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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评述:微分学是否是诡论
热度 3 skywalkon 2018-12-11 22:21
我信一位权威学者的说法:“微分的定义我从来就不清楚。导数的定义在微分学中很清楚,或者用极限定义,或者用无穷小量加上不等式定义,就像你写下的那样。如果无穷小关于自变量x是一致的,这个式子也可以作为区间导数的定义。说到微分,我一直不太理解教科书中的说法,以致我通常不去强调什么是微分,而只是讲积分变量代换时把dy=f’(x)dx说成一种方便的记法。(积分的记号中并没有说其中的dx就是x的微分)通常微分是这样讲的,x是自变量是dx= △ x,y作为x的函数,y的微分是dy=f’(x)dx。我的看法是x和y哪个算自变量哪个算函数应该都可以。现在问题来了,按通常书本定义,y看作自变量时dy= △ y,这和y看作函数时的微分定义不一致。要想躲开这种矛盾,那就只好不去说dx是什么,能说的是dy和dx的关系,然后用符合函数求导法则说明这样定义的微分和自变量的选取无关。流形上函数的微分就是这样定义的,那儿微分也有各种解释,但都很形式、抽象。作为基础课的微分学中我们应该也可以给微分一个几何直观解释,但作为定义在我看来还有模糊的地方。很可能我对微分的理解没有什么道理,反正只是讨论一下而已。” 微分学避免成为诡论。为安全,直奔由导数(或切线斜率)定义的那种 微分=切线高=切线斜率×底,或(割线高/微分)--I. ——引自林群院士《微积分小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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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士林群寄语刘路:“做少就是做多”
meixianghao 2012-4-18 12:04
中科院院士林群寄语刘路:“做少就是做多”
中科院院士林群寄语刘路: “做少就是做多” 本刊记者 李晓明 实习生 于思奇 《科学新闻》:中南大学破格聘请刘路为正教授级研究员,他因此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教授,林院士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林群:我不是很关心提职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个小事情,不值得大做文章,不就提个职吗?提了也可以、不提也可以,有人早提、有人晚提,都不是很要紧的。我觉得这是很普通的事情,尊重学校的意思,学校自有道理,为了留住人才,可以采取特殊的办法。 我觉得不要比职称,更不要比早晚。要比工作,为了让他好好工作,提职我觉得未尝不可。 现在媒体炒得很热,很多人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也有人认为这样做会适得其反。我认为这也没什么不好。这样对他也是一种压力。他看起来压力不大,表现还不错,比较稳当。 《科学新闻》:去年你联名丁夏畦、李邦河院士写信给教育部推荐刘路提前攻读博士是出于什么缘由? 林群:当时中南大学侯振挺教授找到我们三个,希望能够写信引起重视。我认为大学生科研搞得很好,提前读博士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在我看来,甚至中学生如果搞得好,如果因其他条件不好没有考取名牌大学,也可以到中科院做研究。因为中国这么大,对于一些非常突出的人,可以采取特殊的办法。 《科学新闻》:推荐其提前攻读博士的的初衷是否是想要留住刘路? 林群:他本来是可以按部就班地正常读研究生。为什么要提前呢?因为我曾碰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个有名的教授,告诉我他们系正准备挖走刘路,并透露美国一所大学也想挖刘路走。中南大学想留下人才,自然可以让他提前读研究生,甚至提前让他当研究员。 这其实没有什么,国际上也一直有这样的做法。在美国的高校,如果一个人因为没有提教授就要调走,根据他的情况,如果学校认为他过两三年肯定能提教授,就会考虑破格提他为教授。 新加坡一位数学家告诉我,他们在新加坡开一个数理逻辑方面的会议,美国一位著名的教授替刘路讲“西塔潘猜想”。刘路的水平已经够教授了。我觉得早几年也能提教授,晚几年也能提,但是晚几年提,可能这个人才就流失了。虽然,现在他还是坚持要到国外去学习,但是当了教授以后出国学习再回来也不矛盾。 《科学新闻》:有人担心这么做会揠苗助长? 林群:网上调查显示,75%的人还是正面地看待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本人的心态,就是要顺其自然,大家也不要大惊小怪。 《科学新闻》:如何看待少年成名? 林群:在科学史上,少年成名得志的例子有很多。如,爱因斯坦、牛顿、图灵、戈德尔……都是在20多岁做出了很大成就。钱学森也是提前毕业读研究生的。现在一些初中、高中的孩子,学习数学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他们学习能力非常强,一个问题钻研几天时间就能掌握了。当然,大多数人的成功需要厚积薄发,就像跑马拉松。 但是不能说这么大的中国不能出天才,中国可以有刘翔,为什么就不能有刘路。 《科学新闻》:该如何看待刘路的成功? 林群: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有激情,有兴趣才能成功。牛顿做实验时,因为太专注与实验而把手表当做鸡蛋煮,就是有激情的表现。人只有有激情,才会不计代价地去追求它。 《科学新闻》:您对刘路有哪些希望? 林群:一个人一生能做好的事情其实不多。有句话说,做少就是做多,很有哲理。我认为,刘路不要受外界压力影响,能够把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就行了。■
个人分类: 科学新闻杂志|6124 次阅读|0 个评论
林群院士:让数学变得像魔术一样有趣
热度 3 林群 2011-8-19 20:44
林群院士在和同学们交流 “我这次来要送大家我写的书,有100多本,但不能白送,同学们谁提问我就送谁一本。”8月11日上午,2011年全国数学之星夏令营在福州一中开营。令同学们惊喜的是,来给他们上第一节课的竟是中科院数学研究院的 林群 院士。原本晦涩难懂的微积分,在院士的课堂上却像美妙的魔术一样令人着迷,而院士讲授的数学学习“秘诀”,更是令同学们获益匪浅。 林群院士的这堂课叫“微积分魔术”。微积分,太难懂了吧?底下有同学窃窃私语。“大家都觉得微积分很难,其实微积分也是算术,是一种高级算术。普通算术能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微积分解决的则是诸如天气预报、地震这样人命关天的问题。”数学家的一席话,一下子把同学们的畏难情绪打消了。 一串串数学公式,经由院士的指点,像魔术一样有规律地变幻着、发展着。随着林院士抽丝剥茧般的讲述,微积分美妙的轮廓慢慢呈现在同学们面前。在林院士的精神动员和“物质”奖励下,同学们踊跃提问。“很多同学都觉得数学很枯燥,您有什么办法没有?”西安第一中学高一的陈雅静同学问道。 “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我想这不是同学们的问题,而是值得我们教育界深思的问题。”林群院士说,其实数学课也可以很生动。他深情地回忆起60年前自己在福州一中学习时的情景:“我当时的数学老师叫林景贤。他上课时半堂课讲故事,半堂课讲数学,大家最爱上他的课了!”他告诉同学们,学数学不能只做习题、死背公式,还要学些人文知识、哲学思想,这样才能发现数学的美妙,才能培养出创新精神。 “我做题时常常发现解题思路是对的,步骤也没错,而得出的结果却不符合标准答案,这是怎么回事?”重庆南开中学的冯德濛同学这样问。“这说明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数学是一门开放的学问,科学的探究是没有止境的。”林群院士的话让中学生们耳目一新。林群院士表示,当前的应试教育是目前最公平的选拔人才方式,但需要适当调整方向,让既能考高分,又能创新的人脱颖而出。 在魔术般的数学课堂,伴随着学生灿烂的笑容,重回母校的院士也像孩子一样开心着。(作者:高建进 来源:光明日报) 更多阅读 林群院士:微积分对人类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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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群院士:微积分对人类有何用
