以来对耳朵认字的真伪的争论。 ……他们除耳朵以外，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如头顶、腋下、手指、手腕、臀部、膝弯、脚底等，也都具有这种功能；各人的情况不一，有的在某些部位特别灵敏，有的则另一些部位特别灵敏。会议在上海科学会堂、交通大学、建国饭店、上海电视台等处进行了10次当众测试，目击者都叹为观止。原来不相信或将信将疑的同志，亲自看了后，不能不在事实面前表示信服。……（一些老教授老专家）指出，耳朵认字这种特异功能的发现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现在真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应该积极组织力量，有计划地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一旦有所突破，对自然科学和全人类都会作出重要贡献。 ……四川的唐雨和北京的姜燕、王强、王斌是在会上特别受到注意的几位。他们在多次的当众测试与老专家的面对面考测中，都成功地用耳朵、腋下、手指等部位辨认出图形、字迹和颜色，由此证实了他们确实具有这种特异功能，从而弄清了真相。 15 然而对比说会议如何成功，表演如何精彩，认为是“我国探索生命科学的又一新开端”等赞颂之词，怀疑者的描述却全然不一样： 耳朵会不会认字？自今年二月的上海会议以后，海内外都信以为真了，报刊舆论也一律了。全国的报纸，大约除人民、文汇、中青三家外，都转发了这则消息，有的还一发再发，一议再议，甚至连载，可是，这次的宣传是失实的，是缺少科学性的。 所有有关耳朵认字会议表演成功的报道，都没有报道按会议议程所作的那次表演，……原因是按照会议议程的那次表演全部失败。大会二月四日开始，会议筹备组决定：四日下午表演， 以后就不再表演 ，全部转入报告、讨论。为什么选择在四日？因为三日是星期日，可以让孩子们尽情玩耍，从而保证四日的表演。参加四日下午表演的是五名选手（经反复测试的最强者），其余儿童不参加表演，但同与会者见面。只让少部分人表演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成功率。表演的工具是蜡封暗盒，比较严格。为了防止舞弊，参加表演的五名选手不坐椅子，而坐桌子。可是，坐下不久，选手谢朝晖说不习惯坐桌子，要求换椅子，接着黄红武、姜燕、王斌也都在表演过程中从桌子上换到椅上，唯独选手王强坐在桌上不动，情绪轻松。但是坐了四十多分钟，没能认出，开始焦燥。最后，有人出来摸她的头，说她“想到门口吹吹风”。结果，一去不返。另一个黄红武，他三日曾在电视台上作过成功的表演。四日下午，他摸了一刻钟后，要求换暗盒，要求屁股认字，于是将暗盒一只放在屁股下，一只放在腋下。半小时后，他要求洗脸。他刚想偷看时，台下有人叫“偷看，偷看”，以致他没能偷看成。直到会议结束，他也没能认出。还有谢朝晖，他尽管在表演中不断掉换暗盒，但始终没有认出一只暗盒中的字。还有姜燕，她提住暗盒，一会把暗盒放在眼下看，一会儿放在耳边听，一会儿摇幌摇幌，一会儿放在膝弯处，但是直到散会，也没认出。最后一个是王斌：她对第一个暗盒认不出，再换一个还认不出，在王强退出测试后，她仍然是没认出。后来她主动放弃暗盒测试，要求改用纸卷。不料，不大一会，纸卷从她手上落在地上，她也没有察觉，还是一本正经地认呀认的认下去，甚至还变换认的部位。她虚幌一枪，乃至几枪后，举手报告：认出来了。认是认出来了，但要拿出纸片验证时，她找不到纸片了。殊不知纸片就在具有认字功能的皮肤旁边的地上，她没看到，最后还是距离纸片更远的眼睛看到了，她立即拣起来交给测试代表。这就是说，四日下午五名选手按计划的暗盒测试全部抵消败。原定五日发消息的报纸、电台，只好保持沉默，五日不发。 ……现在很多报纸讲：耳朵认字已不是真实与否的问题，而是在事实在前提下，如何研究的问题。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据我了解，国内宣传等部门，相信者居多，但科研等部门不相信的可能也居多。关于真实与否，本来是花上半天时间，花上几十块钱就可以弄清楚的。如今，由于主要由持相信态度的一部分人试验，由于采用大呼隆的方法试验，反而弄得人们糊里糊涂，将信将疑。 16 可见，我们既不能完全断定陈守良的描述不合事实，也难于断定就符合事实，因为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侧面。但是为他所信任的几位孩子似乎不能在有怀疑者在场的时候成功，也是一个事实。 由于姜燕功能的“恢复”，陈守良认识到可能广泛诱发普通儿童“耳朵认字”，他用周围北大教工的孩子进行了尝试，据说半数以上的孩子都获得成功。我曾遇到几位北大教授谈到自己亲眼看见周围的孩子“确实”被“开发”出了特异功能。但研究者理应反思一下，即使“特异功能”真实存在，如果达到如此高的比率，现象的真假恐怕早已解决了吧？这些数据的得出往往是几位老师把纸团塞在全班小孩的耳朵里，或者让孩子捏着纸团两手对抱插在一个两端开放但扎紧在胳膊上的袖套里，再看几人能认对。反对者如郭正谊和申振钰声称方法不严格，他们看到过孩子偷看，我也听说香港都有人指责纸条被孩子塞出袖套之外偷看。可见作为成年人的研究者有可能低估了小朋友们的“智力”。 陈守良曾经对我提过一件事。他有一位同学在上海生理研究所工作，有天晚上登门造访，出于友情他把已经睡下的女儿拉起来专门给他作表演。该同学当场鼓掌肯定，然而回到上海以后却四处传言，说耳朵认字是假的。如果站在不偏不依的中立立场，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此人现场看出点什么，只是碍于情面，不好当场说破。即使他有强烈的主观偏见，然而信口雌黄完全胡说，似乎没有必要；毕竟如若信服的话，他的同学作出划时代的科学发现，应该是一件引以为荣的事情，作为近水楼台，没准还能参与研究沾点光。当然，此人的作法有非常不妥之处，无论如何他应当婉转告诉陈守良如何加强控制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当面不好说，写信总可以。这种受人背底捅人一刀的作法，惹得陈守良非常愤怒，他因此割袍断义，认定天下政治投机的小人太多。受此事的刺激，陈守良拒绝与怀疑者、与他不信任的人打交道。其实，陈守良与何祚庥在五十年代隶属同一个党支部，两人的交情也不错，但我们奇怪地看到，作为著名的研究者与反对者，两人之中必定其一错了，而他们居然井水不犯河水，从来不接触或正面争论。我们似乎可以理解身处弱势的陈守良，但颇难理解身兼科学家及哲学家双重身份、同时又是社会活动家的何院士。 说起何祚庥，顺带也提一提他所亲历的一次测试。上海复旦大学与北京大学一样，也有少数教职员工对特异功能感兴趣，他们也发现“耳朵认字”可以诱发。电子工程系的邵来圣先生不仅是最积极的研究者，他的儿子便有经“诱发”出来的极强特异功能。强到了什么程度？说是随便从书架上抽取一本书，任意指定页码、行数，孩子能站在几米开外，不接触就“认”出合着的书中相应部分的字句。据说，最多一次“认”出了83个字。复旦大学以前的华校长曾有文字谈及自己陪同邵先生父子去著名老院士谈家祯家里，表演非常成功，谈院士高兴地为“人体科学”题词。 在时任物理系主任倪光炯教授的陪同下，何祚庥夫妇观摩了邵先生孩子的特异功能。提起此事，邵先生很激动，他认为自己孩子的表演很成功，何祚庥夫妇当时也曾鼓掌，怎么回过头又继续反对“特异功能”呢？ 我想依何祚庥的个性，如果他确实看出是假，恐怕不会只字不提此段往事；而如果他确信此事为真，恐怕今天也不是如此姿态。但他的缄默无法被感情激动的邵先生接受。不久前，我终于有机会当面向何院士了解他的真实看法，他轻轻一笑，是这么回事：当时在一只照像胶卷暗盒里装有一段铅丝，后来说是用特异功能给弄断了，可茬口是老虎钳夹断的，我当时并不信这是真的。但对方是孩子，我总不能让人下不了台。 果真如我预料，有不同倾向的人对于同一个表演得出不同的结论。反对者认为可疑的地方，相信者恰恰认为是特征：因为孩子在“意念”操作的时候采用的是老虎钳，所以才出现这样的断痕。可见若非双方心平气和地共同议定一个方案，共同操作，泛泛地争辩无疑于鸡同鸭讲。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为何不象当初在谈家祯家里一样，请小孩辨认书架上指定书中内容呢？为何不在铅丝上作上记号，然后将其锁在某个抽屉里，看能否凭“意念”而将其“剪”断呢？据说，在前一次表演结束后，何祚庥夫妇是感兴趣的，还提出请小孩去他们的住处再试一试，邵先生因为担心影响孩子第二天上学没有同意。事后，他才知道何院士的身份，非常地懊恼错失了一次良机。否则如果测试非常地成功，何祚庥先生可能转变观点吗？ 有一句哲言，“偏见比无知更可怕”。然而有哪个人不是通过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不是借助过去的经验理解事物呢？谁能作到没有一点偏见呢？陈守良看到许多人在批判耳朵认字的时候表现出有失公允、有违科学理性的偏执，所以决心亲自作不带偏见的公正测试。可是在反对别人偏见的时候是否自己又陷入到另一种偏见的泥潭中去了呢？ 在国内的特异功能研究者之中，唯有陈守良以其年龄、资历，以及实验能力算得上是一位权威。我至今非常敬佩他的耿直和骨气，他坚决认为自己研究的就是“特异功能”，而不是概念模糊的“人体科学”；他相信自己的实验方案是可靠的，因为这些方法经过了小组成员的反复蕴酿与研究思考，不大可能还有漏洞；即使有人对密封试样存有怀疑，可是对于他所操作的“遗留信息”测试， 17 似乎确实杜绝了作伪的可能。他因而坚信特异功能绝对是真的。 事实究竟如何呢？既可能是他撞上了“偶尔露真容”的耳朵认字，也同样可能是在过分自信的实践中受到了蒙蔽。谁若真能全面否定陈守良的研究，国内二十年的特异功能研究大概就都打上了问号。应该说一百多年来，西方超心理学的研究者就拿出了远比国内要多得多的、似乎看不出漏洞的实验，然而由于这些结果只被少数人所坚持，无法得到更广泛的客观验证，总是停留为疑案。毕竟科学实践是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活动，与世隔绝的封闭式研究，来自个人的、无法核实的发现，终究不能令科学界接受。作为坦诚而有思想观点的学者，陈守良非常值得尊重，但他的研究经历更是值得咀嚼和回味。 13 石景山区教育局1979年4月10日《情况反映》，参见《中国人体科学》6卷1期，p. 33。 14 陈守良、贺慕严，《中国人体科学》1995，5（4），1996，6（1）。 15 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自然杂志》3卷3期，221。 16 邓伟志，《异常现象与“三W”真像》，40，原载上海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宣传情况汇报》第14期。 17 陈守良、王楚、贺慕严等，《中国人体科学》，3卷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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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撒消了该公司的特异功能实验室
