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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层序地层学理论与实践: yazheng 2020-10-15 12:36; 刘宝珺院士作序推荐《层序地层学理论与实践》链接地址： https://mp.weixin.qq.com/s/XBjNTfPIoUM2XBvX47hRCQ; 个人分类: 地球科学好书推荐|2489 次阅读|0 个评论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矿床学研究方法及应用》: yazheng 2019-12-26 19:51; 翟裕生院士与侯增谦院士作序推荐，顾雪祥教授及其团队撰写的鸿篇巨著，地质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165万字，大16开，铜版纸彩印，圆脊精装，编排序号的插图550余个（多为组合式插图）、表格170余个、公式560余个，中、外文参考文献1500余篇。翟裕生院士：该书信息量大，既着眼基础，又注重应用，兼具传统与创新，将理论与实践、野外与室内、宏观与微观、常规方法与现代分析技术相结合，体现了作者多年教学和科研成果的总结、提炼和升华，是一部富有特色的矿床学综合性创新著作。侯增谦院士认为，本书有三大特色：一是科学性强，内容丰富，结构完整，层次分明，深入浅出，书中涉及的相关概念、原理、公式及其适用范围等内容，表述简洁、清楚、准确；二是系统性强，详细阐明了矿床学研究从信息资料收集、野外地质调查、室内分析测试到综合研究各环节的主要方法，以丰富的实例阐述不同研究方法的具体应用，各章节前后呼应，相互交织，自成体系；三是实用性强，将野外与室内、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传统与前沿、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这是一部富有特色和创新观点的矿床学研究方法指南与不可多得的工具书。本书详细介绍的链接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kewQb-GrywLD7cIQKKp-Hg; 个人分类: 地球科学好书推荐|3910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致敬院士！传播传承！: yazheng 2019-5-6 17:11; 地质出版社自1954年3月成立以来，共出版发行地球科学图书1.4万余种，传播传承了一大批权威著作。其中，121位地球科学领域的院士在地质出版社烙印了他们的思想。 https://mp.weixin.qq.com/s/yEHMqpwvSNmsLjeVKii85g; 个人分类: 地球科学图书|1892 次阅读|1 个评论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果胜副校长一行到访地质出版社: yazheng 2019-4-5 13:34; 4月3日上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果胜副校长、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王根厚院长、校长办公室段翔主任，莅临地质出版社调研座谈。地质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顾晓华，副社长唐京春，副总编辑郑长胜、张新新，刘亚军工作室主任刘亚军编审等出席。顾晓华社长首先对王果胜副校长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地质出版社改革发展、传统出版的转型升级和多元化经营以及文化创意产业拓展等情况。王果胜副校长邀请地质出版社协办“纪念马杏垣先生诞辰100周年”相关活动，并通报了有关情况。与会人员就双方继续加强沟通交流及深化全方位、战略性合作进行了广泛研讨。; 4254 次阅读|0 个评论

2014年我责编出版的部分地质学图书封面: yazheng 2015-2-28 16:08; 个人分类: 地球科学图书|225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热烈庆祝地质出版社成立60周年: yazheng 2014-3-20 17:47; 个人分类: 社庆|154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张抗诗集：《滴水集》后记（张抗）: yazheng 2014-3-13 11:18; 《滴水集》后记（张抗）核校完编辑审改后排版打印的一校样，意味着本书接近付梓了。从开始整理诗稿拟出版诗集至今，已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首先，我的夫人梅新承担了全部诗稿的打字录入工作。于是将从我大学时开始辑录的厚厚的6本诗抄中选出的500余首诗，以拼音法打成电脑中的方块字，直到接上近年来已随写随录入计算机中的诗。这是个艰苦的工作。近年的诗多由同事李洪峰代劳录排，她顺便把一些“合时务”的诗收入由其负责的内部小报《上游院》。