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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北大中文系前主任温儒敏教授谈高考语文改革与大学语文教育: 热度 1 JYH64J98Y99H 2013-5-22 22:37; 《广州日报》2013年5月21日刊载对温儒敏教授的访谈(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3-05/21/c_124740356.htm )，全文如下：一年一度万众瞩目的高考即将举行，语文作文向来是热点话题。近年来，对语文教学的批评不绝于耳，一波又一波争论让人担忧。“救救语文教育”是近年来不少学者的共同呼吁。到底我们的语文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在应试背景下，语文教育的出路何在？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　　民国教育胜过当前？　　借鉴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经验是应当的，但拿民国语文作为标杆却大可不必，语文教育的改革还得适应现有的社会需要，面向未来。　　在“吐槽”当前语文教育的弊病时，不少人拿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相比较，认为民国时期语文教育成效显著，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十分到位，古文功底普遍扎实。　　对此，温儒敏认为，民国时期现代的教育体制刚建立，有较多的办学自由，办学上容易形成各自的个性，也培养出不少“国学”大师。那时的语文教材大都是个人编写，如《国文八百课》等，自主性很强，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很有特色，值得借鉴。　　民国时期语文教育刚脱胎于传统，学生的所谓“国学”底子自然都比较厚实。另外，民国时期能上学的人极少，国民大多数都是文盲，那时主要是精英教育，当然要比现在的语文教育水准高。现在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所有人都能上学，是公民普及教育。如果从“普及”的角度看，现在的教育包括语文教育的成就又远远大于民国时期。　　温儒敏还强调，现在学生要学的东西比民国时期增加了很多，英文、计算机等占用相当多的时间，不像民国时期学生那样专注地学语文；加上这些年急功近利思潮的影响，学生读书越来愈少，自然总体上语文水平又比不上民国时期。　　因此，借鉴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经验是应当的，但拿民国语文作为标杆却大可不必，语文教育的改革还得适应现有的社会需要，面向未来。应试就要拒绝“闲书”吗？　　语文教学的效果好不好，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否培养了阅读的兴趣与习惯。培养阅读兴趣，也是培养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这是为学生的一生发展打底子。　　日前，中山大学2013年自主招生中，广州一位高三学生脱颖而出，面试考官称其“达到中文系本科生阅读量”。而该生却认为：“只是大家不读那么多书，才显得我好像与众不同。” 　　只读教科书，不读“闲书”是许多家长及学生信奉的理念，而现实却“事与愿违”，恰恰是多读闲书的学生脱颖而出。　　如何看待这种反差？　　温儒敏认为现在无论教师还是家长为了面对中考与高考，大多都不太赞成学生读“闲书”。这种偏向是错误的。只熟习教材和教辅，课外阅读“闲书”少，没有阅读习惯的，即使考试成绩不错，考上大学之后也可能还是高分低能，视野窄，思路不太开阔。温儒敏曾在北大本科一年级新生中做过调查，发现凡是喜欢语文，形成了阅读习惯的，都是课外阅读量大、知识面广，读过很多“闲书”的，这一部分学生思想一般比较活跃，整体素质也高。　　“闲书”指的是学生选择的课外书，包括某些流行读物。读“闲书”可以引发阅读兴趣，不要因为考试而扼杀这种兴趣，更重要的，这是学生的“语文生活”的重要部分。如果教师和家长能藉此与学生对话，那么语文阅读教学便可能别开生面，并可以事半功倍，大大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应试教育还不可能完全取消的情况下，除了“为中考和高考而读书”，适当保留一点自由阅读的空间，让学生的爱好与潜力在相对宽松的个性化阅读中发展。反过来，人文素质高了，也是有利于考试拿到好成绩的。　　温儒敏认为，语文教学的效果好不好，不止是看课内或考试，很大程度上要看课外，看是否培养了阅读的兴趣与习惯。语文课培养阅读兴趣，也是培养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这是为学生的一生发展打底子。　　高考作文该怎样出题？　　高考语文改革，首先要改变作文阅卷“趋中率”严重的问题。只要拉开分差，把二等分的“大肚子”缩小，增加高分比重，就能抑制语文学不学都无所谓的想法。　　当下不少学生对语文学习不重视，一些中学甚至要求语文课给英语、数学“让路”。温儒敏认为的确存在语文课被挤压的现象。因为语文课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要靠长期大量读书和写作，不断积累，才能总体上提升语文素养与能力，“短平快”其他学科也许行得通，突击复习一二个月，考分就可能明显提升。但语文特别是作文很难靠突击复习来提分。因此语文课显得“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很多师生误认为语文学不学都差不多。这种急功近利的想法对语文学习造成很大的妨碍。　　另外，温儒敏认为，目前高考的作文阅卷评分也存在不少问题，直接助长了急功近利的趋势。　　温儒敏介绍，高考语文总分150分，作文占60分，评分4个等级，其中二等40分上下。据北京、福建等多省市调查，近四、五年来，二等卷占75％～80％，一等卷占8％～10％，35分以下的三、四等卷不到20％。“趋中率”畸高，得高分者凤毛麟角，而马虎应对就40分上下，这也导致语文学不学无所谓的风气。　　所以他这几年一直呼吁高考语文要改革，首先要改变高考作文阅卷“趋中率”严重的问题。只要拉开分差，把二等分的“大肚子”缩小，增加高分比重，就能抑制语文学不学都无所谓的想法，提高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当然，高考和中考的命题等方面也要改革，抑制“套式作文”和“文艺腔”，抑制读死书和题海战术现象。高考这根“指挥棒”其实是可以朝着正面去指挥的。 “大学语文”有必要学吗？　　 “大学语文”的出发点应是重新唤起学生对语文的兴趣，激活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母语学习的积累，把被“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　　目前许多大学生人文素养差，甚至基本的读写能力都不过关，为改变这种状况，不少大学纷纷开设“大学语文”课，推进通识教育。　　对于这一趋向，温儒敏认为，大学能重视语文教育和通识教育，是值得肯定的。但要改变学生人文素养差和语文能力低下的现状，必须从小学、中学抓起，中小学没有做好，到大学就麻烦了，补课都来不及。所以他赞成高校都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但不是为了“补课”，不能上成“高四语文”。　　“大学语文”的课时少，不是必修课，功能有限，其出发点应是重新唤起学生对语文的兴趣，激活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母语学习的积累，把被“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简而言之，“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就是激发阅读兴趣。把激发读书兴趣和提升“语文素养”放在首位，力争在较高的层次上（相对高中而言），让同学们对语文与中国文化有感性的和一定系统性的了解，学会欣赏文学与文化精品，不断丰富自己的感受力、想象力，进而养成高品位的阅读习惯，让阅读成为一种终生受用的生活方式。　　现在全国时兴的通识教育，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要理清一系列问题：为何要通识教育？怎样开展？和专业教育有什么关系？教学效果如何等等。通识教育是指在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领域获取通识，是一种更利于培养健全人格和博雅精神的教育理念，应当是面对所有大学生的教育，属于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与专业教育可以互相补充。而现在许多大学的所谓通识教育，只是搞各种知识“拼盘”，或者学点琴棋书画、知道一点“国学”常识之类，这当然需要，却又是很不够的。通识教育的主干，应当引导学生接触人类文化经典。　　温儒敏说，在短短三四年宝贵的大学时光，与其浮光掠影读许多 “节选”或概论，东张西望听各种“好听”的讲座，还真不如通读一二十种经典。各种“概论”、“文学史”、“哲学史”和“艺术史”也有用，可以提供基本的知识背景和书目，但这不能取代原典的通读。要读一些基本的经典，文科理科都要读。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阅读经典，要的就是那种了解、思考、涵养的过程，这是精神成长的必须途径。　（记者陈小雁王睿）; 个人分类: 边看边说|2555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卢新宁：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 热度 2 whm669 2012-11-6 10:05; 卢新宁：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　　主题：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致辞　　时间：2012年7月1日　　地点：北京大学　　卢新宁，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级本科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　　精彩摘要：　　这个社会更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适应，而是北大人的坚守。　　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　　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　　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　　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　　演讲全文：　　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　　上午好！　　谢谢你们叫我回家。让我有幸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分享我亲爱的学弟学妹们的特殊喜悦。　　一进家门，光阴倒转，刚才那些美好的视频，同学的发言，老师的讲话，都让我觉得所有年轻的故事都不曾走远。可是，站在你们面前，亲爱的同学们，我才发现，自己真的老了。1988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你们的朗朗部长还是众女生仰慕的帅师兄，你们的渭毅老师正与我的同屋女孩爱得地老天荒。而现在他们的孩子都该考大学了。　　就像刚才那首歌唱的，“记忆中最美的春天，难以再回首的昨天”。如果把生活比作一段将理想“变现”的历程，我们只是一叠面额有限的现钞，而你们是即将上市的股票。从一张白纸起步的书写，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有可能。面对你们，我甚至缺少一分抒发“过来人”心得的勇气。　　