Helmholtz 2011-9-4 08:17
索尼撒消了该公司的特异功能实验室 何 宏 （原文定稿于1998年12月13日，曾在小书《“特异功能”探秘》作为附件发表。不仅索尼，NEC以及日本千叶国家放射医学研究所当年都有专门人员研究气功与“特异功能”。） 很少有人知道，世界著名的家用电器生产厂家日本索尼公司也有自己的特异功能实验室。98年7月7号的《南华早报》报道了索尼公司于今年3月撒消该实验室的消息，一些内情才逐步为外界所知。 索尼公司的特异功能实验室简称为ESPER（即“超常感知及功能态研究实验室”Extrasensory Perception and Excitation Research）。该实验室成立于1991年，主旨在于开发生产特异功能产品，也有日方人士声称这是非营利目的的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尽管世界上大多数的科学家及技术人员尚不太相信超常现象的存在，若是有人能拿出实用的产品，情况就会大大不同。据《南华早报》援引索尼公司有关人士的话，“我们已经用实验验证了超常感知现象的存在，但尚未找到近期的应用开发价值”，换句话说，实验室关门只是因为缺少商业价值。 索尼公司投资特异功能领域，主要是因为原董事长、公司创始人井深先生的支持，井深先生一贯对传统中医学及超常现象有着浓厚的兴趣。1988年，在他的支持下，公司设立了仍旧存在的“脉图仪研制部”，探索通过电子手段直接从脉象诊治疾病；1989年他又点头支持一些人专门研究“人体科学”、“生物能量”和“气”。从资料上看，主要是测量分析气功“外气”如何作用影响脉搏、皮肤温度等生理指标。1991年他专门抽时间会见了在日本参观访问的北京大学陈守良教授，陈教授是国内验证“特异功能”的普遍性、且可以在儿童中广泛诱发的代表人物。随即，1991年11月1日，ESPER实验室成立。 该实验室内共有五位研究者，佐古曜一郎担任主任。佐古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的数学与计算机系，随即加入索尼公司。他在索尼从事过光盘、光盘存贮器、8毫米录相带的研制生产，然后又进入声音识别及人工智能领域。他自述从小对超常现象有着浓厚的兴趣。该实验室虽然不大，但有专项研究经费，可见公司相信该项研究具有的价值与潜力。 1993年1月，索尼公司把ESPER实验室及脉图研究部合成了智能研究所；到1995年2月，ESPER实验室又从智能研究所脱离出来，划归公司的研究发展中心。同是1995年，奥姆教事件爆发，到底奥姆教宣传的神奇特异功能是否存在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不期望为外人所知的索尼公司特异功能研究（从未出现在公司的年度报告或网页中）也变成舆论的焦点并引起争论。实验室主任佐古承认，公司内部也有不少人认为他的项目极其“疯狂”。 此后，佐古曾到美国及欧洲进行学术交流，他报告了索尼的发现及实验操作方法。资料表明，索尼公司主要沿用中国的办法，对具有“特异功能”的少年儿童进行观察性测试，其中个别孩子曾经到中国接受“特异功能”的诱发培训。 索尼公司主要选取10岁左右的学龄儿童，要求他们不用眼睛识别纸团里的图文。字团大约四厘米见方，写上字（或图）后，一折、两折、三折，然而捏成纸团放在孩子的手心里、两指之间、或者放在耳道里。佐古认为，最好的地方是耳朵，能达到97.1%的正确率。佐古还报告说，图文越简单，认出的可能性便越大，但是若把纸团封在信封里，成功率便会大大地下降。这种结果与我国过去的数据也大体一致。 佐古认为，认字成功必得有九步过程：1）闭上眼睛（并非必要）；2）集中注意力；3）用意念打开纸团（也并非必要）；4）在前额部位出现亮点；5）亮点扩大成屏幕，四周还是黑的；6）图文显示在屏幕中；7）对其它部位进行扫描；8）记住内容；9）写下来。过程非常简单，正是国内人士熟悉的儿童主诉。 但是西方学者、包括专门研究各类特异功能现象的超心理学们均对佐古报告的索尼测试持怀疑态度，认为实验不够严格。西方怀疑的主要原因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后，西方同行们为争取科学界的承认，不断使实验严格化、规范化，但是伴随这个过程，所谓“特异功能人”的测试成绩却急速下降，最后唯有通过统计学的方法才能表现显著性，中国、日本研究者所说的80-90%的猜中率，对超心理学家们来说简直不可想象，鉴于西方一百多年前也是“超人”满天下，他们怀疑这是测试条件不严格导致的假象。以西方的标准来看，索尼的工作非常缺少对实验操作细节的描写，缺少严密的文字实施规程，难以排除报告内容其实是戏法的可能；其次东方人比较信任儿童，认为他们天真，常常疏于控制，但很多西方经验证明，孩子们有说谎的本能和天分，绝不能轻信主诉；还有，近几十年来西方超心理学的一致结果都是特异功能的作用能够超越时空，也就应当与包装无关，哪怕是铅封，薄薄的信封怎么明显影响成功率呢？佐古等人认为是规律性，西方超心理学家们却恰恰认为正是疑点，暗示极可能因为封装部分地隔断了偷看，但佐古坚持不存在偷看的可能，他说测试过程有录相证明，但这是否够呢？此外，西方研究者还认为索尼的发现前后自相矛盾，佐古报告说，受试儿童甚至可以完全不接触而直接感知纸团中的内容，情况若真是这样当然极有说服力，但包装就更不应该影响实验测试结果了。 索尼公司悄悄地从事特异功能研究，七年之后又尽可能悄悄地撤消了该计划，人们站在不同角度自然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说法。但既然已经证实了特异功能存在，有了这等辉煌的发现，仅因为“无法实用”而放弃不是太可惜吗？撤消实验室的决定或许同日本目前的金融危机不无关系，但更加可能的还是实验结果不够有说服力，而公司决策层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的争议，必须注意这个事实：索尼公司的井深先生已于1997年12月19日以近90岁的高龄逝世。另据老井深先生之子、索尼董事井深亮先生在最近一次学术活动中透露，索尼公司还在加强力度以期尽早完成图机的研制并投放市场。何以重此轻彼呢，自然有其内在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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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前的心得：人体科学研究的状况与发展方向
热度 1 Helmholtz 2011-9-1 08:48
人体科学研究的状况与发展方向 何 宏 （本文原作于1998年8月20日，即13年前的心得，过去未曾发表） 前言 　　 1979 年 3 月 11 日 ，《四川日报》报道了大足县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唐雨能够“耳朵认字”（张乃明， 1979 ）， 这一事件揭开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的序幕。人体科学狭义地来看就是指的特异功能研究，按钱学森同志的观点，广义的人体科学包括中医、气功与特异功能三个部分。总的看来，人体科学与人的精神意识状态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又与现有的科学框架及科学方法论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处在唯象观察阶段，尚未被主流科学界所公认。由于人力物力所限，本所在人体科学领域的探索定位在特异功能、气功外气的验证核实以及对气功用于航天事业的探索上。 人体科学研究在国内已经开展了近 19 年，由于诸多原因进展不大，只能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虽然少数研究者坚持自己看到了一些可靠的事件，科学界的大多数对此存疑甚至举出许多实例予以反对。举例来看，前面的《四川日报》报道后不久，四川医学院的几位研究者通过内参随即发表了一篇报告，认为当年 3 月份唐雨在该单位接受测试的几天时间里，在对 25 个纸团的辩认中，他认对的 16 次全是偷看，而对没机会偷看的 9 个纸团，则拒绝认字。但是在同年 2 卷 12 期《自然杂志》上，一篇署名报告 ( 何大华、丁先发等， 1979 ）声称 9 月份对唐雨进行的仔细观察，再度肯定他“耳朵认字”是真实的。同年北京的小学生姜燕也被发现有“耳朵认字”，她还一度在中科院心理所 25 位有关人士面前“成功”地完成了两轮表演， 49 次认字正确。见到内参后，研究者对测试样品进行了精心设计，在姜燕家的第三轮测试中，取得各种作弊证据，并推翻了原结论。可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的陈守良与其他一些同志，通过自己的严格实验，认定同是这个姜燕，真是具有特殊感应能。后者的观测报告可见《自然杂志》 2 卷 12 期（ 1979 ）“姜燕特殊感应机制的衰退与恢复”，及《人体科学》杂志 5 卷 4 期及 6 卷 1 期的“耳朵认字是真的吗？（ 1995 ， 1996 ）”。 上面例子充分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甚至对同一受试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了全然不同的结论。