她退休后则由我自己用“汉王笔”录入了。第二步便是我抽空挑选、修改、辑录了。其最大的工作量是将诗词的不同部分以不同的字体、字号、版式打印成可供编辑审改的初稿，顺便做些不伤原意的文字上的修改。这只能在繁忙的业务工作中插空进行了。作为一个不但退休且已不再拿返聘费的退休者，之所以敢称“繁忙”，可引这3年多已公开发表的39篇论文为旁证。此外，还在各种报纸、杂志（有些是内部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小文，这些文章大多由论文引申而出，但仍需花时间去改写、增删和适应不同要求的通俗化。看到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的编、审者的各次修改稿，心中十分感动。以往出版专著时已屡屡体会到他们付出的心血、劳动，但这次出版非专业的诗集就对此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近年来，我也多为专业刊物审稿，也能发现某些作者语言文字上的一些讹误，甚至有时还觉得自己在汉语文字上有些功底。可是看到编审们的修改才认识到有些改动字不是笔误的问题，而是错字，甚至我这几年就没有写对过。真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于是，在校改一校样时把这些错别字、不规范用字一一抄录下来，贴在我的大记录本上，以时时提醒自己。这使我联想起“文革”刚结束，当时的地矿部石油海洋地质局把全国科技研讨会（即南宁会议，见《南宁记》，1979）的论文选辑出版，录用了我的两篇论文（见附录二之3、4）。编辑把我原稿中的错别字勾出时竟是“满篇红”，当时面红耳赤深感羞愧。这是从大学到“文革”长期不注意文字修养也无人指出其错误的结果。于是把它们一一抄出以求改正，此后还专门买了本辑录了常见错别字的书来改错。近年来越学越觉得需更认真地对待浩大精深的汉语文字，与夫人约定凡有疑问错讹之处、有生僻难识之字一定要查字典、词典、《辞海》，甚至《汉语成语大词典》，有时我忙得抽不出手就电话请她代查。就这样仍出问题，真是学海无涯，须活到老学到老。因此，在这里我再次向本书的各位编审者—刘亚军、龚法忠、郁秀荣、郑长胜等诸老师致以谢意。本书得以出版，首先应感谢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所的李文渊、徐学义、卢进才、李玉宏等诸同仁，他们不但在长期的业务工作中给我支持与帮助，而且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热情的鼓励、支持。本书的两位作序者不仅是业务上的杰出专家，亦是我的诗朋词友和老师。他们退而未休，不断在专业上作出新贡献。李裕伟先生手术后拄杖坚持参加学术会议，最近又出版了《梅山诗稿》（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张以诚先生中风后写字不便，但仍坚持创作并提出史前文化上的新见。他们能抽暇为本书作序更是对我的鼓舞、激励。正如李裕伟先生所指出：搞地质的写诗是个光荣传统。仅以原石油海洋地质局而论，除朱夏、刘光鼎两位老院士有专集出版外，同代人亦有此好。以我手头执有者计，公开出版的有：原地质部第六石油普查勘探大队王安雄的《星空的密码》，原江陵石油地质综合研究大队谭青的《天涯浪徙》（澳门华宏出版社，2004），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戴进业副院长的《水韵》（中国石化出版社，2011）；未能公开出版者（自费印刷或复印）有：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熊寿生的《回归集》，原地质部第三普查勘探大队的侯继昌（离休干部、大队长）的《夕阳红》，陈克仁高级工程师的《无悔的人生》，余万成工程师的快板集等。我还曾在小报上写过介绍文章，赞扬这类文化。我的老领导许宝文（曾任石海局局长、地质矿产部总工程师）鼓励我多写论文、诗歌并结集出版，为此还寄我一套他家数代先贤所著的四本诗集（《重桂堂集》、《许东雷诗存笺》等）。他们是我的师友，我在此一并感谢他们。在漫长的人生中，我有许多朋友，或有诗词文字交往、著作互赠，或对我的业务和业余活动以支持、鼓励和帮助。使我常记起的有：中学同学贾陇生、吴猛、茅庆年、刘振田、于祥云、葛玮珉、郑曰水、赵立春，大学同学石宝珩、葛治洲、王成源、潘云唐、李欲彻、薛春汀、王汉卿、叶洪、汪一鹏、鲁连仲、殷宗玲、王式洸、宋学信、刘瑞珣、汤集刚、李夫珍、曾维军、王保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刘嘉骐、吴根耀等老同学，原地质矿产部石油海洋地质局的张耀仓、王福庆、张国鼐、王庭斌、谢秋元、张鸣、张士亚、陈家弦、朱起煌、张生根、周总瑛、周庆凡、杨瑞召、邱沛、周玉琦、周柏修、张渝昌、高长林、范小琳、汪复林、蒋忠惕、张永鸿、李道琪、尤有光、王安雄、周永昌、翟晓先、赵尊秀、周隶康、郭正吾、安凤山、王信、杨荣继、邓光辉、邹家健、张纪唐、陈晓东、冯志强、金庆焕、姚伯初、刘宝泉、戴春山、郭振轩、林和茂，特别是现在仍在“三普”的云琼英、陆瑞如、胡显穆、邱旭升、焦福堂……等诸同事。退休后，我的活动面大为扩展，交了许多新朋友，获得他们的帮助、鼓励。