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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龙应台
fqng1008 2016-5-25 09:50
龙应台，作家、社会批评家、思想家。祖籍湖南衡山， 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长等。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著有《野火集》等作品多种。在欧洲、中国两岸三地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 其实，这个题目有点莫名其妙。 下面的文章仅仅是我读她的第二篇，而今晨的第一篇却已经“失踪”，也只是在搜索过程中才看到的，就转了过来，而且命名为“读龙应台”。 清晨，我打开手机，两篇针锋相对的“公开信”出现在“微信”里，好长好长的小字读的我眼中含泪。而且连忙转发并感慨道：“一场事关中华民族未来走向的辩论，应该还有下文。” 不料，那两篇辩论文章顷刻间一扫而空。于是，我开始搜索，整个网络了无音讯。好在，有关龙应台的专栏文章还没有消失，有关她的评论还没有消失。我也看到“ 知乎”上有人喜欢批评龙应台，而且 也看了许多一针见血的批评意见。但是，我仍然止不住要转发她的文章，并称之为“读龙应台”。 附龙应台：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1. 「红灯记」在台北 2001 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 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 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文革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 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 文革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 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现样板戏《红灯记》的精髓。 在这样的报导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 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 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教育部长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 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淳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 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 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 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 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 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采，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 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 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 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 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他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 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 ……一九七五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 2. 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 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型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 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人们只是欢喜地聆听他的演讲，热烈地讨论他的作品，同时，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湾首发，引以为荣。 看「红灯记」的平静，接待高行健的自然，发生在同时，使我深深觉察到台湾的质变。 不，我们并不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过五六十年代的肃杀。 仓皇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戒严」令在一九五零年颁布，当初决定跟着国民党撤退到海岛的许多知识菁英，作梦也没料到，他们会在「戒严」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统治下期待回归祖国的台湾人，作梦也没想到，从殖民解脱之后得到的并不是自由和尊严，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高压统治。 好几代人，就在一种统治者所精密编织的价值结构里成长。相信「党」的正确，因此我们不习惯政治见解的分歧。相信国家的崇高，因此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认知。相信民族的神圣，因此我们不原谅任何对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纯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们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堕落。而共产党，就是这一切我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反面；它是「邪恶」的、「恐怖」的、「腐败」的、「欺骗」的、「罪不可赦」的。 我们所有的叙述都是大叙述：长城伟大，黄河壮丽，国家崇高，民族神圣，领袖英明，知识分子要以苍生祸福为念，匹夫要为国家兴亡负责，个人要为团体牺牲奋斗，现在要为未来委曲求全。 大叙述的真实涵意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相信「绝对」化，而价值观一旦「绝对」化，便不允许分歧和偏离。任何分歧和偏离，不仅只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确还可以被原谅、被怜悯、被改正，但是对于不道德，我们是愤怒的，义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弃，甚至赞成国家以暴力处置，还觉得自己纯洁正义或悲壮。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周年纪念版，因此有重读的机会。物换星移，展读旧卷，赫然发现，「野火」里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为「个人」吶喊：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把责任，从国家和集体的肩膀上卸下来，放在「个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同时，没有一个字一个句不是在伟人铜像林立的国度里，试图推翻「大叙述」，建立「小叙述」： 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 「野火」书出，一九八五年的台湾为之燃烧，二十一天之内经过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个不小心打开闸门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倾泻直下，冲出高筑的大坝，奔向辽阔原野。滚滚洪水一旦离开大坝的围堵，奔向辽阔，首先分岔出万千支流，然后喧嚣奔腾变成小溪潺潺，或者静水流深。 「野火」之后，很多人反抗过努力过，游击队似的「党外」演变成正式的反对党，而反对党又惊天动地地蜕变为执政党；「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过努力过，从日据时代抵制殖民的赖和、杨逵，到后来拒绝屈服强权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李敖、陈映真。 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对台湾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体会：就为了打破价值的绝对化，就为了把大叙述打碎，让小叙述出现，看起来这么「小」的目标，我们花了好几代人的光阴。 是因为不再相信价值的绝对，是因为无数各自分歧的小叙述取代了统一口径的大叙述，台湾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夸张过度，可以平静地欣赏「红灯记」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实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 如果你问我这一个台湾人，我们用六十年的时间学到了什么，我会说，我们学到：万千支流，小溪潺潺，得来不易。 3. 叙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红灯记」，也有很多人基于政治的立场，是不愿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戏的人，有的只在乎戏剧的纯粹美学表现，有的人，譬如我父亲，被民族情感感动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亲，国共内战所撕开的伤口在六十年后都还淌着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里烙着忠奸分明的意识，根本无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时代的黑白颠倒。 每一个人有自己版本的小叙述，和其它人不同，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游戏规则：他必须容忍别人的叙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叙述被容忍。 教育部长，在公文上请演员保留原有的戏剧台词，然后签了字。 连战访问大陆，人们在桃园机场打了一架。之所以会闹出流血冲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方式出名──政客们早就学到，制造冲突往往是出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台湾人分歧的小叙述在这种关键时刻被突显出来：民主的时间还很短，很多伤口和痛楚，还没有愈合；很多纠缠的道理，彼此还说不清楚。 对于有些人，历史的切身认知是，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比国民党的统治还要文明些。日本总督再怎么霸道，毕竟还受母体社会日本的法治所规范，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已经经过明治维新洗礼的现代化国家，溃散到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低谷──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五四学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国人连坐下来绑紧自己草鞋的机会都还没有。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国人」，是一个颇为不堪的形象。由于历史的隔阂又对「祖国人」的不堪没有什么历史的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同情或包容。 紧接而来的高压统治，更令所有对「祖国」的期待破灭；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释为单纯的「官逼民反」，处处发生，这些台湾人，从自己的幻灭和痛苦经验出发，却宁可认为，这是「中国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把国民党的问题解释为「中国人」的问题，再将中国人和共产党对等起来，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代表不文明，前现代，野蛮。 对于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万中国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铭心的集体国族记忆，仇深似海。中国再怎么落后都是自己的国家。国共两党再怎么敌对，都不能和中日间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爱中华传统和文化，写书法，读诗词，研究老庄哲学，但是拒绝与中国这个国家组织认同。 另一些人，讨厌中国这个国家组织，因此也想将中华文化一并摒除，拒绝说北京话，拒绝到大陆旅游。 有一些人，怀抱极强的民族认同，盼望中国强大，至于用什么方式强大，以什么代价来获得强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国」的想象里，台湾只是一个历史的小小脚注。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国家看做一个有任何意义的单位。所有关于国家或民族的说词，都是统治者拿来愚民的神话。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种国家组织──殖民也好，托管也好，占领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给他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 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国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 这些台湾人，和世界上任和其它人一样，渴望社会安定，经济稳定，家庭幸福，个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为他曾经经验过殖民和专制统治，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等等上纲上限的崇高大叙述往往抱持一种怀疑和窃笑，却极在乎言论和思想的自由，极在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对弱势的照顾，极在乎国家机器不侵犯他的隐私和人权。 这样的台湾人，每天的生活内涵是什么？ 4. 民主不过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谱上的哪一边，台湾人从头到尾就不曾觉得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受过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固然被历史归位为日本国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湾的则是彻底的「民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认识是：中华民国代表正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国，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辉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台湾算是正式承认了大陆政权是控制大陆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第一次试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做一个「平等」的存在。因为自觉是民国正统，所以台湾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要「脱离」中国大陆这个政权，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属于、从来就不曾效忠过那个政权。 以军事「大国」姿态来看，「蕞尔小岛」的台湾人这种认知或许是可以被讪笑的，但是若宣称希望了解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这种深层的历史情感和心理结构，恐怕是任何了解的基础第一课吧。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 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整肃。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这条路的地基结构是清清楚楚的：台湾人已经习惯，情况再坏，总有下一轮的选举；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选票在他手里。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那么，如果生活方式的选择才是问题的关键核心所在，你跟他谈「血浓于水」、「民族大义」、「国家大业」等等大叙述，是不是完全离了题？ 5. 不仅只是经济而已 这个时候，再回头去读连战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讲，两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异常分明。 连战是什么？他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国际法」和「政治学」的教授。宋楚瑜是什么？他有「国际关系」和「图书信息」的两个硕士学位，又是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博士。两个人都有国学的基础，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民主实践，但是在台湾一贯重视教育的环境里，这样的学识菁英不计其数，他们不算特出。而在台湾翻天覆地、竞争激烈的民主实验里，连战被视为厚道有余，能力不足，几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则每况愈下，被描述为极为负面的弄权「大内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机器中，已经是一个无比复杂的计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利益结盟的输赢估算，选民的结构分析，新闻议题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与否以及透露的时机推敲，效果的评估以及损害的控制……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个眼光，每一个出现或不出现，每一个「遗憾」或「抗议」，都经过沙盘推演。台湾的民主政治，在华人世界里，可以说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或者说，玩得过头，技术操作喧宾夺主，深刻的内涵反而被颠覆，使得「大说谎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头。 这两个在台湾玩「输」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陆的政治环境中，品质反而折射出现。两个人都引经据典而不费力，都学通中西而不勉强。面对镜头，都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语言，如何传递一种诚恳的眼神和态度。 同时，两篇演讲都是细致深思的作品，懂台湾政坛险恶的人，更能体会这两篇文章之不易。 连战在北大，就从自由主义谈起。他谈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他谈台湾大学「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校风；他指涉杜威的实用主义，「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他提出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岔，又问，「我们要选择的到底是哪一条路？」 他介绍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可是不忘记说，台湾的成就来自于经济发展之后开展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陆的经济成果同时，他紧接着赞美大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于具体地提到中国「宪法」里头对于财产作为基本人权的事实。更明确地，他指出，「整个的政治改革……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 宋楚瑜的演讲策略，在提出两件事：一是厘清「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一是，台湾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富」，而在于「均富」。「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十六年当中，台湾每一个国民所得从482美金成长到5829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5分之1和最低的5分之1一直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 连战会不知道大陆官方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吗？他会不清楚目前极其严重的拆迁和土地剥削问题吗？宋楚瑜会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后面所隐藏的巨大的贫富不均吗？ 显然都明白，而且，都说出来了。这需要勇气，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担。如果两人的大陆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权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费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讨好北京，不单会招来民进党的趁机挞伐，也会带来历史的审判。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对于生活在大陆的有思想的人们而言，也恰恰是他们最愿意为之奋斗、为之努力不懈的目标。 如果只谈民族感情和国家富强这样的「大叙述」而这两个核心「小叙述」不在连宋的演讲稿中，我会觉得，这两人愧对历史。 幸好，他们说了。在对的时刻，在对的地方。 2005/5/24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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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龙应台先生对于新加坡滨海湾花园植物没有中文名的报告
热度 4 rexbotany 2016-5-23 17:28
回应龙应台先生对于新加坡滨海湾花园植物没有中文名的报告 事件背景： 2015 年 10 月 25 日， 龙应台在 SIM 的讲演，提到她对于新加坡滨海湾穹窿的植物标牌上没有中文的名字很失望。 事件反映出来的问题：表面上看仅仅是华人在国外很难接触到植物的中文信息，揭露出的深层问题是中文文化在国际土壤中生命力的束缚与困遏。 先来分析解释一下关于给滨海湾花园挂中文，马来文，泰米尔文等牌子比较难以实施的分析。 滨海湾花园为新加坡政府斥重资打造的一个国际性植物大花园，它的定位本身就是世界一流的花园，重点工作不在植物保育，而是园艺植物，园艺文化，植物生境等多方面的一个大融合，目的就是刷新游客对于植物，生态的认知和重视。 滨海湾花园中长势良好的引自澳大利亚的袋鼠爪花。 为了真正做到世界一流，政府专门从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挖过来比较厉害的熟悉园艺植物品种筛选与种植的高手过来，包括澳大利亚来的负责世界各地植物采购的 Anton 以及已经过世的世界级凤梨科专家 HurryLuther 。想要把滨海湾花园的植物挂牌非英文名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下几个点： 第一， 植物种类繁多。 整个滨海湾花园计划引种 1.5 万种，现在少说存活下来的也有 8000 种（含品种），八千种的概念是这样的，相当于整个中国华北地区所有植物总和的两倍，整个中国总共有三万多种植物。在一个小小的花园之中能有这样密集的植物多样性，是世界少有的，可与之匹敌的是英国的邱园（ Kew Garden ）。种类繁多，一天拟名 100 种还得坚持近三个月。 大量的园艺品种很难鉴定到具体品种名，也给起名字增加了不少难度。图为 Flower Dome 中拍摄的一种天竺葵。 第二， 缺少相关语言国家的专家学者。 在新加坡几乎没有熟悉中文的植物学者，新加坡园林局出过一本书叫 1001GardeningPlants In Singapore ，文中尝试引用了部分中文名，书生仅仅中文名就挑出了 100 多出错误，该书实际作者为 BooChih Min 博士，她去年的新书 Plants intropical cities ，依然引用了部分中文名，然而依旧有很多错误，并不是作者实力不够，而是在新加坡缺少中文植物学的文化氛围和应用，马来文植物学，泰米尔文植物学同样如此，仅有的英文植物学其实也差强人意，挂牌上的英文名也并不一定准确，因为这些植物的产地很可不是都以英文为官方语言，比如从中国引进的植物就没有英文名字，并不是每一种都可以准确翻译过来。要找一个熟悉中文名，英文名，拉丁学名的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很难。马来文，泰米尔文也同样如此。 笔者根据中文植物分类以及形态特征而拟名的滨海湾花园植物黄花破布木， 第三， 滨海湾花园的植物栽种模式不同 。前面说了，滨海湾花园的定位在于植物展示，并不是像新加坡植物园（ SingaporeBotanic Garden ）那样以植物保育为主。通俗一些就是放一些比较漂亮奇特的植物给游客看，这些植物基本上都可以说是摆上去的，而这些植物从摆上去到适应这个生境需要很长的一个磨合的过程，要想控制好 1.5 万种植物的生境必然有大量的植物因为不适应而衰亡，衰亡就不好看了，必须要换，再加上 Flower dome 里面经常换各种主题展，如郁金香展，玫瑰展等，这些替换的过程必然产生一个很庞大的冗杂的数据量，再加上缺少熟悉这些植物的专业人士，滨在数据这方面做得很差，根本不可能有整理详尽的名录和数据，很可能这次的还没有整理完毕植物已经被更换成下一批了，换做任何一个组织来运营，都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 2012 年园中因为不适应气候而死亡的植物 给滨海湾花园植物标注中文解释的意义： 有朋友不理解为什么非要给这些植物标注上中文名解释，花费这么多时间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回报的事情干嘛要去做。在说这个意义以前笔者不禁要反问一下，新加坡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么繁华的地段建造一处需要高额营运成本而且几乎没有经济回报的滨海湾花园？ 新加坡园林局（ Nparks ）顾问以及滨海湾花园首席执行官 Kiat W.Tan 博士给出了他的答案： 生物物种多样性保育的步伐已经逐步扩展到新加坡的商业和金融领域，新加坡是典型的热带花园国家，也有着作为世界公民应有的责任感，滨海湾花园的建设可以通过神秘的植物世界来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建立这种责任感，并将这种美好的自然人文理念传播出去。（笔者根据 Kiat W.Tan 博士在《滨海湾绿温室 - 工程篇》中的序言翻译整理）。 滨海湾花园所诠释和表达的内涵文化： 生态系统文化：滨海湾花园的 Logo 标志是一只红色的蜻蜓，蜻蜓是一类对水域环境要求很高的生物，有蜻蜓的地方必然说明当地的生态系统是很好的，蜻蜓代表了滨海湾花园设计中无处不在的生态友好理念。 滨海湾花园 logo 红蜻蜓 滨海湾花园工程设计中所考虑到的生态系统图（引自网络） 热带雨林文化：滨海湾花园中的迷雾森林（ Cloud Forest ）中设计并模拟了典型热带雨林野外的条件，包括温度控制在 18-25 之间，湿度控制在 70% 以上，保持通风，并有人工瀑布来维持平衡。主体设计层加入了比如猪笼草，茅膏菜，瓶子草，捕虫堇等奇特食肉植物，还种植了大量雨林兰花，秋海棠，天南星，翠云草等热带雨林中比较常见的植物类群，尽可能得还原了人们在真正雨林中的感受。 全民参与文化：除了非冷室区免费开放给新加坡的公众，滨海湾花园还经常招募志愿者共同管理和认知滨海湾花园，增加新加坡民众的参与感。夜间也有空中音乐会，电影等活动供民众参与。还会时不时有免费开放给老年人的活动。附上一张官网截图： 滨海湾花园建设成功的意义是空前的，不仅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供公众和家人一起聚会聊天的机会，而且于此同时让人们零距离接触到了神奇美丽的大自然，缓解过快的生活工作压力。 笔者的小伙伴们常来滨海湾花园聚会活动。 如果没有软实力的新加坡就好比没有绿树红花的新加坡，新加坡就成了一座没有生机的闷热昏暗之城。 新加坡品牌维护与宣扬。这对提高居民精神生活满意度以及维持国际安全城市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样的安全文明而和谐的花园城市文化就是新加坡在国际上的品牌特征。这张王牌对于新加坡的旅游业和与之而生的餐饮服务，房产，引资移民，金融等行业息息相关的。滨海湾花园的建设已然成为新加坡的又一代表性象征。 2012 年滨海湾花园对外开放前笔者接待澳大利亚的朋友也选择了这个花园。 那么究竟为何要给里面植物一个合适中文名？ 新加坡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建设如此优秀的世界级花园，植物园，最重要的目的其实就是传播这种自然生态理念打造和谐美好社会。而在物欲横流，为了利益而不惜破坏环境的中国今天，更是有必要来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这种文化，新加坡就是这种文化的很好的传播源头。而任何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最基本的媒介：文字。 滨海湾花园中植物如果有中文名字以及简单资料，优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 让更多的华人通过中文名字和简介就可以理解到这种植物的产地，用途，特殊性等比较有趣的点。 第二， 增加新加坡本地华人以及新加坡华人游客的亲切感，被认同感。 第三， 便于中文植物学文化在新加坡地区的传播以及发扬传承。 第四， 为整个中文文化在国外的发扬添砖加瓦，与新加坡提倡华文教育相呼应。 笔者建议的解决方案： 一， 缩小植物起名范围，挑选出来园中最常见的 2000-3000 种植物进行标注，一些园艺品种众多的比如秋海棠属植物统一标注秋海棠，足够满足旅客需求。 二， 网络通过新浪微博或者博客来汇总发布滨海湾花园的植物以及给予中文名解释。并附上可供查询的中文英文拉丁文名录。 三， 挑选 1000 种左右制作成图鉴，供一些上网不便或者匆匆而去的游客选择购买。 作者简介：原名杨晓洋 （ Rex Yang ） 网名不乖书生，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植物引种保育专家，新加坡植物园学者，亚洲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植物顾问，中国自然标本馆东南亚植物中文拟名工作负责人，网络最权威植物分类团队“书生植物分类群”创始人。人生格言：“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愿为一桥梁，为重建人类和自然美好和谐关系而努力。 笔者在新加坡雨林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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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园大学
