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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旧金山
热度 2 SLLee19 2018-10-11 20:14
孙中山在旧金山 文章作者 溫徵德女士 (李兆良整理) 李兆良注: 這篇文章的作者溫徵德女士是我的姨婆,對我一生影響頗大。文章曾在多個網站轉載,原文可能出自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1980年1月),內容是我1950年代親耳聽過姨婆重複口述的一些事情,應該是眞確的一段革命史。網上登載的有許多錯字,段落不清,我已稍為整理。溫女士已於1980年代去世。相信我把她的文章重新登載,她在天之靈會感到安慰。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年紀念。就以這篇文章緬懷昔日的先烈們。溫女士還把一枚5.8公分見方名家所篆刻的壽山石大印章留給我紀念。附上溫徵德女士的照片,是唯一尙存的比較清楚的照片,攝於1977年。這是我1979年應中國科學院邀請講學,特別要求到上海去見她時,她鄭重送給我的。 1910年,孫中山先生在三藩市就住在她家,她才十歲,擔任把風,因為當時孫中山是清廷通緝的要犯。 溫家一家人都參與了孫中山的革命事業。 革命據點舊金山  為了發動華僑革命,孫中山環繞地球四圈,走遍天涯海角.他在舊金山建立的美洲同盟會,把美洲大陸的廣大華僑發動起來,使他們由沉睡到覺醒。當年招待過這位偉人的小姑娘,通過所見所聞,生動眞實地道出了當時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的片段。 孫先生到達舊金山  孫中山先生於1910年1月、2月間由美國東部到舊金山。當時,同盟會舊金山支部的負責人是李是男和黃伯耀。他們兩人和我大哥溫雄飛(本文作者、溫雄飛的妹妹溫徵德系中國同盟會會員--編者注)都是同盟會舊金山支部的創始人。但在1910年,我大哥已經同盟會安排前往檀香山,負責同盟會檀香山支部的工作,所以孫先生來到舊金山,只由李是男和黃伯耀迎接。李是男和黃伯耀對於孫先生到達後的住處,沒有事先作特殊的安排,只在一個旅館裡預定下房間。孫中山先生一到就提出要求加強保密,遷出旅館。李是男和黃伯耀經過商量,決定把孫先生的住所設在我家。為此,他們兩人和我媽媽黃好商量。我媽媽在哥哥影響下,對同盟會忠心耿耿,馬上答應。接著他們又找了我五姐溫藉眞與六姐溫卓凡,她們也高興地贊成,馬上動手收拾房間。 最後,李是男和黃伯耀又來找我。我是全家最小,又是頑皮撒嬌的女孩,所以,他們來做我的思想工作。李是男首先問我,孫中山先生是什麼樣子?當時我們全家都熟悉孫先生的照片,我就從相片簿裡找出孫先生的照片。黃伯耀接著問我,見到孫先生認不認識?我一聽,知道孫先生已經到了舊金山,拉著他們一定要去看孫先生。出乎意料之外,他們立即同意帶我去見孫先生,但一再叮囑見了孫先生,不準跳蹦、高聲吵 有,還在大門外裝上電鈴,規定自己人揪鈴的暗號是一短一長二短,不合規定不開門,來人進門以後,還要經過口號和手號的檢驗,才能會見孫先生。按照當時同盟會規定,只有同盟會會員才能由支部主盟人傳授這些口號、手號。我們三姐妹都沒有加入同盟會,因此李是男要我們全家加入同盟會,但是孫先生即將住人,我們的人會儀式來不及舉行,就決定以後再補,先敎會口號與手號。  口號我已記不清了,是來人問一句,主人答一句,來人補一句。這三句都是普通的日常問好,不知道的人不會想到是暗號。都對了,說明是同盟會會員,很像軍隊的口令,不過軍隊口令天天換,而同盟會的暗號一直未換。我只學過,沒用過,因為那時來看望孫先生的,實際上只有李是男、黃伯耀、李旺、黃芙蘇等四人,我們都認識,不需要用暗號。手號就是握手時,雙方都將拇指彎人手心,一握手,就知道對方是不是同盟會會員。這個手號當時十分流行,舊金山的同盟會會員都這樣握手,人人皆知,實際上不成其為暗號了。  除了口號和手號,當時同盟會內部還有一種吃飯時用的暗號。這個暗號是李是男特別注重的,即在吃飯前,如果在座的有人不是同盟會會員,主人就用左手舉起飯碗,右手夾著筷子,向每個人招呼「吃飯吃飯」,似乎是一般的禮節,其實左手所舉飯碗雖是向在座的人逐個打招呼,而右手所夾的筷子,始終指向某一個人,所指的就不是同盟會會員。如果主盟人發現指得不對,可以同樣來一次,把筷子指向另一個人,這就是糾正,另一個人才是外人,這個動作一做,講話都要保密。  吃飯過程中,通知保密的還有一種暗號,即表面上是用匙舀湯,但是舀湯前先用湯匙在湯碗邊上刮一圈或大半圈,盡量發出聲音,使大家注意,然後舀一匙湯,故意在湯碗邊上平拖一下,似乎是刮去余湯,防止下滴,其實匙尖所指,便是外人。所謂外人,原指非會員,後來凡是在座有不宜洩密的對象,都可用此暗號。  我們學完暗號,黃怕耀就陪孫先生來了。孫先生一見我就叫我八仔,拉著我的手去見媽媽,沒完沒了地談起話來。這時黃伯耀叫我拿出大門鑰匙,由他交給孫先生,孫先生親自到門上試過收在身邊。所以從頭一天開始,孫先生就不必徽電鈴叫門,隨時可以自己開門進來。  孫先生並不是天天住在我家,多半是天亮出去,晩上回來,而且住幾天、隔幾天,有時甚至隔半個、一個月不來,也有時連續幾天整天在家,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  孫先生在家,由我負責送水、送飯、開床、鋪床。送水是送茶水和咖啡,洗臉洗澡不用送水,因為廁所間有燒水器,點著就可以燒熱水。每次我送茶水進去,孫先生總是講:「八仔,夠了,我自己來。」我們家煮咖啡,本來很隨便,咖啡壺裡放一點水和咖啡在酒精爐上煮一下就算了。孫先生卻很會煮咖啡,水放多少,咖啡放多少都有一定的比例,多了要發酸,少了沒味道。開頭我弄不好,後來學會了,燒得較好,孫先生只要喝我煮的咖啡。早晨和下午各送一次咖啡,同時送烤麵包片奶油奶酪,下午這一餐,毫無例外,孫先生總是邊吃邊看書,或者看文件、信件。  送飯的日子也很多。孫先生回家忽遲忽早,多半是我們已吃過了。於是單獨為他開飯,由我送進去。遇到工作忙的日子,孫先生也單獨在房間裡吃。難得遇到孫先生有空,他就到客廳裡和我們一起吃,吃完我們往往纏著他講故事。孫先生講的故事很簡單,無非是革命黨人怎樣偷運軍火等,並沒有人名地名。孫先生講故事的時候,我們盡可以頑皮,我甚至坐到孫先生膝蓋上,拉他的鬍子。可惜這樣的日子總共沒有幾次。  除了送水、送飯以外,開床(孫先生臨睡前由我把蓋單揭去,被子攤開)、鋪床(孫先生起床後,由我把被子鋪平,覆上蓋單)這兩件事,也是固定由我做的,姐姐們不揷手。孫先生每晩多半要看書到深夜,床開好我就沒事去睡了。  其他事情由我媽媽包下。原來我家洗衣、燒飯都是我媽媽干,孫先生來了,當然也是這樣。但是李是男和黃伯耀提出,我大哥已去檀香山,家中沒有男人,所以孫先生的衣服不能在我家曬出來,就由他們送華僑洗衣店去洗。同時,他們還規定準備孫先生的飯菜,不準我家買大量罐頭食品,因為我家窮苦,平時不買罐頭,突然大量買起罐頭來,會引起懷疑,只好由同盟會暗暗送來一些罐頭作為應急菜。  我只干送水、送飯、開床、鋪床四件事,佔的時間不多,能照樣讀書、送貨、做手工、做作業。那時我已進了同盟會舊金山支部舉辦的「金門兩等學校」讀書,是這個學校惟一的女學生。那時唐人街還有纏足的風俗,我二姐就纏過小腳。正是在同盟會幫助下,我才能突破舊習,進了學校。我能學些中文回國服務,也是辛亥革命前後的新風。  同盟會舊金山支部原有五個核心人員,我大哥和李是男、黃伯耀、李旺四人忙著辦報,黃蕓蘇一人忙辦學。金門兩等學校的所謂「金門」是指舊金山海灣的峽口,「兩等」是指小學生與靑年人都敎。當時黃蕓蘇是校長,另有幾個敎師。除了小學部,還有補習班敎華僑靑工識字。學校收費比私塾低得多,不像我姐姐們讀私塾那麼費錢,所以我能順利讀下去。黃蕓蘇在國內考取過秀才,中文很好,後來離開家庭隻身游美,辦學謀生,並宣傳革命。辛亥革命時,曾隨孫先生返國在南京臨時大總統府電務組負責譯電。 送信望風忙   我家原來住在唐人街的白鴿籠裡,那是五層大樓,可是房間極小,一個門牌內就有百把戶,一層就有幾十家,廚房廁所都是一層合用,住戶大都是粗工,其中靑年人多是華僑各個堂口的打手、槍手,我家女孩多,有人揚言要搶親。於是我媽媽下了決心,不但遷出白鴿籠,乾脆遷出唐人街,租了企李街男靑年會的房子。這裡是大街,日夜行人不斷,搶親的人不敢來。為了租這較貴的房子,我們姐妹著實多做了不少手工,否則付不了房錢。  我家租的是一座兩層樓的木板屋,樓下是男靑年會的單身宿舍,租給學生、職員住,我家住樓上,但是有一座木梯從街上直接通樓上,不經過男靑年會的單身宿舍,只通我家一戶,因此,實際上是單門獨戶,便於孫先生進出,而且站在門口可以看清街上動態,也便於我們為孫先生警戒。  樓上原有一個內部木梯,可以通到樓下男靑年會單身宿舍,我家遷入後,把通這個木梯的門鎖死,內外堆些雜物。孫先生住來前,黃伯耀來看了多次,親自拿了木匠工具,把門鎖換好,鉸鏈修好,搬開什物從為這條通道十分有用,萬一有情況,一下去就是男靑年會的單身宿舍,前後有門,都可出去,還有公用廚房、廁所、走廊、空間,足夠迷惑來人。孫先生住來後,對這個後門也很注意,親自察看了一番。這些防範措施並不多餘。孫先生在倫敦曾被清朝大使館綁架,在新加坡化名李竹癡,在日本化名中山樵,才能入境。孫中山先生早就在檀香山從事革命活動,但在檀香山的住址仍要保密。在舊金山清王朝的領事還有相當勢力,華僑也比檀香山多得多,堂口複雜,有按同鄉建立的,有按同姓建立的,相互之間常常械鬥,槍支可以公開買賣,各堂口都有自己的槍手、打手。清領事收買一些堂口的大佬和師爺,準備暗殺和綁架革命人士。  據李是男和黃伯耀談,當時清王朝駐華盛頓公使館直接僱有偵探,跟蹤孫中山先生。所以,孫先生每到一處講演完畢,馬上要更衣換裝,由同盟會佈置掩護,才能離開。李是男當時屬優(隴)西堂,黃伯耀屬江夏堂,這兩個堂口都派出槍手擔任警衛,防止保皇黨搗亂會場,搗毀報館。  當時全美致公堂都擁護孫中山先生,舊金山洪門致公堂是華僑中最大的堂口,辦有《大同日報》鼓吹革命。但是整個舊金山致公堂裡,竟沒有一個同盟會會員,和檀香山同盟會會員加入致公堂的情況大不相同。連《大同日報》的記者也曾聘保皇黨人歐渠甲充當,這和檀香山的《自由新報》直屬同盟會檀島支部,也大不相同。正因為同盟會舊金山支部和舊金山洪門致公堂之間沒有統一的組織,所以清王朝的舊金山領事有空子可鑽。當時李是男和黃伯耀手下,總共只有幾十個同盟會會員,而且各有職業,多是書生,要保衛孫中山先生,頓感實力不足,幸好孫先生是秘密到達舊金山,開頭未曾引起注意。  孫先生一到舊金山立即指示李是男、黃伯耀,實行大發展、大轉變,公開舉行大會,廣泛徵收會員,而且親自帶領同盟會會員一律加入致公堂。這一改變迅速扭轉了局面,革命派勃興,保皇派龜縮,為以後轟轟烈烈的籌款奠定了基礎。為了籌備大會,孫先生每早到《美洲少年》編輯部,晩上由李是男、黃伯耀陪同回來。  根據李是男、黃伯耀規定,孫先生在家時,我們姐妹三個要輪流望風。這件事我做不大來,因為一向好玩愛動,安不下心,而且街上行人眾多,到底要注意什麼人,心中無數。但旣然規定要望風,只得經常從窗口向外看有沒有人衝上木梯,有沒有人在門前停留不走。我媽媽對我們姐妹望風,很不放心,隔一會就要自己來看一次,一到夜深入靜,就叫我們睡覺,由她望風到天亮,這樣,白天的工作就要靠我們姐妹了。李是男、黃伯耀與我媽媽商量以後,規定了四條,叫我們姐妹記牢第一是對繞來繞去、不高附近注視我家的人,要記牢他們的衣著和面貌;第二是注意門前新來的小販,記牢所用和所賣的東西;第三是不準任何人進門,來人一定要進門,馬上叫醒媽媽對付;第四是對冒充找人、看房、抄電表、查煤氣的,故意拖延開門,等我媽媽出來處理。  那時,我和樓下的住戶都熟識,李是男和黃伯耀專門叫我去探聽男靑年會宿舍有沒有新房客住入,並要我對那些住戶講,有爛仔要來搶親,有事請他們幫忙(那時華僑社會中搶親是平常事),好多住戶馬上拿出刀槍安慰我,叫我不要怕爛仔。那時,我二姐、三姐已出嫁,五姐、六姐算大姑娘了,不許可到下面男捨走動,我才10歲,又頑皮,又活躍,所以只叫我一人下樓去做工作、打招呼。我記得那些日子,李是男和黃伯耀都佩帶手槍,還曾拿出來給我們看,我曾扳過空槍,結果連空槍也扳不動,大家哈哈大笑,大概是保險沒有打開。  孫中山先生到達舊金山不久,中國同盟會舊金山支部就在各報公開登載啟事,通吿召開成立大會。這一下子,清王朝駐舊金山領事和保皇黨的(世界日報)發了狂,華僑中多數堂口擁護革命,也有個別堂口準備搗亂,唐人街一片緊張氣氛。這時《美洲少年》報辦公室受到監視(設在唐人街外,只有一個房間),孫先生不能去了,他就全天住在我家,而在黃伯耀開設的壽材店裡設立同盟會舊金山支部的秘密聯絡點,孫先生有事和他們商量,由我負責送信,有時一天數次。這個壽材店也在唐人街外,由我家去那裡,要穿過唐人街,橫過三條馬路,大約走半小時。當時李是男、黃伯耀規定,孫先生的信件,只由我一人送,不讓別人來我家,還規定我每次送信,都從壽材店工場的大門進入,穿過後門到壽材店寫字間。這些保密措施當然不夠。保皇黨一查《美洲少年》報編輯人員的住址,馬上就會發現我家。事實上,報上的通吿刋出不久,就發現保皇黨公開出動,派人站在對街,監視我家。這時我的送信任務變得困難起來,必須從樓下男靑年會單身宿舍穿出,或者利用凌晨與黃昏買菜、送貨和上課、下課的機會進出。即使這樣,保皇黨也開始公開監視我、跟蹤我。這樣拖了一星期,同盟會支部和洪門致公堂準備就緒,就公開派出槍手,請孫中山先生在洪門致公堂居住。 參加同盟會  隨著革命浪潮日益高漲,保皇黨迅速分化,走向崩潰,不敢公開搗亂。1910年和1911年,我帶頭賣花募捐,跑遍全市各個角落,保皇黨不敢碰我。為此同盟會舊金山支部發給我一幅獎狀。  同盟會舊金山支部成立大會開過以後,威脅解除,孫先生又到我家居住。後來他去南部、小埠等地演說,每次回到大埠,總是住在我們家。 同盟會支部召開成立大會那天,我們全家都去了。會場設在拉森兒戲院。大會在李是男致開幕詞後,請孫先生演說。他在演說中,分析了革命形勢,指出清王朝必亡,號召廣大華僑參加同盟會,從事宣傳與籌炯。接著黃伯耀致閉幕詞,解釋了加盟手續,當場就有幾百人簽名加盟,我們全家也簽了名。盟書是印好的,只要簽一個名字就行,但簽名後要向孫先生朗讀盟書,舉手宣誓,接著孫先生和每個加盟人握手。孫先生見到我,也跟我握手,並且拿出一個靑天白日徽章,親手替我別上。我一直珍藏著這個徽章,直到日本軍國主義侵佔南洋時,才被迫毀掉。 (摘自溫徵德:《回憶孫中山先生住在舊金山我家》) (李兆良整理 2011.02.13) (2002)1911年6月,孫中山在舊金山聯合同盟會與致公堂成立籌餉局時,與同盟會會員合影 1911年7月,孫中山在舊金山設立中華革命軍籌餉局,圖為孫中山與該局成員合影,孫中山右手第一位就是李公俠。 李兆良與衛小玲於南京中山陵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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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府
热度 1 terahertz 2018-8-18 08:10
2018年8月11日参观了位于南京市的总统府。 \0 \0
个人分类: 经典收藏|2216 次阅读|2 个评论
沁园春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 【悠悠同学情134】
热度 4 xucq45 2016-11-12 19:17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沁园春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革命先行,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 忆先生足迹, 洪流巨浪, 先生业绩, 帝倒山崩。 东觅西寻, 前仆后继, 辛亥狂飙誉盛名。 谁能料, 叹风雷过后, 霾雾重重。 应须努力前行, 借浪涌南湖十月风。 倡三民主义, 光辉永在, 三大政策, 椽笔恢弘。 虎斗龙争, 天翻地覆, 喜看中华正复兴。 承遗志, 创和谐盛世, 告慰英灵。 (于景林) 此词作曾于2011年齐齐哈尔市(七区,九县)诗词大赛中获一等奖,有证书及奖杯。值此重发,表达对伟大民主主义革命家和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緬怀与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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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女权思想与实践对中国实现男女平等的现实意义
lulingkxw 2016-7-10 23:19
孙中山的女权思想与实践 对中国实现男女平等的现实意义 陆 玲 (广州 510070) 摘 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和发展。“男女平等”的法律制度在上述时期均已确立。然而,在历经数千年封建男权社会的中国,通向实现男女平等的道路并非一纸法律可以铺平。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近几十年中,仍导致了数亿女性公民受到各种歧视,数千万女性被“失踪”,以及数千万人,尤其是男性将成为“光棍”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重温民国时期先生致力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女权思想与实践。将有助于我们社会反思这种严重的两性失衡现象。它将警醒全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建设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新中国而奋斗。 关键词: 中国 孙中山 女权思想 男女平等 法制建设 引 言: 孙中山先生( 1866 年至 1925 年)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黑暗面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把追求人人平等,包括男女平等作为政治理想。他为了改造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贫穷、积弱的旧中国,为了妇女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他倡导的人权、自由、平等、以及女权思想,对中国实现男女平等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孙中山的女权思想 (一)孙中山女权思想的体现 女权思想是指那些反对歧视女性,旨在于实现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思想。在封建社会延续而来的男权社会中,争取妇女解放首先要制定法律保障女子在种族、性别、财产上完全平等及婚姻自由。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消除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溺婴、弃婴、调戏和买卖妇女等各种歧视、玩弄和残害妇女的传统偏见和习惯势力,逐步实现两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平等。 孙中山的女权思想建立在维新派的女权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博爱观念基础上,具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不仅从法律、政治的角度提出“男女平权 ” ,并主张把女子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女子参政等内容写进宪法,用法律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包括与男性平等的参政权、文化教育权。 在 1923 年《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明确“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并扶助其均等的发展” 。 在《中国国民党党纲》中,男女平等作为“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其中规定:(乙)民权主义:谋直接民权之实现与完成男女平等之全民政治,人民有左列各权:(一)选举权;(二)创制权;(三)复决权,(四)罢免权。 1924 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从而确立了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则。 孙中山在广东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大会的演说中强调说:“我们主张民权革命,便铲平那些阶级,要政治上人人都是平等,就是男女也是平等。所以我们革命之后,便实行男女平权。广东的省议会便有女议员。” (二)孙中山女权思想在民国的实践 辛亥革命推翻了沿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现代性质的民主共和政权,中华民国( 1912 年至 1949 年),作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女子参政并非通途。但顺应世界女权运动的潮流,男女平等之路仍在拓宽、延伸。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 年元月中华民国正式建立。但 1912 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新党章违背了同盟会旧规,禁止女人加入。据说这是效仿英国女性不参政的宪政惯例。它受到了原同盟会女权领袖唐群英等人的坚决抵制,她们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于“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这些提案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可见,民国时期,女子参政的社会基础依然十分脆弱,孙中山也要“少数服从多数”。 唐群英女士( 1871-1937 )是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孙中山誉其为 “ 巾帼英雄 ” , 堪称辛亥革命功臣和民国缔造者之一。在女子参政的强大阻力面前,她们被迫另起“炉灶”,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会上通过了唐群英等人起草的十一条政纲:实行男女权力平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改良家庭习惯;禁止买卖奴婢;实行一夫一妇制度;禁止无故离婚;提倡女子实业;实行慈善;实行强迫放脚;改良女子装饰;禁止强迫卖娼等。在孙中山的劝说下,她们将主要的注意力从参政转移到办女学,以此推动中国女权运动,唤起民众。—— 在 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于 1995 年 9 月 4 日在北京召开,会前,中国政府向大会推荐八位中华百年女杰。她们是:秋瑾、宋庆龄、何香凝、唐群英、向警予、蔡畅、邓颖超和帅孟奇。她们是同一时代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她们为包括中国妇女在内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一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唐群英名列第四位。 清末晚期,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中国人开始兴办女学。 1907 年清政府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此为背景,在民国成立后的 1912 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其中就有关于女子教育的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可为女子设立女子中学和女子职业学校等。五四时期,各种新的教育思潮使女子学校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女男同学得以现实,这意味着男女平等,尤其是男女教育平等事业进入新的阶段。 生产力早期发展过程的相似性,致使国际上歧视女性的传统文化也相似。幸而,社会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相似的,中国女权运动也会受到国际女权运动的影响。 1924 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鲍罗廷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驻扎广州,监督国共合作。鲍夫人向何香凝、邓颖超和蔡畅等介绍了国际妇女节的历史,为国民党起草了一份三八节庆祝纲要,并拟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家压制妇女、反对多妻制度、立法保障女子参政、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口号。当时,国共合作,促成国民党成立了妇女部,何香凝任部长,她主导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三八节庆祝大会。次年,广州的妇女节庆祝模式推广到全国。尽管,三八节庆祝活动的主题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甚至在某些时期,也曾出现官僚化、形式化的倾向。但不可否认,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开始,中国女权运动得以节庆的形式趋向常规化。它对全社会都来关注妇女生存和发展状况,唤起男女平等的意识,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后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主政中国,该时期政局动荡,孙中山南下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建立黄埔军校,进而建立国民政府,促成国共合作。之后不久,孙中山病逝。孙中山离去了,但他的女权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深入、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这是因为它顺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唤起了更广泛的民众—— 工业产业革命,让广大农民离开了故土,失地的女子和男子一样,卷入了社会大生产的行列。工业化的发展,对男女劳动力提出了新的文化技术要求。所以,妇女受教育,参与社会事务,最终与男子并肩走上政治历史舞台,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民国时期“男女平等”制度初建,社会风气渐兴,它为新中国男女平等制度的确立,对妇女解放的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新中国《宪法》有关男女平等的规定 国法是公民的行为准则。新中国《宪法》规定了一系列男女平等的法则。例如: 1982 年 12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女干部。 第四十九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宪法》建立了男女平等的法规,使中国妇女的法律地位迅速提高,从而提高了妇女的思想和文化素质,男女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在短时间内,基本消灭了娼妓、买卖妇女、一夫多妻、包办婚姻等等歧视妇女的封建社会陋习。亿万妇女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女干部逐步增多,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大批巾帼英模。男女趋于平等,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初期的妇女教育、妇女解放运动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均可堪称世界女权运动历史的奇迹。相对而言,在中国城市中,性别歧视的现象受到显著的抑制。在农村男女平等的改革步伐相对迟缓。一些仅从社会严格管制条件下受到明显抑制的封建言行,并非同时从思想观念、生产力发展水平、法制建设等等方面也得到有效的根除。 三、我国歧视女性的积弊严重,令人堪忧 法制建设不仅体现在立法过程,更重要的是在执法过程中,如何把男女平等的法律实施,才是制定法律的根本目的。我国社会的法制建设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传统封建思想的强大惯性,以及区域性不平衡发展等因素,使我国离全面实现男女平等还有较大的距离,歧视女性的现象仍表现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它们构成了我国社会生态系统协调与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一)歧视女性或将导致超过半亿国人不能成家 近年,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已现严重的两性比例失衡: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了 3 千多万人!“ 2020 年中国将有 3000 万到 4000 万光棍汉找不到老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指出我国性别比例失调的严重性。 (二)性别比失衡导致更为复杂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根据分析,预计 2020 不能顺利结婚成家的人数,比起两性人口差数还要庞大得多。因为,除了两性人口绝对数差之外,还因歧视女性导致的其他现象,降低了人口婚配的可能性。例如:我国城市化运动加速,农村义务教育条件的改善,交通和城乡信息交流更加便利,使校多的农村年轻女性选择离乡务工 —— 她们千方百计脱离农村,并争取在城市立足、结婚、定居,目的是要离开女性深受歧视的家庭、家乡。因为,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依然按旧风俗行事:未能“按时”外嫁的女性往往受到族人的歧视,她们成为真正不受欢迎的人。相当大部分农村女性没有家族财产的继承权,她们只有进入城市,在求学和工作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才可感受到法律赋予的男女平等的公民地位。大量女青年离乡进城定居,进一步提高了农村人口的两性比。 除此之外,由于男性对社会、家族资源的占有机会处于优势地位,并被公认为一家之主,使女性通常都期望选择对方比自身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婚配对象。所以经济水平处于顶层的女人和处于底层的男人,即“ A 女”与“ C 男”往往难以顺利婚配。所谓 “ A 女”多半出现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 C 男”则多半出现在经济文化条件欠发达的农村。 相关现象还有:性别比例偏高导致农村由于女少男多,婚配对象的男方向女方提供“彩礼”的数额逐年攀高,它令更多穷人难以跨入婚姻的门槛。 由此,越来越多的“光棍村”开始出现。早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性犯罪等社会现象增加;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员增多,导致大量长期的分居现象,使离婚率攀升,使更多家庭瓦解;城市中,从客观现象到“新潮观念”的“独身主义”、“丁克家庭”逐步被接受;大量失婚的青年存在,客观上为买婚、骗婚、买卖妇女等犯罪行为提供“市场”……性别比失衡风险通过一定的社会运动程式在聚集、渗透、放大、扩散,进一步使已有的社会问题复杂化、多样化,它们正在深刻、持续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部分农村地区,男女婚姻关系中,夫家往往以生男丁作为接纳女方的前提,允其办理结婚证“过门”,孕妇为了保障其在夫家中的地位,在鉴别出怀胎是女性时往往会选择流产。现代城市为人口高度聚集的文明之都,然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仍显示部分城市人口 0-4 岁性别比例高达 100 比 130 ,有的甚至超过 170 ,农村县镇社区人口的性别比更大。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升高,达到了 118.06 。(参见:附表 1 )如此严重的性别失衡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附表 1:1982 ~ 2010 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折线图(略) (来源: 21 世纪教育网 \ 在线题库) 四、性别比失衡的社会根源 因为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从 80 年代开始到现在持续升高的一个过程,这恰逢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的阶段。部分人把性别比失衡问题归咎于“计划生育 ” 。然而,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封建时代,中国农村溺死女婴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女性即使活下来普遍饱受性别歧视之苦。可见,生育政策与之有一定的关系,却未必是关键的和根本的因素。在封建家族成员关系中,只承认男性在家族中的继嗣地位,女性的地位往往被忽略。因而,生男生女成为了传统家族继嗣或不能继嗣的大问题。一些家族、宗族封建思想严重的地区,生男孩意味着家族香火不断、势力强盛。妇女一旦结婚成家,原血缘家庭中的权益即丧失,“族谱”除名。其基本权益需要夫家认可而获得。生育 1 个(或 1 个以上)的男孩成为她们确立在新家庭地位的必备条件。传统家族关系中,惟独承认男性的继嗣地位,排除了女性,这才是女性受到歧视,造成较大量“失踪女性”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原因,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社会管理不够健全的情况下, B 超的滥用。很多私人诊所,甚至包括一些县办、乡办的医疗保健机构,在私下里给人看胎儿性别。这从技术上助长了大量女胎儿遭受被选择性抛弃的做法。 第三个原因,《宪法》规定了要实行男女平等,但相关配套政策尚未完善,确立社会男女平等观念的法制教育严重滞后,家庭(家族)关系的现实性使传统“家法”在特定条件下更易实行。因此,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并未能实现全面的男女平权,妇女受到歧视和不公对待的家族和社会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和打击。例如,在财产继承方面、在就学、就业、升职家务分担等方面采用偏向男性的做法,使女性长期处于社会生存发展的劣势地位。法制不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两性社会地位和权利的不平等。 因此,实现两性公平,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才是消除导致性别比失衡的根源的 “ 治本”之策。 五、 践行法律法规,实行男女平等 1921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和发展, 男女平等是在上述各个革命时期所确立的法规。各时期的革命者均已认识到歧视女性的男权社会制度与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方向背道而驰,需要改革。 (一)完善法律法规 立法保护胎儿生命权是解决性别比失衡的根本方法。堕胎之所以被中国大部分人看得平常,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胎儿当作拥有生命权的个体来尊重。但在法律法规当中,对于胎儿有部分自相矛盾的规定。比如《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没有出生的胎儿没有公民权力。而《刑法》规定, “ 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 ,《继承法》更明文规定尚未出生的胎儿享有财产继承权。 头胎生了女孩的,二胎便要千方百计生男孩。 ” 据原新介绍,历次人口普查和 1% 人口抽查发现一个规律,孩次越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越高。 2005 年的出生人口中,第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为 108.41 ,虽然偏高,但程度不严重;第二孩猛然升高到 143.22 ;第三孩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更高,达到了 152.88 。 “ 有些村庄甚至 3 年内没有出生一个计划内的二胎女孩。 ” “ 失踪女性 ” 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庞大的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市场。 “失踪女性” (missing women)一词。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提出,被用来指代那些因人为干预因素没能来到这个世界或者因性别偏好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根据阿马蒂亚 · 森的估计,全世界约有 1 亿多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我国需要采用法律制裁的措施,对于用 B 超进行婴儿性别鉴定和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必须依法严厉打击,严格制裁。 (二)加强社会管理 每年卫计委都会联合各相关部委开展声势浩大的打击 “ 两非 ” (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活动,力图阻止那些企图选择性别的人通过胎儿性别鉴定达到目的。 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虽然严禁“两非”行为,但未重拳出击。比如对于没有行医资格的人从事“两非 ” 行为,法律规定按非法行医罪追究刑事责任,对医务人员涉足 “ 两非 ” ,不仅要规定行政处罚,较高的罚款额度,还应追究刑事责任。 1990 年以来,国家人口计生委在全国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关爱女孩行动”等活动,建立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的利益导向机制,近年来,国家推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家庭和社会养老保障能力,从物质保障上和观念上推进重男轻女思想的转变。 2009 年,全国 14 个重点省 ( 区 ) 出生人口性别比初步呈现下降趋势。尽管这只是治标之为,也是值得鼓励的。 六、孙中山女权思想对中国实现男女平等的现实意义 提倡两性平权,自辛亥革命以来,经过一个世纪的抗争,法律上的男女平等与现实中的平等依然存在巨大的距离。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重温先生在民国时期致力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女权思想,可激励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 (一)男女平等是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人类社会是由人类与相关环境生态系统所构成的,人类由两性组成,男性和女性,它是自然的选择,所谓以人为本并非只包括单一性别的人,而是包括了全体。中国妇女不仅在人口繁衍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每个男性都有一位养育他的母亲,每一位女性也将是未来的母亲。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看,母系和父系遗传基因在人类后代的基因谱系中都是永恒的。它们并不因为姓氏的继承优先某一方而被否定和分离。尊重和爱护妇女是人类尊重自身利益的要求。 中国女性拥有勤劳、智慧和善良的美德。大量事实证明,一旦给与她们以男性相同的教育环境,她们也可获得同样优秀的学业;给与她们同样的工作条件,她们也可取得同样杰出的业绩。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中国妇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是巾帼英雄辈出的一群。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他曾经激励亿万中国妇女走向社会,服务社群 . 投身国家建设。中国女权运动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包括了两大基本战略,生态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生态发展是指人与环境关系和谐发展,强调以人为本,促进人类社会各系统的平衡与协调发展;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在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一个歧视女性的社会是病态的,它不可能和谐发展;一个没有女性的社会是更是不可持续的,它不可能持续存在。 (二)实现男女平等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任务 歧视妇女,是一种与社会文明进步背道而驰的封建社会残余势力,我国性别比失衡的问题,存在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通过历史问题的积累和暴露,领到了大自然开出的严厉惩罚的罚单,我们更需要认真反思,总结中国几十年、几百年、几千来的男尊女卑社会文化到底对历史和今天,以及未来社会发展带来了何等利益和危害?中国性别比严重失衡的状况,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在中国,它不仅在短短数十年间,导致了数千万女性胎儿、婴儿“失踪”,导致数千万的人口不能成家,数以亿计的女性被剥夺了法律授予的财产继承权等两性平等权益。这些问题,极大地挫折了女性的自尊心和幸福感,抑制了全社会的巨大发展力和创造力,也令我国的国际形象蒙羞。实现男女平等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三)全党,不忘记初心,为实现男女平等继续前进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与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交织,将加剧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威胁人口生态安全。许多家族为了“继嗣”,偏好选择生男,但女性人口“失踪”,反而导致更多“ C 男”不能“继嗣”。这就 是大自然生态平衡法则对我们这个社会普遍的女性歧视实施的严厉惩罚。 现代城市化加速推进,对传统宗族观念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国法”和“家法”的价值取向背离,需要在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提高公民意识,以及加强国家法制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趋向统一。 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妇女的尊严,更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我们要继续大力促进男女平等。最近,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党已经走过了 95 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参考文献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网 2016年7月1日 孙中山全集 新华书局 1986年 第一版 周文佳 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述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年11期 我国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比例高达123:100 新华网2007年11月13日 中国大多省份都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中国工业信息网 2010年7月8日 性别比失衡令人忧 谁来拯救中国4000万光棍?北京青年报2004年8月4日 百度百科 维基百科 作者简介 陆 玲 女、58岁,硕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企业生态学原理、科学综合等。 广东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办公室主任、广东省生态学会人文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 Blog :科学网-lulingkxw的博客;E-mail -luling201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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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称“大”
热度 1 sunnanping 2016-6-25 14:16
何兆武先生的《零敲碎打》有这样一段: 中国人喜欢称“大”,孙中山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是 “大总统”,后来历任都以“大总统”称呼。president原文中并无一个“大”字,没有说“美国大总统”的。《聊斋志异》里有一个小故事,说苏州干旱不雨,求雨的人就问为什么没有雨,龙王爷回答说:“现在‘老爷’都称‘大老爷’,你怎么不给我加‘大’字?”求雨的人赶紧加上,说:“大老爷,大老爷,请你下雨。”果然就下雨了,可见这个“大”字是中国人的创作。 自古以来, 人们都喜欢在词前加上“大”字以表尊意。最好的例子是“大人”。只是这词用滥了,就显得虚头巴脑的。熟或不熟的人之间“张大人”、“李大人”的叫个不停,似乎热络,然明显敷衍成分浓,言不由衷。 去年央视推出8集 系列剧 《大国工匠》, 今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工匠精神”。 从此“工匠”成为热词。 工匠前面加上“大国”二字,凸显这工匠的非凡。尤其这“大”字一加,其他小国、中(等)国的工匠都难望其项背。 有样学样,武汉 首批“大城工匠”17人出炉,改“国”字为“城”,“大”字不能少,是强调武汉城市之 大 ?还是这工匠只配大城才有?今年6月广东佛山一口气 命名 30 人 为佛山的“大城工匠” 。 想必 佛山 自忖 也是 大城市,抑或没个大城这工匠档次就不够? 以后中小城市、小镇子要怎么命名自己的工匠?“中城工匠”? “小城工匠”?没“大”字城市恐怕没面子了。 小城市、小镇子、乡间的工匠就一定比“大城工匠”手艺差吗?未必。 中国人喜欢称“大”,没“大”不行,不止在民间。尽管“大”的别别扭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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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汉
热度 2 fqng1008 2015-5-12 14:50
辛亥首义 成功,中山先生称“武汉一呼,四方响应”。 民国 初年, 孙中山 先生在《 建国方略 》里说:“要把 武汉 建成纽约、伦敦之大,要建设成东方的芝加哥”,这是对辛亥革命的肯定。但 大武汉理念的建立者不是孙中山,而是 张之洞 (1837-1909)。 在张之洞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 新城市 、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一是兴实业。他 的实业主要有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 卢沟桥 - 汉口 ,即大名鼎鼎的 京汉铁路 ),另外一件是把 内陆 武汉打造为当时 中国 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 汉阳铁厂 、 湖北枪炮厂 、 大冶 铁矿、 汉阳 铁厂机器厂、钢轨厂、 湖北织布局 、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 白银 。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 亚洲 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 二是办教育。在张之洞本人的具体策划和亲自指导下, 湖北 地区先后成立了 自强学堂 (今 武汉大学 前身)、 武备学堂 、农务学堂(今 华中农业大学 前身)。 武汉科技大学 的前身— 湖北工艺学堂 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在张之洞的策划和指导下诞生的。 三是应商战。在湖北近代工业体系初步奠定的基础上,其 经济 亦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 商埠 。至 20世纪初期,武汉一度成为中国仅次于 上海 的第二大城市,“大武汉”与“大上海”交相辉映,成为中国唯一两座曾被冠以“大”的都市。 今天,登上 黄鹤楼 ,极目楚天,武汉之大气大势尽收眼底:两江交汇,龟蛇相望,三镇鼎立,大江东去。武汉市域之浩荡,气势之磅礴,不可不谓之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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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之本在于船坚炮利乎?
