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上课，思想受到了一些冲击。原本我信以为真的东西，在老师的解说下觉得有点不大对。内心几多彷徨和抵触，问了其他同学有没有受到思想的冲击，少有人正面回答。自揣着困惑回到宿舍写点东西聊以抒发一下内心的想法。 今日，有个老师给我们讲解了什么是科学？讲完后继续讲解了包括布鲁诺（世人熟知的科学真理的捍卫者）、爱迪生（堪比天才类的发明家）、牛顿（近代物理学的牛人）、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等人的故事。只是这些故事所阐述的与以往的教科书上的不同，都是这些杰出科学家生活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包括对布鲁诺所捍卫的“科学真理的理解”的怀疑、爱迪生与特斯拉做了死对头、牛顿与胡克、莱布尼茨等人的不和等等。老师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要培养怀疑和批判精神，要敢于怀疑教科书和一些经典著作，要有批判地吸收。关于怀疑精神的培养，老师援引的一个有力的例子是对牛顿的“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ye shoulders of Giants”这句话的理解，果然如果这句话放在全文中看，意思理解起来果然很不一样。 这些鲜为人知的科学家的逸事多少能吸引我们的兴趣，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崇尚科学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开始思想受到了一些冲击，想不到我原先比较推崇的科学家居然在生活中做出如此不太理智的事情。后来冷静下来以后怀疑事情是否真是这样，理由是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我手头上没有足够的史料让我清楚这些科学家之间事情的来龙去脉。老师给我们提供的也只是西方某个人的著作或者我们国家某个人发表的一篇文章。根据怀疑的精神，我不轻易接受，因为这不是直接的资料。回头想想教科书上所宣传塑造的科学家伟大的形象也没错，理由是那些也是这些科学家真实的一面。不以一面否定另一面才是合理的，科学成就和为人处事合理是一面，不理性是另外一面，只是给大众呈现的角度不同罢了。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是好的，作为从事科研的人更应具有这种精神。我们在一个已知领域上开拓和未知领域上探索，都需要有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不过如何做到适度的怀疑和有度的批判倒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我们可以否定和重新解构对事物的认知，形成新的思想，但必须建立在一个事实的依据上。尽力寻求多方资料，尽力做出多方分析。 科学是科学，生活是生活。或许牛顿的苹果故事是一个神话，但能给人要注意观察生活，能从生活寻求真与知的启示就够了。人生是变化的，人的认知有如流水亦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我们的思想亦是不断地解构和重构，其中部分新思想来源于怀疑和批判。
今年7月中旬在北师大召开的《2011国际莱布尼茨学术会议》上，汉诺威大学教授李文潮有一场精彩的报告。报告完了他提出一个问题，说你们谁能去看看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题为“启蒙的艺术”（The Art of the Enlightenment）的展览呢？我此前就知道有这个展览会，我便答道，我会去。但去看展览花时间，正巧我买了昨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的《弄臣》的票。国博天安门东，大剧院在天安门西。所以就可以去专程参观一下展览。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据称“启蒙的艺术”展览必将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关于启蒙艺术的独一无二的展览。何以夸下海口？看看介绍并非没有道理。首先是从展览举办方的规格上，该展览展览由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是下了血本，为本次展览提供三个展厅，拿出展出面积近3000平米。此次展览不但是迄今为止中德之间最大规模的展览项目，也是有史以来这三家德国国家博物馆之间最大规模的合作，可谓阵容庞大。其次是展品的数量，这次展出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和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三家博物馆出借的约600件展品。再次展览全方位展示了启蒙的艺术。包括艺术家霍多维茨基、弗里德里希、弗斯利、庚斯博罗、戈雅、格拉夫、格勒兹、霍加斯、乌东、考夫曼、皮拉内西、雷伯恩、席克、蒂施拜因、维尔内特和华托的作品，从绘画、雕塑和版画到手工艺品和服饰，乃至昂贵的科学仪器等。总之，展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18世纪艺术的中心主题，生动再现对艺术的欧洲式解读和艺术家的自我解读至今仍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时代。 国博馆长吕章申曾在《启蒙之对话》论坛上有这么一段话：“发韧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将欧洲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人类思想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也使像中国这样处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国家受益，所以，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都看到了启蒙与中国的关系。