但我先生力劝我来，我的朋友也劝我来，他们都是84级的中文系学长。今天，他们有的仍然是一介文人，清贫淡泊；有的已经主政一方，功成名就；有的发了财做了“富二代”的爹，也有的离了婚、生活并不如意，但在网上交流时，听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让我一定要来，代表他们，代表那一代人，向自己的弟弟妹妹说点什么。　　是的，跟你们一样，我们曾在中文系就读，甚至读过同一门课程，青涩的背影都曾被燕园的阳光，定格在五院青藤缠满的绿墙上。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我们之间横亘着20多年的时光。那个时候我们称为理想的，今天或许你们笑称其为空想；那时的我们流行书生论政，今天的你们要面对诫勉谈话；那时的我们熟悉的热词是民主、自由，今天的你们记住的是“拼爹”、“躲猫猫”、“打酱油”；那个时候的我们喜欢在三角地游荡，而今天的你们习惯隐形于伟大的互联网。　　我们那时的中国依然贫穷却豪情万丈，而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在苦苦寻找迷失的幸福，无数和你们一样的青年喜欢用“囧”形容自己的处境。　　20多年时光，中国到底走了多远？存放我们青春记忆的“三角地”早已荡然无存，见证你们少年心绪的“一塔湖图”正在创造新的历史。你们这一代人，有着远比我们当年更优越的条件，更广博的见识，更成熟的内心，站在更高的起点。　　我们想说的是，站在这样高的起点，由北大中文系出发，你们不缺前辈大师的庇荫，更不少历史文化的熏染。《诗经》《楚辞》的世界，老庄孔孟的思想，李白杜甫的词章，构成了你们生命中最为激荡的青春时光。我不需要提醒你们，未来将如何以具体琐碎消磨这份浪漫与绚烂；也不需要提醒你们，人生将以怎样的平庸世故，消解你们的万丈雄心；更不需要提醒你们，走入社会，要如何变得务实与现实，因为你们终将以一生浸淫其中。　　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　　也许有同学会笑话，大师姐写报社论写多了吧，这么高的调子。可如果我告诉各位，这是我的那些中文系同学，那些不管今天处于怎样的职位，遭遇过怎样的人生的同学共同的想法，你们是否会稍微有些重视？是否会多想一下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他们依然如此？　　我知道，与我们这一代相比，你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化远在你们踏上社会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国家的盛世集中在你们的大学时代，但社会的问题也凸显在你们的青春岁月。你们有我们不曾拥有的机遇，但也有我们不曾经历的挑战。　　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变成钱理群先生所言“精致利己主义”，世故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而北大会不会像那个日本年轻人所说的，“有的是人才，却并不培养精英”？　　我有一位清华毕业的同事，从大学开始，就自称是“北大的跟屁虫”。对北大人甚是敬重。谈到“大清王朝北大荒”江湖传言，他特认真地对我说：“这个社会更需要的，不是北大人的适应，而是北大人的坚守。” 　　这让我想起中文系百年时，陈平原先生的一席话。他提到西南联大时的老照片给自己的感动：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器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这应当就是国人眼里北大人的形象。不管将来的你们身处何处，不管将来的你们从事什么职业，是否都能常常自问，作为北大人，我们是否还存有那种浩然之气？那种精神的魅力，充实的人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绝学”，是否还能在我们心中激起共鸣？　　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今天的中国，同样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也正因此，中文系给我们的教育，才格外珍贵。从母校的教诲出发，20多年社会生活给的我最大启示是：当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那些能幸免的人，不仅因为坚强，更因为信仰。不用害怕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不用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明智，不要照原样接受别人推荐给你的生活，选择坚守、选择理想，选择倾听内心的呼唤，才能拥有最饱满的人生。　　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以朴素的设问提出了人生的大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事在人为，未来中国的分量和质量，就在各位的手上。　　最后，我想将一位学者的话送给亲爱的学弟学妹——无论中国怎样，请记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再黑暗。谢谢大家！; 个人分类: 观点|1130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知书、知耻与知足: 热度 6 Wuyishan 2012-10-11 11:28; 知书、知耻与知足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本文系作者在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毕业典礼上的主旨演说) 来源:新京报 2012年7月1日几天前，北大中文系举行毕业晚会，我因事未能出席。事先录制的视频，现场放映时，只有图像而没有声音。据说，我站在北大五院满墙翠绿的爬山虎前，哇啦哇啦说了五分钟，很深情的，就是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事后，主办的学生一再道歉，我说没关系。学生于是感叹：陈老师真大度，录像被消了音，也不生气。他们不知道，当初接受采访时，我说的是，系主任在毕业晚会上致辞，基本上说的都是“多余的话”。因为，此情此景，你能说些什么？劝学太严肃，祝贺太一般，勉励太空洞……真是天意呀，这段说了跟没说差不多的话，居然因技术原因丢失了，因此也就变得莫测高深起来，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其实，平日里主要是学生听老师的，到了毕业典礼，就应该是老师听学生的；这种场合，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全都心甘情愿当绿叶，或者“配合演出”。十年前，我指导的一位硕士生毕业后到外地工作，据她事后称，坐上了出租车，指挥着司机，右转，右转，再右转，再右转，一直绕着北大转了三圈，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离开。一开始，司机很愤怒，问：你到底要去哪里？看她哭成那个样子，反过来安慰：又不是生离死别，现在交通发达，随时可以回来嘛。她说：“你不懂！”确实，外人全都不懂，她是在悼念自己埋葬在未名湖边的青春岁月。事后，那女孩告诉我，那会儿，她哭得很伤心。停了一会儿，又补上一句：不过，也很幸福。是的，哭过，也就放下了。刚开始在大学教书，我对毕业典礼前后同学们的“过分热情”很不习惯，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才好。后来想明白了，凡是“无端狂笑无端哭”，都是别有幽怀。我曾开玩笑说，高考前夕的父母，以及离校前夕的毕业生，都是不可理喻的。旁人认为很好笑的举动，在他们则很正常。作为过来人，理解他们此刻的心境，不劝解，不打扰，也不嘲笑，默默地走开，这是对毕业生最好的尊重。当然，如果他们要求合影，你千万别推脱。毕业典礼上，作为嘉宾，你总得给同学们送上几句好话。“好话”可不好说，既要有教育意义，又不能讨人嫌。最近两年，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越来越喜欢“飙潮语”,演讲中夹杂大量网络语言，借此收获满堂掌声。如此不讲文体与修辞，过分追求“现场效果”，我很不以为然，去年曾撰文批评（《毕业典礼如何致辞？——警惕“根叔体”的负面效应》，《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8日）。现在，轮到我来致辞，该说什么好呢？以前，中国人喜欢攀亲戚、认老乡，现在教育普及，念大学的人越来越多，认校友于是成了另一种时尚。据说，你与哈佛毕业生交谈，三五句话，对方必定让你知道他是哈佛毕业的，导师是谁，有哪些著名的同学。在中国，北京大学毕业生也被人家这么嘲笑——特别喜欢将母校挂在嘴边。不要将母校挂在嘴上不要将母校挂在嘴上，但不能不将母校放在心里 ——你是名校毕业的，必须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毕业生走出校门，我都会叮嘱两句：第一，到了工作岗位，看不顺眼，可以提意见，但切忌动不动就说“我们北大如何如何”。你已不再生活在燕园，得努力适应新的环境。你的同事来自五湖四海，各大学争强斗胜，各有自己的一套。万一你的上司只是中专毕业，或者念的是“二本”，你这么伤人家的自尊心，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越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越得学会诚恳待人，谦恭处世。在中国，“名校毕业”是很好的象征资本，对你以后的发展非常有利。这也是很多人拼命考名校的原因。但这不必挂在嘴上，你的上司以及周围的同事全都知道。反过来，你必须用事实证明，你的“名校毕业”不是浪得虚名。我想叮嘱的第二句话是：不要将母校挂在嘴上，但不能不将母校放在心里——你是名校毕业的，必须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不管是学士、硕士还是博士，念了四年、七年还是十年，说到底，只是给你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走出校园后，是否有出息，还得靠自己努力。“成功人士”为了回报母校，常说自己如何如何得益于母校老师的谆谆教诲。这话不能完全当真——否则，怎么解释同一班级，有的成功、有的不很成功、有的很不成功？什么叫“成功”，各人看法不一。作为老师，也都立场及趣味迥异，有喜欢聪明的，有喜欢善良的，有喜欢听话的，也有喜欢漂亮的。但好老师一般都尊重学生的选择，当初因材施教，日后则欣赏同学们各尽其才，各得其所。大转型的时代，随时都有人掉队，有人陷落，也有人飞黄腾达。比起北宋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或者过去常挂在嘴边、现在略显生疏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更看好“守住做人的底线”——这年头，讲究“道德底线”，要求并不低。比起高扬理想主义大旗，我更想谈谈技术性的“三知”——“知书”、“知耻”与“知足”。如果允许的话，再添上一条“知天命”。上大学不就是为了“求知”吗？这“三知”很耐人寻味。 “知书”、“知耻”、“知足” “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也就是说，士大夫的无耻，乃整个时代堕落的表征。读书人历来讲究“知书达理”。诸位即将毕业，还有点书生气，估计还愿意亲近书本。但我知道，很多人毕业两三年后，就不读书了，忙于日常事务，或整天琢磨如何赚钱。前几年我回广州，老同学见面，说起某某人很痴、很傻，都毕业这么多年了，还在读书。说实话，那一瞬间，我心里一凉——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怎么能这么说呢？可见，很多人早已远离了书本。随着科技发展，书本的形态各异，不一定非“手不释卷”不可；但“知书”才能“达理”，那是永恒不变的。这里先提个醒：要是有一天，你半夜惊醒，发现自己已经好久不读书，而且没有任何异常感觉时，那就证明你已经开始堕落了 ——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管是贫还是富。