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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文革余孽”: 热度 12 hcy98765 2015-9-20 10:36; 我所了解的“文革余孽” 我所了解的所谓的“文革余孽”不多。我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所参加的群众组织最初叫“中国人民大学大红卫兵”（它是文革中全国高校第一个红卫兵，正式成立于1966年8月8日，其它高校红卫兵都是在“8、18”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成立的。对此，所有研究文革史的资料无一提及，说明人们对文革真正的历史是模糊的，大而化之的），其大队长是朱佳木（政委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上将刘志坚之女、人大语言文学系学生刘平凡），人大党史系学生，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朱理治之子。文革后曾任陈云办公室主任，继任天津港书记，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支持唱红歌，现已退休。人大红卫兵后来发展为“人大三红”，在北京乃至全国小有名气，是文革后期（1968年下半年后）北京“五大领袖”的天派、地派之外“第三世界”群众组织的老大。此前，高干子弟已按中央指示退出群众组织领导核心，“人大三红”组建了“总部”，并设立了一个由七名成员构组成的“核心领导小组”。核心组二把手是刘梦溪，平民子弟，人大语言文学系学生，才子，酷爱读书，是著名文化学者冯其庸的高足，因其在当学生时即发表了红学论文，颇有名气。毕业后被分配到太原钢铁公司工作，不久即被调到文化部政研室，是有名的“青年红学专家”。后转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任文化部《中国文化》主编，知名文化学者；数年前，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聘为国务院研究室研究员（央视新闻联播作了报道）。 “人大三红”第三把手安维华,人大青年教师，中共党员。文革中人大被国务院下令解散（文革后恢复），安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工作，任清华某研究所所长、教授。 “人大三红”的一把手孔宪龙，文革前是人大政治经济学系学生，班党支部书记，江苏某县县委领导之子。毕业后回原籍任教。后到海南省工作，任“海南省经济房开发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发了点小财，退休后在家安度晚年。吾大学毕业以“绝密”被分配到三线建设重点攀枝花市（当时国家为保密叫“渡口市”，地图上未标）。先是在工厂劳动锻炼，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后再分配到市委党校任理论教员，再后被调到攀枝花大学，任高教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由副校长洪宝书兼任）。攀枝花市造反派的一把手叫米贤明，青年工人，曾任攀枝花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遭审查，无事。改革开放后下海经商，于上世纪80年代“官倒”时期即发了财，不久即移居加拿大，现为加国公民，经商，安然无恙。吾从攀枝花大学被调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后，认识了四川最有名的造反派领袖、川大“8、26”一把手江海云。江为川大学生，女，中共党员，因个子较矮，被对立面起外号叫“根号2。曾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免职，被安排到四川省科技情报局工作，任情报研究所所长。期间，她以个人能力创办了四川最早的“因特尔”研究所（公司），曾邀我加盟，我以 “不懂行”为由婉拒。后来发了，也为四川网络通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可惜于数年前因病去世了。上述这些人，在清华文教授等人看来，无疑都是“文革余孽”。问题在于，这种说法在观念和概念上，符合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吗？如果这种说法能成立的话，那么请问，说这种话的人，又都是些什么“余孽 ”呢？科学网上有几个人喜欢把俺老侯叫做“文革余孽”。其实，俺比起上述人物来，惭愧得很，俺哪里够格呢？嘴巴长在人家嘴上，人家愿意这样“恭维”咱，除了“受宠若惊”和坦然接受之外，能有什么办法？余则余矣，而孽未之有也。咱家心地光明，身正影直，无愧无悔，又何虑哉！ '; 2848 次阅读|20 个评论

[转载]zz栗战书:夜里12点报习近平请示早上能获批示（全文）: scientister 2014-9-29 16:08; 看了栗战书在中办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很感动，流泪了。现在转发给大家，与大家分享。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栗战书。这是今年7月1日时，栗战书给中办干部的讲话。讲话情真意切，既有大方向的解读，也有从自己叔叔讲起的细腻的情感，都是对于习近平提出的“五个坚持”的深度剖析，文章很长，绝对值得一读。这些话，讲给中央办公厅副处长以上党员干部听，学习小组认为，所有处级以上干部，此文必读。本文原载于2014年第9期《秘书工作》杂志。今年5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到中办调研视察，这是中办事业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五个坚持”，是新形势下做好中办工作的根本遵循，是对中办精神的深刻概括，是中办党员干部的行为指南，也是中办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标准和必由之路。我们过去在不同时期都对中办精神作过很好概括，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坚持”概括得更准确、更系统、更权威，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 “五个坚持”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涵盖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业务建设、作风建设、品德建设等各个方面。“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是灵魂，没有对党的绝对忠诚，没有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绝对忠诚，党员干部就会丢了“魂”，工作就会迷了“向”，为中央坚守阵地也就成为一句空话。“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是前提，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缺乏大局意识，就不可能做到适应得上、跟进得快、落实得好。“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和“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是保障，没有极端负责的工作态度，没有无怨无悔的精神境界，我们的工作就很难做到优质高效。“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是底线，守不住这个底线，个人就会栽跟头，党的声誉就会受损害，党的事业就会遭损失，忠诚、责任和奉献也无从谈起。衡量中办党员干部党性强不强，关键看是不是践行了“五个坚持”，是不是做到了“五个坚持”，是不是发扬光大了“五个坚持”。自觉践行了“五个坚持”，就是一个党性坚强的中办人。下面，我从几个方面谈点体会。一、坚定理想信念，打牢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绝对忠诚是中办的生命线，是做好中办工作的根本点”，“要把绝对忠诚作为做好中办工作的首要政治原则，作为中办队伍的首要政治本色，作为中办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提出“生命线”“根本点”并一连用了三个“首要”，强调绝对忠诚的极端重要性，把绝对忠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党绝对忠诚这个政治品格，既是对中办工作的要求，也是对干部队伍建设的要求，对党员干部个人行为的要求。要深刻理解绝对忠诚，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忠诚。忠诚在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忠”被看作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体现了对人的精神、文化价值的敬重，体现了道德价值的无上崇高地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被称为“八德”，“忠”列“八德”之首。“忠”不仅被看作是个人的“修身之要”，而且被定为“天下之纪纲”“义理之所归”。早在《尚书》《左传》等典籍中，就有“忠德之正”的思想。孔子的主要思想被概括为“忠恕而已”。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评价一个政治人物的好坏，常常看一个“忠”字，忠臣名垂青史，奸臣遗臭万年。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都是广为传颂、脍炙人口的佳话，成为立德、立言、立功的楷模。我们共产党人所讲的忠诚，与封建社会所讲的“忠”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铮铮铁骨，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对党忠诚，永不叛党，这是写在我们庄严的入党誓词里的。最近，各单位都组织开展了重温入党誓词活动，这是很有意义的。入党宣誓是一个人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始，是神圣和庄严的。誓词是党对党员的政治要求，是党员对党的政治承诺，是党员必须承担的一份政治责任，虽然只有80个字，但字字珠玑、意如山重；读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履行一时容易，履行一生难。对中办同志来讲，仅有一般性的忠诚是不够的，而应当是按照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做到绝对忠诚。 “绝对”一词千钧重啊！绝对忠诚是忠诚的最高境界，是全心全意的忠诚，不是三心二意的忠诚；是言行一致的忠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忠心耿耿、天日昭昭，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是始终如一的忠诚，能始终经受住血与火的考验，不是顺境时忠诚、逆境时就不忠诚；是无怨无悔的忠诚，泰山压顶不弯腰，虽九死而不悔。在我们党和中办的历史上，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和平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有许多绝对忠诚的典范。1958年，机要交通员李俊岭同志乘飞机执行任务时不幸遇难。在清理遗体时，发现他的手还紧紧握住已经被烧焦的机要交通专用箱的手柄，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忠诚护卫着党的秘密。革命烈士用生命谱写的对党绝对忠诚的壮丽诗篇，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为什么在中办要强调对党绝对忠诚呢？因为中办具有特殊重要的位置，中办干部工作在党中央身边，直接为党中央服务，没有绝对忠诚是绝对不行的。总书记用四个“最”，也就是为党中央服务最直接，联系各方面最广泛，保障党中央工作最关键，在党政军群各机构运转中最核心，对中办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刻阐述和高度概括。总书记讲，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是全面的、具体的、坚定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绝对忠诚，表态容易真正做起来难，平时容易特殊时候难，特别是遇到大是大非、大风大浪、利益诱惑甚至遇到生死考验的时候，能不能做到对党绝对忠诚，能不能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能不能言行如一、表里如一、始终如一地坚持真理，这是我们中办这支队伍必须解决的重大原则问题。绝对忠诚从哪里来？最根本的是来自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坚定，绝对忠诚才有理性的基础；理想信念动摇，绝对忠诚也就是说说而已，是靠不住的。理想信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团结奋斗的精神旗帜，是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朱老总为我们树立了信念坚定、绝对忠诚的榜样。1922年，担任滇军高级将领的朱德历尽千辛万苦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并要求入党，由于身份和经历等原因被陈独秀拒绝了。