在把启蒙理解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把中国思想史上特定时期出现的启蒙现象放在国际文化背景中考量的时候，20世纪开始的中国启蒙运动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思想上的运动，也为近代中国开启了新的篇章。”那么不言而喻，“启蒙的艺术”展览作为中国文化机构之间合作的典范，将会促进中国与德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启蒙运动的延续。 展期为一年，即从2011年4月1日～2012年3月31日，有兴趣者还是值得一去。但根据我的经验，要想仔细参观，最好要花上一、二天时间，并在此前做一些功课，虽然那里有志愿者做讲解。还有一点要提醒参观者，展览下午4：30开始清场，所以还是从早晨就去最为合适。由于 夫人 和 我 是下午一点多钟才到的，也就只有随讲解员走马观花，不过有讲解总比自己瞎看为好，起码能知道启蒙意味着什么，看看艺术家们是如何表现启蒙的，这是从另外一个视角理解启蒙的意义。最后，我要贴一张展览门票上的一副席克（Christian Gottlieb Schick）的作品作为结尾，该作品的名称叫海因里克•丹内克（HeinrikeDannecker）。特别提醒，要看是画上女子身着的服装：蓝、白、红，这正是法国国旗的颜色，三色旗曾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三色分别代表自由、平等、博爱。这三种颜色在其他国家的国旗中也都有不同的排列，我们可以去试着找一下。 席克的作品《海因里克•丹内克》
16日我应邀参加北师大举办的《2011国际莱布尼茨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给每人35分钟的时间，其中25分钟为报告，10分钟为讨论。二者不可混用。我今天刚刚将参会的PPT文件赶制出来，明天就要报告了。现在将我的PPT文件的pdf版本传到网上，供大家批评指正。我的发言题目是:On Universal Number of Heaven and Earth, Leibniz's Universal Character and Universal Turing Machine (论大衍之数、莱布尼茨的普遍逻辑和通用图灵机）。但愿能对人有所启迪。 On UNHE, UC UTM.pdf
Hans Poser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先后访问过中国多达11次。2011年7月13日他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为学子们做了题为《从莱布尼茨到康德的德国启蒙运动》（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from Leibniz to Kant）的报告。这是北京师范大学首届《2011京师科学与人文高峰论坛》的第一讲。虽然已经放了暑假，但还是有30多位同学来听这位来自德国的学者的报告。下面就是Poser教授在报告中的若干照片： Poser教授讲演正式开始 讲康德关于启蒙的定义 到底什么是启蒙？ 莱布尼茨：德国启蒙运动的先驱 忘情的讲演 回答学生问题的随意姿势 黑板与PPT并用 回答学生问题 北师大哲学与社会学院为Poser教授颁发纪念品
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兴趣驱动，不在乎名利。 但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很少，包括牛顿－莱布尼茨之争、杨振宁-李政道的矛盾。。。都是名利纠纷。像牛顿这样的人物况且求名逐利，普通科研人员追求名利也就不要有任何不好意思了。 虽然我们可以爱好名利，但提倡大家要“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这样我们学术界才会逐渐走入正轨。 在学术界靠什么出名呢，怎样获得名誉才算是“取之有道”呢？看看两位国际上的前辈给我们的建议吧！ Ten Simple Rules for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a Scientific Reputation Rule 1: Think Before You Act Rule 2: Do Not Ignore Criticism Rule 3: Do Not Ignore People Rule 4: Diligently Check Everything You Publish and Take Publishing Seriously Rule 5: Always Declare Conflicts of Interest Rule 6: Do Your Share for the Community Rule 7: Do Not Commit to Tasks You Cannot Complete Rule 8: Do Not Write Poor Reviews of Grants and Papers Rule 9: Do Not Write References for People Who Do Not Deserve It Rule 10: Never Plagiarize or Doctor Your Data 看完之后发现，在国际学术界出名并不太难，请客送礼、吃吃喝喝、会来会去等似乎也不是必须的。我等小辈只要洁身自好、努力工作，还是有希望的。 我个人的看法，老老实实的科研人员最难做到的可能是第9点。其他的通过自律不难做到。 如果无法下载全文，可发邮件找我帮助。dkniu@bnu.edu.cn