热度 4 林群 2011-8-19 20:41
来源:科学网 www.sciencenet.cn 今年3月,日本地震惊动了世人,也惊动了微积分教育:微积分不仅为了高中、大学阶段做题、考试之用,更重要的是之后用于预测或破解关系人类生存的大事。 林群院士撰写的文章《微积分魔术》是《微积分快餐》(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和《微积分减肥快跑》(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年1月)这两本书的姊妹篇。文章一开始就添加一段“微积分何用”,凸显学习的目的。接下来转入主题,微积分如何像算术或魔术一样,一步一步把困难变走。具有高中数学程度的读者只要用心都能理解,并进一步引导他们到近代微积分。 作者简介 林群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发展中世界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计算数学研究.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B·博尔扎诺数学科学成就金奖。 热爱科普和教育事业,著有《画中漫游微积分》、《微分方程与三角测量》、《微积分快餐》等书,并任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数学建模竞赛委员会主任。 附件: 《微积分魔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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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群院士称:观念创新至关重要
热度 4 林群 2011-8-19 20:39
【来源:科学时报】   “观念的创新是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中最重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在出席中国科协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创新的观念在科学研究中很重要,对我们的民族、我国的国家更加重要。”   林群是我国泛函分析、计算数学研究领域内著名的数学家。 他举例说,“过去,我们一直在引进国外技术甚至成套成产线,不吸收不消化,设备用坏了之后再去国外买。现在,强调引进之后要吸收和消化,然后进一步创新。这就是观念的创新。”   “没有观念的转变和创新,很多事情不会自觉建立起来。”林群还记得,中国科学院在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之初召开过一次座谈会,有的科学家提出,科学研究本来就是创新,没有创新每篇文章怎么发表?甚至有的科学家提出,创新就是“创薪”,不过是想方设法向国家要钱而已。林群说,这些错误的理解都没有真正理解创新的内涵。   现在,经过艰苦努力之后,大家都见到了创新的成果,很多科研人员也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中国科学院对于科研人员所有的评审、考核都要求具有创新点,创新意识已逐渐在科技人员中深入人心。很多科研人员表示,观念改变之后,创新并不难。   “在很多领域,如果我们一味地模仿、跟踪,永远赶不上外国人。只要转变观念,我们就会做出很多优秀的工作。”林群说,中国过去的很多科研成果,不过是在外国人的成果基础上再增加一点内容。他用了非常形象的一句话来形容,“过去,中国最好的研究成果不过是外国花盆里的一朵花”。林群说,最关键的是要实现观念的改变和创新,不能跟着外国人屁股后面走。   林群的研究工作的内容之一就是要把困难的数学理论简化再简化,直到大学生能读懂为止。林群谦逊地表示,在数学教育领域,自己并没有做出什么大的成果,但观念转变之后会发现完全不同的视角,他非常有信心。   林群说,“我们就是要通过观念的改变和创新,把海水抽干,让真理露出水面,水落之后才能石出。对于数学教育而言,是要把数学的海水抽干,让广大学生都享受数学的财富。而不是让人看不懂、听不懂数学,甚至惧怕数学。”   林群认为,现在有一个现象很好,把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过渡到平民教育,这是我国教育观念的重大改变和创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仅靠少数精英,而是要提高全社会的教育水平。   林群一再强调,观念的改变和创新对于中华民族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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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学路在脚下——林群院士访谈录
热度 3 林群 2011-8-19 20:37
作为一个重要的科学分支,数学在两院院士联合评选的历届中国和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中的罕见为舆论所关注。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徐匡迪院士和数学家林群院士都在2001年度中国和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发布会上对此做了简要分析。为此,本报记者对林群院士进行了深入采访。 数学的命运   记者:无疑,经过从古代到现代的充分发展,数学也的确很难像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那样不断创造新的惊喜;但也不能否认,无论中国数学界还是国际数学界,其学术研究与交流的活跃程度并不亚于其他任何学科。当然,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方面由于“垦荒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数学的发展已经相当充分;一方面由于分子生物学的出现吸引了科学界更多的注意力,数学在科学界和社会上的形象越来越黯淡,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人与名利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这些都在无形中导致了整个社会从人力到其他各方面资源对数学投入的减少。请问,您认为这种说法与数学在当前的状况有无关联?   林群:数学是一门基础性很强的科学,这使它的工作方式和研究成果看起来不是那么很显眼,不容易引起社会和普通人的注意;但也正是因为具有很强的基础性,数学所起的作用往往具有决定意义。一些新兴学科,比如克隆技术,就不一样,社会和普通人很乐意跟着科学家们的思维走,而不管这种思维是否对人类长远发展有益,这使一些科学家把注意力转向纯粹的发明并以此为乐,甚至变得一味贪图标新立异,全然不顾做出的结果对人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表面看起来,数学的确跟社会、跟实际离得比较远,但社会对数学的需要只是它露出海面的那部分。