其他的人不论是亲身检验或者是引证不同人的观察报告、做肯定或否定结论时，说到底也同样是建立在一定的主观偏向性基础上。谁的结论真实可靠，外界很难客观评断。所以经过近二十年之后，在支持者看来“人体科学”已经获得可喜的进展，进入取了机理研究阶段，而在反对者如于光远、何祚庥看来，则“特异功能”和气功“外气”是地地道道的“伪科学”。 “人体科学”是否科学，“特异现象”究竟是否存在，从当年问题提出之日起，就激起社会很大争论。为维护社会稳定与安定团结的局面，中央在 1982 年专门作了指示，要求“不宣传、不争论、不批判，允许少数人进行研究”。从有利的方面来看，保护了部分人探索未知的权利，保证了进一步的观察实验；从不利的方面看，科学本身是开放体系，如果缺少批评与争论，研究结果的严密性、可靠性与科学性就难以得到保障，更无从被社会所广泛认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有了很大提高，学术气氛有了较大的自由的今天，人体科学有必要尽早走出封闭，走向开放。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但由于许多终极问题，诸如宇宙的创生，生命的出现及人类意识的本质及生命的价值等，仍旧难以获得完善的科学的解释，民众又因缺乏科学素养和严密的理性思辩，面对神奇的贯穿整个人类文明史、溶化在民间传说及宗教神话中的人体“特异现象”，常常会眼见为实，进而产生很强的宗教信念，甚至被各种迷信所左右。显然“特异现象”若是真实存在，就表明宇宙中存在着某种与意识相联系的未知能量，深入的研究可以发展哲学、发展科学；若是“特异现象”全都不过是人类的幻觉，是戏法魔术，那么古今中外有这么多的民众与科学家如此相信其真实性，这本身就是科学理应回答的重要问题，是社会学与心理学的重大课题。 国外在人体科学方面的研究 我国开展人体“特异现象”的研究其实比西方晚了一百多年。从 19 世纪中后期，西方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及科学家参加过“降神会”活动，据说会上“通灵”的“灵媒”可以召唤来神灵，并讲出正常情况下本不应该知道的信息。甚至许多信息是以亡灵的口吻与身份说出的。假如这不是彻头彻尾的骗术，当然是特异功能的一种形式。当年物理学家克鲁克斯，博物学家华莱士，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理奇特等许多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当年认可部分所观察现象的真实性。这是当年“灵学”的时代。 上个世纪末，在欧洲出现了许多研究“特异现象”的组织，最著名的是牛津、剑桥大学学者于 1882 年牵头成立的“心灵研究学会”（ 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 ）。“学会的宗旨是不带任何成见，以严肃、精确的科学态度，探讨各种备受争议的现象。这种科学精神曾成功地解决了许多问题”（吉尼斯， 1988 ， p.14 ）。因此西方把 1882 年看成科学研究“特异现象”的起点。研究内容包括对案例报告进行收集整理，去粗取精，筛选出有旁证、较可靠的部分；考查研究降神会中出现的具体现象及文字描述的准确度；对一些著名功能人进行受控观察实验等。但这些办法虽然可以收集具有一定可信度的资料，科学价值却不大，尤其难以说服不在现场的怀疑者。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后，许多过去认为很可靠的证据被找出存在缺陷和漏洞，是假象甚至骗局。研究对象或研究者的弄虚作假一度使“灵学”声名扫地。 本世纪初则以美国为中心，以心理学家为主体，展开了在严格控制条件下“特异功能”的实验室研究，这门研究精神与物质世界是否能直接相互作用、其规律如何的新学科叫作 Parapsychology ，希腊文前缀 para- 有超出、超越的意思，过去国内常译作“超心理学”。超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现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超感官知觉”，缩写为 ESP ，另一类是“精神致动” psychokinesis ，缩写为 PK 。前者指不通过通常的感官渠道对物体、事件或思维活动的感知反映，后者指不通过肢体而对外物或环境施加物理的及能量的作用。这与国内所称“特异功能”与气功“外气”效应完全一致。 1956 年超心理学的前沿科学家们为设定学术研究标准，为加强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成立了国际性的专业学术机构“超心理学联合会”（ Para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缩写为 PA 。虽然研究者不全认为“特异现象”肯定存在，但认同该现象值得进行研究，而且应当采取科学研究方法。联合会的总人数基本上在 300 人的水平。许多人是因为爱好兴趣在专业之外进行研究，真正专职研究人员在所有说英语的国家加起来也不超过 50 人。 PA 的学术刊物有《超心理学杂志》、《美国心灵研究学会杂志》、《心灵研究学会杂志》及《欧洲超心理学杂志》，代表了本研究领域的最高国际水平。 1969 年，以其严肃性，学术性，超心理学联合会被美国科学促进会（ AAAS ）接纳为下属机构，这是“特异功能”研究的一个里程牌。 　　 超心理学在学科定位及研究方法是成立的。问卷普查表明西方社会里有 60-70% 的民众甚至科学工作者认为“特异现象”有可能存在；在心理学家中该比例低一半，原因是他们知道人的感觉多么不可靠，多么容易被假象所欺骗；在决策科学政策的人中间只有 2% 的人相信， 20% 的人认为无法排除现象有可能存在。整体上超心理学影响力还相当地弱，一直备受争议。 但也确有一流科学家支持研究“特异现象”，曾至少有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致力使超心理学发展成一门常规科学。 1983 年的 PA 年会上，普林斯顿工程系主任杰恩介绍说，“共有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普林斯顿大学“特异现象”研究发表看法，两位是从性质上予以坚决反对，另有两位支持研究，还有两位完全持中立态度”。一些相当有名望的物理学权威，如亨利 . 玛格纳 (Henrry Margenau) 、大卫 . 玻姆 (David Bohm) 、布里加德 (O. Costa de Beauregard) 都多次表态，量子物理学不排除特异现象的存在性，后者甚至认为某些量子力学的公理正需要特异性的解释。研究超导而获诺贝尔物理奖的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布里安 . 约瑟夫逊 (Brian Josephson) 更是一位热心支持者，他认为自己所见的最强证据不是来自超心理学家，而是量子物理实验。可见对这些研究本身科学界是宽容的（ Broughton, 1992 ）。 但怀疑者及反对者批评的是，超心理学离成为科学还有很大的距离，最核心的是还无法完全确认“特异现象”究竟是否存在：过去观察性、传闻性的证据不足为凭，历史经验表明可能存在很多未知的漏洞；采取严格实验室措施后，所得测试效果的显著下降，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及可检验性比较差。即便目前在统计学意义上一些研究者依旧获得显著性的阳性结果，依旧很难排除可能是潜在的其它的人为原因所积累起来的。对科学而言，越是重大论题越需要更加过硬经得起检验的证据。除非能找出某个选定项目进行跨实验室的联合检验，除非找到可以阐释现象的理论，想要科学界承认超心理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Hyman, 1996 ）。 国内人体科学研究的状况 国内开展人体科学研究只有十几年的历史，相比于国外即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许多的不同之处。共同之处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没有能完全建立起来，科技界对现象是否存在还没有取得共识，经常引起各种争论，甚至被批判为“伪科学”。不同之处在于国内研究历史较短，而且只是进行少数人的封闭式研究，存在问题也不容易发现与纠正，所以在实验的规范性、严格性、可靠性等方面要比国外同行还有很大的差距。 举例来说，国内各地人体科学工作者都曾广泛报道中小学生中有 10-90% 的人具有一定的“耳朵认字”能力，西方却普遍认为找遍英国可能也找不到一个，而两位中国留学人员却分别在美国与俄罗斯做了中国特色的观察实验，甚至认为外国儿童成绩表现更好。所以更可能是因为缺少经验，中方的观察有误，尤其是认为孩子们不太可能作假的前题存在重大疏漏。 再比如，复旦大学与云南大学都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报告与论文，他们还经常接待外来人员的参观访问。据说现场表演的实验都很成功，令在场者很受震憾。然而当本所的人员前往考查与合作时，不费太大的劲就发现受试者弄虚作假，而且有人事后坦白说好几年都是如此，作弊者也不认为别人就是真的。但这样一些问题至今没能引起全国研究者的充分重视。 不宣传、不争论是对的，然而这种封闭式的状况若是继续下去，人体科学研究将永远处在摇篮里，无法成长为科学学科。如果现象是客观的，就应当接受严格、客观的检验，接受不同观点科学工作者的评议。 十余年来由于气功科研的虚假繁荣，气功热一直高烧不退，导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曝露出大量的社会问题。 1995 年，人体科学再度引起社会与科学界的关注，国家七部委于 1997 年 1 月颁布了气功管理条例，旨在加强管理、加强科研。人体科学领导部门也相应地提出了对人体“特异现象”进行存在性检验，提出进行严密实验方针。