热度 10 zywsict 2015-11-27 18:53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消夜、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零乱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作研究，注脚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学生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地，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 getawaywithmurder ”，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二十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找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 20 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 5 岁。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学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 　　他可以读十篇爱伦坡的谋杀小说，每一篇都读懂，但不能够综观十篇整理出一个连贯的脉络来。他可以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逃狱，也明白梭罗为什么拒绝出狱，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不知道。他可以说出诗人艾略特对艺术独创与模仿的理论，但是要他对王三庆的仿画事件发表意见——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见，他没学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错在学生吗？当然不是。学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从小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20 岁的人表现出 5 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个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许迟到，周会时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时，熄灯前要洗澡如厕，清晨六点必须起床作操，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裤上课，看电影有害学业，看电视有伤眼睛，吃饭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但这也暂且不提。这一类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当然是善意的，问题是，我们论“事”的时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的后果，而教育的后果何其严重！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 Levy 早在 1943 年给所谓“过度保护”（ Overprotection ）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事时，除了“泪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教育者或许会说：这些学生如果进大学以前，就已经学好自治自律的话，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没教好，所以我办大学的人不得不教。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小、中学十二年间没有学会自治自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辅导，那么大学来继续进行“育婴”，这岂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把学生口里的奶嘴拿掉，我们总要有个起点；大学不做，更待何时？再说，我们对大学教育的期许是什么？教出一个言听计从、中规中矩、不穿拖鞋短裤的学生，和教出一个自己会看情况、作决定、下判断的学生——究竟哪一个比较重要？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青年，而牺牲了他自主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许多教书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照逻辑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有那门课所要传授的知识，并且能够以考试或其他方式证明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人头点名的成规而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取这一门知识——让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去听同一个人有系统的讲——但是，一个学生，不论原因为何，已经拥有那个知识，那么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的错误。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为师者“严”，我绝对赞同；愈严愈好。但是那份“严”与“逼”必须在实质的知识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换句话说，教授可以用比较深奥的教材，出比较灵活的考题，指定比较繁重的作业，来逼使学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学生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人，他就没有理由拿着鞭子把学生抓到教室里来；充其量，作老师的只能严肃地说：上不上课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学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十二年，如果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长大——他们会长大吗？毕了业之后又由谁来执鞭呢？ 这种“赶着走”的鞭策教育贻害极深。学生之所以不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为在“抱着走”、“赶着走”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去思考，有一个实质上的困难使他即使想开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学生有自动好学的可能。于是设置了七七八八的课目，塞满学生的时间。大一的学生，譬如说，一星期就有三十多个小时的课。大四的课少了，有些系就强迫学生修额外的学分，作为防范怠惰的措施。可是我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文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作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文学，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这个新的观念也等于零。这些，都需要时间与空间，可是学生办不到。他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像媒婆赶喜酒一样，一场接一场。他们的脑子像一幅泼了大红大紫、没有一寸留白的画。如果怕学生怠情，我们应该增加学分时数强迫学生把“身体”放在教室里呢，还是应该加深加重课程的内涵使学生不得不把整个“心”都投入？这是不是又牵涉到一个本末的问题？我们如果不给学生时间与空间去思考，我们又怎么能教他们如何思考呢？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长。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说学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说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实还没有碰触一个更基本的先决问题：我们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独立自主的学生来？答案若是否定的，这篇文章便毫无意义，可以烧掉。我是在假定我们的社会有意造就独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写这篇检讨。可是，如果这个假定的大前提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在思想的训练上，还是采取“骑着走”的方式？ 一方面，学生懦弱畏缩，成绩有了失误，不敢去找老师求证或讨论。教授解错了题目，不敢指出错误，大家混混过去。对课程安排不满，不敢提出异议。不愿意被强迫住宿，却又不敢到训导处去陈情。私底下批评无能的老师、社团的限制、课外活动的规则，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对当事机构表达意见。偶尔有人把批评写成文章，要在校刊上发表——“不必试，会被压下来！”学生很肯定地说：“反正没有用，我毕了业就到美国去！”另一方面，作老师的继续努力强调“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连学生少鞠一个躬都当作对五千年中华文化与民族的背叛。“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在历史上的意义我不去谈，在现代讲究分工与专业的社会里，却很有商榷的余地。“重道”毋庸置疑；对知识的肯定与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为制度的基础。但是“尊师”，如果指见“师”必“尊”——只因为这个人在这个位子——那就是鼓励盲目地服从权威。到处都有误人子弟的师，有不学无术的师，更有招摇撞骗的师；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学生“尊”无“道”的“师”？ 　　 学生怯懦畏缩，是他们缺乏勇气，还是我们迷信自己的权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给他们挑战的机会？ 我们若真心想培养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笃行”的下一代，为什么又惧怕他因为“慎思、明辨”而对我们的权威造成威胁？ 台湾的大学在师资与设备上，比我自己的学生时代要进步得很多很多。中国学生的聪慧、诚恳，与一心想讨好老师的认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动我。而学生资质愈好，这种幼稚化的大学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难过。办教育的人，或许本着善意与爱心，仍旧习惯地、固执地，把大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假定他们是被动的、怠惰的、依赖的。这个假定或许没错，可是教育者应对的方式，不是毅然决然地“断奶”，而是继续地呵护与控制，造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令我忧心不已的是，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的大学生，出了学校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公民？什么样的社会中坚？他能明辨是非吗？他敢“生气”吗？他会为自己争取权利吗？他知道什么叫社会良知、道德勇气吗？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真心要把台湾治好，我们需要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权的人必须张开手臂来接受刺激与挑战。如果我们真心要把教育治好，为这个民族培养出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一代，那么办教育的、教书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权威；他也要禁得起来自学生的刺激与挑战。把我们的大学生当“成人”看吧！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牵着他的手。 摘自龙应台《这个动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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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热度 19 zywsict 2014-8-13 18:33
继《野火集》后又读了龙应台先生所著的《大江大海 1949 》。 1949 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中共在大陆势如破竹，捷报频传，并且建立了新中国；而与此相应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却节节败退，最后退到弹丸之地的台湾岛。因此 1949 年是个大风水岭决定了现在中国、台湾的发展模式。无论那时你是留在大陆，还是选择到台湾、香港、甚至海外；无论你是底层的平民，还是军人；无论你是被迫，还是自愿；谁都抵挡不住时代的潮流，每个人的命运都受到了影响，每个人都有 1949 的故事。 该书看似是历史书，但又和一般的历史书籍不同。该书并没有记录那些伟大的历史事件，而是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沉浮、悲欢离合来还原那时的历史场景。该书的最大特色是以人文的、人道的历史而不是成王败寇的史观看待历史事件。书中提到了国军、也提到了共军；提到了大陆人，也提到了台湾人；提到了台籍日军，也提到了台籍国军；甚至还提到了一个日本军人的故事。在作者看来，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国内内战都没有胜利者。战争导致了无数家庭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战争是一场大灾难，是大悲剧。无数的平民的命运被战争裹挟，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得为其付出代价。 读了该书感触最深的就是 ”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 ，不管怎样受苦受累的都是底层的人民。龙应台的母亲千里流亡到台湾，却无法将自己的孩子带走，只能将其留在大陆，而她的父亲与她的奶奶一别后，竞是永别，今生今世再也不能相见。这种骨肉分离的痛，是那么的真，那么的切。而他们的亲属留在大陆，终因成分不好，却备受排挤和打压，生活艰难。就算他们到台湾后，作为异乡人，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也备受歧视。龙家只是千千万万流亡到台湾的国军家属的一个代表，有很多家庭的遭遇比龙家更糟。来自 山东联中八千名师生历尽艰辛，辗转南下， 校长、老师为了学生的利益奔走却被当做 “匪谍”枪毙 ，最后达到澎湖只剩下五千学生，而且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强制当兵 。 还有来自 河南联中五千名师生亡命千里， 历经艰难险阻 ，最后成功进入越南法军集中营的学生不到三百人 。最后台湾本土出生的二十万青少年被日本征召，在南洋遭受了炮火的洗礼，战后又因是日本人的帮凶遭到审判。以上所说的都是作为战败一方的百姓的悲惨生活。 那作为战胜一方的百姓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顺利后分到了土地，可是好景不长，土地又收归国有，一夜之间就回到了解放前，之后经历了三年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这样的人民的生活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最悲惨的就是夹杂在内战之中的老百姓了。最悲惨的莫过于长春围城中所饿死的十多万同胞，他们有错吗？对于长春围城我想知道的人并不多，哪怕你去长春街头问，知道的也寥寥无几。我不想深究这里面的原因，我只知道作为底层的老百姓，是最悲惨的，当权者又何曾介意过平民的伤痛。不管谁胜谁败，平民总归逃不出炮灰的命运。 作为底层的平民真心不喜欢战争， 战争受苦受难的永远是平民，希望和平能够长久，尽管现今面临很多问题，我还是不赞成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而是希望润物细无声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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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能燎原吗？
热度 8 zywsict 2014-8-10 19:51
《野火集》由龙应台先生所著。该书写于 1985 年，那正是台湾解禁的前两年。蒋家在台湾进行了将近三十年的统治，对内实行白色恐怖，严格限制人民的自由。此时的台湾正暗潮汹涌，对体制的不满以及多年来积累的怨恨正蓄势待发。龙应台通过《野火集》点起的这把野火，迅速燎原，引发了人们的大讨论，唤醒了人们心中的公民意识，释放了人们心中的怨恨，给统治者敲响了警钟。 《野火集》之所以吸引人，我认为无外乎两个原因。其一，龙应台的笔锋犀利，逻辑严密，个性鲜明，敢怒敢言，能理性客观的看待问题，用通俗易懂而又不失幽默的语言将事件与观点呈现在读着面前。其二，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章所叙述的事件，以及所传达的价值观——开放、自由、容忍、民主以及理性的处事态度，能够引起我的共鸣，表达了我的心声，让我觉得该书所写的不是台湾，而是自己所在的地方，该书所批判的不是台湾的现状，而是自己所处的环境。 读完该书有两篇文章印象特别深，一篇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另外一篇是《幼稚园大学》。《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所述说的事情，其实自己也经历过，正如文中所分析的一样，不生气和所受到的教育以及传统文化有关，大家都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反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遇到事情大家都是看客，别人的权利或者利益的受伤害，与自己无关，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伤害就行。有人说过“什么样的人民决定，什么样的政府”，也有人说过“什么样的政府，决定什么样的人民”。看了乔治 · 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后，对 “什么样的人民决定，什么样的政府”体会更深，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大家都是平等的，但作为领导阶级猪，提出了自己在革命过程出力更多，需要享受额外的待遇，而作为底层的人民却一味地忍让，以致猪得寸进尺，一步一步地成为特权阶级，最后导致极权社会的形成。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想要什么就得付出代价，自由与民主，也不例外。你可能会问，我生气会有用吗？在威权面前生气很可能会付出代价，而且是严重的代价，看看那些因不满强拆而上访甚至自焚的农民，这就是他们在威权面前生气所付出的代价。此时又有个问题萦绕在心中，难道因为需要付出代价，就宁愿让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就甘愿让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而没有尊严的活着吗？看来生气与不生气真心是一个矛盾体，生气了怕付出代价，而不生气自己又心不甘，情不愿。个体对抗强权无异于蚍蜉撼大树，以卵击石。这时候就需要寻找联盟，将所有权利受损害的个体联合起来，要是群体生气了，强权就会害怕。这正是中国人常说的团结的力量。当然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的影响下，要联合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时候需要唤醒，需要让别人明白，今天我的权力受到侵害，你如果不发声，明天权力受害的也许就是你。正如马丁·尼莫勒所说的一样“ .当初他们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 ”。 《幼稚园大学》一文中作者指出中国的大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 考的能力。想想说的就是我，从小到大对老师的话唯命是从，从来不敢违逆，将老师当做权威，以致在以后处理问题时形成了思维定势，遇到问题首先所想到的解决这个问题是否有“标准答案”，老师以前是否讲过如何解决。这种思维模式严重束缚了自己的判断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然更不要说创造能力。大学毕业后，脱离了老师，遇到问题得自己独立解决，接触了很多知识与各种不同的观点，才逐渐地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才明白很多时候老师所传授的东西也是错的，只是为了某一政党服务，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近现代的历史”。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一开始就要扼杀我们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难道是怕我们能够独立思考了会危害制定政策者的权力。 龙应台所点燃的野火，在台湾迅速燎原，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两年后台湾放开了党禁与报禁，现在的台湾正逐步走向正轨，是一个开放、包容、自由、民主的社会。当然这并不能归功于龙应台先生，因为早在蒋家败退台湾后，就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如胡适之、雷震、殷海光等为争自由而不懈地奋斗。希望我所在的土地也来场野火，形成燎原之势，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包容、自由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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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的细节
热度 2 zxj368 2014-2-26 10:19
2014年读完的第三本书，是龙应台的《目送》。 《目送》，是龙应台送给她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的书，里面多数是“家长里短”的细节，体现了一个女儿、一个母亲对家庭的责任与关照！ 当然，《目送》的三个单元，中间一个是写给世界的，她从女人的细心，关注到了埋藏于地下的“地雷”，在“和平”的年代里，让很多人为之而死亡；关注到了动物的生活状态；关注到了植物的生活状态；......... 总之是关注到了世界的细节，世界上那些让人心痛、让工警醒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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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与小人
热度 2 liuhuiyingcn 2013-10-27 22:08
下午打球，和老板的太子配合打混双。老板说这是“妇孺”组合，我说我们是“女子与小人”，另一男同学接了一句，“都很难养”。 最后我们的女子与小人组合胜出！混双赢男双！ 子曾经曰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子当年提到女子，指的是家里的奴婢（另一种说法是妾），小人是指仆从。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就是那些女仆和家丁最难相处，亲近了则对主人不恭敬，疏远了则产生怨恨。 这句话，目前更多的时候是用来鄙视女人，把女人放到和“小人”并列的位置上面去。 刚才，脑子一闪，想到了下午那位男同学说的那句话的深刻含义了！就是营销学里面那句“女人和孩子的钱最好赚”！该同学如今正在养儿子，估计当时是想到这里了。 想起了下面的这幅漫画。 另外，龙应台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女子与小人》，其中女子的部分，写的是女权问题，小人部分，写的是育儿的内容。《女子与小人》，一半儿是唇枪舌剑的锋芒毕露言辞犀利，一半儿是浓浓爱意无限柔情！ 前几天，看见微博上有一个休闲男装的广告语写着，“一个穿着休闲装带孩子的男人，远比一个穿着正装工作的男人更有魅力”。这句话，我是不赞同的。实际上，一个既有事业又有家庭的男人，才有魅力！如果小贝没有他的足球事业，光凭他的三个儿子加一个七公主，他的魅力，谁在意！ 龙应台，则有了两点之间平衡的魅力！ 甜点不是糖的独奏曲，美酒也不是乙醇的独角戏！丰富，和谐，平衡，才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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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他妈的”让做父母的心颤流泪