按：这是我数年前参加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的长篇论文的一部份，我觉得莱布尼茨在对德国建国的作用远远没有被我们中国人认识到。只知道他是个哲学家、数学家等，实际上他当年在未普鲁士宫廷服务是所作的各种政策咨询工作的意义，我认为要远大于他目前被我们承认的贡献大的多。这就是我为什么对莱布尼茨感兴趣的地方所在。 莱布尼茨对德国建国的贡献 引言 德国的莱布尼茨（Gottfrido Guilelmo Leibnitio，1646－1716）对我国的知识界似乎可以说并不陌生。都知道他是德国著名的数学家，发明了微积分。但是，有谁知道他还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学者呢？他的著作或者说《莱布尼茨全集》至今德国科学院还在整理，直到2050年才有望出齐？有谁知道他终身关注着中国？因为他在世的时候正是清王朝康熙年间（在位期1662－1722年），2000年北京科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了《莱布尼茨与中国》的纪念文集，《中国近事》发表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年我国又出版他写的《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l temporis illustratura），据说这是拉丁语版以外的惟一译本，被列入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从他20岁发表《论组合术》（1666）这篇逻辑学文章首次提到中国文字不是拼音文字，到他去世的最后一篇《中国自然神学论》（1716）可以说他终身关注着中国的发展。李约瑟博士在他的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二卷科学技术思想史专门辟有一节朱熹、莱布尼茨和有机主义哲学以及一个附论《易经》和莱布尼茨的二进制算术尤其是治理国家方面的经验，莱布尼茨也是功不可没。美国学者孟德卫是研究莱布尼茨与儒学的专家曾经写过一部《莱布尼茨与儒学：求同》（Leibniz and Confucianism: Search for Accord）。莱布尼茨生前自己就曾说过，根据他生前发表过的东西来对他进行评价肯定会遭到误解。在短短300年间德国从一个不毛之地建成西欧发达国家，与莱布尼茨当初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当年最艰苦的岁月里。 一、莱布尼茨生活的的历史背景 莱布尼茨生活的年代根本就没有当今统一的德国，而只有所谓的一个叫做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或称第一帝国名存实亡的统一体，但真正握有实权的却是大大小小300多个军阀割据的邦国、选帝候、公国还有成千的骑士之类的草头王。他们各霸一方，住在自己的城堡或领地或封地里，称王称霸，作威作福，鱼肉百姓。而莱布尼茨呢，就在帝国北部的普鲁士某个宫廷里供职，充当宫廷多方面的顾问工作。那么普鲁士在地图上地准确位置在哪里呢？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作为地理名称的普鲁士，也只能算是个历史地理名称，即便如此也是个很笼统的概念，没有一个很整齐划一的说法，有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之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具体的位置大致就在当今的波兰和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地区，当时叫做哥尼斯堡（K?nigsberg），即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17241804）的生卒地，注意德语到了康德时期还还没有完全定型。普鲁士在当15世纪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 family）被那个松散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派到当今的德国勃兰登堡（Brandenburg）地区镇守时，这一片荒凉的地区被称为帝国的沙瓶，意思是除了贫瘠的沙地之外一无所有，连现在作为德国人主食的马铃薯还是几百年后才从美洲引进的。1618年，当霍亨索伦家族通过联姻继承了普鲁士公国之后，这个家族的势力才向东部延伸，也才与普鲁士这个名称挂上钩。而且，当时它也仅仅继承了普鲁士这个地区的一半东普鲁士，即当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地区。1701年1月18日，这个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三世选帝侯之所以能自我加冕为普鲁士王国的国王，把他治下的疆域从公国提升到王国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块落后的地区不被帝国皇帝看重。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说，普鲁士的出现是欧洲独一无二的现象。别的国家都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形成的，而普鲁士却是从一无所有中人为造出来的。然而，欧洲各国的君主们没有料到，恰恰是这个从一无所有中诞生的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欧洲最强盛的国家。 普鲁士凭着什么崛起呢？立国前后，它其实只有一项财富一项精神财富，即它的基督教新教的加尔文教派信仰。正是这个教派基本的伦理道德培育出了普鲁士后来的以宽容、开明、勤奋为基本特点的精神，而又是这种精神奠定了它日后一系列在欧洲最进步的政策，从而使普鲁士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加尔文教派强调工作的成就是上帝恩惠的表现，从而在社会上带动起节俭、勤劳、讲求效率的风气，养成着眼于未来长期投资的习惯。