不是说“读书”这行为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远离书本本身，说明你已经满足于现实与现世，不再苦苦追寻，不再奋力抗争，也不再独立思考了。第二，关于“知耻”。大家肯定记得《礼记·中庸》的话：“知耻近乎勇”。而明末清初大儒、那位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称：“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也就是说，士大夫的无耻，乃整个时代堕落的表征。在这个充满欲望的时代，我必须提醒大家，做人应“有所不为”。北大中文系77级同学聚会，我没资格参加，因我本科是在中山大学念的；我妻子参加了，回来说了一句，让我很感动。他们同学聚会，清点了好一阵子，很得意——三十年了，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进去”。这年头，诱惑那么多，77级大学生又身逢其时，占据那么好的位子，居然没有人因贪污受贿等罪名而入狱。如此“清白”，值得庆贺。诸位，今天落网而被法办的贪官，有不少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所以，在清点同学中有多少人当大官、赚大钱、为母校赢得光荣的同时，也请向北大中文系77级学习，清点一下同学中是否有“进去”的。名校毕业生，能认认真真做人，清清白白处世，也很值得骄傲。第三，关于“知足”。有一回，北大中文系请老教授袁行霈先生给学生谈学问与人生，袁老师说到什么是“幸福”：你生而为人，而不是猪或狗，这是幸福；你长大成人，没有夭折或大病缠身，这是幸福；你有足够的智力与机遇，读大学、而且念的是北大，这更是万幸，应该学会感恩。他最后说到，生活在“伟大的时代”，那可能见仁见智；但袁先生演讲的立意很好——长存感恩之心。感激父母，感激家乡，感激老师与同学，感激这个时代。这么说话，听起来很“道德”、很“说教”，可随着年龄增长，阅世日多，你会逐渐领悟这个道理。《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我之强调“知足”，不是功成名就后为避祸而采取的特殊策略，而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感恩”。在我看来，当下中国人，最大的心理隐患就在于怨毒太深，而感恩太少。本来还想添上一句“知天命”，怕被过度解读，免了。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诸位还没到“而立”之年，似乎不该说得那么早。可我理解的“知天命”，是指洞察人生的局限性——才情不同、机遇不同、时代不同，再心高气傲的人，你也必须明白，耕耘与收获并不一定同步。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必须学会“尽人事而听天命”，这样，才能真的“知足”而“常乐”。我们都离不开大时代要警惕“过度自恋”，不断反省自己走过的路，是否已经尽了力，留下多少遗憾，有没有愧对这个时代？说过了沉重的，再说点轻松的。诸位走出校园后，何时“重归苏莲托”呀？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首歌，传唱很广：“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这是典型的八十年代风格，“理想”与“大话”齐飞。我们都知道，“光荣”不仅“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也属于每一代有为的年轻人。为什么强调二十年后重相会？原因是，这首歌写于1980年，二十年后，那就是2000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个口号——到本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想说的是：这么多同学，“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实在有点太迟了。大学毕业时，我随口说了句“十年后见”。为什么是“十年”？我也搞不清楚，后来逐渐琢磨出来了。 “五年”太短，山高水长，还没见出分晓呢；三十年又太长，差不多快要退休了。“十年”不长不短，正合适。而且，以我的体会，毕业后第一个十年非常重要，上下求索，不断拓展，确定自己的位置及奋斗方向。十年后，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大体上已心里有数，以后就是如何往前走的事了。再过几天，我们这些77、78级大学生，也要白头相聚，纪念毕业三十周年了。发言稿我还没写，但题目早有了，那就是《我们和我们的时代》。我想说的是，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欢笑与责任、激情与泪花、得意与失落。要警惕“过度自恋”，不断反省自己走过的路，是否已经尽了力，留下多少遗憾，有没有愧对这个时代？使用“时代”这样的“大词”，容易被敏感的年轻人讥讽；可我认定，“大词”也自有其存在价值。你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其实离不开大时代。我们这代人——约略等于你们的父母辈，走过了九曲十八弯，因特殊缘故，“文革”结束后才上了大学，从很低很低的地方起步，一步深一步浅，三十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好在基本上走的是上坡路，虽然很辛苦，但有期盼，因而也略有成就感。你们这一代，起点比我们高多了，也正因此，要一直往上走，比我们更吃力。三十年后，希望你们也举行这样的聚会，也能欣然告诉后来者，说你们活得很充实，因此，也很幸福。祝福大家。; 个人分类: 鼓与呼|2627 次阅读|10 个评论

[转载]陈平原：中文人的视野、责任与情怀: 热度 3 Wuyishan 2012-7-17 11:06; 陈平原：中文人的视野、责任与情怀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也许你从小就喜欢文学，进入北大中文系，乃如愿以偿；也许你不是第一志愿进来的，一开始有点委屈。但这都没关系——四年乃至十年的熏陶，定能换来你一声“不虚此行”的感叹；而且，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你会以曾就读北大中文系为荣、为傲。因为，有些大学乃至院系的好处，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追求“惊鸿一瞥”时的“尖叫”，那不是我们的风格。中文系的好看与耐看，必须浸润其间，才能逐渐体会到。不久前，东京大学荣誉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著名的中国戏剧史专家田仲一成先生来访，交谈中，提及一趣事。当初他本科读的是东大法学部，研究生才转为中国文学研究；很多人认为他明珠暗投，是头脑进了水。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法学部的同学毕业后当官，风光了一阵子，如今全都退休在家，无所事事。只有他，今年满八十，还经常受邀演讲，兴致勃勃地东奔西跑。说起年轻时的固执己见，田仲先生非常得意——这是可以干一辈子的活，而且越干越来劲，越老越精彩。所谓“老而弥坚，不坠青云之志”是也。有更多的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写自己愿写的文，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不是很幸福的事情吗？我在很多场合发言，从不掩饰对于文史哲、数理化等所谓“长线专业”的偏好。今人喜欢说“专业对口”，往往误将“上大学”理解为“找职业”；很多中国大学也就顺水推舟，将自己降低为“职业培训学校”。在我看来，当下中国，不少热门院系的课程设计过于实用化；很多技术活，上岗前培训三个月足矣，不值得为其耗费四年时光。相反，像中文系的学生，研习语言、文学、古文献，对学生的智商、情感及想象力大有裨益。走出校门，不一定马上派上用场，但学了不会白学，终归会有用的。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在一个“金钱当道”的时代，要学会大声说出我们的好处。去年春天，为了劝说中学生报考中文系，我接受了《中国青年报》的专访。这篇访谈，原题为《写给可能的“中文人”》，在《中国青年报》2011年2月28日刊出时，改题为《北大陈平原：将求学与致富挂钩是对大学的误解/选专业别为虚名所累，要考虑自己的性格与才情》。这么一改，主旨是明确了，可文章缺了点韵味。想当初，谢冕老师听说我要去报纸上做“招生广告”，直表扬我“很伟大”。接着，给我讲了个相当无奈的故事：老朋友的孩子考大学，征求他意见，他回答得干脆利落：孩子够不够聪明？若聪明，首选北大中文系。结果呢，人家笑他迂阔，“不知今夕何夕”。我欣赏谢老师的坦率与执着，也认同他的基本判断；只是时代不同了，我将发言姿态尽可能降低。当被问及人文学科不再占据舞台中心，有心就读中文系的学生该如何自处时，我的答复是：所谓“占据舞台中心”，指的是比较能吸引公众目光，如此而已，不含价值评判。上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兴起后，人文学就不如社会科学吃香了。体现在大学招生中，以文科考生为例，80年代首选“中文”，如今则首选“经管”。变化的原因，不是知识类型，也不是师资水平，而是毕业生的薪水。这是整个社会需求及工作性质决定的，没什么好抱怨。关键是个人志趣。切忌盲目追求“热门专业”，因那不见得适合你的性格与才情，而且，今天热门明天冷门，不是你能预料的。很高兴诸位目光敏锐，志向远大，正确地选择了北大中文系，很好地兼及了个人兴趣与就业前景。如今，诸位已完成学业，即将走出校园。此时此刻，你们必定对未来充满憧憬，但也请稍为“顾盼”一下前后与左右：想想你的同学，想想你的老师，想想你的校园，想想你埋藏在燕园的青春记忆。很可能，因学业紧张或感情纠葛，你有过不太顺心的日子；也很可能，你对校方的管理以及老师的授课不太满意。但，这一切都过去了。为了轻装上阵，建议你将“羡慕嫉妒恨”全都埋葬在未名湖边，贴上封条。十年后，你自己来启封，并细细品鉴，那是很有意思的事。各位，十年后归来，中文系的老师们，绝不会检查你是否腰缠千万。生活上过得去，精神上很充实，学术上有成绩，那是我们对于学生的期盼。是否发财，不应该是大学衡量学生成功与否的标准；起码，在中文系教授眼中，“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耻辱和失败”。再说开去，若你一夜暴富，钱财来路不明，你想捐献，我们都不敢要。请各位记得，在校时，你我是师生；毕业后，你我就是朋友——如果可以成为朋友的话。传统中国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无论对于学生还是老师，这古训都太可怕了，乃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在我看来，所谓辈分高低，只是过眼云烟。三百年后，若真的有幸被提及，除非是专门研究或铁杆粉丝，谁能分辨哪个是学生哪个是老师？最可能的提法是：他们是北大中文系的系友。在大学当老师，有一个好处，每年一次参加毕业典礼，随着毕业生放飞自己的梦想。有幸在毕业典礼上致辞，既需激励学生，也该警醒老师——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怎么办？“前浪”不该过早停下脚步，还得尽量往前赶。在这个意义上，这毕业典礼，既属于朝气蓬勃的毕业生，也属于自强不息的指导教授。但愿如此。来源: 中华读书报作者: 陈平原; 个人分类: 换一个角度|3159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钱理群致青年人：脚踏大地仰望星空: liyibo666 2012-5-3 18:52; 钱理群致青年人：脚踏大地仰望星空 “要使我们获得健全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一是如何脚踏大地，如何和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联系；另一个就是如何仰望星空，有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生活的精神的追求。”