但他并没有放弃，毅然离开祖国，远赴法国寻找党组织，后又辗转到了德国柏林找到了周恩来，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金光大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留下了“革命到底”的嘱托，用一生的奋斗诠释了什么叫“绝对忠诚”。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这次在中办，总书记又特别强调，“精神上补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经常补、不断补。”总书记一再告诫全党，信仰缺失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坚定理想信念的极端重要性，是我们加强党性锻炼的强大思想武器。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刚闭幕即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的同志，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在参观时，他讲到陈望道的一个故事。那是1920年春天的一个夜晚，陈望道在简陋的屋子里专心致志地翻译《共产党宣言》，母亲给他送去粽子和红糖，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喊：“红糖够不够，要不要我再给你添一些？”儿子应声答道：“够甜，够甜的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儿子嘴边满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陈望道竟然是蘸着墨汁吃掉粽子的！这就是信仰的味道、信仰的力量。所以，有人说，信仰的味道是甜的。正是这种无以言表的精神之甘、信仰之甜，无数革命先辈才心甘情愿地为着信仰吃百般苦、受千般罪。信仰也是朴素的、无私的。宋庆龄在写给美国同学的信中说：“孙中山好几次告诉我说……他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40年的生命。”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谁守住了朴素而高尚的信仰，谁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总的来看，中办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是坚定的，但也不同程度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感到共产主义太遥远，甚至认为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才是硬道理；有的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认识不深刻；有的面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复杂形势，对一些错误思潮、观点甚至奇谈怪论缺乏辨别能力，甚至追求灯红酒绿；有的“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对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还不够自信，等等。这些都是理想信念缺失的表现，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和警醒。我多次讲过，在中办党员干部身上，理想信念出现一丝一毫的动摇，都是同中办所处的位置、所担负的职责格格不入的。中办的党员干部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把绝对忠诚铸入思想、融入灵魂、见之于行。坚定理想信念，最重要的是抓好理论武装。只有理论上的成熟，才有信仰上的坚定和政治上的清醒；只有思想认识上的真正提高，才有行动上的高度自觉。中办的党员干部，一定要有计划地研读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著作，从源头上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尤其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准确把握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治国方略、工作思路，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重大理论观点、重大工作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保持强大的政治定力，始终做到“三个看齐”。对党信赖是保持绝对忠诚的基石。我们党走过了90多年的奋斗历程，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有一个英明正确的党中央。在党的历史上，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也犯过一些“左”的、右的错误，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但即使是这样的错误，也是靠我们的党、我们的党中央自己纠正的。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我到中办工作这两年，深深感到习近平总书记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具有坚如磐石般的政治定力，具有宽广的政治视野，具有博大的政治胸怀，具有超凡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治党治国治军才能，确实值得我们衷心拥护和绝对信赖。打牢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不仅要靠自我修炼、靠内功，还要加强外部约束，靠纪律、靠制度、靠监督、靠惩戒。总书记深刻指出，政治纪律是党的纪律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对中办党员干部来说，必须提出最严格的要求、接受最严格的约束。遵守政治纪律，最核心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认识上一致、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同心、情感上认同、行动上同步。二、增强大局意识，提高“三服务”的行动自觉有没有大局观，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党性强不强的重要标志。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是领导干部和党员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贯穿着大局思维和系统思维，体现出宽广的政治视野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对于中办党员干部和中办工作，总书记更是多次强调要增强大局意识，必须观大局、识大局。总书记要求我们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为什么中办工作要有大局意识，而且还要高度自觉呢？从中办的职责任务看，中办担负着保障中央工作日常运转等重要任务，是中央的参谋助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高度自觉地把一切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谋划、来部署、来展开，想中央之所想，急中央之所急，办中央之所需。从中办的岗位特点看，我们在党中央身边工作，有更多机会亲耳聆听中央领导同志教诲，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注的问题，能够及时准确地领会中央重大方针政策，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各地区各部门工作进展，这决定了我们有条件、有优势、有可能观大局、识大局，更好地服务大局。从中办的工作特性看，中办的工作面比较宽，涉及的业务范围比较广，各单位都承担着较为繁重的工作任务。我们的工作越繁忙，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强化大局意识，就越要高度自觉地把主要精力、优势资源用到关键处，用到大局上，真正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和服务保障紧贴党中央需要，适应党中央要求。从总体上看，中办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干部职工，是有大局意识的，但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从各单位的工作看，中办各个单位业务相对独立、自成体系，有的单位规模很大，这在客观上就容易导致“自转”的事安排得比较好，“公转”的事往往注意不够，容易忽视对全局问题的把握。从干部职工的工作看，我们承担的主要是服务性工作，日常工作大多是一些具体琐碎的事情，容易陷入事务主义，从政治上大局上考虑问题可能不够。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增强大局意识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能光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这样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车马炮只有在大棋局中找准定位，才能纵横驰骋、施展本领。否则，“当头炮”可能一两着就被吃掉了。有些工作没有大局的考虑，从局部看是“功”，从全局看可能就是“过”，甚至可能方向走偏、南辕北辙。服务大局，首先要认清大局。中办的大局是什么？总书记在讲话中从国内、国际和党的建设三个角度，对“大局”作了深刻精准的阐述。具体说，“从国内看，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国际看，就是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从党的建设看，就是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这段阐述非常重要，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总纲，是工作的主题主线。如何做到“高度自觉”？衡量标准就是总书记强调的三句话“紧紧围绕大局，时时聚焦大局，处处服务大局”。也就是要做到胸怀大局，登高望远，因势而谋；把握大局，明辨方向，应势而动；服务大局，切中要害，顺势而为。坚持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小局与大局、局部与全局、小道理与大道理的关系。只有把这些关系处理好了，才能真正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才能把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与大局联系起来，把本单位本部门的工作与党和国家的事业联系起来，明确本单位本部门在全局中所处的位置，在繁重的工作任务中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中办的所有工作，都要关注大局、服从大局、体现大局、服务大局。三、强化责任担当，努力锻造极端负责的优良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好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敢于担当，就是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时代的劲草、真金；就是要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险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总书记在中办调研视察时，又特别要求我们坚持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做到敬业守责、尽心尽力。我们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每天处理的都是十分具体的事务，无论办文办会办事，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每一道防线，职责都十分明确，要求都十分具体，不能有一个岗位出错，也不允许有一个环节“掉链子”。一个环节“掉链子”，整个链条就运转不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对工作不是一般的负责，而是极端负责。负责有三种境界，即认真负责、高度负责、极端负责，极端负责是最高境界和最高标准，就是要以最高的责任感和最强的责任心去做好工作，负责到极致。中办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不是居于决策层面，相对于各省各部委来说，所处的是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个关口、最后一个哨位，因此必须站好每个岗位，严把每个关口，守住每道防线，才能成为服务党中央、保障党中央、保卫党中央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如果我们思想上松懈，行为上松劲，工作上出现偏差，安全上出现纰漏，就会影响党中央的正常运转，影响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就可能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损害。可以说，极端负责是中办党员干部党性坚定不坚定的重要体现，是检验中办党员干部事业心、进取心强不强的重要标准。