热度 6 zhengyongjun 2015-1-2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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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之死与中西医之争
xie44025 2014-10-18 15:28
孙中山之死与中西医之争 1924 年 11 月孙中山应段祺瑞之邀自广卅经上海,又绕道日本赴北京,途至天津时发病, 1924 年 12 月 31 日由天津抵北京治疗。 1925 年 1 月 23 日出现黄疸及肝肿大, 26 日急送协和医院,当天即行手术。术后诊断为肝癌晚期。如何进行下一步治疗,出现二种观点,一是继续在协和进行西医治疗。当时西医的镭锭放射治疗被认为是癌症治疗的新技术,但对晚期肝癌的疗效很不乐观。另一种观点是采用中医治疗。当时在北京开业的中医陆仲安( 1882-1949 ),医术高超,曾治好过胡适的肾炎,“声名闻于上流”。这样,围绕着中山先生肝癌的治法,出现了中西医之争。争论双方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就是汪精卫和汤尔和。、汪精卫其人国人皆知,不必赘言。汤尔和( 1878-1940 )曾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获医学博士。 1912 年 受北洋政府的委托,建立中国第一所国立医学校 ——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并任校长; 1915 年创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并任会长,也是民国早期政、学二界的风云人物。 汤氏坚决反对中医治疗。他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一文中说:“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退十万步说,现在在业的中医先生们,实无‘论病’之可能,更不要说‘治病’了。为什么呢?若使我们同他讲癌的形状、种类、转移等等,他说那是外国话。我们问他中医所必需知道的事,如心肝脾肺肾的位置,相火是什么东西?中医有几种介释法?…甚至于问他寸关尺的部位,恐怕他也不见得清楚。这种‘数典忘祖’的朋友,如何可以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汪氏则在《答汤尔和先生》一文中说:“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很多。例如癌病,科学今日还未能发现特效药。至于将来能否发现,是科学家发现,还是非科学家偶然发现而为科学家所注意,现在无人敢说肯定的话。如果有人肯定说,非科学家不能发现特效药。科学家尚未发现,其他一切人类便无发现的可能。那么我就要以汤先生的话赠他道:‘这是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 最后 孙中山自已决定,先行放射治疗。放疗后病情加剧,欲改用中医治疗。协和方面的态度是:要服中药,必需出院。孙中山遂于 2 月 18 日出院,住铁狮子胡同,攺由中医治疗。先后经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诊治,无明显效果。 2 月 26 日停服中药,改用西医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直至 1925 年 3 月 12 日逝世。 孙中山先生的肝癌病状,即使放在今天也仍无治愈之可能。汤、汪之争反映了那个时代中西医学的生存状态。据说,孙先生本人从未在他的著作和言论中谈及过中西医的问题,虽然他本人是学西医出身。这大概是伟人的谨慎之处。 “挺中医”的汪精卫在后来国民政府中任职,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便改变态度,加入废止中医的行列,并最后沦为汉奸。 1937 年卢沟桥事变时,汤尔和正在日本 , 闻讯急忙赶回北平。 1937 年 10 月,加入以王克敏为首的汉奸华北伪政权, 1940 年 3 月,汪精卫的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北平伪 “ 临时政府 ” 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 想当年在中西医之争中,二人曾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谁会想到,若干年后汤、汪二人竟会在汉奸路上走在了一起,遗臭万年。这不由使人感到,真是造化弄人,令人嘘唏不已。 参考文献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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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南京拜谒孙中山陵墓(图片)
bioxncai 2014-8-17 10:20
8月15日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抵达南京,开始访问中国。8月16日上午,潘基文一行前往南京中山陵拜谒。 期间,潘基文进入陵寝内殿瞻仰孙中山先生大理石棺。 拜谒结束后,潘基文表示:“ 我十分荣幸地拜谒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导人孙逸仙先生的陵墓。这一美丽的安息之地象征着他的巨大影响仍在激励着海内外的中国人。 ” 潘基文进内殿瞻仰大理石棺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6日上午到南京中山陵参访后,发表感言 来源: http://picture.youth.cn/qtdb/201408/t20140816_56382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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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应该感谢三个人--看习近平访法有感
热度 2 lin602 2014-3-28 07:00
昨天看央视新闻,看到习近平访问法国受到的欢迎,仪式之隆重,习近平的自信,心中有种感慨。 突然想起中国的清朝,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通过枪炮,将鸦片强行卖到中国,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火烧了圆明园,中国人哪有资格与列强平起平坐?上海的租界,中国的地盘中国人却管不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就在上海外滩的公园中。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与百年前的清朝无法比拟。 这一切得归功于三个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孙中山组织并领导人民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王朝,如果中国还是‘皇帝制’,象现在的叙利亚,中国还摆脱不了清朝的落后。毛泽东完全赶走了西方列强,收回了租界,取消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建立了初步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研制出了核武器,让中国在近代首次让法国、美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国家能够平等地与中国建交,而不是‘不平等条约’。而邓小平做的改革,让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重大的变化。记得八十年代,中国多少穷,穷在世界上地位也是不行的。 而且邓小平另一个重要贡献,没有延续最高领导的终身制。 中国太穷了,加上腐败,从清朝到今天,是不容易的。 有人会讲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但我们仔细看看世界,许多穷国弱国,是没有中国目前的地位的。 中国目前也有许多腐败,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前进的脚步是不停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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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减加等式
热度 3 hcy98765 2014-3-8 22:47
中 国 社 会 的 减 加 等 式 中国社会 — 毛泽东 — 鲁迅 — 孙中山 = 满清皇帝+孔夫子+和珅+李鸿章+洋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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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感怀 2009-12-13 10:32
taodeng 2014-2-11 23:54
越秀山 岭南龙爪撒珍珠,浩荡松涛拂秀湖。 跨渡神羊仙客至,栽生重穗馑饥无。 回心赵越行堪誉,反满朱明命不孤。 望远凭高江海阔,欣欣向盛起宏图。 中山纪念堂 气势庄严敬意浓,琉璃宝靛柱廊红。 常怀伟绩先行者,热盼人间共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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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孙中山的“是”与“非” - 当年革命党人的亲日情节
热度 1 Helmholtz 2013-12-25 15:00
制约中国未来健康发展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对诸多近代史疑团的澄清。因为直接的利益关系或传统的“为圣人诲”的文化,我们有意无意地把很多近代史实搁置在迷雾里。 比如孙中山因为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尊为国父,所以他的许多不对、或者明鲜的错误大概就永远不会被拎出来,而成为持续至今的包袱。 希望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能使得我们自己的历史变得跟西方一样清晰明白。中国的进步必然体现在具体的每个公民身上,体现在社会的和谐以及公平制度的建设上。 - 博主评论 中国革命党人的“亲日情结”祸国殃民 周晋 -从为安重根在中国立碑说起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案 今年六月下旬,韩国总统朴槿惠在访问中国时提出:希望中国能在哈尔滨为刺杀伊藤博文的韩国义士安重根设立纪念碑,安重根一时成为中国公众最为关注的外国历史人物。 1909年10月26日,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一举刺杀了日本第一重臣伊藤博文,举世震惊。在亚洲乃至西方如雷贯耳的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首任首相(共任四届并负责起草日本宪法)、首任枢密院议长(共任四届)、首任贵族院议长和首任日本驻韩国统监(总督)。这四个“首任”职务和“明治宪法之父”、“引领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最大功臣”的两大光环,使伊藤博文成为日本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其头像曾被印在面值千元的日币上长达23年之久。 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曾高度评价安重根的义举:“中日甲午战争后,中韩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就是在20世纪初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开始的。”时隔一百多年后,韩国还由总统向中国郑重提出为安重根在异国立碑,可见安重根刺杀行动的重大影响和他在韩国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安重根的头像被印在面值200元的韩币上和韩国邮票上)。 笔者不再赘述安重根刺杀案的来龙去脉或前因后果,只想谈谈由该案折射出的一个令中国人羞愧和反思的论题。 遗憾:中国革命党人缺席 伊藤博文不仅是大韩民族的死敌,也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敌人。1894年,伊藤博文参与策划了日本对朝鲜李氏王国的侵略和清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后作为日本首席代表与清帝国首席代表李鸿章谈判,最终迫使清帝国签订了《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平银三万万两,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未遂)于日本。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遭受的最大败绩和最大耻辱,是影响20世纪中国国运和21世纪中日钓鱼岛之争的最大肇因,至今仍被后人们耿耿于怀。 然而,就在安重根千里迢迢、单枪匹马(后在俄中找了几个帮手)、如荆轲般视死如归地赶往中国行刺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却没有一个中国革命党人做出安重根般的义举。须知当时中国革命党党内人才济济,汇聚了中国各路精英人物;而且就在安重根刺杀案发生后不到半年的1910年4月初,中国也发生了汪精卫刺杀清摄政王未遂的大案,可见中国革命党人完全有能力完成安重根式的壮举。与安重根相比,中国革命党人应该感到羞愧难当。 没有一个中国革命党人做出安重根般的壮举,有多重原因。 孙中山:日本情结和短视的国家观念 一. 纵观孙中山59年波澜壮阔的一生,其中有30多年在海外漂泊奔走,光在日本一地就待了整整11年,共出入日本15次。与西方国家不同,日本朝野给予孙中山很大的支持,同盟会的筹备会议就是在日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家中召开的,内田良平与另一名黑龙会会员、后来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灵魂的北一辉一起加入了同盟会。说来极为讽刺的是:黑龙会的名字来源于日本浪人一直觊觎的中国领土黑龙江。难道同盟会芸芸众生的耳朵和眼睛都是摆设吗? 二.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大多在日本留过学或受过日本的资助,有浓烈的“日本情结”;他们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颇为赞赏,认为它是中国未来独立富强的榜样;尽管有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但这些中国革命党人仍对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报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满怀借助日本的势力推翻满清、之后中日携手共创亚洲新世纪的一厢情愿的情怀。 三. 在中国革命党人的心目中,推翻满清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为达此目的,不惜任何手段和牺牲付出。孙中山只要汉族的土地,认为满蒙都不是汉族的领土,可以任人获取。加上对日本收容自己的感激,以及换取日本对同盟会、国民党的全面支持,晚清时孙中山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不厌其烦地向日本首相、将军、政客、财阀宣称:“满蒙不是中国的,可任由日本取去”,这种承诺后患无穷。 有人或许会说:不仅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其实都一样,在他们赤手空拳、势单力孤地开始其革命运动之际,多半都会向外国寻求帮助,也都或多或少地会得到外国的一些援助。列宁及其大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顺利回国,就直接得到了俄国的敌国德国的帮助和资助;中共早期也因为在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从莫斯科获取主要活动经费,曾被国民党指责为“卢布党”。 但笔者认为: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中共不同,后两者在革命成功、政权到手后,都不遗余力地维护本民族和本国的利益。然而,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很快任命了大批日本人--包括极力主张并策划满蒙独立的日本浪人头目内田良平--做自己的经济、法律、海军和政府等各方面的顾问。这些任命既无必要,更是养虎为患之举。更重要的是,史学界现已证实:1915年2月5日,孙中山在东京与日本秘密签订《中日盟约》,其内容比袁世凯政府大部分接受的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更卖国。中国“国父”放弃满蒙主权的郑重承诺及签订的《中日盟约》,极大地助长了日本人吞并满洲和蒙古的狼子野心。日本人把满蒙视为自己的囊中物,必欲吞之而后快,使中日之战不可避免。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孙中山视满蒙如弃履的国家观念甚为肤浅。甲午之战已暴露了日本人称霸亚洲、为中国最凶恶敌人的狼子野心。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还不够,竟然还要将满蒙的大片大片土地双手奉上,这已不是“亲日情结”和思想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所能合理解释。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后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在中国战场、太平洋战争期间在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上表现惊人。它以一国之力,先后与联合国全部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美、苏、英、法都爆发过战争,其“辉煌”战绩连纳粹德国都无法“媲美”,不难想象若日本“合法”获得满蒙之后,中华民族将怎样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蒋介石:祸国殃民“不抵抗” 《李宗仁回忆录》第三十九章里提到一桩历史旧案: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9月东渡日本,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人秘密会谈,会谈后达成共四项协定的密约:(一)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二)蒋介石坚决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蒋介石政权;(四)日本借予蒋介石四千万日元,以帮助蒋介石在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等。蒋介石与田中义一达成密约后,挟巨资回国,东山再起。 1929年10月,日本政府自恃先有中国“国父”的承诺,后有蒋-田中密约的协定,特派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蒋介石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学习时的教官)为专使,持上述密约的副本,与蒋介石密商有关日本接收满蒙等事项。蒋介石遣人将日本公使灌醉后,派员窃取了其随身携带的密约副本,使密商无法进行。佐分利贞男于1929年11月29日返日,自觉无脸见人,未几于箱根温泉旅馆吞枪自裁(一说被杀)。被蒋介石黑了一大把的日本,深恨蒋介石“太过无信无义”,自此加速了武力征服中国的军事冒险计划,不久即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自诩为“孙中山事业继承人”的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处理,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蒋介石被迫履行孙中山在《中日盟约》特别是蒋-田中密约中的双重承诺。史学界“攘外必先安内”的解释和“中国打不过日本”的理由都太过牵强,无法合理解释蒋为何一枪不放就放弃东北那一大片富饶美丽的大好河山(抗战胜利后,蒋最先想到的是抢占东北,可见蒋不是不知道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九一八事变出乎意外的顺利使日本食髓知味,六年后又发动“七七”事变,中国遂在八年抗战中血流成河、尸骨成山。而蒋在抗战胜利后“以德报怨”,赦免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侵华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等日本战犯,只是曾留学日本的蒋“亲日情结”的一“小”表现。 汪精卫:“大义凛然”当汉奸 国民党二号人物、也曾留学日本的汪精卫,是孙中山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和同盟会中资格最老的一辈。孙中山著名的《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执笔人是汪精卫,可见汪在革命党人中的地位。汪曾干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刺杀清摄政王的壮举,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是中国近代政治家(政客)中人格最为分裂者。中外史学界对汪精卫甘当最大汉奸的原因提出了种种分析解释,从汪的性格、遭遇、争权到“不惜以一己之身救沦陷区民众于水火”等不一而足,但都不能使笔者真正信服。汪精卫很在意自己的名誉,又澹泊名利,且只是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无军事指挥权,无须对抗战初期中国的失利负主要责任,从各方面看他都不是甘当大汉奸的“最佳人选”。笔者相信:汪精卫的“叛国投敌”,也与他深受孙中山的放弃满蒙论的影响并想履行孙中山在《中日盟约》中的承诺有关。汪本人的“亲日情结”和上述史学界的种种分析解释都只是部分因素,否则根本无法理解汪精卫“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至死不悔甘当被千万人唾骂的大汉奸的“勇气”。汪精卫死于日本,但他遗嘱归葬在南京中山陵旁,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国民党党旗,说明汪至死都视自己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和以国民党人为荣。这样的人甘当大汉奸,自有他不为外人理解的内情和理由。 结论 孙中山若地下有知,应该对自己有蒋介石、汪精卫这两个忠实的嫡传弟子感到十分欣慰。然而历史早已证明:由亲日的中国革命党人执政(包括“汪伪政权”)后推行的一系列对日国策祸国殃民非浅。孙中山放弃满蒙之“高论”、与日本签订的《中日盟约》和他提出的“联俄联共”政策,是中国推行错误的对日国策、日本侵华、国共分裂的源头,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战祸频仍、至今国家无法统一的一大原因。孙“国父”的头衔当之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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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为什么不扶持孙中山
xuxiujiang 2013-11-4 11:57
美国人为什么不扶持孙中山 有个学者说,民国时最不靠谱的人是孙中山。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既惊诧又觉得别扭。因为在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里,孙中山的形象相当高大神圣。于是很多人心目中,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这个为中华民国不懈奋斗的伟大人物。他的一生体现了其崇高的革命精神。也就是说,孙中山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其实,在同盟会里,孙中山的名气很大,但威信并不像人们后来所以为的那样高。孙中山这个人的最大特长是能说,会说,敢说,往往语出惊人,震惊四座,被当时的人称为孙大炮。说得白一点就是能忽悠。在海外华侨中为革命募捐,开始的时候,很多华人都被孙中山的慷慨陈辞所打动,纷纷解嚢相助,毁家抒国。当时的海外华人尤其是美国华人还是第一代移民,有钱的不多,普遍不太富裕,孙中山许了许多愿,打了很多白条,钱借到手了,可是革命却没有什么明确的进展,后来孙中山在华人中筹款越来越难了。终于有一天,孙中山撑不住了,只好回到美国打工谋生。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修养的人崇尚知行合一。孙中山则说,知难行易,他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中国哲学思想的进步,而是为了标榜自己比别人更有见识,比别人先知先觉。其实,能说的人,不一定能做。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能看到思想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这是中国人的通病。孙中山是革命的倡导者,但是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我们很难找到孙中山的身影。当时的革命者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的甚至还是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包括后来就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内,他们每天琢磨的就是如何暗杀,如何暴动,谁都没有考虑过今后如何治理国家,建设国家。武昌首义不久,清朝就宣布皇帝退位,南北议和。胜利来的如此突然,这些只知道造反的年轻人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到了张罗和袁世凯谈判的时候,革命党人才暮然发现原来群龙无首,一大群热血沸腾的革命党中竟然找不出能压住阵脚的人去和袁世凯谈判。于是,这时有人想起了孙中山,毕竟此人此前写过一本书叫《建国方略》,对如何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有过比较系统的思考。此时的孙中山在干什么呢?在美国的一家华人餐馆里帮厨打工,他根本就没敢奢望当上革命党的首领,没想到竟然拣了个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当。革命党这面的正副两个总统都是革命者生拉硬拽来的。这在全球文明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奇观。不是自己打下的江山自己不心疼。在台下对当政者指手画脚容易,一旦大权真的飞到身边,很多人其实都不会用。在老奸巨猾的袁世凯面前,孙中山,黎元洪二人很快就交了枪。毕竟孙中山那时太缺乏根基了。他能代表谁?谁都代表不了。反倒是因为他当过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威信和声望提高了。后来便不断有人利用孙中山的这个声望反对北洋军阀。可是美国人始终没看好孙中山。因为美国人更务实,对孙中山可能更了解。美国人的逻辑很简单,一个你连钱财都不敢托付的人,你敢把国家托付给他吗?其实,美国人一直在中国寻找利益代言人。孙中山死后,美国人很快选择了蒋介石。令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是个比孙中山更不靠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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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孙中山再活20年........
热度 5 lin602 2013-9-9 22:19
今天是毛泽东去世纪念日!毛泽东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 突然想到,假如孙中山再活20年,中国历史可能要大大改写!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与后来执政的蒋介石有很大差别,如果孙中山不去世,轮不上蒋介石说了算,而且可能与共产党不交恶,共产党也可能不拿起枪,因为孙中山愿意与共产党合作。 当时有个临时国会,国会选举国民党胜利,宋教仁准备组阁工作,被袁世凯派人杀害。袁解散了国会,从此国会再也没有出现。 孙中山毕竟在美国多年,受美国的影响很大,如果他执政,可能采用‘五权分立’(网上有介绍,也有可能最后改变为三权分立)的方式来改变中国政治体制。说不定国民党与共产党成为国会的最大二党。 孙中山如果在世,蒋介石是做不了头的。蒋介石的几次下野,说明蒋介石也不容易控制国民党。 孙中山如果再活20年,中国的历史将会改写!中国目前的体制可能更会象印度、巴基斯坦。 孙中山----伟大!是国民党与共产党都尊重的伟人。 历史就是这样不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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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应该尊敬和感谢翁帆!
热度 6 wangxh 2013-9-8 12:59
91岁杨振宁携36岁妻子捧场刘晓庆话剧 翁帆短发显温婉 9月6日晚,刘晓庆一连三场的舞台剧《风华绝代》在香港尖沙咀文化中心拉开帷幕。91岁的杨振宁和36岁的妻子翁帆到现场助兴。( 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ent/live/2013-09/08/content_22218368_2.htm ) 大师可能就是大师,思想与语言都不同于常人。当年82岁的杨老与28岁的翁帆结为秦晋之好时,俺也不以为然,甚至有些那个。当时杨振宁就说,过了多少年之后一定会成为一段爱情佳话,看来真让杨大师说着了。现如今91岁高龄的杨老,如果没有翁帆的悉心照料,也许不会有这么充沛的精神吧! 不过,杨老是科学大师,科学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能否让他们俩生一个科学的宝宝呢? 1915年10月25日,22岁的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 孙中山 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虽然孙先生1925年离开了她,但她终其一生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而奔波,不也留下了一段美丽的传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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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划分三类人
liuli66 2013-8-5 09:05
“先知先觉者”,创造发明; “后知后觉者”,仿效推行; “不知不觉者”,竭力乐成。 他说: 此三系人相互为用,协力进行,然后人类文明进步,才能一日千里。(民权主义第三讲) 又说: 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长城能筑。(孙文学说) 摘自钱穆《中国思想史》,p.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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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缕缕才华横溢,却不曾芳及那半室老宅
热度 4 gjcnefu 2013-4-7 21:12
2013-8 期《读者》,“身边的藿香”(陶芳宣),讲述了郁达夫与原配妻子孙荃的故事。大意是郁达夫在迎娶了乡下姑娘孙荃,初时恩爱,孩子陆续出生,和谐幸福。但结婚七八年后,邂逅王映霞, 1928 年结婚。此后,郁达夫长期旅居异乡,而孙荃则辛劳照顾几个孩子,终生未再嫁,但却无怨无悔。孙荃 1978 年在老家富阳病故。这篇文章讲述了孙荃老人那种崇高的爱和豁达与执着。 也许是巧合,或者是因为看《读者》的文章较多,脑袋里又浮现出来几个画面,这也是《读者》中讲述的故事 : ---- 在北京火车站,孙中山为原配妻子 卢慕贞 送别时,追着即将远行的列车,想去伸手最后抚摸一下她,却不想扯断了她胸前挂着的念珠,于是大声喊道“回老家,别再念佛了,要信基督”。回去的 卢慕贞 则孝顺公婆,打理老宅,吃斋念佛,慢慢老去。他则与他的妻子宋庆龄继续生活。 --- 在香港,当郭沫若的第二任妻子郭安娜(原名:佐腾富子 )领着4 个孩子,在香港看到了他,和他年轻的妻子,还有他们的 5 个孩子 ,她选择了沉默, 21 年的夫妻之路,荣辱峥嵘,都被她的博爱平复。她选择了在中国定居,虽然没有中国国籍。她活了 101 岁。 我不仅感叹,当我们看到历史中的时代人物在文坛,或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建功立业的时候,可曾想到过,那个静寂的躺在某个历史之光照不到的角落中,那份被毕生坚守着的爱情和执着? 我无才情,实在无法抒发太多的想法,也只是好奇历史总是那么的相似罢了。习惯了用数据说话,只想让大家感觉到,多个故事的出现暗示着某些事情发生的并非偶然。 最后想说一句:一缕缕才华横溢,却不曾芳及那半室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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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兰亭第二“父子碑”看孙中山的极度无知
热度 2 yue 2013-3-10 21:49
从兰亭第二“父子碑”看孙中山的极度无知
人的思想是变化的,数年来我对孙中山深恶痛绝。 从兰亭第二“父子碑”能够看孙中山的极度无知。 兰亭“父子碑”是指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羲之的字碑。具体内容有所混淆。 兰亭第二“父子碑”是指康熙和乾隆在兰亭留下的字碑。 康熙的字碑是摹写“兰亭集序”,乾隆的是赞美“兰亭集序”的。 从第二“父子碑”可以看出,满族完全是中国人,可惜孙中山根本不懂历史,把民族主义的长枪利剑对准了满族。 当然孙中山更不懂世界历史,不懂英国的历史。他懂得只有一个,就是美国。 无知真是害死人。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对袁世凯了解吗,就把权力交给他。孙中山的无知真是令人叹惋。 从个人的牺牲看,孙中山也是很少的。 孙中山也是一个“其善可及也,其恶不可及也”;“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人。当然人类都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但是孙中山的问题特殊,因为很少有人承认他也是这样,所以应该着重研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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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依赖的“黑社会”纽约总部,兼看纽约的楼房应急设施
热度 7 陈安博士 2013-1-28 17:57
孙中山依赖的“黑社会”纽约总部,兼看纽约的楼房应急设施
  俺们看《孙中山》的电影剧本,觉得有点意思,里面说清政府雇佣了日本黑社会喽啰在日本刺杀孙中山,结果,俩喽啰去了,发现迎接孙先生到日本的居然是他们所在的黑社会组织老大,于是,悻悻地回去交差了,说这活干不了。   孙先生为了兴汉灭清,几乎用遍了所有手段,包括以上的和日本黑社会老大的交往,以及在美国和当地黑社会的交流,其中就有所谓的“洪门”,今天的致公党。   俺们这次去美国路过纽约时停留了一天,在华人街溜达,发现了纽约的致公党总部所在地,也是一间破楼,上面第某层上写了几个大字,说明是啥用途,简陋得很。不知道中山先生在纽约待过多少次,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是他曾经在檀香山聚集黑社会准备回国革命的事情。   华人街的楼鳞次栉比,拥挤得不成样子,所以,应急成为很大的问题,不过,从楼的外面就能一眼看到应急的通道,这个有点意思,俺们拍了些楼下来,给没有去过纽约的人开开眼,去过的人也可以复习下。   第一张就是致公党纽约总部   第二张,我们看看国民党在纽约的总部吧。      第三张咱们可以看到庙宇的样子,看来国人到了纽约,也需要精神上的支柱啊。      第四张看看另外一个宗教,不知道咋回事,这一天教堂外全是垃圾袋。   以下的图片,我们都可以从楼房应急疏散逃生的角度看纽约华人街的楼宇结构。
个人分类: 物论|7779 次阅读|14 个评论
[转载]华生:收入分配改革方向孙中山都想到了 现在是装傻吗
wk8587 2013-1-16 08:13
华生:收入分配改革方向孙中山都想到了 现在是装傻吗 2013年01月16日 03:13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分享到: 更多 862 人参与 22 条评论 华生 原标题:收入分配改革:改谁,保谁 近来,收入分配改革被社会各界热议。据悉已酝酿8年之久的方案仍未出台。这或许意味着改革亟待破局。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一个社会应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也应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克服平均主义”开始,收入分配问题能否处理得当便关乎中国改革的成败。《冰点周刊》就此问题专访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国资管理体制、股权分置改革”的提出者、推动者华生教授。 这好像说不通吧,明明是土地公有,怎么好处全归少数私人了呢 记:你曾经提出,当今中国,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对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讨论有偏调之嫌。怎么理解? 华:这个题目说得很热闹,别说普通人,现在连专家都很混乱。很多时候这个话题已经脱离了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这个根本出发点被讨论。就以“提低、扩中、限高”这个大家普遍达成共识的大方向为例。先说“提低”,很多自相矛盾的说法盛行。比如媒体一边宣传工资收入停滞不前,一面又说企业人力成本急剧上升,经营困难,这两个说法必然有一个是假的。客观地说,以农民工的工资为例,事实上这几年确实提高得很快,每年都超过20%,这样就有提低到底是提谁和怎么提的问题。“扩中”同样面临类似问题,怎么扩,谁来扩?民营经济的就业人口占了一多半,政府说了不算,政府能提的人,无非是公务员、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但是大家已经嫌他们高了,要是扩这些,意见就更大了。所以说起来容易,具体落实不好办。“限高”这个事情就更典型,泛泛说限高所有人都赞成,一具体化了谁都不赞成。比如现代西方国家主要靠个人所得税与财产税调节贫富差距,而中国人一讲到这些头都疼了——好不容易挣了套房子还要缴税,留给孩子还要缴税? 到最后,所有的讨论都围绕着如何提高收入展开,大家也都爱听。要提高收入这对不对?当然对,但要注意到,这时候讨论已经远离贫富不均这个主题了。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蛋糕做小了,而是蛋糕切得不公平。 记:收入分配问题真正的症结在哪里? 华: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是有关系,但同样是有差别的。收入更多是讲一个流量,本身不能代表你是富人还是穷人。比如一个人工资5000块钱,但没有房子,还有一个人也是拿5000块钱,但家里有几套房,价值1000万元。这两个人能一样吗?所以说收入和贫富这两个概念不能偷换,大家真正不满意的是贫富差距太大了,单纯讲收入,完全是讲流量,并不能反映存量。 现在的各类富豪榜上,地产商独占最大的份额。在自然资源丰富的省份,则是坐山吃山的老板最风光。社会不可再生的土地、矿藏这些垄断性资源成为少数人暴富的资本,这就是我们这些年制度安排的最大失衡。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在美国当教授的,现在快要退休想回国来住,把他在美国的房子卖了,卖了50万美元,回到中国一线城市来都买不起房。在美国,他这个教授绝对是中产阶级,净资产50万美元啊。美国的工薪阶层财产也就是二三十万,50万美元已经很好了。但你要是到中国来,一套房可能都买不起。 这说明我们现在收入分配极其混乱,收入和财产的分配极其不平衡。因此,如果单纯从流量上、从表面收入上看问题会有非常大的偏差,针对解决贫富差距的措施就容易扭曲,最后收入分配改革就不好搞了。 记:也就是说,你认为中国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财产性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等。 华:是的。这些年来,巨量的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被密集投入在围绕重点城市户籍人口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上,造成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飞涨,从而形成了全国范围内财富从农村居民向城市户籍居民以万亿为规模的持续转移。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曾经主要靠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来强制性掠夺农民为工业化提供积累,那么,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我们事实上又走上了靠掠夺城乡土地市场价格差为城市化提供积累的道路。 改革开放之前,城镇居民基本不拥有住房,都是租公房,而且人均面积只有几平方米,主要家庭财产就是价值一二百元的老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而当时的农民家庭一般拥有自己的住房,自行车也不算稀罕,同时还占有一块宅基地和自留地。因此,应当说当时城乡财产差别不大。但是今天,绝大部分非城郊农民的全部财产平均在十来万元,而城镇居民通常为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这成为城市化即农民变为市民的最大鸿沟,也是城乡贫富差距拉大的主因。看不到这个主因,仅仅在给农民增加一点收入上绕圈子,显然就会偏离解决问题的主攻方向。 记:城市内部似乎也有房子带来的财富鸿沟。 华:对,即使在城市内部,财产性收入造成的“马太效应”同样很大,有人靠权力,有人靠眼光,由房产造成的贫富差距是惊人的,也是普遍的。 记:贫富差距是城市化发展必然产生的问题吗? 华:其实我们可以反观日韩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二战后平稳完成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过程。关键一环就是认识到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期,房价上涨,尤其是大都市圈的土地价格上涨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要防止和遏制土地和住宅占有的不公对劳动者和移居者的财富剥夺。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观点的典型表述是,如不限制对家庭住宅的投资行为,极可能发生三大财富剥夺。首先是食利阶层对创造附加价值的劳动者的财富剥夺;其次是土地拥有者通过非生产性方式对社会附加价值创造者的财富剥夺;以及原住民对移住民的财富剥夺。因此,日韩、台湾地区以公平优先为原则,对以土地为代表的财产,有着一整套严密的调控措施。举个例子,韩国当年买别墅可以,但住别墅每年的保有税高达7%,年年交,月月交,富豪也够喝一壶啊。个人所得税也很厉害,日本韩国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那个时期都在70%左右,遗产税超过50%。因此,当时的日韩的特点是,第一老百姓不买大房子,第二父母如果有房,孩子尽量不买,因为如果孩子没房,父母把房子留给孩子可以免交遗产税。如果有,就要交遗产税,一交交走一半。最后的结果就是,拥有一个房产自己住很好,根本没问题,你想从里面赚钱,从各个角度都给你卡住。真没房的人想要房子,有房子的人不敢多占。这就对啦。 所以说你看韩国当时有一系列“土地公”概念的立法,人家是私有土地,但增值部分都要拿出来分享,我们恰好相反,名义上还是国有集体土地,增值却被少数人装了腰包。这好像说不通吧,明明是土地公有,怎么好处全归少数私人了呢? 如果一谈具体问题都要归结到“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就没意思了 记:除了财产性收入问题,收入分配改革要啃的“硬骨头”还有哪些? 华:另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财政资源歧视性的二次分配。包括社保、教育、医疗在内的整个福利再分配体系向户籍人口、向体制内人员倾斜。客观地说,这一点跟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历史相关联的。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保护的就是城市户籍人口。经济困难的时候,城市户籍人口有布票、有粮票、有油票,保证了至少最基本的供应,但是其他人是没有的。所有这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跟我们财政体制的制度歧视都是有关系的,本来财政资源的分配可以减弱市场本身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而我们的财政分配却从整体上强化了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所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必须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 此外,数额巨大的隐性收入同样加剧了贫富差距。在中国,不合法的、半合法的隐性收入数额巨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没有巨额的隐性收入,名酒名烟价格能那么贵吗?商品能包装成那个样子吗?老百姓没事闲得买那个?最终不还是都被少部分人拿走了?人均收入这么低,又是全球奢侈品大国,说明你肯定贫富差距很大了嘛。这里面有腐败的因素,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中国缺乏法治环境、关系文化泛滥造成的。要注意到,找关系的不只是官员,老百姓也想找关系。医生拿红包,各行各业都发 购物 卡,现在已发到两万亿,不都是隐性收入吗?这同样是扩大贫富差距,当然,公权力的腐败会使得这个东西更让人觉得不可容忍。 所以你看,土地增值、福利歧视、隐性收入,这三块的分配都是严重不均等的。因此讨论收入分配问题,我们不能离开居民本身的贫富分化,而在似是而非的外围问题上兜圈子,而是要正面揭示那些真正不公允地拉大贫富分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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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四位名人 历史上的今天
热度 2 xupeiyang 2012-11-12 08:29
【1866年11月12日 民主革命家孙文(孙中山)诞辰】 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其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病逝,终年71岁。刘少奇是湖南宁乡人,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1959年,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5年连任这一职务。 1939年11月12日,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在中国河北省唐县逝世,年仅50岁。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38年春来到延安,担任军医,援助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在抢救伤员时感染病毒不幸逝世。 【1910年11月12日 数学家华罗庚诞辰】 华罗庚出生于江苏金坛县,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华罗庚在解析数论方面的成就广为人知,国际颇具盛名的“中国解析数论学派”即华罗庚开创的学派,该学派对于质数分布问题与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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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向毛泽东他老人家学习!