这是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对青年朋友说的话。多年来，这位已从北大讲台退休的鲁迅研究专家依然活跃在青年当中，人们也一直在关注他的理论研究进展，关心他今天的生活状态。钱理群是校园一道风景从1985年到2002年退休，钱理群是北大课堂一道独特的风景。对北大学子来说，在曼妙的青春年华，能够近距离聆听钱理群讲鲁迅，绝对是可以滔滔不绝炫耀并认为是幸福的事了。钱理群在北大开设17年鲁迅研究课程，在鲁迅与青年学生之间，钱理群是一座桥梁。然而，聆听钱理群绝对谈不上轻松，你只有紧张感和压迫感。这种感觉来自他“汹涌的激情”和“深刻的见解”。著名学者孔庆东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挟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孔庆东的鲜活叙述，再现了钱理群讲课的风采，但其实钱老师嘶哑浑厚的嗓音，听起来着实迷人，也是一种享受。过去很多年的今天，每个人的记忆中都应该还能闪烁着另一个情节，那就是不停地换教室。从一百人的，到两百人的，到五百人的，只要是钱老师讲课，教室的容量总是显得局促，不管多大的房子总会被坐满，窗台上、讲台上、过道上，本校的学生、进修的老师、慕名而来的旁听者。走在校园里的钱理群依然是一道风景。同学们前呼后拥地围着他，有帮他拎包的，有帮他拿茶杯的，有请教问题的，有要求签名的，像仪仗队一样，在北大校园迤逦而过。钱老师在讲过课以后，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继续和同学交流讨论，只有到暮色苍茫中，人们才能发现他匆匆回家的身影…… 钱理群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著名人文学者。 1939年1月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 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 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后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2002年退休后，继续与青年朋友以各种方式交流对话。最高兴和青年聊天已退休的钱理群这几年更忙了，他把讲台延伸到了全国各地，从南京到杭州，到厦门、到汕头、到贵阳、到遵义、到上海、到天津……把钱老师所到之处在地图上标注下来，将清楚地显示出他已经走过全国各地。所到之处，演讲、座谈、讨论，各地的学子在“钱理群来了”的喧闹声中聚集在他的周围，听他讲鲁迅，讲大学和中学教育，讲农村建设和改造…… 和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聊天，应该是钱理群最高兴的时刻。钱老师家的客厅永远窗明几净，而钱老师的样子实在很像弥勒佛(钱老师家有一尊弥勒佛像，别人和钱老师自己都认为那是他自己)，大家如同围着一尊现实版弥勒佛一样环绕在他周围，那氛围自当别样。他的激情叙述，他的智慧光芒，他的深忧隐痛，他的天真可爱，充盈着整个客厅，也充盈着每个人的心灵。每有这样的“聚聊”，忙里忙外的师母总会在钱老师话匣子大开的时候适时地微笑着搭讪一句：“又在纸上谈兵”。钱老师便仿佛醒悟过来，连忙摆摆手：“我不说了，不说了，我说的太多了，你们说，你们说吧。”时间无声无息地在客厅里缓缓流逝，不知不觉中，窗外的艳阳已变夕阳…… 总欣慰“青年崇拜” 钱老师自己说，他生命中有四个情结：北大，贵州，鲁迅，青年。北大和贵州是他生命的基点，鲁迅和青年学生是他一生的情之所系。他的写作和演讲有明确的对象，那就是青年人。钱老师对青年的关切与偏爱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的“单纯”，容易相处，不如说主要是因为青年是创造‘希望’的动力。他的第一本专著《心灵的探寻》前面有一个献辞：“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人”。钱老师与青年的“纠缠”也遭到一些人的批评，说他有“青年崇拜”的倾向。对这一点，他有清醒的反省，也从不回避。钱老师自己曾说一切都看透了，唯一没有看透，更准确地说，唯一不敢看透的，是青年人，是孩子们。如果青年、孩子都看透了，那还有什么希望呢？ 2008年出版的《致青年朋友》，是钱理群与青年大学生进行心灵对话与交流的纪录，收录了他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十六篇演讲，还有部分他与各地青年交流的书信。他说：“我最感欣慰的是，这样的对话与交流，无论是青年大学生，还是我自己，都没有感到有什么障碍，每次演说、通信，都达到了我所期待的生命的互动。我们彼此都有很多收获。”在这些讲演和通信中，他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提醒青年朋友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告诉青年朋友怎样唤醒内心的光明，活出生命的庄严与诗意。更令人鼓舞的是，他还为青年寻找行动的路径：“从能够改变的地方做起”，“脚踏大地，仰望星空”，到社会生活中去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这些“带着体温的思想，承载希望的激情”的语词，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为广大的青年朋友开启了广阔的精神空间。一路寻黎明的感觉钱理群出生于中国多灾多难的时候，于是他的身世、家庭和经历中，几乎铭刻着二十世纪中国所有的苦难记忆——民族的、国家的、政党的、家庭的、个人的，他一直说，他的精神成长与个人的苦难记忆有很大的关系。有着苦难记忆的钱理群，内心向往的人生境界是“黎明的感觉”，这是他在阅读梭罗的《瓦尔登湖》时提炼出的一个概念。就是每一天早上醒来，都意味着一段新的生命的开始，一切对你来说都是新鲜的，你应该用新奇的眼光和心态去发现。每次见到钱老师，他总是很忙，他说他有规模宏大的研究计划，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地方要去，让人感觉钱老师始终“在路上”。他送给学生著作，一本又一本，前一本还没看完，后一本又送来了，真有点应接不暇。 2009年3月1日，钱老师迎来了70岁的生日，学生们送给他一副对联：“七十年风雨身世同国运留胸中不悔情怀只缘所爱为大爱，三十载北大桃李满天下使青年常坐春风乃因激情最真情。”但是在大家的祝福声里，并没有看到钱老师陶醉的样子。他若有所思地说：“关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大家都没有真正理解”。房间里，回荡着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烛光摇曳中，钱老师陷入沉思。窗外春风沉醉，车来车往。夜正长，路正长，你不由得想起他讲述的鲁迅的“过客”的声音：“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 关于中学教育要用我们民族与全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品来滋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为他们的终生学习与精神成长打底。关于大学和大学教育在我看来，或者说在我的理想中，今天的大学特别需要“沉静”、“清洁”和“定力”，即“静、沉、定”这三种精神力量。当整个社会陷于喧闹，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被腐败所污染，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于浮躁，大学，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就应该有定力。关于青年我常常想，一个人最合理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用两句话来形容，就是“脚踏大地，仰望星空”。作为人来说，尤其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要使我们获得健全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一是如何脚踏大地，如何和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联系；另一个就是如何仰望星空，有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生活的精神的追求。关于自己我个人更喜欢书斋里的生活，所以我一直很重视自己作为学者的身份。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这使我有了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底层情怀以及民间立场。这决定了我不能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就要破门而出，关注社会问题。永远的面条钱老师在生活享受方面很不会讲究。据说刚到北京，爱人还没有调来时，他的小屋总是凌乱的，吃的则是“永远的煮面条”。还好的是，吃面也有过发展，那就是从“永远的煮面条”到“永远的加州牛肉面”。任教时，每次讲过课以后，钱老师都要去北大南门吃加州牛肉面，那时还是六块钱一碗。课讲得越高兴，牛肉面吃得也越高兴。很多同学一起去蹭他的饭，一坐几排桌子，他会不停地招呼：“不够再加，不够再加！” 钱老师在吃饭方面的不讲究，竟和同为中文系教授的陈平原先生相映成趣。北大中文系流传一句话：“陈平原说好吃的一定是好吃，钱理群说难吃的肯定是难吃。”这里是指两位老师在生活上不同的口味标准。后来这句话演变为两位老师在评审学生论文时的不同：“陈平原说好的一定是好，钱理群说不好的肯定是不好。”这说明陈老师对论文要求很严格，钱老师则非常宽容。手写的回信钱老师几乎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读者的来信。这些信，有的是请教问题的，有的是解决心灵困惑的，有的请托事情，有的单纯就为寻找倾诉对象……对于这些来信，钱老师大部分都会给予回复！钱老师回信一般是手写，然后邮寄，有时一次就寄出七八十封。钱老师每年要花费大量时间写信、回信，这令身边很多学生不解。钱老师说，这来源于他的“底层经历”。钱老师自己曾在贵州下放18年，对身处底层人的心情有切身体会。来信者，大都是偏远地区底层的人。他们肯定在生活上、精神上有一些难处和困境，这才慕名写信求助。“对你来说回封信只是十几分钟的事，对人家来说可能意义很大。” 倾诉的对象钱老师认为，一个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倾听者，在今天这个社会，年轻人很需要倾诉的对象。他曾接到一个有绝望倾向的女孩子的信，钱老师立刻回信告诉那姑娘，虽然他帮不了她具体的什么忙，但他想让她知道，远方，有一个老人可以听她倾诉……; 46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北大中文系教授撰文谈中国大学的五种“重病”: 热度 1 tangminqian 2012-1-15 10:46; 乌有之乡文章中心风华正茂正文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1/201201/286463.html 北大中文系教授撰文谈中国大学的五种“重病 ” 作者温儒敏（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新华网 2012 年 01 月 08 日 15:59:44 来源：羊城晚报　　本报 2011 年 12 月 18 日的人文周刊·广角版曾对清华大学教授格非进行专访，并以专题报道的形式关注作家纷纷进入高校的现象。格非直言，“高校不见得比社会更纯洁”。高校之弊非止一端，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长年久居高校，深谙其中之道，特撰此文，指陈其五种“重病”——— 　　这十多年来，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学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更多年轻人有机会上大学，这是巨大的成就。