从 96 年 9 月部门学者提出建议开始， 97 年 2 月份开始选择检验项目并拟定公开的严密实施操作规程， 97 年 9 月形成了《人体“超常感知”现象测试规程》。规程中还明确提出了“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求同存异、协商合作”的十六字方针。为保证实验的科学性、可靠性、公开性，几百份文本发送给了对这一问题持不同观点看法的学者，广泛征求意见，这是突破性重大进步。可以说，在今后的数年中，人体科学界长到实验对象并拿出可以经受得起检验的实验项目，决定了学科能否顺利地建立起来。 人体科学的重点发展方向 在了解了国内、国外本学科领域的基本情况后，本单位今后的重点发展也就比较明确了。作为国内唯一正式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官方研究机构，本单位承担着极重要的工作责任。“特异功能”与气功已经成为很有影响力的社会文化现象，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一味地相信或不相信都可能被对方指责为迷信，只有通过实践、通过严密的实验，才能获得客观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才是真正的科学态度。批判或支持都应建立在可靠实验数据基础之上。唯如此，才有望以理服人。不论是证实或是证伪，我们的研究工作都是极有价值的。或者我们发现了科学的一个新的突破点，可以为民族争光，提高国力；或者我们可以澄清事实，为上级部门制订政策反对封建迷信提供可靠的实验依据。 “特异功能”（含气功“外气”）的研究难点是在如何判定结果究竟是正常或是异常的标准，由于不清楚事件之间的内在因果联系，找不出正常解释的现象经常被解释为“特异现象”。而其实有可能是人的或仪器的因素，或者统计处理不正确所造成。唯有设计严格的双盲性操作，进行开放实验，对结果进行独立核实检验，最终才能排除其它可能解释，才能形成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而真正做到这点难度极大，今天在世界范围也未做到，所以也有人认为对“特异现象”不能进行客观研究，但这也否定了人体科学上升为科学的可能。 气功研究的难点在于其定义的模糊性。气功爱好者常常打出民族文化的旗帜，宣传气功是中国传统的养身健身技术，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但是因为“内气”、“外气”均是些主观感受性的名词，“气”是否存在，怎样测量，至今尚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所以想要判断气功的功用、效应极其困难。许多概念原本可以约定俗成，但在气功界却不是这样，除了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的意识操作，太极拳、冥想、瑜珈、宗教仪式在气功界内容也被看成气功的某种形式。即便是一些姿态与呼吸动作是传统的气功精华，可是气功与体操动作之间有什么异同，气功与人体和生物反馈之间有什么异同，都是极待于回答的问题。爱好者们常将一切产生良性结果的东西都冠之以气功；而反对者则认为这些生理上、病理上的效果不过是精神疗法中的安慰剂效应（ Placebo-effect ）。所以要想使气功研究成为气功科学，首先就必须将气功特征明确化，并排除其它因素的影响。即使精心设计，这也将是相当困难的。 具体说来，作为人体科学研究的正式机构，本单位代表着国内研究水平，根据当前形势，全面积极地配合人体科学领导部门组织的存在性检验工作是我们今后数年里当然的工作重点。因为科学界、学术界还没有接受已有的证据，这些证据还远足以成为没有争议的证明。为真正做好存在性检验，目前的紧迫任务首先在于走出当前封闭性的圈子：一是必须向国外同行学习，全面借鉴他们的百年经验；二是必须搞开放性实验，在实验项目的可行性、操作的可靠性方面听取不同学术观点的专家学者意见，尽快拿出可靠的阶段性结果。其次，我们必须补充完善现有的仪器设备，添置在西方经受历史检验的测试系统，从而建立起国内一流、并达到国外现代先进水平的人体科学实验室。学术问题只能学术地予以解决，研究当然必须与国际接轨。再其次，我们必须尽早设定人体科学的学术标准，至今为止，因为语言障碍，可能也更因为文化的影响，许多研究者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国外的文献资料，缺少对本领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的认识，实验测试尚比较粗糙，报告论文缺少细节，不合规范的观察实验比比皆是，最后假为真时真亦假，使得整个学科无法登上科学殿堂。最后，我们的一切肯定或否定都还是只能建立在实验基础上，因此加强实验研究还是重点中的重点。要真正做好实验研究，一定要避免盲目性，要紧抓具有基本性、简单性、普遍性、可靠性，同时又颇具中国特色的人体科学项目展开较为深入详尽的研究。在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原则基础上，对国内国外过去的工作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批评吸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开放的、可重复的、客观可靠的实验研究，在较高层次上解决超常现象的存在性问题，才可能解除制约人体科学发展的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Broughton, R., 1992, Parapsychology_the controversial science, Ballantine Books. 陈守良、贺慕严、王楚等， 1979, “姜燕特殊感应机制的衰退与恢复”《自然杂志》 2 卷 12 期 , 781 陈守良、贺慕严， 1995 ，“耳朵认字是真的吗（一）？”《自然杂志》 5 卷 4 期， 161 陈守良、贺慕严， 1996 ，“耳朵认字是真的吗（二）？”《自然杂志》 6 卷 1 期， 30 吉尼斯， I. G. ， 1988 ，《心灵学》，辽宁人民出版社 何大华、丁先发、申正伦等， 1979 ，“关于唐雨耳朵辩色认字的考查报告”，《自然杂志》， 2 卷 12 期， 780 Hyman, R. 1996, “ Evaluation of the Military’s Twenty_Years Program on Psychic Spying ” , Skeptical Inquirer, March/April pp.21 张乃明， 1979, “大足县发现了一个能用耳朵辩色认字的儿童”，《四川日报》，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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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立即中止在少年儿童中诱发“特异功能”的呼吁
热度 1 Helmholtz 2011-8-27 07:08
关于立即中止在少年儿童中诱发“特异功能”的呼吁 何宏 施建农 （原文著于1998年8月17日，是基于现实考查情况后，与中科院心理所施建农博士共同基于社会责任感所形成的意见，因敏感性及其他技术原因文章仅在人体科学管理层内部小范围流转）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了大足县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唐雨可以“耳朵认字”的消息，引起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不久，一些热心的研究者就“发现”，“人体特异功能”在中小学生中具有普遍性，至少可以轻易“诱发”出来。所谓“诱发”，就是通过录相或语言文字的介绍让少年儿童（个人或群体）相信“超常现象”的真实性，努力开发自身功能。据说非常简单，无需更多技巧。 一时间，少年儿童的诱发实验成了中国特色的研究项目，有来自云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其它数十所大专院校的重复“证实”。《中国人体科学》杂志刊登的论文表明，出国进修人员在美国及俄国的儿童中间，也获得同样成功。这些重复似乎说明现象的“客观真实性”。 可是，我们注意到，国外学术界舆论普遍认为人体“特异现象”的存在性尚未获得科学确认。包括专门研究特异现象的西方“超心理学家”们，也认为很难拿出强有力的证据，在近代他们只能通过微弱的统计学偏差肯定现象的存在。所以，对国内惊人报道，西方研究者持相当怀疑的态度，自八十年代初便期望能邀请中国的少年“超人”到西方进行检验。他们不理解怎么中国有这么多“超人”，何以西方却难得找出一个。事实上，1981年有一批持支持态度的超心理学家、1988年有一批持反对态度的超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代表分别访华，可是考查结果都相当不理想，未能发现置信的证据。尽管时间太仓促，不足以全面反映问题，但他们注意到因为缺少经验和信息，国内的所谓“实验”操作过于粗糙，尤其把孩子的“天真”主诉当成证据，方法上根本不成立。 我们认为，人体“特异现象”的存在性应当得到严肃认真的科学检验。是真，可以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真假，可以研究社会及个人的复杂心理规律，可以为科学处理宗教信仰及打击封建迷信提供可靠依据。但探索归探索，我们认为在少年儿童中“诱发培养”当今科学界尚没有定论的“特异功能”，失之轻率。不仅对未谙世事的孩子极不负责，而且可能导致严重法律纠纷，全面破坏当前的宽松气氛。有关领导、管理部门理应出面予以制止。 我们的观点有亲身的根据：一位作者已有三年多专业研究经验，接触过大量的“功能人”。这些人或者执着于无可检验、无法证实的感觉，分不清幻觉与真实；或者心理阴暗，弄虚作假、假话连篇、缺乏对朋友及对周围其他人员的信任感，文字闪烁、逻辑混乱。