为什么这样讲呢？极端负责是一种人生态度，共产党人最讲“认真”二字，勇于求真，敢于较真，不容一丝马虎，不放一个疑点，不留一个漏洞。极端负责是一种坦荡胸怀，对事不对人，对事极端严细，对人宅心仁厚。极端负责是一种牺牲精神，是在关键时刻，在困难面前，在重担面前，在辛苦疲劳面前，甘于付出心血、智慧和汗水，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极端负责是一种优良素质，为党和人民站好岗、放好哨，必须具备高素质的能力。只有具有过硬的本领，才能独当一面、把好关口、守住阵地。极端负责是一种口碑形象，一个人靠住靠不住，让人信任不信任，主要看他能不能一以贯之地用高标准对待自己、对待工作、对待事业，能不能干出实绩、干得出彩、干得让人放心。极端负责的人，无论组织还是亲朋好友，对他的工作和做事总是放心的。口是心非、马大哈、大大咧咧、瞎忽悠的人，谁能够相信他、信服他呢？怎样才能强化责任担当呢？我认为，关键是要做到“四讲”。一要讲态度，做到认认真真、诚恳老实。有没有担当，首先看态度，如果态度不端正，本来就没有那个责任心，怎么会有担当呢？关于态度问题，我们要提倡两种精神：一是认认真真的精神。有了认真，难度再大的工作也能干好；没有认真，再小的问题也可能酿成大错。中办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因工作马虎出大错的事情。1964年，邓小平同志在一份关于古巴代表团访华的报告上作了两个批注：第一个批注写在第1页，“建议刘少奇同志接见”；第二个批注写在第2页，“问问主席可否接见一次”。当时机要室的值班员在看文件的时候，只看了第1页的批注，而没有看第2页，结果造成了外交工作上的被动。二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直接为党中央服务，任何时候都要说真话、报真情、办实事、求实效，这是中央的要求，也是我们的本分。做到说真话、讲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就反映什么问题，即使出了问题也不要紧，关键是如实反映情况，认真加以改进，绝不能遮遮掩掩、弄虚作假。有的人做了一些不妥当的事情，明明做了，但就是不承认，瞒真情，这些问题在中办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多次说过，在中办工作一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二要讲责任，做到直面问题、迎难而上。面对繁重艰巨的“三服务”工作任务，面对纷繁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敢于正视矛盾、直面问题，做到矛盾面前不躲闪，挑战面前不畏惧，困难面前不退缩，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经得住考验。要始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持底线思维，充分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想方设法把问题解决在职责范围之内，决不能推诿塞责、敷衍了事。三要讲时效，做到雷厉风行、紧抓快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干工作要“案无积卷、事不过夜”。总书记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的工作作风非常严谨，工作节奏也很快。报送给总书记的请示，不管多晚，即使到了夜里12点，第二天早上都能收到他的批示。党的十八大以后，我除了提出“三个看齐”的要求外，还提出中办工作要“适应得上、跟进得快、落实得好”。这“三句话”是我经过慎重思考，根据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工作特点、风格、节奏和要求提出的。中央的工作节奏很快，我们的一些工作还是显得太慢。因此，工作一定要讲时效。中办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快节奏，很多事情的时限要求就在那儿摆着，运转流程也在那儿转着，但如果是拖拖拉拉、慢条斯理地运转，“黄花菜都凉了”，非耽误大事不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有的地方和部门给中办提的建议就是希望提高办文办会办事效率。我们在整改时，也从方方面面想了一些改进办法，但关键还是在人。所以，大家在“三服务”工作中，要强化责任意识、效率意识，凡事定了就雷厉风行地去干，干就要优质高效地干好。四要讲质量，做到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人们常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的工作要向更好努力，追求优质，追求卓越，就是要有这样的境界。我陪同总书记在机要局展览室参观时，看到周总理在1949年对机要工作的批示，印象十分深刻。周总理的批示是：“机要工作是不能有一点马虎的，错了一个字就会出毛病，一秒钟不小心，就会出岔子。所以我们不仅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且应该苟秒新、秒秒新、又秒新，要时时警惕不懈怠。”乍一看，可能有人觉得“苟秒新、秒秒新、又秒新”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但这是密码工作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对工作细之又细、慎之又慎的作风，对质量精益求精的追求，让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这何止是对机要密码工作的要求，中办的工作都应该这样。四、提倡大奉献，坚守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境界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考察，曾经讲过大牺牲和小牺牲的道理，他讲道：“我们现在不少人太功利主义了，缺乏理想，缺少信仰，因为没有理想和信仰，也就不可能为理想和信仰付出牺牲。牺牲有小牺牲，有大牺牲。有的认为，我本来能经商挣大钱，但我没有经商，还在当公务员，这就是牺牲；有的认为，我不调皮不捣蛋，实实在在做自己分内的工作，这就是牺牲。不错，从一定角度讲，这也是牺牲，但作为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来讲，这只能说是最起码的，是小牺牲。共产党员应该为着自己的理想而奋不顾身地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有理想支撑的牺牲是最高尚的牺牲，是我们应该付出的最大牺牲。我们要仰望星空，胸怀最高理想，坚定理想信念。我们还要立定脚跟，脚踏实地，做好眼前的事情，干好最现实的工作。”这次到中办调研视察，又鲜明提出大奉献和小奉献的道理，他强调，“奉献有小奉献，也有大奉献”，“中办讲奉献，就要讲这样的大奉献。没有这种精神境界，是难以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的任务的，即便表面上做到了，心中也可能是不舒畅的，总觉得吃亏了、不划算了。”这番话讲得入情入理，很贴近中办党员干部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认识到位，培育和坚守好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甘于奉献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必备品质，也是最基本的标准。这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决定的。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共产党员讲奉献，说到底就是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党员的基本义务。当前，我们党面临的形势、肩负的任务和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党的宗旨和性质没有变，对党员讲奉献的要求不仅没有变，而且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改善，党员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共产党员要始终做到无私奉献并不容易。现实中就有这样的现象：有的党员盲目攀比甚至追求享乐主义，不愿再奋斗和付出；有的党员在功利面前忘记了奉献，待遇稍差一点便满腹牢骚，把个人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有的党员做点事就张扬，多干点就抱怨，吃点苦就叫屈，有点功就显摆，提拔慢点就心理失衡，等等。这些不良现象在我们中办也不能说一点没有。对中办来说，讲奉献应该有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就是“大奉献”。中办党员干部长期直接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教育和熏陶，一直有着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奉献精神，是中办人的鲜明特质，中办是有这方面优良传统的。”这是总书记对中办人的最高奖赏。我党著名的“红色管家”熊瑾玎，就是中办人无私奉献的典范。大家可能对熊瑾玎不太了解。熊瑾玎是党中央在上海时期的财务管家，后来在南方局的新华日报担任总经理，在党内长期被称为“老板”。我们党早期会计科只有他一人，中央秘书处一度设在他家里，由于经费不足，白天他要同工商界人士周旋，晚上同夫人一起管理中央账目、接待来开会的党内同志，日夜操劳，十分辛苦。熊瑾玎经手的钱款不可胜数，但他一家始终清贫。他从1928年4月起担任中共中央的会计，以开办“福兴”商号作掩护，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址。他工作认真细致，严密周到，还开办了三个酒店和一个钱庄，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并给党筹集经费。他还和毛泽民同志经营印刷厂，秘密印刷党的报刊。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他曾长期给党管家，又是秘密工作，有酒店和钱庄等作掩护点，所以有人怀疑他是特务。后来，周总理给他写了个证明材料，说熊瑾玎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由于这个证明，“文革”中他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应当说，在险恶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对党的无限忠诚，没有甘为革命事业牺牲的无私奉献，要像熊瑾玎这样默默无闻地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熊瑾玎正是无数中办人无私奉献的缩影，许多老同志像熊瑾玎同志那样在中办一干就是几十年，干了一辈子，也奉献了一辈子。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好，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丢掉。什么是大奉献？我理解，大奉献首要是这个“大”字，就是要跳出“小我”“小利益”“小圈子”等各种局限，真正树立大情怀、大胸襟、大境界。所谓大情怀，就是要有以国为家的情怀，心里始终装着党和人民事业，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所谓大胸襟，就是要有大海般的广阔胸怀，“计利当计天下利”，任何时候不囿于局部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吃得了大苦大累，受得了大委屈；所谓大境界，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经得起权力、名誉、地位等考验，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克己奉公、鞠躬尽瘁。讲到大奉献，我讲讲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情。30多年前，我在石家庄地委办公室资料科工作，负责写文件、写讲话、搞调研等，行政科科长梁明月和分管我的副秘书长牛爱殷两位同志对我影响很大，至今很多场景仍历历在目。梁明月同志当时负责后勤工作，地委办公室的院子比较大，梁科长每天早上6点多，拿着一把扫帚，一个人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扫就是十来年。后来，组织提拔他当地委副秘书长，一个副处级岗位。有的同志讥讽说，梁明月这个副秘书长是“扫”出来的。我当时就想，能做到十几年如一日，是很不容易的，你怎么不去扫呢！当上副秘书长后，梁明月还是坚持每天打扫院子，而且行政、后勤工作做得非常好，正如他的名字，如一轮明月高照，十分令人钦佩。牛爱殷同志身患胃下垂，瘦得很，需要每天喝中药。晚上加班写材料，他爱人就把熬好的中药送过来。牛爱殷专心写材料，他爱人就把中药放在桌子上，在旁边站着等着他喝药。他总是说，写完这一段再喝，总是他爱人提醒十遍八遍，才把药喝了。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大公无私的事迹。1981年，我陪他到赞皇县调研，在下面住了一个星期。他的一个孪生儿子大概十六七岁，得了肾炎，住了好几个月的医院。我们下乡的第四天，他爱人打电话来，说儿子病情加重了，是不是回家看看，我们也都劝他回家看看孩子。牛爱殷说，我又不是医生，回家干吗，还是等调研任务结束后再说。我们怎么劝他都没用。调研结束后回到家的当天晚上，他孩子就去世了。儿子去世后，我们几个人陪他去医院。医院告诉老牛，孩子的病原来治得不错，后来突然恶化了，这种病情比较特殊，能不能搞个生理解剖，供医学研究用。牛爱殷同志对他爱人说：“我同意，你同意不同意？”他爱人也表示同意。