比如说我们经常使用的,可能是手机,可能是最时髦的纳米技术,但在手机、纳米技术背后却是数学,主要是算法和方程在起作用。当然,对普通人而言,关心数学上的算法也没什么意义,他只会看到由数学方法物化出来的工具。   这也不怪大众,社会是一个整体,它是互相联系的。我们讲系统工程,局部常常带动全身,各个环节缺一不可。正是有了包括数学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计算机方面取得的进展,基于算法方面的构造,才有了现在计算机科学、纳米科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和繁荣。但无论如何,总是有在前方的,有在后方的,数学就相当于其他学科的后勤。因此,完全可以说,数学家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们一道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没必要争论到底谁做的贡献更大。   丘成桐经常说,工科的基础是理科,比如手机、纳米,它的基础是物理,是电磁波和量子力学;但物理的基础是数学,电磁波理论和量子力学事实上都是数学方程。这是一连串的东西。我们现在看见的,物理排在第二位,数学更看不见了。越基础的东西,反而退到后面去了。   生物学能够表现出来,能够被老百姓所熟知,是因为它在人类健康方面,对医疗、医药有很大贡献,但现代制药过程中也有好多算法,比如配方,需要的算法甚至很深、很复杂,很多都是全新的创造性的算法,但这些算法在制成的药物中是看不见的,大家只管吃药就行了。   记者:让我们回到数学本身。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总能找到它自身的内部规律,这些规律有的是自身的突变,有的是受其他学科的牵引。因为基础性很强,数学的演变动力可能更多来自它本身……   林群:数学经历过几次大发展。最早是公元前300年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他的惊人之处不在于收集了多少几何定理,而是他首次以公理-逻辑推理-定理的方式,将许多定理串在一起,重组了几何世界,即从少数的公理或公设出发,以逻辑推理的方式导出所有的几何定理,给复杂的几何世界带来了次序,建立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成为他之后其他科学包括哲学人文科学的最好榜样,人类一直沿着这条路子走到今天。《几何原本》仍然是今天全世界必读的中学教材,所有其他版本都只是它的通俗改写,并没有内容或方法上的更新。这个“原本”影响了世世代代人的思维方法。记得几年前,《参考消息》曾经登载过欧洲人评选的10部对人类最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几何原本》和《圣经》同时被收入。   第二个大发展应该是17世纪的微积分(包括解析几何),使数学对固定不变事物的研究进入了对于变化运动事物的研究,使科学由古代的定性研究进入近代的定量研究,包括从天上如太阳系,到地下的运动规律。这个大发展,即从《几何原本》到微积分,大约经历了2000年,可见,数学的大创新是人类长期积累的结果。   以后当然还有不同程度的种种发展或创新。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这些发展和创新可能属于微积分,包括解析几何这个主流的延续和发展,难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非欧几何的发现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是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并可用于解释万有引力。对于数学家来说,这似乎有点不公平。按杨振宁的说法,物理学的理论框架也许有10个数学方程式,包括狄拉克方程式、海森伯方程式、麦克斯韦方程式、牛顿方程式、爱因斯坦方程式等。正是这些方程式导致了当今社会通讯技术,例如人们常用的手机,以及社会上炒作很多的纳米技术等的改进和发展。科技进展新闻中虽难得涉及数学,但历次都涉及计算机,可是计算机的诞生、设计与发展,其基本理论都是有关算法的。这些算法是由几个数学家奠定的,这就是上个世纪的图灵、哥德尔、冯·诺伊曼,他们的名字被列入上个世纪评出的“百年百名科学家”之中。 数学和数学家的社会责任   记者:总体而言,科学的社会功能是探索未知世界、造福人类生活,但具体到各门学科,其分工又因自身所承担的任务和所处的时代背景而有所不同。数学是人类最早开创的科学领域之一,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基础工具,数学的发展也为其他学科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基础和手段作用。给人的感觉是,数学就像现代科学的母体,在完成了对其他学科的哺育后,自身却隐退到不起眼的角落里。但我们也知道,作为探索世界上数与形最佳表达和变化的科学,现代社会对数学的要求并未降低,许多新生学科仍旧离不开数学的支持。我们也看到,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甚至政治学这样一些看起来与数学没有多少关系的社会学学科,都在引入数学的方法分析解决问题。但人们也担心,这样的数学会不会迷失自己的方向?在现代社会,数学或者说数学家的任务应该是什么?   林群: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看,评价数学家的工作,最重要的还是看他是否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对社会的进步起什么作用,所以我才举了百年百名科学家这个例子。但有讽刺性的是,刚才提到的被列入这个名单的三位数学家都不是费尔兹奖得主,可见数学界的最高奖并不能打动全社会的舆论,这大概就是数学的命运。   记者:也就是说,属于经典数学的费尔兹奖并不认同这三位数学家所做的工作?   林群:对。至少没有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是水平最高的工作,否则为什么不把数学界的最高奖授予他们呢?这三个人的成绩都是在他们20多岁的时候做出来的,但他们并没有得费尔兹奖,这多少显得有些不可思议。这些数学家所做的工作表面上可能没有一大套理论,但是他们的社会影响、社会价值大大超出那些所谓的很深刻的工作。   费尔兹奖的选拔恐怕主要是从学术角度出发的,并没有考虑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我估计他们会更多考虑集团内部互相推荐的结果。他们会评价哪些工作更重要,并把它推举出来。三位在人类百年科学史上留下痕迹的数学家并没有上榜;而恰好相反,获得了数学界最高奖——费尔兹奖的数学家没有一个获得这份殊荣。这可以说明,数学领域里还是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标准。   从我们的角度,客观地说,对历史进步、对人类发展做出更大、更实际的贡献是更重要的标准,多做些这样的工作恐怕要比纯学术的探讨更有意义。数学界有数学界的标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也要有自己的标准。就这个角度而言,一位数学家可以轻松获得数学界内部的奖励,但不一定能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换句话,获得这样的认可更难。据说,美国现在在评价一些数学家的工作的时候,会把很多著名的企业家请来发表意见。我认为,这样的评法实际上可能来得更客观,因为人的思维习惯,从来都是觉得自己的工作好,很难注意周围人怎么评价自己。