包括大多数“老人体”科学工作者也承认，“功能人”与常人不一样。当然这有可能是异常人群的异常表现，但站在社会的角度，很明显这些人的身心不健康，有心理及精神障碍，绝非少年儿童的学习榜样和人生目标。 我们具体接触过一些经“诱发培训”的群体：两年前复旦大学的八位临时工不仅被抓获集体作弊，而且一人私下承认，数年来一直这么“表演”挣些出场费，她并不相信同伴中谁有真功夫；经推荐，507所录取了内蒙古“功能班”、在杨殿相看来“最好”的一位功能人，（以下删去六十字）；云南大学的研究者声称，能够轻易“诱发”出特异功能，可是我们观摩表演时发现，孩子们忍不住地会有小动作，自发地出现偷看等现象，而本地研究者却看不出非常明显的作弊动作，包括他们所推荐的孩子重复偷看，他们也竟然视若无睹（的确未看出来）；山西XX市与气功师合作进行“智力开发”，培养“集现代科学与特异功能于一身的‘双精’人才”，近两年已经“培养”100多人。受人体科学办公室委托，我们组织参预了一些考查，初步发现，尽管孩子们自述有特异功能、家长们自行检查后也相信，但事实上不少孩子因作不出来憋得现场伤心哭泣，或者重复性地作弊，有些技法还很高超，难以被常人发现，我们认为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些儿童中出现了人格扭曲，精神变异。 出于科学家的道德良心及社会责任感，我们呼吁中止在少年儿童中进行“特异功能”诱发，当然这并非绝对肯定孩子们没有“特异功能”，而是指出诱发中潜在的巨大副作用，指出一些研究者过去工作的粗糙及不可靠。需要清楚指出的是，“诱发”过程就是利用语言文字及表演使孩子、家长、及当地其他的人员全面相信“特异功能”的真实性，然后练出别人看不穿的“本事”，这种操作本身是否明显违反中央关于“不宣传”的批示？自以为是地“开发特异功能”或“开发智力”，是否属于主管领导讲话中所禁止的“特异功能”应用？况且，即使个别孩子真的出现“特异功能”，与绝大多数纯真、无辜儿童所受心灵创伤相比，我们怀疑结果是否得不偿失。有没有人考虑过孩子家长法律起诉培训者及研究者（教授、专家并非真理化身，都会犯错误）的可能性？如果注意到包括全世界各大宗教都声称“正法不讲神通”，而个别研究者却过于相信自己看不出来的就是“特异功能”，甚至在孩子中广泛地开展长达数月、数年的“诱导”，很难说是负责态度。 社会的、科学的每步发展都需要付出代价，可是绝不要因为“智能开发”、“潜能开发”，造成无辜孩子们事实上无以弥补的精神创伤。为此我们呼吁中止在少年儿童中进行“特异功能”的“诱发”以及其它各种形式未经科学证实的“智力开发”，提请有关管理部门及科学研究人员凭着职业道德感及社会责任感，谨慎再谨慎，三思而后行。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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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耳朵识字”现象三十年祭
热度 3 Helmholtz 2011-8-26 08:33
中国 “耳朵识字”现象三十年祭 何宏 （ 本文上次最后修改为1999年5月，这次仅改标题一字，“二十年祭”改为“三十年祭”） 《四川日报》1979年3月11日的头版发表了一篇千字的通讯，题为“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辩认字的儿童”。这篇短文引发了国内各界人士对于这类现象真伪的激烈争论，并由此拉开了国内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序幕。 据《红领巾》杂志社的调察报告，这件事并不复杂。唐雨当年12岁，小学五年级，家住四川大足县团结公社建立大队。自从1978年开始，便在小朋友中用耳朵猜字打赌。当时小学老师以及小学领导发现了此事，认为这是搞迷信，宣传唯心主义，不准唐雨再用耳朵猜字。可是这件事越传越神，连学校老师也感到疑惑不解了。79年的2月16日，当地的老师把唐雨带到办公室写个纸条折叠后当面测试，没有半分钟就认出来了。有的老师怀疑有假，中午再去测试，再试再灵。2月17日，各大队的小学老师到公社开会，谈起此事，其他老师都不信。于是又打赌，大家一起到了唐雨家里，加上围观的社员不下20余人。周兴国老师故意在事前就写好不成词句的四个字“牛打马角”。交给唐雨用耳辩认后，唐雨说：“不是一句话，是牛打马角”。打开一看，一下轰动了所有在场的群众。事情传到公社，公社就又组织了几个人到唐家院子去考察，结果公社也不得不信了。2月18日，团结公社正式向县文教局、县科委、四川日报、中国科学院等有关领导机关写了报告。 县上接到报告后，派县科委何大华、县文教局隆祥海专门下来考察。何大华原在公安局工作，隆祥海过去也办过案子，办事都很精细。2月19日，他们首先查访了唐雨的祖宗三代、亲戚朋友以及当地群众有没有耍魔术的（确实没有）。然后把唐雨叫到一个僻静的屋子，专门考了几个儿童不常见的名词“遗传工程”、“法拉弟”、“集成电路”、“仿生学”。他们特别严密地防止唐雨有任何魔术动作。结果，除第一个认成“贵付工程”外，其余都认对了。2月22日，他们又做了两个字数很多的纸团。一个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一个是：“为四化学文化，学科学，永攀科学高峰。”他各认了9分钟，全认对了。 经过这样多次的反复考查以后，2月23日，县科委向江津地区科委用长途电话作了汇报。第二天地区科委与文教局就来了人。3月2日，地委书记白兰芳、聂荣贵亲自考察，认为属实后，随即由地委宣传部、地委科委向省宣传部、省科委写了正式报告。 3月6日，省委书记赵紫阳听了汇报后，指示：“ 请省科委认定一下，如确有研究价值，要给以必要的支持和保护。” 当天，省委副书记杨超到江津地委亲自对唐雨作了测试，发现唐雨不仅能用耳朵识字辩色，甚至手指部分，也有这种功能。 3月9日，省科委把唐雨接到了成都，住在锦江宾馆256房间。3月10日，省科委主任韩正夫等接见了唐雨。考了“雨”、“力学”等字的纸团。唐雨用手一摸就认出来了。 3月11日，《四川日报》报导了这一消息后，两三天内，唐雨的住处，从早到晚，纷纷要求测试和围观的人群，水泄不通。为了保护唐雨的健康，并进行科学鉴定，省科委决定从3月13日起，一律拒绝接见来访者。专门由四川医学院派专家前来考察。 1979年4月23日的《国家科委、中科院信访简报》第93期及6月2日的《人民日报》刊出了四川医学院调查组的报告的简要内容： “3月13日至20日，我们对大足县小学五年级学生唐雨“用耳认字”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调查的目的是：明确唐雨为什么能用耳认字，他的耳朵或身体其它部位是否具有超常的生理功能。 首先，我们对唐雨的基本情况作了一些了解。他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现年12周岁。从5、6岁起，经常扯谎，并以为乐。现已学会抽烟。第一次“用耳认字”就是为了骗取别的孩子的香烟开始的。我们曾4次与他一道玩扑克，几乎每一盘都发现他采用多拿牌、窃取大牌、藏匿小牌等手法，弄虚作假。 在8天的时间里，我们对唐雨做了25次试验，他有时用耳朵“认字”，有时用手指、头顶、小腿、足底“认字”。我们发现，除有六次偷看未成、拒绝辩认外，其他19次都偷看了纸条。他偷看的手法多种多样，经常变换，大致可归纳为： 1）先观察周围形势，见有机可乘才答应“用耳认字”，如监视很严、难以作弊时，就拒绝“认字”。 2）常采用拖延或推诿的方式，以分散大家的注意，寻找可乘之机，有时拖上半个小时至一小时才开始“认字”。 3）用手摸字时，像变魔术似的做些动作，故弄玄虚，设法用手指搓开纸团，利用自然光透照或偷看。 4）用耳听字时，先分散观众注意，然后将纸团拿在隐蔽处偷看。 5）如别人当面写字给他辩认，他则站在远处凝视别人笔动，或在别人背后通过腋下空隙窥视。 6）如在夜间，则关掉灯，待眼睛对黑暗适应后，利用窗外微弱的光线辩认。 7）用被子蒙着头认字，则躲在被子里，借缝隙透进的光偷看。 8）所谓到成都之后的新发展──“过电”，即将纸团放在别人的耳朵旁，唐雨用耳贴在该人的背上可以听出纸团里的字。手法是，唐雨手中先有一个假纸团，然后以假换真，把假纸团放在别人耳旁，自己则以耳贴此人背后，偷看真纸团里的字。 总的说来，唐雨弄虚作假的手法比较快，基本上采取了魔术师的那一套，但并非十分难于识破，只要认真观察，就可以看得出来。唐雨采取以上种种骗人手法，是否说明他智力超常呢？3月15日晚，我们对他进行了一次智力测验，共出7题，除有一题很简单且有人从旁帮助做得较好外， 其余6题成绩很差，说明唐雨智力在同龄孩子中并不高。 根据以上调查观察，证明唐雨的耳朵并不能“认字”。耳朵只能接受声波传递的信息，不能接受文字传递的信息。这类科学知识有必要在群众中加以普及。” 落款是调查组的四位成员：科研处副处长吴家汶、精神病学研究室主任刘协和、眼科主治医生刘安负及科研处的陈开俊。报告的完成时间是4月3日。 相比于之前那些地方上的考察者（有曾在公安部门工作的人），四川医学院的这四位人员显然要更专业，尤其这里面有精神病学主任、眼科主治医生。虽然报告还带有一点情绪色彩的词语，但应该说考察很细致很充分，除开“认字”项目，还了解了家庭背景、从打扑克看到了人品、还考了唐雨的智力。任何人似乎只要不带偏见都应该能够看清事实。 但这里还应提到恰恰同期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中科院心理所曾对石景山区一位年仅8岁的小学二年级学生姜燕做过两次测试。 1979年4月4日，姜燕在区教育局和学校老师的陪同下，到科学院信访处上访，说她能用耳朵“认字”。4月6日，姜燕被接到心理所用三套方案进行了测试。据说当时测试结果很成功，辩认50个试样，认对了其中的49个，到场观看的20来位心理学研究者全都签字认可该结果。心理所领导还提笔给中宣部打了报告，说“现象是真实的”。 然而，报告刚刚送上去，中宣部4月12日的《宣传动态》第8期就下来了，在谈到唐雨认字现象时说： “对此奇闻，很多人都表示怀疑。我们认为，即使确有其事，在未作出科学鉴定之前，如此公开宣传，也是不妥当的。这种宣传，徒然增加人们的迷信传说和助长各种离奇的谣言呓语的流传，对我们的事业没有任何好处。类乎这样的事，过去也曾发生过，事后证明都不足信的。我们应当记取教训。” 随后四川医学院有关唐雨作假的报告出现在内参上。