热度 11 wangxh 2012-9-9 11:12
向毛泽东学习! 学习他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学习他一心一意为中华民族! 最著名的论断: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 附袁世凯与孙中山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对话: 孙:俺平生最大的愿望其实不是做总统,而是修铁路。在有生之年将用数年时间在中国修建10万公里铁路! 袁:好呀!那么寡人委任你做中华民国的铁路总监,负责此项目。 孙欣然接受此重任,并且的确做了数月铁路总监...... 又附:中国2010年底铁路总长7.66万公里,预计2020年达到10万公里。 又又附:9月9日也是俺祖母的忌日(不过父母按阴历给祖母上坟)。记得祖母的思想非常新潮,用她老人家自己的话说就是“赶形势”。如果祖母活着,俺教她学计算机上网、上QQ聊天她绝对不会像父母一样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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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孙中山:建国方略(包含孙文学说——知难行易.doc
yue 2012-7-8 10:31
导读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 建国方略(包含孙文学说——知难行易.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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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不能救国
热度 6 weiwu207 2012-6-26 08:55
在和平年代,科学可以强国。在动乱年代,科学不能救国。孙中山、鲁迅和郭沫若等之所以弃医从文,就是他们悟出了这个道理。科学家,作为知识分子有迂腐之处,注重细节,缺乏开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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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孙中山
热度 3 sychun 2012-5-16 10:52
严复与孙中山
严复与孙中山 七言打油 孙迎春 百余年前举国愁,炮利船坚列强吼。孱弱清廷摇欲坠,志士仁人理西求。 社会演进不可骤,突变跳跃复所否。译事三难信达雅,天演哲学我始有。 社会革命本突变,屹然中山态度坚。人寿几何不可待,举事辛亥葬封建。 民主革命危亡挽,建国方略闻世间。三民主义火恒燃,国人永怀孙中山。 莫道严孙不相侔,志扭乾坤是共有。翻译政治间无隙,两相依赖壮志酬。 物竞天择严复籀,适者生存真理有。辛亥成果国人享,烈士英魂笑神州。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 孙迎春 2011-7-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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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三个孙中山
热度 4 Wuyishan 2012-4-11 15:19
三个孙中山 ( 博主按:这是 2001 年的文章,但我刚看到,觉得很有意思,故转贴一下。题目是我编的。) 王栋生 南京师大附中语文教研组 近年开展的 “ 反作文 ” 教学,收效显著。所谓 “ 反作文 ” ,即针对日趋僵化的作文内容与模式,反对 “ 假作文 ” 、 “ 伪作文 ” ,倡导作文的 “ 返璞归真 ” ,鼓励学生在作文中开拓新题材,在形式上不拘一格,自由地写。他们鼓励 “ 离经叛道 ” ,主张解放学生的思想,保护学生的写作个性。 “ 让学生写他们最想写的文章 ” 。 作为 “ 启明星作文丛书 ” 的一个系列, 490 篇 “ 反作文 ” 佳作分别收入五个分册 ( 《让思想自由地飞翔》《与苏轼相遇在秋天》《在这片湖边》《没有麦田的守望者》《一棵十八岁的树》 ) ,已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为什么要 “ 反作文 ” ?作文原来该是什么样的? “ 反 ” 了以后会成什么样? “ 反 ” 了 “ 作文 ” ,那还有作文吗? 先说一件旧事。大约十多年前,有位记者给我看了几篇小学二年级学生的 “ 写话 ” ,一篇是《星期天》: 星期天我到浮桥公园去玩了,我 chi 了两回滑梯,吃了两根冰棒,一根是桔子的,一根是赤豆的,后来我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另一篇是《中山陵》: 昨天我到中山陵去玩,看到三个孙中山,下面的一个站着,是铜的。爬到上面,房子里有一个坐着,是白色的。屋子里面还有一个睡着的 …… 我看过后笑了,这些小学生虽然还不懂积极修辞,还不会用形容词修饰,但是叙述得很清楚。所谓童言无忌,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看这样的 “ 文章 ” ,如闻天籁。可是老师给这几篇文章打了不及格。教师为什么看不上眼呢?是因为 “ 没有意义 ” 。我想起来了,我们的中小学作文教学的确是要引导学生谈点 “ 意义 ” 的,是的,就是为了意义,我们要给七八岁的孩子上一道紧箍,要告诉他们:有许多东西是不能随便去写的!管好你的笔! 当这些孩子读完了 6 年小学和 3 年初中后,站到了我的面前。他们全都知道 “ 小了一泡便 ” 和 “ 看见三个孙中山 ” 如同孩提时赤裸着身体一样,难登大雅之堂,不能作为 “ 神圣作文 ” 的内容了。他们已经学会了要准备一套 ( 或者几套 ) 面具,他们已经会小题大做,会讲意义,会摆姿态,会谈理想与情操,会教育别人 …… 总而言之,真情实感成了 “ 稀有情感 ” 。每当看到高中学生的作文腔调像官僚,我就特别地痛心。我们总说教育是培养人的,可是如果一个人只能 “ 趴着写 ” 、 “ 跪着写 ” ,一个人只能戴着面具写,一个人成了精神侏儒,我们还能说他的文章合格吗?像这样的写作水平,我们能指望它有人文高度,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吗?   作为教师,我不怕学生幼稚,只怕他们不像个老老实实的人,只怕他们戴着面具 ( 当然,我也反对教师戴面具、做假 ) ,看到同行们为学生的作文而叹息的同时,我就想到过,如果有一天,我们能把这一切都颠覆,还作文本来面目,让我们每天都能接触到学生的真情实感,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 其实,现今流行的 “ 伪作文 ” 才是对作文的反动,正是那种伪作文败坏了文风,破坏了学生的写作欲望,摧毁了他们的审美情趣,我们不能不憎恶那种假模假式的所谓作文,我们必须与那种伪作文彻底决裂。平心而论, “ 经 ” 与 “ 道 ” 都有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历史上真正能有点才学的,有哪一个不是离经叛道的? 所以,对已经让人们厌倦的、例行公事式的作文,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应当来一个革新,脱胎换骨!虽然我们并没有把握说 “ 反作文 ” 是最佳的作文模式, “ 反作文 ” 所代表的只是一种观念、一种做法,这种提法也许有点矫枉过正,但是通过一年来的实践,我们发现,一些原来厌倦作文的同学,现在能带着笑去写作;有些原先作文成绩不高的同学,发表了自己的作品;他们敢想、敢说、敢写 …… 而教师在批改作文的时候,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文章本来就该这样写,不是因为有高考才想到要 “ 反 ” 。作文教学不但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老大难,而且也没有达到应试作文的要求。回顾近年以来的高考作文,虽然是 “ 带着镣铐跳舞 ” 、 “ 螺丝壳里做道场 ” ,但是脱颖而出的,多数都有点 “ 异端 ” 。   不过, “ 反作文 ” 究竟有多大的效用,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它的发展趋势会怎样,这些,都还有待我们在深入的教学实践中验证。 这套丛书所选的是南京师大附中近年来的学生作文。我们选编的原则是,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有自己真实的思想和情感,有个性,有新颖的内容与构思,有独特的表达方式,一句话:去伪存真。从严格意义上说来,这是一批返璞归真的作文。 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赤子之心。当一个人像孩子一样赤裸着站在上帝的面前时,连上帝的心都会为之震撼,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我在看 “ 真作文 ” 时,不由得想到了这些。 出处 : 《中国教育报》 2001 年 10 月 25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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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孙中山博士学位真相
limingyang 2012-4-8 19:03
孙中山确实从未获过医学博士学位,只是香港西医书院的本科毕业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所致。“孙逸仙博士”的称谓,流行于国内外数十年,想必也多指“医生”而兼有敬仰之意吧。 人称孙逸仙博士的中华民国国父 孙中山 ,其实从未取得过博士学位,称他博士完全是以讹传讹。 孙中山原名孙文,1866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字德明,号日新、逸仙。因流亡日本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故世称“中山先生”。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在檀香山发展的长兄孙眉接济,与母亲一道乘轮船远赴 夏威夷 檀香山,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到达檀香山后,孙中山进入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1881年于此校毕业后,孙中山又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相当于中学)继续其学业。 在檀香山读书时,长兄孙眉的农场有一佛堂,孙中山在这里看到,患病的中国工人也不去找医生,却跪在关帝像前祈求保佑驱魔除病。孙中山很生气,忍不住说:“你们有病去找医生才对,吃神茶、香炉灰怎能把病治得好呢?”檀香山有位广东顺德人杜老师,孙中山常向他请教学问。见他屋中多医书,问其原因。杜老师说:“北宋范文正公曾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我崇拜他,也学做医生。”孙中山觉得,做不了良相再做良医,这不恰当,可先从良医做起。当时,先进的西医术已经传入中国,他于是坚定了学习西医的信心。 1886年秋,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学堂学习医学;1887年9月,再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7月,21岁的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号称成绩全校第一,由教务长康德黎博士为他颁发了毕业证书。而其实当年毕业生只有2人(1897年10月,与孙中山同时进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华人青年共13人,经反复淘汰,到第5学年,有资格参加毕业考试的只有4人,评分结果,只有孙中山和江英华两人及格,孙中山居首)。 香港西医书院乃香港大学的前身。香港大学将孙中山定义为香港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并保留著其满分之试卷,在荷花池中树立著国父铜像,供后人景仰。孙中山后来在回校探访时曾说过:香港以及香港大学是我知识的出生地。 笔者曾细览了许多记载孙中山这段历史的文章和著作,发现在叙述中大都回避谈孙中山的“学位”问题。孙中山确实从未获过医学博士学位,只是香港西医书院的本科毕业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所致。“孙逸仙博士”的称谓,流行于国内外数十年,想必也多指“医生”而兼有敬仰之意吧。 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有口皆碑。 由于 孙中山 毕业的香港西医书院当时未获得港府立案认可。因而孙中山不能获得香港的行医权。只好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一次,孙中山还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返乡时,路过澳门,当地士绅曹子基家中有人久病不愈,经孙中山医治即康复,由是,孙中山的名气在澳门流传。及至孙中山毕业,澳门士绅即推荐他到镜湖医院当西医师。同年12月,孙中山在澳门开设一间中西药局,自己单独行医。行医不到三月,即“声名鹊起”,“户限为穿”。孙中山行医成功,受到葡籍医生的嫉妒和排挤,孙中山被迫改到广州行医。 孙中山医德高尚,对穷苦百姓常怀仁爱之心。他在澳门镜湖医院和后来在广州行医时,均刊登广告,言明每日上午10时至12时为义诊时间,不受分文。当时有一位老人的孙子得重病,因无钱医治而万般无奈,孙中山免其诊金、药费,为小孩动手术,摘除一颗重达一两七钱的结石,使小孩解除了病魔之扰。 孙中山在其短暂的悬壶济世之生涯中,很注重先进理念的传播,不忘帮助乡民破除迷信,以弘扬医学之科学观念。1892年,翠亨(孙中山的出生地)村民陆檀生的妻子难产,一天一夜不能分娩,接生婆束手无策,情势十分危急。孙中山知道后,马上来到陆家,要为产妇接生。但其时民智尚未开,陆家人认为男人为女人接生,就会给分娩者的全家都带来霉运,于是百般阻拦,说什么也不让其接生。孙中山耐心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为产妇成功地做了手术,使得母子平安,皆大欢喜。同年,香山县南朗镇的程汉章的妻子亦难产,情况也是很危急,孙中山闻之迅即赶到程家,及时为产妇施行手术,最后用钳子夹住婴儿额角,使之顺利出生,母子也都平安。通过这些行医活动,孙中山了解了社会之实际状况,他认识到,救民出愚昧之水火,是改变中国落后所必须走的路。 孙中山不仅有高尚的医德医风,而且有着精湛的医术。当时有个叫前山的村子,有一位叫魏恒的人,患痔疮二十余年,求医各地未能医治,痛苦不堪。后经孙中山之施治,不到七日便治愈了。澳门的《镜海丛报》1893年7月25日登载题为《神乎其技》的文章,称赞孙中山其医术高明,“不过七日之功”而治愈患者20余年痔疾。孙中山的名气更大了,乡人纷纷请孙中山治病,“或十数年之肝风,或数十年之脑患,或六十余岁之咯血,均各奏效神速”。 这一年的《镜海丛报》还以“镜湖耀彩”专栏,登载了孙中山治愈的六个病例,盛赞其医术高明。有舆论赞其医德:“数月病源,一朝顿失。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澳门知名人士卢焯之、陈席儒、吴节微、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等还联名在报章上两次刊登《春满镜湖》广告,介绍孙中山行医情况,以及其高尚医德。 由于孙中山经常义诊或免收药费,尽管求医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但孙中山医馆仍然收不敷支,可换来了患者及家属的交口称赞。行医数年后,孙中山又进一步认识到,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来说,“医术救人,所济有限”,所以,他决计“借医术为入世之谋”,从事革命活动。后在他的领导下,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他本人有也被誉为中华民国国父。( 作者: 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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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孙中山伦敦9个月萌生“三民主义”
whyhoo 2012-3-29 22:32
英国篇   “伦敦蒙难”使孙中山开始在世界上享有声誉,这也算是意料之外的收获。蒙难后在伦敦长达9个月的停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享受的难得的“闲适”时光。也正是这9个月时间里,孙中山通过图书馆读书进行理论研究,对社会的实际考察,初步形成民生主义思想,加之以前已有的民族、民权两主义,“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不仅如此,他也结交各国朋友,其中很多人成为孙中山日后革命生涯的坚定支持者。   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也是记者一行重要的采访地之一,伦敦蒙难之后的孙中山主要会在三个地点间走动:葛兰旅社、大英博物馆和康德黎家。   “伦敦蒙难”后,孙中山意识到潜在自己周围的危险,他要何去何从?经过权衡,他选择暂留伦敦。这也成为孙中山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   在伦敦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在葛兰旅社下榻。葛兰旅社英文名为GRAY’S INN,位于伦敦牛津街,与大英博物馆相距不远,孙中山多会步行到大英博物阅览室读书。   2011年4月15日,葛兰旅社所在之楼至今仍在。旅社乃四层楼房,灰色砖墙统一配白色窗子。房间附近便是一个面积在几百平方米的小花园。尽管牌子仍在,但主要功能已有所改变,200多个房间都租给不同公司使用,在每幢楼的主门内,都能看到详细的入驻公司名称。   在英国期间,孙中山主要会在三个地点间走动:葛兰旅社、大英博物馆和康德黎家。1896年12月4日,孙中山正式开始到大英博物馆阅览室读书,他通常在上午9时或10时进入图书室,下午两点至附近的金谷面包公司午餐,餐后又回图书室继续阅览,至下午7时或8时才离院回旅社或至康德黎家。   也正是在这短短的9个月中,孙中山通过略显单调的理论研究和实地考察,民生主义思想初步形成,更是结交了不少革命朋友。 苦读:很注意研究各国的宪法   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不巧的是,记者前来博物馆采访时,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正在维修中,工作人员告知阅览室要延续到2014年才能重新开对外放。   大英博物馆也因其图书馆著名,这里是马克思为他的不朽之作——《资本论》收集资料和写作的主要场所,许多参观者来寻找马克思当年常坐的座位。在图书室里,曾经有诸多享誉世界之士在此阅读、学习,其中包括马克思,也包括列宁。   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孙中山“很注意研究各国的宪法”,阅读欧美一些国家的政治、军事、历史、哲学、法律、经济等著作。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这样记述:“他不停歇地工作,阅读有关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海军的书籍;矿业、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等,用了他主要精力,并且细心和耐心地研究。”   在阅览室中,除借阅图书杂志外,孙中山还会在里面撰写文章,里面毫不喧哗,更宜阅读或写作。康德黎曾对人说,“孙逸仙在伦敦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浪费过时光,他时时都在工作”,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除了到大英博物馆借阅图书外,他还不时前往南甘新顿博物馆、石室图书馆、宪政俱乐部、康新顿帝国学院等处查阅资料,进行调查。   当时,美国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土地问题》、《我们的土地与土地政策》以及《进步与贫穷》等书均已在英伦流行,孙中山曾花费诸多时间阅读这些译著。这些书对他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此时开始厘定的“民生主义”,就是在亨利乔治学说基础上奠定的。17~19世纪,单一税制曾经为欧洲国家一些新兴资产阶级学者所提倡。   除读书外,他还买书,尤其是那些对资产阶级革命较有影响的书,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富兰克林自传》、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图书,无不兼收并蓄,购以备用。此时,马克思的《资本论》已有英译本,而且有了研究《资本论》的导论问世。他不但涉猎,而且对其他共产主义书刊如《共产党宣言》之类的书,不仅阅读而且甚有好感。“所以他后来把自己的三民主义说成‘就是共产主义’,这并非偶然的。”曾祥进在《中华民主之父孙中山》中如此写道。 考察:目睹社会矛盾寻出路   在伦敦期间,读书并不是孙中山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不仅钻研理论,还有实际观察,而实际观察所得的心得也甚多。有专家认为,通过观察英国社会,孙中山不仅进一步了解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理论,接触到有关社会主义的学说,还目睹了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英国社会所暴露出来的多种社会矛盾。   他曾目睹英国政府调动大批军警,残酷镇压当地产业工人坚持了30多个星期的同盟总罢工。他不希望将来在中国发生这种现象,他认为这是人类的悲剧。从此他知道:“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所以欧洲志士还要进行社会革命活动”。   出路何在?最后孙中山思考的结果“那就是采取民生主义、民族问题与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毕其功于一役”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于是初步形成。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形成,是他在研究欧美社会、借鉴西方,从而在思想上发生了飞跃。他后来在《建国方略》中,对这一时期中思想的发展过程,曾这样叙述:“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像欧洲列强这样,还未能登人民于极乐之乡,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认为,孙中山所用“完成”一词虽笼统,又尽管民族及民主两主义早已在其心中萌芽,其旅英期间的经历对其三民主义的发展及完成有过重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孙中山在伦敦曾特别关注过什么?根据史赖特私家侦探社跟踪孙中山的报告,1897年6月,英国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而举行的三军检阅,包括6月22日在伦敦举行的皇家大游行和6月26日在朴茨茅斯斯皮特黑德举行的海军检阅,其意在表现出英国民族主义的强大。   1896年12月11日,侦探报告说孙中山整天在水晶宫流连忘返。黄宇和查阅《泰晤士报》,可知当天在水晶宫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自行车展览。黄宇和认为,孙中山关心民生,当然对自行车很感兴趣。 孙中山抵英被困使馆前10天曾到过水晶宫,黄宇和推论10月3日星期六在水晶宫举办的“皇家农协会英国水果展览”之时,很可能就是孙中山往访之日。“鉴于孙中山对农业的高度兴趣,且看他一生之中首两篇著作都与农业现代化有关,更增加这推论的可能性。”黄宇和说。    交友:结识“奇人”南方熊楠   伦敦大英图书馆不仅是个巨大的知识宝库,还是人才荟萃之所。孙中山在此期间,还结识各国友人,给后来的革命事业帮助甚大。大英博物馆图书室主任道格拉斯,是位学问渊博之人。孙中山与南方熊楠的正式介绍,就在道格拉斯的办公室进行。   孙中山曾盛赞南方熊楠是日本的一位“奇人”。孙中山在给犬养毅的一封信中高度评价南方熊楠,“君游学欧美将廿年,博通数国语言文字,其哲学理学之精深,虽泰西专门名家每为惊倒,而为植物学一门尤为造诣。君无心名利,苦志于学,特立独行,十余年如一日,诚非人可及也。”   南方熊楠留欧十五年,精通英、法、德、俄、意、荷兰、梵文、中国等语言,被推为大英博物馆东洋调查部人员。   孙中山和南方熊楠在伦敦的交往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南方熊楠曾向孙中山介绍日本情况与日本人士,这对于孙中山以后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有一定的影响。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教授撰文指出,在《南方熊楠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利用各种机会主动热心地为孙中山介绍日本关心亚洲问题的人士,如陪孙中山登上正在英国港口的日本军舰富士号参观,并与水雷长津田及副长斋藤等交谈。又利用其同乡纪州侯世子德川赖伦和后来任文部大臣的镰田荣吉等人参观大英博物馆的机会,介绍孙中山与他们认识和交谈。他自己还亲自给后来任众议院议员的朋友佐藤寅次郎写了介绍孙中山的信。 法国篇    奔走筹款 巴黎之行尤失望   2011年4月21日,我们来到法国,首访的孙中山当年故地是在巴黎老街的20号建筑。100年前的11月下旬,孙中山来到巴黎,在这里和巴黎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有过一次紧张的长谈,所有谈话内容都关系着孙中山正在准备成立的新国家。   在20号门边石柱上醒目挂出一个法语招牌“BANQUE DE GESTION PRIVEE INDOSUEZ”,是“私人银行业务管理汇理银行”,这幢建筑就是一百年前在亚洲赫赫有名的巴黎东方汇理银行的总部。    繁忙紧张的三天:奔走巴黎寻求支持   我们根据多个版本孙中山年谱统计,孙中山一生5次到欧洲并多次来到巴黎,组织革命团体、号召华侨筹款、呼吁西方同情中国革命……   孙中山留在巴黎的最重要文物记忆,是至今仍然保存在法国外交部档案处的一份“谈话纪要”,这是一份当年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留下的笔录。这份档案文件已对历史研究者开放,使得100年后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当时诸多细节。   依据年谱,1911年11月21日,孙中山由伦敦到达巴黎,24日由马赛乘英轮启程回国。他在巴黎度过繁忙而紧张的3天。法国外交部这份档案文件记录,孙中山“同一些政界人士以及同东方汇理银行的经理进行了交谈”,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Stanislas Simon)负责与孙中山会谈,并在事后提交给法国外交部有关详细谈话纪要打印副本。    解密法外交部档案:“谈话纪要”五问西蒙   谈话纪要(法国外交部档案NS204卷第107-111页)记录了孙中山所提的5个问题,当时孙中山要求西蒙坦率地、直截了当地给予回答。 首先,他问西蒙能不能“立即”或者“在最近期间内”向临时政府提供贷款。西蒙作了否定的回答,指出无论如何不能立即这样做。但一旦革命者建立起一个为全中国所接受并得到列强承认的合法政府时,它们将不反对在金钱上给革命者以帮助。   接着,孙中山问西蒙是否同意商谈一笔借款,使中国能够用以付清庚子赔款,因为支付这项赔款“除使我们蒙受镑亏外,还使我们回想起那屈辱的往事,而这种往事我们是想擦掉的”。西蒙表示不能理解这样做中国会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但只要借款的担保能充分令人满意,他们不反对使孙中山得到满足。   孙中山向西蒙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您是否反对以及您是否认为贵国政府会反对、用其他等价的担保”(例如用矿税和一部分土地税等等)“去代替关税作为现有借款的担保品?”因为中国“已经表现出来的民族感情”要求“收回海关的征税及控制权”。西蒙回答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中国的信用得以牢固地树立以前,现有借款的条件不得做任何修改。这个答复使孙中山深感失望。   第四,孙中山请西蒙转告法国政府,要它“对它的盟友俄国施加一点影响,阻止俄国同日本沆瀣一气”。   孙中山说,“我们对于这两个国家(按:指俄日)紧密结盟感到十分担心。反之,我们深信日本单独一国丝毫也不会来反对我们。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已得到美国政府给以保护的诺言。万一我们同日本发生纠葛,我们认为这种担保是靠得住的。但如果美国所面对的是同俄国联盟的日本,我们对这种保护就不那么放心了。因此,我们希望法国对俄国能发挥有利于我们的影响。”西蒙说,这个问题在他的职权之外,无法回答。   第五,孙中山宣称,他和他的朋友们对于组成一个与英法德美政府支持下的四国银行团一样强大的财团可能给将来中国的借款谈判造成的种种危险非常忧虑。他担心这样一个财团的目的是把一种违背中国真正利益的金融政策强加于中国,也许是控制中国的债务及财政。   结果:“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当时法国外交部一直注意跟踪孙中山在法国活动,这份纪要就是西蒙本人事后递交给法国外交部的追记。”85岁的近代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振鹍6月12日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早在1980年9月,张振鹍用3个月时间专程在巴黎查阅这批档案。 张振鹍说,与这批档案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身份发给法国外交部的电报。“这也是迄今已知的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身份发给国外的唯一一份电报,可以看出当时他对法国曾抱有很大希望。”   “而那次与西蒙会谈并无任何结果,在筹款问题上落了个两手空空,最后失望而返。”这在孙中山自己后来的回忆中也提到,“当于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报皆多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一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予答之日:‘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孙中山为革命一生最缺钱,而那次的巴黎之行无不令其失望。他确是抱着很大希望而去的。”张振鹍说。    再访英伦蒙难地 传奇故事仍荣耀   2011年4月14日下午,沐浴着伦敦初夏的阳光,我们来到伦敦市中心波特兰大街49-51号(49-51 Portland Place),正门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揭示着大楼现在身份——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追溯波特兰大街49大楼前身,自清政府在英设立外交机构起,波特兰大街49号便为中国驻英公使馆、大使馆短期租用,1924年7月6日由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转为长期租用,并于1926年4月6日租用51号,租期均为999年。   115年前,这里是清朝驻伦敦公使馆,震惊中外的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就在这里发生,孙中山曾在此被清朝驻外官员诱捕幽禁12天。    蒙难故地设“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   进入中国大使馆,接待我们的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随员沈轶凡。沈轶凡介绍,虽然大使馆所在地曾经因为危房而重新修建,但是整个外部面貌严格保留当年亚当建筑风格,115年前孙中山曾在其三楼一间靠窗房间被清朝官员囚禁。直到今天,使馆三楼依然设有一间“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但已不在历史上原来靠窗位置,而该室正在装修无法入内。   “‘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有10平方米多一点,因为处于大使馆内,即便是平时也不对外开放。最早的纪念室1933年设立。室内存放的东西,包括一尊孙中山半身铜像、一尊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JamesCantlie)半身铜像,还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书写的‘孙中山蒙难札’、民国外交家郭泰祺书写的‘孙中山伦敦蒙难实记’等物品。”沈轶凡说,铜像都是国民政府使馆旧物,其中孙中山半身铜像是1937年作为中国特使到伦敦参加英国乔治六世国王加冕典礼的孔祥熙奉命铸造的。 清政府准备用木笼偷运孙中山回国   沈轶凡随员向我们讲述一段115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由纽约乘船抵达英国利物浦后换乘火车来到伦敦。”“10月11日上午10点半左右,就在孙中山前去探望香港西医学院老师康德黎路经波特兰大街时,早就盯梢孙中山的清公使馆官员邓延铿,以广东老乡身份诱骗他进入公使馆喝茶,并将其关押在三楼一个靠窗小房间。”   “这是一次有蓄谋的诱捕,公使龚照瑷为了向清政府邀功请赏,与参赞马格里合谋,不惜花7000英镑,向英国格来轮船公司租用了一艘2000吨的轮船,并请人特制了一只大木笼,打算将孙中山秘密运送回国内。   沦陷铁窗的孙中山与世隔绝,他多次写纸条,包上一个硬币或揉成一个纸团扔向窗外的魏玛斯街,希望行人能够捡起,送交就住在附近覃文省街46号的老师康德黎。然而纸条一直未被发现。孙中山经过反复努力,最后做通了公使馆英籍工人柯尔和使馆女管家霍维夫人的工作,取得了他俩的同情和帮助。17日,他请求霍维夫人秘函康德黎,告诉他自己已被囚禁。18日,孙中山又请柯尔向康德黎投送求援名片。   康德黎先后收到霍维夫人的未具名函和柯尔转交的呼救名片后,即遂与孙中山的另一位好友孟生奔走营救,他们多次到伦敦警方和英国外交部要求英政府进行干涉,并且还亲自到公使馆要求放人,均无结果。但在康德黎和孟生的再三要求下,英警方同意派警员与康、孟雇用的私家侦探一起监视清公使馆,以防孙中山被偷运出公使馆。   22日一大早,康德黎和孟生拿着孙中山写的便条到老贝利街向伦敦刑事法院指控中国公使馆违反“人身保护法”,但法官莱特认为该指控理由不充分,未予受理。然而,这一消息被守候在法院的《地球报》记者听到了。《地球报》在当晚就刊登了孙中山被清公使馆诱捕的消息,伦敦各报记者随即进行采访,次日均报道了这一事件,引起英国各界强烈反应。公众舆论一致同情孙中山,谴责公使馆的卑劣行径,英国朝野也对此极表关注。   “23日,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出面照会清公使馆,要求依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立即释放孙中山。当天下午4时30分,孙中山终于获释。1897年,孙中山唯一英文著作《伦敦蒙难记》在英国出版,揭露了事件真相。”    康德黎后人:“那次行动改写了中国历史!”   几经周折,记者终于找到康德黎曾外孙斯维尔特先生。“直到今天,康德黎解救孙中山的故事仍是我们整个家族的荣耀!在家族中,这段关于东西方学生和老师俩的故事被一代代流传。”   斯维尔特说,“我要让我孩子们知道,曾外祖父那次拯救的意义:对中国人来说,百多年前那次行动,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改写了中国历史。”(黄丹彤 徐 静) 原文见 http://history.gmw.cn/2011-10/11/content_27663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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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运动与人才梯队建设
benlion 2011-12-10 12:02
华人在海外肯定是少数族裔,但海归回国却是本族人回到自家祖国,开始于洋务运动的向西方学习科技和走向现代化,从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钱学森、郭末若时代等欧美、苏联、日本等留学回国建立了中国近代的政治体制、教育、科研和工业体制等,改革开放以来形成新时期的留学运动 - “自 1978 年以来,中国有 107 万海外留学生,而只有 27.5 万人回国”( http://www.1000plan.com/qrjh/article/18139 )这些人又是老一代海归培养出来的学生,这改革开放后回来的 27.5 万人又为现代中国教育、科技与产业默默地辛勤工作,许多人甚至是艰难,也为国内培养了新一代人才;然而,也许近年来媒体等过度集中在一部分现象上,带来一些程度的不和谐,但这绝大部分 27.5 万人的生活、工作状态如何也许需要有一个调研报告。 评论 - “杰出艺术家的“不正常”(外一则)”(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57do=blogid=5168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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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向愤青头上砍去!
热度 24 陈安博士 2011-12-5 20:35
  【Blog主人按:这里转来的这篇文章没有定义清楚愤青,这明显不是受过严格科研的人写出来的文章,不过,如博客文章一般,我们不能要求一篇文章全都结构完整、逻辑清楚。所以,权且看着——】   【Blog主人按1:如果宽泛地理解一下愤青的话,俺一直觉得,没有愤青,这个世界就没法进步。全部都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们,没有永远失败永远革命的孙中山,民国是肯定建立不起来的。】   【Blog主人按2:正文里的这个帖子据说最近很火,当然,似乎这里的愤青也指的是正面的意思,把为国为民而生气的那批人都划拉进来了。不过,这么说也有道理,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坏愤青的典型。愤青,至多是无用的牢骚,负面的倒不至于。】   【Blog主人按3: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年轻的时候,《湘江评论》上的文字也够辛辣的,可谓1910年代的愤青。】   【Blog主人按4:对于现状,心理上大家肯定都会有想法,但是有些人不表达就是了,我把这样的人叫做心理愤青。】   【Blog主人按5:俺们总是猜测,这世界上是不是太子都容易成为愤青呢?当然,俺的意思不是说60多岁的老太子,想愤也愤不起来。俺说的是即使将要即位为皇帝的太子,年轻时候也会觉得老爷子的很多做法有问题,虽然他真正干起来的时候不见得比老爷子好。】   【Blog主人按6:不过,让人诧异的是,好像少有人自称愤青的。所以这个群体的界限其实模糊,基本上都是别人定义的愤青,自己却觉得理性得很】 以下为这个帖子的原文,转帖。    如果你说你明白了我的意思,那么你八成是搞错了。    一、愤青是怎么炼成的   如果你说中国不好,可能被视为西奴;如果你说美国好,就会被视为美狗;如果你说不想做中国人,想做美国人,你将是十恶不赦的汉奸。如果你说中国很好,不想去移民,你将是拿钱发帖的五毛。如果你什么都不说,只是悄悄把中国国籍变成美国国籍,你将会是一个成功人士;若你同时能献身于主旋律文化,教导中国人怎样才算爱国,你就是一个海外赤子了。但不管是西奴,美狗,五毛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假使我说GTR,很多人会不知所云,可倘若我说愤青,那几乎就人尽皆知了。愤青的意思七七八八有许多种,但都基于一个核心意思,指的是对国家,政治,思想,文化,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现状表示不满的人。但愤青不单单从字面上理解为“愤怒的青年”的意思,只是由于青年表现的突出,所以泛指青年。愤青一词最早来源于德语,是“无知冲动青年”意思。但五四运动中的愤青并不叫愤青,而叫做先进的知识分子。如今经过岁月的洗礼,愤青的几多变迁终于落叶归根,追根朔原也算是阿弥陀佛功德圆满了。   好象已经很多年了,好象也没有过多久,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政治老师一提起资本主义制度就义愤填膺,大人们一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气愤难平,仿佛资本主义一直与险恶,邪恶,罪恶相生相息如影随形,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是尔虞我诈,亲情淡薄,金钱至上,荒淫无诞,灭绝人性的,活脱脱的一个人间地狱。大家一直一传十十传百传的有鼻子有眼的好象当真亲身经历切身体会过水深火热一般。当然,事到如今,一切流言不攻自破真相也不言而喻。   然而流言喇叭们却是极其无耻而又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们是在撒谎的时,他们就如老僧入定,眼观鼻鼻观心,仿佛一下子也看破红尘立地成佛了,但是流言不会因此止步,因为又会来另外一批。当然,现在社会主义这种好那种好的云云种种还是存在的,只是久不曾再见到有谁动不动还提社会主义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了,不过,什么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最优秀的制度,什么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之类的还是不绝于耳。总而言之就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妙社会主义哌哌叫,我们一旦离开了社会主义,好象就会天昏地暗直接到了世界末日了。似乎,我们也并没有受过流言的骗,因为我们好象并不能用真正的所谓的专业术语去分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差别。当然,如果请相关部门相关专家来,讲起来如长江之水天上流哗哗啦啦流它个几天几夜也说不完,而且还不带重复的。但是理想是会很丰满的,而现实又是很骨感的。不过国富民强就像乳沟,挤挤还是有的。但其实与之相对的民富国强却不是外国的专利,中国早已有之,从商鞅变法开始,中国改革政治家一直喊的就是民富国强,可到了后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富民强就成为了口号的主旋律。中国古代的民富国强其实也只是喊喊口号而已,就跟太平天国的提出的“大同世界”一样忽悠老百姓用的。   中国社会代代相传,脉脉相承,可是无论哪朝哪代何时何期,从来穷的就只有人民,很少听到执政阶级穷过的,相反不是最后一代平常时期富裕的有些不可思议。以前国家富裕不富裕暂且不提,但是今天国家富裕已经成为了公认的事实。但是国富了民强了吗?中国人还有自信力吗?不久前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了。想一想,三十年前,仅仅一个“赶美超英”的政治口号就把我们整个民族煽动的如痴如醉,如今终于“梦想成真”,“打败日本”,把英国甚至真个欧洲都抛到后面了,但是反观中国人民竟然是如此淡定,脸上看不到高兴兴奋的表情,如此深不可测的态度令人有些惶恐和可怕。因为,这好象跟我们普通民众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看一看中国的世界之最屡见,刷新世界吉尼斯纪录也如家常便饭。巨资修建政府大楼,巨大的公费报销也可以达到举世震惊的地步,巨资买他们国债救济他国,眼睛都不眨一下。不知道的还以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手笔,谁敢相信这是一个人均GDR排名在一百多名以后的拥有千万贫民的农业大国的作风。   如此巨大的反差难道还不发人深省?于是乎人们反省了,反省到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我们生活在每一天都充满着刺激的神奇时代。这是一个流氓谈文化的时代,这是一个土匪传道德的时代,这是一个法盲讲法治的时代,这是一个蛀虫喊廉政的时代,这是一个裸官叫爱国的时代,这是一个特供夸亲民的时代,这是一个删帖谈自由的时代,这是一个老爷谈公仆的时代,这是一个房奴要爱国的时代。于是乎现在的气象一变,以前的老调子什么歌舞升平,什么太平盛世,什么民主法治,什么中国崛起的声音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愤慨和怒骂。仿佛一时间醍醐灌顶幡然醒悟了,发现这儿不好,那儿也不对了。于是乎很多人仿佛开始受了别人的骗开始骗别的人:愤青就是这么炼成的。    二、知名愤青的变迁和进化   儒家正统在国内可谓是源远流长,经久不息了,虽然孔家人的学说在国内不怎么受到现代人的重视,但是几千年的传统影响力可谓是根深蒂固。如果放在几千年前,我有些不懂为什么我们的圣贤要教育我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现在经历了社会千奇百态之后恍然大悟了,圣贤的话总结教给我们的经验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但是即便“勿视”、“勿听”、“勿言”、“勿动”,但不等于我们就不感同身受,于是我们还是需要人去批判的。现在的社会不平的事情太多了,人们看多了也坐不住了,众生百相不久我们也好像开始觉悟了。一时间声音百出,可谓是百家争鸣了,声音虽然多,但并不代表每个愤青都能发出他的声音。我们渴望发出声音的同时也便开始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假如这愤青说的话符合自己的口味和宗旨,那么他的声音就是我们的声音了。于是在众多愤青的杰出代表作为各种家风云而出了,于是乎这种愤青的身份就有了变化,换一句说就是进化了。   然而这类愤青的身份就有点微妙的,因为我们喜欢他并不是我们多了解他,仅仅是支持他文章的观点或者符合自己的口味罢了。也许他前一分钟还是道学家在义正言辞的谴责裸体二奶伤风败俗下一分钟已经上了二奶小蜜的床,也许上一秒还在强烈谴责官员如何腐败如何无耻,可能下一秒就收钱发帖了。这种事情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隔着电脑屏幕,谁也不知道网络的对面究竟是人还是动物呢。做这种杰出的愤青是危险的,因为有点分不清所属的阵营,就好像是夹在强盗和官兵的平民,强盗来了,自然是敌对的,就定要打要杀的。然后官兵来了,似乎又变成是强盗一伙的,自然又是一阵打杀。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铁面无私的包大人的得力手下展昭了。要做一个十分安全的侠客自然是不能做匪徒流寇的,于是有的沉默了,变得老实了,说话也比较中庸,换句赞美的话就是成熟了。但有的是不满于现状的,虽然不敢对党派啊什么不能有盗心,或者说是不能有明面的反心,不敢指斥奸臣,也没机会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者钦差大臣,给他当保镖,给他开路。这类愤青出身清白,说的话也没有坏处,虽然在钦差之下,究竟还是在平民之上的。而平民自然以为他是自己一伙的,于是还是安全的得名得利。   也许这样说有点含蓄有些人不知所云,那我们就来聊聊《水浒传》好了。《水浒传》的梁山好汉扯的旗帜是“替天行道”,这“替天行道”自然不是为民请愿,而是天子的天。他们反对的是天子手下称为奸臣的人,而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平民或者是弱官小员,而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的时候,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而看书的时候我们还要拍手叫好的称赞水浒英雄好汉。一部《水浒传》最让人感到憋屈和愤怒的就是众英雄好汉一见就要低头要拜的及时雨大哥的最终居然招安了。其实我们犯了想当然的毛病了,而没有站在宋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再加上这种亲戚那种家眷,而英雄好汉有个特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与朝廷交战朝廷有人民养着,梁山好汉呢?而打战就要死人,死人之后自然还要照顾其亲眷,吃喝拉撒怎么办?时间短可以打打劫,时间长了终究会坐山吃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作为领导人自然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而 “替天行道”自然是为天子做事,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局势所迫自然就要招安。招安之后自然要为国效力,于是乎不但能吃饱喝足而且还摇身一变就要去打新来的强盗,自然这新的强盗的旗帜依旧是“替天行道”,只不过换了一批罢了。   从愤青变成杰出愤青,从杰出愤青要么沉默,要么招安,最终成为奴才,去打压新的愤青。如此恶性循环的变迁和进化,如此愤青躁动也就等同于轰动一时悲剧收场的太平天国了。    三.大众愤青的心伤不起   前面提到的自然是变迁和进化后的愤青,一滴水也许无法改变什么,但是如果是千万滴连绵不绝自然可以成河成海了。可惜,我们却有些理想化了。中国人是比较老实和容易满足的,其秉性就是总喜欢中庸和调和。比如内战时期,GMD和GCD选择的什么主义和什么主义道路虽有不同,但从表面宣传的消息却是殊途同归,总结起来就是要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只不过区别在于:GMD说你们帮我打完战我给一万钱现在把钱留着发展经济,你们跟我走;而GCD说现在我把抢来的钱全部公平公正公开的平分了一人给十块,你们跟我走。面对这种选择,拿到手上的才是自己的,于是民心所向跟着伟大的红太阳去了。再比如,你一个人觉得这屋子太暗,想要在这里开一个窗户,当然所有的人是不情愿的。但如果你说这个屋子违法了,必须拆迁。他们就会重新选择,愿意开窗了。如果没有更激进的主张和足够的诱惑,他们的选择总是平和的改变。   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政治问题,倘若中国人都一心一意众志成城的话,那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可惜的是我们的愤青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时刻抱着挑剔的、持怀疑态度,有时不高兴,他们想指出观察中发现的问题,利用互联网的非实名性使得沉默的大多数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网络中流传一句话被大家深以为然,“现在的聪明人太多了,傻子明显就不够用了”。我刚开始觉得挺有道理的,后来转念一想,其实不然,我以为加一个聪明人之前加上一个“自以为”更为精确。全国首富李开复曾经总结了下:这类自以为的聪明人通常表现是容易轻信他人,常常抱着一点自以为的真相和凭空的猜测理所当然的当成是整个事件的真相。他们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理智和常识去处理问题。很容易被激怒,冲动而头脑发热,他们有时不只是大声嚷嚷,而且四处活动,我认为他们经常难以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区分开来,他们有时不只是希望中国赢,还想让其他一些国家失败。   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大多的愤青都是躲藏在爱国主义幌子下的流氓。流氓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闹了吵了先,不管结果会如何,先把过程参与了再说。第二个特点就是比较偏激,无论是谁,只要是站在为自己所反对的观点一方发表意见的,不管其观点如何,不论对错对他而言都是屈辱的,那是都要反驳的,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反驳。第三个特点就是,喜欢满嘴开火车,你说上山他会跟你说下海,你说往东的弊端他会说往东的利处。中国人向来喜欢拉帮结派,而且以内斗为乐的。比如大众瞩目熟知的公众事件,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在论坛微博什么的互联网上常常是掀起一场又一场的没有硝烟的充满口水的战争。然而他们只是求一时的快感,结果如何是不大会去关注的。当一个公众事件没有结束快要结束的时候,又斗志昂扬的参与到下一场的口水战之中。当然每件公共案例的结局也就不言而喻了,倘若你还在微博论坛继续呼吁,有的愤青还会眉毛一掀,眼睛一斜,鄙视的看着你,轻哼一声:“早就过时了。”之前流行“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这句话,现在改成“不怕流氓会武术,就怕流氓有文化”。   因为现在活跃在互联网的提倡社会变革道德建设的一般都是各种教授专家,各种学者学派。他们之中有的好像挺有影响力的,好像真的是一呼百应于是飘飘然起来了。其实不然,中国执政者最不怕的偏偏就是知识分子。因为先前的他们的小吵小闹可以当做是一种宣泄,毕竟憋久了会发生问题的,但是如果触及了根本,知识分子看到风向不对,一旦要到了要爆发的要开刀的一发之际,他们会在“爱国”的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不是因为都没有正义感,也还有他们的无奈。就好像美国的自由女神雕像,看似代表正义和自由,其实却不过由于雕塑而禁锢了自由,因为自由女神雕像是没有权的。   愤青们有的不管是用心良苦还是别有用心,但是国家似乎不太懂得,人民似乎也不太理解,真有点像是戊戌变法中的革命人士,慷慨就义舍己为人不说,还把“革命”一词弄的声名狼藉,愤青的心真的是伤不起。    四、天苍苍野茫茫,我国愤青路在何方?   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习惯的东西,总不免以为很奇怪,但是见多了见怪不怪之后也就习以为常了反而会觉得别的正常的有些奇怪。比如他生来只有一个睾丸,也不知道正常人只有两个睾丸,时间久了,以为正常人就只有一个睾丸,真当遇到别人有两个睾丸的在别人还来得及笑之前还先笑了起来。不正常的人以为自己正常并且认为别人不正常,这个就是我们愤青的通病了。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   韩寒说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相信很多人都懂,不过要怎么解释却也有些难得,不过我们的官员还是有才的,用他们的话来解释的话更以为通俗易通和精妙,周口市市长张海钦大话中国一句破天机:“人民连屁也不算!什么公检法都是党的打手。叫他们打谁他们打谁,就是不打主政领导。人大政协工会都是党的花架子,让他们摆着‘代表’人民的,其实人民连屁也不算,一亿人的话,不顶一个官的话。在中国除了官是人,老百姓都不是人。   在别拿村长不当官的年代,市长就可以一手遮天了。市长的话让众多的人得到了启发,一亿人不顶一个官,于是当官才有权。李承鹏五岳散人等等纷纷义无反顾的走上了竞选之路。我不对他们抱有任何偏见,相反还很欣赏他们的文章内容,真的是为民请愿。但是却不能忽视规则和领域。也许他们能看出问题却不代表着他们就能解决问题。也许他们能在文字的领域呼风唤雨,但却不代表在政治路上能一帆风顺。就好比让姚明去跨栏刘翔去打篮球,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当然有的也成功了,比如汪精卫,比如毛泽东。   那么天苍苍野茫茫我们的路在何方呢?其实我们中国的问题是最没有变化的,要说的问题也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却是最旧的。但很奇怪,我们的改变却与别国不一样,那些老问题还没有解决完,却已经亡国了好几次。明朝当时国力是世界之最,但随着发展问题也就来了,贪官污吏,强盗横行,世风日下,道德失衡,金钱至上。于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又要解决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解决,清朝就来了。明朝的灭亡,就代表着问题解决了吗?不,是遗留给了清朝。而清朝以前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后来还是觉得中国的老路好走,终究还是按照清朝的路走下去。按照以前的路走下去终究还是会遇到明朝的瓶颈,于是还是要解决的。可惜中国人是没有多少时间给清朝的,于是辛亥革命来了。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华民国还是按照老路走下去,以前的问题终究还是问题,当然也还是来不及解决的,中华民国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了。   如此历史就是一个坑,一个又一个的朝代掉进去周而复始。朝代如此,愤青也如此。   结束语:化学老师问:“家里煤气泄漏怎么办?”起身说道: “抽根烟冷静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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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缺少世界级伟人的中国,需学习日本、台湾、韩国