我认为数学家应该开放,应该请外部的人来观察自己的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   记者:我们在讨论一位中国数学家的社会责任感的时候,也许更多地要把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带进来。因为正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如果单纯从科学共同体内部看,一位数学家的工作也许很重要,但如果放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社会对数学的要求中,比如放在对我国计算机科学发展所做贡献的要求方面,我们对数学家的评价可能就不是要他去得什么费尔兹奖,他只要为国家在这一个方面做出了贡献,社会也会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   林群:从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来看,一方面我们是大国,也是正在逐渐崛起的强国;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实力方面,我们和一些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很大差距,这就需要我们科学家尽更多的义务,使国力尽快强大起来。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开始走向强大,科学技术能不能经过艰苦的努力,尽量缩短和世界强国之间的距离,这对中国国家安全恐怕是非常要紧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我就提到过中国数学家应该做什么的问题,那就是应该对我们的国力、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做贡献。这牵涉到每个国民。国家如果没有安全,我们也没有机会搞科学了。   记者:看来,我们要在导向上更多地把社会对科学家的要求放在优先位置,而不是要求他一定要得什么奖。   林群: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产生短见的现象。虽说要多从国家实际需求考虑选题,但是“海底”部分的工作还是很重要的。比如,大家都说计算机很重要,但计算机的诞生、设计和今天的大发展,完全是由于有了三位数学家奠定的理论基础。直到现在,计算机行业仍然要挖掘“图灵机”的潜力,而且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好。三位数学家的工作影响极其深远,而且是本质的,是创始性的,这一点务必要看得很清楚。现在大家每天都在用计算机,觉得很方便,但只知道有个比尔·盖茨,而忘了这些大数学家。   我们要把目标放在国家利益、国家需求上,把社会的需要作为我们的长远目标。我们每个人,包括数学家在内,都应该永远牢记这一点。但是,每个人的长处不一样,比如让数学家搞卫星上天肯定是行不通的,这要牵涉到好多工程方面的东西,我们只能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让大家踩着我们的肩膀往上攀登。社会需要各种分工,数学家的长处不一定体现在各个方面。   算法是数学家的长处,现在看来,它对科学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了。本世纪数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算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三位在百年人类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数学家就不用说了。从国内看,吴文俊是搞算法的,故去的冯康也是搞算法的,张景中院士也是做算法的。事实上,在两院院士联合评选的科技进展中,国内数学在算法方面也曾榜上有名。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数学中有一部分工作,更直接地对技术科学的发展起作用。可以看到,算法的发展与计算机的发展不无关系,这证明数学是被整个社会的火车头推着走的,但表现在无形中间。   在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数学对社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数学教育主要是培养人的理智思维。做一切事情都需要理智思维,所以,数学是做一切事情的基础。这方面我们不能够有短见的做法。现在,有很多人主张数学教学里不要搞逻辑证明,不要搞逻辑推理……   记者:那搞什么呢?   林群:他们认为数学靠观察得出好多结果来就行了。靠观察,就是认为数学属于实验科学。数学理论的发明过程可能需要很多实验和感性认识,但也必须理智地处理实践上出现的各种现象。这个“理智处理”就是必须从公理出发,通过逻辑的方法得出结论,这样才能将其理智化。 从教育看数学的本质   记者:我读的是文科,整个大学期间基本上没再接触过数学。小学到中学接受的一直都是应试教育,老师只是教给你怎么做题。而在大学里,像院士这样能真正给大学生讲数学的也不是很多。我是说,我们整个社会在数学教育方面的认识恐怕都没有触及数学的本来要求……   林群:我自己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低年级的文科生中讲过数学,覆盖的文科专业范围很广,包括旅游专业;之后又在首都师范大学的高年级讲过选修课,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理解数学的精神、数学的思想方法;要知道,公式只是表面的形式。像你刚才讲的,几何,自己可能做了很多题,但有没有理解几何的本质呢?   几何是什么呢?几何就是做事要有公理,后面的一切结果都必须是这个公理的延伸,不能互相矛盾,这是几何学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理性交易”。美国宪法采用的就是欧几里得的方法,首先一条基本法则或说基本公理,比如,“人生来是平等的”。在这样一个基本法则下,就很容易得出“总统与百姓同罪”这样的结论。又如,物物平等,所以必须遵循平等交换的原则,那么在商业上,他们就确立了等价交换的商业标准。   为什么说贪官有罪呢?因为他用很少的劳动,靠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换取了大量财物,这是不等价的。他违背了等价交换的原则。所以,制定法律者需要良好的几何训练。他会提出:我们需要先肯定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阶段内必须遵循的公理,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制定各种活动的行为准则。   记者:您这番话我第一次听说。经历给我的感觉,好像哪怕高中时的数学老师,也很难具备对数学的这种理解。一般的高中生,学完数学后就是会做题,而不会把这种方法应用到观察社会、观察人生这个层面上来。   林群:对,这也是我要坚持到文科生中去讲数学的原因,我要告诉他们数学的精神到底在哪里。大家做了很多题,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数学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为什么文科生怕数学。一个数学老师,除要跟他的学生讲许多定理,还要告诉他数学的精神是什么。   数学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法,对每个人都起作用。你做每件事的时候,都要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公理。你知道贪官也会发牢骚,他会说“我也很辛苦啊,我领导这么多人,为什么不能捞呢?”