热度 34 wangdh 2013-1-2 10:09
这个“他妈的”让做父母的心颤流泪
这个“他妈的”让做父母的心颤流泪 （王德华） 读龙应台和安德烈合著的书《亲爱的安德烈》，这是一本母子通信集，安德烈是她的大儿子。书里面有一篇《给河马刷牙》，读了很有些感慨，有些事情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过、遇到过的，或者正在经历着、遭遇着呢。 每一个父母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不同程度地关心、爱护着自己的孩子，在不知不觉和期盼中孩子慢慢长大了，可是孩子在父母的心中却是永远是长不大的。父母学会意识到“孩子长大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父母意识不到之一点，矛盾就会产生，甚至是加剧，也会不可调和，严重的可能还会造成家庭悲剧。我自己的体验，意识到孩子长大了，父母需要放手，这一点很难，做妈妈的恐怕更难。 作为妈妈的龙应台不喜欢儿子抽烟，但面对 21 岁已经成年的儿子，当着自己的面翘着二郎腿抽烟，也是感慨万分，但她知道尊重孩子的权力。她写道： “ 我不喜欢人家抽烟，因为我不喜欢烟的气味。我更不喜欢我的儿子抽烟，因为抽烟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肺癌。 可是，我的儿子２１岁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是成人，就得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为他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一旦接受了这个逻辑，他决定抽烟，我要如何 “ 不准许 ” 呢？我有什么权力或权威来约束他呢？我只能说，你得尊重共处一室的人，所以请你不在室内抽烟。好，他就不在室内抽烟。其他，我还有什么管控能力？ 我看着你点烟，翘起腿，抽烟，吐出一团青雾；我恨不得把烟从你嘴里拔出来，丢向大海。可是，我发现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ＭＭ请记住，你面前坐着一个成人，你就得对他像对待天下所有其他成人一样。你不会把你朋友或一个陌生人嘴里的烟拔走，你就不能把安德烈嘴里的烟拔走。他早已不是你的 ‘孩子’，他是一个个人。他就是一个‘别人’。 我心里默念了３遍。 安德烈，青年成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要抱着你、奶着你、护着你长大的母亲学会‘放手’，把你当某个程度的‘别人’，可也 他妈的 不容易啊 ！” 当我读到这句“安德烈，青年成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要抱着你、奶着你、护着你长大的母亲学会‘放手’，把你当某个程度的‘别人’，可也他妈的不容易啊！”时， 心底里某个位置突然震颤了一下，眼睛有一种东西分泌加快。除了在小说等文学作品里读到骂人的话，一般的文字里很难见到类似“他妈的”这样骂人的话，有时候自己的博文里也想用 NND 、 TMD 这样最能准确表达某种情绪的代替语，但还是不很喜欢。龙应台这句粗话，实在是就像是自己要脱口说出来的一样啊。 父母跟孩子的冲突，应该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了。每个家庭都会不同程度地遇到过，每个做父母的都会或多或少有些体验。一言难尽也好，伤感无语也好，这就是做父母的特权。孩子的一句没有理智的话，或者在气头上一句故意激发你发飙的话，故意戳你心口窝的话，故意让你失眠的话，故意让你吃不下东西的话，故意让你夺门而出的话，故意让你哑口无言的话 …. 父母双手发颤、目瞪口呆、捶胸顿足，扬起的手放不下来，到嘴边的狠话强咽下去，相信不少父母有过这样的经历和场景。 孩子是成人， 有权力为自己的行为做主，有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有责任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 这篇文章中，龙应台还对年轻人失去希望、缺乏追求、对未来迷茫等方面，有很精辟的启发性看法。在儿子对她说：“ 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最最平庸的人。”然后又问妈妈：“你会失望吗？” 龙应台的下面这段话，很有启发性，也很有现实意义。值得当今的年轻人思考，也值得当今的父母们思考 。 “ 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 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 “ 平庸 ” 。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 “ 平庸 ” 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 “ 平庸 ” 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安德烈，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 “ 自己 ” 二字。因此，你当然更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 。” 生活快乐是第一位的，生活不应该是苦难的。那么什么样的工作能够带来快乐呢？两个标准： 1 ）自己感觉有意义； 2 ）工作之外，自己能有独立的支配时间。工作在心目中有意义，就会有成就感。工作之余有属于个人的时间，这样的工作就不会剥夺你的生活，那么生活得就会有尊严。有成就感和尊严的生活，就会感到快乐。很赞成这个观点。 很喜欢这句话：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 做最好的自己。 做个对自己负责的人。 （老家县城北的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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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当年的妙文
热度 3 shanbowei 2012-6-7 07:03
今年初，台湾任命了新的“文化部长”---- 龙应台 。此女子不简单，据说是小马哥 三顾茅庐 之后，才最终请出来的。政治上的事情俺们不掺和，在此仅仅将龙应台二十多年前的一篇妙文拿出来，与各位博主共同分享，此文写于1985年，虽然年代久远，但今天读来依然感觉有针砭时弊，直刺人心的效果。 幼稚园大学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我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消夜、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零乱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作研究，注脚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的，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with mur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二十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廿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五岁。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根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 　　他可以读十篇爱伦坡的谋杀小说，每一篇都读情，但不能够综观十篇整理出一个连贯的脉络来。他可以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逃狱，也明白梭罗为什么拒绝出狱，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不知道。他可以说出诗人艾略特对艺术独创与模仿的理论，但是要他对王三庆的仿画事件发表意见——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见，他没学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从小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廿岁的人表现出五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个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许迟到，周会时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时，熄灯前要洗澡如厕，清晨六点必须起床作操，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裤上课，看电影有害学业，看电视有伤眼睛，吃饭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但这也暂且不提。这一类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当然是善意的，问题是，我们论“事”的时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的后果，而教育的后果何其严重！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给所谓“过度保护”（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事时，除了“泪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教育者或许会说：这些学生如果进大学以前，就已经学好自治自律的话，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没教好，所以我办大学的人不得不教。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小、中学十二年间没有学会自治自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辅导，那么大学来继续进行“育婴”，这岂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把学生口里的奶嘴拿掉，我们总要有个起点；大学不做，更待何时？再说，我们对大学教育的期许是什么？教出一个言听计从、中规中矩、不穿拖鞋短裤的学生，和教出一个自己会看情况、作决定、下判断的学生——究竟哪一个比较重要？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青年，而牺牲了他自主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许多教书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照逻辑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有那门课所要传授的知识，并且能够以考试或其他方式证明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人头点名的成规而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取这一门知识——让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去听同一个人有系统的讲——但是，一个学生，不论原因为何，已经拥有那个知识，那么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的错误。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为师者“严”，我绝对赞同；愈严愈好。但是那份“严”与“逼”必须在实质的知识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换句话说，教授可以用比较深奥的教材，出比较灵活的考题，指定比较繁重的作业，来逼使学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学生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人。他就没有理由拿着鞭子把学生抓到教室里来；充其量，作老师的只能严肃地说：上不上课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学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十二年，如果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长大——他们会长大吗？毕了业之后又由谁来执鞭呢？ 　　 　　这种“赶着走”的鞭策教育贻害极深。学生之所以不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为在“抱着走”、“赶着走”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去思考，有一个实质上的困难使他即使想开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学生有自动好学的可能。于是设置了七七八八的课目，塞满学生的时间。大一的学生，譬如说，一星期就有三十多个小时的课。大四的课少了，有些系就强迫学生修额外的学分，作为防范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文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作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文学，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这个新的观念也等于零。 　　这些，都需要时间与空间，可是学生办不到。他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像媒婆赶喜酒一样，一场接一场。他们的脑子像一幅泼了大红大紫、没有一寸留白的画。 　　如果怕学生怠情，我们应该增加学分时数强迫学生把“身体”放在教室里呢，还是应该加深加重课程的内涵使学生不得不把整个“心”都投入？这是不是又牵涉到一个本末的问题？ 　　我们如果不给学生时间与空间去思考，我们又怎么能教他们如何思考呢？ 　　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长。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说学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说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实还没有碰触一个更基本的先决问题：我们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独立自主的学生来？答案若是否定的，这篇文章便毫无意义，可以烧掉。我是在假定我们的社会有意造就独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写这篇检讨。 　　可是，如果这个假定的大前提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在思想的训练上，还是采取“骑着走”的方式？ 　　一方面，学生懦弱畏缩，成绩有了失误，不敢去找老师求证或讨论。教授解错了题目，不敢指出错误，大家混混过去。对课程安排不满，不敢提出异议。不愿意被强迫住宿，却又不敢到训导处去陈情。私底下批评无能的老师、社团的限制、课外活动的规则，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对当事机构表达意见。偶尔有人把批评写成文章，要在校刊上发表——“不必试，会被压下来！”学生很肯定地说，“反正没有用，我毕了业就到美国去！” 　　另一方面，作老师的继续努力强调“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连学生少鞠一个躬都当作对五千年中华文化与民族的背叛。“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在历史上的意义我不去谈，在现代讲究分工与专业的社会里，却很有商榷的余地。“重道”毋庸置疑；对知识的肯定与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为制度的基础。但是“尊师”，如果指凡“师”必“尊”——只因为这个人在这个位子——那就是鼓励盲目地服从权威。到处都有误人子弟的师，有不学无术的师，更有招摇撞骗的师；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学生“尊”无“道”的“师”？ 　　学生怯懦畏缩，是他们缺乏勇气，还是我们迷信自己的权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给他们挑战的机会？ 　　我们若真心想培养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笃行”的下一代，为什么又惧怕他因为“慎思、明辨”而对我们的权威造成威胁？ 　　台湾的大学在师资与设备上，比我自己的学生时代要进步得很多很多。中国学生的聪慧、诚恳，与一心想讨好老师的认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动我。而学生资质愈好，这种幼稚化的大学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难过。办教育的人，或许本着善意与爱心，仍旧习惯地、固执地，把大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假定他们是被动的、怠惰的、依赖的。这个假定或许没错，可是教育者应对的方式，不是毅然决然地“断奶”，而是继续地呵护与控制，造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令我忧心不已的是．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的大学生，出了学校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公民？什么样的社会中坚？他能明辨是非吗？他敢“生气”吗？他会为自己争取权利吗？他知道什么叫社会良知、道德勇气吗？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真心要把台湾治好，我们需要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权的人必须张开手臂来接受刺激与挑战。如果我们真心要把教育治好，为这个民族培养出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一代，那么办教育的、教书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权威；他也要禁得起来自学生的刺激与挑战。 　　　　　　　　　　　　　 　　　　　 　　把我们的大学生当“成人”看吧！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牵着他的手。　　 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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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安德烈》讀後感
热度 3 zuojun 2012-2-4 09:34
If you google “ 《親愛的安德烈 》 讀後感 ” You get About 93,700 results in less than 50 seconds. Here is the first one on the list: http://www.epochtimes.com/b5/8/3/28/n2062625.htm And, you can find many, many more positive reviews. Here, I want to share some not-so-positive thoughts about the book. (No, I am not arrogant; I am just a little different.) I finished "flipping" through the pages online. You can read it yourself: http://book.zi5.me/books/read/2360/1 I liked bits and pieces of it, but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with her Chinese writing. Gosh. Her Chinese language usage is sooooo poor. (Yeah, wait until I start to write in Chinese :) Ok, let’s call it Taiwanese, which I do not know, and leave it alone for now. First, why did I read this book? Well, I wanted to have something to talk to my father about. He mentioned this book to me many times, but I never paid much attention to it (the book). That’s because I was busy, I didn’t have the book, and I was doing the best I could to raise my teenage son. When I found the book online last week, I decided to “read” it. Maybe I wanted to please my father, especially now that he is really old and not in good health. Now, I will have a lot to say to my father, but what I will say to him may not actually please him, I am afraid. Still, I will tell him honestly what I think of this book. Some reader wrote:” 这是一部可以跟《傅雷家书》媲美的书 ， …” “No, this is NOT true!” I say. Why? Letters between a father and a son were written for the two of them only, which may be shared by other family members but NOT by the public. Even when some of these letters are published later on, which I would never do, such letters are real letters. The so-called letters in this book, however, were staged, to be published. Knowing what she or he wrote would be read by strangers, shouldn’t we also treat them as “shows”? Clearly, the son never mentioned how he felt about not having a mother nearby for FOUR years, which is something I, as a mother, did NOT want to do. Also very clearly, the mother didn’t want to share much of her (current) private life, which I am thankful. The mother’s intention was to get to know her older son, who was 18 when she left her public office duty in Taiwan, after having been absent for four years. I am sure many mothers do. I, on the other hand, can understand why a son does not want to share his teen life. I may not remember what I did last week (thanks to my aging brain), but I remember a few terrible things I did as a child and as a teen. There was NO way I wanted my parents to ever find out what those horrible things were. I was young, but I wanted my own space, though privacy was hard to come b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in China. I wanted to live my own life, to make mistakes and to move on… Sure, I would listen to my son, if he is willing to share. But, I will NOT pay him to write to me, and will NEVER ask him to write about his private thoughts for the sake of earning spending money. I do tell my son I love him very much and I am always there for him. The rest is up to him. Legally, 18 years old is an adult, though he is not legally to drink in public places in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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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目送》：再读龙应台
热度 4 papaya313575 2011-10-6 18:22
真情《目送》：再读龙应台