但是，从多数大学目前的情况看，前进中也出现新的问题，甚至是“重病”，我把它概括为“五病”——— 　　 “一病”：市场化　　病例：北大校园到处都是广告横幅，谁有钱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讲台　　病因：教育投入仍然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均　　病症：大学不断扩招，靠获取学费来维持运行；办各种班“创收” 　　病害：赚了一些钱，风气坏了，人心野了　　这种趋向日益严重，对大学教育产生致命的伤害。原因是教育投入仍然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均。每年两会都有代表提案，要求加大对教育投入。这些年基础教育的投入的确增加了，但高等教育欠账很多。这是关键问题。国家投入不够，学校要自己去赚钱，不少大学只好不断扩招，靠获取学费来维持运行。还有就是“创收”（这个词对于学校来说很不好），办各种班，赚了一些钱，可是风气坏了，人心野了，老师哪有心思教学？现在学校的商业气氛越来越浓，越来越世俗、庸俗。　　进北大校园看看，太热闹了，到处都是广告横幅，什么班都可以进来办，而且很多都是老板班、赚钱班。谁有钱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讲台。结果弄得大学生刚进来就心急火燎，急于找各种赚钱门道。什么时候能让北大重新找回“博雅”的气氛呢？　　再说老师的心态也受到影响。我们许多教授往往身兼数职，有的很少时间真正放在教学上、放在学生的学习上。中国有这么多好的年轻人，为什么培养不了？现在名教授都不教本科。为什么？全部为自己的利益去了，所以大学生的程度比以前明显降低。师资外流现象非常严重，更严重的是败坏了校风。北大有些院系教师的收入非常高，甚至可能比某些基础学科教师的收入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容许一部分老师“先富起来”，多拿一些钱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不能没有管理，否则有些教授可能就是为钱上课，而且造成校内贫富不均，两极严重分化，学校成了市场，人心搞得很势利，既不利于校风建设，也不利于学科建设。　 “二病”： “项目化生存” 　　病例：在山东大学给本科生上课竟成了新闻　　病因：现有学术生产管理体制的量化要求，特别是理科与工科的研究；追逐利益，项目都有钱　　病症：没完没了争做各种项目。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玩手段走过场，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　　病害：浪费人生，浪费资源，学术腐败　　所谓“项目化生存”，是对那种没完没了争做各种项目的描述，特别是那些很可能只是泡沫、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项目，不断对付着做，实在浪费人生，浪费资源。为什么要这样？年轻的老师不申请项目是不可能的，因为现有学术生产管理体制有这种量化要求，特别是理科与工科的研究，往往就是通过项目来实行的。还有，就是追逐利益，项目都有钱，有些老师其实就是奔着钱去申请项目的。这其实也是市场化的弊病。　　现在学术腐败严重，假成果、假学问遍地都是，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过程普遍玩手段走过场，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现在很多人当上教授就整天过“项目化”生活了，很少给本科上课，是不正常的。我近 30 年几乎每隔一年就要给本科生上课，上个学期还给一年级上基础课。这学期来山东大学，学校很照顾我，不给我什么限制，可是我自己觉得既然当老师，上课是基本的工作，这学期就给文学院的本科生上课。本是份内的普通的事情，没想到此间报纸还当做新闻专门报道。可见现在“项目化生存”多么严重。　现在社会以实用技能为标准收罗人才，舆论更被市场的泡沫所左右。人们为谋生而学习，没有内在的事业冲动，上大学无非是毕业后好在人才市场上找到买主，卖个好价钱。这种短视的观念严重挖空大学文化的基石，腐蚀现代精英的人格品质。 “三病”：平面化　　病例：吉林大学几乎把长春的主要几个大学全都合并　　病因：追求大而全　　病症：大学合并　　病害：办学个性与特色丢失　　大学越来越失去个性特色，就是平面化、均质化了。原因之一是都搞大而全，都在升格。大学合并本来也有好处，对 …… 分工狭窄、体制封闭、低水平重复、小而全的高校办学模式，尤其对打破多年的利益集团化、沼泽化有好处，利于“清淤消肿”。但许多大学合并，就是贪大求全，原有一些传统特点就丢失。　　吉林大学几乎把长春的主要几个大学全都合并了，规模之大，令人感叹：不是吉林大学在长春，而是长春在吉大了。于是吉大自己原有水平也扯平了，特色淡化了。武汉原来有个水利学院、还有个测绘学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上中学时就知道，现在合并到武汉大学了，融合一块了，文章发表的指标上去了，可是特色也不见了。北大幸亏没有和清华合并。大学办学个性与特色的丢失，是个大问题，现在都“平面化”了。　 “四病”：官场化　　病例：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　　病因：大学官场化，谁当领导谁就得到更多资源　　病症：在各种场合会看到人们互称官衔，就好象在政府机关里面一样　　病害：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　　现在是按照官场那一套给学校管理人员套行政级别，学校也有所谓副部级、正厅级等等之分，动机也未必是坏的，可能是为了帮助学校争取资源吧。但后果很不好，助长学校的官本位风气。政府部门有些上不去的官员，就去大学做校长、书记，还不是促使学校越来越官本位？院系一级的党委书记有的也高度职业化，都是外派的，不懂业务，就很难进入状态（这方面北大好一些，院系一级党政领导几乎全都是本院系的老师，不当这个“领导”了，就回去当老师）。　　现在大学官场化，谁当领导谁就得到更多资源，以致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有点可悲。不是处长不重要，是这种风气不适合学校。管理对于学校教学科研的运行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但管理不等于领导，而是服务教学科研（不是服务教师）。管理做好了应当很有成就感，但管理不应当是当官。　　我到过一些学校，看到有些院系支部书记的权力都很大，可以支配院长、系主任，一级一级官阶很鲜明，在各种场合会看到人们互称官衔，就好象在政府机关里面一样。我当中文系主任多年，系里很少称呼我“温主任”的，那样称呼会让我不舒服。许多大学的官本位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只要有一官半职，地位就比教授、老师、学生要高，甚至动辄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面，怎么可能会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　　更严重的是许多大学书记和校长职责分不清， …… “两个一把手”，党政不分，谁最终负责？往往就是谁强势谁就真正“一把手”，弄不好还彼此矛盾争斗，影响工作。这个问题好像很难解决，但总要想想办法，有所改进。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传统宗法制度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的劣根滋长，腐蚀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　 “五病”： “多动症” 　　病例：北大搞实验班，搞了几轮，搞不下去了，也没有总结，接着又搞“元培学院” 　　病因：主管部门往往为了显示政绩，搞“教育的 GDP ” 　　病症：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搞什么“战略”、“工程”之类，名堂、花样让人目不暇接　　病害：折腾效果值得怀疑　　 …… “多动”，是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搞什么“战略”、“工程”之类，名堂、花样让人目不暇接。意图可能是好的，可是效果值得怀疑。　　教育有滞后性，不能老是变动。有些试验要跟踪多年才能下结论。比如北大搞实验班，搞了几轮，搞不下去了，也没有总结，我称之为“无疾而终”。接着又搞“元培学院”，也是着急出经验，弄到现在全国都在摹仿。北大本科教育还是比较成功的吧，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即使试验，也要有个过程，有跟踪。我们都有点沉不住气，老想改革，就是不愿意下功夫。比如我们大学教师到底在本科教育上面下了多少力气，这才是大问题。　　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为了显示政绩，搞“教育的 GDP ”，所以“多动”。但学校应当有自己主心骨，尽量抑制“多动”。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9 年，全国大学的中文系几乎全都“升级”为学院了，我说不必去跟风，即使要变学院，那也等全国的中文系都“升级”完了我们再升格吧。现在全都“升级”了，这里还是岿然不动。我不当系主任了，以后北大中文系是否升级为文学院，也就不可逆料了。我们大可不必在“名堂”上下功夫。　　针对“多动”，我们这些年提倡“守正创新”，在比较艰难的条件下，教学科研以及课程建设还是维持在较好的水平。这也得益于北大的宽容，校方没有逼着我们“多动”。在许多情况下，改良比改革更切实。办教育和办工厂不一样，教育需要积累，不宜变动太过频繁。我们把“守正”放在“创新”前面，是想说明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基础性，不赞成浮躁的教育“大跃进”。我们能做的不过是要坚守最基本的人文道德精神，并且将之付诸于积极的建设。; 个人分类: 大学政策与管理|1393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北大中文系教授撰文谈中国大学的五种“重病”: lxj6309 2012-1-8 16:38; 2012年01月08日 15:59:44 来源：羊城晚报 2012年01月08日 15:59:44 来源：羊城晚报　　本报2011年12月18日的人文周刊·广角版曾对清华大学教授格非进行专访，并以专题报道的形式关注作家纷纷进入高校的现象。格非直言，“高校不见得比社会更纯洁”。高校之弊非止一端，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长年久居高校，深谙其中之道，特撰此文，指陈其五种“重病”——— 　　这十多年来，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学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更多年轻人有机会上大学，这是巨大的成就。但是，从多数大学目前的情况看，前进中也出现新的问题，甚至是“重病”，我把它概括为“五病”——— 　　“一病”：市场化　　病例：北大校园到处都是广告横幅，谁有钱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讲台　　病因：教育投入仍然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均　　病症：大学不断扩招，靠获取学费来维持运行；办各种班“创收” 　　病害：赚了一些钱，风气坏了，人心野了　　这种趋向日益严重，对大学教育产生致命的伤害。原因是教育投入仍然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配越来越不均。每年两会都有代表提案，要求加大对教育投入。这些年基础教育的投入的确增加了，但高等教育欠账很多。这是关键问题。国家投入不够，学校要自己去赚钱，不少大学只好不断扩招，靠获取学费来维持运行。还有就是“创收”（这个词对于学校来说很不好），办各种班，赚了一些钱，可是风气坏了，人心野了，老师哪有心思教学？