这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正是从这里得出了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结论。只是当时普鲁士王国的统治者们自己未必明确地意识到这笔精神财富对普鲁士日后发展的作用罢了。 这固然不错，实际上，韦伯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没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哲学家的莱布尼茨的作用，即作为一个政治上的民族国家（nation）的出现，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 光靠省吃俭用中国人并不亚于普鲁士人，为什么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当英国人把中国打败了，那个以会过日子著称的道光皇帝还在问那个英吉利到底在什么地方呀？那么，莱布尼茨究竟在普鲁士作为民族国家中的崛起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政府的作用即征兵和征税如何完成，用现代的术语说，二次财政转移如何完成？公共事业如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公务员开支等等仅仅靠私营部门就行了吗？先简要的回顾一下17世纪西方的历史吧。别以为西方一下子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英国人曾经写过一部叫做《16、17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的书有一句话我以为概括的比较准确，17世纪哲学仅仅是神学的侍婢，而大学则是教会的灰姑娘。事实上，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多数现代思想先驱完全脱离大学，或者同大学保持松弛的联系。换句话说，三、四百年前，我们要去欧洲留学的话，他们那里大概就会教《圣经》，也就是基督教神学和拉丁语希腊语在加上修辞学之类的学问，就连我们现在普通中学课本学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哪里有什么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因而，这个具体的历史背景我们一定要有关清楚的认识。 那么，莱布尼茨在德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究竟起到过什么作用呢？1990年加拿大学者哈金（Ian Hacking）曾写过《驯服偶然》（ The Taming of Chance ）一书，1975他还写他过一部《概率的突现》（ 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 ），这两部著作都很成功，尤其是第二部，曾被美国现代文库（Modern Library）评为20世纪100部英语写作的最佳非小说类读物之一。但这两部著作材料有很多重复，我以《驯服偶然》（中译本）为主轴，来看莱布尼茨为德国的崛起究竟做了些什么具体工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问题不在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那么西方世界，尤其是德国，是如何被改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呢？莱布尼茨在改造西方世界中有什么我们可以借鉴的之处的？《驯服偶然》这本书就给我们讲述了很朴素的这样的故事。有的时候还真奇怪，没想到人家改造世界的办法，竟然还是从我们这里学了去的。 前不久，我到北京雍和宫那边的文庙看科举考试的展览，到头来一看英国的文官制度的考试，也是从中国这里借过去的，这倒令我感到有些好奇了。以前都说我们古代的科举制度是多么害死人，可是外国人家确还拿去当成好东西，还要向我们学习，这的确值得令人反思。我想对于莱布尼茨似乎也是同样，以前我们都说他是唯心主义，但是当我读了哈金教授的书之后，我对莱布尼茨的印象也有了较大变化。随着我个人研究的深入，事情远远没有向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先不扯那么远了，还是先来看看莱布尼茨吧。 二、作为普鲁士官方统计学的哲学教父的莱布尼茨 实际上，莱布尼茨是17世纪普鲁士官方统计学的哲学教父，没有他为普鲁士奠定下的基础，德国似乎就很难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而他的基本主张就是为了确定普鲁士的基本国力就应该设立一个由普鲁士国创立的中央统计局，从而来对这个帝国的人口多寡进行统计以衡量这个国家的真正国力。这是莱布尼茨于1685年左右阐明关于创建一个中央统计机构的理念。为什么要设立一个由中央直接控制的统计机构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在中世纪被视为铲除异己和消灭异端学说的恐怖机构。如果被该机构判罪，则是非常可怕的，如女巫被烧死、异端学说遭到禁止等。中世纪的欧洲实行政教合一，君权神授。所以异端学说也就是反国家的罪行，它在罗马法，即《查士丁尼法典》（Code of Justinian）中被定为死罪。国家的统治者们相信自己的威权来自上帝，他们无法容忍异端分子的存在。普通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异端分子是危险的外来者，必将招致天谴。在中世纪早期，被控为异端的人会被带到当地统治者那里接受审判。所以被宗教裁判所判定有罪是件很恐怖的事情。 