第一次接触台湾女作家龙应台，是 2010 年的春节前夕，我和姜去香港当义工的时候。经朋友的朋友极力推荐，到了香港，我们迫不及待地逛周边书店，当即买下她的那本《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香港的繁华，我无力去感受。每天像上班族一样，随着人流赶赴在公交车站和地铁口，从行人的面孔上阅读这个都市的漠然，从有限的空间里汲取剩余的空气。那时，最期待的事莫过于下班后回到公寓，泡一杯淳淳的普洱，读一读 1949 年那个特殊年代的惊涛骇浪。原以为这会是本经典的历史书，以时间或人物为主线，阐述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和泣人事迹，没想到这竟是一本小人物的故事传记，娓娓道来的是父女母子、师生战友之间的别离，只是这样的别离在那个江海一般动荡的年代，都隐含着此生的诀别：也许只是像往常一样出去打瓶酱油，却从此见不到母亲的脸；也许只是下车解个小便，却从此追不上载着幼儿的车；也许 … 书中每一个小故事都微乎其微，却足以触动灵魂的深处，令人追思，更让人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后来，回到葫芦岛，这本书就一直在朋友间传阅着，直到最近才又回到我的手上。触摸着《大》范旧了的书皮，我很想重温那些故事，但我更想再阅读龙应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何以有如此细腻而敏锐的情怀，写下这些感人的故事？她还写了哪些书？于是，我在当当网上敲进了她的名字，出来一串书名：《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野火集》、《目送》。下单，等待。 国庆这七天的长假，我拍了一天的花，当了两天的科普志愿者，喝了半天的茶，剩下的时间读《目送》。 跟着她，我也慢慢地、慢慢地体味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真情，得珍惜。 跟着她，我们一起饮阅这世间风景，“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生活，需用心。 跟着她，我也意识到，“有一种寂寞，身边添一个可谈的人，一条知心的狗，或许就可以消减。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之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际无着落，人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寂寞，可拥抱。 跟着她，我深刻理解文字的艺术空间其实很宽广，但“文字，应该像蒲公英的根一样实在，不矫饰，不虚伪”，哪怕是一个字一个词，如果不理解，不可轻率使用。态度，要认真。 … 再细读，《目送》书中的这七十三篇散文，其实篇篇都是龙应台个人的生活散记，亲人、朋友、工作，写尽了她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感，只是，与众不同的是，书中篇篇都是真情的自然流露，篇篇都是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揭示，朴素而深远，忧伤且动人。 做人，当真诚。 《目送》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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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 ，你为什么不说“不”？
热度 2 张显峰 2011-8-8 10:40
“郭美美事件”后，网络上流行起一种“表情”——“呸”。记得好像还有人专门在微博上发起过“大家一起‘呸’”的活动，隐约可感扑面而来的仇忾的气息。 这样的表情其实我们不陌生——街头巷角一群人像是议论着什么，突然商量好了似的抻长了脖子，鼓动着腮帮子，斜睨着眼睛，“呸”的一声，心中的不齿、不满、不忿等等情绪，全跟着甩出去了——甩出去了？ 这似乎是千百年来国人特有的表情，不知跟随地吐痰的习惯有没有干系。但从现实到网络，从更早以前到“郭美美”、“达芬奇”，甚至到那场不便言说的惨祸，我们遭遇的种种傲慢、逃避、冷漠，好像最后只能发泄在那一股浓痰里了。 台湾的龙应台女士曾经诘问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当然生气，只是你看到的往往是忍气吞声，即便是歇斯底里的“呸”，也不见得是明目张胆的。比如，你讨厌一些人做了一些事，第一反应可能是忍，然后才是背过身去的大“呸”一声。 “呸”也算是一种表达，至少是情绪的表达。但，只是一种表达。它既不能扭转已经发生的事实，也不能真正捍卫你的主张。我们“呸”了这么久，可曾看到过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的“呸”而改变？ 每一天睁开眼，那些让你生气的事情仍在继续：你掏了钱，买回来的却可能是变了质的馒头和有毒的牛奶；你捐了款，却不知道被花在了什么地方；你缴了税，却被你供养的人肆意挥霍还骄纵跋扈；你明知有些事是人祸，他们却诡辩为雷劈…… 你不生气吗？可是，生气有用吗？你一边大声地“呸”以示很生气，一边却：从超市货架取走无良企业的牛奶放进篮子；掏出腰包捐给那个你不信任的组织；在万般怨愤中默默忍受了权力的骄纵。 你，为什么不说“不”？假如，城管局说要花两千多块钱换一个路牌，你勇敢地站出来说：不！这钱你不能这么乱花；慈善组织面对质疑无法答出善款的去向，你勇敢地站出来说：不！你必须告诉我每一分钱的用途；奶粉企业以伪劣坑害你，你应该用行动果断表达你的态度，从此不再选择它！ 假如你这么做到了，你应该看得到改变。事实上，那个城管局，听说好像正忙着给公众算账，换路牌的计划似乎也要搁浅了；那个慈善组织，也开通了一个什么平台，以供查询捐款的明细……这，不正是说“不”的力量吗，不正是民众坚持下的改变吗——虽然它与我们的期待还有距离。 再讲个律师的故事吧。那个叫郝劲松的年轻人，为了索要一块五毛钱的发票将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赢了。他对记者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你可能以为他会因此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后来坐火车，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他的面前说，发票是现在给您开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有人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 或许你也遭遇过相同的傲慢——“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或许你也暗地里“呸”过，但你还是含着不忿“服从”了。当郝劲松为你我赢得权利的那一刻，你应该也体会到了，说“呸”和说“不”的不一样。 再怒气冲天的“呸”，也不过如怨妇的伤悲。面对无良的企业和失德的政客，请勇敢地说“不”！用行动告诉他们你很生气，告诉他们人性的底线不可逾越，告诉他们法律赋予你的权利不可漠视。因为，这是你作为现代公民的基本立场，也是文明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 守住底线，才守得住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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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笔写柔情---读龙应台的《目送》
热度 3 sivaxin 2011-2-13 23:19
侠笔写柔情---读龙应台的《目送》
多久没有读龙应台的书了，似乎已十多年了，但一直是她的忠实粉丝。读的第一本她的书是《人在欧洲》，本以为是本普通的欧陆游记，一读却不凡，不凡在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去记示欧洲的社会制度，生活状态，又与台湾当时的社会状态相映照，没有程式化的说教，没有无节制的仰慕或自贬，而是于细节处显示作者的思想和人文关怀。之后又接着读她的《野火集》、《在海德堡坠入情网》、《百年思索》，龙应台始终坚持一名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西方社会独立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不依附于政府，不依附于权贵，他们天生对社会弊端有极其敏锐的触觉，勇于独立表达自已的真知灼见，但不为了抬高自已或打压对手，他们的敌人只有迷信和盲从。但在中国似乎缺乏形成独立知识分子这一阵营的土壤和空气。 相比朱天文的清丽、淡雅，三毛的沉郁、浪漫，龙应台则总透着股侠气和爽朗，她写时评，针贬时弊，她回台当文化局长，倡议革新，她走进大学，呼吁一所大学要留住人文的根，而不是以培养政治精英和商界精英为荣，她奔走访谈，追寻台湾老兵的心路历程，而读她的新书《目送》，却发现龙应台可以用原来那支最犀利的笔写出最柔情的词句，书中不少篇章以第二人称“你”书写，娓娓道来，仿佛读一封久违的老友的信。 《目送》是龙应台作为母亲，作为女儿，和作为迈入知天命之年的知识女性的感悟和思考。面对渐渐长大，越来越疏离的子女，面对越来越苍老，越来越无助的父母，她写下了“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走过意气丰发、挥斥方遒的青年，走遍欧美各国，经历了恋爱、结婚、生子、离异，年近不惑却又重新走了一遍儿时随父母由大陆来台湾的路程，只时如今更理解了当时那代人被历史狠狠裹挟和撕扯下的百般无奈的命运，于是她写道：“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谆谆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必竟是绵里藏针，侠气透过剑鞘依然森森。 目送 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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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李敖秘密谈话录：龙应台的《大江大海》骗了你
热度 3 jiangjinsong 2011-2-4 12:15
蔣科學按： 過年了，但是，我不會像性感博主YC那樣寫溫馨香豔纏綿悱惻的內容，只會關注無趣的內容。今天就再轉一個高度爭議性、政治性的內容，正好大家閒著也是閒著，左派右派挺毛派反毛派願意掐架的都可以開練。 我雖然很遺憾，沒有讀過這兩本書，但是，我傾向於認為，其實，兩本書側重點不同。龍應台先生關注在兩黨內戰中普通小人物的悲劇，而對兩黨的責任不去糾纏。而李敖先生則覺得龍應台先生貌似公正中立，實則偏袒國民黨一方。這在我看來，龍應台由於其家庭和教育背景，對國民黨一方就算不自覺地有所偏袒也屬人之常情，也很正常，也不必過分反應。不過，另一方面，龍應台沒怎麼受過嚴格歷史學的訓練，在賊精挑剔的李敖面前，露點怯也很正常。 李敖秘密谈话录：龙应台的《大江大海》骗了你 (2011-02-01) 　 孔夫子不喜欢紫色，因为紫色混淆了大红大紫；孔夫子不喜欢乡愿，因为乡愿偷走了大是大非。 　　龙应台出道以来，她用心建立起冒充放火的文明。其实她放的，只是烟火、不是野火，她没有任何放火者的历练，监牢、捶楚、刑求、查禁，她都陌生；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争法治，她都逍遥国外。她从不拔一毛抗争蓝色绿色的野蛮，却在白色恐怖风头过后，一片风凉，要我们用文明来说服她。 　　我们卑视混淆大红大紫的所谓文明、我们愤怒偷走大是大非的所谓文明、我们不再忍耐这票文明的挑衅，我们要中国人生气一次给她看。 　　每个人都会骂人王八蛋，但李敖却能用证据证明你是王八蛋。在这本书里，李敖用24万字的证据，证明龙应台错在那里。龙应台的文章越写越好，龙应台的大脑越老越混，不能准确切割文章和大脑的“龙应台迷”有祸了，因为你可能是一种动物的蛋。 　　对蛋化恐惧的“龙应台迷”说来，这本书，是一种救赎。 　　龙应台口口声声请用文明说服她，但她只提俄国大兵强奸中国女人，不提美国大兵强奸中国女人，如此媚美藏奸，是那一国说服人的文明呢？ 　　四分之一世纪来，龙应台一贯用“片面强奸”的戏法，矇混“龙应台迷”，现在，李敖终于出手了、拆穿了、牛刀杀鸡了。为什么用牛刀杀鸡？答案是李敖只有牛刀，只好小试一下了。 　　孔夫子不喜欢紫色、孔夫子不喜欢乡愿，我们喜欢孔夫子。 　　《内容摘录》 　　缘起 　　歌德（Goethe）有他的谈话对象，康德（Kant）有他的谈话对象，缺德的李敖没有，大体上，李敖永远在一个人谈话，从年復一年一个人在牢房里、到年復一年一个人在书房里、到年復一年一个人在“一人转”的电视节目冷房里，他没有谈话，有的只是自说自话。 　　邱吉尔（Churchill）的僕人偷听到主人在浴室的自说自话，透露说：邱吉尔洗澡时候自说自话是人类最可怕的声音之一，因为一半出自喉咙、一半出自鼻孔。李敖一切自行料理，没有僕人，所以无从偷听喉咙或鼻孔，结果呢？邱吉尔是英国首相，他自说自话完了，外面有太多的谈话等著他，不愁没对象，可是李敖呢？他在浴室照了镜子，走出浴室，另一面镜子在等他。 　　太可惜了！孤独的李敖，失掉太多太多的声音了。不但失去自言自语、失去自说自话、失去thinking aloud、失去“群胡同笑、四座并欢”、也失去了发明录音机的意义。白色恐怖时期，家里被偷装了窃听器，但情治单位最后验收，什么也没录到，只录到叫床与喘息。 　　太可惜了！总得记录出李敖叫床与喘息以外的声音才行。 　　但是李敖越老越彆扭了，他一心写“大书”、写“阳痿美国”这类“大书”、写一部又一部的“大书”，他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并且以世界为对象，“威而刚世界”（“伟哥世界”），没有时间谈到世界以外的鸡零狗碎了。 　　不过，李敖儘管全天工作，也会有间隙的时候，Even Homer sometimes nods. 荷马也有打盹时、荷马也会有一失。所以，抓住李敖“荷马的时刻”，抓住他呵欠之下的一些鸡零狗碎，也很有趣啊。杜甫就做过“拾遗”的官，“拾遗”就是抓住皇上的鸡零狗碎，皇上是管大事的，但是也有鸡零狗碎，也不无鸡零狗碎可以捡到，所以大诗人杜甫又叫“杜拾遗”。现在，从这本书开始，就是“杜拾遗”的绝活了，不过是拾自己的遗，拾到一本算一本。让世界除了李敖的“大书”外，偷窥到李敖的种种面相，原来皇上是根本不穿新衣的、皇上知道新衣是赤裸的。——皇上太屌了。 　　从“拾穗”到“拿锄头的人” 　　■你本是谈笑风生的人，可是由于你经常“拒人千里之外”而“失风”了，多可惜啊！希望这部书，可以为你“把风”，拾起许多你“沧海遗珠”。说“遗珠”，也许太狗腿了，至少这部书，使我想起米勒（Jean Fran蔞is Mellet）那幅“拾穗”（Gleaners）。 　　□好奇怪，为什么不想起米勒那幅“拿锄头的人”（Man with a Hoe）？ 　　■“拿锄头的人”吗？那幅画可被指为有“危险的社会主义倾向”（…was condemned as dangerously socialistic）的哟。 　　□看来一开始，就不打算问到我“危险的社会主义”那一面。是不是？“非其种者，锄而去之”，拿锄头的人是危险的。 　　■能闪避得掉吗？你的头脑里，漏掉了“危险的”三个字，别的也就不多了。 　　□我这么单薄吗？别忘了米勒那幅“播种者”（Sower）。 　　■“播种者”是一八五一年的、“拾穗”是一八五七年的。“拾穗”意味著在“播种”之后，拾到些什么，有不同的感觉。这本“李敖秘密谈话录”就有这种感觉，那该多好。 　　□尤其加上“秘密谈话”。 　　■尤其加上“秘密谈话”。at ease的时候，总会说出一些“秘密”吧？ 　　□我对“秘密”的定义很宽，我曾说过：“凡是你没读过的书，就是新书。”凡是你没听到的事，就是“秘密”。关键在你能否学会用“秘密”的耳朵去倾听。你学到这本领，听风声都可听到“秘密”。 　　■说得太玄了，你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别那么玄吧？ 　　□好，别那么玄。让我尽量说拾穗者的语言。 　　■“李敖秘密谈话录”该是总书名吧，每一本秘密谈话，该有个副书名吧？ 　　□说的是，这本书的副书名，就叫“大江大海骗了你”吧。 　　■是不是每次总书名不变，都叫“李敖秘密谈话录”，变的只是副书名？ 　　□是的。 　　■“李敖秘密谈话录”，要出多少本呢？ 　　□不知道。第一，要看我活多久；第二，要看我兴之所至，拾遗到什么地步。 　　■为什么第一本谈话录就好像锁定龙应台呢？ 　　□因为她“横亙”在我眼前。 　　■你用“亙”字，多么老去的一个字，它的意思是从这端到那端，横在你眼前。亙是什么？拦路虎吗？ 　　□不是拦路虎，拦路虎是国民党；也不是过街鼠，过街鼠是民进党。龙应台只是一块木头、“残山剩水”中横亙的一块木头。 　　■你的意思是她也拦过路、也过了街？ 　　□她的问题是正在拦路、正在过街。她是现在进行式，是代表头脑不清中国人的“文化现行犯”。并且这种“文化”，也是卧虎藏鼠的，洋溢著鼠疫。 　　龙应台提议与我拥抱 　　■我还是有点纳闷，纳闷你出这本书。你在“九一一”第九周年，写了一部“大书”──“阳痿美国”，明显把你的写作方向，指向全世界了，为什么又有回头的跡象，出这本“大江大海骗了你”，这书对你未免太小了吧？ 　　□我一直躲著，最后还是忍不住了。心想海峡两岸，只有我有本领彻底拆穿了，我好像责无旁贷，我跟龙应台毫无冤仇。以前，她写过信给我，我没回。她官迷，做台北市文化局长，还请我单独吃过饭，在徐州路，饭后她提议要拥抱我一下，抱就抱吧。今天我挪用了写“大书”的时间，快速扯这本回头书，深愧不无浪费。下笔之际，颇有孔夫子作“春秋”的无奈，知我罪我，听之他人，但真情告诉你，我已经先罪自己了。我已志在写一本本的“大书”，扯这本书，对我太小了。幸亏只用零星的时间扯它、幸亏书中还有一定的比重涉及美国、拆穿美国。 　　■功德所披之处，其实也不能用一个小字抹杀一切。主要原因是你老了，七十五岁了。“悟以往之不諫，知来者之可追”，你在文字上变小气了，吝于花时间扯你不想扯的了。 　　□对，我限期在年底以前，完成“屠龙记”。这个“龙”，是多数。牵扯到许多人、许许多多头脑不清的可怜虫。“龙应台”毋宁是一个代号、一个通称。哦，我老了，我有一点嘮叨。 　　■既然是谈话性质的书，不怕嘮叨。嘮叨一点也别有趣味，至少增加了细腻感。 　　□你使我想起我在“李敖议坛哀思录”中的那篇序： 　　知我者，其唯老太太乎？ 　　汗牛也、充栋也、上网也、下载也，古今自传多矣，但最好的，出自两位老太太，一位是赵元任太太杨步伟，一位是胡适太太江冬秀。老太太式自传的最大好处，在她随意嘮叨。唯其随意，故少弄假；唯其嘮叨，故无遗珠。……行云流水，成此奇书。能解老嫗，方足以读自传，知我者，其唯老太太乎？ 　　■你的意思是说，你要不避“随意嘮叨”之讥，来一本本的“李敖秘密谈话录”，目前只是第一本，先从宰龙老太太开始？ 　　□没错。龙应台还不算太够格做老太太，只是她的思想先老掉牙了而已。 　　■面对“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一定有看呢还是不看呢的苦恼。 　　□我终于打开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我支出了两个小时，“解决”了这本三百六十页的书。 　　■“解决”？ 　　□“解决”，就是把它看过了、并且大卸八块、用美工刀切割出一般人看不到的结论。它结构混乱、支离破碎，以许多个人的故事做基点，加以铺陈，如果发挥得妥当，尚可补救结构混乱和支离破碎的毛病，但龙应台铺陈的故事，却发挥不出来，甚至出现严重的错误，这是该书的致命伤，也正是龙应台的毛病所在。 　　■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根本不妥之处吗？ 　　□没有起码清楚头脑的人，最好不要谈思想、谈历史。不要高谈阔论“大江大海”，因为一九四九年的局面明明只是“残山剩水”，何来“大江大海”？何况，明明是“残山剩水”，却摆出“大江大海”的架构，这种架构，正是蒋介石留下来的思维。龙应台的根本错误在她总是做“虚拟演绎”（pseudo-deduction），“虚拟演绎”好比扣第一个扣子，第一个扣子没扣对，下面的扣子全扣错了。 　　龙应台的不幸 　　■看来龙应台有点不幸，她踩了你的线。她如果只写写什么文艺批评，还算恰如其分。她不自量力，扩大来谈“一九四九”的问题，恰恰那是你一步步踩过的线，她跑来乱踩，就闹笑话了。你从十四岁起看“一九四九”长大，而龙应台呢？“一九四九”时她还没穿上开襠裤，实际还没出生。 　　□“一九四九”对我是目击、是身历、是焦距清楚的见闻、是文件累积的印证，但对龙应台都不是，龙应台只想对大题目速成，那是速成不来的，既不够真实，也容易闹笑话，搞什么大题目啊，连小细节都弄不清楚。像台北的紫藤庐，全不是那么回事。 　　■龙应台书里说： 　　我更喜欢在紫藤庐喝茶，会朋友。茶香繚绕里，有人安静地回忆在这里聚集过的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以及风流人物所创造出来的历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画下一个社会改造运动：紫藤花閒閒地开著，它不急，它太清楚这个城市的身世。 　　又说： 　　台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个紫藤庐。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个紫藤庐。 　　她把紫藤庐说得好美。 　　□比起Starbucks，紫藤庐的确有中国茶馆的特色，但说“在这里聚集过的一代又一代风流人物”却是溢美了。紫藤庐是我大学时代好朋友周弘的家。周弘的爸爸是周德伟，当年是财政部关务署署长，家有汽车。周德伟是学官两栖人物，写的德国派文字，有深度但很晦涩。他在家里请过他老师胡适来吃过饭，绝无人文薈萃可言，更没有殷海光与自由主义可资号召。他做了长达十九年的署长，如果公然自由主义，官还能做吗？由于周弘是我好友，我常出入其家，对紫藤庐太熟了。如果说“一代风流人物”出入此宅的，应该只有李敖才是，但李敖眼里那有学官两栖人物？周德伟罢官后，请我在家吃饭，站在赵夷午的对联前。对联是： 　　岂有文章觉天下 　　忍将功业苦苍生 　　他说上联写的是他，下联写的是蒋介石，我在旁边一直笑。心想此公文章太闷了，岂能觉天下？周德伟死后，他的小儿子周渝还把他老爸的回忆录影本送给我，内容坦诚精采。周渝五十岁生日，我约他单独吃了一次饭，那是我一生最后一次参与朋友的婚丧喜庆。我还挖苦周渝说：“你本来可以雄心大志做番事业的，结果紫藤庐的收入，使你安做小富翁了，你误了一个天才洋溢的周渝。”周渝至今叫我“李哥”，他不以为忤。我在狱中受难时，周渝关切我，侠风感人。总之，紫藤庐的前身绝对没那么伟大，说周德伟、殷海光在那儿啟蒙什么自由主义，都是美丽的神话。至多周德伟的维也纳学派视野，影响到殷海光，但周德伟绝对浪费了自己。紫藤庐的故事，告诉我们：自由主义者绝对不能从政，政治人物周德伟误了大思想家周德伟。周德伟的长子周弘是我一生交过的最宽厚的朋友，我至今怀念他。至于紫藤庐这房子，龙应台说“紫藤花閒閒地开著，它不急，它太清楚这个城市的身世”。当然，它更清楚自己的身世。紫藤庐有知，会为之窃笑。 　　■看来龙应台根本乱写了一段神话，她真不幸。 　　□不是她的不幸，是我们的不幸。 　　“大江大海”，屁！ 　　■“大江大海骗了你”，这是一个有趣的副书名，并且有张力，用“骗了你”作为提醒，暗示有人是被骗的傻瓜。是个不错的构想。 　　□本来我的构想是“大江大海，屁”，用一个“屁”字蹦出一切，简明扼要，也不错，更有张力呢。 　　■在一本正经之士眼里，有点不雅吧？ 　　□毛泽东词中有“放屁”字眼出现，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也大谈“放屁”，屁来屁去的，在他们革命家眼中，都不发生字眼问题。 　　■“阳痿美国”一书，中国大陆朝中有人视“阳痿”两字不雅，影响了出书。 　　□我想起我做预备军官排长时候，排中有阿兵哥叫张中尾，读“青春花朵”一类书，老兵班长郑金海不准他看。理由是：书中有“月经”两个字。 　　■“阳痿”、“月经”、“放屁”都是生理名词啊，在医学书里还是学术名词呢。 　　□“放屁”两字还够不上呢，该叫“排气”。 　　■看来该查禁毛孙诸公的著作才安全。 　　□如果郑金海班长升了官，做了中朝大员，他干得出来的。 　　■但你还是没用“屁”字做副书名。 　　□用“骗了你”更有亲切感，因为点出阁下即是被害人、被害人即是阁下。书名把读者给屁进来了。 　　■你用“大江大海”，还把四个字括起来，显然别有所指。你明明衝著龙应台那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来的。 　　□没错。 　　■你写了一辈子的书，在书名上，你都没有这么强烈的针对性，这回怎么这么大火气？ 　　□太气人了吧？多少年来，我们与蒋介石及其“文学侍从之臣”抗争，最后把蒋介石鞭尸、把走狗打得哇哇叫，夹尾而逃。本来已经在清扫战场了，不料又冒出一群“蒋介石超渡派”，在打招魂幡，这是我看不下去的。 　　■什么“蒋介石超渡派”？ 　　□超渡是佛门用语，是为死者诵经咒，以佛力代死者消除前世罪业。仪式出自“佛说盂兰盆经”中“目连救母”故事。 　　■你说“蒋介石超渡派”，显然是指文化人来超渡死者蒋介石吧？龙应台是其中之一吗？ 　　□是其中之一，不过她是隐性的，并且满有技巧，所以“肉麻度”比较低。龙应台在大前提上是肯定蒋介石的团队的，这还得了！媚蒋媚到骨头里了。 　　■所以你认为很严重，你要拆穿龙应台。 　　□拆穿龙应台的精确定义分两方面，就人而言，是拆穿“龙应台之流”，不限于龙应台个人的，而是多数的；就事而言，是拆穿“龙应台式错误”，也不限于龙应台个人的，而是多数的。龙应台集“后蒋时代”错误思想的大成，似正而妖、言偽而辩，我们不能不声讨“龙应台之流”、拆穿“龙应台式错误”。 　　■干拆穿这一行，你可是驾轻就熟呢。这方面的书，你写了好多好多。 　　□六十多年来，我坐看打著国民党旗号的一批坏人，在祸国殃民以后，退居海隅、窃中国一岛以自娱。随后，又坐看这批坏人，孵出打著民进党旗号的一批混人，在有样学样以后，退居边陲、恃中国一岛以自毁。我生也雄奇，志不在一岛，只缘阴错阳差，不幸与彼辈同土，自不免于周旋、纠缠、与作弄；爱国情殷，亦不免于救溺、热讽、与冷嘲。大体说来，对雄奇之人，未免浪费。但是，龙应台靠著与财团的勾结、靠著财团们提供的金钱与基金会，一路闹得太嚣张了，我实在不得不出手，教训教训他们了。 　　叶公超的切肤之痛 　　■谈到教训，先举个例，做个示范吧。龙应台好像也有用功的一面，她跑到美国，去看蒋介石的日记呢，满辛苦的。 　　□龙应台跑到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看“蒋介石日记手稿”，又抄又引蒋介石日记。她的辛苦，发生了两个问题，第一、蒋介石的日记，龙应台可以一网兜收吗？第二、要兜收，就不能不对蒋的另一面，视若无睹吧？如蒋私下骂叶公超是秦檜、张邦昌卖国贼，但蒋自己干的，不正是同一勾当吗？蒋口口声声“汉贼不两立”，结果是求在联合国汉贼两立而不可得，真相不正如此吗？别以为那是以后的事，那才真正是“一九四九”埋下的伏机呢。 　　■美国档案后来公布了，原来蒋介石并没有“汉贼不两立”，他偷偷转告美国人，我们赞成在联合国两个中国、两立出两个中国，当时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就是老布希（George Bush）操盘，可是没有成功，蒋介石给赶出联合国了。 　　□可是这“汉贼不两立”的把戏还一直掛著，不但国民党的笨蛋们相信，民进党的笨蛋们也相信，笨蛋林浊水还抱怨因为蒋介石坚守“汉贼不两立”原则，害得台湾被赶出联合国呢，这笨蛋。 　　■叶公超当然看不到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诬蔑他，但是龙应台看到了。看到了却逃避不写，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龙应台的大问题。龙应台这种知识分子，没有真的切肤之痛，不像叶公超。四十多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他如看得到蒋介石日记里这样诬蔑他，他连头都要埋在泥里了。 　　■叶公超也可统称“叶公超之流”吧？这些凤毛麟角的知识分子，“一九四九”年靠错了边，最后被蒋介石耍、被蒋介石羞辱，多懊恼啊、多悔恨啊。龙应台写了一大堆，却不知道为“叶公超之流”的懊恼与悔恨留点笔墨，她的均衡感一塌胡涂。 　　□一塌胡涂的不只写不出“叶公超之流”，而在她竟写出“钱穆之流”。她写“冷眼素书楼”，就是叫人哭笑不得的一例。 　　龙局长的“素书楼” 　　■“冷眼素书楼”？这篇文章没收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出这本“大江大海骗了你”，所读的龙应台，不限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当然连带也看点别的。当你宰一隻猪，不能只宰猪头。 　　■你讲话，像是奔驰中的罗马战车，不但主将正面挥戈，战车轮子中轴也装上尖刀，随时钻人一下。好吧，“冷眼素书楼”怎么说？ 　　□马英九的文化局长写道： 　　将来研究台北史的人会在台北大事纪中读到：民国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台北市长马英九与钱穆夫人在素书楼共同植下一株松树。植松之前，市长郑重地说明了钱先生从未“占用市產”，并且为钱先生晚年所受的侮辱正式代表政府向钱夫人道歉。 　　混蛋岂止马英九呢，另一个混蛋陈水扁，当年做市长时，不正是索回公產的正犯吗？陈水扁当上所谓总统，也向钱穆夫人道歉了。事实上，这两个混蛋市长道什么歉呢？更早的市长高玉树“占用市產”不放，反说钱穆和我高玉树一样。钱穆“心有未甘”，投书自明。但自明了一大篇，我们看来看去，还是十足占公產不误，唯一不同的是蒋介石帮他占的而已，但蒋介石帮他占，也是占啊！在“占用市產”上，钱穆其实不如高玉树，高玉树真小人，占就占了；钱穆却偽君子，占了还大谈“委屈”、还要“以正社会人士之视听”。但是偽君子的手法，却比真政客高呢！社会视听中，“联合报”公开说他有“狷介风范”、“中国时报”公开说他“读书人的骨气却表露无遗”……这真是笑话！钱穆住蒋介石假公济私来的豪华别墅，二十二年来一块钱都没花，这是那一门子“狷介”？那一门子“读书人的骨气”？社会视听被王惕吾、余纪忠这些混蛋颠倒如此，视听真乱了！ 　　混蛋是有传承性的，到了龙局长时代，却传承出生花妙笔了： 　　我们今天在草坡上致歉、献花、植树、洗刷钱先生的污名、发愿光大钱先生的文化理念，并不能擦掉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这个城市曾经把一个象徵文化传承的大儒扫地出门…… 　　事实上，钱穆发挥了什么“文化理念”呢？钱穆“发愿光大”了一辈子儒家大道，却不懂“儒家所论士大夫出处进退辞受之道”，多丢人哪！这是那门子的“高风亮节”？ 　　文化混蛋 　　由钱穆这把量尺，可得到四点结论： 　　一、钱穆是迂夫子、村学究，搞餖飣史学有成就，但不足以谈文化哲学，更不足以称教主。 　　二、钱穆眼里的蒋介石是皇帝，他自己自然就是文学侍从之臣，蒋介石把他当“草山一皓”供出来，公私不分，代结“素书之庐”，结果闹出弊案。 　　三、蒋介石供钱穆，意在树立学统道统以给政统护盘，箝制自由主义者胡适。只比较胡适反对蒋介石三任总统，而钱穆不敢反对，反倒曲学阿蒋一点上，就可判出两人高下。 　　四、“龙应台之流”拾蒋餘唾，也不知钱穆的“文化理念”多么有损中国文化的全面性，拿香跟著乱拜，反证了她的无知。 　　■对钱穆，你的理解太透彻了。你在高中时，钱穆不就写信给你、送书给你吗？ 　　□他对我的私谊，和我对他的公论，是两回事。对他窄化中国文化与神化蒋介石上，我无法不公论论定他。 　　■龙应台说“在素书楼的草坡上重展钱先生旧作”如何如何，她看不到钱穆的致命伤吗？ 　　□龙应台看得到吗？她这方面的分析能力太弱了。龙应台说： 　　素书楼所留给我们的却是无穷的不安：那由于缺乏“历史智识”而“蛮干强为”，而“卤莽灭裂”的人，太多了。 　　多好笑啊，“蛮干强为”“卤莽灭裂”的，其实正是他们、道貌岸然的他们、文化局长的他们、“忍将“文化”苦苍生”的他们。唯一与流氓不同的，是他们干完了还“高风亮节”呢。噢，我想起来了。在“素书楼”附近，我还看到另一场呢。刘显叔拉我去参观参观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在外双溪开衩处，我参观了这一名宅。查询之下，原来也有丑闻在内。那块地皮本是禁建地区，张大千不管，先便宜买了下来，然后由蒋介石为他变更地目，改成建筑用地，大盖特盖起来。正庭外面，有蒋经国题字“亮节高风”，赫然招展。如此“亮节”、如此“高风”，龙应台当然更不懂了。 　　■钱穆是把量尺，龙应台不是量尺吗？ 　　□龙应台也是。从她身上，我们量出来，跟国民党一脉相承下来的文化人，不管怎么包装，也是nuts（混蛋）。 　　■她可是马英九的文化局长呢。 　　□文化nuts。 　　龙应台怎样吃人肉？ 　　■钱穆的文化好一点吧？他写过“中国文化史导论”呢、写过“文化学大义”呢。 　　