牛爱殷拿起笔来，满含泪水却毫不迟疑地在家属意见书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儿子生前没有作出什么贡献，死后作生理解剖，也算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一个贡献。”然后奋笔疾书，签上了他夫妻二人的名字。当时，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医生、护士都感动得流下热泪。牛爱殷到基层调研，从不让地方安排桌餐，始终坚持到食堂排队买饭，而且自己掏钱，从来没有吃过一次宴请。一个同事有一年春节给他送去30斤大米，他把门关上不让进，最后这位同事只好把大米拿走，讲原则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是，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对谁是好人、谁是干事的，还是非常清楚的。1982年，省委考察组来考察干部，大家一致推荐他进地委班子，由副秘书长（副处级）直接进了地委班子，担任地委委员、秘书长，成了地厅级干部。每每想起这些事，就好像电影回放一样，此情此景浮现在我眼前，使我心情一次次酸痛和振奋。过去我们看电视，看小说，看文艺作品，讲到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说“共产党员跟我上”，好像这是文学的描写。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中，像牛爱殷这样的好同志大有人在。我家里也有一个人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那就是我的叔叔栗政通。他1937年参军，编入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当战士。我爷爷是1927年入党的党员，时任冀西特委书记，当时把我叔叔和我伯父一起送到部队参军，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参加了抗日战争，亲历了百团大战、保卫延安、南泥湾大生产、南征北返。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1949年7月10日在西北战场上的扶眉战役中，叔叔作为第1兵团第2军6师18团独立1营营长，在攻占马家山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6岁。淮海战役后部队改编，叔叔再回西北战场，路过家乡时顺路探亲完婚。当时他带着一个警卫员、骑着一匹枣红大马回到了家乡。部队的首长指示，革命即将胜利了，你回家成亲后，如果愿意回部队就回来；如果不愿意回来就让警卫员回来，把那匹马留在家里。那时候也没有转业一说，给一匹马就算部队的奖励。叔叔只在家里待了十七八天，还没有度完蜜月。一天晚上，一家人都批评我叔叔，要他赶快回部队。特别是我姑姑说：“我看你是怕死哩！”叔叔听了十分生气地说：“我怕死，你到战场试一试，一颗炮弹就会把你吓死！我为了发起一次冲锋，牺牲过三个司号员，一个站起来，被敌人打中倒下，第二个、第三个都牺牲了。最后我冲上去，站在最高处吹响了冲锋号，高喊着不怕死的战友们，跟我冲啊！敌人的子弹从我头上嗖嗖掠过，我怕死，你敢吗？”第二天一大早，他执意要回部队，爷爷、奶奶，还有他的新婚妻子，还有我的父亲、小叔、姑姑们以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为他送行。他抱着那匹枣红大马，深深地亲吻了一口马的脸颊，便踩镫跨马，飞也似地奔驰而去。全家人呼喊着：“政通，你要回来呀！”而这一切，叔叔似乎一点都没听见、没看见，骑着他那匹骏马，连头也没有回，急速地转过了山脚，消失在崇山峻岭之中。到部队没有两个月，陕西扶眉战役打响，当时我叔叔带着一个营的兵力去攻占秦岭山脉的一个制高点，负责切断敌人逃往汉中去四川的通道，遇到敌人一个团兵力的负隅顽抗，战斗打得极其惨烈，我叔叔壮烈牺牲。随后，我军发起全线总攻时，部队的战前动员口号就是“为栗营长报仇！” 叔叔去世后，留下了一些家书，有写给我爷爷、父亲和姑姑的，也有写给战友的，还有许多照片。有一幅照片我印象最深，从我小的时候就挂在我们家的墙上，叔叔穿着八路军服装，戴着钢盔，扎着腰带，握着一支枪，下面是他写的四个字：“战士之心”。叔叔在1947年11月18日给我姑姑的一封信中写道：“十年的离别，使我们不能团圆，以我战士的心来与你们相会，当我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这张被战争锻炼成的肖像，随着你们漂泊吧！”在寄给战友张扬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热心的战士，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赋予祖国，当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就让这个寸身的灵魂愉快地漂泊吧！”1948年，在寄给我姑姑的照片背面写道：“这是我寸心的表白，当我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让这张被战争锻炼成的肖像，随着你们漂泊吧！”在寄给我爷爷照片的背面写道：“这是我寸心的表白，特请您作为永久的留念。当儿流尽最后一滴血时，持此像就是我的灵魂，它永远跟着您前进！”1948年元旦，叔叔在给我姑姑和她同学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李鸿、政华同志，要别了，没有时间和你们见面了，请不要见怪。你们送我的礼物和赠语，我深深地记着，它是激励我的一粒灵丹，我很珍重地将它永远地保留，作为远别的纪念。你们的话绝不会死板地刻在白纸簿里，一定在战斗的行动里像子弹一样发射出去。在今后的生活里，很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来帮助和鼓励我，咱们经常通信吧！我要走了，勇往直前地走向前去！背向着故乡，面向着前方，愉快地走上战场！祝你们学业日日向上，祝你们身体健康。让我们亲切地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再告在战场。” 叔叔牺牲后，大概在1950年春天，我父亲赶了两匹骡子，走了30多天，将叔叔的棺柩从陕西眉县运回了家乡——河北平山杜家庄南沟。安葬那天，全村人几乎都到了，大家都要求打开棺柩，再看政通最后一眼。于是，在墓地处，打开了棺盖，只见叔叔安详地躺在里面，胸部覆盖了一面鲜红的党旗。叔叔的头部和腹部都用白色的绷带缠绕着，绷带上映着褐色的血迹。显然，他是头部、腹部都受了致命的枪伤而牺牲的。在场的人排着队，一个一个地手扶着棺口，低着头，含着泪，瞻仰了叔叔的遗容，和他作最后的诀别。我中学毕业回乡务农，在生产队曾当了几年“放羊倌”。每当我赶着羊群，来到安葬叔叔的这座山头时，不尽的思念总是涌上心头。我常常蹲在那里，两眼凝视着叔叔的墓地，叔叔的形象总是浮现在眼前：他站在山头上吹响了冲锋的号角；他端着冲锋枪向疯狂的敌人扫射；他骑着战马，高举着手枪，率领着千军万马奋勇向前；他受伤了，额头上裹着绷带，用手捂着淌血的腹部，在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去……他，在我的心中，就是手举炸药包的董存瑞，就是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就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端着爆破筒跳入敌群的王成！当然，我们现在不是战争年代，没有机会去冲锋陷阵，和敌人拼杀，但是我们还是要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有大牺牲、大奉献的精神。在和平工作环境中，中办同志做到大奉献，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要正确看待和处理好苦与乐的关系。在中办工作，加班时间多、工作节奏快、心理压力大，一些部门连轴转，节假日也很难休息，确实有苦的一面。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心态不对，干什么都嫌多、都嫌苦、都嫌累，心里总是埋怨这埋怨那；心态摆正了，把艰苦付出当作成就事业的条件，当作个人难得的成长机遇，就会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二是要正确看待和处理好得与失的关系。在中办工作，某些方面的失是必然的，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就意味着放弃一些个人休息、娱乐甚至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但这些失，换来的是中央工作的有序运转，换来的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所以，个人的一事之失，一时之失，不是真正的失，而是更大的得。去年我到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调研，听说有些同志常年在地下室工作，环境非常艰苦，有的同志多少年来几乎没有机会与其他同志接触、交往，但他们没有任何怨言，这使我很受感动。我们要大力弘扬这种精神。三是要正确看待和处理好进步快与慢的关系。在干部成长进步过程中，一个时期可能提拔得快一些，一个时期可能慢一些，这是常态。慢一点时，不能因为看见别人进步，心里就别扭，老是不服气；不能因为“到点”了，没有被及时安排，就觉得组织亏欠了自己，心生怨气；更不能因为一时没提拔，就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感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消极泄气。我看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伟1997年写的一篇题为《淡化烦恼》的文章，很有感触。文章写道，人生的大多数烦恼都是自找的，本来没有那么多烦恼，或者说那原本就不是烦恼。当了几年处长，就想当局长，结果提了资历差不多的别人，似乎面子显得过不去，就烦恼上了。实际上就你现在的资历，在那处长的位子上，不知有多少人羡慕你！再说，当局长的未必就比当处长的幸福，当处长的也未必就比当局长的烦恼多。得到的是以失去的为代价，失去的是以得到的为补偿。有了烦恼，善于淡化、善于化解，是人生至高境界的体现。我建议大家都来读一读这篇文章。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我们有一点点贡献，功劳首先应记在组织和集体的头上，没有组织的培养，没有同志们的支持，个人将一事无成。明白了这一点，就会少一点无谓的烦恼、无端的牢骚。当然，作为组织，一定要在政治上关心干部的成长进步，坚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公道、公平、公正地选好人用好人。我们强调中办党员干部要讲奉献，但这并不排斥关心干部合理的待遇和利益。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办的同志干得很苦、付出很多，在严格要求的同时，对大家一定要热情关心、真情关怀。我在厅里多次讲过，我们讲原则、讲党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文关怀，人性不能代替党性，党性并不排斥人性。我们既强调干部讲大奉献，也要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干部，设身处地为大家排忧解难，以体现党的关怀和温暖，让大家感觉到党也是讲感情、有血肉的。五、坚持重品行守规矩，牢牢守住廉洁自律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讲，“在群众眼里，中办是一个很神圣的称号。”中办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党和政府的其他部门会自觉不自觉把中办的工作水平当标准，以中办人的作风形象作标杆。虽然中办的大多数党员干部不直接掌握权力和财物，但中办干部头上还是有光环、有影响力的，社会上怀着不良动机的人看中了我们头顶上的光环和特殊影响力，想方设法和中办干部套近乎甚至拉拢腐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个别干部在对外交往时纪律观念不强，交往圈子不够纯洁，在别人的赞扬吹捧声中放松了警惕、抗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不自觉地成了别人撑门面、造影响的道具。极少数党员干部在外面吹嘘摆谱、张扬炫耀、盛气凌人，有的打着中办的旗号、打着领导的旗号办私事、谋私利，个别人甚至迷醉于声色犬马，滑向腐败堕落的深渊。近些年来，中办先后有几个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严肃处理，有的还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败坏了中办的名声，教训极其深刻。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大家要牢牢守住廉洁自律的底线，是因为中办的特殊影响决定的。中办干部一旦发生违纪违法事件，社会上的一些人就会与中央领导同志联系起来，与党中央联系起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会以此攻击我们的党，攻击我们的政府，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势必给中办抹黑，给中央抹黑，给党的形象抹黑。因此，我们一定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廉洁自律的极端重要性，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人人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总书记在这次讲话中形象地说，孙悟空给唐僧划了一个圈，妖魔鬼怪就进不来了。实际上，孙悟空自己头上也有个圈，就是观音菩萨给他戴上的紧箍咒，有了这个紧箍咒，他就不能随心所欲、无所顾忌了。党员干部也要有个“紧箍咒”“护身圈”，这就是党法党纪党规，就是自律和他律。自律是前提，他律是保证，两者相辅相成。