而始于15世纪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在欧洲历史上是件大事件，它的影响不只仅仅限于信仰活动，它与文艺复兴、地理发现、工业革命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绝对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凡是涉及到改革的东西都会触及到利益，尤其是宗教这样涉及到信仰方面的重大问题，引发社会整体环境的变化是绝对不能低估的。欧洲历史上所发生的由神学家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领导的宗教改革引发了日后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 161848），结束该战争的维斯特伐里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其核心内容是每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宗教，标志着世俗政治国家的肇始，尽管如此，教会的势力依然很大。可是，这场战争对日耳曼民族发展史上的直接后果却是一场大灾难，不仅导致人口锐减，而且将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侯人数提高至300名，南方的哈布斯堡（Habsburg）皇室的权威开始动摇。神圣罗马帝国至此虽然已有名无实，但仍继续苟延残喘150 年，政治实权却依然掌握在林立的地方小王公贵族手中。 首先，要了解那个叫做维斯特伐里亚和约的著名历史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所谓的三十年战争的终结，所谓三十年战争指的是1618年爆发的新教同盟和天主教同盟之间的宗教战争，在这两个阵营中的对垒中，还有不同派系的和诸侯之间的争权夺利以及其他外国势力的干涉，战争直到1648年签订该和约才告结束。和约的基本内容为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一种有效的制度终结，标志着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兴起。和约使瑞典、法国及其盟友得到大片领土，承认荷兰和瑞士的独立，确认德意志诸侯的主权，加强帝国议会的权力，削弱皇帝和选候的权力，规定天主教教徒、路德宗信徒和加尔文宗有平等的权力等。 其次，是要了解三十年战争这场宗教战争是在哪里打的，说实在的打的实在荒唐，主要战事发生在普鲁士境内，可好处却都是别的国家得到了。这就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正是从这里得出了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结论。我以为韦伯是只看到了结果没看到过程，信仰的自由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以为一祷告，一划十字，天上就能掉馅饼了？那可真神了，那是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冻死在街头前看到的景致吧。他没看到当时的景象是个什么样子。恩格斯在谈到当时的状况时写道，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献血。也就是说，你要信仰自由吗，路德宗信徒和加尔文宗要争平等吗，那就在你那里打吧。然后给你个虚的信仰自由，实际利益却没有你的份，都让别的国家拿去吧。直到后来那个叫做铁血宰相的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才最终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第一帝国最终被法兰西的拿破仑一世（（Napolon I，17691821）推翻，而德国则以三次王朝战争通过荣克化走向在现代化，奉行了一条铁血政策，直接导致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的诞生，为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是短命的，其影响至今都未消除。但那是后来政治上的事情。但需要指出的是，没有莱布尼茨奠定的基础也是不可能实现统一的，即与民休息，走和平之路。我以为，这是我们今天在现代化过程中要吸取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过程中如何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中更要注意，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主题变奏的重要意义。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除了能够直接管辖奥地利和捷克等部分地区之外，对北部的普鲁士境内其他诸邦国从来未能行使有效的统治权。三十年战争之后，皇帝建立统一帝国的希望完全破灭，维斯特伐里亚和约更承认帝国诸侯有独立的外交权力，这就使这种分裂局面更进一步固定下来。 三、莱布尼茨对中国仰慕和他身后的统计学 当时的德意志实际上无非是个地理名词，境内有三百多个邦国，此外还有许多不属任何邦国的城市以及近千个骑士领地都是各自独立而不相统属的。这种极端分散的封建割据局面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当时就是这样一种状况。还谈什么现代化？有点钱的，也无非就是些小手工业者，分散在各个宫廷、官府、贵族和军队的需要服务而经营一些小规模工商业的市民而已，充其量只是依附于封建王室或诸侯的一些分散的狭隘的地方小集团。实际上，要按我们的成分来看，他们至多就是能划入手艺人，小业主、行帮，这就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啦，恐怕还算不上吧！。首先让来看看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中描述的场景吧：我新近获知，在法国王室的派遣和法国耶稣会著名人物拉善斯和维利乌斯的大力支持下，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已经同另外四位皇家科学院的数学家前往中国。