□钱穆的头脑是不及格的。只要一比对他的书，就会发现。一九三九年，钱穆写“国史大纲”引论，他说：“未有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可是隔了两年，这位新时代的教主把他所说的话全忘了，他写“中国文化史导论”，却说若不解决“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题，那么“中国国家民族虽得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将失其存在”。看啊，两年前，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就完蛋了；两年后，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还可以不完蛋。民族文化与国家兴亡在钱穆手里竟变成了这么好笑的一对宝，一会儿生死攸关、一会儿并不相干。这种推理，怎么能教我们适从呢？钱穆为了强调民族文化的重要，竟不惜拿“国家之生命”来开玩笑、来吓人，这种作风，气是满壮的，可惜理不太直。夫子这样乱变，“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夫子圣者歟？何其多﹃变﹄也！” 　　■他的餖飣史学还好吧？ 　　□如果没有人“盗墓”，就还好。例如孙武，是春秋时代吴王闔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身世，一直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怀疑根本没有他这个人；第二类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臏为同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竹简兵书，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臏“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证明了钱穆这种成名之作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那怎么办？ 　　□不怎么办，反正钱穆已经成名了，只能怪他妈的孙臏不够朋友！不够朋友的看来还不止孙臏呢。这批竹简中，竟赫然还有古书“尉繚子”。“尉繚子”也是被钱穆判定是后代假造的书、是偽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鑠，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又怎么办？ 　　□不怎么办，反正钱穆已经成名了。 　　■龙应台“在素书楼的草坡上重展钱先生旧作”，能知道这些真相吗？ 　　□你说呢？ 　　■龙应台跟著钱穆大谈中国文化，她不像钱穆那么“村”吧，她可是留学生呢、还在外国教过书呢。 　　□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蛮人竟是一个英国大学里出身的，大为惊奇，问这个蛮人道：“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I usm fork now.） 　　龙应台不懂老蒋日记 　　■不但在“素书楼”草坪上啃钱穆，还跑到史丹佛大学舐蒋介石呢。在她书里，多次提到她去美国看“蒋介石日记手稿”，你认为她上了蒋介石的当，因为她被蒋介石弄胡涂了？ 　　□文明国家的档案，都有定时开放的年限，但是国民党当国，它的档案却不肯开放。除了钦定的、御用的部分有意展示的档案外，其他都扣在秘府，不肯示人。许多历史工作者呼吁开放开放，但依我看来，纵使开放了，也要有慧眼去辨别才成，否则的话，往往适中其计。什么计呢？原来档案中的文字，有的并不代表历史事实，只是专门用来骗人的，尤其用来骗后代之人和历史家。这种居心，我最早就看出来了。 　　■蒋介石日记也有问题吗？ 　　□问题可多著呢。日记是档案中第一线真偽搀杂的，然后才衍生出别的。我在沉亦云“亦云回忆”中，发现蒋介石的把兄黄郛的一则秘密电报，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发给义弟蒋介石的。那时黄郛正在北方与日本人谈判，电报中有一段如下： 　　至尊电谓“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以求得国人之谅解”一语，则兄（黄郛自称）尤不能不辩。两年以来，国事败坏至此，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无上之决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无待今日。兄至今迄未就职，弟（指蒋介石）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内扰外压，感慨万端，神经刺乱，急不择言，惟吾弟其谅之！并盼电覆。郛感印。 　　黄郛与蒋介石拜过把子，在一九一一年。二十二年后，他打这样的电报给蒋介石，内心之沉痛可知。他显然不满蒋介石以白纸黑字来跟自己人演戏，使后世之人，看了电报内容，以为爱国的是你、误国的是我。这种沉痛之言，岂不正令我们了然于心么？可见白纸黑字的，处处玄机，何况日记呢？ 　　蒋介石的“专立文字”骗术 　　■这种专门以白纸黑字来作弄你的干法，可说是“专立文字”而非“不立文字”。 　　□正因为蒋介石“专立文字”是给人看的，所以，很多文字我们就不可认真。詹特芳在“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一文中，透露吴嵩庆怎么演政治双簧的事，颇为有趣。詹特芳说：“撤退到广州后，有一次蒋批给马鸿逵二万块银元，条子已经亲笔批了，可是就在马手下来领钱之前，蒋经国由黄埔来了一个电话，叫不要发。这真是一副难吃的苦口药，蒋亲自批发的条子，怎能不给钱呢？又不敢明言，吴只好一个劲地说好话，准备挨骂，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的反动军人，而吴嵩庆又是个文人，真有些对付不过来。又有一次，财政部长徐堪到蒋处说，广东的金圆券实在对付不下去了，必须拋五万两黄金压一压涨风，蒋同意并亲笔批发五万两黄金。可是也跟上次情况一样，在财政部领钱人还未来时，黄埔俞济时（他的侍从长）的电话已经来了，一句话，不要发。这一次更难对付了，徐堪是吴的恩人，吴之所以能当上财政署长，是当初徐做主计长时向蒋推荐的，怎么办呢？只好硬著头皮顶。记得那天徐因未领到黄金在电话内骂吴时，吴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个劲地喊『可公可公』（徐堪又名徐可亭，旧社会下属对顶头上司最尊敬的称呼是公，故喊可公），要求可公原谅，然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更不敢说明得了蒋介石不发的电话。”这个有趣的回忆，清楚的告诉了我们：蒋介石笔下“批给”“批发”的钱，其实不一定拿得到，蒋介石只是“专立文字”给人看而已，你是不能认真的。 　　当事人根本没看到 　　■依此类推，其他的也一样？ 　　□依此类推，其他的也一样。例如蒋介石关了蒋百里，一年以后，李根源、张仲仁等人跑去找蒋介石，说“外侮日亟，将才苦少”，希望当局为国家保全人才。蒋介石当面批了“照准”字样，下令放蒋百里，可是事实上却仍旧关著，事见曹聚仁“蒋百里评传”。可见这种“专立文字”，你是不能认真的。又如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兵败退却，对蒋介石甩都不甩，只叫他在重庆的手下做间接报告，蒋介石在文件上批示：“史蒂华脱离我军擅赴印度时，只来此电文，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事见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增订版。但是，这种“专立文字”，史迪威（史蒂华）当事人却根本没看到。你若以为蒋介石有种这样责备他的洋参谋长，你就错了。──蒋介石的威武，原来只是给“龙应台之流”看的啊！ 　　蒋介石的“不立文字”骗术 　　■蒋介石的“专立文字”以外，还有什么花样？ 　　□他还会玩“不立文字”。蒋介石的习惯是，口头上可以答应许多事，但拒绝立成书面。当时没有发明录音机，空口无凭，只要不形诸文字，就没有把柄在人手中，一切就好办。蒋介石这一作风，表现在西安事变上，最为高段。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等提出八条件，蒋介石口头答应，可是“不立文字”；对张学良等不咎既往，蒋介石也口头答应，可是也“不立文字”，口头答应之承诺，且经宋美龄、宋子文、洋顾问“背书”，但事后或认帐或不认帐，全凭他高兴。这种“不立文字”的禪门功夫，表现在对外关係上，也有一手。蒋介石跟日本人办外交，怕卖国事洩，就尽量以“不立文字”偷关漏税，纵立文字也避免条约或协定的形式，以掩人耳目。例如与满洲国谈判通邮，最后约定“双方均用记录，不签字、不换文，以避免条约之形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外交部致各驻外使署电）；又如“何梅协定”，何应钦一直不承认有所谓协定存在，但是，这只能骗中国人，骗不了日本人的。胡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记说：“所以不发表此项文件之故，他们说是『不愿把此件做成外交文件』。然而日本人早已把此件认作『外交文件』了！”可见日本鬼子才不跟你一厢情愿呢！有的时候，纵立了文字，也动手脚，达到“不立文字”的效果。例如“塘沽协定”，第四条第二项与日本人约定不予公开，并且在签字之协定外，另有口头约诺之日方希望事件四项，也没公布。这种立如不立的绝技，更不是禪门人物想像所及了。 　　档案里根本找不到 　　■沉醉在“军统内幕”，有这样一段：“国民党的档案，特别是像军统局这类特务机关的档案，也不都是可信的。蒋介石叫戴笠杀害了那么多革命人士和反蒋人员，我在为军统局特训班编写『行动术』教材（专门搞逮捕、绑票、暗杀、破坏等特务活动的东西）时，曾调阅过不少有关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那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的『奉諭速办』和『奉諭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諭』，档案里完全找不到。”可见蒋介石的禪门功夫，真不是盖的。 　　□清朝皇帝在臣下奏摺上有硃批，上立文字，但规定臣下看过后须将原摺交还，那时没照相机影印机，纵立文字，不虞外洩。蒋介石当科学昌明时代，“不立文字”，更形正本清源。看到他这些禪门功夫，谁还相信他是基督徒哟！ 　　我只花十分之一的时间 　　■龙应台说她写书时有朋友夫妇、有助理夜以继日的帮她；有“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来帮她；有“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倖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她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资料和照片”来帮她。你呢？你有这些外来的帮助吗？ 　　□我没有，我也不需要。龙应台有的，我全没有，我是个体户、单干户，全部自己来。龙应台太笨了，她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花了四百天；我太聪明了，我完成“大江大海骗了你”，只用了四十天。这四十天虽不无棒喝作用与施教作用，我还不免边写边要快快脱身。三年前在“李敖议坛哀思录”一书收尾时，我的玩世之情、情见乎词，我写道： 　　好像是个顽童，在最后一堂考试。他急著赶快考完、急著在阳光下，一边走一边慢慢吃蛋捲冰淇淋。于是，他决定缴卷，最后一题也懒得答了。他乱画了一个图案，乍看之下，什么都不像，仔细看去，却是一隻王八。 　　王八，再见；冰淇淋，我来了！ 　　这种迫切的童心，如今又来了。 　　“龙应台式错误” 　　■用一本书来拆穿龙应台，你会不会后悔浪费了你的宝贵时间？ 　　□龙应台的确是“小咖”，不值得我一写，但这鬼岛上，有几个是“大咖”？一九九三年，我写“李登辉的真面目”，在序言中，我近乎无奈的说：“在思想家兼历史家的眼中，李登辉根本是不值得一写的小人物。但是，由于阴错阳差、因缘际会，他竟不伦不类、沐猴而冠，并且多方面有了做样板的趣味性。如因材施教、以观猴戏，亦不无警世之资。因此我四年多来，写了不少以猴戏为主轴的文字。”今天我写龙应台，正是心同此理。 　　■写“李登辉真面目”七年后，你和李庆元合写“陈水扁的真面目”，你在序里说，你七年前的感觉又因书而生，你说你可以同样的说，“陈水扁根本是不值得一写的小人物”，但为了“因材施教、以观猴戏，亦不无警世之资”，因此你还是愿意挪出一点时间来完成这本书，但愿这是最后一次。 　　□我的确有这种感觉。 　　■现在写陈水扁十年以后，又逼得你写龙应台了，不是吗？ 　　□是。 　　■值得吗？ 　　□龙应台太特殊了，她不像李登辉、陈水扁那样在政坛上狗屁倒灶，她在文化思想上乾坤挪移，祸害是另一型的。龙应台侈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其实，对“一九四九”呈现的真正问题、核心问题，她根本不敢碰、也没有能力碰。她碰的，大都是她自己刻画出来的“现象”，还称不上是问题。更糟糕的是，她只谈“现象”，不谈“原因”，因此“现象”引发了盲目的同感与同情，真相从此弄混了、是非也被颠倒了。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就在这里、她的祸害也在这里。我把这种只谈“现象”不谈“原因”的手法，叫作“龙应台式错误”，我要拆穿的，也是这一手法。她在北大演讲，一开始即谈飞弹“现象”而不谈“原因”，只谈飞弹对著我而不谈为什么对著你，就是这种手法。 　　■人们说龙应台的文笔很好。 　　□这话要相对说。龙应台窜起在国民党污染下的文坛里，因为国民党文坛的文笔太烂了，所以比这种文笔高明一点的，就被大家说好了。龙应台的毛病不在文笔好坏，而在她用一张银纸，包了一颗臭皮蛋。 　　■你的意思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可以这么说。问题在“人们”弄不清“败絮”，就被“金玉”给迷糊了。所谓龙应台的“金玉”，也没什么，文字流畅而已，但在国民党文坛中，文字流畅已经是上选了，因为国民党文坛太烂了。 　　■你口口声声国民党文坛，有特色吗？ 　　□国民党文坛是“党八股”加“鸳鸯蝴蝶派遗蜕”加“三十年代餘绪”加“战斗文艺”加“琼瑶”加“无名氏”加“张爱玲月经棉”的综合体，算是特色吧。 　　■与“鸳鸯蝴蝶派”有关吗？ 　　□别忘了早期为国民党主持宣传的叶楚傖就是“鸳鸯蝴蝶派”。 　　■“三十年代”又表示什么？ 　　□表示佶屈聱牙、生硬不通，看看三十年代败将胡秋原的“少作收残集”吧，那种要命的“少作”文字，就是典型。 　　■“战斗文艺”？ 　　□国民党搞出的军中文艺，统统属之。军人是打仗的，不是耍笔桿的，但国民党军人打仗不行却好文墨，于是文墨苦矣。真正好的军人是不耍笔桿的，孙立人将军耍过笔桿吗？他绝不做什么“儒将”。 　　张爱玲的月经棉 　　■他们捧张爱玲，表示了什么？ 　　□张爱玲代表的是“十里洋场的非汉奸文学”，十里洋场者，上海也；非汉奸者，嫁给汉奸但自己非汉奸也。张爱玲文笔累赘，但远超“国民党文坛”朋辈之上，人们都写不过她，但心慕手追，所得只是月经棉而已，差得远了。 　　■月经棉是属于垃圾一类的啊。 　　□他们迷张爱玲，以致到美国张爱玲的住家外面偷她的垃圾袋检查，回来写文章津津乐道呢。 　　■你说在国民党文坛下，冒出了龙应台。 　　□先得从这一纵深看，才懂得龙应台多么浅，龙应台是个文笔通顺却头脑不清的人。再说一遍，她的文章，是“用一张银纸，包了一颗臭皮蛋”。结果呢，怎么包都是徒劳无功，看看那本“龙应台评小说”吧，一篇篇所评，不出“国民党文坛”的生张熟魏，本已不成格局，其中竟评到“无名氏的三本爱情小说”，就更不入流了。无名氏是多么噁心的，你评他，就好像百灵鸟学猫叫，一猫叫，你就先完了。前面我提到方法学上的“虚拟演绎”，大前提错了，你的推论就全错了。“龙应台评小说”的大毛病，根本就在这里。你能在杂碎卜少夫那种杂碎弟弟的杂碎“三本爱情小说”里，看到什么文学吗？ 　　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在那里？ 　　■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当然不止这一项。 　　□龙应台的另一个根本毛病，在她没资格谈问题却又喜欢谈问题。结果书一本一本出、笑话一本一本闹。谈问题，要有训练才成，尤其谈历史问题，更得先有“史学训练”才成，并且这种训练，也不能跟眼前这些学术班子接龙，因为这些学术班子也不及格。儘管他们有中央研究院、各大学、“联合报”、“中国时报”专栏报纸吹捧炒作，但这都属于龙应台“现象”的衍生部分。不管这批学阀如何巧立名目，美化自己、美化蒋介石，说什么他们写的是“大历史”。那个历史不大呀，蒋介石的御用学者黄仁宇真臭狗屎。 　　■臭狗屎？ 　　□看看给大汉奸舐痔之作──“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国史释论”吧（执行编辑可有杜正胜呢），看看那篇黄仁宇马屁的“蒋介石的历史地位”，通篇肉麻已极，说它是臭狗屎，不是骂这票国民党文人，而是据实陈述。 　　■你说吃臭狗屎，会不会太愤世嫉俗了？ 　　□何必闪躲呢？我们一直在吃臭狗屎。几十年前是老K牌臭狗屎，几十年后在吃老K徒子徒孙牌臭狗屎。具体的说，几十年前我们吃的是蒋介石臭狗屎，几十年后我们吃的是换了精美包装的，不论包装纸上是“野火”，还是“大江大海”，都一样。 　　■一般人看了龙应台的书，没想到竟是这样分级的。 　　□那是因为一般人程度不够。读国民党领导人的“遗教”“遗训”，像吃臭狗屎；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像吃从臭狗屎堆中捡起来的烂苹果。烂苹果的特色之一是，你无法吃下它，转来转去，你找不到下口的地方。它浑身不对劲，对了，毛病就出在它浑身不对劲，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换句话说，龙应台即使写“现象”，也出了问题，因为她程度不够，对“现象”只是瞎子摸象，摸到了一条腿，就说象是那个样子。 　　■你用“现象”的现象拆穿龙应台，看法真是一针见血。 　　□谈到“现象”，可有得瞧了。龙应台最拿手的是写“现象”，龙应台最蹩脚的是只会写“现象”──瞎子摸象式的“现象”。她不会解读“原因”，也不会阐扬正义，她还喜欢说风凉话，怪“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其实有良知的中国人早被这个洋人弃妇气死了。龙应台只会写“现象”，不会写“原因”，因为她不知道“原因”。更严重的是，把“残山剩水”看成“大江大海”，这就连“现象”都看走眼了。明明是“残山剩水”，又何来“大江大海”？可见连“现象”她都观察有误。因为她太盲目了，在瞎子摸象。 　　只会写“现象”，不会写“原因” 　　□南宋画家“四大家”之一的马远，画的特色多是“半边一角”的构图，小中见大、以偏概全，外号“马一角”，虽然从画法上，马远是从中轴线构图、十分线构图、演化到对角线构图，但却衍生出一种解读，就是这位“马一角”，用心深处，就在点出“残山剩水”才是画题所在。既然局面根本就是“残山剩水”，你偏美化成“大江大海”，不是美化臭狗屎、加上新包装吗？你龙应台美化了假的“现象”、抹杀了真的“现象”，岂不太可恶了吗？还作为书名呢，真是其书可诛啊。但是绝对不可以查禁它，因为它是一个好样板，证明某年某月某一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多么乌龙过，他们竟被“角隅法”骗了。 　　■你说她“只会写『现象』，不会写『原因』”，“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如此吗？ 　　□她的著作谈到史实的部分，不幸统统如此。她的历史训练太差了、思想训练也太差了，好奇怪，这位女士却最喜欢谈历史、谈思想，真要命。历史何辜啊、思想何辜啊。龙应台大胆侈谈“一九四九”，如果真的对“一九四九”的“现象”有及格的了解，从而肆其偏见，我们可以原谅她，因为她在“基本功”上面做过功课，糟糕的是，她在“一九四九”的“现象”上太不及格了，因此她的抽样，既不能通过历史学、也不能通过统计学，一塌胡涂。大都一知半解，比照“马一角”的反讽，可叫“龙半截”，因为对“现象”，龙应台只知道一半。并且，一半之中还有假的。 　　■莫非是少了真的“现象”，多了假的“现象”？ 　　□你搔到痒处了。 　　■从“现象”上检定，龙应台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从书名上就大错特错了。 　　□并且，由于这本书，可以测量出它的读者的水平程度。有什么样的作者，有什么样的读者。 　　■她的书可卖了几万本呢。 　　□几万本又怎样？美国恐怖小说家的书，卖了一亿七千万本呢，能证明读者是一代圣贤或恐怖分子吗？ 　　龙苑长春之一 　　■你从理论上论定龙应台，已经很清楚了。举个例吧。例如，龙应台用很大篇幅，写国共内战，写到长春围城： 　　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 　　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著，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共军前线官兵的贺电……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事实这么简单吗？龙应台提出笨问题，为什么长春不像南京大屠杀那样被关注？为什么长春不像列宁格勒那样被重视？龙应台仍是老套，她只写“现象”，不找“原因”。你谈谈原因吧。 　　□这是根本不可以类比的。南京、列宁格勒是外国人侵略，长春是本国人因革命而内战，“原因”根本不同。问共產党为什么围城，为什么不问国民党为什么造成被围城的局面？第一、你造成“反革命”的政府；第二、你造成“死守孤城”的兵家大忌；第三、你裹胁人民于先，又驱使人民于后，以“飢民战”恶整敌人；第四、你最后还不是投降了，与其如此，何必当初？要投降早投啊，为什么饿死成千上万的人民以后才投降？一方面投降了，他方面难道不是“光荣解放”吗？一方面放下武器了，他方面难道不是“兵不血刃”吗？ 　　龙苑长春之二 　　龙应台完全不知道，最后的“现象”根本不是单纯的飢民问题，而是国民党蓄谋发起的“飢民战”。我立刻亮证据给你看。根据“长春文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辑的调查： 　　长春守军为减轻城内粮食奇缺的压力，还採取了残忍的“杀民养兵”和“逐民出城”的政策。他们规定一个警察要赶走八人，一个保长要赶走八家，将市内飢民、乞丐和开释之犯人，均大批地驱赶出城外。 　　在共產党这边，一下子冒出“飢民战”，不得不妥为应付，也需要时间解决。我们看看共產党这边当事人的回忆： 　　敌人驱使大量市民出城，造成十餘万市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仅在我师正面就涌出数万难民。兵团指示，立刻把难民收容，转运到解放区就近安置。我师方向的卡哨是难民出口之一。我民运部门协同双阳、伊通、怀德等县委、县政府，转运疏散，经过十几个昼夜，才把难民疏散安置下来。 　　从“杀民养军”到“逐民出城” 　　可见情况是国民党方面造的因，即“杀民养军”、“逐民出城”，弄出个烂摊子让你收。国民党抢粮食，经过如下： 　　颁布了“战时长春粮时管制办法”，其中规定市民只准自留三个月的口粮，其餘的粮食按议价卖给市政府，“以供军需”。居民中如有抗拒不交或隐匿不卖者，一经查获，除没收粮食外，还要按军法惩处。于是，城内居民的粮食被“管制”起来，统一分配，搜括殆尽。 　　悲剧发生，总要找“原因”，据当时国民党第一军头郑洞国的回忆： 　　〔蒋介石〕在电报中除了用好言抚慰我们以外，仍是要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住长春，等待他派大军前来救援。在给我本人的电报中，蒋先生还特别命令我将长春城内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以期渡过眼前难关。 　　结果呢？蒋介石一筹莫展，根本派不出救兵来。一旦“杀民养军”的戏码用到尽头，“逐民出城”的戏码就出来了，最后的悲剧证实了两点：第一、你蒋介石根本不该守长春孤城；第二、你蒋介石根本无力救长春孤城。是你决策的错误，责任攸归，一清二楚。“原因”在此，可是我们无知的龙应台不知道，她只会看“现象”。“现象”就是共產党不对，这就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部书的方法架构，这么头脑不清的人，居然还要写书呢。 　　■长春非死守之地，根本不该守，结果造成围城惨剧。 　　□这当然怪蒋介石的头脑不清。死守孤城的作用只为了面子、一时的面子。 　　■国民党文宣作品，有“蒋总统在军事上的丰功伟业”这类主题呢。 　　□在军事上，守长春是笑话，懂军事的人都知道是战史中的笑柄。并且，从战史中，我们还可领教“飢民战”的伎俩。凯撒（Caesar）书中记录：公元前五十二年，蛮族守阿勒西亚（Alesia）城，即驱出城中老弱，到罗马军前，乞求一饱。凯撒拒绝收容飢民，因为他看出了这是敌人搞出来的“飢民战”。 　　“一九四九”的兵败山倒 　　■“李宗仁回忆录”中指出蒋介石虽为军人，实不知兵，最后导致兵败山倒。歌颂蒋介石丰功伟业的人，很难想像蒋介石在军事上多么外行。至于所谓北伐成功统一中原云云，成的并非军功，而是收买之功、情报之功，实际上，蒋介石并不会打仗。 　　□黄埔六期的盛文将军，他是胡宗南的参谋长，打下延安的就是他。他晚年在“盛文先生访问纪录”中回忆，就变相指出蒋介石不知兵，只会用死守耗尽兵力： 　　我可以大胆地说，徐蚌会战是不应该打的，这是政略的错误。许多地方我们不应该打而打，应该放弃的地方到处死守。这样攻占一个地方就多背一身的包袱，最后使自己一点气力都没有。关于这一点共党就不一样，他就不愿背多餘无益的包袱，随时保全著实力。到处都要死守，等于和敌人同归于尽。成都最后是我守的，我当时就反对守成都，守它只有同归于尽而已。 　　该看“萧劲光回忆录” 　　还有共產党那边的，也要看。据“萧劲光回忆录”，特别指出国民党的难民战术： 　　他们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这对我部队压力很大。我们既要执行封锁任务，又要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既要粉碎敌人恶毒的阴谋，又不能让成千上万的百姓饿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策问题。 　　共產党设立了一个“难民处理委员会”： 　　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画地收容难民、疏散难民。开始，我们工作缺乏经验，给饿苦了的群众吃饭没有限制，结果有些群众在久饿之后突然进食过多，胃肠负担不了，胀死了。接受教训，以后收容的难民就先吃两天稀饭，逐渐增加饮食，避免了类似情况的发生。对收容的难民，及时的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单位还利用难民回去做侦察或瓦解敌军的工作。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四千吨救济粮，六亿元救济金及五百斤食盐。为了救济长春市的难民，减轻当地解放区群众的负担，我们的战士迅速自觉地开展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的运动。 　　像萧劲光这些资料，所在多有，龙应台一概不看或不知道看，不明真相与原因、不知道共產党怎样抢救难民，就谴责起来了，这种落笔方式，又从何真知“一九四九”呢？胡涂包龙图龙包图，把国民党、共產党各打五十大板，这叫公正吗？龙应台的程度太差了，在文献上，她看得太少太少、根本跟不上有关文献，她谈长春，谈得太贫乏了。 　　东北人的苦难见证 　　■龙应台喜欢用人证，她做访问“以实其说”呢。 　　□谁没人证呢？我的三叔、我的六叔，都是那时死里逃生的长春难民。我的老同学吴文立，也是一个。在台中一中，我同吴文立放学走在一起，他讲述这一悲剧，他那时十二岁，同母亲被赶出长春，国共双方还在交火，流弹打中他母亲，当场毙命。奇怪的是，母亲身上都饿得乾扁了，都流不出什么血来了。侈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应台，你知道多少？ 　　■吴文立是东北人？东北人见证历史见证得最多？ 　　□是，他爸爸吴广怀是国民党国大代表，是我父亲学生。东北人见证中国本土上的苦难，早在一九○四年日俄战争就开始了。两个王八蛋国家打仗，战场竟在中国领土上，多可恶啊。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更首当其衝，开始抗日。可是，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历史不这么算，抗战竟从“七七事变”算起，“九一八事变”后的六年都不算了。尤其在蒋介石的国民党媚日的时候，不准你抗日。我爸爸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与国民党不对，自然有被国民党诬为“汉奸”的危险。我爸爸的遭遇，画出了一幅謔画，就是：作为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不爱国当然不对，但是爱国不爱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爱国，必须得跟著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做多少“地下工作”，结果不用“汉奸”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我爸爸痛苦的得到这一教训。因此，在日本走了、共產党来了的时候，他学乖了，他知道这回一定得抓住国民党、跟国民党永不分离才成，再被国民党所弃、再做国民党的“弃民”，国民党再回来，他一定又是“汉奸”了。于是，他决心抢登巴士，先期逃难，追随国民党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离。最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湾，就这样的，我们全家到了台湾。那时我十四岁，无决定之权，一切爸爸决定。我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来台湾，只是怕国民党又说他是“汉奸”而已。我爸爸的“汉奸恐惧症”，是我们一家来台湾的根本原因：别人都是怕共產党而来台湾，我们却是怕国民党而来台湾，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无过于此了。龙应台侈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好像遍访民隐，她不该不访到这个有特色的故事吧？