心理所于是赶紧在4月19日上午追加了一次实验。在这一次的检测中，却得到了与第一次完全不同的观察结果： “首先我们让姜燕坐在室内中间，面前不放上桌子，四周都有人观察，距离1-2.5米。在这种不利于作弊的场合下，让她辩认了十多个折迭多层的带字纸条。结果确认她每次都花了很长时间，做了许多假动作，寻机偷看了5次，另5次因偷看不成未‘认出’”。……为了获得具体的作弊的物证，我们对实验的纸条作了一些特殊的安排： （1）纸条中有3张夹有细玻璃丝，若纸条被打开过，则细丝会掉出来。结果一张写着‘迷’字的纸条，被姜燕‘认’对了，但夹在里面的玻璃丝掉在地上，当场由主试者拾起。另两张纸条她说‘不出字’，未打开即退回主试人员。 （2）有一个纸条里包有痱子粉，纸上写着‘0.5’，姜燕认对了，但当即主试人员发现姜燕右腿上部的裤子上有一片白色的痱子粉的痕迹。说明她在该处打开了纸条。 （3）所有用胶水粘上的纸条，姜燕都‘认’不出来。……此外我们也曾做过这样的实验，让她闭上眼睛，以及别人拿纸条放在她耳边时，均不能辩认出纸条的内容。根据以上实验结果，我们认为，姜燕所谓‘用耳认字’完全是假的。” 4月23日中科院心理的这份题为 《揭穿“耳朵认字”的骗术》报告刊登在第92期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的信访简报上。4月24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就在这份简报上写下批语： “穆之、井丹、绩伟、曾涛、香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出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相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种笑话相比美的事情，我们该要多么警惕啊！该要多么努力联系实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啊！” 根据《人民日报》的情况简报， “自从3月11日的消息之后，全国陆续“发现”一批能用耳、鼻、手、指、脚趾、胳肢窝、胃、前额认字的奇异人物。据国家科委统计，从3月14日至5月5日，全国12个省市报来20名。其中省级科委上报的2名，地级科委上报的4名，县级科委上报的3人，基层单位推荐的3人，个人反映的8人。（据了解还不止20名，因为光北京就有3、4名知道的人不在其内。）这20名中，9至15岁的有14人，都是在校学生，20至30岁的5人，40岁的1人。其中最新奇的是有人可以把写字的纸团吞到胃里，然后再抓住另一个字纸团放在耳朵上听，同时把这两个纸条上的字都认出来。还有安徽芜湖地区科委副主任姚先锋让宣城县初一学生胡联听自己的胸下侧，竟连姚身上藏了几十年未取出来的弹片也听出来了。” 但是这些消息可信度看起来可能并不会超过唐雨与姜燕的案例。 1979年5月5日，新华社高级记者陈祖甲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从‘以鼻嗅文’到‘用耳听字’”。文中举了《聊斋志异》里《司文郎》中瞎和尚用鼻子判断文章优劣的故事， “如果有谁那么认真，硬说瞎和尚的鼻子有什么奇特的功能，并列入科学研究项目，那势必叫人笑掉大牙。……以鼻嗅文之类之所以荒诞无稽，是因为它违反了常识，完全是反科学的。科学常识告诉我们：写的字只能反射可见光，决不会发出什么声音，因而只可用眼看，不能用耳朵听。……可是，少数同志不是这样，他们往往放不下架子，不懂装懂，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见到一些新奇之事，便以为发现了‘新大陆’，也不问问是否科学，又是接见，又是鼓励，闹了个大笑话。” 5月1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叶圣陶的文章， “耳朵能听字，稍有科学常识和唯物主义观点的人决不会相信，这种荒唐的新闻本来值不得驳斥。……使人触目惊心的是这些报纸都把它称作‘科技新闻’。……问题的严重还不止于此。有的学校竟叫小学生一个个作实验，要从中找出能用耳朵听字的。请想想，这样的试验对小学生是什么样的教育！……昨天遇见周建人同志，他也关注这件事。他说，在搞四化的今天却有这样的事，简直是丢中国的脸。” 在这种形势与压力下，四川日报编辑部于5月28日向省委宣传部，四川省委宣传部于6月5日向中宣部进行了自我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陆续收到对这一阶段“耳朵认字”以及祖甲和叶圣陶文章的反映，其中一些读者表现出极大的愤懑情绪甚至出言漫骂。 在这种情况下，6月18日的香港《明报》发表了李学联一篇“以耳认字未必荒谬”的文章，针对国内的争论，他介绍了国外自19世纪中期之后的一些重要科学家参与研究灵学现象的基本情况，并总结说： “‘以耳认字’的真假，本身是一件小事，然而在中国官方处理的态度上，反映出某些领导人的科学知识恐怕还够现代化，态度似乎也不大科学化。……超感官知觉研究，就是不通过眼耳等感官，而得到视觉、听觉等，还包括预见能力等等，内容颇为丰富。这门学问美国的科学家也组织团体研究……‘超感官知觉’的学问还在幼稚阶段，那是事实……多数实验都证明，存在这种现象的比率极大。希望中共官方在对科学问题作出任何结论之前，态度更科学一点，对于还不明白的事物，不妨持怀疑态度，不要过于武断。” 这篇文章对于国内正在检讨、坚决抵制和谨慎观望的人不缔于强心针。 连唐雨一案这时也出现了反弹（当然也包括姜燕的案例）。1979年9月3、4、5日江津地委和大足县委又再次组织人员进行了联合调查，并得出“客观”的结果， “唐雨的耳朵能辩色识字，这是客观存在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任何人也否定不了。” 10月5-13日，由江津地区科委、宣传部、人民医院组成的小组进行了十一次测试，在10月16日的报告中写道， “我们认为唐雨耳朵辩色识字的功能确实存在。” 10月24-26成都《红领巾》杂志社又组织了七次测试， “认为唐雨耳朵认字辩色是客观存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次考察报告中都提到为避免唐雨弄虚作假，特别研究了四川医学院提出的几种作伪办法，拟订了一定的测试要求，比如大部分纸团是提前写好并揉成团带去的；测试中一概由考察人员把纸团放入唐雨的耳朵后，才准他用一只手摸；凡需换耳朵听时，由唐雨提出要求，征得考察人员同意；听完字后纸团必须交由考察人员拆开验证。虽然这么一来就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测试，耳朵辩色认字功能变得较弱和不稳定。 接下来，唐雨和他的哥哥唐可飞在11月12日给中国科学院写信申诉： “唐雨在上年3月份，省科委接到成都考证两个星期，初先考试效果很好，很正确，由下而上：（生产队、大队、学校、公社、区、县、地、省委）等几百次考试，取得了一定成绩，唐雨在成都时间过久，到最后几天，因他脑袋里混乱了，听字情绪不太好，再说：一是考者过多，二是又休息不好，三是睡眠不足，所以如此。 “四川医学院的负责同志：（眼科刘安贞、神经科刘协和、科研组吴家汶）随同唐雨数天，亲眼所见有关人员考试，属实，并且他们3人亲自考试10几个纸团，唐雨用耳朵认字，全部给他们正确说出，可是他们三位负责同志，始终不相信，硬说唐雨是假的，是魔术，这实是无可奈何。为此我们弟兄两个是含冤滚回老家，在回家第二天，唐雨忽染重病，几乎死亡，经医生抢救留得性命，但是唐雨生病后，他脑袋里现字未消失只是看不清楚了，听字功能退化。 “凄怜的唐雨，12岁的孩童，受这不白之冤，我们家庭受这一打击，更使我们全家人，日夜不安，昼夜不眠，痛心呀！痛心呀！我们受打击道（倒）也无问题，可是一些领导干部替我们受批评、作检讨，真是另（令）人难堪……。以往不谈了，要实验检验才是唯一标准，即有不相信的人们，有辱尊驾，不怕奔波，来考一考唐雨，我们特别欢迎。” 问题开始变得复杂了，相信者与反对者因为各自的信念而看到不同的“真像”。相信者认定反对者是政治挂帅，先下结论，再找证据，用浅尝即止、以偏概全的测试，把所有的现象都臆测是假的；而反对者则先入为主地认定这类事情原本就毫无可能，经过一番检验，证实确是假的，不屑于再去反思自己的结论是否充分、是否全面。之所以四川医学院揭露唐雨、中科院心理所指控姜燕作假的报告会被“翻案”，原因就在于相信者认为对方的鉴定意见不客观，是戴着有色眼镜得出的偏面结论。显然如果没有双方公认的测试方法，没有不同观点的人员的共同参预，单方面的测试结果很难得到对方的认同。在今天（指十年前）似乎双方可以接受这种办法：由不同观点的人共同组成联合测试组，共同论证测试方案，邀请魔术界人士参预，多次重复，以期得出客观的结论。然而在当年，人们总把事情同政治连在一起。一位受人尊重的老将军说：有人想借此打倒一批老干部，你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拿出可靠的证据。另一边的带头人则说：明明是假的，不可能的，干嘛还要与它争鸣？ 正是由于缺少民主与宽容，缺乏相互尊重与沟通，缺少双方共同操作的公平公正的测试，尤其因为现象的真伪和测试者的名誉甚至政治地位联系在了一起，情绪对立的群体之间相互讽刺挖苦。在这种情况下，试问如何得出没有争议的结论呢？对于同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角度总可以看到不同的解释：相信者可以说，“ 即使在100次里面有99次作假，只要一次是真的，就值得认真对待”， 对于被发现的作假，他们辩解说 ，“测试对象不懂得科学实验的严肃性”。 对方却反问 ，“既然做假，怎么保证那一次是真的？” 他们奉行的原则是 “不与骗子打第二次交道”。 遗憾的是，面对几位没有任何背景的小孩子，明明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检查清楚，解释清楚，最后却弄得双方向中央领导告状申诉，寻求行政支持。最后 “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允许少数人研究” 的指示，反而使得耳朵认字的真象成了长期的疑案。除了“不宣传”，象“不批判、不争论”也都是违反科学发展规律的，在此基础上的“少数人研究”又如何得出公认的结论呢？ 在表面上的相安无事的背后，宣传却无可避免地以民间方式在悄悄进行：有哪位“大师”不宣称自己有比“耳朵认字”强得多的“神功异能”呢？有哪位“宗师”、“掌门人”不是借此吸引学员形成庞大的带有会道门色彩的组织的呢？又有哪位不是借助少数科研人员未必可靠的实验而滥加发挥大作文章呢？对于如此局面，似乎从信念与原则出发，而不是致力于在民众中提倡求真、求实、理性及精确的科学精神的反对者同样难辞其咎。