他律，就是按照党纪国法的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自律就是廉政自觉，关键是要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守住党和人民交给的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交友。一要慎独。 “慎独”是我国古代先贤倡导的一种自我修养方法，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一种精神境界。“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难战胜的也是自己。真正能够“慎独”，是高度的自觉性、自制力和意志力的重要体现，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自我完善。我们要自觉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台上台下一个样、上班下班一个样，“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始终表里如一，严守本分。二要慎初。廉与贪、正与邪，往往就在“一念之间”，特别是最初的那一闪念。如果第一道“防线”被冲破了，就会“兵败如山倒”；第一道“闸门”一旦打开，欲望的“洪水”就会一泻千里。腐败分子的惨痛教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要算清“人生账”，把好第一个关口，守住第一道防线，避免第一次放纵。这样，才能不把一时之快变成一生之灾，不把一时之利变成终生之悔。三要慎微。古人说得好：“不虑于微，始成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们在中办工作的同志不仅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把握住自己，经得住考验，而且在日常小事和生活细节上也要摒弃“小节无害”的想法，牢记“禁微则易，救末者难”的道理，认真做好每件小事、管好每个小节、注意一言一行，防微杜渐、洁身自好，坚决抵御腐朽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蚀，远离各种低级趣味和不良嗜好，切实做到“大节”不偏离、“小节”不丧失。四要慎交友。中办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有正常的社会交往。但中办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决定了我们在社会交往中应有更加谨慎的态度、更加严格的要求，不能随便交友，不能“傍大款”，更不能把人际交往异化为酒肉关系、金钱关系和交换关系。大家要正确处理人际关系，自觉划清小圈子与大原则之间的界限，切实净化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善交益友、乐交诤友、不交损友。坚强的党性、崇高的境界、良好的修养、顽强的意志品质，不是一时炼成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晋升而自然提升，需要终生努力。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五个坚持”融入党性修养的全过程，贯穿于中办工作的各方面，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不断开创“三服务”事业新局面，让总书记放心，让党中央放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原标题：栗战书中办内部讲话：警惕有人看中中办特殊影响力拉拢腐蚀); 个人分类: 经验交流|165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英文“一稿两投”的道德问题思考: 热度 5 kejidaobao 2013-3-6 09:09; 张勤，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当前我国学术界对“一稿两投”（本文特指一篇学术论文以不同文字比如中、英文，同时或先后发表在不同学术期刊的行为）是否为学术不端行为存在很大争议。笔者认为“一稿两投”本质上并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它并不违反著作权法规定，而且是出自学术交流本身的需要，也能促进我国优秀科技成果传播；至于是否允许“一稿两投”，则应该由各期刊自行规定为宜。中英文“一稿两投”不存在侵权问题有些学者认为“一稿两投”违反了著作权法。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对著作权法的误解。因为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的表现形式，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果同一科研成果用两种不同的文字表述，其表现形式是显然不同的，在著作权法看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作品，不存在侵权问题。此外，著作权法保护的仅仅是财产权人（如果作者签署了版权转让协议，则财产权人为出版商，否则为作者）的权益和作者的人格权益，前者是经济权益，后者是作者的精神权益，两者都不限制作者发表不同文字作品的自由。相同文字作品是否可以重复发表取决于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协议。目前绝大多数情况下，中文期刊论文引述英文文献是可以的，因为我国的中文期刊都假定读者能够熟练地读懂所引述的英文文献。但反之则不然，英文期刊基本上不允许引述中文文献，因为英语读者基本上不能读中文。如果某项成果已经在中文期刊上发表了，该作者后续的成果希望在英文期刊上发表，则必须将已经发表的中文论文再用英文发表一次。这是学术工作本身的需要，谈不上不端行为。有些学术论文应当以中英文双语或甚至多语发表，因为有些新的学术概念需要由原作者用不同语言表达，以免引起学术界的混乱。例如，英文“multi-valued”通常会被翻译为多值，但其学术概念可能并不是多值，而是多赋值。多值的英文还可被表述为“multi-states”。这里，某变量的一个状态是该变量的一个取值，所以state和value是相同的意思，很容易搞混。作者实际希望表达的含义可能是该变量有多个状态或取值可以被进一步解释或表达，这就是对变量的该状态赋值。可见，这里的多值与多赋值的含义相去甚远，但其英文表达完全相同。显然，最了解“multi-valued”准确含义的是原作者。所以，原作者有义务将同一篇论文用不同的语言相继或同时发表。这是科研工作本身的需要，不应当简单否定。中英文“一稿两投”的道德问题仅在于对期刊是否诚实守信是否允许一稿两投应由各个期刊根据其刊物定位和对稿件的要求自行决定。从接受论文的角度看，有的期刊不接受此前以任何文字发表过的投稿，有的期刊不接受此前以相同文字发表过的投稿（不同文字的可以），有的期刊对投稿内容并无要求，但要求其表达看起来显著不同（例如60％以上的文字表述不同，尽管其表述的内容相同）。从对作者的制约来看，有的期刊要求作者在此期刊发表论文后，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将其在其他期刊上发表；有的不允许作者以相同文字将相同内容的论文再在其他期刊上发表（不同文字的可以）；有的期刊则鼓励作者将已发表的论文再重新在其他刊物上发表。最典型的例子是某论文在会议上发表并在会议论文集中公开出版后，仍然被允许甚至被推荐其到其他刊物上发表。而接受推荐的刊物往往与办会者有约定。从时间上看，有的期刊在接受论文的时候就要求作者承诺此文未在其他刊物投稿；有的要求作者承诺尚未在其他刊物发表；有的则将这些承诺放在决定接受该论文后要求作者做出选择和承诺；另一些期刊则可能仅仅泛泛地在其对投稿的要求中写出各种规定，但并不要求作者签字承诺。这种情况在出现一稿多投纠纷时往往难以作为作者违反约定的法律依据。总之，一稿多投的情况很复杂，主要由刊物与作者之间约定，难以一概而论。这里，作者的道德问题仅在于诚实守信，遵守自己的承诺。在遵守承诺的情况下，一稿两投谈不上道德问题。当然，一稿多投存在重复审稿、浪费审稿人的精力和时间的问题。但这应当由各刊物自己决定。从宏观上看，即使重复审稿，审稿人也可以从审稿过程中了解并学习到该投稿的内容。通常，高水平的审稿人很容易判别出没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不会浪费太多时间。而对于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审稿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学习过程，是提前阅读该论文，不能简单等同于浪费审稿资源。双语发表有利于优秀科技成果传播相同内容的论文先以中文快速发表，继而或同时以英文发表，有利于我国优秀科技成果快速发表。从争取成果早日发表的角度看，这样做可以为我国学者提供便利，避免我国学者因语言障碍或外国人对中国人高水平论文的歧视等各种因素而导致优秀成果推迟发表。事实上，即使没有语言和歧视问题，原创性很强的成果往往也很难被高水平的杂志接受发表，特别是当作者不在该杂志的审稿人熟悉的圈子内时（例如在该领域国外学者圈中尚不知名的年轻学者、没有国外导师推荐的学者）。而论文不能及时发表则可能干扰作者后继的科研工作，因为作者的后继工作要以先前工作的成绩为基础。此外，成果发表的先后顺序对成果的价值影响极大。也就是说，从尽快发表我国作者的科研成果的角度看，应当允许我国作者将其成果在国内以中文首先发表，再以英文发表，既争取了时间，又不限制其扩大影响。从而整体上有利于提升我国学者的科研进程和学术影响力。这种情况下的“一稿两投”不应视为学术不端行为。从扶持我国学术期刊的角度看，应当鼓励作者首先在中文杂志上发表科研成果，这是国家利益的要求。必须承认，现在能够看懂中文的外国学者很少，了解和重视中文期刊的人更少。如果不允许中文发表后再以英文发表，则将使在我国中文期刊上发表的优秀科研成果影响力有限，不利于提高我国科技期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不利于提升我国科技界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利于提升中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从有利于国内读者的角度看，以中文发表学术成果也很有意义，因为毕竟中文是作者和读者的母语，写作和阅读起来都更加方便准确。事实上，我国大量读者阅读中文期刊的机会比阅读英文期刊的机会多（这从国内中文期刊发行量较大和相同领域的许多英文期刊发行量较小即可看出）。显然，让国内读者更容易了解某项科研成果对于吸引更多科研人员在这个方向上开展科研、启发思路等，是有利的。对于那些正在寻找科研方向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看，一稿两投也没有什么不对。不过，笔者在主张对“一稿两投”更加宽容的同时，认为在计算科研成果时，作者应当只计算所发论文中的一篇，而不应将多篇内容相同的论文作为多项成果计算。如果作者重复计算，则应将其视为学术不端行为。综上，笔者建议期刊学术道德规范的相应条款可改为：同一内容的科技成果最多可以在中文和外文期刊各发表一次，且计算成果时只计算其中一篇。如果重复计算，视为学术不端行为。其余情况由各期刊根据自身情况与作者协商决定。作者和期刊都有义务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关于中英文“一稿两投”的一些背景资料（本刊整理） 1. 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允许中英文“一稿两投”的要求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认为，以同种或另一种文字再次发表,特别是在其他国家再次发表,是正当的,并可能是有益的,但必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1）作者已经征得首次和再次发表期刊编辑的同意; 再次发表期刊的编辑必须得到首次发表文章的复印件、单行本或原稿。（2）再次发表的时间至少应在首次发表后1 周, 以尊重首次发表的优先权( 除非2 种期刊的编辑达成了特殊协议) 。（3）再次发表的目的是使论文面向不同的读者群, 以节略本形式发表可能更好。（4）再次发表应忠实地反映首次发表的数据和论点。（5）再次发表的论文应在文题页以脚注形式向读者、同行及文献检索机构注明该文已全文或部分发表过, 并写明原文出处。适当的脚注形式是: “本文首次发表于 ”。再次发表的获准应该免费。 2. 《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规定只有重大发现的研究论文才可“一稿两投” 《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指出，以非英语文字（包括中文）已发表在本国期刊上属于重大发现的研究论文，可以在国际英文学术期刊再次发表。前提是必须征得首次发表和再次发表的编辑部的同意。这一条解答了这样的问题：在国内以中文发表过的论文，译成英文在国外再次发表是否符合学术规范。答案是只有极特殊的情况这才不是一稿多投，即要属于重大发现，还要征得国内外2个刊物编辑的同意。 3. 国内对于不同文种“一稿两投”是否违反学术道德看法不同多数西方科学家及编辑认为, 对于首先以一种极少数西方科学家能够理解的非英语文字发表在本国期刊上、有重大发现的研究论文, 国际英文生物医学期刊不应拒绝接受其再次发表；因为信息的接近性对于科学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科学论文的接近性主要取决于其写作语言、被发表刊物的发行量及是否被二次检索系统编制索引3 要素, 其中语言的障碍有可能造成重大信息的丢失。目前, 国际生物医学界对不同文种论文“一稿两投”基本持肯定态度。对不同文种“一稿两投”持否定意见的科学家普遍认为，科学出版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独创性（伦理道德）和所有权（版权）问题, 而一稿两投有悖于此；不同文种“一稿两投”还浪费了出版资源（版面与金钱）并违反了版权法。另外, 对于已被国际检索系统收录的期刊，1 篇文章有可能被同一检索系统收录2 次，而降低了二次检索系统的权威性及数据库的准确性。参考文献（Referenes）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Uniform requirement for manuscripts submitted to biomedical journals . Annals of Medicine, 1997, 126(1): 36-47. 张小强, 蔡珍红, 吕赛英, 等.教育部科技部学术规范视野下的一稿多投及其对编辑工作的启示 . 编辑学报, 2011, 23(1): 12-14. Editorial Policy Committee, Council of Biology Editors. Ethics and policy in scientific publication . Bethesda, MA: Council of Biology Editors Inc, 1990: 77-82. 钟紫红. 不同文种“一稿两投”的国际规范及我国应采取的编辑政策 . 编辑学报, 2002， 14(3): 188-190. （责任编辑李娜）; 个人分类: 栏目：本刊专稿|9173 次阅读|5 个评论