漏掉这种有特色的小故事，又何以真知“一九四九”呢？ 　　■这个故事太特殊了。 　　李敖的爸爸 　　□当九一八事变以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行动抗日的时候，其他团体还在亲日、媚日或观望之中，我爸爸当时就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马占山将军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军师，就是吴焕章。吴焕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我爸爸做二哥。为人风趣、热情而细心。吴焕章一九三五年起做立法委员、一九四四年做三民主义青年团黑龙江省支团代表、一九四五年做国大代表、兴安省主席，到台湾后做光復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台中研究区主任的閒职。九一八事变后，他和我爸爸展开抗日工作；卢沟桥事变后，我爸爸留在北京，吴焕章“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偽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由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将军秘密任命。所谓“同志”，是同马占山将军抗日志愿的有志一同，并非国民党。我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我爸爸清白的密件，是写给当时国民党特务头子郭紫峻的，吴焕章这封密件，最后使我爸爸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至于抗日的功劳、做地下工作的功劳，当然是没有奖励的，不坐牢就是奖励，──这就是国民党的酬庸与宽大啊！ 　　■吴焕章虽然一直跟国民党有关係，到台湾后，也沦为閒职了，东北人忠党爱国下场，也不过乃尔。一九四九年后，大家流亡到台湾，他们这一代报销了，有赖下一代了。 　　□下一代该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完结篇吧？龙应台也该抽样式带到吧？像吴焕章的儿子吴丁凯，学成回台，做了辜振甫公司的总教头。吴丁凯最后婚姻破碎，太太改嫁给张忠谋。乱世的悲欢离合，有的也颇足醒世。古人写“醒世姻缘”，“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带来的，光从姻缘切入观察、反向追踪，就思过半矣。 　　■这种两代故事，站在第一线的东北人，他们的故事，才真能使人们知道“一九四九”吧？龙应台知道得太少了吧？她不访问访问吗？ 　　□选出访问对象，也要眼光呢。 　　■谈一九四九，六十多年前了，很多当事人都死光了吧？ 　　□有没死的，为什么不访问访问？ 　　■东北人吗？ 　　□就东北人吧，像关中。 　　关中玩马桶 　　其实啊，有文字资料可循的，不一定要访问。关中对我敬而远之，我们从不来往，只不巧吃过一次饭，但我很知道他，在餐桌上，我藐著他，想到他的玩马桶故事。 　　根据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号“中国男人”的报导：关中的父亲是已故资深立委关大成，在抗战时是地下工作人员。关中四岁那年，关大成被日本特务逮捕，全家人跟著入狱，当时关中年纪还小，但有些际遇片断却使他终生难忘。关中回忆说，他们原先住在平津一带，为了逃避日本人追缉，便搬到父亲的老家安东暂住，安东是荒僻的地方，但日本人还是找到了。他们打他母亲，由屋子这头一巴掌打得滚到屋子那头去，再一巴掌打回来，场面的惨烈，几乎把年幼的关中吓死了。关进监狱后，关中至今仍能回忆的景象就是冷冰冰的四壁，家人蜷缩在角落，耳边听到的，是犯人脚上铁鍊的拖曳声和被拷打时的哀嚎声。当时他的玩具是囚房内每天拿进拿出的马桶，那么脏的东西，他却常去把玩，因此总是被母亲喝斥，甚至挨打。他与小他两岁的妹妹同时在狱中出麻疹，妹妹未能熬过，死在狱中了，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的景象，至今仍是关中难以磨灭的回忆。抗战胜利后，关中的父亲由地下工作人员成为东北的接收大员，但没几年东北局势逆转，全家又随著军队撤退。关中说他记得军车抵达四平街时，刚刚结束战斗，到处是死尸，吓得直哭，连晚饭都不敢吃，总觉得家人分给他的馒头可能是人肉做的，感到噁心。清除战场的卡车停靠路边，尸体一具一具往车上扔，水沟内全是血，关中终于见识到什么是血流成河。 　　关中小我六岁，生在一九四○，到台湾时才八岁。他在台湾长大，他走的，是国民党当权派的路，留学归来，历任国民党中央青工会副主任、政策会副秘书长、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行政院青辅会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组工会主任、副秘书长、中广公司董事长、立法委员、銓叙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内政组召集人、世界龙冈亲义总会主席、国民党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国民党副主席、考试院院长。他一辈子追随国民党，最后在残山剩水的小朝廷里做了大官。他一辈子对我敬而远之，只是不幸与我同桌一次，我看他低头吃饭，一定想不到我这样近距离的观察他远距离的历史。他很勤奋，做了大官，仍然不忘记研究和写书，检讨国民党的历史。我遗憾他始终达不到检讨的深度──国民党祸国殃民那一深度。但他比小他十二岁的乳臭龙应台可有深度得太多了，他见识过什么是牢狱、酷刑、和战乱。他在这方面有身历与深度，而龙应台呢，只是一层皮。英谚说“美貌只是一层皮”（Beauty but skin deep.）。龙应台长得像个不修边幅的弃妇，没有美貌可言，但她的历史知识，的确只是一层皮，她不自量力，大谈“一九四九”，连关中都要“皮笑肉不笑了”。 　　可以这样“二二八”吗？ 　　■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来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这个范畴下，“二二八”太重要了。龙应台明明在闪躲这个大题目。 　　□不止于闪躲，而在扭曲。龙应台不断闪出一种氛围，就是台湾的文化处处高于大陆的，搬出高高在上的学术名词，要你说服她。她把“二二八”定位成“两个文化的剧烈衝突”、“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衝突”，说得太玄了吧？“二二八”是多么“一九四九”的题目，“二二八”后两年就是“一九四九”，龙应台显然闪躲了这个大题目，如果全部闪躲，也就罢了，她特别根据彭明敏的“记得”，来了彭爸的一段往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衝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带著“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龙应台不画龙，却点出血淋淋的眼睛，是什么意思呢，既然说是“流血衝突”，“衝突”总有双方面吧，为什么看来只是单方面的呢？ 　　■这就是龙应台的手法，她只掏出一段血淋淋切片，别的都不管了，这叫什么“文化”啊？这不是在恶意挑拨吗？谈“二二八”，只谈外省人杀本省人，不谈本省人杀外省人，单方面挑起本省人的仇恨，这是什么意思呢？龙应台谈“二二八”，只根据彭明敏的“文化”，谈到的本省人暴行只是打了菸酒公卖局职员，“职员被痛打”、“几个公卖局职员被殴打重伤而致死亡”。事实上，这么简单吗？这么仁慈吗？ 　　“台湾菁英”怎样奸杀外省女人 　　□根据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又名“台湾事变面面观”）第九十一页、九十二页、九十五页： 　　一、二十八日早上十一时许，在台北新公园中，除了打死十几个外省人，殴伤二十几个公务员外，更有一个年轻的少妇，搀了她底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正想由偏僻的小道中跑回家时，却被几个流氓们拦住了，他们对她尽情的调戏后，便一刀将她的嘴巴剖开，一直割裂到耳朵边，后将她的衣服剥得精光，横加殴打，打得半死半活时，便将她的手脚捆起来，拋到阴溼的水沟中，该妇人惨叫良久后即身死。当该小孩正在旁边哭喊妈妈时，另一残暴的台湾人，便用手抓住该小孩之头，用力一扭，即将该小孩之头倒转背后，登时气绝。 　　二、又在万华附近，一小孩被民众将双脚捆起，将头倒置地上，用力猛击，直至脑浆流出时方将其拋于路旁。 　　三、又在台北桥附近有两个小学生，路遇民众，因逃跑不及，即被民众捉住，民众一手执一学生，将他们两个人的头猛力互撞，等到该两小学生撞得脑血横流时，旁观之民众犹拍手叫好。 　　四、又当天下午，在台北太平町，有一开旅馆之孕妇，被民众将其衣服剥光，迫令其赤裸裸地游街示众，该孕妇羞愤无已，坚不答允，便被一手持日本军刀之台湾人，从头部一刀下去，将该孕妇暨一即将临盆之婴孩，劈为两段，血流如注，当场身死。 　　五、又在台湾银行门前，有一个小职员，当他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即被一个台湾人当头一棒，打得他脑浆迸流，随即殞命。 　　六、这时，适有一对青年夫妇路过此地，又被群众围住，吆喝喊打，吓得他们跪在地上求饶，时有很多台湾的小学生挤进人丛中，一看原来是“阿山”，便连忙你一脚、他一脚，将他们两人踢在地上滚成一团，这时民众更拳脚交加，棍棒齐挥，不一会，他们便被打得血肉模糊，成了两具破烂的孤魂。 　　七、在新竹县政府的桃园，被羈囚于大庙、警察局官舍与忠烈祠后山三地之外省人，内有五个女眷被台湾一群流氓浪人强行奸污后，那五位女眷于羞辱之餘，均愤极自縊殉难。 　　八、而该县大溪镇国民小学女教员林兆熙被流氓吕春松等轮奸后，衣服尽被剥去，裸体彻夜，冻得要死，后被高山族女县参议员李月娇救护始脱险。 　　若说以上唐贤龙的书不可信，那么李登辉主持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为何一再引证？该报告全书中，在这一章有註释五百九十七个，其中光唐贤龙的书就引了十九个，可见倚之甚殷，只是奸杀外省人之事，一概不引，其他行凶，加上但书而已，如“打杀”“砍杀”就要给加上“据闻”并予以消音？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学术？把同一作者、同一书予以前言不对后语，这是什么唐贤龙？ 　　龙应台的奸杀文化论 　　■龙应台口口声声把“二二八”定位在台湾人与大陆人的文化高低上，有一条史料，倒跟龙应台不谋而合。据“台湾警察”第二卷第十、十一期转载“台湾『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 　　当二十八日下午开始焚燬专卖局时，全市各街巷到处皆有暴徒集团寻找来自国内之外省人施以殴打，名之曰“阿山”，是以“阿山”若为彼辈所瞥见，皆不能逃过“打”的劫数，重时毙命，轻亦在残废之列，虽妇孺孕妇亦无一幸免，据记者所知：一数岁之儿童随其母出街，途遇暴徒，用刀将其母之嘴割裂至耳，復将衣服剥光痛殴垂毙拋之于水沟，其子被用力扭转面部倒置背后即时气绝毙命；又一小孩被其双足扠起倒吊，将头部猛向地上碰击，至头破血流而甘心；又一将两小孩之头互为相碰，至脑血横流，而引为快事；又一孕妇亦被暴徒用日本之武士刀对腹部插入，即时两命呜呼。此种狠毒手段，不胜枚举，惨绝人寰之事，不意竟发生在此号为文化水准高于国内任何一省之台湾，闻者毛骨悚然，何况目睹其状者。 　　这是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以外的另一报导，其中特别提到“文化水准高于国内任何一省之台湾”，不正是龙应台文化优劣论的先驱吗？从残杀小孩到奸杀妇女，重重暴行，岂能以“文化”一笔带过吗？有这些残暴行径的人，还有什么“文化”？ 　　台俄奸杀大比赛 　　□什么例子能跟“二二八”时的“文化”高于外省人的“台湾菁英”相比？奇怪的是，居然在龙应台的书里，可以找到“文化”的答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书中绝口不提“台湾菁英”强奸、轮奸又残杀外省妇女的事，但却看见俄国大兵强奸、轮奸又残杀中国妇女的事，在她书中，特别有这么一大段：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瀋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瀋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龙应台的视野，到了中国东北，但我奇怪，她为什么到不了台湾？就在“那一年冬天”后的两三个月里，“二二八”的场面岂不出现了俄国大兵的暴行，光天化日、强奸轮暴、杀死妇孺，试问那一样少了？龙应台为什么提都不提？当然俄国人的暴行要振笔直书，可是，台湾人的呢？今天自李筱峰以次，都把“二二八”的台湾人供成“台湾菁英”，但怎么掩饰那有俄国大兵行径的“菁英”呢？他们不是“台湾人”吗？ 　　龙应台只写俄国大兵在强奸 　　■他们当然是台湾人，尤其是手执武士刀的台湾人。但在“二二八”时候，与俄国人有什么不同呢？ 　　□俄国人是白种人、台湾人是黄种人。并且，俄国人暴行的对象是外国人，大陆人对台湾人说来，是外国人吗？ 　　■他们是台独分子吧？当然把大陆人看成外国人。 　　□台独分子吗？先成立“台湾独立国”再说吧。民进党执政了八年，连个所谓“中华民国国歌”都不敢改，还吹牛什么台湾独立呢？ 　　■他们说改国歌要修宪，有困难。 　　□他们胡扯。所谓“中华民国宪法”中，根本没有国歌条款，改国歌，一道命令就改了。可是当政八年的民进党政府命令都不敢下，谁相信他们真搞台独啊。 　　■别扯远了吧，还是比较比较“台湾菁英”与俄国大兵吧。 　　□看了龙应台的文字，对照起“二二八”时“台湾菁英”轮奸外省人的记录，一何酷似啊，我们能无惊心的对比吗？“台湾菁英”奸杀中国人，与俄国大兵奸杀中国人，大同小异之处，该是俄国兵在残忍上，恐怕甘拜下风呢！试看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台湾省『二二八』事变记事”（一九四七年）中记录：“其最残忍者，为将妇女裸体殴打，甚至以刀刺其腹，以石塞其阴户，令其行走，拒者即刺杀之。”看来俄国兵还干不出“以石塞其阴户”吧？再看曾今可“台湾别记”（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的记录：“还有些妇孺是被暴徒把双脚拉开拉死的！”看来俄国兵还干不出把“妇孺双脚拉开拉死”吧？ 　　何须走一趟才知道 　　■结论呼之欲出了，“台俄奸杀大比赛”，裁判结果，台湾人胜了老毛子。龙应台去了一趟长春，回来写出了俄国大兵，又引伸写道： 　　你听说过索忍尼辛这个人吗？ 　　没听过？没关係，他是一九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砲兵连上尉，跟著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 　　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过她──一个排？一个连？ 　　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 　　然后女人变成尸体…… 　　这首诗其实写得满烂的，但是，它的价值在于，索忍尼辛是个现场目击者。 　　可是你说，你从来就没听说过苏联红军对战败德国的“暴行”；学校里不教，媒体上不谈。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样子，说，还是要回到德国人的“集体赎罪心理学”来理解啊，因为施暴者自认没权利谈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 　　我好奇怪，一比较就知道的事、一翻查就知道的事，对龙应台说来，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一九九○年，吕秀莲去了一趟大陆，回来说：她发现，大陆十一亿人口对“台湾是我们的”的观念，加上军事力量，对台湾是相当大的威胁，而独派人士若不能摆脱闭门造车的作法，非常可能刺激中共，若因此造成对我方人民利益的伤害，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吕秀莲的觉悟，自然令人高兴。不过，我总觉得，作为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了解一个地区，若一定得靠“走一趟”为必要条件，才知道什么、才觉悟什么、才猛醒什么，似乎又未免太直接了、太浪费了、太迟钝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应该有本领像中国大哲学家老子那样“不出户，知天下”，才算功夫。对大陆对台湾的态度、对台独绝不可行的认知，还需要靠“走一趟”才清醒吗？这样子的求知方式，太笨了一点吧？ 　　龙应台去了一趟长春，令我想起吕秀莲。不过，龙应台还不如笨蛋吕秀莲。龙应台说她“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僕僕风尘的，她回来了，其实她连这件事也没搞懂。哎呀，她还是做点文艺批评吧，国家大事、思想趋向，不是她搞得懂的。 　　是谁引来俄国大兵？ 　　■龙应台大谈俄国大兵在东方的暴行，并比照他们在西方的，同样是只谈“现象”，不谈“原因”。记录上说，一个俄国大兵强奸了德国女人，从女人身上爬起来，说：“你们的德国大兵在我们苏联，就这样。”嫁到德国的龙应台，从来不谈这一因果。不是说被强奸的是应该的，而是说“原因”也该同时摊出来，并且要区分出来。德国对苏联是侵略者、苏联对中国却是加害者，中国还是战胜国耶，战胜国的女人还要被强奸、被奸杀，这是什么道理？要问谁啊？ 　　□要问蒋介石啊、要问蒋经国啊、要问王世杰啊。是谁引来俄国大兵，看看记录吧。一般说法是“雅尔达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FDR）逼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从“顾维钧回忆录”里，明明看到：不论从美国总统的回信里，还是从英国外相、美国国务卿的谈话里，还是从中国老外交家的失望里，都证实出在外蒙问题上，蒋介石及蒋经国、王世杰之流做了不该做出的让步。──美国主子要你蒋介石卖国，没有错，但没要你卖那么多！事实上，可以不卖那么多！可以不卖那么多却要卖那么多，这就是怪事了。“要五毛，给一块”式的加码卖国，也是美国逼你的吗？ 　　在蒋经国的回忆中，我们得到了答案： 　　史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併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史大林就接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写得多清楚啊，因为是“你要我来帮忙”，所以我才要你的外蒙古。不过，所谓要苏联帮忙，不论人家盟国的目的也好、自己卖国的目的也罢，都在使苏联出兵、请苏联“来帮忙”。但是，八月八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Molotov）向王世杰的宣布，证实中苏关係尚未达成协议前，它已出兵了，那么国还要不要卖，就该从长计议才是。但是，妙的是，这些卖国者，却仍要照卖不误，这不是贱种吗？更妙的，八月十四日日本都投降了，八月十五日蒋介石以下卖国者还向苏联签约大卖。王世杰八月十五日日记上说： 　　中俄文约稿书写需时，签字手续直至今晨六时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但苏联已于数小时前广播，谓已签字。盖日本接受投降条件之答覆适于今晨二时到达此间也。 　　为什么苏联方面要捏造签字时间，提前“数小时”呢？因为日本已在“今晨二时”投降了，连苏联都不好意思在日本投降后向战胜国要土地了，只好捏造说外蒙古是在日本还没投降前就独立了。多气人啊！日本投了降，战胜国的中国还要签约卖国。蒋介石、蒋经国、王世杰之流多莫名其妙啊！ 　　引来俄国大兵以后 　　按照卖国者与苏联订的“中苏友好条约”，明明是“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的、明明是“最多三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的，但是，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又三个月又三个月，老毛子犹在东北奸淫掳掠中。到了第二年（一九四六）三月六日，“王世杰日记”写著： 　　中苏交涉，如利用民众反苏游行，及本党公开之攻击，纵能促使苏联早日撤兵，但不免阻（促）其与东北共產党及其他反政府武力勾结，造成更不利于国家之形势。予不主张与苏联公开决裂者，大半以此。今日午后予以外交部部长名义，致正式照会于苏联大使，促苏联即行撤兵。蒋先生尚拟缓发此照会。予因恐未来局势或使我政府不能诉诸国际会议，故断然决定发出，但仍未在报纸发表。晚间予面向蒋先生辞外交部长职，蒋先生不允。 　　看到了吧，俄国大兵不撤退，一方面固是苏联原因，另一方面，却是蒋介石挽留，“尚拟缓发”“照会”呢。 　　当时在东北第一线与苏联打交道的董彦平将军，写了一本“苏俄据东北”送给我，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他家里，我与他长谈，我彷彿知道了什么，蒋介石被斯大林（Stalin）耍成白痴，最后还要求俄国大兵帮他在东北防共產党呢！ 　　蒋介石引来俄国大兵，下面才是龙应台片段又断片的故事。龙应台照旧只写“现象”，她不写“原因”、不写俄国大兵奸杀中国女人的“原因”，她开脱了美国人罗斯福、开脱了中国人蒋介石、也开脱了苏联人斯大林，她的视野只是一根管子，管中窥见了豹斑。龙应台的读者跟她窥见了豹斑：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但是，对长春街上的“原因”，龙应台永远闭目以窥豹斑。 　　蒋夫人还慰劳俄军呢！ 　　■龙应台在字里行间，明示斯大林如何如何、感谢俄军如何如何，在在均为共產党杰作，在她笔下，引狼入室的祸首国民党是不见媚骨的。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看看刘毅夫少将的回忆吧。刘毅夫在“我亲历国军拒绝收编偽军的一幕──随侍蒋夫人赴长春慰劳俄军的回忆”（“传记文学”第六十七卷第一期）中说： 　　蒋夫人到长春的第二天，就立即前往俄国军营拜会马林诺夫斯基。当时天寒地冻，遍地冰雪，蒋夫人仍然豪气干云的昂然进入俄国兵营，当时由会讲俄语的经国先生在前领路，我与孔二小姐紧随夫人身后，以防不测。当时看了蒋夫人的神情，心中无限钦佩，同时想到了历史上郭子仪独踏番营的英勇故事。 　　夫人进入俄国军营时，首先检阅了列队欢迎的俄军。当夫人走过之后，俄军都对神采飞扬的蒋夫人，万分钦仰，有些人小声说：“马达姆倭钦克拉细微”（俄语：夫人好漂亮），我听了之后，立即回头用俄语小声说：“不要乱讲！”当时我穿的是国军将官制服，他们听了我的话，便不再讲了。 　　夫人见了马林诺夫斯基时，晓以大义，俄军乃于夫人离去之后，立即撤离长春。 　　事实上，这位女郭子仪不论“施以顏色”或“晓以大义”，都无助于苏联撤军。对照一下董彦平书中写的吧： 　　苏俄军部自一月十日美国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处共匪纠纷，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停战命令以还，态度突转恶化。对我方接收表示不能协力，二月一日第二次撤兵之约，显亦无意履行。主席夫人适于此时冒恶劣天候，在零下二十度之严冬，万里冰天中飞蒞长春，代表国家劳问苏军，存眷父老；并向苏军阐明中苏友好同盟之真諦，获致热烈反响。但苏方并未因此改变其预定计画。 　　龙应台为什么不想想呢？中央政府第一夫人蒋宋美龄可是“代表国家劳问苏军”呢，长春市政府一条“斯大林大街”又算老几啊！“长春各界人士”的一座“战机、坦克纪念碑”又算老几啊！ 　　被人强奸也是“国家利益”？ 　　■看来龙应台谈了半天“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却谈不出大事。蒋介石卖国签下“中苏友好条约”是何等攸关“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事，龙应台侈谈“大江大海”、侈谈“一九四九”，却对大事隻字不提。只提俄国大兵在瀋阳强奸中国女人，为什么不追究谁是引狼入室的祸首呢？ 　　□从头目言，是罗斯福与蒋介石，从细部作业言，是王世杰与蒋经国。最后，龙应台的“一九四九”到了，蒋介石王世杰之流给赶出大陆了，退守到只有外蒙古四十四分之一大的台湾岛上了。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秘密归属了责任所在。他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要“负其全责”。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但是，王世杰这边呢，却仍旧一言不发，但却不断放出风声，他是“为国家利益”，以致如此。我在“蒋介石研究四集”有“蒋介石、王世杰卖国”一文，收有张九如影印给我的一封王世杰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致他的信，谈到“中苏谈判”之事，“惟为国家利益，世杰守口如瓶已二十年于兹，即令会聚，弟我亦病不能自由发表耳。” 　　■什么“国家利益”呢，让人强奸也是吗？ 　　□“王世杰日记”在王世杰死后出版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如下： 　　有李敖者，日前在文星书店所刊“蒋廷黻选集”，对余被免总统府秘书长（民国四十二年十二月）与签订中苏条约两事，做侮辱性抨击。中央党部〔秘书长〕谷凤翔等促余向法院控诉其诬毁。余殊不愿给此等人以出锋头之机会。惟余对此两事为避免牵涉他人过失之故，迄未发布文字，抑或是余之过。 　　“他人之过”的“他人”是谁呢？龙应台到美国看蒋介石日记，忘了找这一段了吧？在日记里、在“国家利益”之下，应该看到一个名字吧？ 　　“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 　　王世杰听命于蒋介石，签了“中苏友好条约”，卖了国。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他向党中央报告，日记中说： 　　……外蒙，不能不承认其独立，但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依约不能不自东三省撤退！……东三省之主权可以收回……蒋先生请大家起立表决，结果全体一致起立。 　　由此可见，国民党不但主事者是卖国贼，它的团体也是卖国集团。在蒋介石面前，对卖国成果，无人敢于拒绝“起立通过”！ 　　讽刺的对比是，一九一二年，戴传贤主持上海“民权报”，就警告“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一九一九年，“军阀”徐树錚收回了动摇中的外蒙。谁想得到，二十六年后，外蒙却在国民党手中失去。一九四九年，在“中华民国”亡国前夜，戴传贤自杀了，真应了一九一二年的预言：“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 　　戴传贤死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他二十一岁办“天鐸报”，惹出文字狱。二十二岁亡命日本，革起命来。二十三岁辛亥革命成功后，做孙文机要秘书。此后青云直上，二十八岁做大元帅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又兼帅府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三十五岁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宣传部长。三十七岁做中山大学委员长后改为校长。三十九岁做考试院长，长达二十年。最后做的是国史馆馆长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以这种显赫的履历，可知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是炙手可热的。但这个炙手可热的党国元老，却随“中华民国”之将亡，自己先死了。 　　龙应台书中写了一个小军官的殉死，但那一死，只是鸿毛之轻，象徵的意义有限；戴传贤却不然，他的自杀，有太多象徵的意义。他的一生，随“中华民国”而兴、随“中华民国”而亡。但他在国民党中，是少有的颇有“纯纯的信仰”的一位，他关怀国民党的前途，总是真诚的、情见乎辞的。一九四四年，他在重庆曾家岩发豪语：“周朝的天下是八百年，国民党至少要掌握政权一千年。”这种“纯纯的信仰”，在国民党中，又有谁比得上呢？结果呢，“一九四九”到了，一千年的豪语，遭到挑战，戴传贤五十九岁，一死了之。象徵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象徵一个信仰的结束。多么可爱的“一九四九”，卖国的“中华民国”统治者，使“中华民国”沦为死尸；而统治者呢，却沦为守灵人，戴传贤死了，他留下了一个孽种，“过继”给蒋介石，孽种不是别人，就是“蒋纬国”。 　　龙应台只见一彭 　　“原因”越来越大了、头绪越来越多了。解答龙应台没搞懂的一件事，好奇怪，答案原来不在东北，却在台湾。还是回头从“二二八”来追踪吧。 　　□这叫环环相扣。一九四六在东北的事，竟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得到索隐。还是回头看看“二二八”。 　　■龙应台只引彭明敏的“二二八”，是不是犯了孤证的毛病？ 　　□当然是。据“高雄市『二二八』事件报告书”：“……有案可据者，计伤公教人员三十一人，死八人，暴徒除拘获正法者外，死亡七人，民众伤五四人，死八六人，其餘不详身分者，死二四人，合计死一二五人，伤八五人。”足证外省人有死亡；再据陈桐“杀戮起源蓄意煽动”（“自由时报”，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暴徒流氓）甚至挟持外省人集体软禁在高雄中学内，每天只供给一粒饭糰，境遇也相当凄惨……”足证外省人有被拘禁。可见彭明敏所述，是一面之词，他置外省人在高雄被杀被关于不闻，只记彭孟缉怎样怎样，其实，照彭孟缉“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回忆录”、“彭孟缉访问纪录”，是会议席上涂光明先掏枪。彭孟缉固非善类，但此彭非彼彭，也别有说词，龙应台也该知道。至于龙应台引彭明敏“『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云云，简直替彭孟缉搽胭脂抹粉了，那来“审判”啊？兵荒马乱之际，彭孟缉这种恶棍还给你“审判”吗？ 　　■看来龙应台扯出“二二八”，是上了彭明敏的当。 　　□她自己太不用功，才会上当；彭明敏他们太偏执，才会只看单方面的历史。其实这是一种“弱者的偏执狂”。谈“二二八”，众口一声，把悲剧定位在外省人的不是上，说破了，这就是“弱者的偏执狂”。人一变成“偏执狂”，则虽遭苦难，不能反省。“二二八”事件，在本省人眼中，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但我怀疑，到底有没有一个小数点──百分之百怪外省人中的一个小数点，本省人也不妨反省反省呢？例如事件之起，是缉私人员惊慌中开枪误杀了一名看热闹者，这种缉私人员应予严办，是对的，但群众包围警察局，要求立刻“就地正法”，这种不懂事的要求，任何官员都做不到。做不到就起暴动，把外省人中的无辜者予以打、砸、抢、杀，妇女予以强奸、婴儿予以摔死，这种行为，不该反省反省吗？由这种暴民滥杀行为招致来的暴君派部队登陆滥杀，能够百分之百全怪外省人吗？我绝对不是说国民党政府惹起民变、处理民变是对的，但相对方面，本省人的肆虐与招祸反应，也不无反省之处。但是，直到六十四年后的今天，又有几位反省了呢？ 　　事件之起，陈仪答应“惩凶赔款”、“不秋后算帐”，本已息事宁人、本已屈服，但是，本省人价码节节升高，答应了三十二条，又来了四十二条，不懂事的要求，使任何官员都做不到，最后只好兵戎相见，进一步造成悲剧。这种没有底价似的讨价还价，活像六四天安门前的学生，最后乱开价，逼得对方忍无可忍，只好动粗。如今一家哭引发一路哭、一路哭引发全岛哭，说不该动粗，你看你把我打成这样子，动粗的确不该，但不动粗，又该怎么做才能平息四处蜂起的暴乱呢？六十四年了，谁又假设假设，如果你设身处地，你怎么想？如果你是二十一师的抗战老兵，老子跟日本鬼子打了八年仗，光復了台湾，台湾人居然戴起日本人军帽、唱起日本人军歌、拿起日本人军刀军枪，沿街打杀外省人，这种亡国奴习性，老子还不教训教训你吗？──如果你是那种老兵，你会有更理性的表现吗？ 　　　来源: 台湾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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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龙应台这个人