现在学校的商业气氛越来越浓，越来越世俗、庸俗。　　进北大校园看看，太热闹了，到处都是广告横幅，什么班都可以进来办，而且很多都是老板班、赚钱班。谁有钱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讲台。结果弄得大学生刚进来就心急火燎，急于找各种赚钱门道。什么时候能让北大重新找回“博雅”的气氛呢？　　再说老师的心态也受到影响。我们许多教授往往身兼数职，有的很少时间真正放在教学上、放在学生的学习上。中国有这么多好的年轻人，为什么培养不了？现在名教授都不教本科。为什么？全部为自己的利益去了，所以大学生的程度比以前明显降低。师资外流现象非常严重，更严重的是败坏了校风。北大有些院系教师的收入非常高，甚至可能比某些基础学科教师的收入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容许一部分老师“先富起来”，多拿一些钱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不能没有管理，否则有些教授可能就是为钱上课，而且造成校内贫富不均，两极严重分化，学校成了市场，人心搞得很势利，既不利于校风建设，也不利于学科建设。　　“二病”： “项目化生存” 　　病例：在山东大学给本科生上课竟成了新闻　　病因：现有学术生产管理体制的量化要求，特别是理科与工科的研究；追逐利益，项目都有钱　　病症：没完没了争做各种项目。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玩手段走过场，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　　病害：浪费人生，浪费资源，学术腐败　　所谓“项目化生存”，是对那种没完没了争做各种项目的描述，特别是那些很可能只是泡沫、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项目，不断对付着做，实在浪费人生，浪费资源。为什么要这样？年轻的老师不申请项目是不可能的，因为现有学术生产管理体制有这种量化要求，特别是理科与工科的研究，往往就是通过项目来实行的。还有，就是追逐利益，项目都有钱，有些老师其实就是奔着钱去申请项目的。这其实也是市场化的弊病。　　现在学术腐败严重，假成果、假学问遍地都是，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过程普遍玩手段走过场，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现在很多人当上教授就整天过“项目化”生活了，很少给本科上课，是不正常的。我近30年几乎每隔一年就要给本科生上课，上个学期还给一年级上基础课。这学期来山东大学，学校很照顾我，不给我什么限制，可是我自己觉得既然当老师，上课是基本的工作，这学期就给文学院的本科生上课。本是份内的普通的事情，没想到此间报纸还当做新闻专门报道。可见现在“项目化生存”多么严重。　　现在社会以实用技能为标准收罗人才，舆论更被市场的泡沫所左右。人们为谋生而学习，没有内在的事业冲动，上大学无非是毕业后好在人才市场上找到买主，卖个好价钱。这种短视的观念严重挖空大学文化的基石，腐蚀现代精英的人格品质。　　“三病”：平面化　　病例：吉林大学几乎把长春的主要几个大学全都合并　　病因：追求大而全　　病症：大学合并　　病害：办学个性与特色丢失　　大学越来越失去个性特色，就是平面化、均质化了。原因之一是都搞大而全，都在升格。大学合并本来也有好处，对50年代以来形成的分工狭窄、体制封闭、低水平重复、小而全的高校办学模式，尤其对打破多年的利益集团化、沼泽化有好处，利于“清淤消肿”。但许多大学合并，就是贪大求全，原有一些传统特点就丢失。　　吉林大学几乎把长春的主要几个大学全都合并了，规模之大，令人感叹：不是吉林大学在长春，而是长春在吉大了。于是吉大自己原有水平也扯平了，特色淡化了。武汉原来有个水利学院、还有个测绘学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上中学时就知道，现在合并到武汉大学了，融合一块了，文章发表的指标上去了，可是特色也不见了。北大幸亏没有和清华合并。大学办学个性与特色的丢失，是个大问题，现在都“平面化”了。　“四病”：官场化　　病例：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　　病因：大学官场化，谁当领导谁就得到更多资源　　病症：在各种场合会看到人们互称官衔，就好象在政府机关里面一样　　病害：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　　现在是按照官场那一套给学校管理人员套行政级别，学校也有所谓副部级、正厅级等等之分，动机也未必是坏的，可能是为了帮助学校争取资源吧。但后果很不好，助长学校的官本位风气。政府部门有些上不去的官员，就去大学做校长书记，还不是促使学校越来越官本位？院系一级的党委书记有的也高度职业化，都是外派的，不懂业务，就很难进入状态（这方面北大好一些，院系一级党政领导几乎全都是本院系的老师，不当这个“领导”了，就回去当老师）。　　现在大学官场化，谁当领导谁就得到更多资源，以致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有点可悲。不是处长不重要，是这种风气不适合学校。管理对于学校教学科研的运行不可或缺，非常重要，但管理不等于领导，而是服务教学科研（不是服务教师）。管理做好了应当很有成就感，但管理不应当是当官。　　我到过一些学校，看到有些院系支部书记的权力都很大，可以支配院长、系主任，一级一级官阶很鲜明，在各种场合会看到人们互称官衔，就好象在政府机关里面一样。我当中文系主任多年，系里很少称呼我“温主任”的，那样称呼会让我不舒服。许多大学的官本位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只要有一官半职，地位就比教授、老师、学生要高，甚至动辄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面，怎么可能会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　　更严重的是许多大学书记和校长职责分不清，说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可是“两个一把手”，党政不分，谁最终负责？往往就是谁强势谁就真正“一把手”，弄不好还彼此矛盾争斗，影响工作。这个问题好像很难解决，但总要想想办法，有所改进。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传统宗法制度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的劣根滋长，腐蚀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　　“五病”： “多动症” 　　病例：北大搞实验班，搞了几轮，搞不下去了，也没有总结，接着又搞“元培学院” 　　病因：主管部门往往为了显示政绩，搞“教育的GDP” 　　病症：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搞什么“战略”、“工程”之类，名堂、花样让人目不暇接　　病害：折腾效果值得怀疑　　过去搞运动，反复折腾，是“多动”。现在也“多动”，是不断改革、创新，不断搞什么“战略”、“工程”之类，名堂、花样让人目不暇接。意图可能是好的，可是效果值得怀疑。　　教育有滞后性，不能老是变动。有些试验要跟踪多年才能下结论。比如北大搞实验班，搞了几轮，搞不下去了，也没有总结，我称之为“无疾而终”。接着又搞“元培学院”，也是着急出经验，弄到现在全国都在摹仿。北大本科教育还是比较成功的吧，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即使试验，也要有个过程，有跟踪。我们都有点沉不住气，老想改革，就是不愿意下功夫。比如我们大学教师到底在本科教育上面下了多少力气，这才是大问题。　　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为了显示政绩，搞“教育的GDP”，所以“多动”。但学校应当有自己主心骨，尽量抑制“多动”。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9年，全国大学的中文系几乎全都“升级”为学院了，我说不必去跟风，即使要变学院，那也等全国的中文系都“升级”完了我们再升格吧。现在全都“升级”了，这里还是岿然不动。我不当系主任了，以后北大中文系是否升级为文学院，也就不可逆料了。我们大可不必在“名堂”上下功夫。　　针对“多动”，我们这些年提倡“守正创新”，在比较艰难的条件下，教学科研以及课程建设还是维持在较好的水平。这也得益于北大的宽容，校方没有逼着我们“多动”。在许多情况下，改良比改革更切实。办教育和办工厂不一样，教育需要积累，不宜变动太过频繁。我们把“守正”放在“创新”前面，是想说明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基础性，不赞成浮躁的教育“大跃进”。我们能做的不过是要坚守最基本的人文道德精神，并且将之付诸于积极的建设。作者温儒敏（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个人分类: 教育|184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教育训练还是要严格，难以快乐: lxj6309 2011-11-9 11:44; 我长期为我国的经济学教育远落后于美国而郁闷，为大学是否应该严格要求而忐忑。今天早上来办公室之前读了《青年文摘》上的一篇《训练、才情与舞台》，是北大教授陈平原写的，觉得似乎找到了答案。来办公室到网上一搜，发现原文更长，是对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的报告。北大还是有不少清醒人的。但是，像北大陈平原教授这样等级的人物都这样焦虑，说明我们的教育确实问题很严重！说明我们的担心不是局部的和底层的。今把原文粘贴于下，希望有更多人讨论大学教育的改革方向和方式问题。文章中警言不少，我以自己偏好标了一下。陈平原：训练、才情与舞台时间 :2011 年 8 月 19 日作者：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来源 : 中华读书报谈论大学，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所谓 “ 人 ” ，既指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指向 “ 小荷才露尖尖角 ” 的大学生。我甚至认为，后者虽弱小，但代表未来，更值得重视。具体到某大学，只要有钱，著名教授是可以 “ 买进 ” 的，而学生却只能自己培养。所以，我喜欢谈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谈转瞬即逝的清华国学院，谈抗日烽火中的西南联大，且特别强调其如何 “ 善待学生 ” ，以及毕业生对于大学的意义。大学的声誉及命运，某种程度不是由教授、而是由学生决定的。换句话说，北大能不能 “ 世界一流 ” ，本科生及研究生起关键作用。我关心的不是学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数，而是着眼未来 —— 二十年或五十年后的某一天，当人们扳着手指评说各行各业的风云人物时，突然发现他们中很多人与某所大学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所大学就是 “ 一流 ” 。作为大学教授，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很幸福的事情。【可是，现在的许多学生都是奔官奔名去的，结果将如何？谁能得英才而育之？英才得谁而被育？】无论校长还是院系领导，其工作目标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学生创造好的学术氛围及生活条件。对于学生来说，能在北大念书，乃得天独厚，应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遇，发展自己。从小就被 “ 励志 ” 的你们，听惯了各种关于读书的老生常谈，已经是 “ 百毒不侵 ” 了。那好吧，我就讲个真实的故事。【如陈先生后文所说，现在许多是学生成就老师，不是老师成就学生。】前两天搭出租车回家，因在燕园上车，司机知道我是北大教师，于是大谈北大如何了不起。