个人分类: 特异功能与气功研究|10754 次阅读|7 个评论
科学家不怕鬼的故事：对有“猜字”功能小女孩的持续观察
热度 6 Helmholtz 2011-8-20 10:34
对一位有“猜字”功能小女孩的持续观察 何宏 　 1995年7月，山东省平原县科委向我们推荐了一位11岁的小女孩，称是有“猜字”的本事。说是“猜字”，其实是要把写有字的纸片折叠后捏在手里，不用眼睛看，却能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因为听起来所介绍的情况极似1979年的唐雨，我们便写信请父母带她来京。 小姑娘很纯朴，过去没有听说过北京大学生物系陈守良训练出来的小孩，他们“耳朵认字”是要通过前额的“屏幕”展开纸团纸片“看”到颜色和图案。她在回答我们追问的时候说，偶尔会听到一个老头的声音告诉她是什么字，有时是说字有几划，然后几划的字便逐个闪过眼前，或者有一排排的字从眼前溜过，而当出现正确的文字出现的时候，她的眼皮会跳，会提醒出来。她也不仅能“猜”字，也能辨色和辨图案。还在谈话中我们还了解到，在发现她能“猜字”之后，学校就开始有别的孩子模仿，但她指责那些人全都是偷看的。 　　我们的测试是从松到严，首先是联络感情，巩固信心，然后请她以最拿手的办法表演。我们看到，把纸条叠起来递给她之后，她捏在手中然后就有多种手部动作：双手捧纸条，双肘交叉伏在桌上，皱眉低头等等。若是旁边的人盯得太紧就很长时间认不出，若是盯得松，立刻就能报出答案。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增加控制：一是把字条紧紧地卷起，再用浆糊粘住外端；二是把字条装进黑色纸袋再用书钉封口。她总要不断地在房内进进出出，才能做得成。有一天下午，我们开会暂时离场，在无人监控条件下她将所有纸卷全部看出并写在纸上。但当我们收起她的答案，勉励她再当面认一个，她说什么也不干，这自然更增加了我们的疑心。而对她交回的由普通钉书钉封口的纸袋试样，我们总是发现书钉正常所有的园弧度变平了，尤其在有些字样上赫然出现了四个洞，暗示她打开了纸袋，偷看之后又用新的书钉顺着黑纸袋上的孔穿了回去。 　　自打我们加强封装（比如用环氧树脂焊死钉脚），严禁把试样带离现场，经过两个星期，仍不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于是打发她回家。大概是为了向相当尴尬的父母解释何以在家里行，而北京不行，她好几次地推说头痛，肚子痛，但从未说过表面友好的我与我的同事陈朴“干扰”了她。 但既然在八十年代曾有那么多的人、包括大学教授都对“耳朵认字”说得言之凿凿，甚至于说家中有“闹鬼”现象的“自发超常功能”可以经诱发而成为可控可展示的“特异功能”，虽然心中有些不安，但我们仍寄希望或者她可能通过练气功或者诱导的方式练出可接受核查的“特异功能”。我们给她放其他人的“特异功能”表演的带子，教她气功，最后请她父母确保她能坚持“练功”，以增强功力。 　　自从这家人离开北京回乡以后，我仍向她家邮寄过少量信封试样（在白纸条上写汉字词组，然后裹以牛皮纸，再放入牛皮纸信封，胶水封口，骑缝签字后再用透明胶带覆盖在签字上），如果机械打开，信封就会损毁。我们还是希望在自然宽松情况下她能做出来。令人失望的是，寄回来的信封上写着答案，可信封本身都有明显破损和拙劣的弥补。我们也不知是应该怀疑她、还是怀疑她的父母精神有毛病，当然，也可能是我跟我的同事有毛病，因为我们如此执着于此事。 希奇的是，在我们明确批评她，我们已经看出损坏，这样的试样算不得“猜字”之后，她一边道歉没有好好练，另一方面依旧不变地寄来严重破损试样。不得已，我们只好正面严肃地批评她，请她做诚实的孩子，千万不要撒谎，信里还专门提到“狼来了”的故事。她在信中认错，表示以后好好练。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1996年7月，她家人来信来电话，催请我们下去考查，称女孩的超常功能大有发展，别人随意说个字，她能坐在炕上就“猜出”该字是在大人手中的《新华字典》里的页码和位置。父母还举了一个事例，她家的犁被人偷了，让她猜，她准确指出小偷是谁以及作案时间、藏东西地点。家中以此为据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的警察先不信“猜字”，于是就把一只停走的闹钟藏起来。她居然从几百米外走过来，先围着一辆小车转（这是第一隐藏点），接着便走入派出所室内，准确指出在某个上锁的保险柜里藏着该钟。 　　以上描述让我们兴奋起来，为发现鉴定人才，我们便专程去该县实地考察。首先找到了去年推荐的科委某科长，请予以协助。听到我们反映的北京情况，他说自己当时也没有充分把握。下午，我们就坐车去她家，下车时随手从车上拿了本新书，如果她能众目睽睽之下，不接触不偷看而准确说出随意页面的某行的字句，或者认出我们身上写字的纸条，就很满意了。因为据说，复旦大学前校长华大一就曾见识过这样的小孩，甚至这个孩子也曾在何祚庥面前发挥过表演。 　　到她家已经下午5：30，突然见到我们，小姑娘显然很高兴。她父母也非常热情，一脸的农民的真诚，把神乎其神的事儿重复描述了一遍。没一会儿，科委同志为我们这些北京来的专家找来了乡长和书记。我们提议大人们放松地在一起说话，只叫小孩认字。她不愿猜书里几页几行是什么字，坚持做传统项目：我们说个字，她来猜在字典的什么地方。要求看似并非不合理，我们同意但要她不许出门。然而不一会儿，她就绕到院子，我们跟出门，她又躲出院外跑离视线。几分钟后她才回来，说“东”在新华字典第98页中间。哇，果然对了，可我们心里猜她大概是在某处藏了另一本字典。 　　接下来请书记写几个字让她猜，她拿来一叠纸，一支圆珠笔。书记背着大家写了谁都不知道的几个字，然后把纸条装在口袋里。我们把剩下的空白纸头要过来，果然注意到前两页上留有痕迹，于是也把这几张抽掉。她一进门，就指定要那叠纸，想了半天乱猜一气。我们劝她回头再说。晚上9:00,我们刚跟乡领导一起吃完饭，母女两人又从家里跑来，要求接着认。大概是家长注意到我们不满意，我们不点头认可，让她的家长觉得孩子发挥失常，不可思议。于是小陈背着她，在纸条上写下“晴天”二字，折叠起来放在自己的衬衣口袋里，由她站在身边猜。第一次她猜自己的名字。不对，接着就要求用手接触纸条。我们答应可以手指隔着衣服甚至触摸纸来，但绝对不能拿走。摸来摸去依然失败。后来，孩子父亲的一位在县里当局长的老同学从室内藏起来一件东西，要她猜是什么，也没有猜出是什么。 　　次日下午她又一次来到宾馆继续接受测试。我们先拿本自己的书，要她认某页某行的一两个字。她虽然苦思冥想，手指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多次插入书页中。因为要认的字是在页面深处，最后又没有做成。晚上她叔叔请书记吃饭，气氛轻松的时候，那位县里的局长写了个字，放在杯盖下，过了两个小时，没有猜出来。再问他昨天拿走的是什么东西，也是不知道。 　　第三天，一家人没出面，也没有跟我们打招乎。我们担心家长因为面子揍孩子。第四天清早去她家，她母亲却情绪依旧很高，道歉说孩子是上课去了，随后介绍孩子情况： １、1994年夏收的时候，女孩突然晕倒田里，抽筋，吐白沫。众人建议抬到邻近的庙里，是烧了香才活过来。在1995年春节，她才开始说自己能“猜”字。家人、外面人都来试，当时竟没有人能看出破绽。所以才有上县科委，以及来北京的事。 ２、从北京回家以后，每次接到邮寄来的试样，她总能很快认出来，然后在父母的鼓励下亲手寄回北京（朴实的父母不知道，试样破损得不成样子。肯定是当着他们的面，先随便写下什么，寄给我们之前又拆看的。）。 ３、近两年来，女孩功能越来越多，不起床就能说屋外下小雨或者起了雾。她还主动给人看阴阳宅，并说自己家里条件不好，怨地基太浅，出门的对面是三角河汊，犯相冲。 ４、我们小陈是气功专业毕业的，在北京教了她气功，现在她经常“发气”，非要给些亲戚看病。某人父亲得心脏病住院，她说自己能治，还说毛病是血太稠。乡里书记身上起了莫名奇妙的疹子，她说只有不贪做清官才能好。 ５、还说过去常有小孩惹她、骂她，现在她会发“气”，好几次她只要一想，对方便瘫在地上。 ６、她家的犁被人从田里偷了，家长让她“猜”谁干的。第二天，她就说清了全部过程：谁放哨，谁偷的，藏在谁家。家长找个借口过去查，真发现自家的犁。 ７、某位乡亲钱和衣服被人盗了，请她看是谁做的，那人说只是查一下，倒也不准备去追讨了。她最初说不能讲。几天后，她告诉其他小孩，说邻乡某人干的。消息传到那位老乡耳朵后，他跑过去看，果然自家孩子衣裳被那家人正穿着。 ８、再还有一个亲戚与某大妈一起做馒头生意，散火时亲戚指责大妈私拿了10斤馒头钱。大妈撞头捶胸，有苦难言。突然亲戚孩子高烧不退，打针吃药都没有用，她称这事她能治，就是要问孩子他爸一件事，馒头钱是不是赖人家，说了实话病才会好。小孩的烧打过吊针后不明不白地退了。事后亲戚承认赖了钱。 　　件件都是令人觉得极为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却无法验证，只能听一听。她父亲是极为憨厚朴实的农民，母亲是信耶稣教的农妇，都似是不会说谎的老实人。一方面担心“这是魔鬼的事儿”，更指望女儿是真的，好歹可以给不起眼受人气的家多少挣些脸面。相比之下，乡里乡亲周围的好多人条件都要好的多。家里还有两个儿子，虽然是农家孩子，独生姑娘自然就娇惯些，虽然身体弱，打小便跟小子没有两样，人机灵，但总是一身泥，一身汗，从来没有过干净。 我们的印象是，这种家庭情况基本满足传统的“鬼魂附体”现象所需条件，没见过世面的穷家父母面对聪明的孩子，还有什么事不能发生。我们当面讲明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小女孩下结论，因为我们亲眼见到的所有情况都不能证明她有什么“超能力”，但他们及亲戚们却依旧非常信任这孩子。 　　女孩中午放学回家时，我们已经将纸条放在装胶卷的一个暗盒里，纸条上是兰绿色的地址“城市南环路”。