但他不知道,他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你捞了500多万元,但你创造的价值并没有500多万元。现在,科学家为社会做出了很大贡献,社会也回报他很多,那才叫等价交换。比如吴文俊得到了500万元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是因为他做出的贡献值500万元。如果一个县长拿了500万元,可他做了什么贡献呢?他把国家和人民给的权力作价折到自己的价值里去了。   说了半天,就是一句话:一切都要吻合既定的公理,这就是数学的精神。数学对人的这种理性教育,从长期看,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大有裨益。               中国数学的环境和创新路径   记者: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曾经透露,为鼓励青年数学家创新,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不再把发表论文的篇数、出成果的时间作为考核科学家工作的硬指标,希望为数学家做出创新贡献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您认为这种氛围最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再大一点说,您认为我们整个社会以及科学界本身应该为数学的发展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环境?   林群:中国科学院院士郝柏林先生曾把当时的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请到中国科学院座谈,好多人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我本人是作为数学方面的代表去的。给我震动的是一些年轻物理学家,他们的发言让我深思。   他们说,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欧洲的海森伯们在做什么呢?在讨论物理学的重大变革,他们整天沉醉在一些重大科学问题如基本粒子的构成问题、社会及宇宙的存在问题中,从而引发了物理学革命,创立了量子力学。而我们呢?每天考虑的是买便宜菜,下班要带孩子,然后,快分房子了,要赶紧写几篇论文多争取些资格……在这样的气氛中,怎么能做出人家那样的工作呢?   这说明科学的环境非常要紧。在这个环境里,人们所关注的应该是这个世界最重要、最本源的问题,也就是哲学问题。欧洲从16、17世纪就有这个传统。海森伯为什么能有发明量子力学的大创造?第一,他关心哲学;第二,他有兴趣数学;第三,他有幸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物理。哲学排在第一位,这是欧洲哲学传统决定的,这个传统关心天、地、生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写篇论文,然后改一改拿去发表。   中国哲学的历史也很长,但关注的问题与欧洲不太一样。从欧几里得开始,西方注意公理化和逻辑推理。中国比较重视实用技术,像吴文俊先生讲的:搞个基本原理,然后做出一般方法,大家套用。中国人更实用一点,西方人更理性一点,区别在这里。后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把中国文化发展的线索切断了,失去了内部连续性,这可能是导致中国哲学没能有更大作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西方也不是唯一标准。他们搞公理化、搞逻辑思维,显然是现在的主流;但中国人喜欢搞算法,在实际上解决问题,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即使不占主流,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宝贵遗产,同样值得发扬。世界很复杂,解决问题的途径不可能是单一的。   记者:中国数学在历史上取得过辉煌业绩,《九章算术》、精确到小数点以后7位数的圆周率、勾股定理等,都对世界数学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现代以来,中国也向世界数学界贡献出一批像陈景润、华罗庚、冯康这样的数学家。2004年,世界数学大会在中国举办,这是世界数学界对中国数学界的肯定。记者也听说,正是这个大会的召开,激励中国数学界、尤其是一批年轻数学家向世界数学难题进军,力争重振中国数学界的士气。中国数学界的这种勇气和自信事实上涉及到中国数学的创新路径问题。请问,您认为中国数学界要想获得突破,关键在哪里?   林群:关于中国,可能有一个走什么路子的问题。过去有人说,中国最好的工作也就是“在外国的花盆里开的一朵花”。最近还有人说,中国的一些好工作“问题是外国的,方法也是外国的”,因此不能左右世界数学的发展。看来,有一段时间会有众多的工作属于这一类,例如从国外回来的人通常带的是外国的问题和外国的方法,这对于与国际接轨,较快登上国际舞台是一个办法。但是,中国也有少数工作并非如此,如刚获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的吴文俊算法,以及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已故冯康的有限元和辛算法,这些都跟计算机的算法有关,还有“中国邮路问题”以及优选法等也都是中国人的独特之处。从将来看或往前看,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也有可能由于数学的问题和方法本来就非常之多,不限于外国的问题和方法,也就会有吴、冯那样的在自己本土上长出的花朵。就像文艺界说的,民族的就是国际的。科学恐怕也是这样。我国文艺体育,也参加了国际大赛,很多都是外国原先有的项目,如西洋音乐,钢琴、提琴、歌剧,照样拿了国际大奖,为中国争光。但是,我国是不是更要发展自己的强项,如乒乓球,这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战略问题,春秋有过赛马故事,还有一种说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来源:2006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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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士林群:我和陈景润当年的那些事
热度 11 林群 2011-8-19 20:34