他们将不仅为中国皇帝讲授数学，并且讲授我们的哲学。长此以往，我担心我们将很快在每个重要的知识领域落后于中国人。我并不嫉妒中国人的觉醒，而是从心里为他们祝福。 莱布尼茨写这段话的1697年，距离说中国是东方睡狮的那个拿破仑一世推翻神圣罗马帝国的1806年，仅仅相差109年。从这里不难看出，莱布尼茨的心情是复杂的，三十年战争使得法国不仅在领土上占了先机，而且在海外传教和殖民方面也走在了前面，身为德意志宫廷外交官的莱布尼茨固然是有他的倾向性的，但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却看到了因为宗教信仰引发的战争对老百姓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妻离子散、颠沛流离实在是太不值得，信什么不都是信嘛，人生那么短暂，老百姓的生活条件那么艰苦，却还有为那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信上帝、信佛祖、信穆罕默德都可以嘛，为什么一定非闹得兵戎相见呢？他接着又说到：我这样说，只是希望我们也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对我们更有利的东西，特别是实践哲学和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暂且不论他们的其他成就。不管怎样，我觉得鉴于我们目前面对的空前的道德没落状况，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如何应用与实践自然神学，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教授启示神学一样。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们借一个超人的伟大圣德，亦即基督宗教给我们的神圣馈赠而胜过他们，如果推举一位智者来评判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评判哪个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判给中国人。这就是莱布尼茨在1697年左右所见到的真实情况描述的描述！。这句话用的是虚拟语气，说得还算客气，翻译成今天的话语就是说是说我们怎么那么不幸呀，把上帝给了我们，让我们天天抱着女神，而把面包给了中国人，让他们天天有吃的。这话可能夸张了一些，可是，情况也的确并不乐观。为了用数字说话，我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引用一些具体的实证材料。莱布尼茨对所有种类的统计问题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兴趣，而且就疾病、死亡和人口诸问题进行了积极的通信。他提出56个类目对一个国家进行估计，其中包括分性别的人口数量、社会地位、可持武器的身强力壮男人的数量、可以婚嫁的女人的数量、人口密度以年龄分布、儿童死亡率、平均寿命、疾病的分布以及死亡的原因等等。像他的许多计划一样，这种罗列在当时属于未来学的范畴，要等很久以后才能成为现实。无论如何，我们先来看一段后来的描述： 特兰托，1786年9月11日。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自我安慰道，在我们这个人们满脑子都是统计数字的时代，所有这些大概已经被印成人们能够在需要时参考一下的书籍歌德 下面这段引文则是英国统计局局长的话爱丁堡，1798年1月1日。许多人起先会对我使用这两词感到惊讶，统计学和统计学的1786年，当我刚好在穿越欧洲北部的一次极其漫无边际的旅途中，我发现在德国他们正从事一种被称之为统计学的政治探究。在德国，统计学意味着一种旨在弄清楚一个国家的政治实力，或有关国务问题的探究；而对该词我所获得的印象是对一个国家状态的一种探究，其目的旨在弄清楚其居民所享受的幸福的量以及未来进行改善的方法。 德国大文豪歌德（Johann W. Goethe, 17491832）在其《意大利游记》（1786－88）中的描述，歌德离开魏玛去意大利，在他那个古典艺术之国度过的一段时期，成为他的创作的一条分界线。这位写出《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大作家现在所见到的景致是浪漫的还是实证的？本来是想到南欧散散心，可却偏偏躲不开那些讨厌的统计数字，铺天盖地的统计数字，能让他有好心情吗？在写出《群峰在入静》那样的感人小诗的时候歌德已经进入迟暮之年，沧海丧田，换了人间。歌德写《意大利游记》时候，莱布尼茨已经去世整整70年了。 其他人的情况又能好到哪里去呢？再看看那时候整个德意志的精神生活吧，专横的官僚体制对科学、哲学和文学的审查和监督及其严厉，约束很强的。仅举俩例子吧，如美学家文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由于不堪忍受当时政治制度的压迫和难以容忍的科学状况而逃离德意志，德意志启蒙运动的最伟大的战士古典文学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急于离开德意志，就像急于离开监狱一样；这时民族统一的意识主要表现在文学领域，无论是在萨克森还是在普鲁士，在法兰克福还是在耶那和魏玛，只有文学艺术圈子在谈莱辛、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和歌德的诗歌、剧本、长诗和评论。但这一切统统都没有用处。皇帝根本不听这一套，他就出版数字，雪崩般的数字！什么美学，诗歌，皇帝不爱看，你跟老百姓讲美学，讲诗歌去吧，他们懂？就连那时的瑞士大数学家伯努利（John Bernoulli，16671748）在其《六国游记》的记载，虽然在名气上无法与歌德的《意大利游记》相比，但在时间上确差不多，在勃兰登堡、普鲁士、波美拉尼亚、俄国和波兰，这位对数字具有敏锐眼光的人物是这样写的： 走进一所挂有老东家画像的房间之后，他不会去描述那张画像如何如何；而是猛然抽出他的码尺来量一下画像的尺寸。他告诉读者更多的是这些画像的尺寸，而不是它们所画的是什么或谁画的。每经一地都有人向他报告当地所有的统计新闻中的内容，他对与没人知道华沙城里究竟有多少人居住而感到吃惊，但是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可以加入一个脚注，因为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正在印刷厂里呢这就是当时的状况。 而所有这些东西由于涉及到当时普鲁士的国家机密，都未被出版。这就是我们不能从康德那里理解莱布尼茨的道理所在。