热度 2 zhm198807 2011-1-10 20:37
胡美丽 　　龙应台与我从小一起长大。她逃学的时候，我也背着书包一块儿离家出走。街上逛着无聊，就去偷看电影。两个女生背着书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装是别人的小孩携带入场，只好去爬戏院的后墙。裙子都扯破了，土头土脸地翻身落地，却让守候着的售票员一手拎一个人，扔出门外：两个十岁大的女孩。 　　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她就是个思想型的人。学校的功课不怎么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却很用心地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半懂不懂地看。放学之后，我把头发卷起来，换上花哨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约会，她却只用她纯净的眼睛望着我问：你跟那些男生谈些什么呢？我认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欢我。 　　《野火集》的个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来。龙应台特别瞧不起一位地理老师他不但口齿不清、思绪紊乱，而且上课时专门重复自己的私生活故事。上地理课时，我们一般人就乐得打瞌睡、传纸条；下了课跟老师也毕恭毕敬。龙应台却嫉恶如仇似的，一见到这位老师就把头偏开，别说鞠躬招呼了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连正眼也不瞧他。后来基隆有个学生用斧头砍死了一个老师；女中这位地理老师私下问龙应台： 　　你是不是也想用斧头砍我？ 　　龙应台的回答： 　　你有这么坏吗？ 　　　　　　　　　※　　　　　　　 ※　　　　　　　　 ※ 　　一九七○年，我们又一起进了成功大学外文系。脱离了修道院式的女校环境，龙应台似乎渐渐受了胡美丽的影响：她也开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女生本来就少，龙应台长相并不吓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来，又是一副有点深度的样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旧迷信男朋友就是将来要结婚的人这回事。她当然没有跟当年的男朋友结婚；到现在，她还会问：是谁灌输给我们的观念，女孩子交往要单一？差点害死我！ 　　我想我比她聪明。 　　　　　　　　　※　　　　　　　 ※　　　　　　　　 ※ 　　二十三岁，她一去美国就开始教书在大学里教正规的美国大学生如何以英文写作，如何作缜密的思考。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是莫大的挑战。 　　美国人心胸的开阔令我惊讶，她来信说，他们并不考虑我是一个讲中文的外国人，却让我在大学里教他们的子弟国文，认为我有这个能力。你想台湾会让一个外国人教大一国文而不觉得别扭吗？ 　　三十岁那年她取得了英文系的博士学位，同时在纽约教书；教美国小说、现代戏剧。她的来信仍旧很殷勤，带点日记的味道： 　　到学校很近，但是要跃过一条小溪，穿过一片树林。所以我经常是一条牛仔裤、一双脏球鞋的模样在教课。秋天了，今早的小溪满是斑斑点点的枫叶。昨夜大概下了一点雨，水稍涨一点，就把我平常踏脚的石头淹住了。我折了一束柳枝当桥过。森林里的落叶踩起来哗啦哗啦的一路跟着我响，横倒在草堆里潮湿的席木都盖上了黄色的枫叶。 　　我坐下来，陷入干叶堆里。满山遍野遍地都是秋天燃烧的色彩。唉！三十岁真好！可以对天对地对世界，不说一句话。我不想赞美也不想道歉，不觉得骄傲也不心虚；整个森林也无话可说 　　很想念台湾，但是不晓得是不是能应付那边的人情世故？ 　　不管能不能应付，她回来了。回来一年之后，就开始兴风作浪。写文学批评，得罪不少作家还有作家的朋友；写社会批评，得罪了大学校长与政府官员。可是得罪不得罪，龙应台的作品像一颗大石头丢进水塘里，激起相当的震荡。《龙应台评小说》出书一个月之后，就连印了四版；《野火集》的文章经常在中学、大学的布告栏中张贴。 一把野火 　　龙应台，该者对野火专栏的反应你满意吗？ 　　我收到的来信的确很多。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去年十一月刊出以来，我几乎还是平均一天收一封信的样子。来信中百分之九十五表示支持、有百分之五却采取一种自衡的态度，把我对台湾的批评看作攻击。我说台湾脏乱，他就说：怎么样？外国月亮圆是不是？！我说我们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说：怎么，外国就没有问题是不是？！ 　　这一类人非常感情用事，没有自剖自省的勇气与理性，常使我觉得沮丧。所幸这是少数。我们的年轻人却很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很有希望。 　　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国的月亮圆的倾向呢？有人批评你说，你拿台湾和欧美比较，台湾当然显得落后；可是如果和印度或东南亚一些国家比，台湾其实可爱得很，你说呢？ 　　我讨厌这种自慰心理。当然有些国家和地区比台湾好，有许多比台湾差；但是为什么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国的月亮圆。别人确实比我们干净，别人确实尊重古迹，别人确实珍惜自然生态我就不能不说，因为我们要警惕、要学习。至于因为说了别人好，而被指为不爱台湾或崇洋等等，那也无所谓。 　　你能够分析为什么你的文章吸引人吗？ 　　也不见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爱看的。在内容上，许多人受野火吸引，因为觉得它敢说话。但是这个理由令我觉得悲哀。在一个真正基于民意的民主社会里，敢说话应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人人都有权利敢说话，人人都敢说话。我以敢说话而受到赞美，对这个社会其实是个讽刺。 　　至于写作技巧上，野火之所以有人读，可能与我求真的原则 　　有关。 　　我尽量不用辞句美丽而意义空洞的语言，譬如什么人生灿烂的花朵或什么青春的滋味之类。我也不用成语；熟烂的成语在读者脑中会自然滑过，不留任何印象。可以用白话表达的，我就不用文言古句所以我的文章和大部分中文系训练出来的作品风格上差异很大；也不尽然是我不用，基本上，中文系的人大概识字也比我多！ 　　我不喜欢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说最抽象的观念时，也希望用最具体的生活经验与语言来表达。 　　是不是做到了当然不见得。这也不是唯一的写作方式。批评的材料会不会写完？怕不怕重复？读者会不会对你厌倦。 　　当我开始重复自己的时候，读者当然会厌倦，那就表示我应该停笔。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不如不写。 　　你对台湾的言论自由尺度满意吗？ 　　开玩笑吧？！任何有良知、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都不应该对现有尺度觉得满意，除非他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诚实的勇气。 　　那么《野火集》又能怎么样？ 　　也不见得能怎么样。不过，你注意到我通常避免讨论事件本身的枝节，而着重在观念的探讨。譬如省农会对养猪户片面解约的事，我所关注的不是农林厅应如何解决问题，而是老百姓对政府的观念。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能有多大效果呢？写作的人也不问成果吧？！做了再说。 　　你并不在意别人说你很擅于推销自己？ 　　我若有心推销自己，大概就不会推辞掉那么多人要求我演讲、座谈、上电视、访问了。不过你说的不错，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认为《龙应台评小说》是本重要的好书，我就说它重要、说它好。并不因为它刚巧是我自己写的就特意去谦逊掩饰。我觉得特意的谦逊，目的在迎合传统、迎合大众的期望；我对迎合没有兴趣。如果因为我不愿意作假，而说我擅于推销或狂妄，也悉听尊便。 　　我的人生里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揣测别人对我的看法与评价；该做的事太多了。譬如什么？ 　　譬如在夜里听雨，譬如和喜欢的人牵着手散步，譬如听一支不俗气的歌，譬如到田埂上看水牛吃草 　　发觉龙应台是个女的，大家都吃一惊。在行文之中．你会不会有意掩藏你的性别？ 女人！女人！ 　　把我当作男性，固然是因为龙应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主要却因为我的文章是属于理性、知性的。我们的社会把男女定型，认为男的刚、女的柔、女作家就非写风花雪月、眼泪爱情不可。就让我的文章风格作为一种反证吧！你说它是对这种男女定型传统观念的挑战也未尝不可。要讲软的作品，无名氏的爱情小说不软吗？怎么不称他为女作家呢？ 　　软作品并不等于坏作品，但是不能以性别来区分；我们有得是多愁善感的男人或坚强理智的女人，都没什么不对。至于认为只有男人写得出思考缜密、笔锋锐利的文章来，那是愚蠢无知的偏见。 　　不过，男女问题好像是你胡美丽的领域怎么问我呢？我对女权不女权的没有什么兴趣！台湾的妇女好像蛮平等的嘛！我有个男同事就常说：你看，贾母不是拿大权的吗？婆婆的地位不尊贵吗？中国根本就是个母系社会。 　　放屁！ 　　别激动呀！ 　　说这种话的男人简直缺乏大脑。他不想想看贾母的权是熬过多少年、多少阶层的痛苦而来的？在没有变成虎姑婆之前，哪个女人不是从女儿、媳妇、妻子、母亲一步步过来？掌权之前她过什么样的生活？更何况，掌权之后的婆婆也倒过来磨媳妇，使另一个女人受苦。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中国传统男女平等简直是幼稚。 　　听说你也常收读者来信？ 　　是啊！女性来信大多表示喜欢。年轻的男人有时候会写胡美丽我爱你很诚恳的。年龄大一点的男人就会写侮辱性质的很难听的字眼骂我。 　　不难过吗？ 　　一点也不。这些人骂我，代表保守的阻力；如果没有这样的阻力，胡美丽的文章也就没什么稀奇了。 　　可是当女性来信支持我的观念，我就很快乐；表示台湾逐渐地在形成一个新女性的自觉；很慢很慢，但是比没有好。 　　喂，到底是谁在访问谁？龙应台，你别喧宾夺主。谈谈你的异国婚姻吧？！ 　　那是我的私生活，不想公开。 　　你为什么嫁给一个外国人？ 　　你为什么听交响乐？那是外国音乐。 　　你对中国男人没有兴趣吗？ 　　胡博士，结了婚的女人还谈对男人的兴趣吗？你是不是缺乏一点道德观？ 　　迂腐！迂腐！迂腐2 　　结婚并不是卖身、卖灵魂。受异性吸引的本能不会在你．发了誓、签了约之后就消减了。结了婚的女人当然有权利同时喜欢丈夫以外的男人，只不过，为了保护她当初的选择，她或许不愿意让那份喜欢发展到足以危害到她婚姻的程度。但是她尽可以与丈夫以外的男人作朋友，甚至作谈心的知交。他们可以坐在咖啡屋里聊天，可以去看场电影；总而言之，可以很自然而亲近地交往。 　　我不能想象一对年轻男女结婚签约之后就说：从此，我只有你，你只有我。与异性的来往一刀两断，以后的一辈子，不再有异性感情的存在。 　　这种囚禁式的关系不是很可怕吗？ 　　听说许许多多的女性杂志及电视台都找过你，想作访问，你都坚持不肯曝光，为什么？ 　　我不像你呀，至少还出了一本书，有一点成果。我才写了那么零星几篇短文，算得了什么。我觉得我根本还没有出来曝光的分量。 　　更重要的原因是，胡美丽还有些爆炸性的题目要写譬如性；写出来大概骂我的人会更多一点。现在就出来演讲座谈的，等于自找麻烦。我希望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写作。 　　你喜欢胡美丽这个名字吗？ 　　喜欢极了，因为它俗气；人有俗气的权利。胡美丽也是不美丽的意思，代表我。 　　还是谈龙应台好不好？ 挂铜铃的老鼠 　　《龙应台评小说》才上市一个月就印了四版，还上了金石堂的畅销书单。出版界的人士说批评的书卖得这样好非常难得。你的反应呢？ 　　我写书评其实抱着一个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动台湾的批评风气，开始一个锋利而不失公平、严肃却不失活泼的书评，而且希望突破文坛的小圈圈，把书评打入社会大众的观念里去。《龙应台评小说》有人买，使我发觉或许这个野心并不那么狂妄，或许台湾确实有足够的知性读者，了解书评的重要。 　　我很快乐，知道自己在为台湾文学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起步。 　　不要得意太早！一本书能起多大作用？ 　　没关系！有起步就好。我一个人的努力，就像一滴水之于大海，太渺小。可是这样一本书传递了几个重要的讯息：它告诉出版商，只要写得好，批评也是有市场的，那么出版商就比较愿意出批评的书。它告诉有能力写评论的作者：批评是可以有读者的，使作者愿意写大家都认为吃力不讨好的评论。它更告诉读者：文学批评并不一定枯燥可厌。 　　我迫切地、迫切地希望多一点人来加入我的工作：写严格精确的小说批评、诗评、戏剧评，甚至于乐评、画评。中国人的客气与虚假不能带到 　　艺术创作里来。 　　你的批评很受文坛的敬重，可是也有不少人说。龙应台这么敢直言，因为她是女的大家对女性还是宽容一点。或说，因为她不会在台湾生根，人事关系就比较不重要。或说，因为她不认识文坛中人，所以没有人情负担。更有人说，她有博士学位可恃，当然理直气壮。你认为呢？ 　　第一点不能成立。我写了颇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我是男的；没有什么宽容可言。 　　说我不认识人、不久居台湾，所以能畅所欲言，这是对我个性的不了解。如果我是回来定居的，我一样会写批评。认识了马森之后（而且很喜欢这个人），我评了他的《孤绝》，照样六亲不认。马森这个作家也很有气度；他刚巧也同意我对他作的批评，在新版的《孤绝》里就作了一些更改。 　　会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至于说我有博士学位可恃对呀！作文学批评，我所恃的就是我背后十年的学术训练，不恃这个，我就只有肤浅的直觉与不负责任的感觉可言，怎么能写批评呢？博士学位没什么可耻。 　　总而言之，用各种情况来解释为什么别人能写批评而我不能，我觉得，是一个软弱的借口。支持一个艺术家的，往往就是一个独立不移的个性，对人情世故过分屈服，就不会有真正的艺术。 　　你很自负！ 　　一点也不！柏杨在好几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呼吁书评的重要。他说了一个故事：几只小老鼠会讨论如何对付一只凶猫；最好的办法是在猫脖子上挂个铜铃，那么猫一来铜铃就叮当作响，小鼠儿就可以躲起来。 　　主意是好极了。却行不通谁去往猫脖子上挂铜铃？！ 　　我只是个自告奋勇去挂铜铃的老鼠这有什么了不起？更何况，我不是井底之蛙，以为天只有这么大。严格的文学批评在欧美根本是理所当然的稀松常事。我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自负的理由。 　　因为你受的是西方的学术训练；如果有人说你是以西方的文学理论模式套在中国的作品上。同意这种说法吗？ 　　完全不同意。 　　首先，以我的英文博士学位而断定我的批评模式必然是西方的，这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任何对我作品的论断必须以我写的白纸黑字为凭，不能以我外在的头衔或背景下理所当然的结论。 　　至于我是不是以西方观点来评论中国文学，或者更精确地说，以西方理论模式套在中国作品上究竟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 　　我认为，用西方的某些理论来注释中国古典文学，譬如用心理分析中的象征来读李商隐的诗，确实可以偶尔另辟蹊径，但总是末流，不重要。如果以它来评价古典作品，那就毫无意义，因为文学批评的标准离不开文化传统的架构。东西文化差异太大，以西方理论来判定中国古典作品的优劣就好像用金发碧眼三围的标准来要求宋朝的美女一样不合理。 　　可是现代作品就不同了。当代的中国台湾作家看看白先勇、张系国或马森，甚至于所谓乡土的王祯和、黄春明或陈映真；哪一个没听过什么叙事观点或意识流，谁不熟悉所谓存在的意义或现代人的孤绝感？ 　　难道你在说，现代的中国台湾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不是。譬如张系国的《游子魂》系列处理的就是中国台湾人特有的难题，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现代的中国台湾作家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通的语言，他们所认知的世界不再是一个与外界绝缘的世界。中国台湾作家所用的写作技巧譬如象征，譬如内心的独白等等（想想王文兴的《背海的人》）也为西方作家所用。而西方作家所关切的主题海明威的个人尊严或卡夫卡的孤绝感等等也为中国台湾作家所感。 　　所以我只批评中国台湾的现代小说。在这种多面的、开放的、交流式的文化环境中，我认为我所作的不应该称作以西方理论来评定中国台湾作品；应该是，以现代理论来审视台湾观代作品。重点不在东西之异，而在现代之同。前者不可行，因为东西之间缺乏共识；后者可行，因为东西之间有一个共通的语言，那就是属于现代的写作技巧与主题。 　　那么你现在所用的理论够用吗？ 　　就我短程的目标来说，够用。短程的目标就是先把真正凶猛的批评风气打出来，一部一部作品来琢磨针砭。希望更多的人来写批评。但是就长程目标来说，当然不够。台湾必须树立起独具一格的批评理论，用来容纳东西共同语言之外独属中国的情愫。也就是说，中国终究要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批评体系来。这，恐怕要许多人十年不断的共同的努力。 　　你会出第二本批评吗？ 　　不知道。 　　一方面，责任感的督促使我觉得必须一篇一篇写下去。另一方面，我觉得很疲倦。一篇书评要消耗我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实在辛苦极了。有一次一位编辑对我说：你要多写一点，因为大部分的作家都有工作，没时间写书评！我哑然失笑。他忘了我也有工作；写作只是我的副业，我的正业是教书、带学生、作学术研究 　　报酬也很低，不是吗？ 　　对。稿费低不说。台湾有各形各色的小说奖、戏剧奖、诗奖，甚至于文艺理论奖，就是没有批评奖！我现在写批评除了一点责任感的驱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推力要我继续。我很希望有两件事发生：第一是有人设置一个批评奖，用很重的奖金来鼓励批评的兴起。其二是有人给我一笔学术经费（grant），与我定个契约，专门让我写书评。我可以用这个钱来买书，找资料，用助手等等。 　　要有这种实际的力量来支持我（或者其他有能力，有心献身批评的人），这件事情才真正做得起来。靠一点个人的责任感，太不可靠了。 胡美丽与龙应台 　　在公开场合，你为什么从来不承认你和我胡美丽是至交好友，是知心的伴侣？ 　　我并不完全喜欢你。你有女人的虚荣心：喜欢美丽的衣裙，喜欢男人，喜欢男人的爱慕。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而且语言泼辣大胆，带点骄横。我写文章的时候，并不自觉是女性，而是一个没有性别、只有头脑的纯粹的人在分析事情。 　　笑话！我才看不惯你那个道德家、大教授的派头。难道写《野火集》的人就不会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多愁善感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愚蠢幼稚的一面？你不肯承认我，恐怕是我太真了，太了解你的内在，你在隐藏自己吧？！ 　　或许。随你怎么说。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新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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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读书笔记
热度 1 josh 2010-11-25 11:05
1 本多静六《人生的活法》 （ 1 ）日本公园之父和林学之父本多静六是一名大学教授。在留学期间，他听进去了导师的劝告 --- 首先要有钱，才能不为生活所累，从而安心进行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之后，他把自己所有工的四分之一以及所有的额外收入存起来，积累到一定数目然后进行投资。这样，他不仅得以潇洒地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而且成了亿万富翁，做了许多慈善工作。 （ 2 ）本多静六一生写了几百本书。和其他高产的作家一样，他把写作当成一种爱好，但同时也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写一张纸。至于出书，那是很自然的事了。 （ 3 ）本多静六坚持散步（不是跑步），或曰徒步旅行。既运动，又助思考。他活了将近 90 岁。 （ 4 ）本多静六还有一个观点，那就是抓住每一次机会。这一点与苹果总裁乔布斯的人生短暂，你能做的事情不多。所以当有机会做某件事情时，一定要做到最好不谋而合。 （ 5 ）当你准备买某样东西时，先准备好钱，然后等一个星期：这时如果还想买的话便可下手；而也有可能此时你已经变心。 （ 6 ）需要记忆的东西，或是需要思考的东西，一边走路一边记忆和思考，比坐在桌子前面要有效得多。 （ 7 ）本多静六推崇自己的晚上只睡 4 、 5 个小时，白天困时补充 15 分钟左右睡眠的方法。 2 龙应台 《亲爱的安德烈》 （ 1 ）给自己的父母写信。 3 俞敏洪 《永不言败》《从容一生》 （ 1 ）人应该有两个目标，一是追求你内心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而不是被社会趋势与期待带得团团转；二是你要成就一番事业，有尊严地活着，既养活自己又能为社会做贡献。 （ 2 ）先就业，再职业，再事业。 （ 3 ）过了一辈子，如果回首往事的时候不能想起一些令自己感动的日子，如果别人想起你的时候也没有一些让他们感动的事情，你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算是白活了。如果不留下一些令自己感动的日子，你就不可能有奋发的动力；如果别人想起你的时候觉得你这个人一无是处，没有一点足以让人纪念贺感动的故事，那你的存在与不存在对别人不构成任何影响，完全是一个被别人疏忽和遗忘的人。 （ 4 ）俞敏洪老师小时候，其父亲常在路边捡一些砖块回家。久而久之，这些砖块堆成一堆，他父亲用它们砌成了一个猪圈。而当俞敏洪老师坚持三次高考的过程中，大学时每天为宿舍提水的过程中，背下几万个单词从而成为中国单词教父的过程中，处理新东方日复一日的杂务的过程中，他想到了自己父亲捡砖块的身影，而坚持了下来。 （ 5 ）《读者》杂志问俞敏洪：你说自己是个容易满足的人，为什么还能把新东方做得这么大？俞敏洪回答：做大也好，做小也好，我都没在乎；我只是觉得让自己，让别人，让社会开心就好。因为自己而让别人不开心，就没意思了。 4 芮成钢《三十而励》 （ 1 ）年轻人因该学会做有意思的人。一些外国青年毕业之后不是直接步入房子、车子、孩子的生活，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到世界看看，或者先做几年自己喜欢的事。 5 温伯格《咨询的奥秘》 （ 1 ）人生是件很严肃的事，所以不要太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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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龙应台：百年思索
brightzhang 2010-9-18 18:56