知识改变命运，我最敬佩的几位53年的同龄人: 热度 6 xupeiyang 2012-1-9 14:35; 我1953年10月5日出生，对1953年出生的同龄人自然就很关注，我们有相同的青少年时代和经历，但有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命运。我了解的和认识的不少，这里介绍几位同志。 1 冯长根（我们是老乡，我是绍兴诸暨人）　男，1953年2月出生，浙江绍兴人，中共党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1980年3月～1983年12月在英国利兹大学物理化学系读博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1996年5月～1999年8月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理工大学力学工程系博士研究生导师。1999年8月～2001年6月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2001年6月至今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现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兵工学会副理事长，国际继续工程教育协会副主席。　1986年以来，获首届北京青年科技奖、首届中国青年科技奖、首届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全国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奖金、中国青年十大杰出人物、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十大杰出职工、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多项奖励和荣誉称号。　　现任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科协副主席、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在国际组织“国际继续工程教育协会”任副主席。2011.5.30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http://v.ku6.com/show/sykcCH-qH-RO_04U.html 2 陈竺（我们是大学校友，王振义是我们的老师）男，汉族，江苏镇江人，1953年8月生于上海，1970年参加工作，无党派，全国十届政协委员。１９７０年４月至１９７５年１０月为江西省信丰县、横峰县插队知青，１９７８年９月至１９８１年９月在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血液病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１９８１年９月至１９８４年９月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病研究室内科住院医师，１９８４年９月至１９８９年７月任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外籍住院医师并攻读博士学位，后做博士后研究。１９８９年７月后历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内科主治医师，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分子生物学中心实验室主任、研究员，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２００８年３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１９９５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3 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男，汉族，１９５３年６月生，陕西富平人，１９６９年１月参加工作，１９７４年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５年，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知青、党支部书记。１９７５至１９７９年，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 4 崔蒙（我们是同行，从事医学信息工作）男　 1953年4月出生　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毕业学校：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专业：中医学、医学情报学　　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馆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医药信息数字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编委、《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编委、《国际中医中药杂志》副主编、《亚太传统医药》编委、《中国医学文摘－中医》主编、《中国数字医学》编委、《中国中医年鉴》编委等职。 5 黄建始（我们是同事，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日）　男 1953年10月5日，黄建始出生于一位中学教师家庭。2011年8月16日凌晨2:40，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流行病学专家黄建始教授在美国洛杉矶凯泽医院不幸因病去世。　　 1966年毕业于三里街小学（现逸夫小学）。“文革”期间，随父母上放农村，续学于三湖公社珠湖大队小学附设初中班、三湖公社中学。1973年毕业于其父任教的玉山中学高中部（现玉山一中），再次被下放到玉山良种场知青分场，做过农工、出纳、会计、赤脚医生和报道员。后被招工到江西光学仪器总厂，在六分厂做机修钳工。　　 1978年，黄建始考取广州中山医学院（即现在的中山医科大学）。在校期间，他不但连续三年获“三好学生”称号，1979年还被评选为广东省优秀大学生，而且参与了全国第一份医学生杂志《中国医学生》的创办工作，且是该刊物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之一。同时，他也是国家优秀科技期刊、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医卫科普杂志《家庭医生》的创始之一，并一直担任该刊的记者和撰稿人。1983年医大毕业，他被选派进北京中央卫生部工作。1986年考取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WHOFellowship），到美国芝加哥伊利诺大学深造。1988年获医学教育管理硕士后继续攻读卫生资源管理博士学位，以优秀成绩修完博士课程（GPA:4.95/5.00）。1989年，他放弃读完博士学位而改攻第二硕士学位。1990年获伊利诺大学公共卫生（流行病学）硕士学位。在留美学习时，黄建始曾任该校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联谊会主席，连续两年获得校长学生服务奖，以及JohN and Grace国际优秀学者奖和Marin Gershon 纪念奖。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助理兼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流行病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风险评估和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健康管理和医师健康保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卫生行业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北京昭光大众健康研究所客座教授、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医学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理事，中国可持续发展学会理事。。卫生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卫生管理干部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公共卫生专业委员会牵头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医药卫生专家委员会成员。 6 姚进 1953.6 职称副教授姓名姚进性别男出生年月 1953.6 职称副教授毕业院校南开大学学历大学医院职务副院长所在科室视光学教研室社会职务天津市医学考试命题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高级考评员学术专长光学与视光学个人简历 1970.5——1975.8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75.9——1978.8南开大学物理系学习 1978.9——1985.3南开大学分校教师 1985.4——今天津医科大学教师出版著作（发表论文）《眼镜学》人卫社《眼镜技术》高教社 1月18日，在天津医科大学期末的最后一天，师生们送走了罹患胃癌的姚进教授。　　享年59岁的姚进197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在天津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当了10年副院长。两年前，他被查出患上胃癌，2011年年底病情加重，入院治疗。　　在病情恶化的前两三个月，姚进表达了捐献遗体和角膜的愿望。　　多年以前，姚进就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中心、眼视光学院的多数医务人员和教师一起，签署了身后无偿捐献角膜的志愿书。这次住院后，他深知病情严重，决定立下遗嘱重申自己的愿望。　　他的第一封遗书写于2011年11月1日。遗书中说，“本人自工作以来，大部分时间从事眼科视光学的教学工作，工作中深知光明对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我自愿在身后将角膜捐献给医大眼科中心，以帮助需要光明的人们，为社会做点贡献。”当时，他的字迹是有力的。　　去世前几天，姚进写下了第二封遗书，此时他已虚弱到握不稳笔，字迹也变得潦草，但每一句都掷地有声：“我自愿在自己生命走到尽头时，将眼角膜捐献给天津医科大学眼科中心，将遗体捐献给天津医科大学。自己的多半生工作经历是从事我国的医疗教育事业，我热爱我的学生、热爱自己的讲台，因此在有生之年向组织提出捐献遗体的夙愿，渴望能在我国的医疗事业上能尽一点作用！” 　　姚进还曾对同为教师的妻子李新华说，自己身后一个花圈都不要，丧事从简。　　李新华说，家人都支持姚进最后的愿望，她自己以后也要像丈夫那样捐出遗体。　　姚进遗体回到天津医科大学，来到解剖楼的那一刻，身穿白衣的众多师生含着泪，将菊花轻轻放在盖着遗体的白布上。用不了多久，姚进老师就将通过自己的遗体为学生上最后一课。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2/01/30/008553646.shtml; 个人分类: 科学名人|2208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小常识: 热度 1 dongzg101 2011-8-2 10:47; 从北大清华走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浏览：623次更新时间：2011-4-24 13:33:53 清华大学迎来百年校庆，作为衡量其办学成果和影响的指标之一，人们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百年来从清华走出了哪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并与中国共产党的摇篮——北京大学相比较。以下数据分别统计了从北大、清华走出的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委员等领导职务的校友，包括与政治局委员职务相当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党、我国从不主张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籍贯、学历、学籍等进行比较，所以有关数据、资料恐并不准确，仅供参阅，请勿引用。