这里应表谢意的有：国土资源部的钟伟志、张大伟、车长波、赵贤良、乔德武、任收麦、邱海峻、金春爽、潘继平、李玉喜、张海启、王全明、尹成明、刘士毅、叶建良、张家强、包书景、王剑、彭东、陈树旺、李永飞，各石油公司的查全衡、陈元千、童晓光、冉隆辉、居维清、宋建国、王大锐、陈永武、李小弟、钱凯、魏国齐，刘科雨、杨朝红、李景明、李良、李明宅，龚再升、王国纯、陈卫东、米立军、张功成，冯三利、叶建平、胡爱梅，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的杨雷、杨清、杨玉峰，能源研究所的周凤起、周大地、刘小丽、吴钟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夏义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徐小杰，第一财经研究院的徐以升、李东超，能源外交研究会的王海运，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李思田、万晓樵、王成善、康志江、姜正龙，中国石油大学的汤良杰、吕修祥、陈守海、庞昌伟，北京大学的查道炯，中国人民大学的徐勤华，西北大学的张国伟、刘池洋，吉林大学的马志宏、张兴洲、葛肖虹，华南理工大学的华贲等。诗集就要付梓了，瞻前思后，成诗一首：朝花夕拾感慨多，坎坷起伏一曲歌。万里跋涉云和月，六十苦斗心与血。深研春秋明哲理，细品跌宕知蹉跎。盼有余暇写回忆，再从点滴映生活。七十三岁了，人生又画上了一个分号。抚摸着诗稿清样，心头又浮起多年的夙愿：继续写完我的回忆录，以散文的形式用我经历的点滴小事，留下曾在这个时代生活的老百姓的一些“小照”，为经历了巨大变革的中国留下些供人品味的侧写。由于还有许多业务问题待研究、成文，不知还有没有时间完成这一项“业余”的事情。用我们山东人开玩笑式的“歇后语”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用搞预测人的语言说，但愿这不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 个人分类: 诗集|293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张抗诗集：《滴水集》前言（张抗）: yazheng 2014-3-13 11:03; 《滴水集》前言（张抗）我高中后期开始学写诗。我把这些诗当成人生的记录，浓缩版的日记，因而大部分保留了下来。在许多人生的节点上，常对着诗剖析和批评自己，在自己辑录的诗集里许多诗旁留有自写的批注，有批判式的反思，也有对反思的再反思。即如此，大部分诗并没有给别人看的初衷。即使是好友，也并未全翻看过我的诗集(当我成为“现行反革命”被抄家时例外)，当然就更无结集付梓的妄想。近年来，社会环境的变化使以诗会友的机会增多，有人建议我系统整理出版。但我总认为时机未到：一来是业务工作量太大，总有拟出题目和框架待完成的论文，正所谓“数待写诸文，意兴正浓”(《沁园春(抒怀)》，2009)；二来是觉得诗路上还要继续前行，“唱罢大风吟小令，心身陶然合地天”(《新春行》，2005)。但是，随着年龄增大，也感到这两件事都不可能在近期“画句号”。何况“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既然成集问世，就必须有个前言，做个交代，否则会使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于我来说，作些简单说明，也算是尽职尽责了吧。一、题解我把这个诗集称为《滴水集》。当初写诗是记录我的一生，如今出版也是为社会提供一个跨越了不同时代的小知识分子、一个石油地质学者成长的“个案”。“我是谁？我啊，在哪里？”我想起大学时背诵过的贺敬之的长诗《放声歌唱》：“我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小小的一滴水可以反映出时代的光华，一个人的历程往往可以折射出社会生态。“我们这一滴滴平凡的水，汇成黄河，汇成长江，汇成生命的海洋。”(《献给共和国五十周年的歌》，2009)。过去记录诗作时形成了一个习惯：一个时期称为一集，其中一段时间归为一篇，各依其特征命个名。此次辑录将全部诗作分为4篇，部分采用了以前的命名，依次为朝花篇、苦斗篇、跋涉篇、夕拾篇，这也代表了我人生的4个阶段。（一）朝花篇《朝花篇》所集诗写于1956—1968年，历时13年，辑诗109首。它伴我从山东省实验中学到北京大学，直至分配工作到地质部第三普查勘探大队（以下简称“三普”）综合研究队(以下简称“三普综研队”或“综研队”)。这支队伍负责除新疆、青海以外的大西北地区石油普查勘探，我经历的驻(基)地为陕北延安南关外的杜甫川、渭北塬上富平县庄里镇老砖瓦厂、古都咸阳塔儿坡。这期间，我经历了人生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而我们的共和国也从成立初期朝气蓬勃的“黄金时代”，一步步走上动荡加剧的道路，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烽烟笼罩着神州大地。此间的诗在辑录时删的最多，去掉了若干水平甚差的小诗，但仍力求能反映当时风貌。（二）苦斗篇《苦斗篇》收集了1969—1985年16年间的99首诗。