儒家文化对对德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哲学方面，尤其是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这位被视为近代德国启蒙哲学的鼻祖。 莱布尼茨学贯西东，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哲学兴趣浓厚，被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Sinophile）20岁以后他就接触到来华传教士及其他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报道，诸如《中国图志》、《中国贤哲孔子》、《中国现势新志》和《中国文献评注》等，并与一些赴华耶稣会士及欧洲汉学家时常通信。根据耶稣会士的著述和材料，他在1697年主编出版了《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并作长篇序言，该书包括关于康熙皇帝1692年允许传教士在华传教旨令的文章外，还有数篇在华传教士的信函记闻。1699年该书再版时，又加上了他翻成拉丁文的《康熙大帝传》（Historie delEmpereur de la chine）。在他晚年，1715年又向当时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顾问德雷蒙写了《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这封长函和《中国近事》长达23节的序言，可称为当时欧洲贤哲研究中国哲学最有价值、闪烁思想火花的著名论述。 莱布尼茨是站在整个世界的高度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化。他充分肯定了中国哲学崇高的地位和价值，甚为感叹中国哲学的内在联系和深刻思想。他强调中国文化的悠久。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及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远在三千年前，自然也在希腊哲学之前便已建立，极有权威。他批评那些轻蔑中国哲学的人真是狂妄之极。在其汉学代表作《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中，他认为中国哲学中的理 更多地是指哲学意义上的逻辑起点和终极原因，相当于其他事物的第一推动者和理由，与西方哲学中的神的概念是一致的。莱布尼茨主张存在前定的和谐，也就是儒家所称的天道，认为中国的天道、天命是天在运行中确定不移的法则，要服从理性的法则就必须顺天，以达到先定的和谐。他相信实体的世界是一个整体，是精神实体的不断继续充实提高。由此他自然赞同中国的自然神论或无神论，认为中西哲学是可以协调一致的。显然作为其哲学思想核心的单子论及先定和谐论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同儒家学说有许多一致之处。而且中国的著名的新儒家的先天图启迪了莱布尼茨，促使他将自己的二进制数学发明公诸于世，奠定了以后计算机的理论基础。 难能可贵的是，莱布尼茨抛弃欧洲中心论的偏颇，以世界主义的宽广胸怀，寻求中西方文化的异同，力图论证两者的互补作用，以糅合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他努力比较中西文化的各自特长：指出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显然这里的实践哲学是指孔子儒学指导下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他高度评价孔子的垂教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秩序所起的良好影响，并对康熙皇帝勤政仁慈、英明好学赞不绝口，希望欧洲能够从中借鉴。 在论述中国文化的古老和在实践哲学优于欧洲的同时，他极力强调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他在《中国近事》序言中提出，分处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与西欧这两大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能够通过接触交流，互相裨益。他借重中国文明无情鞭笞欧洲基督教文明的狂妄自大：我们以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事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他忠告欧洲社会：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 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因此，莱布尼茨深信借鉴中国文化对于促进欧洲文化的完善和发展十分有用，并在敦促和加强中欧文化和科技交流方面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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