、一、从北大走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含党的早期创始人）（按出生年为序） 1、陈独秀：（1879—1942）北大文科学长。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第一至五届总书记。1929年被开除党籍。 2、谭平山：（1886—1956）1917年考入北大文科哲学系。第三届中央局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 3、李大钊：（1889—1927）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21年全面负责北京党的工作。1927年就义。 4、李达：（1890—1966）北大法商学院教授。中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中央局宣传主任。 5、陈公博：（1892—1946）北大文学院学生。中共一大代表。1923年被开除党籍。 6、毛泽东：（1893—1976）北大图书馆图书管理员。中共创始人之一，党的七届起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7、张国焘：（1897—1979）1916年考入北大理学院。1921年7月出席并主持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38年被开除党籍。 8、张太雷：（1898—1927）1915年考入北大法律预科，因经济条件未读，后毕业于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法科。1920 年参加李大钊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党组织。后参加过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和八七会议，是四届侯补中央委员、五届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1927年牺牲。 9、瞿秋白：（1899—1935）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第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就义。 10、刘仁静：（1902—1987）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中共一大代表。1929年被开除党籍。 11、胡启立：（1929— ）1946—1951年就读于北大物理系机械专业。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00＋89年被免去常委职务，保留中央委员。 10、宋平：（1917— ）1934—1937年在北平大学农学院、西南联大学习。中央组织部部长，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1、李克强：（1955— ）北大法律系1977级学生，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博士。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二、从北大走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含候补委员、中顾委常委、书记处书记）（按出生年为序） 1、邓中夏：（1894—1933）1917年考入北大国文门。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第六届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33年就义。 2、彭述之：（1895—1983）1919年考入北大文科。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1929年被开除党籍。 3、高君宇：（1896—1925）1916年考入北大理科预科。1924年12月任北方局委员，第二届中央局委员。 4、罗章龙：（1896—1995）1918年考入北大文学院哲学系德语预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第三届中央局委员。 5、段君毅：（1910—2004）1932—1935年年就读于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第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 6、邓力群：（1915— ）北大经济系肄业。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 7、王汉斌：（1925— ）1942—1946年在西南联大历史系学习。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8、任建新：（1925— ）1946—1948年在北大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学习。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9、陈希同：（1930— ）194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1997年被开除党籍。 10、薄熙来：（1949— ）北大历史系1977级学生。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11、李源潮：（1950— ）1988－1991年在北大经济管理科学中心（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三、从清华走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胡锦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2、吴邦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3、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4、朱镕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5、宋平: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6、吴官正：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7、胡启立：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 8、姚依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9、黄菊：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四、从清华走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刘延东：（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2、曾培炎：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3、王汉斌：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4、胡乔木：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5、李锡铭：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不算小结从北大走出的中共早期创始人缔造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许多人为此而牺牲。但其中也有一些人后来和党分道扬镳，甚至叛党叛国。从清华走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都是在建国前几年或新中国建立后在清华大学学习、培养的。现任的中央政治局成员，清华大学校友有4位，分别是胡锦涛、吴邦国、习近平、刘延东；北京大学校友有3位，分别是李克强、李源潮、薄熙来。就本科所学专业来讲，胡锦涛为水利工程系电站专业，吴邦国为无线电电子学系电真空器件专业，习近平、刘延东均为化学工程系，“清华系”领导有以工科为主的专业特色，当然习近平、刘延东后来又分别学习了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等研究生学位；李克强为法学专业，李源潮为数学专业（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薄熙来为世界历史专业，他们三人的研究生专业分别为经济学、经济管理、国际新闻，“北大系”领导的专业背景有以社会科学、文科、理科并重的特点。; 696 次阅读|1 个评论

国务院甬温线事故调查组名单公布: 热度 1 huangyanxin356 2011-7-28 11:04; 调查组会如何处理这个事件，得出怎样的结论，拭目以待。昨天看了央视二频道，专访国务院应急专家组专家、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刘铁民，觉得刘铁民先生还是能说人话的。但是看专家组成员名单，没有他。一点担心，如常言道：再快的刀也削不了自己的把儿。 --------------------------- 　　中新网7月28日电国家安监总局今日在其网站公布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长：　　骆琳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　　副组长：　　王德学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　　郝明金监察部副部长　　彭开宙铁道部副部长　　张鸣起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毛光烈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成员：　　苏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二司司长　　王大同监察部执法监察室副主任　　王武琦监察部驻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察局局长　　刘云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察专员　　王力争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二司副司长　　陈兰华铁道部安监司司长　　徐恩毅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副部长　　徐林浙江省安全监管局局长　　徐洪军浙江省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谢双成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　　李锦平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　　同时，邀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厅副厅长徐向春、副厅级检察员曹康、正处级检察员王亚卿和渎职侵权检察厅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办公室主任牛正良四位同志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下设技术组、管理组和综合组三个小组，并聘请有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一、技术组　　组长：　　王德学(兼)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　　副组长：　　王力争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二司副司长　　徐林浙江省安全监管局局长　　陈兰华铁道部安监司司长　　李德忠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察专员　　王晋中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　　二、管理组　　组长：　　王大同(兼)监察部执法监察室副主任　　副组长：　　王武琦监察部驻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察局局长　　刘云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察专员　　郭新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察专员　　徐恩毅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副部长　　秦德润铁道部纪委巡视员、驻部监察局副局长　　三、综合组　　组长：　　苏洁(兼)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二司司长　　副组长：　　张宏波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察专员　　徐洪军浙江省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四、专家组　　组长：　　周孝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副组长：　　王梦恕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隧道及地下工程试验研究中心主任　　郭进西南交大信息学院副院长，教授　　成员：　　于永清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陈维江国家电网特高压部主任，教授　　唐涛北京交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　　纪嘉伦北京交通大学原交通运输学院院长，教授　　李和平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个人分类: 生活感悟|129 次阅读|1 个评论