它起始于戏剧性的事件—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终止于我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调到地质矿产部(石油和海洋地质局)石油地质研究所。这期间，我的驻地从咸阳迁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磴口县城南一片被砖瓦厂和农垦兵团制药厂废弃的院落，又迁到北京德外祁家豁子(这个“豁子”是元大都土城被挖开的大路口，据我的老师之一赵宗溥讲，是清代杀下层犯人的地方)。调到石油地质研究所后，两度住楼层最高处(当时一般技术干部分房多为顶、底层，所谓“顶天立地”)；一度住大水坑旁原地质学院教工之家礼堂式旧房(现水坑已填，旧房已拆除)内隔断成的一间小房内(大家笑比杭州的楼外楼景点而戏称其为“楼内楼”)。于是，这期间的诗作和书扉页签名往往自称为“依天阁主”或“湖边村人”。这期间我发生了必须要“交代”(这是当时挨批斗时常用的词)的两件大事。一是现行反革命是怎么回事，为此要多费几行笔墨。“文革”动乱使我很不理解，于是当起了并未逍遥的“逍遥派”，据说，我是三普大院内唯一一个未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战斗队、兵团之类)的人。但当毛主席号召各派“大联合”时，我“跳出来”第一个写大字报要求三普各派联合“抓革命、促生产”。当然，像全国多数地方一样，这种联合不久就名存实亡了。这使本来已夺权的某派感到吃亏了，我成了他们迁怒的对象。整个“文革”期间，每年野外工作成了我开心和暂避之处(因而诗也写得较多)，回到基地便有劲无处使。那时无书可读，无歌可唱，当然更无话可说，不耐寂寞的我便练习绘画，此事最消磨时间和精力。一时功力有所长进，不但能画铅笔画，也能画水粉画、国画；不但能画风景，亦可画人物，当然绝大部分是临摹。有一次要办“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展览，找来不同时期的全身画像要我放大成约近1米宽、2米多高的大张。画面采用国画单线平涂(脸部有明暗烘托)形式，这样裤边这类的粗线条就宽数毫米。我一个人完成了10来幅，展出过后其中一张挂在我不大的宿舍中。但支蚊帐时一角的钉子钉在毛主席立像的裤边上，褐黑色的老钉子仅约4厘米长，钉眼也不大，显然不会对画面有明显影响。事后一个工人家的小姑娘向我要毛主席画像，我说已没有了，她就跳上桌子自己动手摘下这张画像挂到自己家墙上了。在全国大行“工宣队”(工人宣传队的简称)“占领”文化部门时，由三普“夺权”的造反派组成的工宣队进驻综研队和机关。那时每换一茬“领导”，都要“狠抓阶级斗争、深挖阶级敌人”，以显示自己的“革命”。于是，我以“疯狂毁坏伟大领袖光辉形象”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被清理出来了，从工人家墙上摘下来的那张画像成了被“珍藏”的罪证。接下来的事就和全国各地大体相似了。首先抄家，拿走或查封我的全部书稿文字之类，所幸工宣队员们漏封了分省地图集和小本的《唐宋诗词选》，这使我有了些“充饥”的精神食粮。接着是隔离审查和巡回批斗，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高压下，一条条平时说过的话被曲解式“上纲上线”（意即提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去分析），都被作为反“文革”的罪行揭发出来，要我“交代”(认罪)并深挖思想根源。大约两三个月吧，当局者见再也折腾不出新玩意儿，就把我归到三普的“牛棚”集中劳动。他们也就省事了，不用每天派人陪(监视)着我。所谓“牛棚”这个当时全国流行的名词，是集中所谓“牛鬼蛇神”关押劳动的地方。“牛鬼蛇神”包括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资(走资派，即绝大部分本单位的领导干部)叛(徒)特(务)三种人，这就凑够八类之数。按当时流行语，第九种人就是知识分子了，谓之“臭老九”。我是进“牛棚”最晚也是最年轻的一个，因而获名“小牛”。时间长了，管理松了些，就只是劳动而已。为了劳动派活方便，把我们编成归后勤科管的“搬运班”，甚至后来也享受搬运工人的待遇。但随时可单独或集体被派去干最苦最累的活儿。在全国“一打三反”(一打是打现行，即反对“文革”的人；三反是反谁，我也记不清)、枪毙人最多时，当时的“革委会”曾做出对我处理的决定，但我拒绝签字，处分也未执行。在这段“红色恐怖”最严重的日子里，真是“禁锢的比罐头还要严密”(鲁迅语)，无法写诗，因为写了往哪里藏？“吟罢低眉无写处”呀。精心隐藏留下的《无题》也就成了《苦斗篇》的开篇之作。其中有：“三月肠断对风雨，七步心碎历酷寒；忍将肱股付狼狈，留得耳目待桑田。”我做了各种最坏的思想准备，但一定要活下来。哪怕四肢都被人砍下喂野狗，也要活下去，我不相信没有沧海变桑田的那一天。当时，三普只有一个北大毕业生、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生，都被打成阶级敌人。清华大学的那位老兄后来绝食自杀了，我却在劳动中变得更黑更壮(这甚至成为批斗大会上动员要打掉我的“反革命气焰”的借口)，身体和精神上损伤不大。长话短说，一晃就是两年左右，其末期我曾和一批“未结论”的干部一起归办公室管，办农场、搞基建。但也许因为我一直不在所谓的处分上签字吧，就一直不让我回到综研队的地质岗位上。