热度 5 wj3235 2011-11-1 22:36
中国应当学习日本、韩国、台湾。从他们走过来的路上吸取经验,而不是什么摸着石头过河,或者以狡辩的方式来说什么搞中国特色。 中国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发展归因为外因,说什么制度(制度也只是一种分工,脑力体力的分工而已,社会的发展更多应该看人的发展、解放程度,社会中的人是否自由、平等)。我觉得这是一种懒惰的想法。这是一种走捷径的人的想法。 回想中国这几百年,资本主义也搞过,君主立宪也搞过,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也搞过。没有哪一个搞成功过。我们是不是要反思一下为什么。 如果当年孙中山,毛泽东甚至袁世凯他们所作的都是为了中国的崛起,是真的做过一点事情。那么今日的中国呢? 从邓小平以后,国家的发展才算是走上正道,但是现在这种体制所暴露出来的矛盾越来越多。不诚信,没信仰,道德低下,人格分裂,走极端,贫富差距等等。什么时候才能再来一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呢?非要这个国家走到崩溃的边缘? 一个国家除了老百姓勤劳之外,更需要官员者能够认真的为民着想。国家总是喜欢把一些小人物的励志故事拿出来将给人们听,比较典型的就是雷锋了,不是说这种故事不应当讲。只是你仔细想一想,雷锋干得再好又有多大的影响。他有一个省长,市长,总理、书记、局长等等人的影响大么。千千万万个雷锋也抵不过一个平庸的、贪污的官员。换句话说,一个负责任的官员敌过千万个雷锋。 如果说平民老百姓做到雷锋已经是做的非常好的了。那么在官员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做的向雷锋一样? 中国不但需要一个出雷锋的国家,更需要一个出世界级领导人的国家,不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出名就行,而是要能够写入世界历史的。他应当是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俾斯麦,美国的华盛顿,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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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辛亥革命“成功”了吗?“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Helmholtz 2011-10-24 11:23
辛亥革命“成功”了吗?“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秦晖   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至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辛亥革命要干什么?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干成了什么?也就是推翻了帝制。辛亥以后百年,当时先进者追求的民主、自由、宪政、人权等等依然任重道远。但是帝制这玩意,后来再也行不通了。尽管民初的中国兵荒马乱,内忧外患,人祸天灾连绵,复辟派说是今不如昔,客观地讲很多方面的确如此。相比起过去很多人夸张渲染东欧、泰国等地民主化以后的所谓“乱象”,民初的乱象何啻百倍,比之更甚的恐怕只有俄国革命后引发的惨烈内战了。   但所谓人心怀旧不过是想入非非,袁世凯、张勋两次尝试复辟帝制,都立即成为国人公敌,身败名裂。人就是这样怪:有的事情人们就是认准了不能回头的。正如世上不少国家独立后长期治理不善,但就是乱到卢旺达、索马里那种地步,也没有人把重回殖民地作为选项。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治安问题严重,过去也曾被一些人引为民主有害的证据,但南非现在就是白人也无人想恢复种族主义的“好秩序”了。同样,辛亥以后国人告别帝制也是义无反顾,民国再“乱”,复辟也是不得人心的。   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没有“成功”——当然,有人说它没有成功是因为它“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因而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对此我们姑置不论,但孙中山先生临终的遗嘱也说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可见革命后的现实的确令人失望。如果把革命当作富国强兵的手段,革命后的民国年间显然没能实现这个目的。如果把革命当作制度的更替,那么帝制虽然废除,民主却未能建立,无论是军阀割据,还是国民党专政,显然都大有违于辛亥时贤的初衷。当初的民主派固不待言,就是立宪派,乃至保皇派,也都是既不希望看到军阀割据,也不希望看到专制独裁的。 “ 辛亥观”的演变   因此后人的“辛亥观”便成为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辛亥革命,连同其象征性人物孙中山先生,一百年来一直得到各种不同立场甚至互相敌对的中国人的共同称颂。可以说自清开国以来三百多年的历史中,两岸三地(加港澳)四方(加海外华人)诸派,有两个人是得到一致推崇的,这两个人都生当“鼎革之际”这种中国历史上最期待英明领袖的时代,即明清之交和清末民国,但他们一当然不是蒋介石,二肯定也不是毛泽东,三也并非明末清初包括南明、李顺的诸位成功或失败的帝王,而是郑成功与孙中山。但是不同的人称赞这两位伟人的缘由却大有区别:如郑成功,大陆方面认为他驱逐荷兰“收复”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台湾两蒋时代称赞他坚持反清复明,“退守”台湾延续明祚并希望“光复大陆”,而后来的“绿营”又视他为与海峡对岸分庭抗礼的“台湾政权”开创者。   孙中山就更是如此了。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和中国国民党的创党“总理”,国民党对他的崇敬自不待言。共产党对这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尊敬则不仅因为他发动革命推翻帝制,更因为他后来的“联俄联共”(台湾称为“联俄容共”)。有趣的是,台湾的绿营很反蒋介石,却也很崇敬孙中山。因为据说蒋“镇压台湾人”,而孙是同情、支持台湾人的,而且绿营作为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推动和获益者,他们也高度评价孙中山的民主民权事业,甚至因为扬孙抑蒋还借用了大陆的资源。2003年笔者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音像厅看到,那里放映的居然是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的《孙中山》,而且正好看到孙中山斥责孙科和蒋介石的一幕。我想这显然与当时是绿营执政有关。   然而另一方面,各方中国人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方面自然是大陆这边更为突出。改革开放前,我们主要是强调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局限性”,责备革命派软弱,向袁世凯让权,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等等。改革时代这种话语并未消失,但一种相反方向的反思,即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却时兴起来,而且从1990年代起它不仅似乎成了民间思想界的主流,而且也获得了从“革命党”思维日益向“执政党”思维转变的官方思想界的逐渐默认。清末立宪日益获得好评,许多人为中国没有走向君主立宪制而遗憾。而更典型的“保守主义”则走得更远,诸如“革命不如立宪,立宪不如维新,维新不如洋务”;“孙黄不如康梁,康梁不如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不如袁世凯,光绪不如慈禧”等等说法都开始出现,有的还很流行。   这些说法让人联想起汉景帝时有名的“辕黄之争”:辕固生鼓吹汤武革命推翻暴君,皇上担心今人效法就会犯上作乱;黄生谴责汤武弑君造反是乱臣贼子,皇上又担心会颠覆了高祖起兵以汉代秦的合法性。弘扬“革命”不行,斥责“革命”也不行,景帝只好下令:“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你们再也不许讨论这种敏感问题了,没人说你们是傻子!非要讲汤、武,你们就不能谈谈他们的私生活八卦吗?结果“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大家都不谈“宏大叙事”了。我们过去有时也面临这种状况。几年前有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由于多人撰写而且左右为难,于是前后两部分显得颇为扞格:前面部分像是“黄生”所写,对慈禧、李鸿章等人给予了深切同情和肯定,在他们面前连康有为都显得像个无事生非的“激进”捣乱分子,后半部分却是“辕固生”笔法,高调赞扬革命,把孙中山谴责专制、弘扬民主真谛的长篇大论演绎得大义凛然、慷慨激昂。结果是两头的话都说了却两头不讨好。    “细节化”的辛亥叙事: 什么是政党   不过话又说回来,过去的“宏大叙事”无论哪种说法也确实有“空疏”之弊,“历史总是表现为细节的”,这话也不无道理。而对历史细节的考证也为我们再说“宏大叙事”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实证基础。而且,就是宏大叙事,也不是不能说。毕竟这次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历次革命中不是最敏感的,它总是“别人的革命”嘛。所以与台湾两蒋时代辛亥革命(在国民党看来那是“自己的革命”)研究基本上属于“官学”、民主化以后孙中山也仍然是蓝绿双方很难得的共同偶像不同,大陆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在改革以来取得的进展,平心而论,是海峡对岸不能比的。无论就“宏大叙事”的开放度而言,还是就细节考证(这方面大陆显然也有资料的优势)而言,都是这样。尤其是改革前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官学化”比台湾更严重,相形之下改革后的进步就更突出。   这些研究的进展有的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我觉得最为醒目的,一是清末民初辛亥前后的人们对宪政、民主、共和、自由、人权、法治及其相关概念的讨论之深入,了解之清晰,多有今人不能及者。换句话说,许多他们那时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在今天还是显得振聋发聩,十分前卫。例如清末国人从日文引进了用“党”字来译称的西语“party”概念,当时就有了一场关于“党”的讨论。因为传统汉语中的“党”,贬义非常强,与“党”有关的词如“会党”、“朋党”、“乱党”、“死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狐群狗党”等等都不是什么好词。而圣贤都强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洪范》),“君子不党”(《论语·述而》)。于是当时的人们就认真讨论了我们要引进的作为好东西的现代“政党”与传统时代的坏东西“会党”、“朋党”有何区别。诸如政党是公民以政见认同为纽带的自由结社、会党是贼船能上不能下的依附性组织;“朋党是专制政治的产物,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政党只要求彼此政见相合,而会党则要求党员忠于党魁个人;政党是议院中“明目张胆主张国是者”,而朋党是“鼠伏狐媚以售其奸”的秘密组织;政党是多元的,“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而朋党、会党则是倾轧无度、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如此等等。   参与讨论的各方对这些似乎都有共识。例如辛亥革命大量借助会党力量,但是包括革命派在内都认为会党不是政党,将来要被取代。立宪派认为秘密结社纪律森严的暴力革命组织值得同情(他们与革命派并不那么敌对,说详下),但此“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逼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而革命党虽认为非法状态下秘密结社是必要的,但也承认“本党(按孙中山指其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系秘密结党,非政党性质”。(雷家桓:《近代资产阶级政党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史学集刊》1985年第4期,47-54页)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后来这些组织在结束非法状态甚至掌权以后,并没有变成他们所共同认同的那种“政党”,而是仍然长期处于他们清楚地指出过其弊的“会党”状态。这还仅仅是认识问题吗?这是“思想启蒙”所可以解决的吗?有趣的是,最近大陆研究国民党的后起之秀、北大王奇生教授,针对国民党为何失败,发表了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其结论就是国民党后来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革命党”模式,纪律松懈,组织涣散,忠诚度严重下降,官员也腐败不堪。但除腐败是权力无制约的必然后果,与是否革命党无关外,其余“纪律松懈”等等,考诸上述,这不就是孙中山等人在从事革命时就已经希望革命后能够走向的“政党”方向吗?国民党的纪律难道比美国共和党还“松懈”?美国民主党党员的“忠诚”能超过国民党?所以王奇生教授的研究,真正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坚持乃至发扬“会党”传统才有可能成功,而走向“政党”却会导致失败,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政党”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真就那么水土不服?中国人真的有一种厌恶“政党”、喜欢“会党”的特殊“价值观”?如果是这样,为何当初几乎所有的人又都对“政党”向往备至,并众口一词地反感“会党”呢?    革命还是立宪:也许是个假问题?   再如,改革时期的研究可以说是基本颠覆了过去对“革命派”和“立宪派”(又曰改良派)的传统认识。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史料体现的立宪派的政治形象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像革命派的结果,只有小部分是革命派的人格形象和策略主张受到新资料质疑的结果。如侯宜杰先生引述的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的宣传:   这就是违法欺良善,立宪国哪容这等不好官。我们根据法律来问辩,问穷了大家把脸翻。做官人都把法律犯,小百姓一齐要动蛮,不是乱来不敢反,抱定道理守定秩序总要闹出天外天。这等对抗为哪件?还是立宪国民的自由权。(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71-172页)   如此宣布与官府“翻脸”,号召“小百姓一齐要动蛮”,这还是“改良”吗?   如果说革命与改良不是手段(和平或者暴力)之别,而是目的之别——革命派要求民主共和制,立宪派要求君主立宪制。那么这种区别今天也已被大大地淡化了。   近年来,不少论者都指出清末朝廷与民间的“立宪派”虽然都讲要立宪,但实质完全不同。朝廷想搞的是“日本式立宪”,明治维新把权力从诸侯(诸藩)那里收归中央,以强化天皇的权力,即所谓“废藩置县”,在中国人看起来就像是“西化”形式下的一次“周秦之变”,即从“封建”变成真正的帝制,使天皇从类似中国古代周天子式的“虚君”变成秦始皇式拥有实权的“实君”。这种立宪当然也有西方宪政限制君权的一点影子,但最终还是权归天皇,而责任却在“立宪”名义下推给了臣下(内阁等)。后来二战时那种战胜了是天皇权力的英明圣断、战败了天皇却不承担战争责任的状况,就是这种日本式立宪特点的集中体现。   当然,这样的立宪虽然“宪政”的色彩不浓,多少还是有一点,如政党、国会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了。但对于日本而言这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明治以前还处在诸侯林立、类似“周制”那样的“封建”状态的日本来说,废藩置县(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的日本版),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强化是一大进步。明治维新并非“光荣革命”,倒更像亨利八世的“反封建”,明治体制下的天皇完全不像光荣革命后的英王,但与中国的秦始皇相比还是有了一些“都铎式王权”(类似于亨利八世,或法国路易十四、俄国彼得大帝)那样的特点,也确实发挥了类似的作为。   但是中国就完全不一样,“周秦之变”已经在两千多年前完成,大清朝已经不是“封建”而是帝制,而且这个老大帝国已经暮气深重、弊端百出。中国的立宪并不是要走出“周制”,而恰恰是要走出“秦制”。而中国传统古儒对“周秦之变”一直保留的潜在的不服气,虽然远远谈不上最近秋风兄讲的“儒家宪政”那么夸张,但向往“三代”、不满“秦制”的思想脉络还是有的。毛泽东所谓的“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虽然也很夸张,但他作为商鞅、秦政的支持者对古儒“封建”价值观与帝制相冲突的敏感,也非仅空穴来风。这种“封建”与帝制、贵族与君主、周制与秦制的矛盾虽然不能被夸张成“宪政”与帝制的矛盾,但是在西方宪政大潮东渐的背景下,那些对“秦制”不满的古儒传人至少不会敌视宪政,相反却容易从不满“秦制”走向反对专制、接受宪政,却是不难理解的。笔者过去就指出鸦片战争后的学西之风首先就是从这些“反法之儒”开始的。   及至清末,那些立宪派的绅士们尽管对宪政的真谛还未必完全了解(但是也远远不像过去有人所说的那样肤浅),然而毫无疑问,他们谈论立宪就是冲着“秦制”来的,搞立宪就是要改变帝制(虽然未必废除帝号,也并不特别仇视某一个具体皇帝),却是毫无问题的。因此他们当然不能接受朝廷希望搞的那种“日本式立宪”。正如论者所言,当时绝大多数立宪派要求的是“英国式立宪”,他们“在选择君主立宪政体时,除了极少数外,绝大部分都崇尚英国的议会政治即虚君共和模式,坚决反对政府师法日本。何况政府的预备立宪措施不是直接仿效日本立宪后的制度和精神,不少是立宪之前的过渡形态,层次更为低下”。(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557页)    “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 ”   因此,虽然朝廷与立宪派都说要搞立宪,但两者的差别之大,可以说远远超过所谓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差别。日本式立宪就是要学日本在“西化”形式下实现的“周秦之变”,它是要维护“秦制”、维护君权的。而英国式立宪就是要废除秦制,废除君权,虽然保留帝位,但那就像英国女王一样不过是个象征而已。其议会民主的实质与革命派所要的共和制可以说并无区别。革命派和立宪派其实都知道这一点。如革命派的汪精卫说:“今日之英国非君主政体,乃民主政体也。”(精卫:《希望满洲立宪者盍听诸》,《民报》第3、5期) 而立宪派的英国式立宪,他们自己的另一个说法就叫“政治革命”:“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饮冰:《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期)他们自称与“革命党”的区别,不在革命不革命,更不在立宪不立宪,而在于“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原来,革命派之所以反对保留君主,不在于英国式宪政与共和制宪政有什么区别,关键在于革命派以“反满”为号召,满族是征服者,必须赶走,如果说汉人皇帝能否保留还可商量,清朝的满族皇帝那是绝不能保留的。这就是革命派的“种族革命”与立宪派的“政治革命”真正的不同。换句话说,这种差别不在于“革命”与否,而在于“排满”与否。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辛亥元老李书城先生后来曾回忆说:“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而对‘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多不提及。”(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可见,那时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其实都是要废除帝制实行宪政民主,而清廷的“立宪”却是要维护帝制。追求如此南辕北辙,清廷与立宪派后来的决裂也就不难理解。革命派既然非要搞掉“异族”皇帝,除了用暴力自然别无他途。而立宪派则留了一条皇帝若能放弃皇权甘当“虚君”,就不必强求废君这样一条和平变革的出路。但是假如皇帝坚不放弃皇权,那立宪派们也是不排除“小百姓一齐要动蛮”的。而清廷只想学日本天皇,决不愿意当“虚君”,那革命终归就很难避免了。后来也正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加上中国传统的反对势力(会党、民变之类)汇成大潮一齐“动蛮”,造成了清朝的垮台。    和平的君主立宪可能吗?   由于近20年来人们了解的立宪派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而现在凸显的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实质矛盾,即是否要“排满”的不同,按今天的价值观显然又是立宪派更为进步,他们“更注重民族团结”,反对汉族独尊,而革命派则显示出更多的民族偏见和狭隘报复意识。再加上立宪派和平改革与“动蛮”两手都不排除的思想也比革命派的“唯暴力革命”论更符合当代潮流。所以如今至少在大陆,辛亥研究中为立宪派讨公道已经是蔚然成风。区别只在于有人认为立宪派与革命派各有所长难分伯仲,不宜褒此贬彼,有人更走上指责革命派、独褒立宪派的思路,至于那些认为连立宪派都是太“激进”(如上所述,就事实而言他们确实相当激进),而同情清廷的日本式立宪(其实是次于日本式的立宪)设想的主张,也已经不算稀奇。   就以肯定立宪派的代表性学者侯宜杰先生而言,他考证了立宪派与革命派势成水火其实只是国外“政治侨民”中的现象,根源在于海外生存环境下对有限的华人捐款和人力资源的争夺(秦按:其实这也是古今中外“政治侨民”中的极常见现象,并非只有中国政治侨民有这样的“劣根性”),并不是真正的思想上的南辕北辙。而在国内,立宪派与革命派的矛盾就小得多,更多的是互相协作和互相支持,甚至很多情况下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分别就很模糊——正如革命党与会党的区别也很模糊一样。而后来的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他们共同发动的。所谓立宪派“逼革命派妥协”,甚至“窃取革命果实”等等说法,也是不公正的。 笔者以为这些见解都是极有价值的。基于这种见解,现在很多人都为立宪派的和平改革设想未能实现而扼腕愤叹,认为君主立宪制其实是当时中国最有利的选择,如果能走这条路,中国后来的政治现代化会顺利得多,没准就成了日本、英国了。而这条路之所以没走成,除了革命派太“激进”或者清廷太“保守”以外,很多人都认为关键还与清朝皇室是满族有很大关系。如果中国当时是个汉族王朝,革命派的“排满”就没了理由,朝廷的“恐汉心理”也不会那么重,君主立宪之路是很可能会成功的。   历史当然很难假设。不过我却认为,对立宪派的重新评价当然很应该。但是由此就说立宪派的设想有多少可能,确实不好说。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也不相信“历史必然”的宿命。但是要从既定条件出发来估价事件发生的几率的话,我认为恰恰从“中国传统”来说和平立宪的可能是极小的,即便当时中国是个汉族王朝。当然,传统并非固定不变,中国绝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和平的政治改革机会,但在那时,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要涉及到更深的历史背景。我们以后再详细道来。   细节越来越清楚,背景却越来越模糊   说细节越来越清楚,是因为这些年来,尤其是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对辛亥当时以及前后的有关人和事的考证有了极为可观的进展。这些细节廓清了因1911、1927和1949几次政局大变动造成的主流叙事大摆动制造出来的种种话语,各种神化与妖魔化的说法逐渐受到了史料的检验,新发现的史实林林总总,总的来说就是:“革命”者未必那么激进,“保皇”者却也相当进步;胜利者不那么圣洁,失败者也不怎么肮脏;革命派其实会党习气多于“共和”精神,而立宪派追求的是“英国式”宪政而非“日本式”宪政,其激进程度看来也与革命派相去不远;甚至连清廷,从新政的决心“远超戊戌”,直到“清帝逊位诏中体现的共和真谛”,于立宪派、革命党亦不遑多让乃至有所过之。所以有人说辛亥革命是“很不‘革命’的革命”。   但另一方面,这革命、立宪和清廷等诸方据说区别其实不那么大,而变革的后果却又非常不理想——这里指民国的“乱象”和宪政至今不能走上轨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专业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些年来在辛亥前后历史细节的考证逐渐清晰的同时,这场革命的宏观背景却越来越模糊。由于过去这些年来对“中国传统观”、“中国历史观”认识的多元化,对“帝制”的评价本身越来越成了严重的问题。与辛亥时期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极度反感帝制,而辛亥以后尽管时事日艰,拒绝帝制的全民共识却毫无改变的情况大异其趣的是:如今的人们似乎对帝制有了一种越来越带有玫瑰色的描述。如果按照这种描述,是否应该否定帝制,本身都是个问题,立宪派与革命派都是愚不可及,根本就没有必要分别高下了。   到底是辛亥时代的人们(绝不仅仅是革命派)错了,还是我们错了?他们当时如此决绝地不惜“动蛮”也要摆脱帝制,却为什么至今还没能完成宪政大业?过去教科书都说辛亥以前,或者说晚清以前是专制黑暗、“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而现在从一些洋人开始,时兴说中国从来经济上是“世界中心”、政治上是父爱式的仁政(或者用秋风先生的说法叫“儒家宪政”)、伦理上更是尽善尽美的桃花源。如果说晚清以前确实不错,以后为什么就不行了?是因为传统弊病导致的王朝周期性治乱循环?是某种“小冰河期”的气候异常使中国进入了“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下行期”?还是西方来的祸害毁坏了我们传统的桃花源,而受西化影响的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要对此负责?   同样地,辛亥以后的民国时期,过去都视为兵荒马乱、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时代。但近年来怀念民国的风大起,经济上的“黄金十年”,外交上从“改订新约收回利权”的“革命外交”到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强”之一,当然更不用说当年新文化的风起云涌和传统国学的云蒸霞蔚,都获得高度评价。最近的人口史研究中有人也指出:刨除当时连绵不断的战争与天灾,仅就相对和平时期与地区而论,那么由于经济社会医疗的进步导致人口变化模式由传统的“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发展中阶段的“高低高”(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变,在中国既不是发生在1949年以后也不是发生在清中叶传说中的“人口爆炸”时代,而就是开始在民国时期。这是真的吗?   显然,对辛亥的认识离不开对其前因后果的认识,否则细节再清楚,也就像一部活剧,如果剧本糊里糊涂,演员再怎么活灵活现,观众还是会一头雾水。前面说过,辛亥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制,辛亥革命也就是推翻了帝制。那么我们对辛亥这场活剧的了解,就要从帝制的兴衰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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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良心、审时、政治与腐败、孙中山、卡扎菲到文明的历史进步
热度 1 pww1380 2011-10-23 09:28
从良心、审时、政治与腐败、孙中山、卡扎菲到文明的历史进步 ——曾新林博文佳作所引发的思考与感怀( 1 ) 杨文祥 1 . “无论你想活得好还是想死得好,抑或是两样都要,都别忘了你们胸口还有样东西——良心,多去摸摸它,因为它才是你既能活得好也能死得好的保证。” ——警世箴言!历史已经无数次验证并正在继续验证这一真理。 ——拜读 曾新林博文佳作 《 人不仅要活得好,也要死得好 》感怀 参见: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53185do=blogid=495558 2 . 如果在尚有希望的时候始终是讳疾忌医,那么,在丧失最后的希望的时候只能是手足无措。 在观看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的时候,不但看到了历史上晚清政府的颟顸,而且联想到今日卡扎菲的悲剧和曾新林的这篇博文佳作。 ——拜读 曾新林博文佳作 《 我们还在正常 》有感 参见: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53185do=blogid=494171 3 . 在自欺与欺人的昏昏然中自得其乐,是今日中国人的一种独特的精神境界,准确地说,是一种病入膏肓而不自知的精神疾患。 ——拜读 曾新林博文佳作 《 自欺,也欺人 》有感 参见: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53185do=blogid=494734 4 . 博主的佳作对政治实质的揭示发人深省。 迄今为止,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层次上的政治,其所关注的核心都不过是各相关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现实利益的平衡与分配 。 这种坐地分赃性质的社会机制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政治腐败的根源,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至今对政治腐败尚未找到彻底根治之策的根本原因 。 正由于这一原因,即使自信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当代中国,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痼疾也同样是束手无策。 由此可以推断, 唯有伴随文明的进步,当政治的实质发生划时代的质变,即由对群体利益的关注转变为对社会管理的关注和对人类的未来与人类命运的关怀时,才有可能为政治腐败这一社会痼疾的根治提供历史条件上的保证和社会现实上的可能。 至于在此之前世界各国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在社会实践上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探索, 即使是实效性最佳的民主制度和相应的法治,也只能在量的层次上对腐败现象加以遏制,无法在质的层次上实现根治 。 在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教育与教化实现民族文明素养的全面提升,实现国民现代文明的启蒙与觉醒始终是历代优秀的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的根本道路。可是当教育也一并进入到坐地分赃的体系之内,由此而导致所谓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之时,在矢志于民族复兴的志士仁人的心里就不能不蒙上一层日暮途穷的阴影甚至是预感到民族存亡的危机 。 —— 曾新林博文佳作 《 我们一直在被政治被革命 》引发的思考与感怀 参见: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53185do=blogid=496914 5 . 孙中山先生是推动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第一人。 ——拜读 曾新林博文佳作 《 辛亥百年,我们该记住谁? 》感怀 参见: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53185do=blogid=496058 6 . 感受到痛苦,这是思想与情感相互激荡的过程。只有痛苦的感受,才能够验证我们不但作为一个生命的存在,而且是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于是,痛苦,人类文明就在这里起步前行。 ——拜读 曾新林博文佳作 《 原来,我也有后悔上学的时候 》感怀 参见: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53185do=blogid=49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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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共和人物(5):孙中山
machan 2011-10-14 19:12
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地名等很多, 可见国人对其的敬仰。很多人认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共和第一人。 但是,我个人写的“百年共和人物”,第5个才写到孙中山, 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的认识,孙中山先生,单方面能力,论文不如宋教仁、汪精卫,论武不如黄兴、袁世凯、蔡锷。 正如博文: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20892do=blogid=496357 中所述。 孙先生有思想。 所以,孙中山先生是领袖。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在于他是中华民族的共和图腾。自从有了这个图腾, 皇权、专权、专制等等,在国人心里失去了“合法性”, “共和”成为民心所向。 那些倒行逆施的人,命运都遭到世人的唾弃。 比如,袁世凯称帝, 蒋介石独裁专政等都以失败告终。 而像蒋经国先生,顺应民意、顺历史潮流者,被人从内心敬仰。 所以,尽管根据“野史”,孙中山先生有经费使用、日本妻子、宋教仁被杀有关等“负面”信息。 但都无法影响先生的形象。 总之,一句话: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在于这个名字就是中华民族共和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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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杨恒均:国父不好当 - 华盛顿VS 孙中山
热度 2 Helmholtz 2011-10-13 14:50
国父不好当 - 华盛顿VS 孙中山 杨恒均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据说两岸都有纪念活动,但又各有禁忌。可无论如何,两边都绕不过“国父”中山先生。近年来,学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反思中山先生的浪潮,大有把这个唯一一个被两岸都认可的“国父”级人物拉下神坛的势头。为了弥补自己这方面知识的缺失,以及找到研究“国父”的立足点与尺度,本人过去几个星期一口气把悉尼图书馆的四本英文传记(介绍)以及自己带来的三本中文书扫了一遍,同时对照了两本美国人反思“国父”华盛顿的力作。这才找到了些微感觉,与读者分享。 华盛顿VS 孙中山 “ 国父”不好当!不但中国的“国父”难当,美国的也同样不好当。美国人反思“国父”华盛顿的历史要比我们长得多。记得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生活时,就常常看到批评“国父”的文章,当时主要有如下几个论点:这哥们就是一个将军,正好带领美国人打败了英国佬,时势造英雄;他没有什么思想与理论水平,而这个国家却是建立在人类最伟大的自由思想与民主理论之上的,可见他的贡献很有限;他的品德没什么问题,但也并没有达到道德楷模的地步,至于美国小学课本上少年华盛顿砍掉樱桃树的故事,无法证明真的发生过;华盛顿拥有不少的黑奴,当时立国之初标榜的所谓“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等价值观,和当今所说的有本质区别……这些反思的直接结果是,当首都华盛顿特区的黑人居民超过半数时,有人倡议投票,要给首都换一个名字:一位黑人奴隶主的名字,怎么能够作为美国首都的名字? 说实话,以上种种说法都不无道理,华盛顿作为美国“国父”,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你到首都华盛顿去参观各种纪念馆就会发现,美国伟人都有很多故事,例如杰斐逊纪念馆里应有尽有,可关于国父华盛顿呢?就那么个高耸入云的华盛顿塔,空空如也,没有内容,正如华盛顿本人一样。 当我回国看到中国人在反思国父“孙中山”的时候,自然联想到美国人反思“国父”华盛顿,也让我找到了立足点。我粗略搜索了一下,地球上两百多个国家,明确提出了“国父”的只有不到40个,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国父”的这个头衔——设立有崇拜嫌疑的“国父”与西方价值观不符,而东方的“国父”们的地位又极其不牢靠,元首希特勒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父亲”,齐奥赛司库是罗马利亚的“国父”,列宁是“苏维埃”的“国父”,金日成是北朝鲜的“国父”,李光耀被不少新加坡人称为“国父”。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众多“国父”中,中美了两国的“国父”最接近,也最有可比性:当“国父”的历史比较长,改变了世界,都崇尚民主自由等等等,下面稍微做一个比较,你会发现很有趣的。 华盛顿外形高大魁梧,典型的军人形象,他也很会打仗,他的“国父”头衔在他带领殖民地人民抗击英军的时候就获得了,可见,美国人也崇尚“枪杆子里面出国父”,但作为军人的华盛顿 ,多次表示了对武力的厌恶,他不愿意打仗;孙中山即便在中国人中,也属于体型较小的文弱书生型,他不太会动刀动枪,可他特别喜欢武装斗争与起义,辛亥革命虽然不是他直接领导的,但他屡败屡战(辛亥前起义多达十次,都失败了)的大无畏精神无疑把大清国的稳定给彻底破坏了,他的“国父”地位也是在国家成立之前就奠定了的。辛亥革命后,他动不动就要北伐,还要继续革命,仍然一次都没有成功过。——如果华盛顿是因为打仗打赢了而成为“国父”,孙中山则是因为从来没有打赢而成为“国父”。 华盛顿在各种场合都很少讲话,理论与思想更谈不上;而孙中山则相反,只要有他在场,别人几乎无插话的机会,更犀利的是,这哥们一生中,竟然给我们留下了从美国民主政治到日本治国理念又到苏俄的革命建国等等无所不包的“理论”,虽然他只不过是二道贩子,可毕竟被他揉进了自己的建国思想与“三民主义”中。华盛顿成为国父,是因为他什么理论也没有留下,给美国这个国家的发展留下了大片的空白与机会,美国人后来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算在他身上;而孙中山成为国父,则是因为他什么理论都说过,弄得过去一百年来,几乎什么政治派别、政党与政客都能在绰号“孙大炮”的“理论”中找到执政基础与价值理念,结果,好的时候,人家说是中山先生留下的,坏的时候,就怪上了“孙大炮 ”… 真正成就这两人“国父”地位的终极原因都在于他们对权力的“适可而止”:华盛顿一生中两次主动放弃了绝对的权力(独立战争胜利后放弃了总司令职务,后来又主动放弃了总统职位);孙中山虽然性格与对权力的欲望与华盛顿背道而驰,他最不主动放弃的就是权力,可最后成就他的却是在他“革命尚未成功”就夺取了他生命的癌症 —— 如果你没有理解我在说什么,请你和我一起设想一下:华盛顿如果当初不放弃总司令的职务,又或者后来一直当总统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会被尊为“国父”吗?也许,不被称为“国贼”已经不错了。再设想一下,如果孙中山不是在关键的时候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在后期走偏了道路、已经决定走苏俄的捷径的孙中山,很可能在自己“一个党一个领袖”中落得列宁甚至斯大林的下场。如果他再多活几年,即便被套上了“国父”的光环,结果恐怕和现在的列宁好不到哪里去吧。听说,他的水晶棺材要被挪走,没有人愿意出钱了 …… 华盛顿与孙中山,还有很多可比之处,都能发人深思,大家不妨更深入一点。我就不在博文里尽言了。 儿孙们要“祖国母亲”与“国父”离婚? 当今大大小小两百多个国家与地区都是人建立起来的,但建立国家的人可不一定都能成为“国父”。我第一次在华盛顿参加美国国庆游行时听到一群穿超短裙的性感尤物齐声朗诵对“国父”的颂词,当时我听得清清楚楚,她们使用的是“Founding Fathers”(国父们),使用的是复数。我挺纳闷的,问我的美国同事:“国父们”都是谁啊?他们都告诉我“国父们”只有一个,就是华盛顿。这种使用复数(们)却特指一个人的“语法错误”在英语中可不多见啊,挺有意思的。 后来我慢慢有些理解,大概“父亲”本身不能太多吧(中国人父亲太多可是骂人的),否则,那不是乱套、乱伦了?可美国人心里也清楚,这个国家绝对不是那一位父亲造出来的,实际上,我们重温美国建国那段时间的历史,不难发现美国前五任总统(杰斐逊等)中任何一位对美国建国的贡献,都不会比华盛顿少多少。他们都应该是“国父”。果然我后来听到美国人议论过,应该多设几位“国父”,不但可以掩盖华盛顿蓄黑奴与没什么理论建树的缺陷,还可以更有说服力。可这事还是不了了之。现在在美国孩子们的课本上,以及父母们的口袋(美元)里,依然是“国父”华盛顿。 中国“国父”也有类似的境况。读过几本关于辛亥革命前后那段历史的中国人都应该清楚,推翻大清帝国、建立第一个共和的绝对不只一个孙中山。甚至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来分析的话,你都不敢说孙中山是给力的一个。如果没有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思想启蒙大师,如果没有宋教仁、黄兴这些理论家与实干家,如果没有清朝政权里顺应时势、从善如流的新官僚与军头们,如果没有擦抢走火的武汉新军……孙中山可能还流亡在美国,用一本美国假护照到处募捐呢。从某意义上说,中山先生成为“国父”,和华盛顿成为“国父”一样,时代与后人选择了这样一个人来代表那个时代,来寄托我们对那代人的敬仰与崇拜。 正因为他们具有象征意义,也使得我们现在要重新评价他们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阻力,作为“国父们”之一,他们自然是有很多缺点,甚至存在严重的错误与不足;但如果你的反思是要把他们从“国父”的位置上拿下来,却也不容易。除非你一开始就不设立“国父”的圣坛,否则,作为“子女们”要取消“父亲”的资格,总是挺难的,当然,除非“祖国母亲”被蹂躏得人不人、鬼不鬼,不得不“离婚”了事 …… “ 国父”与“继父”们 国家有了“父亲”,自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继父们”。美国人在反思“国父”的时候,常常会冒出这样的观点:没有华盛顿奠定的这个国家,哪里会有后来那么伟大的总统们啊,林肯、罗斯福、肯尼迪、里根,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黑小子奥巴马 …… 可也同样有人对反思进行再反思:没有林肯、罗斯福、肯尼迪与里根等等优秀的“继父”们,华盛顿的地位还有这么高吗?他奠定的那个国家还有多少意义?这话也站得住脚,如果林肯在废奴的南北战争中落败,美国现在也许还有黑奴,从而美国成为世界上人权记录最差的样板;如果罗斯福不引进一些独裁做法与社会主义经验败给希特勒,美国会不会已经灭亡了?还有大力推进民权的肯尼迪,以及把苏联活活吓死了的里根,对当代美国的贡献,对形成二战后新的普世价值,居功甚伟。 更别说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了,当他忍住眼泪发表当选感言的时候,深情地提到“国父”华盛顿的思想——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国父”华盛顿什么时候说过黑人可以选总统?他自己就有不少黑奴啊。奥巴马的当选让“国父”华盛顿脸上有光 …… 让我们再看看继中国“国父”孙中山之后的各位“继父”们,他们都打着中山的旗帜,宣称继承了国父的遗志,到底是发扬光大了国父,让“国父”脸上有光?还是把“国父”一起拖下水,让“国父”为他们的行为背书? 在对照研究两位“国父”时,有一个现象让我很困惑,也很难受:美国“国父”华盛顿在世界也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中国“国父”孙中山在中国享有一定的地位,在世界上却几乎无人问津。我想,这和孙的思想太庞杂,又主要是吸收国外的有关,特别是后来转向苏俄的道路,加上这位“国父”身后的中国至今也没有统一成一个“国家”等等原因。 我认为中山主要是一位传播与沟通者,他救国心切,把自己从各地(包括美国、英国、日本与俄国)看到学到的一点东西贩卖到中国,可大家不妨检查一下他的履历(大事年表),且不说他在中国呆的时间不长,他所到的地方就更有限了——从他在西方呆了那么久,也没有悟透西方民主的真谛来推算,他对中国的国情其实也却是有点云里雾里,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 但这一致命弱点也正是他的优点,所有那些所谓看透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家,几乎都认为几千年的专制体制无法动摇,皇帝不能没有,偏偏一个留着日本小胡子、拿着美国护照与伪造的夏威夷出生证(这一点据说和伪造了夏威夷出生证明的奥巴马有一拼)、压根儿没有走过几个中国地方的“国父”给推翻了,你说,这老孙头如果知道这皇帝体制如何坚固,如何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他还有这个信心吗? 诋毁了一阵“国父”中山先生,但我的结论依然是:只要华盛顿能够当美国的“国父”,孙中山就能当中国的“国父”。有了一个中山这样的“国父”也有不少好处,至少美国人搬出“国父”耀武扬威的时候,我们能够推出孙中山。当然,有了“国父”还有一个大大的好处,那就是“继父”们再猖狂,也不敢把“国父”的牌位丢掉。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和中国的“国父们”还会受到不停的批评甚至攻击,但几个星期的集中研究,让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后人对“国父”褒贬,以及“国父”地位的变化,与过去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关系并不大,决定他们历史地位的反而是“祖国母亲”的命运、子孙们的好恶与“继父”们的德性息息相关。我甚至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历史并不是一尘不变的,换句话说,历史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改变现在,或者改变未来,来改变历史。“国父”与“继父”们的历史地位,并不是一尘不变的 …… 历史是可以改变的:改变未来,也就改变了历史! 这个论点太大逆不道了,我得细细说起,或者循着杨氏套路,绕个圈子。让我们绕到台湾那位“继父”——一度被他的追随者誉为台湾“民主之父”的李登辉同志身上吧。 蒋经国的继承人李登辉在2000年突然搞起了选举,而且几乎是有预谋地把政权送到了民进党陈水扁手中,断送了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注意,其实是号称百年老店,国民党是1911年合并成立的,到2000年交出政权,整整90年,耶——)。 当时我接触的一些国民党党员几乎个个痛心疾首,对李登辉这个断送了国民党政权也背叛了孙中山遗志的叛徒咬牙切齿,是啊,好端端一个国民党,虽然被共产党赶到了台湾,但毕竟也是一个有90年历史,还有大量党产以及海内外富翁的党嘛 ……硬是被这个内奸、汉奸、党奸的李登辉给毁了?国父孙中山,情何以堪啊? 可是,就在不久前,我接触到一位一直旅居海外的国民党元老之后,在我的启发下,他突然说出了一通反过来又大大地启发了我的话。他说,你说过戈尔巴乔夫以断送了共产党组织的方式保住了共产党人不但不被清算,还继续执政,避免了发生在东欧和世界其它国家的执政党遭遇的厄运。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角度分析一下李登辉之于国民党? 他说,到2000年时,国民党已经存在并执政了90年,虽然干过不少好事,可毕竟是一个一切以牢牢抓住绝对权力为唯一目的党。如果李登辉不用这种方式完成蒋经国先生开启的事业(从训政到宪政),环顾世界,还有其它更好的方式吗?中东与北非的方式?如果国民党一直坚持到突然有一天民众爆发,国民党的前途如何?孙中山还能继续当“国父”吗? 他的话几乎让我拍案而起,完全忘记了人家是国民党元老之后,竟然脱口而出:你说的太G8好了!看看现在的台湾,掌握权力的还是你们国民党的后人马英九,而且,如果我没有说错,在未来可预见的台湾政坛上,国民党元老郝伯村、连战之子还有可能当选“总统”,而台湾只有从2000之后,才敢真正大言不惭地说,实现了“国父”中山先生的宪政理想 …… 请让我们一起设想一个情景:蒋经国去世后,国民党的连战、郝伯村上台,他们脑袋里唯一所想就是对得起“国父”孙中山与“继父”蒋介石、蒋经国,办法就是牢牢掌握权力,让权力的殿堂上高悬“国父”与“继父”们的照片 …… 我想,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但能够做多久,可能谁都说不准了。你已经安然度过第一波民主大潮,第二波你也化险为夷了,但你能从中东这样第三波民主化大潮中全身而退吗?即便侥幸幸免,还有第四波、第五波 …… 让我们继续设想:总有一波,在台湾民众等不到自由选举的情况下,波及到台湾岛,岛上循环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再重复的那一幕,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了,马英九、连胜文与郝龙斌像卡扎菲的儿子一样寻找出路——注意,我一点也不关心他们,我只关心:国父中山先生的画像怎么办?中山陵怎么处理?蒋介石的棺木如何处理?——不用我告诉你,看看今天的国际新闻吧:埃及法庭发出命令:要求把穆巴拉克的画像与名字从所有公共场所包括街道与学校清除掉——一位埃及网友留言:公共厕所里的就不用清除了。 罪过罪过,简直是对“国父”的大不敬啊。我绕的圈子已经绕完了,但却好像再也回不到原点,我想,你的思路也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了,离开了台湾,离开了孙中山与蒋介石吧?这不关我的事啊。 我还是说我的结论吧,那就是:历史事实也许无法改变,但对一段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的评价,却可以因后人做什么、如何做而有所不同。“子孙们”做了什么,不但决定现在和未来,而且,也在“改变”着历史。 并非多余的话 谁能想到,让国民党浴火重生的最后一人竟然是李登辉?谁能想到,如果国民党不是以这种方式和平地完成权力交接,并以此洗净了自己身上血迹班班的污迹,如果国民党被“暴民”们推翻,被历史潮流卷进历史里,中国的历史,包括辛亥革命的历史定位,都要推翻重来?因为推翻了国民党一党独裁而建立了真正民主制度的人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把“国父”孙中山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国(在台湾)的人民推翻了孙氏建立百年的假共和真独裁的政权,成立了民主共和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的历史还在继续,并没有盖棺论定。台湾如此,中国大陆也不遑多让。以中山先生代表的“国父们”推翻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王朝,但却没有办法与能力建立起理想中的共和国,此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几乎都抛头颅、洒鲜血,尤其是共产党,从李大钊开始,牺牲了多少仁人志士,才最终换来了1949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 可是,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在内忧外患之下,尤其是经济崩溃使得新成立的共和国在1976年就同毛泽东的生命一起结束了,请问,历史将会如何评价这个给民众带来了内斗与赤贫的共和国,以及那些牺牲了性命换来这个共和国的先烈们?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小平同志最伟大的功绩不是改善了民众的生活,而是改变了几百万革命先烈的历史定位,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而他是用改变现状与未来的方式,改变了历史——或者说,改变了后人对历史的看法与评价。 历史还在发展,历史也还没有结束,历史甚至还有可能被改写与重写,关键是继承历史的人、党派与政权如何创造未来。任何个人与政治党派、政权,都会在历史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也会犯一些严重的错误,但并不是无法更改的,更改历史的办法不是擦掉墨写的史书,更不是用鲜血混淆历史的墨迹,而是用实际行动书写新的篇章。 扯远了,还回到那个留着日本小胡子持美国护照操着夹杂英文的广东话的国父身上吧,他有很多缺点与不足,但比起美国“国父”华盛顿,他也差不到哪里去,更何况,他还有机会啊。 大陆两岸的共产党与国民党,是否会给“国父”孙中山先生这样一个机会?——在“国父”推翻皇帝独裁一百年之后,中山先生奠定的民主自由与法治的共和国,终于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富强、和谐、民主、自由、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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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老师们,有感于缅怀辛亥先驱的启迪。