动车事故调查组领导不少专家不多: 热度 10 xupeiyang 2011-7-28 10:37; 国家安监总局今日在其网站公布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长：　　骆琳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　　副组长：　　王德学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　　郝明金监察部副部长　　彭开宙铁道部副部长　　张鸣起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毛光烈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成员：　　苏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二司司长　　王大同监察部执法监察室副主任　　王武琦监察部驻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察局局长　　刘云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察专员　　王力争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二司副司长　　陈兰华铁道部安监司司长　　徐恩毅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副部长　　徐林浙江省安全监管局局长　　徐洪军浙江省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谢双成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　　李锦平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　　同时，邀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厅副厅长徐向春、副厅级检察员曹康、正处级检察员王亚卿和渎职侵权检察厅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办公室主任牛正良四位同志参加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下设技术组、管理组和综合组三个小组，并聘请有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一、技术组　　组长：　　王德学(兼)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　　副组长：　　王力争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二司副司长　　徐林浙江省安全监管局局长　　陈兰华铁道部安监司司长　　李德忠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察专员　　王晋中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　　二、管理组　　组长：　　王大同(兼)监察部执法监察室副主任　　副组长：　　王武琦监察部驻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察局局长　　刘云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察专员　　郭新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察专员　　徐恩毅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副部长　　秦德润铁道部纪委巡视员、驻部监察局副局长　　三、综合组　　组长：　　苏洁(兼)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二司司长　　副组长：　　张宏波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察专员　　徐洪军浙江省安全监管局副局长　　四、专家组　　组长：　　周孝信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副组长：　　王梦恕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隧道及地下工程试验研究中心主任　　郭进西南交大信息学院副院长，教授　　成员：　　于永清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陈维江国家电网特高压部主任，教授　　唐涛北京交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　　纪嘉伦北京交通大学原交通运输学院院长，教授　　李和平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个人分类: 突发事件|2015 次阅读|10 个评论

[转载]“四个一定”给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 热度 2 DynamoChina 2011-6-30 08:46; 习近平“四个一定”给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 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党建研究会20日在京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一定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一定要以宽广的眼光密切观察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一定要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头脑，不断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据6月21日《人民日报》）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90年，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不断创新的90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随着社会实践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科学，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次习近平在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四个一定”的要求，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作出了要求。 “一定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处理坚持和发展、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就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基本立场，又要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发展过程，既要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丢掉“老祖宗”，又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结合具体实际创新和发展。任何割裂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断章取义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实践都是错误的、有害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坚持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发展就是最好的坚持。 “一定要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造”，就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伟大的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之所以常青，就在于其来源于实践、反作用于实践。可以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和逻辑起点。本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天敌”。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变成毫无生机与活力的教条主义。 “一定要以宽广的眼光密切观察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就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坚持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包含世界各国的优秀思想和实践经验，做到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为此，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既要科学地对待国外经验和发展模式，站在世界的高度，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用成果，又从本国国情和民族特点出发，制定适合本国实际的战略策略，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一定要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头脑，不断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就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全党科学理论的教育培训，研究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紧迫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们常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便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全党的齐心协力，少不了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教育党员干部，才能形成强大的精神支柱，凝聚强大的工作合力，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的思想指导。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种结合就是坚持，就是运用，就是创新和发展。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在这种结合中，引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一个辉煌走向更大的辉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一个飞跃走向新的飞跃。（胡军）; 1188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院士们，辛苦啦！: 热度 1 xupeiyang 2011-5-5 06:58; 新华网北京５月４日电　由中央组织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１２个部门组织的院士专家咨询服务团第一批１１０名成员近日圆满结束在福建、陕西、湖北为期一周的咨询服务，１１２名成员５月５日启程赴辽宁、江西、广西三省区继续开展为期一周的第二批咨询服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活动启动仪式上指出，以院士专家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是我国科学发展的稀缺资源，要把最稀缺的资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为落实“十二五”规划、推动科学发展提供科技服务。在福建、陕西、湖北期间，带着服务基层、服务一线的使命，院士专家们深入基层一线与广大干部群众、企业技术人员面对面交流，帮助解难题、拓思路、谋发展，为落实“十二五”规划、推动科学发展提供科技服务。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5/04/c_13858976.htm; 个人分类: 科学名人|1336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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