这里还要补充“交代”两件事：在成为“现行反革命”前约8天，我已和当时的女朋友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公之于众。被隔离审查后的3年多，我未再和她说过一句话，怕连累了她，也想到初涉世事的她不可能与我把此关系坚持下去。大约一年多后，她回老家结婚了。另一件是3年多时间，我一直未把我成为“现行反革命”的事给山东的家人说穿。总是编造各种借口说我不能、不便回家探亲。当时，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和摘帽右派在退休后仍被批斗、劳动，且扣发了大部分工资(退休金)，弟妹们受连累不能上大学（摈妹、拓弟）、甚至中学（妹、抨弟），有的已失业（挺弟），一家9口人生活极为艰难。作为心理支撑的是我这个唯一的“干部”。我如果告之他们真相，会使他们(特别是母亲)失去活下去的希望。另一件事，是我“偶然”考取了研究生，从而改变了生活轨迹和节奏。1978年春，“文革”后开始招第一批研究生。最初，我看到报上一块豆腐块大的文章透露此消息，仅报之惨淡一笑。后来，我夫人说，“明天研究生报名就截止，你先去报名吧，报了可以不考，考上也可以不去，一切由你决定”。未曾料到，这一考却带来如此重大的变化。当时除全国统考外，地质部也在内部招生，想借机仅收部内学生以补充人才之缺。我因而得以报考地质部黄汲清先生和中国科学院张文佑先生的研究生，当时他们都是地质学界名望最高的学者，并分别是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和副理事长。于是，在工作之余以约两个月时间备考。在县里参加完全国统考后，又准备了五天数理化(这是黄先生在统考三门课外加考的科目)，再去呼和浩特参加部考。经过初试、复试，两单位都录取了，而且事后知道考得还不错。当时我的“现行反革命”尚未结论，因为此前我要求把“实属错案”的结论，改为“实属假案”，并要求制造了几个假案的人承担责任，才在材料上签字。当其中某些人还在岗位上混时，这个要求显然难以做到。但从被录取上猜测，三普当局者似乎没把此当问题上报(后来听研究生院某领导夸：这批学生考分合格，且没有政治和男女关系的问题)。在开入学的证明材料时，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张纪唐给我念了政治上的结论，我还满意。但他又说，最后还又加上了一句话，但此话在未经党委同意前不能告诉我。我想，不用管他什么话了，爱咋的就咋的。事后知道，他觉得由支部起草经党委同意的结论还不够，又加上“对张抗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能自觉抵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应给予表扬”之类的话，按组织原则应再请党委负责人过目才行，所以当时不便告诉我。直到研究生毕业调档案时，我不再坚持什么“假案”，也就签字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退回并销毁我的材料时，当时在场的人从档案袋中取出我的罪证，竟找不到该画像上我“毁坏”之处。还是由我指出了他老人家裤边上的那个小钉眼。此“公案”也就到此了结。（三）跋涉篇考虑到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无法把家人从内蒙古调到北京，在原石油海洋局老领导的关照下，我调到刚成立的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研究所。于是，开始《跋涉篇》的记录。我所工作的对象为全国油气普查勘探的部署研究。当然，鉴于地矿部“打先锋”的性质，主要是新区新领域的开拓，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后期勘探、甚至开发所占的比例有所增大，于是有机会跑遍全国各油区，而重点是“一西一东”：寻求塔里木盆地和东海陆架盆地的油气新突破。应该说，这给了我一个“甩开膀子大干”的工作平台，给了我一个显示人生价值的机会。记得在“文革”后“伤痕文学”盛行时，好像有篇文章叫《没时间叹息》。是的，尽管常有“几多慷慨几多泪，都随朔风涌心底”(《山河风云笔下歌》，1993)的感慨，但却是“银鹰长啸渡关山，鞍马倥偬报中年，鬓角已见轻点霜，未敢疏狂效陶潜”。我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实现梦想的工作。我还有幸参与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还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开始的全国天然气跨部门联合攻关科研，这是一个持续4个五年计划的系统工程，最后我成为这一全国项目的负责人之一。90年代中期，在地矿部领导的要求下，研究全国石油发展战略问题，并参与起草向中央的几次汇报。在天然气攻关中，也更加注意其发展战略研究。于是，这个极富吸引力的重大研究方向又进一步拓宽了我的研究领域。在此期间，完成了对我“业务故乡”鄂尔多斯地区研究的总结性专著《鄂尔多斯断块构造和资源》，写出了以对黄土高原地质—地理特征和历史地理变迁为主题的《黄土地沧桑》，出版了精选研究成果的文集《断块开合和油气勘探》。