fhli50613 2011-10-10 23:29
近代的我们中国,谦虚是特点同时也是美德。而近代史中中国的几位老师尤其是令国人刻骨铭心。 第一位老师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大力主张学习日本,上世纪初的有名的革命家无一不到日本,并在日本师傅那儿得到许多有益的指导与支持。这种精神与物质上的依赖让其彻底看透中国,于是,九一八,七七,八一三,一次接一次的事变,偌大一个中国竟差点儿让那个老师一厢情愿的共荣给圈去了! 第二位老师是苏联,由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无疑不对其在精神与物质上百般依赖,并在客观上的确得到较大帮助。如孙中山组建黄埔与北伐,蒋介石的抗战物资,新中国的抗美援朝及其早期经济建设。最后结局的尴尬就不再多说了。 美国是改革精英们心目中货真价实的老师,可充其量只能算我们的小半个朋友,我们百分之两百地,绝对真诚地向这位老师学习,结果发现越学差距越大,越学要学的东西越多,越学要交的学费自然也越多。 百多年来,我们在日本,苏联,美国面前真真地是想做好学生。可我们的老师们呢,除了收学费就是打我们耳刮子。在这样的老师面前,我们不应该有所反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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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马未都:辛亥革命做了一锅夹生饭 (10月10日 11:30)
周少祥 2011-10-10 14:41
  马未都:辛亥革命做了一锅夹生饭 中国人一百多年前面临的问题是今人想不到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摇摇欲坠;西方列强的长驱直入,肆意瓜分中国;受西方思潮影响的仁人志士求新图变;新兴的资产阶级与社会的矛盾重重;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拉开了一场革命的序幕。 今天,离那声枪响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来,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层面多重,各个阶层都从自己的角度解释辛亥之变革。辛亥革命的直接成果就是推翻帝制,让中国以此为界呈现新旧两种社会制度。民国的成立,告别皇权世袭而走向共和,但共和对百姓来说是个画饼并呈现一头雾水。 天下为公是民国之父孙中山的主导思想,非常诱人,随后的三民主义将民族、民权、民生变成人所皆知的口号。民族主义,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再谈世界主义才算实际;民权主义,一般平民所共有,直接民权结合五权宪法,便可驾乎欧美之上;民生主义,平均地权,涨价归公,最为美好的憧憬就是共产主义。三民主义遂成为民主革命纲领,至今海峡对岸还矗立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标语。 可惜,辛亥革命做了一锅夹生饭,而且夹生得很,米是米水是水的,连粥都未熬成。清王朝解体后中国陷入长达三十八年战乱;中国人热衷的帝制也曾一度复辟;这场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多是依赖军人加知识分子模式,而这两类社会的极端阶层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极难统一,导致民国至少颁布了四部“宪法”,公众无所适从。 孙中山最有名的话是其座右铭“天下为公”,比其更有名的却是遗嘱中流露的真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011.10.9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54769e0102dtuf.html ) - 第七百四十四篇•辛亥百年_马未都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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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发现:微博≈大字报
热度 11 wangxh 2011-10-10 12:32
今天是10月10日,嘿嘿,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日子。 “四大”被坚决取缔,就像铲除法轮功一样,决策英明呀,俺倔人坚决拥护! 可是,已被人故意抬高地位的所谓“国父”孙中山说过:“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俺认为孙先生比较正确的论断之一。 有人抬高孙中山历史地位,无非是降低毛泽东的声誉而已。俺倔人认为“孙先生”等于“二分之一袁世凯”加上“二分之一蒋介石”。 最近新发现,当然也是伟大的: 微博≈大字报 毛泽东连做梦也梦不到会有internet,更不用说微博,但是老人家让人民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思想(大字报只是形式之一)怎么就这么具有创新意识呢?看来,不是俺的“发现”伟大,是老人家的创新思想伟大哟! “大字报”被政府取缔,俺不作评论。 “微博”可是现在网络上炙手可热的东西,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曾经做过调查,微博中的信息有很多以讹传讹或虚假,但总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吧? 看看网络与微博的力量吧——其实就是人民的力量: 哈尔滨宝马车撞人案、沈阳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案件等,不都是在网络的强大威力目前搞定的吗? “微博”与网络让造假者无处藏身! “微博”与网络让愚民者自食其果! “微博”与网络 让民众都有话语权! “微博”与网络 让好人不能干坏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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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绝 缅怀孙中山
lzl2431 2011-10-10 11:24
七绝 缅怀孙中山 2011.10.10 无私革命 不贪钱,建国成功不恋权。 天下为公须奋斗,振兴民族要承传。 “和平、奋斗、救中国”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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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袁伟时先生访谈:百年辛亥,寻找历史的脉络
热度 2 Helmholtz 2011-10-9 23:06
袁伟时先生访谈:百年辛亥 寻找历史的脉络    http://yangrangning.blogchina.com/1205765.html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晚清史专家。近年来倾心研究近代史,著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等书,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有扎实细致的梳理。近日,袁伟时在其寓所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一)    问: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年了,作为晚清史专家,能否从专业研究角度说说,为什么会有辛亥革命?这场剧烈的变革前也应该有“小震”吧?    袁伟时:从1895年开始,革命派一再发动所谓革命,前前后后有十几次,但大部分是很小规模的军事冒险,都失败了。规模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可以讲是同盟会的孤注一掷,使用的经费占了孙中山所筹集经费的40%。过去多数武装起义由地方会党或新军主导,伤亡不小,比较大规模的是广州倪映典的那次新军起义,死了100多人。但这次黄花岗起义集中了同盟会的精英,不少是留学生,也有会党的人,尽管孤注一掷,结果还是失败。这就是说,要是一直这样搞军事冒险,不一定能够成功。辛亥革命的成功,其实是清政府本身的失误造成的,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问:清政府错在什么地方?    袁伟时:最重要的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时刻,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从1910年开始有4次很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各省的民意机构--咨议局出面领导示威请愿,而且各省地方官员和驻外使节也上书朝廷要求开国会,实行改良。清政府表面上接受了,将原准备要用9年的期限提前3年,于1913年开国会。正常来讲,9年不算太长,再提早3年只有6年就更短了,而且这是1911年做出的决定,到1913年实际只有2年。时间上不是太长。那问题出在哪里?一个是,历史转折关键时刻,机会转瞬即逝,清政府没有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做出应有的决定。在实际行动上,5月8号宣布成立所谓“责任内阁”,13个成员,8个满族,1个蒙古族,汉族剩下4个,以前各部尚书是满汉各一个,现在相比反而少了。       问:在这样的民意群情汹涌中清政府还是不肯放权。    袁伟时:核心在哪里?就是一个基本观念:这个政权是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官、在皇上、在朝廷?原来宣布预备立宪草拟的《钦定宪法大纲》完全是主权在皇上、在朝廷,所以国会也好,其他各方面也好,都是咨询性的,无论立法、司法,最后大权都在皇上。也就是说,立足点还是没有转过来,没有从主权在皇上转变成主权在民。这条不变,其他要改就很难。       问:那清政府的另一个错误呢?    袁伟时:保路运动,也是个大问题。1911年5月9号,成立皇族内阁的第二天,清政府就下令将民营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不但侵犯了私有产权,而且违法了。因为闹得最凶的川汉铁路公司是依法登记成立的,铁路干线的产权完全是合法取得的,一下子收回,补偿又很不合理,民众当然反对。一反,清政府就派兵镇压。9月7号,就是辛亥革命爆发前一个多月,成都32个请愿民众被打死,官逼民反,保路同志军开始围攻成都和其他城市,一打就是一个多月。实际上,武装起义在9月7号就已经开始了,后来和武昌起义汇合起来。所以说,辛亥革命爆发不是偶然,很多因素汇合起来,和平改革、和平转变在关键时刻就变成必然了。再加上清本身是少数民族政权,民间老早就有光复汉政权这样的思想基础。       问:有说法是,革命派也不希望清政府改革成功,就像他们曾派人刺杀出洋考察大臣。    袁伟时:确实是有这样的意图,但在历史上不起大作用。因为即便有人想阻止,但当时整个社会发展趋势是向立宪这方面前进的。而且预备立宪确实也做了很多工作,虽然最关键的一步没有迈出去。比如,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宪政资料,也在民间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登记选民、进行宪政教育等等都做了。过去清政府没有编预算,后来预算、结算、登记选民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你不能讲它是假的,这是清末新政的功劳。但就是在关键时刻迈不开,激起了汉族、士绅阶层的强烈不满,本来他们希望清政府改革成功,现在转过来,至少不反对革命了。革命一爆发,他们愿意和革命力量联手,实现整个政权的转换,那就大不相同了。       问:改革失败引爆了革命,但辛亥革命没有出现大的流血事件,比较平稳地过渡,被称为一个“好的革命”,你觉得呢?    袁伟时:对,流血牺牲也有,包括陕西打了一下,江浙打了,杭州打了,南京也打得比较激烈,上海不算激烈。好些地方打了一下,但总体来说还是和平移交政权。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当时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商会、商团、咨议局领导人的作用很大,商会有自卫力量,他们和革命派联合起来,一下子将政权转移了。而且,不少地方的总督和巡抚本来就认为应该实行改革,形势一变,认为移交政权理所当然,多数也不反抗,所以战争范围很小,损失相当小。       问:有资料说,清末民初有近1000个商会,士绅阶层以及商会等民间力量的努力,是不是革命温和的一个重要因素?    袁伟时:应该讲那是决定性的。上海就很明显,上海革命派有两方面势力在策动,一方面是李燮和,是光复会的领导人,他对民间武装帮会和新军有很大的作用,另外一派就是陈其美那派,这一派比较接近孙中山,帮会势力比较大,陈其美本身就是青帮的大头目。除了这些革命派,当时掌握上海整个局面的,是由一个上层商人选举产生的李平书领导的自治政权,它实质上是由上海总商会控制,上海在政权转移期间没有大的战斗和流血牺牲,他们的作用很大。他们召集开会,与革命派商量成立新的政府,李平书出任民政长,实际上日常的城市运作由商人管理,陈其美他们管军事。广东就更加明显,完全是商会操控了,商会决定宣布独立,当时两广总督张鸣歧最初还犹豫,想保持跟朝廷的联系,但在商人力量推动下,他不得不接受宣布独立,自己则逃跑到租界--沙面躲起来。其它各地几乎大都是这样的。总之大势所趋,民间力量起了很大作用。       问:你前面也提到了曾主张改良的地方官员,这些人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袁伟时:武昌起义后,外国领事马上承认这是交战团体,也就是列强表明采取中立立场,跟当时咨议局领导人汤化龙的作用有关系。汤化龙因为连续请开国会失败,对清政府已经彻底失望。当时新军将领黎元洪不愿意和革命派合作,革命派又推不出有威望的领导人来掌控局势,就请出汤化龙协助说服黎元洪接受都督的任命。同时,汤化龙也和各国领事联络交涉,发出通电给各省谘议局,得到各地支持,一下子局势就稳住了。当时湖广总督是满族人瑞澂,原来就带头上书请开国会,要求实行改良,所以不可能坚决地跟革命派战斗,于是跑到军舰上去了……       问:清政府被推翻,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建立,但你曾评价说推翻帝制其实不算大功劳,为什么这样说呢?    袁伟时:有没有皇帝,这个实在不算大问题。辛亥革命真正的功劳,在我看来有两方面,一,一下子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建立起来,虽然很不完善,甚至还有很多违法的地方;二是公民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实现了,人们这个时候可以自由发表各种各样意见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样情况就变了。辛亥革命最主要的收获是这两条。经济上没有什么大变化,延续清末新政的市场经济制度。          (二)    问:清末民初,中国人寻求一种自救求生发展的新模式,当时面临着几个出路,立宪和革命就是两个路径。清政府错失了一次改良机会。但,现在也有人形容孙中山像个铁路扳道工,始终坚持将形势扳到革命一边。    袁伟时:他“扳道”是在辛亥革命后期,因为老是想将权力掌握在革命派手上,没有把焦点放在民主法治等制度的建设、巩固方面,这直接影响后来国民党革命道路的选择。比如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本来可以通过法治的途径解决。当然法治也有困难。       问:当时上海检察厅都向国务总理赵秉钧甚至发了传票,在此情况下,发动二次革命是不是鲁莽了?    袁伟时:二次革命不应该搞,应该不断追究。假如追究下去,即使不能把赵秉钧、袁世凯赶下台,但至少可令他们在政治上很孤立。这是一个错误。       问:二次革命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袁伟时:实际有它的必然性。革命派就是希望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国民党没有决心成为反对党,去监督袁世凯执政,或者变成参政党,和袁世凯结成联盟,共同执政。袁世凯也提议联合执政,国民党不接受,只想自己执政,这个太脱离实际了。       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和袁世凯决裂是必然的?    袁伟时:本来通过选举转移政权,是民主社会的常态。问题是,通过革命实现政权转移以后,一个政治家就要考虑实际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承不承认政治的现实--当时,袁世凯是最大的实力派,他接受共和制度,国内外都认为能够稳定大局的就是袁世凯,这就是现实。承不承认?原来达成协议,总统归他做。这样一种态势下,抛弃原来的协议另搞一套,想把权力马上夺回来,人家当然不干。       问:中国历史上多有造反夺权以改朝换代,是不是这种“传统”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辛亥革命?    袁伟时:这个讲法有一定道理。把这次革命看成改朝换代,换人做皇帝,这当然是一种解释。但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领导人完全不同于那些改朝换代的农民领袖,他们其实也想成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权,但有一种心态:革命的多疑症。老是感觉别人不可靠,只有我是革命的,代表民主,代表共和,其他人不是。当然,这也是各国革命的通病。这里面牵涉到政治家的水平。怎么做对民众最有利?他们没有想透,没有彻底理解清楚,这是由当时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决定的;也说明当时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并没有成熟。虽然那些人,包括草拟宪法文件的人,基本都在日本接受的教育,但没有真正深刻的理解民主和宪政理论,对这些基本问题没有理解透彻。       问:当然,按民间说法,革命不是吃客吃饭,好像夺权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袁世凯不应该妥协。    袁伟时:过去说是孙中山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妥协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反而是过激了,而不是妥协不对,不应该。辛亥革命是三派力量联合的结果,妥协是非常正常的,政治本来就经常需要妥协。为什么孙中山会被抛弃?各地绅商原来和革命派合作,后来把国民党看成“暴民专制”,就不再合作:再这样搞,我的生意没办法做了!他们要求现在就是要稳定。也就是说,我要求稳定,你就不稳定;我要求整个社会实行民主,实行法治,你就不往这个方向努力。国民党、孙中山看不到这一点,结果大家反对他。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一个多月就全军覆没,脱离群众是主要原因。后来长期翻不过身来,就是被资产阶级抛弃了。       问: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辛亥革命其实可以分前后两阶段?    袁伟时: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努力值得尊敬,特别是黄花岗那些烈士,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精神是非常伟大的。但革命后,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袁世凯北洋势力也有破坏民主法治的行动,但更大的失误还在于革命党这方面。它没有及时转变为民主政党,反对党或参政党,换句话说,革命党成功以后不能一直是革命组织,必须转变。       问:该怎么评价这种革命党人的这些失误?或者说,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失误?    袁伟时:辛亥革命后,有关经验没有被正确总结,一再宣称要革命,革命以后还是要革命!没有总结为什么法治制度不能确立,民主选举制度不能确立。很明显,《临时约法》是民国初年政局变乱的一个根源,因为当时《临时约法》没有规定解散议会的权力。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本来应该互相制约,而当时国会是在革命派支配下,那个国会很腐败,议员受贿成风,发展到登峰造极就是曹锟贿选,根本就不好好干活,十几年连宪法都没制定出来,直到曹锟要当大总统了,才匆忙通过。       问:也有人说还有个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动工农?    袁伟时:这个论点很荒唐。当时,工农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受历史条件限制,当时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所谓民间武装,有些是绿林好汉,有些是当地自卫团、保安团。这些组织很多土匪气很重,到处杀人、抢劫、奸淫;有的报复剿匪的武装力量,杀人很残忍,当街生劏,挖取心肝炒来吃;当时的报纸白纸黑字记载得很清楚。再充分发动工农,全国变成一个大屠场。当时的民间武装,工农结合就是这个水平,再发动就会天下大乱。       问:民国初期也在尝试转变,比如制定宪法,但似乎没有多大作用。    袁伟时:制定宪法,需要各方共同商议,各方都能接受,才有办法施行。但国民党控制下的国会制定了一个“天坛宪法”,完全脱离实际,没有通过最后的立法手续,不能生效。《临时约法》本身漏洞百出,不能规范各方的行动,国会胡作非为的时候,行政根本无能为力。而行政权之间,总统府和国务院还有“府院之争”,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临时约法》本身规定就非常含糊。       问:民初宪政试验,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可能也是前无古人的一条路?    袁伟时:问题是,那时世界上已经有经验,民主已经是世界范围内逐步推行的制度,你还走错路!而且,当时这些人大都是留学生,知道现代政治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下,还能站在中国传统的角度讲“前无古人”吗?其实已经有大量的先行者,但不是中国的古人,国外有大量经验你就不吸收,这个是不能原谅的。       问:说辛亥革命,不能不提及袁世凯,现在也有人总结认为如何处理与袁世凯这样实力派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当时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    袁伟时: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主要支柱之一,这点是没疑义的。即使在辛亥革命以后,第一,他不是“窃国”,因为是通过合法程序当选的临时大总统和正式大总统。第二,他最初也做过很多工作,也想尊重原有的政治架构,但国民党一直在企图立即用选票和其他方法,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夺回来。比如制订《临时约法》把袁世凯手脚给捆起来。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实行总统制。袁世凯当选第二届临时大总统,立即制定《临时约法》改为内阁制,用革命派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将权力夺回来。这等于把袁世凯架空,袁世凯当然不干了。       问:曾是清末新政的积极推行者,算是体制内进步力量,但袁世凯让人记住的更多是“称帝”中的那个丑角形象。    袁伟时:袁世凯的主要错误,集中起来就是在“称帝”这点。他也践踏民主,也不遵守法治。但他基本的错误,是将三权分立架构给摧毁了,将国会这条线给摧毁了,这是很大的错误。       问:那又怎么评价袁世凯的政治对手孙中山?    袁伟时:可以分两个阶段看。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者有很大功劳。一方面,他作为革命旗帜,革命领袖人物,提出一套理论,这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另一方面是筹款,有人计算过,以孙中山为主筹集的经费有58万银元左右,40%花在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他犯了好多错误,主要是发动三次战争,现在看来都是有问题的:第一,二次革命;第二是袁世凯死后发动护法战争。护法战争本身不合法,800国会议员他只拉了200多人,不够法定人数,所谓护法并没有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而当时国会确实有很大问题。比如,一战,中国是应该参战的,参战才能收回我们的利益和主权,但孙中山、国民党坚决反对参战。背后他接受了德国人的钱,发动护法战争,拉拢海军程璧光率领舰队南下,都用的这个钱。这个有确实的史料,德国外交部有档案,另外蒋介石日记也有。第三,就是北伐战争。他接受了苏俄的支持,接受苏联给钱、给枪,给军事顾问。实践的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变为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你说这样的战争对还是不对?       问:历史人物,大都存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局限性。    袁伟时:特别他本身还有接受中国专制传统的一方面。1914年,他草拟一份《中华革命党章程》,里面要求所有党员宣誓“服从文一人”,要党员无条件服从个人,相当大一部分人不愿意接受这条,结果造成国民党分裂。中华革命党本来就是小众的小团体,到后来袁世凯称帝时,它起到的作用非常小,反袁的旗帜掌握在进步党手上,蔡锷、梁启超才是旗手。到国民党改组以后,党内很不民主,有反对意见的都开除,一大帮人,有些是国民党元老,然后在党章写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总理有最后决定权。就是一个人能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凡有民主意识的人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不要神化某个领导人、某个领袖,否则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       问:孙中山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袁伟时:他的继续努力,就是想搞武装,搞北伐,要动刀动枪将权力夺回来。       问: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革命史,虽然革命总有它的道理和理由,但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革命”不能被频繁使用。这可能也是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留下来的启示?    袁伟时:社会转型,成本最低的是逐步改革,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民众有革命权但那是最后手段。不要沉迷于革命,不然社会转型的代价太大。革命不是正常的社会进步方式,暴力是不正常的现象。       (三)    问:清末以来一直的主题是救亡图存。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经身不由己地被拖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了。    袁伟时: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学西方,要不要接受现代文化或者现代文明,然后是怎样吸收现代文明。基本上就这两点。鸦片战争以来170年一直在辩论这个问题。清末鸦片战争后60年花在这上面,到了人民共和国成立又有30年,170年中间有90年是在辩论要不要接受现代文明,剩下80年,是怎么学西方的问题,清政府学了10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学了27年,一共37年。抗战八年,内战三年,去了11年。共产党也有30多年学习西方,接受现代文明。       问:但当时思想领域的碰撞似乎还是集中在小众层面,对于底层百姓影响不大,与民众有点脱节?而不像美国建国之初那样大规模启蒙底层民众,就像至今被津津乐道的《联邦党人文集》。    袁伟时:基础不同。美国老百姓的文化基本来自英国文化,而中国从精英和民众全部都要接受新的东西,在制度领域用新的文化代替传统文化。大体上说,90年的辩论中,有人把现代文明说成西方文明,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旗帜来抵抗现代文明。       问:辛亥革命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看来,为什么在长时间的辩论中似乎没有真正达成共识?    袁伟时:这个不奇怪。精英阶层在分化,民众也分化。民众要求稳定,要求改革但又要求秩序。精英阶层分化很厉害,反对接受现代文明那股势力就用爱国主义装潢实际上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大家。加上中国人一向有两个思想包袱:一个是文明古国,老子“祖上”原来很辉煌的;另一个,中国人是深受外国侵略压迫的弱者,是受苦受难的民族。这两个包袱压住了中国人,使得中国人不能冷静地去想:我怎样接受现代文明?       问:这是为什么?    袁伟时:一个社会的思想走向,受精英阶层的影响很大。这种情况下,辩论很重要,精英阶层的辩论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民众的行动。这个时候说什么话,一定要有所选择。这个很重要。我认为,在精英阶层或者中产阶层,多数人比较冷静,那些极端的东西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       问:总体上说,社会在辩论中前进。都说是理越辩越明,还存在哪些需要继续辩论的方面?    袁伟时:中国启蒙方向在于,必须将大量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在民众当中普及。要承认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知识、思想文化的“洼地”,还要吸收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东西方文明的结晶,是人类优秀文明汇合起来形成的,我们还是要吸收这些东西,让那些常识性的东西在中国进一步普及、落实。比如,私有财产不能侵犯,有矛盾打官司不打架,官员要受监督,这在我们还是个问题。       问:现今艺术圈、文化圈正流行、泛滥着一种娱乐历史、消费历史乃至虚假的历史主义的风气。作为历史学者,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你觉得国人到底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    袁伟时:过去大家对历史都不太清楚,现在历史知识大普及,而且大家各讲各的,不完全按照一个调子。那就是还原历史。在这个多元的努力下,人人都有凭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言,在比较里面,大家会知道,哦,历史原来是这样子的。这个很好。当然,人对历史的认识总有个过程。除了历史教科书的正统观点,现在通过影视剧来了解历史,甚至相信影视剧也无所谓,公众接触、阅读下去,慢慢接近真相。混乱产生疑问,进而追寻真相,慢慢在比较里面学会自己判断,理解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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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衣钵传人是谁啊?
热度 9 xcfcn 2011-10-9 19:58
孙中山的衣钵传人是谁啊? 辛亥革命 100 周年纪念, CCP 和 KMT 都在争正统。 以我草民来看, KMT 还是地道些,虽然也因此退居到台湾去了。 人家至少还有个三部曲:军政、训政、宪政啊。我们现在还在搞啥“人民专政”,啥玩意啊; 人家至少还允许大家游行啊、集会啊,我们现在却只能“散步”,连个大学的学生会都是个官僚机构!当年的学生会没事就驱赶校长! 啥也不说了。关于 CCP 和 KMT 的异同还是看我在 sohu 的博文吧。相信不会浪费你的时间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为什么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 唱支山歌给党听:为什么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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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民国是孙中山革命的功绩
热度 3 zhangxw 2011-10-9 16:41
建立民国是孙中山革命的功绩 纪念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100 周年 ! 是的由此开创的废除帝国改建民国的革命已经 100 年 , 它建立的民国超过了我国历史上的隋朝和元朝 ! 那种家天下式的封建社会是父传子的轮回 , 它已经被中国人民所唾弃 , 从此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民国新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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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 B中国 之谁是革命的主流
热度 3 longfo 2011-10-9 07:22
辛亥革命被认为是孙中山的成果,的确辛亥革命离不开孙中山的前期活动,不过由于屡次失败,其实孙中山等人对于革命已经开始动摇,黄兴等人甚至已经放弃了。那么到底是谁才是革命成功的主流呢,那就是袁世凯。由于袁世凯指示亲信对于革命活动不镇压的授意,导致镇压活动失败,也就意味着革命成功了,但是革命者还是推举黎元洪做了大都督。所以辛亥革命到底是袁世凯的活动,算是一场封建军阀领导农民发动的农民起义。 抗日确实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笑到最后的确是共产党,因为归根结底,任何一场革命,主力永远是农民。由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来源于富农阶层,所以解放战争,必然会取得胜利。 随着各国革命的涌动,各国政权的更迭,随着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农民阶级在做什么,他们有的在做农民工,有的在家里种地,还有的无业可做,在街上做小偷小摸。他们共同点是:没有自己的住房以及贫穷。 所以,中国会不会出现占领房地产的运动呢?傻B中国,一个靠着房地产发家的群体,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运动,真的就傻B了。用农民的地盖房,这个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最傻B的想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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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纪念辛亥百年:《走向共和》最后一集被CCTV删掉的孙中山演讲!
热度 4 baiyuxiao 2011-10-7 23:44
纪念辛亥百年:《走向共和》最后一集被 CCTV 删掉的孙中山演讲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4ODM3Mj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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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绝 题春熙路孙中山坐读雕像(附图片)
lzl2431 2011-10-7 10:51
七 绝 题春熙路孙中山坐读雕像(附图片) 2011.10.3 晦明风雨不休闲,苦读于斯数十年。 天下为公成现实,到时来谒乐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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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9月23号新登场的电影巨作《辛亥革命》
热度 1 Helmholtz 2011-10-1 10:24
推荐9月23号新登场的电影巨作《辛亥革命》 何 宏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年、由张黎执导、投资1亿多人民币、汇集了成龙、姜武、陈冲、李冰冰等70多位影视红星的《辛亥革命》自23日投放市场。我有缘陪老父亲一睹为快。我的感受:难得的一部好片,值得向朋友们推荐。 这部电影从宁静饰演的秋瑾赴难开始、穿插了黄花岗起义及失败,主要集中在武昌起义第一枪、黎元洪被推大都督、17省选举、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及袁世凯逼皇室退位和就任民国第一大总统等重要事件,场面恢宏,虽然据称因为不象《建国伟业》和《建党伟业》一样受当政者的造势和影响,票房并不突出,但凭良心说,或者正因为所受干扰小,更加值得一看。而且对于成龙的粉丝来说,这还是成龙的第100部电影,这也是个极佳的卖点。 电影毕竟只是电影,绝不可真的当成史实来看。但我相信,这部电影如果早十年甚至哪怕早五年拍,都肯定没有现在的样子好看。电影之中,拍得相当出神入化的应该说并不是高、大、全的孙中山,也不是兼任总导演、戏份次多的成龙演的黄兴,甚至也不是体现了所有女性心灵之秀美、慈爱的黄兴的临时夫人、后来的妻子徐宗汉,我认为由姜武饰演的属于被逼上梁山黎元洪、再则是袁世凯,还有就是陈冲演的皇太后。因为在他们三人身上,演出了较多他们所饰演者的人性。 另外,很可贵的是,这个影片之中也推出了显然为我们这些不了解历史的人过去几乎没有听说过的人物,比如孙中山所依靠的美国民间军事家荷马李,支持孙中山并捐资革命的美国共济会的华人分会致公堂堂主司徒美堂,等等。尽管可能因为剧情的甚至于政治的需要,在时间、地点等方面已经掺了不少的水分,但这些新人物毕竟让我们对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人物的复杂性有了多一点的了解。 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也因为现实的政治,这部电影能演到这个份上已经实属不易了。也许三十年后,下一代人可以梳理出一个更可信更为真实的新版《辛亥革命》,希望我们都还能赶上。 总之,再次推荐这部热闹、大气,真的还算不错大片,尤其是对男士来说,剧中的女演员们都很养眼哟。 评论: 以本玄学家的眼光看来,孙中山显然是个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是推翻清王朝的第一功臣。但因为政治的原因,黄兴的历史功劳显然被两岸所压低了,而袁世凯作为清朝的权臣、真正的实力人物和民国的首任大总统,他对时代的功劳也显然因为成王败寇的文化传统而象历史上的曹操一样被简单化和尽可能抹杀了。我想,越来越开放的社会和越来越客观的史料将佐证本玄学家的预言。 当然袁世凯之所以需要承担最多的罪责和历史骂名,这也并不委曲他,其主要原因在于失“德”: 1,在皇室总理大臣之任上,作为末代王朝的肱骨大臣,在可能实现君主立宪的时势下逼孤儿寡母退位,违逆中国传统的忠孝观念。 2,受权力的诱惑先破坏新兴的议会制度,后暗杀宋教仁,再自己登基当皇帝。这跟王莽篡位无异。 3,正是因为他的称帝,使得国内军阀矛盾激化,使中国陷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阀混战时代。 4,他既是国民党的敌人又是共产党的敌人,因此没有任何人会以后人自居在他的坟上烧纸钱。 ———————————————————— 补充及附评: 9月30号第二次参观“国家博物馆”,其中有一个厅正在展示《百年辛亥革命墨宝》,都是博物馆的馆藏珍品。其中,自然是孙中山的横幅最多。但黄兴的几幅字,不仅书法好,而且立意深远。由此更为倾心黄公之英雄。还有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有三幅不知如何定市场价格的天字,令人佩服至极。而据说章太炎同样很敬重黄兴,章太炎在黄兴的追悼会上敬送的挽联 :“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只有真英雄才能当得大师的如此评价。 过去所谓革命者一直灌输的所谓“保守就是卖国、革命才是爱国”,其实真的真的未必。斯人已已,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其回声犹然在耳。 本玄学家绝不鼓吹革命,只是为所有的死难者感到悲伤。因为都是手心手背,都是孝子慈父,有必要鲜血涂地,死去活来吗?而且宇宙法则的因果业报,丝毫不爽,中国这块土地上持续半个多世纪、甚至一直到今天的人间惨剧,在佛学家、在玄学家的眼里其实都跟当年的暴力革命逃不了干系,其因果关系清白分明。悲呼痛哉! 附:黄兴网上纪念馆“关于孙中山与黄兴的爱国、卖国之争” http://www.wangjiwang.com/Memorial/memorial_shc.aspx?id=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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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都喜欢权力
热度 1 zhixuan 2011-9-19 20:44
当下国人对权力的追逐已经超出了狂热的范畴,今天拜读高人博文之后,对此多了些许了解 1.封建思维作祟 封建思维或者说专制思维在中国绵延几千年历史,早已深入到中华文化的每个角落,无时不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儒家文化的“忠”思想就是其中一例,自下而上为之忠,下级必须服从忠心于上级,位高权重者可以理所当然的享受别人对他的忠诚与逢迎,所以每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无不渴望建功立业出人头地,走上权力之巅。古今数朝开国之君之所以成就帝业,都是封建思想的忠实拥护者。甚至开始宣扬平等仁政的人,如李自成洪秀全等等,在得到一定权力的时候,野心暴涨,忘记当初的承诺,一心只为取得帝王的地位。 于封建思想相对应应当是民主共和思想,客观来讲,民主思想起源于西方,发展于西方,而今更盛行于西方。孙中山先生不愧于一个伟人,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永垂不朽的英雄。他游走世界,了解共和,深切的知道民主对于人的意义,所以他的毕生努力都是为中国人民谋求民主共和。教科书上讲辛亥革命的意义之一就是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受限于当时民众知识水平和传播手段,我以为民主也就是文人口中的一个名词而已。 孙先生的民主思想影响了几代青年,国共两党的数位领袖都是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蒋介石受到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这也最终影响了他的台湾政策,使台湾走向了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的时期。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从一定程度上适应中国国情,也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社会矛盾激化,权贵集团横行,民众对立情绪激烈,.......... 2.个人英雄主义 对于权力的追逐,多数人都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极少数是抱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人都是自私的,有了权力就拥有了一切,社会地位,金钱,女人等等,在当下信仰缺失价值观扭曲的年代,这个是再正常不过了。 前些日子,看到一个记录瑞士人生活的片子,很羡慕他们无忧无虑享受生活的态度,旅游,牧马,音乐,农夫,跟随自己的内心,这才叫生活。片子中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在这里没人会关心你挣多少钱,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漂亮的花园一定会让周围的邻居羡慕不已”。突然开始质疑一些原来的想法,为什么非要累死累活的蜗居在城市,憋屈的房子,污染的空气,复杂的人际关系,活的真累,不自由不洒脱,但是不在城市奋斗行吗,你能忽视父母对你的期许,妻子对你的信任,周围人对你的看法吗,你不挣钱不出人头地,没人会看得起你,这就是中国社会,金钱权势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成功准则。所以不是人有病而是整个社会都有病。 跑题了,言归正传。说到英雄主义,我想说有些人追逐权力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却是也是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也想干出一些轰轰烈烈的大事情而流芳百世,也就是所谓的英雄主义,这些人都相信拥有一定权力之后借用自身的权力才能一展自身的抱负,平时经常听一些人说如果我是总理,我会怎样怎样,就是这么个意思。我这里不怀疑他是否真心,只是想说这个人太相信自己了, 不是每个人都有扭转乾坤的能力的。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6152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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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9月10日 中国教师节
热度 1 xupeiyang 2011-9-10 08:38
9月10日 , 中国教师节 ·1896年,新四军军长 叶挺 出生 ·1917年, 孙中山 就任军政府大元帅 ·1988年,吉尔伯特 飓风 肆虐 中美洲 (图) ·1996年,《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诞生 ·2008年, 大型强子对撞器 在争议中开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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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whyhoo 2011-9-4 23:31
今天在中央党校的书店我读完了一位英国人写的《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轻时留学欧洲,但他没有为了学位而留学,在巴黎、爱丁堡、柏林,周恩来同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一起为了寻找救国图强的道路而不懈努力。他与数位留法青年一起成立了旅欧共产党支部,也由此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社会主义事业。巴黎的繁华并未让年轻的周恩来过多留恋,大洋彼岸处于战乱的中国无时无刻不牵动着这个热血青年的心。欧洲求学之路开阔了周恩来的视野,也为他投身革命事业提供了新的思路。他很快来到广州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并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军事才干很快就得到了体现,校长蒋介石对他颇为赏识。周恩来干了几年就辞职了,他觉得应该真刀实枪的干革命才行。 1927 年,他同叶挺等人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就此拉开了序幕。后来,他跟着毛泽东干革命,事实证明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周恩来和毛泽东、邓小平等战友们连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新中国。革命并未就此完结,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又同全国人民一道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建国初期困难重重,但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并未气馁,他们带领全国人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使国家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周恩来日理万机、不辞辛劳,他的办公室经常是灯火通明,国家有太多事情需要他处理了。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走完了他伟大而光辉的一生,他和战友们留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则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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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与大陆已经对有关称谓达成默契,何必汝等滥秀才干政?!