类似的好话听多了，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司机感慨家境不好，孩子只能就近入学，没能及早送进海淀或西城的好中学念书，因此，去年高考，上不了北大清华，只好选了北京工业大学。我赶紧解释，北工大也是好大学，是北京市重点扶持的大学；而且，孩子若真有才华，毕业后还可以到北大念研究生。我们接着聊。说起开出租车的艰辛，赚钱实在不容易，每天起早摸黑，劳作十几个小时，司机显得有点疲惫。我问： “ 那你供孩子上大学，是不是压力很大？ ” 没想到他马上精神抖擞： “ 不！没有任何问题。 ” 接着，又补了一句： “ 要是孩子能上北大，念多少年书我都能供。 ” 不瞒你们，那一瞬间，我落泪了 —— 真是 “ 可怜天下父母心 ” 呀。【是啊，学生及其家长奔名而去没有错，关键是所谓的名校名师能给与学生什么？仅仅是虚名吗？】 1977 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考取了中山大学。因高考作文登在《人民日报》上，父亲很是得意，说：早知道这样，我们应该报北大；要是你能上北大，我当了破棉袄也送你去。后来，我真的到北大念博士，毕业后又留下来教书。在我念书及教书那些年，父亲好几次病重住院，都是过了危险期才告诉我，而且叮嘱：路远不必往回赶。那年头，电话少，交通不发达，从北京回到我老家广东潮州，得三天时间。但即便如此，也不至于忙到没时间回去探望病重的父亲。每当母亲问他是否通知我时，父亲总说，他在北大，工作压力很大，不要打扰他。父亲去世后，我写过一篇《子欲养而亲不待》，感叹子女学业上的点滴成绩，根本不能跟丧父之痛以及未能报答养育之恩的悔恨相提并论。在座各位家境不同，但我相信，有很多人的父母，都像我父亲那样，把子女在北大念书这件事，看得很重很重 …… 在我看来，这是一所戴着耀眼光环，某种程度上被拔高、被神化了的大学。身处其中，你我都明白，北大其实没那么了不起 —— 就像所有中国好大学一样，这里有杰出的教授与学生，可也不乏平庸之辈。面对父母谈论子女时骄傲的神情、亲朋好友以及同龄人欣羡的目光、社会上 “ 爱之深恨之切 ” 的议论，作为北大人，你我都必须挺直腰杆。享受北大的 “ 光荣与梦想 ” ，也就得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你我都会碰到许多难以逾越的困境，记得身后有无数双殷切期盼的眼睛，就能尽力而为。下面的论述，基于一个假设：诸位志向远大，且有一定的才华，只是在如何处理 “ 训练 ” 、 “ 才情 ” 与 “ 舞台 ” 的关系时，需要略加点拨。其中的轻重缓急，因人而异，这里只能大而言之。关于 “ 训练 ” 为什么把 “ 训练 ” 放在最前面，因为，在我看来，那是 “ 教育 ” 的本意。教育不能把一个白痴变成天才，但能把一个中才变成专家。说实话，真正的天才，不需要你培养，我们只能顺其自然，观赏其如何在各种逆境中搏斗、挣扎、前行。 “ 伯乐 ” 之所以难得，不仅因其需要特殊的眼光与胸襟，更因 “ 千里马 ” 其实不常有，更极少主动凑到你跟前让你品鉴。我屡次说到，大学的难处在于如何 “ 为中才立规格，为天才留空间 ” 。天才可遇而不可求，大学能做的，就是创造好的学术氛围，虚位以待；偶尔发现一个，赶紧扑上去，全力辅助其发展，这样就行了。我反对把 “ 宝 ” 都押在这，对各种 “ 天才班 ” 的前景均不看好。在我看来，办学的主要目标是训练中才，而不是寻找天才。【每个层次的学校都有自己的中才与天才！】这么说，似乎有点悲观。但我更愿意从这个地方起步，思考大学课堂与研究生教育。没错， “ 江山代有才人出 ” ，问题在于，这 “ 才人 ” 的格局到底有多大，以及 “ 出 ” 在什么地方。做学术史研究的，常常感到困惑：有的时代天才成堆涌现，而另外的时代，即便声名最显赫的，也都不太精彩。倘若学问上 “ 一代不如一代 ” ，你怎么看？当然可以上下求索左右探寻，把这事给说圆了。我只想提醒大家：即便你我加倍努力，也都不见得能超越前人。做自然科学的，容易有 “ 进步 ” 的自信，因科技成果摆在那里，汽车就是比毛驴跑得快，飞机又更上一层楼。人文学者呢，你敢说生活在 21 世纪，就一定比唐人更能审美、比宋人更有道德？【此乃真言矣！】每年新生入学，老先生们都会谆谆教诲：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这一时刻，新生预支美好的未来，长辈确信薪火已经相传，双方其乐融融。我则经常泼冷水，告诫大家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你就是个普通的大学生、研究生，没什么了不起。缺少这种心理准备，不但成不了大事，还可能患上忧郁症。不要说竞争激烈、学业艰辛，单是从 “ 掌上明珠 ” 变成 “ 普通一兵 ” ，就让很多人无法适应。记得 1948 年吴组缃撰《敬悼佩弦先生》，提及朱自清不是那种大气磅礴、才华横溢、让你过目不忘的 “ 大师 ” ，初看他的为人及作品，觉得没什么了不得，甚至有点渺小、世俗。但他虔敬不苟，诚恳无伪，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断地前进，这点让吴先生及无数后人感动不已。吴文结尾，摘抄朱自清二十六岁时所作长诗《毁灭》的末段： “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 不再低头看白水， /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 打上深深的脚印！ ” 正因此 “ 笃定 ” 与 “ 平淡 ” ，成就了朱自清日后的辉煌。不只一个美国教授跟我说，你们北大学生有问题。听他 / 她们发言，确实很聪明；可到了写论文，为什么训练这么差？开始我以为是语言能力或文化隔阂，后来想通了，那是因为北大教授普遍重 “ 创造 ” 而轻 “ 基础 ” 。【惊人之语！】基于 “ 精英 ” 乃至 “ 天才 ” 的假设，认定自己的学生都能无师自通，拒绝进行 “ 操正步 ” 之类的练习。我们的选修课多是表演性质的，教授们讲得酣畅淋漓，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 —— 听众只需观赏，不怎么介入，故没能达成训练目标（参见陈平原《上什么课，课怎么上？》，《中国大学教学》 2011 年 2 期）。各大学情况不一样，有的管得太严，有的放得太松。北大人崇尚自由，希望无拘无束地生活。具体到学业，往往欣赏思想的火花，而看不起艰苦的技术活。在北大，说你很用功，那不是表扬，是嘲笑你没才气。学生中受推崇的，不是认真念书，而是不听课而能拿高分。因此，各位即便背地里下苦功，面子上也要故作潇洒 —— 别看今早考试，昨晚咱还连看两场电影呢。因筹备北大中文百年庆典，我翻看了好多毕业生撰写的回忆文章。有些自认为很幽默的说法，让我实在受不了。不只一篇文章表彰中文系老师 “ 人好 ” ： “ 在中文系念书，要想考试不及格，那是很难的 ” ； “ 除轰轰烈烈谈了几场恋爱，四年中似乎没学到什么 ” 。类似的自我调侃很多，写作者或许只是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不能太当真；可也隐约透露出，我们的教学管理可能太宽松了。有学生到哈佛大学念书，一年不见，瘦了很多；问起来，才知这一年中，没有凌晨两点以前睡觉的 —— 如果不全力以赴，成绩不好，就拿不到奖学金。一开始以为是特例，问了一圈，好多人都这样。学生们说，到美国念研究院，才知道燕园生活有多幸福，无忧无虑，功课压力那么小，玩一样就过来了。这就是中美教育体制的差异。在中国，中小学生最累，有高考的压力在等着；进入大学或研究院以后，压力突然消失，那就全凭个人自觉了。美国则相反，念小学中学很舒服，进入大学后，方才开始拼命念书。我是比较认同美国的教育体制的，小时候多玩玩，长大了才承受竞争的巨大压力。可诸位从小在中国念书，苦了那么多年，也不好意思不让大家喘口气。不过，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念研究院，单靠小聪明是不够的。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太聪明的人，其实不适合于做学问。因为，聪明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不愿意下死功夫，老想走捷径。捷径走不通，绕回来，发现自己落后了，更是着急，更得抄近路 …… 如此循环往复，最后不了了之。我当然明白，训练只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可请大家记得马克斯 · 韦伯《以学术为业》中的一句话： “ 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 ” 学院中人，过分专业化，确实有其弊病；可 “ 训练有素 ”—— 也就是所谓的 “ 专业化 ” ，依然是对学生本人、也是对指导教师的很好表彰。训练好的学者，不见得就能做出大成绩；但训练不好的，不可能走得很远。进研究院，拿博士学位，走的是专门家之路。至于 “ 无心插柳柳成荫 ” ，日后成为达官、富豪、慈善家、革命斗士，这都很好，但不是办学的本意。评判大学及研究院之成败，得看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否训练有素、充满探索精神且确有创造性成果。这就是 “ 专业 ” 与 “ 业余 ” 的差别 —— 前者全力以赴，几十年如一日，念兹在兹，而不是既当官又经商还写作、业余时间主持国家重点项目，那样的 “ 全能冠军 ” ，不可取。北大学生给人普遍印象是 “ 志大才疏 ” 、 “ 眼高手低 ” 。我对大家的 “ 志向 ” 与 “ 眼界 ” 很有信心，也很欣赏，需要修补的 “ 才 ” 与 “ 手 ” ，说白了，就是良好的学术训练。这也是我所理解的 “ 教育的功用 ”—— 让即便才华并非特别出众的人，也能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最终做出好的业绩。关于 “ 才情 ” 无论写诗作文、经商从政，都得有才情。做学问自然也不例外。基本训练完成后，剩下的，就是肯不肯下功夫、有没有好的发展机遇了。可是，同样很用功，有人突飞猛进，有人则始终上不去，为什么？这就说到天赋的问题。关于天赋才情，有几种类型，我略做描述：第一类，虽好学，但资质平平。似乎万事俱备，可就是 “ 东风不与周郎便 ” 。论文中规中矩，就缺那灵光一现，读后老觉得缺一口气。第二类，不是脑子笨，是暂时不开窍。这样的学生很多，调整得好，总会有豁然开朗的一天。北大中文系不主张研究生入学后马上撰写学位论文，而是希望在修课过程中不断调整姿态，等调整到位后，才进入论文写作。如此培养思路，好处是学生眼界高，视野开阔，缺点则是往往调整到位也就差不多毕业了；最后关头，紧赶慢赶，弄出个 “ 眼高手低 ” 的半产品，只好寄希望于毕业后继续努力了。第三类，有才华，但随意挥洒，不能善用其才。我在好多地方提及王瑶先生对我的教诲： “ 有 ‘ 才华 ’ 是好事， ‘ 横溢 ’ 就可惜了。 ” 这句话，对大学生说有点早，对研究生不说，那就太晚了。很多人 “ 才华 ” 二字写在脸上，且很享受周围一片赞扬声，若不及时提醒，等定型以后，要改也难。第四类，有才华且能善用，但外界条件不允许，最终没能长成参天大树。这就是 “ 千古文章未尽才 ” 。第五类，天时地利人和全凑齐，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可这种理想状态并不多见。【陈先生的这几点议论是有些道理，但是，还得说，各人才各不同。有人善于表演，干了一分事，赢得满堂彩；有人敏于行讷于言，干了十分事，淡淡一生；如雷锋，也是社会之栋才；有人虽才学满腹而终不遇伯乐，一生无处发挥，仅得温饱。所以，我认为，对人的基本假设应该是：正常智力发育之人都是有才或有才的潜力的，关键是后天努力程度决定是否成才，而社会之有限关键岗位或显赫岗位则决定谁能扬名天下，此所千年难平之遗憾也！所以，我还是反对所谓的人才规划！作为政府，不能把公民划分为人才和非人才！】北大教授普遍尊重个性，欣赏才情；可对于中文系学生来说，要警惕 “ 才子 ” 情结。若不善积蓄，随意挥洒才华，太可惜了。在日本学界，说你 “ 天才 ” ，那是嘲笑，意思是你训练不好，或不够用功。章太炎《菿汉闲话》称： “ 学者虽聪慧绝人，其始必以愚自处 ” 。举的例子是大学者黄侃。世人皆知季刚先生狂傲，不知其读书时如履薄冰，去世前一个月仍在点《唐骈文钞》。在《与徐行可书》中，黄侃称： “ 常人每自尊大，至于吾辈，见事略多，辄自谓比之古人，曾无其足垢之一屑。前路遥远，我劳如何乎？ ” 关键在于 “ 见事略多 ” 且 “ 前路遥远 ” ，故多有敬畏之心，无暇自尊自大。清人章学诚着意分辨学问与功力，针对的是乾嘉学人之误以 “ 功力 ” 为 “ 学问 ” 。今天倒过来，国内很多著名大学，尤其是自以为是的北大学生，看不起基本训练，故往往才气逼人但根基不稳。