我们在盒盖及盒体上连贯划了一道线，要是有悄悄打开偷看的动作，不注意盖回去就一定对不整齐。我让她不要打开盒盖猜认其中文字，不许将黑盒子拿走。我只用眼角的余光瞄着她摸来摸去。最后她放下盒子走出门。一见两条线已经对不上，就知道盒盖已被打开过，检查后里面纸条都不见了。她进门先看看盒子再看看我，我脸上不动声色，故作不知，于是她又把盒子抓起来摆弄一番。接着她又出去，这次纸条当然留在盒里了。 　　又过会儿她又进来，这次她才开始迟迟疑疑地说，看到了绿色的字，前两个是“城市”，对不对？看我不表态，她才又接着把五字字都说出来。说实在的，见到这么一个无师自通、这么精懂心理学、有骗人战术的小女孩，这一年的时间绝没有白花，真长见识。 　　我们这次在平原县出差一个星期，做了好些次的测验，情况都大同小异。受控情况下，要么是无法成功，要么是明显地作弊。凡是盒子里认字，盒盖都被动过，纸条的形状也动过。很明显不能再指望她会有“猜”字能力，临了，把她单独一人带到田埂上，问她到底怎么回事，她申称自己是真的。于是我只能一件一件地把每次她是如何如何地捣鬼都给她一件一件地讲明白，她的脸真的都白了，可只回了一句“我就是真的”。 　　最后这天晚上，乡书记请客，顺便让她表演，无论认字，还是猜书记口袋里的钱，都不对。最后，女孩伤心地哭泣，我们只好劝她，也不能说你就是假的，但确实当我们面前做不出来，真的不能靠这个吃饭，以后也再不要对外说自己“猜字”了。绝不要再为这件事而影响生活，好好学习才是正道。 　　又过了一年，我们想知道她的现状，因为她六年级该升初中了。97年8月底，我们翻出一些去年照片数张，就给她寄了去，凑巧没两天（那边肯定还未收到信），便收到她父亲来信，说经过一年用功，考上一所不错的中学。女孩心情好，又辩认了去年我们留下的两个信封，请检查；另外是想能不能拿到几张去年的照片。看看寄回来的牛皮信封，就发现中腹部位出现了毛边，擦上碘酒就变色，应该是用剃须刀片拉开后，又用胶水粘的，看来经过一年的磨练，有所“进步”。 　　此例“猜字”案例的价值，这个女孩是自发出现的，所称能力跟当年四川唐雨的“耳朵认字”具有很大的可比性，甚至“白胡子老头”的说法跟鼎鼎大名的张宝胜很接近。本例“猜字”父母和乡邻的描述，也与跟过去文人的笔记或传统的“人体科学”案例几乎一致，跟中国传统的“闹鬼”“闹神”的描述相一致。 　　对于本案例，我们表现了十足的耐心，经过了细致耐心的几近两年的诱导训练及检查核实。尽管家长、孩子都愿意有所发展，可在我们稍为严格的测试面前，猜字能力得不到确认。我们见到她反复试图躲开控制，否则不是辩认不出，便是采用种种符合年龄、知识的不高明手法无可争议地反复作弊。 我们对她始终很好，她对我们也很亲，她从未学会说“不灵”是受到了我们的干扰。 　　在考察中明显地可以见到家庭环境及成人的期望对孩子心理的影响。本份的成人与聪明的孩子形成很大的反差，尤其小孩子居然懂得心理战术，查颜观色，欲擒故纵，若非亲眼所见，很难理解在这位女孩身上并存的聪明及笨拙。总之，面对如此事实，我们不得不对过去人体科学界“在9-12岁儿童之中可以普遍诱发特异功能”的说法表示怀疑，我们对复旦大学特异功能研究小组十多年的诱发认字、意念移物的可信性也不得不产生更大的怀疑：老实或不老实的科研人员一同败在了一批没有文化却有心眼的小辈的手里。 （感谢我的当年的年青同事陈朴，感谢他始终跟随我并一起完成的测试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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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神术160年 — 事情是如何闹腾起来的
热度 3 Helmholtz 2011-7-23 13:20
何宏 编译 （其实时代一直在轮回，1978年，当出现四川的小男孩唐雨“耳朵认字”现象之后，中国古老的大地上不一样发生了先是特异功能，尔后是气功热吗？包括各路“大师”、“神仙”纷纷出山，至到今天还是许多达官贵人以及暴发的有钱人家里的嘉宾吗？包括宗教文化现象重新回归，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信仰，其根子即有心灵的不实在一面，另一方面，也有这类神奇事件引发的特殊的心灵、精神感应。其实，神异体验即是宗教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宗教长生不灭的社会基础。对于这类现象发生的社会根源，人们仍然没有予以很好地探讨，经常只是用迷信、骗局、伪科学或者自我暗示而解释。然后就此打住，停止了继续的思考和分析。。。。于是在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出现了沟通的巨大鸿沟：真的？假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一阵一阵的敲击声。这声音似乎来自地窑，好象来自阁楼，又象来自墙角。到底是人是鬼？谁也搞不清当年美国纽约州，靠近罗切斯特市海蒂斯威的福克斯家里那古怪的声音从何而来。这幢房子过去几位老住户说他们之前也有听到。很可能这是 11 岁的小女孩凯蒂弹手指弄出来的响声，后来又加入她 15 岁的姐姐玛格丽特。那巴掌音听上去似乎出自各个角落。母亲福克斯夫人于是站起来向鬼提几个问题──在 1848 年最自然的解释认为这只能是鬼，是死者的灵魂在发话。福克斯设计了一个方案：两下算是，无声则算不是。 在 1848 年 3 月 31 日的晚上，鬼用巴掌声说对了玛丽·瑞德福德的年纪。真是不可思议。它自称是位小贩， 31 岁，老早以前被害死在这幢房子里。晚上九点来钟，瑞德福德和她的丈夫又拉来邻居威尔海姆·杜斯勒，他来的不大情愿。 10 来个人坐在房子里，由杜斯勒向鬼提问，颇为智慧的回答奠定了新神话的基础。深更半夜离开的时候，杜斯勒尚未意识到刚刚亲眼目睹降神术的诞生。第二天，许多好奇的人聚集到福克斯家门口，他们都听说了奇迹。 要想解释房里的声音从何而来并不容易。可能是女孩们潜意识的作用，可能她们以某种“特异”方式感知信息，接着又用媒介通道的方式将其表现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时至今日最聪明的人也不清楚。有些文章报告闹鬼案例，能戳穿存心欺骗的例数并不多。 1855 年，纽约的专栏作家乔治·特普敦·斯通写道：“在六年前我跟人提过这事，可谁曾想今天真就有几十万美国人相信可以与自己爷爷的亡魂对话。”光在纽约州，就有四万人信奉降神术，活跃的美国灵媒有 3 万人。灵媒们的音调各不相同，还能通过自动书写（在神智恍惚态下随手写字）接收丹特的诗篇和亚布拉罕·林肯的讲话，降神会上还出现有鬼，这可能是灵媒本人也可能是他们的托儿；黑暗中谁也搞不清楚。有位观察者写看到，灵媒招来的魂灵大谈木星上的生活，“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亡魂弹出比在世之日更多的乐章”。有时也看到真的古怪现象，今天在这点上人们并无争议。 当从海德斯威传来人可以与死者亡魂对话的消息后，形势变得热烈起来。当年摩门教刚刚在乌他州落脚，“震荡教徒”（因礼拜时作震荡之舞而得名）正向社会展现他们的仪式，而威廉姆·米勒则宣称基督将在 1843-1844 年再现人间，虽说错了。在这之前 50 年，康斯坦兹湖畔的弗朗兹·安东·麦斯默尔推行用磁性流体治病的新技术，虽说谁也测不出到底是何物质；古怪的医生，更怪的疗法。 降神术受到了欢迎，作为鼓舞人的科学新知，它被用来抵抗唯物论（所以人们也把降神术称作“唯灵论”），为死亡找到意义以宽慰自己。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编辑贺瑞斯· 格里雷，因为丧子之痛也参与了降神活动。没多久，降神术传到欧洲。英国在 1871 年成立了降神协会，在 1882 年成立了“心灵研究学会”。后者指望用科学之光照亮身后归宿，它也是近代超心理学的前身。 凯蒂和玛吉自 1849 年之后周游了很多地方，谁都知道她们是灵媒。有人想戳穿她们是骗子，却都没能成功；结果越来越多的人来看她们，来看降神术表演。她们的三妹莉，在嫁给了费什之后，也开始操此行当。她就象狮子一样暴烈。布法罗的三位医生判断这几个女孩是靠压迫骨关节制造的响声，可未能说服众人。直到神奇的海蒂斯威之夜的九年以后，批评力量才慢慢形成，这时姐妹之间也出现了裂痕。 在玛吉碰上探险家埃里亚·凯恩之后，两人坠入情网。凯恩建议玛吉“别再与鬼神打交道了”。“我无法忍受你掺乎这些卑鄙欺骗的事情”。此后 11 年里玛吉果真退出了降神会。不幸凯恩 37 岁去世了。他家人不承认两人的婚事，拒绝分给她凯恩的遗产。而凯蒂嫁给了银行家杰肯，他于 1881 年逝世。备受生活煎熬的两姐妹，只能借酒浇愁，看来也真是命。她们的父亲死于 1865 年，母亲也于同年 8 月过世，其实自从 1848 年起，父母二人便因为福克斯终日酩酊大醉已然分居。 1888 年 9 月 24 日 ，玛格丽特·凯恩允诺要说出降神术的真象。在纽约的音乐大厅，玛格丽特脱了鞋，用脚关节搞出声响。如此而已。证明做出来了，可为什么常常响声象是从房里各个角落出来的呢？一年后，她后悔极了，真巴望自己没做那次自我揭发：“对真正的降神术”这么做很不公正。但太晚了，谁也再不愿意听她解释。 自此以后，玛吉和凯蒂关起门来过日子，清醒点的时候就给人测命运，讲讲亡魂的事情。几个人当中，只有莉过得最好，她这会儿也已成了银行家安德希尔的遗孀。人们说她是伟大的灵媒，但从未得到验证。她就福克斯姐妹写了一本书，虽说不太好，却有历史价值。玛格丽特死于 1892 年 6 月，接近 60 岁；凯蒂死于这年的 3 月。史学家厄恩斯特·爱萨克曾认为姐妹几个具有非凡能力，能够细微地觉察他人的想法、愿望和情感。玛吉和凯蒂都曾骗过人，然而说到底，她们是这场降神狂潮的最大受害者，但却并非是这场幻觉的唯一受害者。 其实即使是在国内，这样的降神现象也并不乏见，尤其是在乡村。因为国内一些地方的“走阴”以及“闹鬼”还有请“大仙”，玩得也是这样的气氛和现实。所以，这些现象其实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有现实的表现方式，并因此而有不同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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