热度 1 duke01361 2011-8-16 22:58
大家都要拿出政治智慧,不可意气用事,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增进两岸实质性了解,这是个感情培养阶段,用不着非的牛B烘烘,搞个老牛不喝水就强摁头的鸭霸效应出来!不要和我讲什么民粹的道理,我宁愿低调促进两岸交流与合作,只要两岸相互了解了,最终肯定会走向统一的! 记得前些年,大陆这边甚至许诺过: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国号都不是问题的,既然台湾坚持用TAIWAN ROC,就用好了!ROC也是孙中山先生建立的那个“中华民国”,我们的天安门广场不还有孙先生的巨幅画像?孙先生不是依然被两岸尊称为“国父”?! 科学网上的一些人盲目民粹,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似的,这真的非常不好!这就叫“秀才干政”! 何必多此一举?把自己本职的搞好,增加大陆对台吸引力,这就是你应该为促进两岸统一做出的“应有贡献”! 靠!炒作和盲目民粹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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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孙中山
sychun 2011-8-12 05:09
严复与孙中山
严复与孙中山 七言诗 孙迎春 百余年前举国愁,炮利船坚列强吼。孱弱清廷摇欲坠,志士仁人理西求。 社会演进不可骤,突变跳跃复所否。译事三难信达雅,天演哲学我始有。 社会革命本突变,屹然中山态度坚。人寿几何不可待,举事辛亥葬封建。 民主革命危亡挽,建国方略闻世间。三民主义火恒燃,国人永怀孙中山。 莫道严孙不相侔,志扭乾坤是共有。翻译政治间无隙,两相依赖壮志酬。 物竞天择严复籀,适者生存真理有。辛亥成果国人享,烈士英魂笑神州。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 孙迎春 2011-7-15 行草作品“严复与孙中山”之一 行草作品“严复与孙中山”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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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民主与科学决策的典范
whyhoo 2011-8-8 10:51
1913年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建设三峡大坝的构想,但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这一伟大构想只能成为一个梦想。随后国民政府、美国也曾派一些专家学者到长三峡地区进行实地勘察,并绘出了三峡大坝的草图,因为战乱计划又遭搁浅。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三峡工程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门小组对三峡工程进行反复论证。治理长江水患、获取清洁能源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但三峡大坝的建设对库区周围的环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上百万人要离开家园。赞成和反对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造福子孙后代的社会责任迫使国家领导人作出了历史性的选择。1993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2009年底26台发电机组全部并网发电,向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输送清洁能源。民主和科学促成三峡工程这一百年梦想得以最终实现,对于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有着强烈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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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与高教改革
whyhoo 2011-8-8 10:50
高教改革是全社会都关心的热点话题,它影响深远,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我认为应该跳出教育的范畴来看待这个问题。三峡工程的建设也曾遇到过类似问题,从孙中山先生提出建设三峡大坝的构想起,关于建与不建、早建与晚建的争论就一直未曾停息过。一项大的工程首先是要由国家来主导的,我认为“去行政化”的提法是不合适的,它显然不大符合中国国情。在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并组织了很多专家长时间的对这个问题进行反复论证,本着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整个论证过程时间长、效果显著,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具体实施过程细致深入。三峡工程的建设没有仓促上马,而是通过长时间的广泛论证而得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将工程建设可能引发的很多问题都考虑在内,这种严谨务实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今天所要进行的高教改革所要学习的。高教改革最缺的就是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所体现的民主与科学的决策精神,关起门来进行改革是肯定要碰到很多问题的,中央应成立高教改革领导小组来领导一批专家来就这个问题进行反复论证,得到一个合理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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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陵游记(二)
dongzg101 2011-7-30 07:11
给孙中山 三鞠躬 那天在山脚下,我突发奇想,如果我从中间走上去走下来会怎么样呢?结果,游人唯恐避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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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三次启蒙,及其产儿,高铁事故深反思
yue 2011-7-28 20:27
第一次启蒙是中国和世界受此接触后的启蒙。这次启蒙的内容主要是革命。 其产儿是洪秀全、康梁、孙中山。 这次启蒙中的严复,接受的是科学精神和自由主义,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知识分子理解。 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失败后,这次启蒙是社会主义。 产儿是后期孙中山、毛泽东、胡适。注意胡适是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计划经济的赞成者。 第三次是传统社会主义即将失败时,这次启蒙是民主法治和自由。 产儿是邓小平,这是这次启蒙的长子。还有胡锦涛和温家宝,是这次启蒙的老生子。 启蒙是没有止境的,现在应该是中国的第四次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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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祖籍都在江西
热度 10 xcfcn 2011-7-28 05:05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祖籍都在江西 孙中山祖籍:宁都县田头乡 毛泽东祖籍:吉水县八都镇 邓小平祖籍:吉安县富田镇 江泽民祖籍:婺源县江湾村 江西真是风水宝地! ccp 的历史与江西紧密相连,难道是共产党人的祖先在保佑着他们?看来江右不愧王勃说的“人杰地灵”。 具体请看: 1 、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刘少奇周恩来陈独秀陈毅胡耀邦祖籍全在江西 ? 2 、 伟人祖籍在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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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排名有意思!
热度 8 xcfcn 2011-7-1 19:18
这个排名有意思! 在党的 90 大寿里,胡总书记在讲话里特别点名感谢了如下革命家!其顺序是: 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 德 邓小平 陈 云 当然也提到了孙中山先生。看来孙中山这个码头两党都是拜的! 我的看法是其实可以多提几个人,比如: 陈独秀 瞿秋白 张闻天 甚至 华国锋 叶剑英 胡耀邦 赵紫阳 钱学森 大家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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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人生准则不必多,这四条就够用
热度 1 JRoy 2011-6-12 20:20
准则一: 跟人决定前途 民初名妓小凤仙,要是找个民工,扫黄就被扫走了; 她找蔡锷,就流芳千古; 要是跟孙中山,那就是国母。 所以不在于你干什么,而在于你跟谁干。 准则二: 时间决定性质 赵四小姐16岁去大帅府,去一年,那是奸情; 去三年,那是偷情; 一去三十年,那就是千古 爱情 。 很多事情不是不做,而是要看做多久。 准则三: 关键岗位要有自己人 男子去提亲,女方家长:请自我介绍。 甲说:我有存款1000万; 乙说:我有一栋豪宅,价值2000万; 家长认为这两位都还可以,就问丙,你家有什么?丙答: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 孩子 ,在你女儿肚子里。 甲和乙无语,走人了。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一个浅显的道理,核心竞争力不是钱和房子,是在关键的岗位有自已的人。 准则四: 让子弹多飞一会儿 女秘书神色凝重地说:王总,我 怀孕 了。 王继续低头看文件,然后淡淡一笑:我早结扎了。 女秘书楞了一会媚笑道:我和您开玩笑呢! 王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喝了口茶说:我也是。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在江湖上晃的人,遇事不要慌,先让子弹飞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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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渝吉“政学分离”观点的启示
热度 3 techne 2011-6-3 01:37
福泽渝吉“政学分离”观点的启示 王 键   对近代史的重新梳理   近现代中国的形成,无论从地缘还是从文化上来看,基本上有四个国家的影响最大。它们分别是:英国,美国,苏联,日本(以上排名不分先后)。作为统领世界的“日不落”大英帝国,英国最早侵入中国大陆地区。并向中国输入商品、技术和文化。但此后随着英国全球扩张能力的衰退,以及俄国、日本、美国先后兴起之后,东亚地区的地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逐渐淡出东亚,对中国的影响力也渐渐衰落。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苏联、日本和美国是塑造中国大陆的地缘格局和文化形态的三个主要的外部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一度在地缘和文化两方面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无论中国国民党方面的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人,还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和日本有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日本在1920年代到二战期间的一系列战略失误,导致日本走上危险道路,最终其东亚霸权功亏一篑,遭到彻底瓦解。实际上,日本在二战后已经彻底丧失了曾经具备的对中国地缘格局和文化形态两方面的较强影响力。   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参与者是美国。美国曾经在文化形态上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由于美国坚持的“门户开放”政策,客观上制衡了英国、俄国和日本称霸东亚甚至吞掉中国的战略设想,因此在地缘上对维持中国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在二战的残酷较量中,日本的大规模外部入侵强烈地刺激了中国内部的政治激进主义,并促成了激进力量的快速成长,最终造成美国早期的门户开放政策走向了彻底的失败。此后,尤其在朝鲜战争之后,美国也基本上丧失了对中国的影响力。   从这一过程来看,苏联(俄国)是近代中国的地缘格局和文化形态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和建构者。尽管在1960年代之后,短暂的蜜月期过后中苏联盟也开始走向瓦解,但毕竟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最重要的开创阶段,包括此前中国内部漫长的内部头争和革命准备阶段,苏联可能都是参与这一建构过程的最重要的外部参与者。因此,中国在1949年之后建立的国家基本框架,包括文化形态和思想观念,都深深地打上了苏联的烙印(在建国阶段和此前阶段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尤其在将这种影响加以制度化之后,它将会具有非常强大的惯性)。   只是在1970年代中美重新建交关系正常之后,中国才开始逐渐“去苏联化”,但由于1949初始阶段的架构设计就是“苏联化”的,这种“去苏联化”显然只能是表面的和有限的,否则毫无疑问将会诱发国体动摇,引起不稳定的危险和震荡。无论如何,在1949之后形成的大量限制因素之下,中国基本上不再有任何可能去实现“美国化”。因此,尽管美国模式对中国仍然是非常富于启示力的,但其具体可行性却非常有限。   “回到明治”   但近现代中国的这一过程具有一定偶然性,抛开本是源于欧洲的苏联特色不谈。其实,相对于苏联,也相对于美国,另一近邻日本的近代改革经验(也包括教训)更值得中国借鉴。首先,从整个亚洲的演变过程来看,明治维新就开了先河,无论如何也是绕不过去的。如果说,一种变革和重建在它的开端时期总是最重要的,若以亚洲的整体视角来理解中国问题,那么必须重视日本和明治维新。   近年来,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步入“深水区”,除了大批好话说尽、惯于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之外,也不乏很多富于危机感的有识之士高呼“回到五四”,重新理解面临的诸多问题,甚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现阶段跟清末的改革一样,已被套上设定轨道难以调整方向。   上述学者的观点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本文认为,要真正理解中国问题,回到“五四”仍是不够的,而重审清末的历史也还够不到位。要更好地理解中国问题,就绝不能囿于“苏联化”的单一视角,不但应当超越1949前后的历史阶段,甚至应当逾越20世纪的历史,而从一个亚洲整体的维度思考。因此,应当“回到明治”——即回到亚洲变革的开端——事情在它的开端,总是充满着最多的变化和可能性,也是最值得思考和富于启示力的。   福泽渝吉论学   明治思想界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就是福泽渝吉。接下来,笔者就引用一下这位日本近代思想之父,福泽渝吉的“政学分离”观点,看看他是如何表达对“学问独立”的看法的。福泽的阐述实在是非常精彩,非常到位。还需要提醒的一点是,福泽发表这些观点,早已是迄今128年之前的事情。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在日本早已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却还仍然是些成问题的问题。   在福泽渝吉看来,学问同政治完全不同,其作用各异。他用比喻来形容这种区别:政治像是医生给人治病,追求尽快见效;而学问则起平日传授养生之道的作用,重在持久。这二者各司其职,作用都非常重要。政治着眼于现实,日常人事;而学问则要防患未然,警示社会。   但在实质上,政治是灵活变化的,而学问是深沉静止的。因此,福泽渝吉认为:学问应当同政治相分离,这对国家和社会而言都非常重要且有宜。福泽认为,尤其应当避免短视的行政官僚系统对学校和教育的控制,同时,也应当避免由负责子弟教育的学者来担任官员职务。   福泽的上述观点,明显有违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在传统中,中国一向推崇内圣外王的士大夫精神,也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不断让新生代知识分子进入高级官僚阶层。但福泽渝吉认为,混淆政治和教育,让学者担任政治职务,非常容易出现中国宋代的朋党政治局面,导致政府内部不和。而学者的作用并不在于参政,而是在政界之外通过教育和学问,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并影响社会。学者担任政治职务,还会造成学问性质的改变,本来不同学问之间的正常观点冲突,由于学者担任政治职务,就会演变成为学问之外的政治分歧,造成不可估量的恶果。   而政府官员对学问的干扰,同样贻害无穷。福泽渝吉认为,假如所有的学校都附属于教育部,而教员都由政府官员来担任,那么只要政府的方针、路线有所变化,学风也就会在顷刻间改变。然而,教育和学问应当是百年大计,不会以一时一府的变动而动摇,如果政治与学问如此密不可分,那么政治的变动就必然会引起学问的动摇。   因此,福泽认为:政府应当同学问和教育分开。而且,在福泽渝吉的设计下,学校要交于帝室而非政府来保护,由帝室负责学校和学者的开支。日本天皇应当承担起为学者授勋和提供生活保障的责任,学问源于闲暇,只有避开了政治和官僚的干扰,年轻人能够借学问在社会中安身立命,将毕生精力投入学术领域,学问才有可能发达。   福泽的上述观点,颇类似于“政教分离”,但此处这个“教”并不指宗教,而是指教育和学问。因此,不妨称之为“政学分离”。福泽的观点主要有两个方面值得中国借鉴:一个是这种“政学分离”改革的起因,也就是说,明治时期在最初为何没有实现“政学分离”?日本为何会形成“政学合一”的局面?福泽认为,在明治维新之初,由于百废待兴,很多事情处于创业阶段,对于公私区分问题没有明确,导致一切新兴的事业都由政府管理,甚至包括工商的细微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学校设置在文部省和工部省之下。这个起因,同中国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另一个值得借鉴的方面,则是福泽最后关于“学校要交于帝室而非政府来保护”的设想。这一设想是深刻的:既然学问同政治要分离,学校不能依赖于政府,那么学校怎么获得支撑而存在下去呢?毕竟,不同于欧美的自由社会,甚至相较于印度的多元传统,近代以来的日本仍然属于儒教圈的范围,也同中国类似,具有较为强大的政府权力和弱社会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和科研系统缺乏支撑力量,无法脱离政府。因此,唯有求助于天皇的力量(重要的背景在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君主立宪,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有别于政府的权力)。   到了明治后期,日本的国立大学(帝国大学)的校长和下级学院院长的资格是通过天皇的敕令来加以任免(当时日本大学的教职员都是政府官员,类似于公务员),虽然具体操作仍然要通过内阁和文部大臣的代理,但这些行政官员本身只有执行权,而没有最终决定的权限。这样看来,福泽渝吉的上述“政学分离”观点,以及通过天皇帝室的保护来保证学问的独立的设想,部分地得到了实现。   对中国的启示   尽管福泽渝吉发表的看法,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观点。而且明治维新的时代,同现今时代的时差同样很大,情况也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从中国的现状来看,明治思想界却仍然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首先,尽管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下属描述仍然是相当客观的:同明治之前的时代类似,中国面临着未能实现宪政的难题,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另一个与明治时期类似的权力的结构性问题:作为国家最高象征的权力来源(在明治时代是日本天皇,在今天的中国则是作为一个庞大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还有作为国家权力的具体掌握者(一个庞大的科层制官僚体系,也就是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这两者的协作构成了今天中国的政治现实。   从福泽渝吉的观点来分析,让学问和研究依附于政府,是个很差劲的选择。所以他提倡将学问和研究依附于日本天皇,以实现同政府相分离,避免官僚体系的干扰。日本此后建立的高等教育体制,部分地实现了福泽渝吉的设想,虽然以今日视角来观察,当时日本的高校仍然存在“行政化”的现象。但无论如何,日本当初的这种高等教育改革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和学术的繁荣,也提高了科研人员的话语权。   而且进入日本的大正民主时期之后,由于日本的教授和学者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威望,以往通过天皇敕令来进行任免的校长和学院院长制度,出现了新的变化:有一些学校(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开始通过教授团来选举校长和院长。天皇和文部省也认可了这一变革。尽管日本近代的教育体系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鼓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方面过激,在公民自由教育方面具有不足,但从明治到大正的这种改革方向仍然是良好和正确的(此后的错误转向另当别论)。   因此,在汲取和借鉴近代日本的经验和教训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可以考虑一些类似的改革方案。比如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地位,可以考虑通过类似的制度设计,提高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级别,由党中央最高层级(总书记)直接任免国家级大学的校长资格,以提高科教地位,避免下级官僚体系对教育和科研系统的过多行政干扰。尤其在同近代日本的情况相类似,中国科研体系的“行政化”顽疾挥之不去的情况下,这也许是福泽渝吉的观点所提供的有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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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孙中山:会议规则就是民权政治的“初步”
yue 2011-5-26 17:54
导读:孙中山觉悟得太晚了,历史上这样的人太多了,“其善可及也,其恶不可及也;其智慧可及也,其愚蠢不可及也。”呜呼! 民主的真正前提是投降主义、和平主义、自由主义。缺乏一项,都难以实现民主。孙中山认识到了民主的重要性,但是仍然认识不到他的前提,恐怕是失败的原因。 投降,就是少数投降多数。反对宁死不屈,当然是在面对非生死存亡的问题。错误的做法是在不面对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一概注重宁死不屈。 自由主义,就是认识到民主的局限,划定民主的界限。对私人事务不用民主来干涉。自由主义也就是保护少数,没有对少数的保护,就没有少数人的投降和屈服,因为没有自由,少数人将拼死反抗。 和平主义,就是通过协商解决问题,而不是暴力。 http://www.bjd.com.cn/10llzk/201105/t20110516_708082.html “会议规则”何以成民权政治的“初步” ——孙中山为何看重《民权初步》 北京日报 作者: 徐梁, 季玲 《民权初步》是孙中山的重要理论著作《建国方略》一书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与《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并列。孙中山为何如此看重《民权初步》呢?   从“可笑的程序”到“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    《民权初步》原名《会议通则》,是孙中山根据《罗伯特议事规则》一书翻译改编而成的。《 罗伯特议事规则》是当时在美国广受欢迎的关于议事规则的书,被称为“美国民间的议事宪法”,被广泛地运用在政府机构、企业组织、民间团体的议事活动之中。1911年,辛亥事起,时孙中山正在美国旧金山,他就注意到了罗氏这本书。据北大前校长蒋梦麟回忆(他那时还是一个学生):“过了几天,先生动身经欧返国。临行时把一本《Robert’s Parliamentary Law》交给我,要我与麻哥(刘成禺)把它译出来,并说中国人开会发言,无秩序,无方法。这本书将来会有用的。”后来,蒋梦麟与刘并没有翻译此书,而是 孙中山自己在1917年翻译改编此书为《会议通则》,后改为《民权初步》。   作为民众参政的最基本的规范,该书详细介绍了集会、议会的程序和规则,如何通知开会,如何选举会议主席或会长以及书记,如何订立章程设计会议程序,如何主持讨论,如何表决,以及各种特殊情况的处理等规则。通观全书,通篇都是一些具体、繁琐、刻板的规则和程序设计,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业计划》等大著相比,显然在理论深度上不可等量齐观。难怪当时就有人讥之为“不切近事”,嘲之为“可笑的程序”和“繁琐哲学”。孙中山却自视其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1916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一文中恳切而言:“夫议事之学,西人童而习之,至中学程度则已成为第二之天性矣,所以西人合群团体之力常超吾人之上也。”   国人开会,“不过聚众于一堂,每乏组织”,“全无秩序”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已被推翻,“主权在民”的民主共和国已经建立。但现实远非他设想的那样美好和谐,不但孙中山所设想的民权平等,主权在民,五权宪法,权能分立,直接民权等一系列民权主义的重要主张未能实现,相反,却出现了军阀专政、武人政治,甚至主张“非帝政不可”、“非专制不可”的种种谬论。而广大人民群众则“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不但不重视他的民权理论的实现,而且连怎么开会也不懂。孙中山见国人开会,“不过聚众于一堂,每乏组织,职责缺如,遇事随便发言,彼此交谈接语,全无秩序。”如何让人民逐渐学会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从而达到团结一致关心国家大事的目的呢?这正是孙中山在辛亥以后反复思虑的重要问题。思考的结果认为当时必须有一种简单易行、表现“主权在民”的形式在民众中训练普及,从而培养民众参政议政的民主、平等、协商意识,以造成民众有组织、守秩序、遵纪律、能团结的习惯,方能贯彻落实他的民权主义。因此,孙中山将议事之学当作民主政治的入门课程,亲笔撰写此书,向国民传授民主议事的规则技术。   作为民主政治的启蒙,孙中山认为《民权初步》作用很大   首先是教育民众参政议政,自己管理自己保护自己。参加自己组织的会议或社团活动,必须循一定的规则,活动才能有效进行。要启迪广大民众自觉建立人人平等、互相尊重、团结协作的群体意识。如规定集会的会议主席、主座、书记、记录员、委员或其他职员必须民主选举产生,任何人不能自封。会议主席也必须十分尊重每一会员,各有权利和义务。如规定有人欲发言先呼“主座”。“主座”必须立即“起立”,同意其发言后,方得入座,以表尊重。所有获选职员当“感谢会中之信任,并许尽其能力以服务,且当注意于会员之权利及利益,而平等承认之、尊重之”。启迪广大民众自觉遵守纪律和秩序,养成理性自律,注重文明的良好习惯。例如开会前“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到者随意择坐,互道寒暄”。开会之时间一到,会议主持人遂宣布“诸君·····开会之时间已至,请众就秩序”,不讲“请众就位”而规定专用“就秩序”,是很有深意的。由此会议进入严密的秩序状态,会议议程有严格的秩序,发言人有严格的秩序,提动议,附议,提修正案等均需按照严格秩序进行。   其次,启迪广大群众追求真理,认真负责,不随便阿曲附和的独立自主精神。每会动议皆设有讨论的程序。讨论为会员之权利,抒发“成见”,表白“意趣”,“表决背驰”,“而下反对之驳议也”。会议主席掌握会议,应当“能引人入胜,而使素来怯驽之人亦敢于讨论”。“凡讨论者,对于问题当注重多闻博识、考察无遗,而论点当以诚实、适当、简明为主”。所有会议动议、提案、修正案,最后都要付诸表决。通过表决的形式,自由反映各会员的主观意见。从而养成人们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良好习惯。   由上可知,孙中山撰写《民权初步》,作出如许具体详尽严密的规则和程序设计,是为了让人们在“民国初建,民权未张”,还不熟悉如何参政的情况下,首先了解、熟悉、掌握民主参政基本规范。有了这一简单明了,易于学习的“规范”以后,“传之于国人,使成为一普通常识。家族也、社会也、学校也、农团也、工党也、商会也……”,以致“国务会议也、军事会议也,皆当以此为法则”。以后民众民主参政议政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中国缺乏平等对话、公开博弈的传统。即使在今天,国人仍缺乏议事习惯。时下各类会议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脸红脖子粗吵了一番,也没有拿出一个合适的方案;或者开会仅仅走一个过场,“一言堂”还大有市场。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各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制衡。因此,搭建一个规范的议事平台就显得十分重要,这就必须引入科学的议事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国人依然需要学习《民权初步》。(作者单位:江苏社会科学院、北京外交学院) 《民权初步》内页   阅读延伸   胡适评孙中山《民权初步》   胡适尽管多有不认同孙中山之处,但对于《民权初步》却相当赞可,认为其重要性远胜过《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他说:“我对孙中山先生的强调使用议会程序的号召,实有由衷的敬佩。孙先生把一种议会规则的标准本,译成中文,名之曰《民权初步》。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议会程序,实在是实行民权政治的‘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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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引发对教育的思考?
热度 2 hexingbang20 2011-5-10 23:29
原文: 为什么舍不得“种子钱” 1887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大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为此,清朝每年要在教育上投入100万两白银。   对于李提摩大的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李提摩太说:带来百倍的收益。   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   李提摩太回答:“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   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之后,雷同的场面在历史上不断重演。   在1898年,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改变,才能实行各种新政。”   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   在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会面。严复说,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革命非当务之急。他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之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手。”   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这三次对话实在意味深长。或许,近代中国的诸多悲剧就蕴藏于此。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康有为是维新派的倡导者,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领袖,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那份急切却是一样的。 从好的方面讲,这表现了几代政治人物对国家强大的热切期盼,“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他们都希望祖国尽快富强。可从另一个方面看, 是不是也可看出他们的“不耐烦”和内心焦躁?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重要性谁都否认不了,可是,办教育见效慢。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等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总想通过政治谋划,快速地完成社会改造。可他们的每一次政治谋划,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他们不愿意耐心经营、慢慢等待,总想争取时间,反而浪费了机会。 中国人也因此变得一拔比一拨焦躁。中国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在时不我待的焦虑中迎来变革,一次又一次地在动荡不安中接受心理煎熬并丧失机遇。   一百多年前,就有先贤一再建议下大力气办好教育,可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教育还是饱受诟病,这怎能不让人唏嘘不已!(原文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最近看到北大清华争取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的排名真的那么重要吗?是的,当北大清华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时,并且这个事成为国家意志、民族期望时,我们要不要再反思一下自己,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时,我们会不会又显得急躁了。建设一流大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二十年的事情,而是靠一代代人们踏踏实实的耕耘,大学本是一块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净土,如今,中国社会如此急躁,带来的问题也多,北大清华作为中国一流大学,也应该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只看着世界一流的排名,好好去经营一个知识、精神的家园。古话说“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我想,清华北大还是先不要想着去做世界一流吧,先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大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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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历史上的今天 5月5日
xupeiyang 2011-5-5 06:35
5月5日是阳历年的第125天(闰年是126天),离一年的结束还有240天。它是阴历年的端午节。 1640年,英国国王 查理一世 解散议会 1898年,张之洞发表《 劝学篇 》 1912年,第五届 奥林匹克运动会 开幕 1921年,孙中山就任 非常大总统 1932年,中日签订《 淞沪停战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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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暨五四运动92周年
xscjack 2011-5-4 08:05
虽然岁月已不知觉过了好几年,但是2004年博士生讨论课上的场景我依然历历在目。 2004年10月,政治课主讲教师严火其在让我们讨论中国有没有“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的时候,我站起来发言说没有。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从古到今一直是个极权专制国家,在极权国家既没有科学精神也没有人文主义。 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是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的产物、与专制制度是水火不相容般格格不入的!!中国历史上压根从来就没出现过与古希腊公民社会相似的文明源头! 100年前,孙中山带领人民虽然打到了皇权和皇帝,但皇权思想的幽灵深深的留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有形的辫子剪掉了、无形的辫子依然挥之不去!......皇权思想这个寄生虫钻进了中国人的骨子里!!......极其顽固!!!...... 讨论课上,突然一个同学(这个同学也不知姓啥名谁、现在哪里?)提出非洲等国家虽实行了民主制度、但也没有实现现代化。我的答复是因为“那里找不到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 后来谈到国人的幸福感问题,我说国人的幸福感很低,那厮却说网上有正式公布的答案“国人是幸福的”,这一突兀的说法让我顿时无法回答。 事实上,网上公布的东西,有很多是不可信的,甚至可以说网上发布的不少事项就是公开的谎言!道理很简单,科学研究我们不能光只知道其结果,更要知道这结果是怎么来的!科学精神就是怀疑精神,只不过这种怀疑应当是 真实的和诚实的 ,也就是说这种怀疑是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的一种真实判断,即便是错误的、但却是真实和诚实的意识表示。一句话:科学精神就是在诚实与真实基础上的怀疑精神。 科学研究允许出错、但决不允许造假,这是科学的本来面目 。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温家宝所说的“靠独立思考了解真相 http://news.qq.com/a/20110504/000134.htm ”, 事实上其最根本的含义,就是对事情要在多方认真调查研究、深入思考后得出的一种真实判断。即便这种判断是错误的,但却是诚实的,不妨还重申一遍:“人说错话没关系,万万不可以说假话”!这是科学精神的本来面目。 要想让人诚实,是需要民主制度和文化甚至宗教信仰自由作保障的。在专制社会里人最不诚实,皇帝的新装揭示的就是这一道理。中国社会,一百年前就不再有皇帝,但皇权专制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这成为咱们国家科学发展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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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前的稀奇事
热度 1 gl6866 2011-5-2 11:11
五一节放假,难得有个好机会休息一下。适逢长安大戏院14:00时上演北京京剧一团的《红娘》的整场京戏。我在此前就订好了票,下午12:30时从家里打车路过长安街,想看看街景。以前在国家博物馆前矗立的孔子像怎么不见了呢?这是我感到稀奇的事情。回来一查网,原来是给挪了地方,看我这孤陋寡闻的样子。 天安门广场上的正中树立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这个画像似乎与对面毛主席的一样,样子从来就是没变过似的)。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要为之庆祝。孙中山像旁边还是两款巨幅LED的屏幕,不停闪烁出我国取得的各种各样的成就的画面,透着一丝丝喜庆之意。五一劳动节去天安门的人群还是那么多,但相比国庆节而言似乎少了许多。也难怪,如今虽然老百姓越来越有钱了,但物价也同样上去了。能到北京来旅游的外地客肯定不那么多了。 扮演《红娘》的主角由青年荀派旦角王岳凌主演,果然演得不错,不断引起掌声和叫好声。这是对年轻人的鼓励,最后谢幕还有人献花二次,祝贺演出成功。五一是劳动节,有许多店铺都不上班了,天色尚早,便与夫人到Starbucks咖啡店坐了一阵子。差不多到了饭点儿,就到西蜀豆花庄去吃顿饭吧。那天饭店也是格外的清净,所以心情也比较爽。 回去吧,天色不早了。于是又乘车路过天安门,令我感到稀奇的事情是,以往的天安门在节日期间及其周边都是灯火辉煌,夜景非常壮观,可是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这次却只有几个地方有LED的发光物装饰之外,没有其他的了,就连我们为之骄傲的国家大剧院也是没有什么灯光。代之以的则是长长的汽车尾灯的红色。难道以后过节就不开灯而用汽车尾灯来代替了?谁知道呢?或许我们回来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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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职之官邸在南京大学中山楼?
黄安年 2011-4-19 20:38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职之官邸在南京大学中山楼?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职之官邸在南京大学中山楼 ?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4 月 19 日发布 辛亥革命成功后 ,1911 年 12 月 28 日,孙中山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 年 1 月 1 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 1912 年(民国元年) 2 月 12 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 13 日孙中山即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代任。 4 月 1 日,孙中山亲自去参议院,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一职。在此期间 , 孙中山在南京住在哪里 ? 没有文献可信记载 , 也无当时照片证实。 2006 年 6 月 10 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山楼,即今南京大学坐落于南京大学南园北门东侧,松林楼对面,被传闻为 1912 年孙中山在南京的故居。 2010 年 9 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编号为 2010015 “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 , 中山楼 , 该建筑建于 1912 年 , 砖木机构 , 典型西洋建筑风格,虽经近百年 , 但其风貌依旧,具有很强的艺术性、观赏性和极高的历史价值。”这里称“极高的历史价值”非同寻常,如果没有孙中山曾经居住的由来谈何“极高的历史价值”?然而公告回避了孙中山故居一说 , 等于将悬案留给世人。 南大“中山楼”被遗忘的孙中山故居 ? (一)(二)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疑问。 4 月 13 日上午,我们在中山楼向南京大学学生工作处人员询问得到了和报道中同样的答复,说传闻孙中山在这里住过 , 但目前尚未得到证实。 今年是辛亥革命 100 周年,孙中山又是首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就任总统总有个住处,这住处在哪里?如果纪念一百周年连这样的问题还搞不清 , 实在是个遗憾,我们的近代现代史专家们可否集中力量搞清楚这件不大也不小的历史事件。 附相关报道 , 及照片 5 张,其中第一张取自所附报道中 , 其他 4 张为即时拍摄。 ************ 南京大学中山楼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苏省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山楼 所在 南京市鼓楼区 分类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时代 民国 登录 2006 年 6 月 10 日 南京大学中山楼坐落于南京大学南园北门东侧,松林楼对面,是孙中山在南京的故居。建筑为二层楼,银灰色, 2002 年南大校庆时曾加以整修。现作为南京大学学生工作处的办公所。在孙穗芳主编的《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中,该楼照片被标记为“祖父就任临时大总统职时之官邸外观(南京)”。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E5%A4%A7%E5%AD%B8%E4%B8%AD%E5%B1%B1%E6%A8%93 ******************** 南大“中山楼”被遗忘的孙中山故居 ? (一)   昨日,记者接到读者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称,在南京大学的南园里,有一幢民国建筑“中山楼”,相传是孙中山先生在南京的故居。然而,除了大门上“中山楼”几个大字外,他在楼里楼外都没有看到任何与孙中山先生有关的遗迹。只有房屋的独特造型和古朴的墙体立柱在提醒人们,这幢小楼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幢楼真是孙中山先生在南京的故居吗 ? 如果是,那无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然而,记者采访了众多研究民国史的专家,却没能得出一个完全肯定的答案。      民国建筑藏身南大校园一角   刘先生在电话中表示,如今这幢民国建筑已装修一新,是南大学生工作处的办公地,他看到二层小楼里都铺上了地板,窗户改成了铝合金式并安装了防盗铁栏杆,还有多个空调窗机挂在墙外。除了“中山楼”的名称外,已经丝毫看不出这幢小楼曾经是孙中山先生生活过的地方。   如此珍贵的老建筑,按照文物“修复如旧”的原则,理应得到更妥善的保护,而不是简单翻修一新,抹去了历史留下的痕迹。   其他地方的孙中山故居都是尽量修复,并向游人开放,成为当地一个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南京,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却无人知晓,实在不应该。   接到电话后,记者随即赶到位于汉口路的南京大学南园,并很快找到了紧邻十九舍的“中山楼”,这是一幢坡顶式二层银灰色小楼,楼边大树高过屋顶,可见栽种已有不少年月。小楼外墙如程先生所说粉刷一新,整洁干净,大门上有醒目的“中山楼”三字,屋外悬挂着“南京大学学生工作处”的牌匾。因为正值午休时间,大门关闭,记者没有进楼,但从整齐漂亮的雕花防盗铁栏杆可以看出,小楼经过精心装修。从旁边的学生宿舍楼上往下看,鲜艳夺目的红色楼顶掩映在绿树丛中,煞是好看。 http://www.jllib.cn/njmgjz.cn/doc/34433762 ******************** 南大“中山楼”被遗忘的孙中山故居 ? (二)   专家观点:必须找到原始文字或影像资料   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世界各地留下了奋斗的足迹。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南京也与孙中山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在中山陵园藏经楼里还设有孙中山纪念馆,展出有关孙中山先生的历史文物和图片,展示了孙中山先生光辉的一生。   我们对藏经楼的孙中山纪念馆和位于现长江路的临时大总统府都非常熟悉。那么,位于南大南园的这幢民国建筑会不会真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呢 ?   昨天下午,记者致电正在“中山楼”内办公的南大学工处,学工处的一位女士称,“中山楼”确实已经年代久远了,以前非常破旧, 2002 年南大百年校庆前才装修。她也听说过孙中山先生曾在此居住过,不过住的时间不长,只有几天而已。“中山楼”名称来源也肯定与孙中山先生有关。南大校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孙中山在此住过的说法一直都有,但馆里并没有这方面的历史资料,“中山楼”的牌匾是何时挂上的,目前也没有记载。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有关专家,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的刘晓宁先生称,他在中国台湾省出版的书籍上看到过有关孙中山曾在“中山楼”居住过的记录,但大陆还尚未发现有记载。南大历史系朱宝琴教授也表示,要证明孙中山先生在此居住过,就必须找到当年的原始文字或影像资料,否则传说只能是传说。   唯一证据: 孙中山孙女出书记录“中山楼”   有关孙中山先生的足迹,或许其家人最有发言权。 2001 年,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博士主编出版了《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该书以图片的形式记录了孙中山先生一生,收入孙中山先生照片 400 多幅、墨宝 200 多件,相当一部分照片是首次发表。其中有一张照片是“孙中山官邸”,照片中的小楼正是目前的“中山楼” ! 孙穗芳博士明确标注“祖父就任临时大总统职时之官邸外观 ( 南京 ) ”。   众所周知,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响应。孙中山先生在美国得知消息后, 12 月下旬回国,即被 17 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在 3 月颁布了影响深远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过受到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内部的不团结,孙中山先生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 1912 年 2 月 13 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并于 4 月初离开了南京。根据孙穗芳博士的记录,孙中山先生此时的官邸就是今日南京大学校园内的“中山楼”,至于孙中山在此住了多长时间,书中并没有标明。   令人遗憾的是,从照片上来看,《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中的“中山楼”也并不像是 1912 年拍摄的,且没有其他原始资料相佐证,因此也不能就此肯定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当年的官邸。   那么,孙中山先生到底在“中山楼”住过吗 ? 是什么时候 ? 又住了多长时间 ? 欢迎知情读者来电提供线索。电话: 86854533 http://www.jllib.cn/njmgjz.cn/doc/6986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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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搞笑一贴!