一期院士访谈回顾: 中科院院士严陆光:成功离不开父亲教导 视频 林群:我并没有什么成就感 视频 腾讯科技讯 7月11日上午10:00到11:00,中科院院士林群先生作客腾讯,林老先生多年来从事数学领域的研究,主要研究微分方程的高效率高性能算法。1989年获中科院自然 科学 奖一等奖,2001年获捷克科学院“数学科学成就荣誉奖章”,2004年获“何梁何利奖”。这些荣誉让无数人惊羡不已,然而,林老却认为:我没有那么好运气。 图为中科院院士林群先生(右)嘉宾主持郭桐兴先生(左) 【郭桐兴】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光临院士访谈栏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 科学 院院士林群先生,林老师,欢迎您! 【林群】 您好! 【郭桐兴】林群,1935年生于福建,1956年毕业于厦门 大学数学系,随即来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现为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199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1999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研究计算数学,特别是微分方程的高效率,高性能算法,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1年获捷克科学院数学科学成就荣誉奖章。2004年获何梁何利奖。今天我们请林群先生谈的内容是漫谈自己成长的道路和人生的感悟。首先请林老师谈谈您的人生成长的经历好吗? 【林群】我恐怕应该把自己放在我这一代人之中来讲。我们这一代,我是解放后进入高中,然后读完大学,然后再到中科院来,在解放初期,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中国重建时期,教育科学都在重建之中,尤其是当时我们是全面学习苏联,教育质量方面,教育水平方面,应该是可以的。我很有幸在中国重建教育科学中成长出来。特别进入大学以后,我们全面引进苏联的教科书,苏联的教科书确实是高质量,这一段学习应该为我们后面的一生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 【郭桐兴】林老师,请问,您小学和中学在什么学校? 【林群】 我小学、中学、大学都在福建上的。小学的时候不太稳定,因为当年八年抗战,到中学的时候比较稳定,尤其是解放初,重建时期,我们的教育质量有很大提高。我有幸在福州 一中念书,福州一中在全国也是有名的,它有非常好的师资,福州一中培养了很多人才。 【郭桐兴】也是一个重点中学。 【林群】 省级最好的重点。因为它的升学率最高,而且现在都喜欢讲院士,我们在中学有十几个院士,同班的同学,同年选上的。所以,在一中应该相当好了。 【郭桐兴】您指的是当年跟您同学现在一起选上院士的。 【林群】我们班就有两个,其他班还有很多,现在大概有20个。 【郭桐兴】很厉害! 【林群】福建一种有非常好的传统和师资,生源应该是不错的,因为他考试比较严格,在这个情况下,中学还是能够从老师那边得到一些启发,学习方法对以后念大学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 【郭桐兴】林老师请您谈一谈,在您学生时代,您感受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林群】 我念中学的时候,念初中、小学的时候,因为当时抗战,小学生也不懂得,到念高中以后,因为受到比较正规的训练,我们的老师有个特点,讲课的时候,大概是半堂课把课讲完,半堂课讲故事,讲感受,讲科学家的故事,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就是说,不是塞你很多东西,半堂课就把中心内容讲完,剩下半堂课启发我们。中学的教育,我还是很有幸的,在福建上最好的学校。 【郭桐兴】您能谈谈,您是怎么喜欢上数学的吗? 【林群】 中学老师,数学老师都非常好,因为讲了很多故事,使我们的数学兴趣加浓了,他讲了很多数学家的故事,使我们无形中对数学家很敬仰,这个对我们后面的选择都有密切的关系。 郭桐兴: 【郭桐兴】这是在初中还是高中? 【林群】 主要是高中。刚刚解放我就进入高中,很有幸受到中学老师学风、校风的熏陶,打下了对数学训练的比较好的基础。 【郭桐兴】您现在还记得您当年的数学老师吗? 【林群】 我当然记得,他已经去世了,他不是做数学的,由于他中学突出的成绩,把他调到福建师大当教师。那个时候他最主要的特点是,半堂课讲课,半堂讲故事。我想今后我们比较理想的应该是这样的,不爱满堂灌,把学生搞得晕晕乎乎的,让学生很轻松的得到很多知识,很多启发。培养很多兴趣,不只是数学是这样,化学教师,物理教师都有这个特点。原来我们以为化学是非常烦琐的,各种化学方程式,化学老师把化学讲得生龙活虎,物理也是这样,我们班很多同学去学化学因为受他的影响。我学数学,当然对化学也非常有兴趣,一个好的学校,好的师资,至关重要。什么叫好的师资,恐怕不是满堂灌,而是能够把长的课程说成很短,而不是把短的说成很长的。现在包括大学的教师,如何把十行讲成一行,而不是把两行变成十行。要把书讲薄,而不是把书越讲越厚。这恐怕是一个教育方法的问题。 【郭桐兴】作为老师来讲,是要培养学生对这个课程的兴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在学校,在老师来讲。 林老师,请您谈一谈您在学生时代感受最深的事情是什么?除了数学老师在课堂上讲得很精彩,用半堂的时间讲正常的课程,用半堂时间讲有关数学家的故事,启发和培养了学生对于数学的兴趣,还有什么事情让您在学生时代印象最深呢? 【林群】 实事求是,我觉得这个印象够深的了。 【郭桐兴】您认为家长对您的成功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林群】 家长恐怕不起很多作用.前两天,几个中学生来看我,我就问他们,家庭情况以及影响。有一个人,他考北大,考了694分,他说他家是工人,没有人管他。在我收的研究生里头,非常好的一个学生,我问他,你怎么学得这么好?他回答的很简单,我父母是农民,不识字,我没有地方问,我靠自己。关键恐怕还是自觉。好几个学生,有的家里是教书的,环境还可以,他们自己说,他们都是靠自己,听老师的。有一个学生保送到北大,那个学生非常优秀,我问他,你讲讲你的经验,你为什么学得这么好。他讲的话出乎我的意外,他觉得,就是要听老师的,老师叫你念什么你就要念什么,不要好高骛远。我的体会跟他很相同.我不觉得现在要独立,因为中学、大学还是学习阶段,不能过多强调独立性。像四中有非常好的老师,他们会引导你,就是听老师的话。我看这是很成功的例子,我很赞成四中这个同学讲的。中学生不要好高骛远,自以为是,自己觉得自己有什么本领,超越前人的经验,还是应该接受学校的传统的影响。 【郭桐兴】学生时代,尤其是中学时代,应该以学习为主。主要是听老师的话,把正常的课程学好,这是中学生最基本的任务。 【林群】 我也是这种倾向的。 【郭桐兴】下面请林老师谈一谈,您的人生感悟。 【林群】 我先从自己谈起,我们这一代,至少前一段还算幸运.刚才说了,刚解放,中国进入全面恢复时期,教育科学重建自己的体系,特别是学习苏联,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也不后悔,学习苏联是非常值得的,苏联有雄厚的科学传统,有扎实的科学基础,苏联、俄罗斯是非常深刻的民族,当时学习苏联,是非常重大的措施,尤其是刚刚解放以后。进了大学,更受了苏联的影响,包括苏联文化的影响。我们听的音乐,看的电影全是苏联的,这个影响很大的。我毕业那年是1956年,党中央提出,全国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这个号召下,我有幸从厦门大学分到中科院来,这是一个转折点。到中科院来确实就是不一样。 【林群】因为当时中科院里,有世界最好的一些数学家,华罗庚最著名,吴文俊现在应该是中国数学领域第一号人物。还有我的老师从法国回来以后,他在中国领导中国的数学的发展。所以我有幸作为他的学生对我影响是很深的。 【林群】 还有一个,当时在一起还有冯康先生,这四位在当时也是最好的数学家,这四位堪称国际一流的人才.能够在他们的熏陶下,还是受到了很多影响的。当然,同时我们国家又经历了一场政治的大运动,从57年开始,访右运动,大跃进,接着文化大革命,政治风暴席卷全国。业务工作完全停顿下来,而且受到很大的破坏。当然这个文化大革命十年,很幸运。十年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把四人帮赶走了,在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虽然说有十年跟大家一样的经历,但是终于还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又恢复了正常的秩序,而且实际上是我们中国最好的时机,经济上最为发展,科学上最受重视,应该说文化方面,也是提倡和谐的时代,这应该是中国最好的时机。虽然我现在年岁大了,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很幸运的。 