龙应台：百年思索 文章来源：中国大学生在线 （本文摘选自作者一九九九年在台大法学院作的演讲） 作者简介： 　　龙应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83年回台湾，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专心育儿。1988年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台湾文学课程，并每年导演学生戏剧。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颇受注目。自1995年起，龙应台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与大陆读者及文化人的接触，使她开始更认真地关心大陆的文化发展。在欧洲、大陆、台湾三个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现定居德国法兰克福。 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麽样的人文素养。为什麽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麽，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 我们为什麽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麽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麽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麽样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麽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麽地位？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麽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麽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麽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讲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麽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麽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叁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叁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谁……能够完整的背出一阕词？讲我最喜欢的词人苏东坡好了。谁今天晚上愿意为我们朗诵《江城子》？（骚动、犹豫，一男学生腼腆地站起来，开始背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 （学生忘词，支吾片刻，一位白发老先生朗声接下： 「明月夜，短松岗。」热烈掌声） 你说这短短七十个字，它带给我们什麽？它对我们的价值判断有什麽作用？你说没有，也不过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欲言又止的文字，文字里幽渺的意象，意象所激起的朦胧的感觉，使你停下来叹一口气，使你突然看向窗外倏然灭掉的路灯，使你久久地坐在黑暗里，让孤独笼罩，与隐藏最深的自己素面相对。 但是它的作用是什麽呢？如果鲁迅的小说使你看见了现实背後的纵深，那麽，一首动人，深刻的诗，我想，它提供了一种「空」的可能，「空」相对於「实」。空，是另一种现实。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更贴近存在本质的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麽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麽？我们为什麽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麽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麽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读几行《天问》吧。（投影打出）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安属　列星安陈 何阖而晦　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　曜灵安藏 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站在他绿色的迷宫里，仰望满天星斗，脱口而出这样的问题。他问的是，天为什麽和地上下相合，十二个时辰怎样历志？日月附着在什麽地方，二十八个星宿根据什麽排列，为什麽天门关闭，为夜吗？为什麽天门张开，为昼吗？角宿值夜，天还没有亮，太阳在什麽地方隐藏？ 基本上，这是一个叁岁的孩子，眼睛张开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天上这闪亮的碎石子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疑问，非常原始；因为原始，所以深刻而巨大，所以人，对这样的问题，无可回避。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麽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麽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麽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後。历史对於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以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玻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乾草，真正的枯萎，乾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乾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个团枯乾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麽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第叁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乾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一路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叁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的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後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於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於任何东西、现象、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麽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麽资格来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对於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後，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後，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麽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於：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座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座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後，对於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後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後又是一回事。然後你也相信过，什麽叫中国，什麽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麽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麽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後，你纳闷：为什麽这个社会给了你那麽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麽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後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待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一个多麽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麽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麽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後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於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汤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成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於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後，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後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麽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於：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麽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麽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麽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密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 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麽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於是又回到今天谈话的起点。你如果看不见白杨树水中的倒影，不知道星空在哪里，同时没看过沙漠玫瑰，而你是政治系毕业的；二十五年之後，你不知道文学是什麽，哲学是什麽，史学是什麽，或者说，更糟的，你会写诗、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却又迷信自已、崇拜权力，那麽拜托，你不要从政吧！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二十五年之後，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兴风发的总统候选人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後对世界有什麽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出历史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并且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於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後现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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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女性读书会侧记
liwei999 2010-4-27 21:10
硅谷女性读书会侧记： 海云主讲龙应台 一、 曾宁有约 几个月前丁丁论坛开张，湾区家喻户晓的华人社区主持大牌维平女士盛情邀请我说，开了一个铺子，请到美女作家曾宁做斑竹，希望各位舞文弄墨之士，来此以文会友，不亦乐乎。立委是野路子出身，冲着这美女作家的名头，飞蛾扑火一般来到这个十几个人七八杆笔的山头，捧月一样围绕着宁斑竹转，想沾点儿仙气。 果然，宁妹子非等闲美女（见《美女作家小论》：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6616 ），佳作连连，目不暇给。仰慕之情，遂如滔滔江水，奔涌而来，一不做二不休，成立宁粉俱乐部，居然也赢得几位老友（包括何兄）的积极响应。逻辑上讲，下一步该是粉丝偶像见面会了，可是宁妹子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人算不如天算。曾宁有好友海云，也是网络上粉丝无数的奇女子（http://blog.wenxuecity.com/myindex.php?blogID=10156），应硅谷女性之邀，要在硅谷女性的招牌活动读书会上主讲龙应台其人其文。宁妹子于是在本坛以转贴的形式发出了曾宁有约的通告（http://www.dingding.tv/bbs/read.php?tid=404：明天我会去的，希望能在那里会见朋友们），给海云有约站台。尽管是 short notice, 立委绝不想错过此等双重有约之良机，欣然前往应约。 二、 硅谷女性 读书会地点硅谷中国艺术中心，是个充满中国文化气息的所在。里面有个牛克斯展览馆，收藏了不少中国字画玉器等古董，免费开放。这倒真是个国人读书聚会的好地方。等我匆匆赶到读书会现场，才发现硅谷女性主办的活动，原来真地全是女同胞，我成稀客了。倒是还来了三位男士，其中两位是主讲人海云的老爸和儿子，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另外一位帅哥，自称是某女同胞的车夫。 我刚落座，即巡视扫描，一眼就识出端坐一边姿态优雅的宁妹子，相互招招手，算是网友第一次见面的默契。我怎么这么确定呢，原来此前我看到有网友粉丝写过数篇曾宁印象记，一律惊为天人，对这位爱穿黑色衣服的上海美女的姿态气质，赞不绝口。亲见其人，名不虚传。 读书会气氛很融洽，先是大家各自自我介绍，原来都不是等闲人物，大多是在各个领域打拼的巾帼英雄。想想也是，世界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美国只有一个高科技的首都在硅谷，引领世界潮流。在精英荟萃的硅谷闯荡的女性自然非同小可，她们以东方女性特有的聪慧和耐力在各行各业与男同胞并肩开拓。不仅如此，她们还成立了硅谷女性这样的组织，把女同胞聚集起来，开展各类文化艺术和娱乐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定期举办读书会就是其中一个项目。在高节奏的硅谷心脏，在技术第一金钱至上的大环境下，硅谷女性提倡安心读几本好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坚持。 我在自我介绍中说：我叫立委，曾宁海云有约，赶来参加你们读书会，没想到成了赴约的唯一男士，既荣幸又不安。话没落音，居然有几位女士说：你就是立委啊，我也是你的读者粉丝呢。其中包括硅谷女性主席，风度优雅精明能干的 Connie. 我好得意，感觉平时不做无聊之事难遣有涯之生的舞文弄墨，没白费功夫。 我接着说：这样的活动我是第一次参加，可是硅谷女性我却不陌生。In fact, 你们协会里面几位元老骨干，我很熟悉，明瑛、张岚、沃尔佳等，都是好朋友。知道你们都是很了不起的女性，不满足于职业上的成功，对生活品质和精神世界有更高的追求。由衷地佩服你们。希望你们读书会这样的活动坚持办下去。 Connie 不失时机地跟我说，也请立委同志多为我们硅谷女性的活动做宣传，给我们助威加油。我说没有问题。临别还赠送我一本《美国硅谷60女性经典》（ http://www.starlakeporch.net/bbs/read.php?2,61497,61497#msg-61497 ），请主编唐贺亲自签名，里面有不少我熟识的硅谷女杰，感觉很亲切。 三、 海云其人 回到读书会来。海云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其作品在网友中很有影响，赴约来到读书会现场的不少女士就是她的忠实读者和粉丝，会后争相与之合影。说来惭愧，我这人是不读书不看报，上网只看老友的那种懒惰网虫，此前没看过海云，也没看过海云要讲的龙应台。为了赴约，来前一夜到海云博客（ http://blog.wenxuecity.com/myindex.php?blogID=10156 ）恶补了一下，一气读下来，通宵达旦，深深佩服这位才情和文采飞扬的奇女。 至于龙应台，好像最为人热议的是她的《大江大海1949》，以失败者的后代的眼光，追述了一代败将败军及其家庭在改朝换代的宿命中的苦苦挣扎的心路历程。我虽然没有看过龙应台，但是在网上看过一个系列历史回顾的纪录片，好像就是根据龙应台作品制作的。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把近代中国1949年这次改朝换代简单看成共产党领导人民得解放，赶走了腐败的国民党反动派。很少想到这些反动派，也是富有人性的一族，在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历史变故中，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透过共产党国民党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些政治标签看后面活生生的人，普遍的人性是有相通的。我们一样会感动，会流泪。 正如龙应台说的：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海云不仅是个优秀写手，口才也好。她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说到动情处，眼中闪着泪花，真情自然流露，是性情中人。读书会到后半场，讨论交互非常热烈。听众有大陆来的，也有台湾同胞，大家争相发言讨论，谈各自的体会，气氛很好。说到龙应台在网上引起的最主要争辩，常常有统派和独派两个极端阵营相互攻击。我也放了一通厥词：在年轻一代台湾人中，确实有很浓重的台独情绪，其实也是很自然的。同时他们也很悲哀。一方面由于半个多世纪的隔离，新生代确实对大陆祖国从文化上和政治上都难以认同，另一方面由于台湾的历史地理与大陆的千丝万缕，他们也感觉到了那种面对无法摆脱的宿命的悲观情绪。我有几个台胞同事就是这样，论个人交情，我们都是好朋友，他们也非常实心热诚，乐于助人，可是他们就是对大陆没有感觉。新生代中的杰出分子，以李开复为代表，还有老一代的台湾出来的领袖人物，如连战，还有方太太，这些杰出人物的眼界就开阔很多，他们普遍认为统一是必由之路，也是摆脱台湾国际尴尬地位的正道。小小的台湾岛提供不了一个舞台，让这些杰出人物充分发展。其实，现在两岸经贸和民间往来越来越热络，这个趋势下去，和平统一是水到渠成的事。现在处于两岸关系的关键时期，两岸继续隔绝，离心力就大于向心力，渐行渐远，太远就很难回头。两岸增加往来和互惠活动，向心力就会大于离心力，台独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小。 四、 一面之缘 读书会后是自由交谈的时间。这才有机会与曾宁握手交谈。宁妹子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没有美女的那种矜持，更没有作家的架子，就像一个老 朋友 一样。可惜未及深谈，她就离场了。本来是说一起吃饭或喝咖啡的。我惆怅之余，到坛子里抱怨： 引用 曾宁有约 宁粉赴约，一面之缘，结果是，不辞而别，不留一丝芳踪。 級別: 論壇版主 啊唷，我好像已经跟你说了再见了。没有么？ 是么？那我就是选择性耳聋。老了。 只记得有说要去喝咖啡，我请客。 級別: 論壇版主 我说去问问我的那几个朋友，是不是要一起吃饭。 结果，老公电话来，在那些朋友的讥笑声中，我灰溜溜地往家走。 国人的最佳借口就是抬出另一半。灰溜溜地，塑造了一个多么完美的相夫教子任劳任怨的传统中国女性形象。 记于2010年四月27日凌晨。 http://www.dingding.tv/bbs/read.php?tid=433page=1toread=1#tpc 翻墙可看图片幻灯： http://picasaweb.google.com/liwei999/YTBYiG#slideshow/546435898226083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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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从众不知从己
热度 1 cinderela 2008-11-29 15:49
龙应台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她才华横溢，文笔犀利，说尽一切自己想说之事，而且笔笔到位，不拖拉，不乞求婉转，夸也夸得爽快！骂也骂得利落！有时看她的文章，觉得真是替自己直抒胸臆！只奈自己文笔尚浅，许多想说的话，都无从说起。心意与表达，像隔着银河的牛郎织女，看得见婉转殷勤的心意，却无路可通，无水可渡！ 下面这篇文章是她写给医学院的毕业生，也是我向几届学生推荐的文章，因为里面的很多话，也是我想向学生说的话！ 链接地址： http://www.cprt.com.cn/culture/news3.asp?id=5238 致 2007 年成功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们 作者：龙应台 ，现任教于台湾清华大学及香港大学 今日独立 我一般不太愿意在毕业典礼这么隆重的场合上演讲。原因之一，今天在座的人都不是为了听演讲而来的；方帽子拨穗才是真正的期盼，所以很容易对演讲者心生厌恶。原因之二，大学毕业典礼被认为是人生的重大时刻，一个演讲要背负这么超负荷的深刻意义，我觉得难以承受。原因之三，场合太严肃、太隆重了，我就会想起马克吐温遇到这种场合的做法 ── 他会在最庄严肃穆的一刻，让一只脏兮兮的小土狗突然蹿上台来对着演讲的人汪汪叫，让他手足无措。 但我还是决定来。不怎么严肃的理由是，你们将来都是医生，当我年老的时候，很可能有一天我会落在你们手里，请帮我多翻几次身。比较严肃的理由是，医生不只是职业，它是一种志业，跟 人 的关系密切，很多的人会依靠、依赖你们。所以，我想我应该来。 但是，如果你们期待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 如何做一个好医生 ，你猜错了。我不会那么笨，跟在座的医学院的杰出教授们去比赛讲这个题目，我一定输，我是行外人。 事实上，你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仅只是 未来的医生 这样一个单一身份 ── 不可能吧？我想，一定有很多更宽的可能来界定今天坐在这里的你；譬如说，今天是你在经济上依赖别人的最后一天，也是你人生独立的第一天。或者说，从今天起，你不再被当做某个学校的学生，某个人的儿女，而是你单独的自己 ── 成功也是你，失败也是你，堕落时谁也救不了你；从今天起，不再有别人为你负责。我们甚至也可以说，今天的你，是一个人，站在制度性学习的终点，自主性学习的起点？ 我不认为对医学院的毕业生就非谈 如何做一个好医生 不可，因为，职业只是一个人的人生中的一部分，绝不是全部。在你做医生的时候，你必定同时还有好几重身份，这些身份，不见得比你医生的身份来得不重要：你是一个国家的公民 ── 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公民？你一定是人家的妻子或丈夫或坚决不婚的情人伙伴 ── 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个成熟的负责的伴侣？你一定还有几十年的时间是人家的儿女 ── 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儿女？你可能很快成为别人的父亲或母亲 ── 你又是否知道如何做好父亲和母亲？更关键的，今天是你的 独立日 ── 你是否知道如何做好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呢？ 因此，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认为，是你们从幼儿园到大学长达二十多年 制度性 教育的毕业典礼，同时是 自主性 教育的开学典礼。 我今天的题目是， 制度性教育该教而没有教的两件事 。 仰观宇宙之大 第一，它教你如何与别人相处，没有教你如何与自己相处。 合群，曾经是我们从小到大 德育 的核心。个人在群体中如何进退贯穿整个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极其讲究的个人修身、慎独的部分，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却被忽视。 我们是一个习惯群聚的社会。在行为举止上，我们喜欢热闹，享受呼朋唤友的快乐。在思想判断上，我们用 集体公审 或者 拉帮结派 的方式思考事情。在时间的分配上，我们的学习表塞满课程和活动；在空间配置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群体 相濡以沫 。 独思的时间，独处的空间，不在我们的学程设计里。 把这个问题说得最透彻的，我认为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在 1941 年就指出当时的大学课程设计是有问题的，因为课程以 满 为目标，不给学生 独思 的时间：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观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撷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对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注 ） 在你们七年医学院的学习过程中，诸位想必学到了各种技术，但是，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 ，重不重要？大学是否教了你？ 综观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 ，在你的解剖学、病理学、临床课程里，是否有一点点入门？在整整七年的培养中，请问百分之几的时间，是让你用在 观察、欣赏、沉思、体会 之中？ 再请问，一个不懂得 观察、欣赏、沉思、体会 的人，可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医生？或者说，一个没有能力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 而对自己的 存在 状态有所思索的人，会是一个第几流的医生？ 大学课程不容许学生有时间做个人修身的 独思 ，它同时不允许学生有独处的空间。四年或七年大学生涯，大半在喧哗而流动的群聚中度过，难有空间自己对自己检讨、探索、深思。对此，梅贻琦感叹极深： 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 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于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自 慎独 之教亡，而学子乃无复有 独 之机会，亦无复作 独 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分寸 乃至于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 慎独 ，其实就是在孤独、沉淀的内在宇宙里审视自己在环境中的处境，剖析人我之间的关系，判别是非对错的细微分野。 慎独 是修炼，使人在群体的沉溺和喧闹中保持清醒。这，大学教了你吗？ 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 ，在不在大学的课程里？ 只知从众而不知从己 的人，不知 人我之间精神与实践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 的人，请告诉我，会是一个第几流的医生？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是纽约市立大学今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人。他送给毕业生的 金玉良言 是： 成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比别人打拼。如果你比办公室里所有同事都早到，都晚退，而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请过一天病假 ── 你就一定会成功！ 他举自己的父亲作为典范： 我父亲就是这样，他从早干到晚，一周七天，一辈子从不休息，干到最后一刻，然后跑到医院挂号，就地死亡。 我看了报纸对这段 金玉良言 的报道，不太敢置信，心想，会不会这位老兄意在反讽，却被居心不良的媒体拿来做文章？于是我找出他演讲的现场录像，从头看到尾，发现他真是这么说的，老天，而且极其严肃。 我想，如果你是以纽约市长这种哲学来培养自己的，我会很恐惧有一天落在你的手里。医生被称为医 生 而不被称为医 死 ，是因为，他必须对 生 要有所理解。 比夜还黑的内心 第二，制度性教育教了你如何认识 实 ，但没教你如何认识 空 。 我不知道在你们医学的制式教育里，有多少文学的培养？你们全都在摇头，表示没有。我认为，文学应该是医学院的大一必修课程；文学，应该是所有以 人 为第一对象的学科的必修基础学之一。因为文学的核心作用，就是教你认识 人 。 读过加缪的小说《瘟疫》的，请举手 七十人中只有四个，比例很低。 2003 年，我因为 非典 爆发而重读这本小说。小说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描写一个城市由于爆发瘟疫而封城的整个过程。瘟疫传出时，锁不锁城，有太多的重大决定要作。是什么样的训练，使一个卫生官员作出正确的决定？医学技术绝不是惟一的因素。是什么样的人格，使一个医生可以走却决定留下，不惜牺牲？是什么样的素养，使一个医生知道如何面对巨大的痛苦，认识人性的虚伪，却又能够维持自己对人的热诚和信仰，同时保持专业的冷静？ 加缪透过文学所能够告诉你的，不可能写在公共卫生学的教科书里。医学的教科书可以教你如何辨别鼠疫和淋巴感染，可是加缪的文学教你辨别背叛和牺牲的意义、存在和救赎的本质。 多少人读过卡夫卡的《蜕变》？对不起，我觉得《蜕变》，也应该是医学院学生的大一必读。你的医学课本会告诉你如何对一个重度忧郁症患者开药，但是，卡夫卡给你看的，是这个忧郁病患比海还要深、比夜还要黑的内心深沉之处 ── 医学的任何仪器都测不到的地方，他用文学的 光照给你看，心灵的创伤纤毫毕露。 是的，文学，是心灵的 光。它照得到 空 。 将来的医生，请问你具备吗？ 分手也是缘分 今天在座的，我发现，父母、祖父母的人数超过毕业生。我愿意对为人父母的说几句话。恭喜你们！我几乎看见当年的我自己，坐在毕业生的位子上，也看见我的父母，坐在你们的位子上。 我那么清楚地记得，七岁的孩子上小学的第一天，我牵着他的手走到学校；然后，看着他背着花花绿绿布满恐龙的书包，消失在教室门口。他不停不停地回头看我，我也万分不舍地痴痴看着他。我也记得十六岁那年，他到美国做交换学生，我送他到机场；看着他背着年轻人的背包，消失在入关口，我站在后面，一直在等他回头看我一眼，但是，他头也不回，一次都没有。 于是我逐渐逐渐认识到，原来父女母子一场的缘分，就是注定了你此生要不断地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今天，是你们的孩子、孙子的 独立日 ，其实，你们自己新的一课也从今天开始：学习放手，让他跌倒而不去伸手扶他，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那是多么多么难受的一堂课。 但是很快的，这些毕业生也会发现，其实，他们从今天开始，也在看着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的背影，渐行渐远，离他们而去。 在这个意义上，毕业，确实是人生多么重大的时刻。它，对不同世代的人，都是一个快乐奔向前程的时刻，也是一个跟缠绵的记忆、跟温馨的历史分手的时刻。所以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而言，尽管不同世代，今天都是一种毕业，一种开始。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心灵的 光，给自己一种透视人生的智慧，但是心灵的 光执照，取得何其不易。只不过，一旦取得，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医生了。 祝福你们！ 2007 年 6 月 9 日 （注）见《大学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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