chinaworm 2011-4-13 16:22
上贴--- 黄忠六十跟刘备混,德川家康七十打天下,姜子牙八十为丞相,佘太君百岁挂帅,孙悟空五百岁西天取经,白素贞一千多岁才下山耍朋友。 年轻人,你说你急个求? 下贴--- 盖茨39岁成世界首富,陈天桥31岁成中国首富,孙中山28岁创办兴中会,孙权19岁据江东,丁俊晖14岁拿世界冠军,邓波儿7岁拿奥斯卡,康熙6岁登基,贝多芬4岁开始作曲,葫芦娃刚出生就打妖怪。 你说老子急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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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学会
kejidaobao 2011-3-28 11:07
中国农学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以研究农业问题为宗旨的多学科综合性学术团体。 中国农学会渊源可追溯到1895年孙中山首创于广州的农学会、1896年梁启超等创立于上海的农务会。1917年1月,中国最早留学回国的农学家王舜臣、陈嵘、过探先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农学会,张謇被公推为名誉会长,陈嵘被选为第一届会长,会员有50余人。至1948年,会员达6251人,团体会员267个,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共举办年会26次。 1950年,在中华农学会基础上,吸收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延安中国农学会、新中国农学会等组建中国农学会。1956年,中国农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选举杨显东为理事长,各专科学会和地方学会有29个,会员1906人。 目前,中国农学会已发展成为32个分会(专业委员会)、30万会员的农业综合性和学术性社会公益团体。主办《中国农学通报》、《棉花学报》、《植物遗传资源学报》、《食用菌学报》等学术刊物。2006年设立面向全国农业行业的综合性科技成果奖——“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 (责任编辑 朱崇开(实习生),陈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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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三大伟人雕塑
热度 2 冯用军 2011-3-13 23:52
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三大伟人雕塑
大爱无疆,伟人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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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3月12日 植树节
xupeiyang 2011-3-12 09:11
1782年,《 四库全书 》编成 1925年, 孙中山 在北京逝世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菲律宾 沦陷 1947年, 杜鲁门主义 提出 1990年, 戈尔巴乔夫 当选苏联首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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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孙中山赞美女性的诗
wyc 2011-3-8 09:11
女人是平凡的。 月朗星稀, 是女人用晨炊点燃新的一天。 牵牵连连, 是女人将零零碎碎补縫成一个美丽。 女人是不平凡的。 风雨交加, 是女人为我们打开家门。 坎坎坷坷, 是女人给我们关怀和温馨。 然而, 女人又是伟大的。 人类常常把母亲比着美丽和博大的化身。 人类在生育女人的同时, 女人也生育了整个人类。 世界上少不了女人, 如少了女人, 这个世界将失去百分之五十的真, 百分之七十的善, 百分之百的美。 没有女人也就没有了人类。 以上是一代伟人孙中山在对犬养毅等一批日本友人谈话中, 高度盛赞女性的无私与高尚, 赞颂了女性的真善美。 在三八节的今天, 本博主特从《老同志之友》2003、3期第32页摘录如上。 谨向全体在科教战线上努力攀登的女同胞们致敬, 热烈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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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答问网友精彩妙语集 凤凰网民调
热度 4 xupeiyang 2011-2-27 20:12
温家宝总理答问网友精彩妙语集(一)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2/27/c_121126481.htm 什么是民生?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民生就是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人民的生命。 温家宝总理答问网友精彩妙语集(二)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2/27/c_121126576.htm 温家宝总理答问网友精彩妙语集(三) 温家宝总理答问网友精彩妙语集(四)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2/27/c_121126798_2.htm 温哥与网友在线交流--凤凰网民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984do=blogid=41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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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赢』字的另类意义
zllzll 2011-2-23 22:20
  『赢』字的另类意义       赢这个字包含了五个中国字,也包含了五个赢家所需具备的态度。       第一个字「亡」:亡代表要有危机意识,我们必须要随时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变化,过去成功的经验往往是未来失败最大的主因,安逸的日子过久了,我们会越来越丧失斗志,有一个敌人或竞争者的好处是,它至少不会让你懈怠。       亡也可以表示「无」的意思,要学习让自己归零,对很多人、事、物不要有主观的成见,能多方了解彼此的需求。亡也可以很单纯是死亡或结束之意,虽是结束,但生命的周期是无限开展的,它更象征了机会与无限的生命力。       第二个字是「口」:口代表沟通,必须把你的想法告诉所属,要在不同的场合中宣示要达成的目标与决心。国父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他虽然没有参与战事,但他却不辞辛劳在海外奔走,向侨胞募款并宣扬民主理念。       成功的沟通是双向的,除了有良好的言语表达能力之外,也要有倾听的能力。听得清楚,有助于了解彼此的需求,更有助于自己陈述论点。       第三个字是「月」:月指的是时间,任何赢都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在岁月上下功夫,泡沫式的英雄作风最后总如昙花一现般地消失无踪。棒球投手要有很严格的训练,他无法从书本中得到赢球的技巧,必须在一次一次的比赛中掌握自己的优势,训练自己的胆识与应变能力。       月也代表亲身的实践,代表你无法只用命令方式,让别人来助你成功,而是要以身作则,以德服人,那时就会像众星拱月一般,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第四个字是「贝」:中国最早以贝为交易的货币,因此贝可以简单地说是钱,然而有钱就一定会赢吗?这倒也未必,有的人虽然没有钱,但是他有技术,有智能财产权、商标专利、丰沛的人际关系、跨国性公司的经营管理经验……等,这些可能都是无形的资产。       因此「贝」就广义而言,应是筹码,是可以为自己加分的要素,它可能就是一个人的独特性,而要如何增加自己的筹码呢?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里,随时增加自己的知识,保持学习的态度,就是最好的扎根方法。       第五个字是「凡」:顾名思义,凡指的是平常心,我们努力去争取胜利,但是最后的成绩,往往不一定尽如人意。       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每一个失败中都含着成功的因子,我相信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成功中学到的东西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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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2月14日
xupeiyang 2011-2-14 07:42
今天是情人节,北京大晴天。 1912年, 孙中山 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 1924年,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即 IBM )成立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 计算机 诞生 1963年, 中国美术馆 建成 1989年,拉什迪因为《撒旦的诗篇》被 伊朗 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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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2月13日
xupeiyang 2011-2-13 08:42
北京状昨晚第二次下雪了,美丽的雪景。 我的孙子乐乐24天了,能吃能睡的,好可爱啊,给爷爷笑呢,奶奶感冒了,带口罩,离远点,等感冒好了可以抱抱宝宝。 1895年,清政府派 李鸿章 赴日议和 1912年, 孙中山 请辞临时大总统 1998年,美国成功改造 哈勃太空望远镜 2006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选 逝世 2008年, 广州 被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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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评袁伟时保卫军阀毁谤孙中山
热度 3 jiangjinsong 2011-2-4 19:01
蔣科學按:偏聽則暗兼聽則明。中國過去的歷史受到政治上的限制太多,因此,歷史的描述有不少缺陷。今天我們需需要聆聽不同的聲音。袁偉時老師是中國當代很有影響的自由主義者,在南方報系影響極大,正因如此,和他不一樣的觀點才特別需要聆聽。 评袁伟时捍卫军阀诬蔑孙中山    谢幼田       辛亥革命虽然按照美国的立国精神建立了共和制度,权力中心却并没有转移到由约法(临时宪法)所规定的共和制度的议会和内阁,而仍在军人袁世凯手中;袁死以后,实权继续在各省的军阀手中。孙中山为建立统一的民国政府,对各地军阀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而构成了他的“护法运动”的全部过程,这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中国的统一大业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基本完成。       避开北方、南方军阀长期地执掌大权的历史背景,避开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军阀斗争的历史过程,抽象地谈论所谓“民主程序”,或者以军阀的“法”为准则来衡量孙中山的政治活动,从而为军阀统治翻案,否定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发表在《明报》月刊上文章的基本手法。       这位学者、“全国人大代表”的特点就是要违背历史起码常识,其基本精神则是给民主法制的大敌──军人强权涂抹“民主法制”的光环,给中华民族当时唯一的正气所在──孙中山的事业和人格以编造的事件抹黑。       孙中山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发现中国的问题不可能只是解决民族问题,民权和民生也必须解决:同样,也不可能光解决民权或者民生问题,必须将这三个问题一并解决(虽然每次各有侧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至今无人超越过的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佳方案,这是孙中山先生独到的伟大贡献;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事业,并不因为历史出现曲折而失去其光辉,相反,在黑暗中更显出其明亮;孙中山先生的人格魅力,是他在长期的困境中吸引人们追随他的无形力量。       显然,光有学说还不够,必须有事业和领袖的人格相结合;同样,也不可能光是有改变社会的运动和个人的人格魅力,必须要一并具有。       对于为军阀涂脂抹粉的文章的反驳,在今年春天的《传记文学》上,有胡志伟的有理有情的长篇文章连载,在《明报月刊》第十期上,有容若的清晰扼要的论述。我在此仅作补充阐述。       一、军阀政治的初始       太平天国时期的大动乱,使得地方军人崛起,但是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没有篡位的野心,而是维护北京的统治中心,所以他们并没有成为军阀,只是开始了清代地方军人拥有军队的先例。       满清王朝被推翻,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他的势力分散给了他的众部属,军阀政治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思想与传统政治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传统思想把行孝道当做行仁之本,当做天经地义的行为准则。任何人在家庭内部必须行孝,总是以爱亲人为起点;在社会生活中则抽掉仁爱的内容,行孝方式就是忠君,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秦汉具备刍形。信奉儒家的曾国藩、李鸿章虽然统率天下大军,他们作到了忠君。但是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以小站练兵起家,他同样拥有军队,却先后出卖了光绪与宣统两位皇帝。等他称帝,他的部下们学习他不忠君的榜样,照样把他给卖了,这些割地为界的军人便成了民国早期阻碍中国政治生活现代化的主角。       军阀们也有其时代根源。因为既然忠君观念过时,那末该忠于谁?孙中山在去世的前一年演讲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时说,他自己有一次偶然到一家祠堂去,发现墙壁上的“忠”字被涂抹掉了。孙中山说,忠君虽然不好,但是忠于国家还是必须的,可见其时社会心理的混乱状况。至于民主思想,与拥有势力的军人们几乎绝缘,哪个军阀没有帝王思想?       军阀形成的条件,早有学者论述道:“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产业革命未臻成熟,而农村经济已破产。农村因而随之崩溃,农村的壮丁乃流为游民,这些庞大的游民群众,在一方面变为民主势力形成的障碍;在另一方面适使军阀得有挟多兵以自重的机会,因为农村颓败,农村壮丁过剩,流为游民,唯有‘兵’和‘匪’两条出路,兵多匪多,匪多兵多,兵匪不分,军阀于是坐大。”(注1)加上国外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以及部份地域经济的相对封闭性,以及农村过剩人口的流动,也有利于军阀割据的出现。总之,二十世纪前期的新旧制度交替和思想文化互相影响时的混乱,是军阀割据出现的外在条件。       关于军阀的定义,各史家见解接近而各有所重,近代史专家张玉法关于军阀的定义是:“军阀一辞,就中国的历史来了解,是指自树武力,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军人。这种军人,通常有一个固定的地盘,在地盘之内,行使半独立的或者接近独立的统治权。这种军人,不仅民国初年有,汉末的州牧、唐末的藩镇,可以说都是军阀。民国初年的军阀,多为各省的督军,也有较督军为小的将领。这些军阀,进可以操持中央政治,退可以割据一方,无论他们的权位如何,他们都以武力为后盾,以保有并扩张自己的权位,忽视国家的秩序法律。”(注2)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他的主要部将就为争夺权力四分五裂。不仅仅袁失去了再统一北洋的威望,其他的军人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统领全局。最有势力的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想登总统宝座,张勋想要宣统复辟,倪嗣冲则死保段。北洋军人的分裂势在难免。       袁世凯死后,有三系主要军阀,其中皖系、直系是袁世凯的直接下属。皖系的段祺瑞,包括徐树铮编练的四个旅和四个师,嫡系部队有大约六万多人,政治上有交通系和安福系;直系冯国璋,包括保定的曹锟、洛阳的吴佩孚,以及冯玉祥、孙传芳等部,1924年有兵力二十五万多人;奉系张作霖出身马贼,袁世凯死后排挤掉袁的心腹段之贵而得以大发展,在1924年已经拥有兵力约十七万人。       继承袁死以后的总统职位的,按照1913年临时约法所制订的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应当由原来的副总统继承,于是黎元洪出任总统,皖系势力人物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皖系掌握实际权力。       于是,立即出现了黎和段的所谓“府院之争”。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以日本为后台的段祺瑞按照日本的意旨,极力主张参战,条件是得到日本的大量贷款,段有了钱就具备用武力来统一全国的重要条件。但是黎元洪总统和国民党占优势的议会坚决反对。在这个刚刚结束皇帝统治的共和国,政治人物对待不同意见的方式,是以势力来强迫对方接受,而不是协商、妥协、包容。于是,段运动皖系的各省督军(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于1917年4月15日在北京开会,决定参战。由段内阁签署后送交国会。5月10日,众议院开会时,段唆使所谓“公民团”包围议会,强迫参议院通过参战案,重新上演了袁世凯不久以前为了当皇帝,由筹安会组织所谓公民代表请愿团,制造民选皇帝的丑剧:“5月10日,众议院开会讨论对德宣战,段祺瑞竟雇用流氓,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为数三千余人。由段系爪牙,陆军部人员傅良佐、靳云鹏等指挥,包围国会,殴辱议员,施用民国二年选举总统时袁世凯所用的惯技,扬言必俟参战案通过,方许散会。众议院为之群情愤慨,乃停止会议表示抗议,国务院的全体国务员也相继辞职,整个内阁仅剩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一人而已。”(注3)这是议会和军阀最初的较量。       5月18日,报纸透露这仅剩的一名内阁总理竟然向日本借款一亿,众议院于是决议该借款无效,并且还决定缓议对德参战案。对此,段氏的督军团竟然上书总统要求解散国会,而按照约法规定,总统并无解散国会之权。总统黎元洪只好在22日免去段的总理职务。这一免职决定却立即被参众两议院通过。(但是约法也有矛盾的规定,即在总统签署以后,要由总理副署才有效)       以下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要举出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识,是要说明成为护法运动对象的段祺瑞,这个拥有私人最强大军队的中华民国的总理作事,完全没有丝毫共和国必须的民主思想,与拥有绝对权力的昔日皇帝的所为无所差别。总理拥有私人军队,本身是对西方民主的“创造”,总理如果作事遇到障碍,当然运用军队去除,不然养军队做什么?       被免职以后的段祺瑞去了天津。段系的安徽省长倪嗣充立即宣布“独立”,和中央政府脱离关系。紧接着奉天于军张作霖、山东督军张怀之、福建督军李厚基、河南督军赵倜、浙江督军杨善德、直隶督军曹锟、陕西督军陈树藩也宣布“独立”。这其中不包括直系的几个督军冯国璋等,皖系督军则缺乏安徽张勋。倪嗣冲对督军们这样凭藉武力与总统和国会作对的行为辩解道:“黎总统听信群小,排斥正士,暴民盘踞国会,勾结府中,以夺取政权,须以武力驱逐之。”督军们明目张胆把议员称为“暴民”,和总统一致叫“勾结”,因此要以武力解散国会,驱逐总统,夺取政权。这就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高层武装拥有者的心理状况的反映。不仅仅如此,督军团还到张勋部驻紮的徐州集会,公然要把满清的皇帝请出来,而有辫子兵张勋复辟的一幕戏。很有意思的是,戊戌变法时候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康有为是张勋复辟的主要谋士,梁启超则是后来皖系的主要高参。       段借黎元洪解散了国会(1917年6月13日),再借辫子兵赶走了黎元洪而拥戴宣统复辟(7月1日)。但是,军阀们已经不愿意再当孩子皇帝的走狗,所以过后段祺瑞在皖系和直系军人支持下(日本也给了一百万军饷),只花几天时间就打败了张勋的主力,反而获得了“再造共和”的美名。       于是乘此参战,借贷总额达到三亿日元以上。他以参战为名,把扩张北洋的私家军合法化,就野心勃勃地开始了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北洋军阀时代。       以上从袁世凯死后到护法以前的军阀横行的短期历史主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些手握兵权的督军们和袁世凯一样,为了夺取和占据国家的权力,只相信武力,任何阻碍他们的中华民国的约法、议会、总统,随时可以废除而另外制造;第二、他们肆无忌惮地横行,共和国的最广大公民们却很少反对表示,似乎民主制度并不和他们息息相关,可见新的外来的共和制度与普通民众需求的脱节,可见孙中山等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事业的孤立和艰巨。第三、约法被废除,国会被解散,共和国也就不复存在。按照袁伟时所谓的民主法制的程序进行合法斗争的基本条件也就不存在。       是当帮凶?或在体制内部当顺民?还是在体制外起来维护刚刚创立的共和国?    领导推翻满清而名满天下的孙中山,却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他选择了对抗拥有政权的军阀的艰难历史道路。    是军阀们逼出了以孙中山为主要领袖的护法运动。       二、孙中山对军阀认识的深化       在袁伟时等的笔下,孙中山被描写成为一个“冀图依靠武力,另立政府”的倾向暴力革命的人,更被戴上了“军阀”帽子。恰恰相反,孙中山在暴力革命问题上,在反袁和护法这两件大事情上,却总是迟迟不动,甚至走在他的追随者的后面。       袁世凯刚刚上台,就完全不遵守约法,他不同意倾向国民党的王芝祥担任直隶总督,竟然不通过总理唐绍仪就任意取消内阁成员,使得总理辞职;参议院不同意北洋军人代替唐的位置,袁竟然让北京军警通电威胁参议院;袁同时在大大增强北洋军队。但是孙中山呢?以为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民族问题解决,连民权问题也解决了,他放放心心让袁领导国家,他只是研究《实业计划》以解决民生问题。既然如此,认为武装力量已经没有用,而且袁世凯控制的北京国库拒绝发给这些革命军队的军饷,在南京的黄兴于是把所统率的五万多军队解散了。以后来历史发展来看,这是重大的错误。孙中山1912年8月抵达北京以后,他和黄兴更被袁世凯迷惑,充满幻想。甚至国民党的国会领袖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舆论一片哗然,孙中山仍然主张:“吾人对此案,尤当慎重,一以法律解决。”(1913年3月26日《民立报》)在孙中山态度转变为强硬时,另外一个重要领袖黄兴仍然主张按照法律解决。当然,这也和国民党人这时候没有力量有关。孙中山是在袁世凯的凶相进一步曝露,和国民党人普遍主张武力对抗的情形下,才终于走上了“二次革命”的道路。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再次经历了北洋军阀的横行,又对段祺瑞领导国家实行民主法制抱着太大的希望。那时候的首要事情当然是恢复约法和国会,孙中山指出大局已经变化了,“不能再以革命用兵”,还劝老同盟会员们回到本地工作。孙中山助手居正晚年记载:“袁世凯死,孙公发布归复约法宣言。国会重开,黎元洪依法继任。余亦入京复任参议员。”(注4)为了加强议会工作,孙中山派胡汉民和廖仲恺到北京,“并代表总理向总统黎元洪及国务总理段祺瑞商恰国事,与内务总长孙洪伊谋组大党,并进行扩充党务及团结国会议员同志。”(注5)更有甚者,就像不久以前信任袁世凯一样,孙中山命令把各地中华革命党组织的民军解散。居正为总司令的山东民军是中华革命党军队的主力,竟然部份被北洋的山东军阀张怀之收编成为一个混成旅,一个混成团,其余解散,居正自己则到北京当他的参议员了,而且发誓不再带兵(见《梅川谱偈》)。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专家写道:“为什么孙中山对时局既怀忧虑,而又急于收束军队呢?这是因为:第一,他认为‘黎元洪已递补遗缺,目前最迫切的愿望,是和平与秩序的恢复’,而且照他看来,‘黎元洪随和懒散,不抱帝王野心’,‘他会顺应民心为国服务,而不至于假借权柄以谋私利’。第二,他看到民心思定,翘望建设,因而认为解散民军‘实由于顺应国民心理’。他告诫民军将领:‘今者约法,国会次第恢复,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典兵者要当以大局为念,急图收束、解散,以轻负担而安地方。’……第三,由于段祺瑞、冯国璋曾经在民国元年演出逼宫戏时,通电拥护共和;当袁世凯称帝时,段、冯都遭猜忌,段还遭罢黜,因而与护国军逼袁下台有过沟通和默契行动。所以,孙中山把段、冯与狂热支持复辟的张勋、倪嗣冲之流有所区别。对张、倪揭露其恶,对段、冯则暂持观察态度。……照他看来,‘惟今日人心实皆趋向共和,故旧官僚中全无共和思想者,亦始顺人民之意,表示赞成。’第四,他相信一旦假共和出现,人民一定会奋起锄而倒之。……”(注6)孙中山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都没有足够的警惕而轻易解散了至关重要的军队,造成了一再的重大损失。       孙中山从袁世凯复辟到段祺瑞专权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只有根本推倒军阀,才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与法制,这是孙中山认识的深化,由此走上了武装护法的道路。孙中山于一再的失败中所抛弃的,正是他以为民族、民权都有了,只有民生问题的错误判断。孙中山所抛弃的,正是袁伟时所肯定的。       三、“五大错误”不能成立          袁伟时完全回避了军阀践踏约法和进行割据的时代背景,以不存在的“法”或者是军阀的“法”为准绳,以“孙中山的错误举措”为题,指出了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的“五大错误”,袁实际是为有罪于中华民族的南北军阀翻案。       标题:“(一)肆意建立非法政府”。袁伟时的论点是:“从全国形势看,当时与张勋的军事斗争已告一段落,中心已转向维护民主和法制的斗争。……孙中山此时的身份是普通公民,是在野党领袖,张勋复辟是违反宪法的叛国行为,任何公民都有权用包括使用武力的方式与之斗争。可是,孙中山到达广东时,叛乱已经失败,此时一个普通公民宣布要把国土的一部份变成为‘军事基地’,进而‘建立政府’,显然是不合法的举措。”他的论据是:张勋复辟被打败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符合《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国务院总理及其他各部总长的任命,在张勋复辟的紧急状态下可以理解,但依法仍需得参议院之同意。”       袁的错误在于,段祺瑞废除了约法,已无法可依仗;解散了国会,已没有合法斗争的场合;并且段极力武力统一全国,用帝国主义给的金钱,用武力镇压一切反对者,哪怕议员。这样,维护“民主与法制”就自然转向了军事手段。以下进一步以两点来证明之:       其一、袁世凯、张勋都解散国会践踏民主制度,段的作为更甚:他对于这个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不听令的国会,不仅仅解散,竟然加以废除,还迅速制造了几乎由北洋的人马组成的段系议会,即在1917年11月10日段召集所谓临时参议院,修改了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在1918年8月解散临时参议院,建立了为段氏服务的清一色按照北洋军阀旨意行事的所谓安福国会。他超过了袁世凯。袁专权就干脆当皇帝,段祺瑞同样专权,却制造民主法制外衣。实际上哪里有民主法制?       其二、段一直是北洋军阀中主张武力统一全国者,直系的总统冯国璋因为和南方军阀陆荣廷有勾结所以主张和平。袁伟时谴责孙中山7月17日到达广州以后准备建立“军事基地”护法,可是段祺瑞在做什么呢?“他对解决大西南的方针,系以湖南制两广,四川制黔滇,再利用参战名义与日本军阀勾结,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取得日本的巨额贷款和大批军械,进行武力征服西南的内战。在六年(按,即1917年)8月6日那一天,段祺瑞派出了他的两员心腹大将,命傅良佐(按:这个傅良佐就是公民团暴徒包围国会,殴辱议员的总指挥)为湖南督军,而以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由湖南岳州率领两个混成旅入川,他的计划是以川军打先锋驱逐滇黔军,而由吴光新督镇直下滇黔。另一方面,在湖南他配置了范国璋的二十师,和王汝贤的第八师,作为傅良佐统率征南的主力。”(注7)段祺瑞的第一次征南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袁伟时只字不提段祺瑞一上台就毁法另造国会?为什么不提段立即武力南征?为什么不提段为了武力统一全国而向西方帝国主义大借款?那时候在北洋方面,以湖南、湖北的利益争夺为起点,终于在1920年7曰4日爆发了直系、皖系大战,奉系张作霖宣布帮助直系而渔翁得利,统治北方四年的皖系被赶走。照例,新的军阀统治者又玩弄起新的议会;不到两年,在1922年4月,直系、奉系爆发了第一次战争,不久以后又有第二次战争……。在西南,富裕的四川的众多军阀之间,以及云南、贵州等省,也是狼烟遍地,炮声隆隆。在军阀专权时代,真正决定一切的,是武力,是战争。袁伟时声称张勋复辟结束以后,“军事斗争已告一段落,中心已转向维护民主法制的政治斗争”,“民主制度恢复在望之际”等等,显然完全缺乏近代史的基本常识,要不就是任意编造历史。当然,这正是中共一朝的“治史”方法。       武装护法,是时代的需要。孙中山在7月21日在汕头欢迎会上发表演讲道:“中国六年来变乱之原因,正新旧潮流冲突之现象……复辟发生,是旧潮流造成的,共和政体,向为旧派人物所反对,若倪嗣冲、段芝贵等为反对共和之人,亦为反对复辟之人。今天北方起兵讨贼之人,又都是昔日赞成复辟之人,是非混乱,目耳浑惑,是为目今最困难最危险时代。官僚知国民爱共和,又不能不口说共和。今日反对复辟是假的,争后来之势力是真的。势力在手,又要主张帝制,主张复辟的。”(注8)孙中山指出像倪嗣冲、段芝贵这些袁世凯的皖系大将,本来就反对共和,但是他们反对张勋复辟;皖系起兵讨伐张勋复辟的人,其中又是拥护袁世凯复辟的人。所以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今天”和“昔日”的军阀都是一样的,袁不指明出处,一再断章取义批判道:“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前清的官僚以及立宪派、保皇党等等宣战,因为他们都是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从逻辑上说,这是荒唐的,因为过去并不等于现在。”孙中山是在汕头的护法欢迎会上讲的话,当然是针对毁法毁国会的皖系军阀,并且已经指名道姓,没有泛指,就是指出了,也没有什么“危险”可言;所批判的军阀就是这样的假共和,哪里有抽象的逻辑可言。下面还有这类近似谩骂而歪曲或者隐瞒史实的语言,不过是肯定段祺瑞是而孙中山非,即用编造历史的办法来制造新的是非,不值得继续答覆。岂知北洋军阀的这一段历史没有什么盲点,只要指出军阀统治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的事实,就一目了然。       标题:“(二)明显的违法行径”。袁一开始就说:“既然打出‘护法’旗号,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重大行动必须于法有据,现在看来,整个护法运动的重大行动都很难找到法理的依据。”这是用“法”来全盘否定所有反对军阀统治的护法运动。这部份包括“非法当选大元帅”和“非法进行军事行动”两部份。       法在哪里?唯一的“法”是民国元年的约法,这已经被袁世凯、张勋推翻;段祺瑞掌权,凭藉北洋的军队,无法无天,他并不恢复中国这唯一的临时宪法,而是自己制造了新的议会。孙中山那时悲壮地说:“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源,国会存,则民国存;国会亡,则民国亡。”而且,段祺瑞所作所为完全没有“法”为依据,段的安福系国会所制订的宪法草案是在1919年8月12日;之前孙中山是在1917年9月1日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相差两年,袁伟时所津津乐道的“法”在何处?如果他立足于民国初年的约法,孙中山的护法就合法;相反,袁显然立足于段祺瑞制造的安福国会所通过的“法”,但那时还没有产生?!而且,在1920年7月皖系被直系打败,安福国会也就被废除,直系另外起炉灶,段氏所制订的法也不复存在,究竟如何紧跟军阀们的“法”呢?       由于段毁法和另外制造国会,许多议员被迫南下,孙中山在1917年7月17日到达广州以后发表演说,号召延续法统,再造共和。海军司令程璧光7月在21日誓言护法。到了8月中旬,以原来北京参议院、众议院的议长为首,到达广州的护法议员有一百五十多人。作为约法已经被北洋军阀毁坏的非常时期,只有召集这样人数不足的非常国会,所以在国会前面加“非常”;在8月30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宣布,只要约法得以恢复,立即取消非常国会和军政府的一切活动;而且为约法选出的总统黎元洪保留总统位置,只称为“大元帅”,这是光明磊落的公心的表现。只要稍稍注意,就知道这是万不得已的作法。根据从袁世凯以来的历史经验,只有走上武装护法一途,推翻这些军阀,才有可能创造中华民国的未来。孙中山在南下护法前说:“伏念共和帝制,迭相乘除,已经历三次,所以起灭无常者,实由是非不定,刑赏无耳。”(以下凡是孙中山的言论讲话都出自党史会编的《国父全集》,不再另加注释)又说:“五年来,建国之事,付托不得其人,几将民国根本推翻。”袁伟时批评孙中山没有“民主法制观念”、“是专制主义心态”,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中共“全国人民代表”的袁伟时,为什么会在此时出来为北洋军阀翻案?袁伟时指责孙中山的援闽是“非法”军事行动时,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段祺瑞正在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企图依仗其强大军队以武力统一全国,从湖南和福建两路进攻广东?       在孙中山刚刚南下的时候,段祺瑞在1917年9月就派部侵入湖南,由于皖系与直系在争夺湖南控制方面的争斗,加以派兵南下促成了广西军阀与孙中山联合援湘,使段失败下台,而有直系王士珍组阁。到了12月,段的皖系将领与部份直系将领在天津开督军团会议,迫使直系的总统冯国璋下令讨伐西南,而有第二次湘战;1918年3月直系骁将吴佩孚连续攻陷岳州、长沙、衡山,广东为之震动。       同样在福建方面,北洋军阀李厚基的将近四万军队于1918年5月,分南北两路攻打广东。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由陈炯明、许崇智、邓铿统领指挥,经过半年的战斗,互有损伤,最后相持不下,在11月议和。闽南遂有陈炯明治理两年多的机会。谴责南方的自卫行动而肯定北方南征是合法,袁的北洋立场鲜明不过。       袁还责难孙中山的第三大错误标题是《玩弄徒劳无意的政治游戏》。这个要给北洋军阀翻案而否定孙中山的作者应当知道,这是一件何等巨大的论题!一定要有周密的论据和充足的材料,真正地有了这些,又何尝不可。可这一节照旧只是大骂孙中山“践踏法律的行为视若无睹”、“孙中山的所谓护法也乏善可陈”。他否定的依据有两点,第一是用章炳麟的话,说孙中山号令不出军政府所在地,第二是说广州的桂军、滇军纪律败坏,要护法运动负责。       章炳麟的话没有错,道出了在两广军阀挟持下的军政府的困境,可这是谁之过?同情孙中山的原广东省长朱庆澜把二十营军队交给孙中山以前(由陈炯明统领),孙中山从来没有一兵一足,袁却把两广军阀的军队纪律败坏的责任要孙中山负责。邵元冲《护法历程》记载了桂系军阀从事烟赌敛财的来龙去脉:“22日,陈炳焜、谭浩明联名电北京,谓总统被武力威胁,解散国会;在国会未恢复以前,两粤军民悉行自主,其重大事件,迳秉承总统办理,不受内阁干涉云云。自此而烟赌各禁,次第解除,桂系聚敛之行日着矣。”二十年前一篇研究军政府的论文写道:“芩春萱名义上是军政府首脑,对粤省政务有指挥制裁之权,实际上他对莫荣新所作所为一概默认,因此当时粤省政治之黑暗令人难以置信,在省政中桂系居然明目张胆卖官鬻爵,各县县长补缺分上、中、下三等,凡有钱者,无论学识、人品,上县肥差取价巨万,其次七、八千,最下之县亦五、六千,因此市侩无赖,土豪劣绅,充斥于政界之中。军政府对粤省人事迁调任免原有同意权,但莫荣新在政务会议上所提人事任免案无不如数通过,芩氏对桂系非法行为张眼闭耳,若视未睹,并不阻止,伍廷芳虽有心反对,但不为桂系所采纳。民党份子则义愤填膺,不愿见护法圣地蒙尘羞辱,使军政府前途断送在芩、陆之手,乃一致要求孙中山先生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出面排除异于,选派代表南下出席政务会议,以阻止桂系及政学系之横暴……”(注8)(以下致电孙中山的电文略)明明是执掌大权的桂系和政学系纵容腐败,却要算在孙中山的头上。       袁进一步说:“这样的‘护法’只有一个后果:加剧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把军阀混战加剧的责任加在护法运动的头上,中共“全国人民代表”的这项说辞,就是当时军阀的笔杆子都不敢如此吐露。北洋军阀内部有几次大的混战,西南军阀更有数百次混战(近年研究军阀史者指出,光是四川的军阀混战就达到四百多次)哪一次是护法运动加剧的?       袁伟时公布孙中山的第四大罪状标题是《助长政治瘟疫蔓延》。一开头就亮出论点:“近代中国的一大问题是政治专制和腐败。进入民国时期,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出现了新的腐败和侵犯自由的形式。例如,官员、议员要选举了,贿选、迫选随之蔓延。更恶劣的是运用残暴手段消灭政敌,乃至不惜出动军队剿灭政敌。这些都是袁世凯开其端的,高举护法和革命大旗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理应对这些政治瘟疫坚决扑灭,最低限度是本身有较强的免疫力,不要同流合污。不幸,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没有抵挡住这场瘟疫。”以下是“论据”:       “(1)动用武力对待盟友”。袁举出的是孙中山炮轰莫荣新督军府事件。莫荣新何许人也?回答这样的问题简直兴趣索然,因为这都是起码的常识,是历史系的本科学生都应当知道的史实。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起自绿林,后来是北洋政府的两广巡阅使,两广从来没有宣布“独立”于北洋,只是“自主”,随时留有进退余地,1917年冬就打算取消“自主”服从北洋。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都是他的心腹。“统带军队者个人上无民主政治之督率,下无民主势力之牵制,无拘无束,思想言动,绝对自由;生杀予夺之权,一凭个人之喜怒好恶,这便是军阀。但是军阀想要持久还须帝国主义经济的奥援,借钱给他们作战,才能维持住势力。”(注9)因为广东省长朱庆澜打算把二十营军队交给军政府时,陈炳焜极力反对,和军政府的关系因此更加恶化,以至于陆荣廷不得不把陈炳焜调回广西,另派莫荣新为代理广东督军。莫荣新却想方设法要把军政府赶走:莫绑架杀害了孙中山任命的潮海前敌司令金国治,又逮捕枪杀了孙中山身边的数名卫士和新招的兵士六十多人,孙中山要求莫向军政府道歉谢罪,莫仍然置之不理,军阀欺侮困境中的孙中山到了极点,孙中山忍无可忍才炮击莫荣新的督军府,莫因此谢罪。孙中山不是神,但是军阀莫荣新自己都上门认错,中共“学者”袁伟时却在为西南军阀开脱罪责。       至于孙中山所谓的第五大罪状,是关于大总统的选举,认为和袁世凯一样有三大问题:“一、假造民意;二、武力威胁;三、金钱收买。”这个并不熟悉近代历史的中共“人民代表”,从为陈炯明翻案的书中抄来了一些故事。       那时的中国人是否拥护孙中山,华侨是否拥护孙中山?不必假造,从两点可以说明:其一是,因为桂系军阀控制了两广的经济来源,护法政府的经济基本来源主要依靠华侨的捐款,只要翻阅一下有关的筹款电报就可知道,而且华侨的捐款从辛亥革命以前就开始了;其二是,孙中山当选大总统以后,广州出现了十多万人游行的盛况,各种报纸俱在。       要顺便提及的是,孙中山的确遭到部份极端唯利是图的商人们的反对,这些商人从来就拥护袁世凯、北洋军阀,反对任何从国家、社会、民族整体利益出发的事情,他们正是陈炯明的社会基础,也是后来反对广州革命政府的“商团事变”的主角。       以下摘录陈定炎着的书籍中的语录以兹证明:       1、“炯明的施政,得粤、港、澳商人热忱的支持。广东各属,气象亦为之一新。”(第127页)       2、香港总督的电报说:“7月18日广东宣布独立,因其都督与政府官吏均为国民党员。但香港和广州的商人均拥护袁世凯。地方完全平静。”还说这些人包括“银业行、金舖行、生药行、南北行、冰行、洋参行、入口洋货行、米行”(第137页)。       3、香港总督的电报,显示了陈炯明与港英当局、商人、北洋政府之间的关系:“立法委员刘铸伯企图在广州和香港筹款,组织商人工会,以资助陈炯明。唯一条件是陈必须答应和北京政府合作,与孙中山完全脱离关系。但是陈炯明对于此事,未作任何行动,结果令孙中山成功地选举了自己做总统。”(第282页)(注10)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的社会基础是港英当局、部份与港英当局有关系的商人、北洋军阀的直系和陈炯明的部属。护法运动的这些敌人反对孙中山,不能证明胸怀中华全局的孙中山的错误。       1989年,广州中山大学两个研究近代史的教授段云章、邱捷写了一本将近四十万字的书《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对近代南北军阀有比较详细的研究,其中对陈炯明由一个革命者到军阀的转变的材料和分析都值得一读,还叙述了为什么孙中山要当大总统的史实,该书写道:“当时,北洋政府因桂系临逃前宣布撤销军政府和取消广东自主而大言不惭地宣布全国已经‘统一’,而川、湘、滇、黔四省军阀为谋求自保而宣布‘自治’,即承认南北政府,在局外中立的幌子下各自称雄一方。而军政府的四个总裁,唐继尧于1921年2月7日被其将领顾品珍赶下台;唐绍仪则与孙中山意见参差而消极观望。这样,重建的军政府管辖的范围只局限于广东;主持军政府者仅孙中山和伍廷芳,加之过去一段时间桂系主宰的军政府已弄得声名狼藉,在人民中不复有威信。就外交而言,帝国主义更借口北洋政府已实现‘统一’,而无视军政府的存在。在这以前,外交团与中国南北两政府协议将关税余款13%付与军政府。至此,外交团则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悍然以军政府权力仅及广东一省为借口,停止这笔原定拨款,并将应拨交的关税余款250余万两划归北京政府。军政府财政总长伍廷芳曾为此向驻粤领事团多次提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按照协议付款与军政府,则派人接收海关,帝国主义竟动以武力威胁;而且还成立新银行团,不断借款给北洋政府。因此,孙中山认为必须成立正式政府,以资抗衡,并借此争对内对外的代表权。……到3月,直系、研究系、政学系竟策动联络西南诸省军阀,抢在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之前,组织‘六省联防’,声言‘勿为孙文所惑’。这一阴谋如果得逞,西南诸省势力必分裂,‘粤局顿形孤立,其危险实不堪言’。由是之故,孙中山更急于早日成立正式政府。”(注11)显然,这位作者的立场是学术的、客观的,其证明是,《陈炯明集》一书的编辑就是该书作者之一。       至于所谓暗杀事件要加在孙中山头上,更是离谱。作者大概是想要进一步给孙中山的人格抹黑。对于西南军阀的横行,1919年曾经有孙中山的追随者宁愿以死来推行暗杀,孙中山在接到书信的当天就批覆道:“代答以暗杀一举,先生向不赞成,则在清朝时代,亦阻同志此行,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张,积极之进行,则恶人自然消灭,不待于暗杀也。”(注12)在《传记文学》2002年春的两期连载的胡志伟的长文中,已经有详细的批驳。因为孙中山人格之高尚,连孙中山的政敌都是公认的。曾经在孙中山面前为陈炯明求情的吴敬恒曾经致信陈炯明说:“孙文从不记人之恶,几为古今中外少有。”戴传贤不是出于当面歌颂,而是在1921年私下劝勉心中不平而离开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蒋介石时写道:“先生之事业,日日趋于成功之一途,自其主倡革命以来,其所持主义,在中国之推行,进步之速,或较各国之革命史上成绩为优。然先生之所长何在也?静江与弟,皆认忠厚和平,为先生唯一优点,吾人从未见先生以己所不欲者施诸人,亦未见先生在私人关系上,对人有丝毫怨雠之心;而不嗜杀人,尤为国中与全世界政治家所仅见者。中正和平四字,殆其生性,其他思想学问之优良,皆不过为其涵养其伟大人格之工具,而决非其伟大人格之本质也。吾人日与先生处,而能见及此点者,已为不多,能学得此点者更少。执信亦同辈中之一特殊人格,然与先生根本不同之点,则在于此,弟深知之,而不能望先生之德量于什一,非不欲学也,质不如也;然甚愿与兄共勉学之耳。”(注13)孙中山的事业的追随者中,总是有许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物群体,这首先是孙中山的人格所吸引。陈炯明叛离孙中山,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人在为人品德方面的差异所至。从来不曾在孙陈之间有过是非的李宗仁对此的论述可以供参考:“孙陈失和的主因,实系两人政见不同,非纯然为意气之争。中山先生自矢志革命之时,即以全国为对象,不愿局促一隅。以故中山先生力主北伐的动机,原系孤注一掷,胜负殊未可必。但是把握时机,不计较个人成败,原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先生气魄雄伟,敢作敢为,尤非常人所能及。故不辞冒险,期达目的。至于陈炯明,其生平抱负,任事作风,处人态度,都恰恰和中山先生相反。陈炯明自始就没有问鼎中原的大志,加以其时联省自治之说正风靡一时,陈氏及其部曲,均向往之。他们认为中山先生的北伐,绝无成功的希望,与其以两粤的精华,作孤注一掷,倒不如切实整顿两广,待羽毛丰满,再相机北进。其所见亦未始非稳健之策。……然陈氏最大的错误,在于其为人有欠光明磊落,他身为革命党员,受中山厚托,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如以中山计划为不可行,大可剀切陈词,力辩此计划的非计。如中山不纳,也大可洁身引退,以见一己的坦诚无私。做一个革命党人,原应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能盲从领袖。而陈炯明既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中山的计划又口是而心非。到了最后关头,竟至唆使部曲叛变,不论公谊私交,陈氏都不应出此下策,沦为叛逆,实不可恕。”(注14)李宗仁以私德而不是从全局的看法,在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是相当流行的。       在陈炯明叛变以后,在江西准备北伐的革命军许崇智、李烈钧部,如果因此遭受陈和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后果将不堪设想。陈却派人联系吴,欲行此计划,直系在保定开军事会议讨论,会上直系重要领袖曹锟和重要将领王承斌、熊秉琦反对联合陈,理由是,陈此举是犯上作乱,辜负孙中山,如果援助陈,今后有自己方面的下属效法怎么办?陶菊隐在《吴佩浮将军传》一书中就曾提到﹕“吴先生最恶朝秦暮楚覆雨翻云的人,当陈炯明炮轰广州总统府时,他曾骂道﹕‘竞存(陈炯明字)太无人格了,别人可以打中山,你不能打中山。’”可见在私德方面,连军阀都不敢赞同陈炯明。陈本来对革命有贡献,是他的私念太多,独霸广东的野心太大,这些在他从闽南回到广东以后由于大权在握而膨胀,加上吴佩孚的诱惑,而反叛了护法阵营。       从袁世凯复辟到南北军阀专制,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公认的黑暗历史现象。在那军阀横行的时代,已经没有国会,没有约法,没有了议会斗争的场合,没有了和平斗争的准则,从民主法制着手的和平之路已经不存在。结果,再次解散了军队的孙中山,没有金钱,没有军队,仍然高扬护法旗帜,坚持共和的正气,在南方军阀的压迫下,再次武装革命。不可设想,在南北军阀称雄的时代,如果没有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极力反抗,高举义旗,以后中国社会分裂割据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正是护法运动奠于了后来北伐统一全中国的基础,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是辛亥革命以后至关重要的一环。       为什么军阀能够横行?为什么民主法制那末轻易地就被军阀所毁坏践踏?为什么孙中山如此困难孤立,以至于刚刚从传统帝制过来的一般民众也并不理解他?法国革命时,第三等级是那样团结一心;美国独立时,十三个州是那样同雠敌慨。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为了中国民主和法制的艰难奋斗,却和中国社会的整体政治要求脱节,护法运动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辛亥革命时期的整个社会奋起的局面,所以南北军阀能够横行霸道。对于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民族,大概一种外来的政治制度,要与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相应,有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孙中山晚年提出要训练广大民众的民主自治意识,不过这高于国家和社会的“训练者”往往可能乘此窃夺个人的权力。其中究竟有多少可以继续指导今后的社会实践,值得我们研究。       孙中山留名青史不仅仅有他结合中西文化的三民主义,有他推翻满清的历史功绩,还有他不屈不挠反对军阀割据追求国家统一的护法运动,也有他体现着中国优秀文化的人格修养和越挫越奋的精神。这三方面,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之相比。不管愿意不愿意,这是现实存在的事实。可以预料,这个事实在刚刚到来的二十一世纪,还会继续发挥新的影响。       注释﹕    1、《中国现代史论文集》第五集,军阀政治,第63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九年,台北。    2、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172页,东华书局,中华民国六十八年,台北。    3、王成圣:《六十年来的中国》第26页,中外图书出版社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年,台北。    4、《居正先生全集》上第110-111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87年,台北。    5、《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一册第402页,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台北    6、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近代军阀》第221-2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成都。    7、王成圣:《六十年来的中国》第34页。    8、陈钦国:《护法运动-军政府时期之军政研究(1917-1921)》,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丛刊,中华民国73年,台北。    9、《中国现代史论文选。中国军阀的史的叙述》第63页,中华民国73年出版,台湾新竹。    10、陈定炎、高宗鲁:《一宗现代史大翻案》,出版者,BERLIND INVESTMENT    LTD,1997年,香港。    11、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近代军阀》349-350页。    12、罗刚编:《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3454页,出版者:罗刚先生三民主义讲学基经会,中华民国77年,台北。    13、同上,第3479页。    14、《李宗仁回忆录》第112页,南粤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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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國民黨抹黑的陳炯明先生