当然,这里头,每个人的性格会对自己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不是我一个人经历的,例如陈景润。 【郭桐兴】您能不能结合着实际的例子给咱们观众谈一谈,环境和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当年陈景润的工作环境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呢? 【林群】陈先生当时处在整个政治气氛,左的思想非常严重的时候,当时努力做业务受到了批判,陈景润就在这个时期做出他最好的工作。所以说环境并没有影响他的成果,而他个人性格的这种魅力,性格的坚强性顶住了一些环境的困难,他宁愿一个人装病躲起来,他有一些伪装,用伪装取得了他个人能够做数学的空间和时间。比如说把他关在专政队里头,白天得劳动,晚上他就把被子捂起来,拿一个手电筒在被子里头算他的事情。有一次专政队的人员发现陈景润没有了,马上动员大家到处去找,怎么找找不到,最后有一个队员看到床上有一个被子,打开一看,看见陈景润在里面。他经常这么做,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经常去劳动,有一次我跟他在一块儿劳动。 【郭桐兴】当年,您是不是也在专政队里? 【林群】 我没有在专政队里。但必须去劳动,去劳动的时候,我就在最靠墙,他在我旁边,他跟我说,我们调换一下床位,因为晚上我可以用手电筒工作,我在这边睡觉,他用被子盖起来。一样的环境,他有这么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就睡觉,现在很多人都这样。我的学生有几个是完全一样的环境,但是大部分学生是这样,白天教书,晚上休息,这很正常,无可非议,可是我有一个学生白天工作,晚上学习。这个学生比其他的学生有不同的进步。他现在是教授、博导也是基金的获得者。另外几个,我不是说这几个副教授不好,这几个副教授能力可能非常强,但是他按照正常的生活不能付出加倍的代价。好象是陈景润我们都是一起,他也从厦门大学来,为什么成绩有如此区别呢?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做出最好的成果。这是因为他付出过代价。我们觉得白天劳动,晚上休息。他白天劳动,晚上不能影响别人,还怕别人知道,用被子罩起来,手电筒在里面算。四人帮赶走了,我们中国科学进入春天了,那时候他作为厦大的官农请回厦大,我正好和他一个火车回厦大,在火车上,白天他工作不用说,晚上怕影响别人,他再度用手电筒围起来在里边工作。 【林群】到了厦大,我跟他住在一套楼里,我在这间,他在那间,他那间,你随时醒来,他随时在工作。你不能说全怪环境,现在很多人说,我为什么我的工作质量不高,因为现在国家要求我,部门、学校要求学生写文章,我要应付这个文章多,所以我只能保证数量,不能保证质量。 【林群】现在我生活在这个地方,我要搞很多关系,所以我不能全力以赴去工作,我必须搞好关系,去喝酒、聊天。这个都是道理,但是还比不过陈景润的,陈景润那个环境工作,人家说现在环境这么好了,你受到那些压力,这个压力,每个人都能顶得住。实际上也有不少人能顶得住。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原谅自己,我自己经常原谅自己。文化大革命,我经常跟学生说,我跟你们不一样。大跃进、四青、文化大革命里头,张景中是北大毕业的,他当时被错定为右派,到新疆劳改,他的环境跟你怎么能比呢?他在劳改的环境里,仍然不断的积累数学,不断的写文章,虽然文章不能发表,他积累的这些研究工作的经历,使得四人帮下台以后,他就准备好了全部潜力发挥出来,现在他能选上计算机系的院士,教育应该是中国普及协会的主席。公认的是我们最好的教育家,他比我强得多。为什么呢?环境不如我们。我们怎么说没有去劳改,我们也有去劳动,但是不一样。我们还在北京 ,他到新疆去。他受过多少困难,他能够坚持下来。所以,也不能说完全原谅自己。 【林群】我觉得性格比智力要重要,智力要差不多,陈景润的智力当然也不差,但是智力跟性格比,最后以性格取胜。智力好的人有的是,但是性格上的欠缺,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了。 【郭桐兴】您跟陈景润是校友。您能跟我们讲讲有关陈景润的故事好吗? 【林群】 刚才讲几个例子就是这样的。当时因为他身体有很多病,他当然并不把病当回事,而是把病当成搞工作的一个遮盖布,他正好趁着这个病可以自己做科研。他就是病号狂,你不能在病房开灯工作,他就在走廊里找到灯光最亮的地方,厕所里灯光最亮,拿一壶开水,拿几张纸,就在这里算下去。虽然我不知道他算多长时间,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起床他都坐在那边,到天亮,他才回去。他一般坐一个礼拜,七天七夜不睡,七天七夜做出来,身体垮了,身体好了,又开始做问题,基本上是这样的状态。因此他的身体受到很多的摧残。他在63岁就去世了,他整个的能量都消耗掉了。去世的时候,像一条线一样,非常小,全部精力都付出了。而且他去世前十年基本上就要住院不能工作了。 【郭桐兴】他经常连轴转? 【林群】 他控制不住自己。 【郭桐兴】典型的工作狂的状态。 【林群】 我们现在很多人一个人一间房子,每个人都配备着计算机,各种图书,但是因为可能这有一个问题,因为给你更多的活动机会,于是你不肯坐下来.陈景润除了自己算,没有别的出路,没有别人交流,也没有外国人进来,就只有在图书馆看书,为科学献身。 【郭桐兴】通过您谈的陈景润和张景中的事迹,现在我们的环境肯定比陈景润当年的环境要好很多,但是能做出陈景润那样的成绩的人反而倒少了。看起来环境和人的关系,人的主观是非常重要的,是起决定性因素的。 下面您能不能谈一谈,努力和运气之间的关系? 【林群】主观是重要,但是很多人主观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走错了路,运气不好还是一事无成。现在很多人宣传歌德巴赫猜想的重要性,于是很多城市的,农村的,工厂的都要做歌德巴赫问题,多少人做了多少年,都是错的。用陈景润的话说,上天是可以的,但是你想骑自行车上天是不可能的,你必须用火箭上天.陈景润有幸到了中科院来,在华罗庚这个群体里,无形的影响下,华罗庚其他学生都在这里面走了很长一段路,摸索了一段方法,陈景润在这个方法的基础上,在这个火箭上再加一些更高的方法。正确的路子,正确的途径,你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你凭空想,有不少人从农村来,也很穷,把被子带着,坐火车也是坐了多长时间,然后就写一个大字报要求挑战歌德巴赫问题,就睡在墙角下。这跟你个人的运气有关系。我相信陈景润不在中科院的话,工作还是很有限,他不会去做歌德巴赫问题,因为他没有这个基础。 到中科院才有可能。比如说现在我们华人里头,一个陈始珍一个吴文俊相继100万多将。吴文俊是在交叉理论的成就。两个都是从数学上做出巨大的贡献,然后都转到跟计算机有关的数学上。在交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影响我们整个数学甚至整个未来的文化。像这样重大的工作就得了奖。因为他的方向是对的。当然他可以继续做出纯粹数学贡献,但是我相信,数学机械化改变我们的脑力劳动,改变我们数学上的体力劳动为脑力劳动,这为整个未来开辟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文化前景,人类新的指向。这个影响恐怕比纯数学的影响还要大。 吴先生是在前面工作,他是在法国做的。回国也继续做,但是关于数学机械他是在国内做的。国内有国内的优势,因为在国内受到中国发展史的影响,中国数学史跟西方不太一样,强调构造性方法,吴先生受构造性方法,传统的影响。他能够取得数学机械化的成果。原来是初等学校,后来是高等学校。 【郭桐兴】相比而言,以前的数学相当于手工作业。 【林群】 很大一部分是手工作业。不是像胡先生这样的革命性思想,应该是系统的,机械的程序化方法而产生新的结果,而不是靠动脑筋,想出偏的东西,这个东西能做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系统的生产结果的方法。吴先生对他的评价是革命性的思想,使得这个领域革命化了,根本的改革、变化,根本的革命。