老师们不敢严格要求，讲课时更多考虑学生的兴趣，因为只有这样，教学评估时才能得高分。另外，若真的因材施教，需要花很多时间，老师们都忙着写论文，不愿在教学上多花工夫。这就造成我上面说的，北大学生普遍有才情但训练不好。对于学者来说，有灵气、有才情、有好的想法，这很重要。但除此之外，还需要认真经营。这不仅仅是技巧问题，也包括心态。吟诗作文，可以发乎性情；撰写长篇小说或学术著作，需要长时间的酝酿与摸索。五四时期曾有一场争论， “ 小说 ” 到底是 “ 写 ” 还是 “ 做 ”—— 前者强调灵性，后者注重经营。实践证明，有才气，必须配上善于经营，方才能出大成绩。历史上众多有 “ 匠心 ” 而无 “ 匠气 ” 的大书，全都是苦心经营出来的。回到正在或即将撰写博士论文的诸位，你才气再大，也不可能一挥而就。从 “ 资格考试 ” 到 “ 开题报告 ” 到 “ 预答辩 ” 再到 “ 答辩 ” ，这种步步为营的操作方式，有其合理性。对于爆发式的天才，此举确实造成某种压抑，但保证了绝大多数学生的利益 —— 及早发现问题，少走弯路。有的学生追求完善，怕老师批评，想等一切都做好了再拿出来，于是蹉跎岁月；而且，拿出来时，木已成舟，很难再做大的改动。念研究院，本来就是进行学术训练，不要怕出丑，不要怕失误，正是在这种不断修改中，完善自己。做学问没有才情不行，单靠才情也不行。我见识很多志存高远的北大学生，不屑于从小事做起，看不上具体的专业训练，整天想着如何横空出世，石破天惊。在《假如没有 “ 文学史 ”…… 》（《读书》 2009 年 1 期）中，我曾提及：成功的文学史研究，必须兼及技术含量、劳动强度、个人趣味、精神境界。为何连 “ 劳动强度 ” 也算在内？你用什么资料，花多少力气，下多大功夫，内行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劳动量大的，不一定是好论文；但没有一定的劳动强度，凭小聪明写出来的，不会有大的贡献。关于 “ 舞台 ” 说实话，以诸位的智商，念个博士、当个教授并不难；但真要做好学问，则没那么容易。这需要训练，需要才情，此外，还需要表演的舞台。目前中国的状态是，教授们机会很多，大学生、研究生登台表演的机会则少得可怜。我们的任务是，搭建比较像样的表演舞台，让年轻一代早日脱颖而出。这包括想方设法筹集经费，让研究生走出去，到国内外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也包括去年联合十多所著名大学，创办 “ 两岸三地博士生中文论坛 ” 等。诸位千万不要将目光局限在这小小的燕园，要走出去，参与各种学术上的合作与竞争。一方面是增长学识，另一方面也是表现自己，让学界了解你这坛 “ 酒 ” 的存在。过去说， “ 酒香不怕窖子深 ” ，现在不行了，你没在学术会议及刊物上亮相，不会有人三顾茅庐的。【残酷的现实！】缺乏 “ 舞台 ” ，那是学校及长辈的责任；有了 “ 舞台 ” 而表现欠佳，那是你们的遗憾。好大学的学生，往往不太懂得 “ 惜福 ” ，有了机会，不擅长马上抓住，以为过了这个村，还有那个店。其实，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一辈子也就那么几步。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博士论文是否优秀、重要学术会议上有无上乘表现、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对于学者来说，这都是决定性的。十年寒窗苦读，要将自家学问心得在十分钟的发言中体现出来，你敢轻慢待之？目前国内学术会议太多太滥，与会者大都不认真；作为刚入行的研究生，你们还有学术理想，不说反潮流，起码应该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然后，抓住每一次表演机会，用狮子搏兔的架势，力求完胜。【先生体会良苦啊！】对于学者来说，参加学术会议，除了交朋友，谈合作，游名胜，最重要的，是在学术对话中 “ 表现自己 ” 。具体说来，包含以下三个任务：发言、倾听、提问。先说如何学会倾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把人家还没正式刊行的论点或材料 “ 拿来 ” ，那是违规；口头发表也是发表，必须给予尊重。我想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当下中国学界，会 “ 说 ” 的人多，会 “ 听 ” 的人少。有位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告诉我，北大不是一流大学，理由是，教授们不听别人演讲，来的都是学生。将 “ 参加学术会议 ” 误解为上台念论文，发表完了，走人。名教授或自以为有名的教授，像走马灯一样，到处登台，只说不听，这是很不好的习惯。作为学者，不能满足于 “ 独白 ” ，还得学会 “ 倾听 ” 。但凡精心组织的会议或论坛，总有精彩的发言值得你欣赏；不怎么精彩但有一得之见的，也应该仔细倾听。在众多学术报告中，能否敏锐地发现前沿话题，并意识到学术突破的可能性，那是判断一个学者能力的重要指标。很可惜，当下中国，因参加学术会议而 “ 获益匪浅 ” 的学者，越来越少。学术会议上，除了懂得倾听，还要学会提问。说到 “ 提问 ” ，我不喜欢以下三种风格：一是不懂装懂，有机会就举手，误解对方，胡乱发言，自曝其短；二是逞才使气，东拉西扯，尽说些自己擅长而跟对方发言没有关系的话题；三是刻薄为文，不看对方论文大体，抓住一两个小瑕疵穷追猛打。所谓 “ 提问 ” ，可以挑剔，可以商议，也可以请教，但都要有分寸感，让对方感觉到你的善意与真诚。学术会议不是拳击馆，追求真理之外，可以表现自我，但不以打倒对方为目标。真正的高手，与人为善，一出口就让人明白你的实力，而提出的问题又是可以讨论的；至于某些可笑的失误，或点到为止，或私下告知，没必要拿出来热讽冷嘲。既然参加学术会议，自家发言当然最重要。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但一时没有表现好，也不要觉得遗憾终生。作为个人，人生重要的是一个过程，只要自己尽心尽力了，平淡一生，死而无憾！】【不过，对年轻人，还是要鼓励，使之激情满怀!】因此，不能轻视。中国大学没有开设演讲课程，很多学者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不同于朋友聊天，不同于师徒讲学，也不同于公众场合的演说。表演性与学术性互相制衡，既不能夸夸其谈，也不能过分腼腆，目标是让同道听懂你的关键思路，以便展开有效的对话。如何做到既启发别人也表现自己，有几个小技巧，供大家参考。首先，即便已提交完整的论文，你也不能假想大家都认真拜读过，还是得提纲挈领，将自家论文的精彩处凸显出来。其次，倾听与阅读差异很大，发言时必须步步为营，切忌天女散花，让人摸不着头脑。第三，不常见的关键性史料，尤其是古文或外文，读一遍根本无法知晓，或使用 PPT ，或印发给听众。第四，提要太短，论文太长，建议另外准备发言稿。临场组织或借题发挥，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更适合于作家而不是严谨的学者。第五，越是正式场合，越需要念讲稿，千万别逞才使气。因为，听众期待的，不是你的机智或幽默 —— 那东西有更好，没有也无所谓；关键是你的发言有没有真东西，能不能让人眼前一亮。比如我，能欣赏技巧生疏但认真准备的论文，但无法忍受花里胡哨但没有真才实学的表演。请记得，学者发言或演讲，与歌星演出不一样。关于 “ 课堂 ” 前几天接受采访，我老话重提 —— 既然北大、清华的学生，是十三亿人中选出来，这大学怎么办都不会太差。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北大教书，是沾了学生很大的光 —— 北大教授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其实际水平。作为北大研究生，你们也得珍惜这个可能是目前中国最好的学术环境。北大博士生的奖学金，比国内其他大学多一倍，那是学校自己筹款得来的，加上住宿基本免费，食堂吃饭有补贴，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待遇说不定没现在好。还有一点，中文系的博士生，不必帮老师做实验，也不怎么为系里打杂。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希望大家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地读书做学问。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的奖学金确实比我们多，但人家规定很严格：每周干多少小时的杂活，一年只有十几天假期，其余时间不得擅自离开香港。说这些，是因为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告诉我，最近几年，中文系研究生的学习热情下降，不少人经常逃课。选修课都是开卷考试，而人文学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北大教师又标榜兼容并包，你只要表达一点不同意见，管他对错，没有人敢给你不及格。看准了这一点，不少研究生学期初报个名，学期末交篇作业，不求高分，只要及格。毕业班的同学，更是以实习、找工作、写论文、谈恋爱为由，理直气壮地 “ 翘课 ” 。开始我不相信，教室里不是坐得满满的吗？结果一点名，十分之一没来；填补空白的，是外校来的旁听生。据说这已经是很好的了，有的课堂上，出席率只有一半。学生们交流经验，不是谈哪门课更重要，对自己的学业有帮助，而是哪门课好修，老师给分高，且不用做作业。【对此，真的很痛心！】那天走在未名湖边，听导游给中学生介绍北大：在这里读书很自由，想上课就上，不上课就逃，没人管你。看中学生欢呼雀跃的样子，我心里很悲哀，感叹自己落伍了。老北大的传统，确实是特立独行，自学为主；可曾经的 “ 佳话 ” ，怎么七转八折，变成了 “ 假话 ” 。张中行撰《红楼点滴》（收入《负暄琐话》），确实提及： “ 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 ” 可张文还有一句： “ 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 ” 这无声无臭无形无文的 “ 学术大法 ” ，如同自然规律一样，保证着大学的运行。若忽略 “ 学术空气 ” ，放弃自我约束，只谈翘课的自由，那大学还能成为大学吗？如此 “ 悠闲 ” 的校园生活，跟我上面谈及的北大学生才气有余而训练不好，有直接的关系。为了中文系的长远发展，也为了对学生负责，系办公会议讨论了好几次，决定从下学期起，要求选课的学生课堂签到。【无奈而必须！】你们有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除了中文系每学期为研究生开设 50 门左右选修课，你们还可以修外系的课。但一旦选了课，希望积极参与，养成 “ 诚实做学问 ” 的习惯。有事可以请假，但不能太离谱；按照学校规定，四次无故缺席，取消考试资格。去年办百年系庆，希望赓续传统，激发学术热情；今年则突出教学管理，强化必要的学术训练。做出这个决定，对我本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作为《北大旧事》的编者及《老北大的故事》的作者，我深知北大人对于 “ 自由 ” 的渴望。不过，当年我就提醒， “ 轶事 ” 见精神，但不能过分当真， “ 好玩 ” 只是校园生活的一小部分。作为学生，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进课堂、图书馆与实验室。这些艰辛的 “ 日常生活 ” ，因为太普通了，时过境迁，不太被当事人 “ 追忆 ” ，但不等于不重要。最后，我想说一句：请不要过分夸大燕园生活的特殊性，在这里念书，同样需要 “ 一步一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 。; 个人分类: 教育|2002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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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北大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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