热度 1 jiangjinsong 2011-2-4 16:15
蔣科學按:陳炯明先生因為與孫中山先生的過節,被國民黨全面抹黑,廣大群眾對真相并不瞭解。我們得慢慢地讀一點原來教科書上沒有的東東,這樣“可憐的中國知識份子”(侯成亞老師語)就會不那麼可憐。 陈炯明:广东法政学堂走出的政治家          “陈炯明是一个尊重法理的人。他在新的法政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不是没有受过法政教育的人可以比拟的。”     ——中山大学近代史专家袁伟时          一个尊重法理的政治家     关于陈炯明,有这样一则众所周知的故事:九一八事变后,陈炯明已避居香港,日本人想拉拢陈炯明,他坚决不从。日本人影佐带着一纸支票来拜见,对他说:“此次交涉虽未能谈妥,但双方友谊并无影响,素知竞公廉洁自持,生活并不丰裕,今愿就本人可以自由支配之八万元项下,以区区此数奉赠,聊表个人之敬意而已。”陈当场婉拒,但影佐执意奉送,不肯收还,陈炯明在对方告辞后,即用笔墨涂“X”号在支票上,让马育航送还影佐家里,以示决心。两年后,陈炯明就因病去世了,去世时,身无长物。     谈到曾任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时,对其素有研究的袁伟时教授认为,“作为广东法政学堂的第一届最优生,陈炯明体现了他尊重法理的一面。”     陈炯明也许是广东法政学堂最具大众知名度的毕业生了。陈炯明1908年以最优生的身份,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1909年,他就当选为广东省谘议局议员,表现杰出,任常务驻会议员,被选为法律审查会会长。他锋芒尽露,旗帜鲜明。有人说,谘议局里最棱角分明的陈炯明和另一议员,都是毕业于法政学堂。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     然而,因为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陈炯明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袁伟时认为,剔除掉国民党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他本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陈炯明在任议员时,做过以下一些实事:一是坚决禁赌;二是保证人权,捉住匪徒不得就地正法,而须通过审讯;三是发展经济和教育;四是提议组织政党;五是参加了全国的谘议局联合会,在1911年发挥了极大作用。同时,陈炯明秘密参加了同盟会,参加了武装起义:辛亥革命以前,陈就作为一个政治家已产生了较大影响。     1911年,胡汉民当选为广东省都督,陈炯明当选为副都督。孙中山要求胡汉民北伐,于是,1911年12月至1912年4月之间,陈主持广东省军政工作。还积极参与了暗杀清政府大员和黄花岗起义两件大事。     辛亥革命后,各地既有政府的新军,又有依靠土匪编制而来的民军。有许多民军进入广东,七个“土匪头”占领了广东七个区,共有“土匪”14万8千人。民军为非作歹,把整个广东的财政给拖垮了,社会体系也扰乱了。当务之急就是稳定局面,一直到1913年,陈炯明都在担负起这个责任。他处理事务很干脆,开始专门整顿民军,把整个广东的局势稳定下来。        一个受争议的爱国者     但陈炯明做了三件有争议的事情。第一,1912年,陈炯明整顿军队,结果王河顺的民军进行抵抗,就和陈炯明的队伍对打起来了,陈炯明把他解决掉了。有人认为他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不应该。     第二,报纸对此事的评论很多。有一份报纸造谣,说陈炯明下令解散新军。此事非常严重,陈炯明把报纸主编扣起来,直到查清楚,造谣者原来就是民军的一位参谋。同时,牵连到另一位报纸负责人陈定香。陈炯明把二人都枪毙掉了。这件事引起了很大反弹,参议会谴责他,别人也认为他在干预新闻自由,报复媒体。     第三,1912年4月,因为黄世仲贪污军饷的问题,陈炯明把他逮捕起来。后来,胡汉民回到广东,接任都督,陈炯明不告而别去了香港。胡汉民把黄世仲枪决了。大家又把这笔账记在陈的名下。     其实,即使这几件事陈有不当的地方,也是革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整个民国初年,陈炯明都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领导。功劳是主要的。”袁伟时在对陈炯明分析时,这样作结。     陈炯明很爱国,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二十一条,反对外蒙古独立。1917年后,他领导粤军,建立了闽南护法区的根据地,一贯主张社会主义。此外,他还将桂系军阀赶出广东。        一个富有作为的省长     1920年,孙中山回来后,陈炯明出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在此后的两年里,他建树很大。首先,他将全省的财政都整顿起来了。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把广东的税收用在工商发展、交通及学校等项目。在广州现代化的进程中,陈炯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发展蚕丝、拓宽马路、建立无线电报等等。     他发展教育,包括筹备广东大学,把陈独秀请来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另将广东高等师范学堂整顿和扩大。     同时,他还提出民主政治,提出县长民主选举。     他坚决禁赌、禁娼、禁毒,哪怕有人反对,说是截断了政府的财路,他也坚定不移。     他还主张广东就建设为“模范省”,主张各省通过联省自治来统一,不赞成打仗。孙中山原来支持联省自治,后来又出尔反尔,想武力统一全国,为此不惜引入苏俄的力量,赞成外蒙古独立。他与孙中山的分歧在于两条统一路线的斗争。陈是走和平统一的路子,而孙走的是武力统一的道路。但是,孙中山的威望很高,又借得了苏俄的军事支持,陈炯明不擅长打仗,退到粤东一带贫穷地区,最终导致失败。但,这并不抹煞他的功绩,他为广东扎扎实实地干了一系列的实事,使广东在民国期间得到最好的发展     “陈炯明是一个尊重法理的人,”袁伟时如是说。“陈炯明在新的法政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不是没有受过法政教育的人可以比拟的。”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侯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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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社会规则3则
热度 1 mchen7782 2011-2-2 10:15
社会规则3则 准则1:跟人决定前途 民初名妓小凤仙,要是找个民工,扫黄就被扫走了; 她找蔡锷,就流芳千古; 要是跟孙中山,那就是国母。 所以不在于你干什么,而在于你跟谁干。 准则2:时间决定性质 赵四小姐16岁去大帅府,去1年,是奸情; 去3年,是偷情; 一去30年,那就是千古爱情。 很多事情不是不做,而是要看做多久。 准则3:关键岗位要有自己人 男子去提亲,女方家长:请自我介绍。A说:我有1000万;B说:我有一栋豪宅,价值2000万;家长很满意。就问C,你家有什么?C答: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孩子在你女儿肚子里。AB无语,走了。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一个浅显的道理,核心竞争力不是钱和房子,是在关键的岗位上,要有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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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墨宝“天下为公”
xupeiyang 2011-2-1 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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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早的中山纪念堂
ssglwu 2011-1-24 01:31
国内最早的中山纪念堂
吴国林 广东大埔县三河镇的中山公园位于虎形山下,占地 1 万多平方米,由刻有“中山公园”的大门石牌坊、孙中山雕像、中山纪念堂和一些园林组成。 该园是国内最早的中山公园,建成于 1929 年。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公园内六角碑亭被拆毁,《三河中山纪念堂记》石碑被埋在地下长达 37 年之久。从此,中山公园湮没为当地一间小学运动场,中山纪念堂成为小学教学楼。 2003 年 11 月,学校在改建运动场施工中,珍贵石碑终于重见天日。石碑上刻有三河中山纪念堂建于 1929 年字样,比建于 1931 年的广州中山纪念堂早两年,是目前发现全国最早的中山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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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橘子洲--沙雕展3
liufusheng 2010-11-13 22:22
孙中山 黄兴 宋教仁 蔡锷 向警予 杨开慧 唐群英 程潜 陈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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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好玩:南京孙中山铜像现在面南背北
lix 2010-5-26 03:54
2010年05月24日10:43 新华网 报导: 昨天上午,天空飘着毛毛细雨,孙中山铜像回迁揭幕仪式在南京新街口隆重举行。。。 仪式刚刚结束,不少记者都围着铜像设计者戴广文教授进行采访。   以前的铜像是正面朝北的,为什么今天变成了面南背北了?我只能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说。一般来说,伟人雕塑在安放时都是面南的,从一定意义上,他代表了一个权利的象征,同时也是对伟人的尊重。对于戴广文的这番回答,市民似乎并不满意。市民张先生说,孙中山铜像应正面朝北而不是朝南,当时体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精神境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孙中山像也是朝北的。对于张先生的说法,南京市住建委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最早的梅版孙中山铜像也是面南背北的;如今已是现代化社会,从建筑和雕塑角度来说,一般都是面南背北,除了光线好之外,也体现了建筑摆设规律。 http://cd.qq.com/a/20100524/002820.htm 这里年轻人可能不理解,在如今现代化社会之前,面南和面北是有很大差别的。当时把面南视为至尊,而把面北象征为臣服。宫殿和庙宇都面朝向正南,帝王的座位都是坐北朝南,当上皇帝称南面称尊;臣服他人叫 北面称臣。正因为正南这个方向如此尊荣,所以过去老百姓盖房子,谁也不敢取子午线的正南方向,都是偏东或偏西一些,以免犯忌讳而获罪。 南京市住建委有关人士强调的是,如今已是现代化社会了,不讲这些了。当初为什么把孙中山铜像从面南改为面北,也就别计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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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智慧
梅珍生 2010-5-3 10:12
梅珍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密切关联。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天然主体,它的创制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一部中国共产党史也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从党史的视角剖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诸因素的互动机制,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路径,是党史研究中一项亟待开拓的工作。 长江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党史新得》是曾成贵研究员新世纪以来党史研究的专题论文集。该书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关系、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苏联顾问鲍罗廷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等内容。它们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层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二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三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如何校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航向问题。总体说来,该著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具体的历程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维度,使党史研究的理论空间和深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中共党史是历史,是政党史,也是政治史,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者关注的论题固然是中共党史的常规问题,但作者在自觉地遵循历史学的规范中融入政治学的视野,把历史学与政治学相结合,把中共党史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研究相融合,甚至还不自觉地融入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这就使曾成贵研究员党史研究的层次和深度,探及到思想史层面的内容。它在一定意义上书写了一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展现了作者深刻睿智的历史智慧。 史慧是一种历史的洞观,基于作者占有大量史料披沙拣金后对历史规律的把握。 毛泽东早就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遗产。在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历史中,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伟大的先行者,他开创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及其三民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理论资源。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的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理论表现出的认同、论争、否证、有选择的继承等不同取向,不仅促进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发展和革命斗争,而且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必经环节。 在细致分梳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力图解决孙中山的理论定位问题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历史发展、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互动关系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党最终选择把孙中山作为一面旗帜、把三民主义看作一个发展的过程,把新三民主义涵盖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中。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形成了孙中山完整的三民主义理论图景,这其中共产国际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并且得到孙中山的认同后所发展的新三民主义,正是孙中山先生的理论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基本原因。三民主义所主张的对外谋求民族独立、对内谋求民族平等,注重民生的改善,关注普遍民权、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内容,在今天依然焕发出真理的光辉。 深刻的史慧是建立在刘知几、章学诚等所阐发的史家应具有的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品格之上的。 作为国内知名的党史专家,曾成贵研究员自觉地把真实无妄视作史学的第一生命,以秉笔直书作为走进历史、参与现实的基本史德。正是这种鲜明的史家品格,作者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环节中,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著名的共产党人理论家如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施存统等,都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看作是具有反动性质的思想、必须予以丢开的左倾错误的根源,进行了多维公允的剖析。又如,在五四以前,呼唤新民、造就新民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毛泽东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克己、修身的思想,要求国民充分发挥心之力,即强调观念、精神的作用,认为人人都应该以充分发达的身体及精神能力最大化为取向,表现了一种豪迈的豪杰精神,也明显地带有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色彩。 深刻的史慧,还源于作者善于从九曲回肠处观察历史的波澜,从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格局中,把握中国革命的特色。 所谓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孟子尽心上》),作为史家就是要善于从重大历史变局中看出历史自身的走向以及历史主体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灵魂,对于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现的。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关系中,作者选取鲍罗廷对孙中山、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政府迁移中政治力量的角力、中共五大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布哈林对中共六大的影响等,详细地探讨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因素,提供了系列新见。 在鲍罗廷对孙中山的影响中,孙中山因居于中国革命领袖的地位,对于鲍罗廷一切建议和主张的采纳,都是经过审慎选择的,表现了鲜明的主体性与主动性,他的以俄为师并不是要在中国造就一个苏维埃政权,而是博采苏俄治党、治军的经验,在中国造就一个奉行三民主义、实施五权宪法的中国式的民主主义国家,这些结论平实新颖,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鲍罗廷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顾问,虽位居客卿,却事实上深深卷入了国民政府迁移斗争的漩涡,且在此问题的发展和解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的重要一环的中共五大会议中,中国共产党人与鲍罗廷事实上搁置了共产国际要求中国革命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不切实际目标,直面现实,主张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在革命中心区建立乡村自治,开展土地革命,这些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党的自身建设问题的认识,都有所推进。在深入分析中共六大的贡献时,作者提供了一个有异于常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那就是并不能排除、否定在中共的成长时期,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所发挥的外力作用。布哈林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指出中国革命是中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完成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革命是这个革命的必然前途,这个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述。布哈林对于中共六大的贡献,正表明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世界革命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也不尽然是中国的革命者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世界革命先进经验的结晶。 当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自觉自主意识始终是主导的因素。正如作者所清醒认知的,从中国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在阐发毛泽东的东西文化观中,作者揭示了毛泽东思想创新的第三个维度中国的现实。毛泽东一贯强调,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占半壁地位,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研究了中国才有留学可资比较的东西。同时,为现今的世界尽力,脱不开中国,也不能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和研究,突出强调了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必要性。一切外来思想、学说必须经过去伪存真的工作,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有益营养等等。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无论是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是外来文化的影响,该著通篇都立足于我们中国革命的现实。 作者展现的睿智的史慧,既表现在对历史真实场景复原的机巧中,更表现在对历史事件意义的当下衡定中,使人不期然地感受到了党史研究中清风扑面的新意。 书中论及的问题,或如鲍罗廷与中共五大关系的论题一样,激活了历史中被人为忽略的重大问题;或如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再认识那样,通过新的理解,得出了新的结论。尤其是该书各专题之间论及的内容相互补充、印证,共同构筑了一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宏大画卷,为我们真切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艰难历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试图从思想层面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含量、且值得重视的学术著作。 (《党史新得》,曾成贵著,长江出版社2010年3月版,36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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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小记(2)---台北两三瞥
geobob 2010-4-13 21:40
题记: 正如台湾报刊所说的那样,台湾与北京上海比不过摩天大楼,与苏杭二州比不过风景秀美,台湾并无太多动人美妙之处,如果你不是定居仅仅是个观光客。大陆游客之所以要去,无非是一种情结或者感情罢了。 台北市乃至整个台湾确实也没啥特别的景象,但是其环境整洁、人文底蕴、民众素质是北京上海无法比拟的,在大陆不少年轻人迫于现实种种开始转向 由人向兽 退化的过程,至少台湾没有出现这种退化,也许是因为台湾太小人少而且老蒋当年带去了大量的高级的学者等等,也许是 区区百里小县,治理当如烹小鲜,有何难哉 。 不管如何,先看看平凡的台北市呗( 台湾并无动人风光,我也没有拍摄兴致,这造成了照片很差,以至于我都不想放上来,但本着照片可以节省文字叙述的便利,同时我是个懒人,就当是偷懒行为了 ) 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的气势雄浑相比显然秀气了许多,也小气了很多, 台北故宫似乎藏有约60(?)万件珍宝,当然都是小型的东西,至大不过是些木制家具,但这几乎都是国宝级,特别是一些书画杰作。 台北故宫狭小的空间容纳不了如此众多的宝物,因此大概会每隔几个月便把储藏洞中的宝物拿出来轮流展览。当然大陆游客最喜欢看的就是那枚翡翠白菜了,还有几个闻名世界的鼎。此图中竖着难得一见的一杆中华民国国旗,在台湾似乎见到旗帜并不容易。 换一个角度看,附近的这座山便是阳明山。与大陆不同,台北故宫的禁止拍照是行之有效的,因此不可能有内部宝物的拍照, 而大陆尽管大部分博物馆都标有禁止拍照,但是人们都像是有文化的流氓一样,明明看到了那几个字却偏偏拍摄,偏偏要耍流氓,即便是在中山陵国父静静地躺在汉白玉棺内,依然会有流氓和盲流们拍个不停,对此我颇为不满。 我一旦去了南京,俺这个书生肯定会向有关部门反映的,尽一个小市民的小小的责任。 我忍不住想问:你耍过这样的流氓么?嘻嘻。 故宫博物馆底层人口处孙中山坐像,比起南京中山陵的要小很多。 国父孙中山毫无疑问是近代历史上的伟人,拥有伟大的政治家品格,他的地位应该不低于毛主席,但我的感觉是我们的教育似乎并没有给他以相当地位的尊敬与缅怀。 对比一下毛主席纪念堂和中山陵的待遇就知道了,即便你对毛主席有意见,但是你进去还会戴帽子、喧哗议论、拍照么?你肯定不会也不敢。但是我就看到不少人在中山陵警钟的那个尖点内,就是有人戴着帽子、议论喧哗、指手画脚、调情嬉笑扭屁股、拍照闪光卖早点、耍流氓的等等不一而足。 听说第六套人民币已经设计好了,这次百元大钞是邓公,我就纳闷儿为啥从来都没有一个是孙中山先生呢?难道孙中山仅仅是台湾人民的而不是大陆人民的么? 我觉得,伍佰元大钞印上孙中山头像,或许对两岸民众也是一个共同的小小的亲切。 这是一家故宫边上台湾特色餐厅的菜单,涂鸦画装饰的饭店的一面墙上。上面有担仔面之类,大概是台湾特色面食,当然对于我这种对美食没感觉不敏感没追求的人来说,觉得没啥特别的呀,还不如刀削面好吃呢。当然同行的有来自上海的教授呀院士呀的,他们很喜欢吃凤梨酥等等,以为天下美味,但是我吃了吃,觉得并无异常呀,跟普通蛋糕糕点呀无甚差别嘛。 台北的凤梨酥是民众票选第一的美食 ,一夜之间被大陆观光客喜欢上之后,台北的那家总店维阁便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以前只是几盒几盒的卖,大陆豪客来了之后则是几大箱几大箱的邮寄,这一度惊诧了店员们,不曾如此论整箱卖过。 大陆的因为普通百姓饱受不公分配之苦而先富起来的那帮人,他们鼓鼓囊囊的腰包,也是台湾人对大陆客热情礼貌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 时候,台湾像是个耍小聪明玩暧昧的女人,看中的仅仅是你这愣头小子的钱包和信用卡。 101大楼内部。101大楼曾经是世界第一高楼,但不久之后被迪拜的帆船大楼超越。 101大楼是台湾的地标,设计理念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本土文化理念,比如大约每八层设计成一个斗形,柱子等多为钥匙形状,多寓意财源广进财源滚滚之意。若是大陆,此类设计肯定是聘请洋人设计,至今我都不理解鸟巢为啥请洋人设计鸟巢鸟在哪里呢。其实台湾很中华风骨没有大陆这么崇洋媚外。 101大楼高层中有个巨大的岩石球体,用来平衡整座大楼。当大风吹来将楼往一边吹,那么楼内的大球自动地往另一边拉,这样互相抵消平衡大楼便可稳健。这张图片有两个钥匙形状的柱子, 101大楼据说最大股东就是康师傅集团,唐师傅集团曾打算整座买下来,政府说给我们点面子嘛不要都买了,毕竟台湾地标,康师傅乃止。你也不难发现,台湾经济的繁荣以及很多人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陆的改革开放提供给他们广博的市场与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台湾可能完全独立么? 101大楼的观光电梯,据说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电梯。上升80多层382米仅仅用时37秒,电梯是日本制造,可以气压自动调节,即便如此,你依然感觉到耳朵很难受。101大楼中间是很多商业办公室,底层是些万国银行以及全球风味的餐厅,和各种名牌台湾旗舰店,比如女士们或为荣或炫耀或梦寐的驴包专卖之类,当然能买得起驴包的人们估计也不会在台湾买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开电梯的小台妹好美呀,很正点哎,像是漫画中那种大眼睛非常卡哇伊的女孩,操着中英日三种简单介绍语言。 她的甜美以至于惊动了大陆来客中的女人们,都忍不住说:小美女,你好漂亮呀! 当然出于我一贯不拍美女的习惯,我没有她的照片, 据说台湾比大陆更男权,因此女孩子更加注重打扮,或许是受日本影响,台湾女孩子介于大陆和日本女子之间的过度风格。 因此我强烈地建议大陆男童鞋本着醉翁之意去台湾拐个台妹媳妇顺便读个学位回来,既增进两岸友谊鱼水情,还降低了3000万这个令人不安动荡的基数,利国利民利己的好事。在一个男权的憋里巴屈一周就可逛遍单调的小岛的环境下,因此女孩子大致是不反对远嫁大陆的,当然你不能告诉她大陆人民都是 蜗居蚁居胶囊居XYZ居的柜族, 以及人的禽兽化进化的事实,你也不能发出鸟兽尚有巢穴,况人乎的感慨,切忌切记,嘻嘻。 101大楼观光层俯瞰台北夜景。那天风大,因此更高一层的露天观景台关闭,于是兄弟我只能隔着玻璃向下拍了几张,我在上海几年也没上过金茂大厦呀东方明珠电视塔,因此不便对比,估计大致相当吧。 据说闻名世界的蜘蛛人以从闻名世界的高楼大厦爬下去为能事,他悄悄地来到101大楼就顺着外面墙壁爬到地面,然后还发了图文等,这惊动了101大楼管理层,对露天的观景加了很多隔离和限制。 入口处会自动拍照然后合成背景,然后你上了顶层看相片满意的话就付费拿走,背景是夜晚或者白天的101大楼,单张250台币,两张400台币。当然我这种穷人以及本着与其你合成还不如我自己动手PS成跟奥巴马在我家乡山村里穿着红背心光着膀子手持弹弓打麻雀的照片有趣呢,因此我没有要这种照片,当然不少大陆游客都付了不少不差钱的250。 这个很稀松平常,兄弟我无聊就在大楼的一个观光走廊里对着镜子拍了下,可以忽略,仅仅是为了凑够12张图片... 由于俺的小DC广角不够好,因此无法容纳整座101大楼,不得不随便在他旁边拍了一幢楼,这大概算是典型的台北繁华路段的建筑物。 台北以及整个台湾相当整洁,我在台北、桃园还是中部以及乡下都没见过一堆垃圾,街道上连偶尔的一小块废纸片也看不到,台湾垃圾分类做的非常好,据说垃圾回收利用率局世界第一,这一点值得北京上海以及你我她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在月黑风高的夜晚,101大楼对面居然醒目地拉一个条幅,大致是污蔑我党领袖的,那是法嘻嘻轮嘻嘻功的无聊闹剧,只是天气有些冷,孤零零的两个人站在那里,对面灯火辉煌的大楼里大陆客挥金如土,怕是他们自己也感到无聊和落寞的吧?不解的是他们没有讨伐我党现任领袖,但是有薄熙来。中央大学的教授早就说了,台湾会时不时地看到这些人物,你们不要理会就是了... 台北诚品书店,这在台湾比较有名,是家24小时书店,而且你就是住在里面看上一年书也不会有人管你的,这个特点使得很多人可以去暂时过夜。 不过这家书店之所以台湾闻名,是因为被台湾某杂志由大学生投票选出的一夜情最佳艳遇场所。因为看一个人看什么书,大致可以判定她他的个性兴趣等,特别是同喜欢同一类书籍的时候便有了共同话题于是聊得起火就.....。 当然了,导游没说这些,是中央大学的一个教授如此介绍的,他说为了了解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所以我也要经常看一些大学生们看的杂志书籍,以免落伍跟不上他们的想法。 台北火车站,很平凡简陋吧,是不是还没有家乡市的火车站雄伟豪华呢?隐约可见门之上写着台北车站。运行的车种类与大陆一致,无非是他们不叫和谐号而是自强号,他们不叫地铁叫捷运,他们不叫自行车叫脚踏车,但他们火车密集到大概如同我们的地铁,十来分钟一趟。 左边一个圆形牌的标志,应该是个世界花卉博览会之类的,台湾为此很重视兴奋,他们是迫切地希望有点国际化的空间,试图把台湾打造成闻名世界宜居地区 。 这个是站在车站前面不算广场的广场,随便往对面拍了一下,也都稀松平常吧,没有北京上海富丽堂皇。确实如此,台北没有北京上海甚至很多城市的硬件好,但是软的却要好很多,老百姓也精神神气很多,不像大陆人多数表情呆板或者愁眉苦脸, 至少我在那里耳朵清净了几日,没再听到有人讨论房子问题。 唯一的一次还是大陆师生与台湾导游的谈论,台湾那么拥挤收入远高于大陆水平但是房价远没有大陆贵,台北在涨但是高雄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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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1925年3月12日 孙中山的三份遗嘱: 和平、奋斗、救中国!
xupeiyang 2010-3-12 10:15
1925年3月12日,时称孙中山因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8岁。弥留之际,他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遗书   孙中山 弥留 之际,曾在三份遗嘱上签署。其一为《致苏联遗书》,其二为《政治遗书》,其三为《家事遗书》,以下为遗书全文。    致苏联遗书    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政治遗书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1921年后,孙中山在宣讲解释三民主义时,几度提及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关于此事,研究者从反对帝国主义的角度解释演讲的内容,指出反对世界主义是孙中山在他后期活动中为了宣传民族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批判之一。 不过,孙中山当时回应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世界主义。 王尔敏 先生的《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照孙中山的演讲指其说是警戒国人不可醉心于新文化运动。 关于孙中山回应世界主义的所指,海内外学人较少直接论及。    家事遗书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http://baike.baidu.com/view/2559.htm?hh=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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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印象:孙中山纪念馆
qlms 2010-1-1 23:35
在中山陵东侧,灵谷寺以西的林海深处,还有一个景点,那就是孙中山纪念馆。纪念馆 依山而建,气势恢宏,这里保存展示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的诸多史迹。 因为到这里的道路比较曲折,所以大部分旅行团都不会带游客到这里来。 孙中山纪念馆原名藏经楼,是中山陵园众多纪念性建筑之一,原由中国佛教会捐建,初为收藏佛经所用。建筑包括主楼、僧房和碑廊三个部分,面积达 3000 多平方米,由著名建筑师卢奉璋设计, 1936 年冬竣工。 藏经楼饱含历史沧桑。抗战前,藏经楼曾珍藏了一批珍贵文物和佛经,这些文物和佛经都是该楼落成后各地佛教界人士赠送或荐送的。抗战爆发后,藏经楼遭到严重破坏,僧房、碑廊毁于日军炮火,文物与佛经也不知去向。 新中国建立后,地方政府多次拨款,逐步修建了主楼、僧房和碑廊。 1986 年 11 月,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20 周年,在这里举办了内容丰富的孙中山先生史迹及著作展览。藏经楼首次接待了由港澳各界人士组成的大规模的海外谒陵代表团及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孙中山先生的亲属孙穗英、孙穗华、戴成功及许许多多海内外知名人士先后来此参观, 1987 年 5 月 7 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将藏经楼辟为 孙中山纪念馆 。 1989 年 5 月 30 日,在孙中山先生奉安 60 周年前夕,该馆正式对外开放。 孙中山纪念馆主楼前为一椭圆形的广场,四周花木扶疏。广场北侧两段石阶上便是主楼。第一段石阶正中矗立着孙中山先生铜像,铜像高 2.6 米,重一吨多,是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赠送的。铜像曾矗立于新街口广场的中央,时间长达 24 年,为许多南京市民所熟悉。 孙中山纪念馆是一座仿清代喇嘛寺的古典建筑。主楼高 20.8 米,是重檐歇山式宫殿建筑,挑檐飞角,气势不凡,檐脊覆黄色琉璃瓦,主脊与垂脊以龙凤、狮头吻合,脊顶中央饰紫铜回轮华盖,梁、柱、额枋均饰以彩绘,整座建筑雕梁画栋,金碧辉煌。 三楼正中悬有一方直额,上书 藏经楼 三字,黑底金字,为当代著名书法家武中奇手笔,大门门楣横匾上书有 孙中山纪念馆 六个大字,这是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屈武所书。 第二段石阶平台上置有一对铜鼎,系南京化学工业总公司于 1989 年开馆之际捐赠。   藏经楼外观为三层,中间还有一夹层,共四层。 铜鼎之一。 铜鼎之一。 一楼大厅的孙中山雕像,后面面壁上镌刻有胡汉民手书《总理遗嘱》,两侧是孙中山手书 人类进化,世界大同 对联。 屋子里面比较黑暗,使用了闪光灯,所以景色不是很清楚,接下来的一张比较清楚。 这些家具很重,估计是很好的木头做的。 中山先生名言! 呵呵,这么多的基地,牛吧,很可惜的是,这个教育可不是免费的。如果不逛中山陵景区,单独到这里来的话,门票是40元,学生半价20元。 现在纪念馆的后面,还修了一个很大的厅,是播放 《总理奉安大典》的地方。这部录像片是根据当年孙中山先生病逝、安葬时拍摄的实况影片录制的,真实地再现了孙中山先生病逝、公祭、建陵、迎榇和奉安的全过程,有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 我去的时候,整个大厅就一个工作人员,我问他一下什么时候播放,他说收费的,10元一位,5人以上就放。我估计很难凑够5个人,时间也不允许,就放弃了看这部电影的念头。 另外, 主楼后面是一座大型碑廊,碑廊长 125 米,左右对称环抱主楼,中轴线上建僧房 5 间,两翼有回廊与碑亭两座相连。碑廊内镶嵌冯玉祥将军赠送的河南嵩山青石碑 138 块,每块碑高 1.9 米,宽 0.9 米,上面镌刻孙中山先生所著《三民主义》全文,共 16 讲, 15.5 万字。碑文分别由张乃恭、陈天赐、叶恭绰、邓散木等民国时期 14 位书法家正楷书写,风格各异。其中唐仲芳刻石,尤为书必俱佳的珍品,被定为二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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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印象:巍巍中山陵
qlms 2010-1-1 17:06
中山陵位于南京的钟山风景区内,是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及其附属纪念建筑群。 中山陵坐北朝南,面积共 8 万余平方米,主要建筑有:牌坊、墓道、陵门、石阶、碑亭、祭堂和墓室等,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 。设计师为山东省东平县人吕彦直(陈安博士的老乡)。下面看图说话吧,图片是按照拍摄的时间顺序上传的。 这是 陵墓入口处的高大的花岗石三门牌坊,上有中山先生手书的 博爱 两个金字, 门前的平地称之为博爱广场。我去的时候是10月中旬,这里的人特别多,一个团挨着一个团。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导游们来到这里就介绍孙先生的手迹博爱'的意义。当然,也有些也许是山寨导游,在给旅客讲解博爱的另类解读和孙先生的个人情感生活,感觉大家听的好像更认真。当然了,不管是真导游,还是野导游,下面的介绍是少不了的,请看下张图片。 这张照片上的左边这根柱子,上面有接上的痕迹 。 导游们会告诉你,这是个豆腐渣工程,当年为了赶工期,所以边设计,边施工,等发现准备的两根石柱的长度不是一样的时候,牌坊已经建设的差不多了,所以之后又粘上去一段,让两边等齐。不过这个豆腐渣工程还是挺结实的,几十年了都没有多大问题。是否能如其西边明孝陵那些建筑一样能几百年没事,谁知道呢。 石坊后是长达 375 米、宽 40 米的墓道 。看的出,人很多吧。不过这个是否有40米宽,我有点怀疑,也不知道40米是否包括了两边的花和树等。 墓道的尽头是陵门,它以青色的琉璃瓦为顶,门额上为孙中山的手迹 天下为公 四个大字 。金秋十月,的确是适宜旅游的季节,全家看中山陵看看的,还真挺多。举着小旗子的,肯定就是导游了。 不管怎么说,中山先生提出天下为公,还是很伟大的。来张特写,展示一下孙先生的手迹,下面正好有个老外,不知道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对天下为公怎么理解。 继续前行,就到了碑亭,一块高约 6 米的碑石上刻着 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於此 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 的 大字。碑亭内空间很小,进去的人又很多,所以拍照很困难,我抓住机会,拍了几张,但是没有一张好的,就只好发张差的上来了。 中山陵的台阶, 牌坊到祭 堂 共有石阶 392 级, 8 个平台,落差 73 米。 392 级石阶象征当时中华民国人口 3 亿 9 千 200 万 。台阶和平台的设计也很有意思,从下面往上看,只见台阶,不见平台,从上面往下看,留点悬念,一会再解说。。。。。。远处既为中山先生的安息之地 - 祭堂。 接着上面解说,从上面往下看,只见平台,不见台阶 。 处在中山陵最高处的祭堂,有三个拱门,上书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创导的三民主义分书 民族 、 民权 、 民生 。伟人就是伟人,这些思想,就现在看来,依然处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阶段。 中华民族的希望,在这些人身上 ~~ 男儿当自强! 世界和平,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当时一个老外给一个中国小朋友拍照,我给他们拍照~~ 初中课本上讲,中山陵整体看起来,就好像我们家里挂钟或者座钟的钟摆的样子,我左看右看,就是没有那种感觉,在当时感觉很遗憾。回来在网上搜了一下才知道,是从空中航拍的时候,中山陵看起来像一个钟摆。但是记得初中课本不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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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死因1999年见真相
xupeiyang 2009-11-11 20:27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此时他已经不能进食,当日下午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主刀为其进行剖腹探查术,确诊为癌症晚期。于2月17日发出病危通知书,最终于3月12日魂归天国。现在的协和医院还保留着一份13页的报告,英文,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孙中山先生并非因肝癌去世,而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原主任马家润找到1925年1月26日孙先生的病案证明原发病确是胆管腺癌。直至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真相。   至于为什么诊断会有差别,医学界给出的答案是活体人类是一种很复杂的生物,现代医学设备并不能完全的检查出病因及所属部位,只有解剖后才能完全确诊。 http://baike.baidu.com/vi ew/2559.htm?hh=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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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英明,死的糊涂
sheep021 2009-5-20 12:15
摘自:孙中山的最后日子(下) http://space.tv.cctv.com/article/ARTI1239254175500720 2 月 17 日 ,在连续使用镭锭放射治疗八九天后,孙中山的病情仍无好转。当天晚上 11 点,代理院长刘瑞恒,代表协和医院院方,发出《致 孔庸之 先生转孙中山家族暨国民 党员诸 君的信》。信中说: 孙 先生之生存已无希望,因为镭锭其用 48 小时为限,而先生今用已 40 余小时仍无效果,故断为绝望。接到通知,随侍在孙中山身边的人都主张改用中医治疗。...... 罗家伦在《国父年谱初稿》下册里,记录了这段经过:胡适找来中医陆仲安,与他一同前往铁狮子胡同,胡适先进去见孙中山。孙中山称呼胡适的字说: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适回答: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这时,在旁边的宋庆龄急忙说: 陆 先生已在此,何妨看看。说完就握着先生的手腕,孙中山点点头,神情凄婉,似乎不忍心让夫人难过,乃伸手把脸转向里侧,宋庆龄即转身往床的内侧坐下,目光与先生对视。 孙中山病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也来到了铁狮子胡同。他记下了孙中山对看中医一事所说的话:他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病症。 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朋友仍旧一再劝他吃点中药,他不忍过于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后终于同意了。但是这只没装罗盘的船却始终没有到达彼岸。 ------------------------------------------------------------- 这里再举一个小插曲:汪精卫在主持国民政府行政院期间,是一个铁杆的废止中医派。其间有一次,汪精卫的岳母患痢,泄泻不止,西医未能奏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名医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只好同意一试。汪精卫岳母仅服数剂,病竟痊愈。汪精卫要送匾以示谢意,施今墨说,不要送匾了,你只要看看中医能否治好病。最后,汪精卫还是题字送匾美意延年予施今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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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为何受到国共两党共同赞誉
ywang69 2008-12-2 21:20
   这个问题在我参观黄埔军校突然想到,虽然当年在南京中山陵也若有所思. 孙中山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中国国民党总理、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是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缔造者,台湾地区民主、自由、共和的象征。受到国民党的拥戴那是理所当然。 中国共产党也给了孙中山无上的地位确实值得思考。例如广东有著名的中山大学,还有中山市。南京有壮观的中山陵。 有些人认为这是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需要。 应该承认孙中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三民主义的倡导者。 国共两党合作办学的黄埔军校也许是孙中山多年后在海峡两岸都很吃香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这也确保了孙中山在大陆的地位。   孙中山的思想 大部分是他将西洋欧美各家学说综合整理而来,但是也有少部分见解是所孙文独创如: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广兴福利,大有为式的万能政府。人民之权又称为政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府之能又称为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孙中山的在经济思想方面 ,提倡社会互助理论,曾说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似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与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 ,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孙中山的 哲学主张:知难行易。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提出的经济纲领之一。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在革命政权建立后,令地主自报地价,国家向其抽1%的地价税,并于必要时报价收买之,以后土地增值部分则全部收归国有。他认为,征收地价税还可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私人永远不纳税,但收租一项,已成为地球最富之国,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于晚年提出了耕者有其四的口号。孙中山主张通过征收直接税节制私人资本,同时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建立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征收直接税,就是采用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改变国家财源主要取之于农民和商人的旧税法。孙中山还主张轻税促商,促进货畅其流。他对清末厘金税的弊政深恶痛绝从为厘金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商贾为之裹足,负贩从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货畅其流,岂不难乎?他指出 只有轻税保商,财源自足 。 (百度百科) 孙中山的某些思想也许可以为解决中国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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