为全面研究油气发展战略，在90年代中期产生了我称之为“油气战略三部曲”长期研究构想，出版了其第一部：《油气田的生命周期和战术战略接替》，它是我的油气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这期间总觉得时间太少，该干的事太多，“祈天再赐一轮回，纵横洋陆论油田”(从西藏返京的《归途》，1995)。于是，马不停蹄地开始其第二部《中国石油天然气发展战略》的写作。回顾这段时间，我觉得应该算是个奋斗不息的跋涉者。《跋涉篇》收集了我在1986—2000年14年间的90首诗。（四）夕拾篇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地质矿产部的石油和海洋地质局改制，成立了中国新星石油公司，石油地质研究所改为其规划研究院，我曾担任院长助理和总工程师。3年后新星石油公司整体并入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其“上游院”扩充为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按照规定，一般技术干部的退休年龄是60岁，总公司要求我延至65岁，后因退休后待遇上的问题，我主动要求到2003年年底办好退休手续，但工作却没变动地照干。我的职务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问人事部门，正主任是谁？以求其领导，答曰：无，但因你是副局级，也只能称副主任。正、副本无所谓，反正是闲职，这更便于我积极主动的研究，感到什么问题最有用、最能发挥“顾问”的作用便干什么。正是“欲罢不能科研路，承前启后献衷肠。”(《感秋》，2001)。这期间，除了继续完成大量论文(见附录二)，还相继将石油战略三部曲的后两部《中国石油天然气发展战略》、《中国和世界地缘油气》付梓。随着形势的发展，直接参加中石化的工作越来越少，最常干的是为中石化干部管理学院的各种培训班讲中国和/或世界油气形势和中国的油气发展战略，间或也到胜利、中原等的培训班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专题班讲课。在公司外的活动却越来越多。鉴于油气技术力量全部进入各公司，这使得油气的战略接替、新类型新领域开拓工作被忽视，直接影响到可持续发展。一批退下来的各公司、院校的老将们多次向中央领导上书。终于开始了由国家出资、委托国土资源部组织、产学研相结合的全国性油气战略开拓研究工作。这一工作从2002年开始筹备、2004年正式开始并在今后将以新形式持续下去。为此，国土资源部成立相应机构(这需国务院和人大编制委员会批准)并恢复了对油气资源的战略调查和研究。作为这项工作的始作俑者和最多的参与者之一，大家称我为“常委”。除了参与各级课题、子项的立项、结题外，还撰写了一批总结性的论文，如《中国油气产区战略接替形势与展望》、《中国海上油气形势及发展展望》(见附录二)。当美国“页岩气革命”初现端倪时，中国的研究者就敏感地注意到其重大影响，大力向国内各界推介。在中央领导的关注下，使其成为油气新类型开拓的重要生长点，并开始了其勘探开发试点和相应的政策、环境监管体系研究。为此，我以论文或短评的形式，在专业性杂志和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若干专业性会议上演讲(部分见附录二，有人检索后认为我可列入在这方面最活跃的作者之一)。中国诸石油公司大力向国外发展，对国际石油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也自觉地适应这种形势。作为主要建议者之一，我大力提倡的对全球石油地质进行基础性研究的意见也被采纳，形成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研究项目，并仍由国土资源部负责组织实施。但主要由于经费问题，该项目进行得不够理想。作为个人研究的新认识，我在《中国和世界地缘油气》专著问世后，又写了一批涉及国际能源结构、石油地缘格局和主要产油国的论文，积极参加有关能源外交方面的研究。研究油气战略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必须将它作为能源中影响最大的一员、作为经济构成中的一员去认识。此外，作为中国能源研究会的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特邀研究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香港）高级顾问、国家能源局政策法规司特聘专家……这就更进一步引导我开拓研究视野，积极参与了其他组织的课题研究和业务活动，以及供领导参考选用建议的编写。在此期间，还参与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组织的《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的编写。我独立完成了其项目之四—《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和安全对策》(见附录一)。此后，仍参与一些新课题(如页岩油气政策建议)工作。在以上背景下，我把2000年以来写的诗辑入《夕拾篇》。显然，这个名字与《朝花篇》相对应，并来自鲁迅的《朝花夕拾》。