这就是说,他的方向对,这个方向对,他得诺贝尔奖不是偶然的。不仅仅你要努力,你还要学好正确的道路。这个也是好运气的。因为你走哪一条道路,我记得吴先生文革前开始注重生物数学,但是他后来还是跟中国的传统结合在一起。 【郭桐兴】生物数学是什么意思? 【林群】 生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不能光由实验处理,比如说很多细胞、DNA的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怎么处理好,这应该由数学来处理这些数据。当然那里很多结构,应该有什么样的几何结构,这个据说跟数学关系很大。 【郭桐兴】用数学的方法解决生物当中出现的计算问题。 【林群】吴先生有一个特点,他不跟着外国人做。现在条件好了,很多年轻人跟着外国人做,这当然也是一个路子,因为外国先进的地方,我们当然应该学。但是恐怕不能完全跟外国做。杨振宁先生回顾他的一生,他第一项工作是得了诺贝尔奖的工作,这个工作只能在美国做,因为是物理实验,出现很多现象,最后由实验证实。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做这个实验。他认为,他得诺贝尔奖这项工作只能在美国做。他后来做了数学方面的工作,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可能更有影响。以他命名的一个方程,这个方程在数学引起很大的发展。而且他是物理的问题,这是属于思维问题,哲学问题。他这个工作在中国也能做。因为他主要靠这些思想,靠他的思考,而不需要靠实验。我想吴先生这个工作可能要学习外国。也不是说跟外国人做最有前途,我相信,我们华人的世界历,吴文俊是最领先的,因为他们两个人首先是数学能够得奖。当然以后还会有很多人研究这个问题。 吴文俊非常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郭桐兴】一个人如果想在事业上成功的话,大概应该具备哪些条件?一个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运气,还有要加上自己主观上的刻苦努力。 【林群】 性格和刻苦努力。 【郭桐兴】这几种因素加在一起等于是成功。 下面能不能请您谈一谈,您最喜欢的人生格言是什么? 【林群】 一个时期的工作,会影响你形成某一种观念或者是信念。我说实在话,我自己在研究方面并没有什么成就感。有一点,我非常注意一点,不管你做什么,学习也好,研究也好,一定要刨根问底,通俗的话叫做打破沙锅问到底。这种决心,比如说一定要刨根问底,水落石出,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果你没有刨根问底,你没有做到水落石出,你就不能停止,你必须继续追求,直到一些事物浮出水面,使你一目了然的时候,你才能够甘心。这个大概是我喜欢的格言。当然仅供参考,因为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吴文俊我认为是最成功的人。陈景润也是非常成功的人。张景中也是非常成功的人,我当然并没有这样的成就,但是我自己做科研,做教育的经验总结出来,要寻根刨底,水落石出。 【郭桐兴】执着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和意念。林老师很谦虚,从您简历当中看到的您获得的这些奖,89年您就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2001年获捷克科学院数学成就荣誉奖章。还有2004年获何梁何利奖。从您获奖的情况跟您谈的情况,我认为您是非常谦虚的,这种精神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其实您在数学领域已经做出了不少的成绩。 我看您简历上介绍是研究计算数学,特别是微分方程的高性能,高效率算法,这个大概是什么意思? 【林群】同样一个问题,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算法可能要算一万年才能算好。有的算法几分钟就能算出来,所以你一定要选择。不是说哪个问题拿来,随便找个方法凑上去。一万年告诉你结果,那有什么用处呢。在众多的途径,你要比较各种各样的途径,然后挑出一个最好的途径。我们只是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有效的,而且是快速的方法。使得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取得结果。这个也是一个无止境的工作。 【郭桐兴】您能举个例子或者是打个比方说一说吗? 【林群】 比如圆周率,当然可以把圆周不断细分,你算了一万遍,你可以得到四位有效数字,可是如果你找了好的算法,你可以一百个变形也能拿到世界算法。我们也是这样,一百遍加一百遍组合就可以产生一万遍产生的进度。就是快速的,高效的培养结果。这个可以各种各样的算法找到一个更好的算法。 【郭桐兴】这个意思是不是跟原来宣传过的优选法,跟那个有点类似? 【林群】优选法是做得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老百姓千家万户不知道,做事情不是盲目做,你必须选出一个更好的方法。一个妇女早上起床,是先叠好被子,梳好头,然后烧好水,然后再刷牙,你必须在烧水的同时开始刷牙,把时间分配很合理,这样使得你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各种各样的内容。 【郭桐兴】尽可能用少的时间做更多的工作,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林群】 同样的时间把所有事情都做完了,这是科学的方法应该是这样的。 【郭桐兴】您能不能对青年人谈谈对他们的希望和建议。在求学的路上和工作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林群】要战胜环境,刚才说了,你家里不是搞教育的,不是搞科技的,你就可以搞得更好,因为你没有地方问。这是不少学生的成功经验,因为家长不懂,没有地方问,靠自己。现在大家都非常担忧,家长们影响到学校教育部门,都是希望孩子成龙。让他受各种训练,让他没有业余教育,没有思考方法,只为了争取进大学。刚才说了,当然你说,现在没办法,不进大学怎么办?那陈景润怎么办呢?张景仲怎么办呢?一样有办法。刚才我举几个好学生,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跟老师学,也不要参加什么班。老师怎么教你,你在老师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做好。他也可以保送北大,他可以考到694分,这些人并没有进各种班。所以不要拿这个借口,家长很可怜,什么时候中国的家长能够清醒过来,能够放开孩子,不要管孩子,让学校去管孩子,不要参加各种训练班。让他们更自然的按照兴趣发展。这样对他们一生的前途无量。不要顾及环境的问题,陈景润怎么做,四中学生,五中学生,他们并没有上过班,家长也没有管他,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要早起,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要晚睡。他该睡的睡,该玩的玩,该做的做,结果他比谁都成功,保送北大,考取北大,能考高分。 【郭桐兴】今天我们很荣幸听到了林老师非常精彩的讲述,把您的人生的一些感悟,一些感受跟大家谈了,让我们从中受到了很多的启发。同时,我们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院士访谈栏目。我们在下一周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观看! 【林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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