我感觉60岁后似乎并未出现生命曲线的下降，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有所上升。确实是“人过花甲心愈热，业到胜境情更浓”(《六十五感赋》，2005)。因此，很赞成联合国有关组织把75岁后定为老年的建议。70岁后我主动提出不再拿中石化研究院的返聘费，仅要求保留我的办公室。感谢领导恩准，作为“回报”之一的是，我对这间办公室利用效率甚高，周末和节假日极少休息(家离办公室很近是个方便条件)，但晚上一般不再工作了。我可以不无骄傲地说，已实现了当年在北大校(体育代表)队时提出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夕拾”记下的不是暮年的感叹，而是更急切的人生追求和更深沉的思考。继续干下去吧。“海无边处天作岸，学有涯时仙为终”(《对联两副》，2003)。不是“最美不过夕阳红”吗？经过再三删减后，“夕拾篇”收录了90首诗。这样，全书共收录了388首诗。二、为何爱写诗我自幼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记得初一时，父母在山东师范学院作校医，住同一大院的一位阿姨在图书馆工作。她常带我去看书。看什么呢？她说你按号码挨着拿吧。排在前面的是文艺类，最前是俄罗斯文学。于是我就从这里开始读起来，就这样囫囵吞枣式地大量阅读着。但文笔似不佳，初二时一次老师批作文，给了我个倒数第二的分数。中学时代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人人争当三好生。这种教育方针使我受益匪浅，为我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种氛围下，我对每门课都有浓厚兴趣，从不偏科。就文学课而言，当时高中在每学期都讲现代范文的同时，还系统讲授中国文学史，特别是新来的田文琪老师讲得实在“太捧了”(济南土话，“好”叫“捧”)。是她使我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精髓，感触到了诗词的美。我不但背会了她指定的诗词，而且主动找来她没讲过的篇章请教、背诵。中学背过的诗文大多一生不忘。毕业后断续听说，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是南大教育系毕业，她老公是因“胡风事件”而从某文化部门下放到济南当记者。据说田老师和好几个最受学生敬爱的老师后来都被打成右派。她们一家在以后的历次风波中一定受过好多好多苦吧。然而，我从初三开始就立志学地质。作为未来的科学工作者，在学习各门课程之外的业余爱好中，当时文学只排在第三位，第一、二位是体育、文艺，第四位是美术。在一生中这个顺序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对文学的爱好似乎在不断增长着。我一直把各种业余爱好作为主业的辅佐,作为走向完美人生的必经之路。体育使人身体强健、意志坚强、敢于拼搏，文艺美术使生活丰富多彩、情趣盎然、豁达乐观；而文学，特别是诗歌，则是帮助我们掌握中华民族语言的工具，使我们能写好文章，做好演讲，这对做好各类业务工作（包括科研）有直接的帮助。印象深刻的是学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田老师在分析其文风，特别是“排比”运用时，指出这得益于她初期学过写诗。诗歌那一唱三叹旋回式上升的结构，使人得以从多个侧面表达对同一事物的理解，达到生动感人的效果。这个认识长期影响着我，坚持以学诗为途径更好地驾驭我们民族的语言。一些人说我笔头来得快，听到我激情的发言、报告，往往称赞我妙语连珠，排比句的应用像诗歌样地感人，其实这正是背诗写诗日积月累的自然流露。像许多人一样，我少年时开始记日记。后来发现日记太琐碎，翻看写过的诗往往可得到更简洁、真挚的经历和思绪记载。于是诗作为“浓缩版的日记”就这样开始伴随着我。记日记的习惯到“文革”便难以坚持了。深刻的思想矛盾使我无从下笔。一些因日记而惹祸的例子更使人望而却步。于是，含蓄抒情的诗歌更被倚重。“文革”中被抄家后，从日记中找到不少反“文革”的“罪证”，但诗集中顶多把某些风花雪月式的文字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来骂骂而已。彻底平反后，我和夫人一起在炉旁一沓沓地烧毁自我辱骂的“交代材料”和一本本的日记。夫人说：再也别写什么日记了。此后每隔一段时间整理抄写一下诗句，使其真正成为人生的记录、浓缩的日记了。我觉得，即使性格相当外向的人也有些不需要、不适宜对别人讲的思绪；一些阐述理(梦)想、自我激励的话会被人误解为说大话、夸耀。而寄情于诗则像是与朋友间的知心话，会在倾诉中得到心情的释放、认同。我有些多愁善感(人们常说的“性情中人”是否指此)，读书报看电视，常为一些时事激动，也常为民间苦难流泪，所谓“眼窝浅”吧。这些情感只适于在诗词中表达。于是，便倾吐于纸上：“老夫常发少年狂，吟春秋，唱炎黄。读史论政，长啸向苍茫。心潮难平爱恨情，眼窝浅，泪双行。”(《江城子(抒怀)》，2004)此外，对于我来说，记日记、写诗都是为便于回顾、检查对自己、对生活、对社会的认识。事后观之，往往会发现一些当时还没认识到的缺点，也可找到一些当时不敢肯定的东西事后被证实了。这对自己的成长是颇有助益的。这次整理成集，也使我做了系统的自我批评，使之以自己作案例更真切地理解了社会、重温着现代史的跌宕起伏。三、我的诗风既然写了些诗，辑录成集，不妨谈一下我对诗的认识，检点一下诗的风格。诗可粗分为两大类：古体诗词和现代诗。多数古诗词有的有严格的字数格律要求。如七律，必须七言八行。前两行和最后两行强调平仄，中间四行还要求对仗(类似对联)。显然，它的语音爽朗上口、便于记忆，又使人享受到对仗的优美隽智。但过于严格的限制，也往往使人感受到束缚。既然是“诗言志”，似乎不应以千古不变的格式韵脚来损伤、妨碍思绪的表达。如果写诗先查韵书，是否有“掉书袋子”拘泥于先人之嫌？何况语言本身也在发展变化着。据方家分析，即使李杜的诗也有破格之处。我觉得今人写诗可以借鉴古诗的优美节律，但不妨自由些。为此，我写的古诗，严格说是“仿古”，并不敢标以“七律”“绝句”之名。但词即冠以某词牌名，首先必须按规矩成“长短句”，对韵律的讲究也须严格些，写不好也只能听人指点批评。从这点上说，似乎填词更难些。我很欣赏古诗中的歌行体(古风)，总字数不受限，每句也不必字数一样，中间可以换韵，这似乎读起来不仅上口，而且有起伏、有变化，更加丰满而酣畅些。所以我的一些诗大胆标为“××行”(如《新春行》，2005；《珠海行》，2007)。古典文学中有个很流行的形式叫对联。它没有列入诗词曲赋，但却有相当严格的音韵要求。我认为它只是“两句半”(也可仅两句、无横批)的小诗，似乎更灵活、简明。对得好的联可以有形式和音律上对仗抑扬之美，可以有逻辑思维上的对立统一之美。民间广为流行的节庆时的门联多为吉祥祝福之语，但许多庙宇殿堂上的对联不也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吗。还可把它理解为律诗之精华，律诗的中间四句就是两个“联”。鲁迅不是有“偷得一联、偶成一律”的传世佳作吗。我也有先成联后成诗的例子(《叙怀》，2006；《付梓偶感》，2007)。我游名胜最爱记录其好对联，既可品味景色之美，又可享受对仗之功。事后有时仿其格再创作，如成都南郊忠烈祠有长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既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结合自己“文革”挨整(当时尚未有结论)体会，将其意化为人生哲理：“论英雄必能伸能缩寓豪壮于谦恭中，数风流则可刚可柔化险苦为吟笑料”(《忠烈祠对联》，1973）。偶有读联后感其不佳而改写 (如《对联二副》之一，2008)。我认为学联有见缝插针之机、写联有随兴而至之便(如《对联杂记》，2009；《对联四则》，2012)。看来对联这种形式完全可登之大雅。概览各类古诗词，我认为有两点特别“美”的地方：一是押韵上口，二是洗练精致。这似乎是诗的魂魄、诗的特点。现代诗也称为自由体。既称自由，形式便更加多样，这合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大概是受在陕北住过的影响吧，我写过些两句一组、可随时转韵的“信天游”体，如《我坐着汽车上延安》(1963)。写起来像黄土塬上的风，相当挥洒自如。写现代诗中按韵律和思绪很易形成段，类似于歌咏中歌词的分段，分段写可使之有“一咏三叹”式美感。各段间的语言逻辑关系可以是不同侧面的描写，也可以是螺旋式上升。如《望故乡》(2004)主体的两段行数一致，每段首句皆为“每当我想起故乡”，最后一段节奏独立，类似于分段歌曲后的“副歌”。我的诗中常采用四句(行)一段的形式，如《诗梦》(2006)、《冬宫广场上的思绪》(2009)。有的诗初稿时各段句数不一，修改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改为四句一段，这样更精炼些，也更多些节奏感，如《把你的心给我吧》(1962)、《雷锋颂》(1963)。偶见有名为“散文诗”的作品见诸报刊，大概属诗歌与散文间的过渡形式吧。它文辞精炼含蓄，段落间多有密切的语言联系而可收“一咏三叹”之功。我认为“散文”是定语，散文化的诗还是诗。兴至之处，我也写了些散文诗并收入集中(《博格达畅想曲》，1989)。如果一定要说什么“诗风”的话，是否可说是：我这个学诗者，什么形式的诗都写。四、我的人生追求为了追求更完美的人生，我时常检点自己，叫自我批评也行，自我批判也可。年轻时，与社会激烈的动荡相应，常是自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年老时，则常在肯定中鞭策自己，并把个人与社会、甚至于近代—现代史中思潮的变化相联系。在《七十有感》(2009)中写道：“七十难保不逾矩，八十仍需修自身；研究从来无止境，勤学敏思乐于心。”这里，如果不谈什么缺点、错误，只从正面总结人生经历，探索从青少年到壮老年成长、成熟的哲理，可大致归为以下几点。若干年前与几个年轻朋友聚谈，某一人说：“张总”是个理想主义者。我不理解他是褒还是贬，更不明白理想怎么成了主义。如果从正面理解，这意味着有理想、有追求、有生活热情吧。少年时，我们在共和国初期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的氛围中成长，认识到要为国为民做出贡献才是人生的真谛。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如果说这是理想，那么它似乎是一个脱离了具体生活的抽象理念，是一个可以赋予其不同内容的梦。现代的年轻人从贬义上理解这点，是指其脱离现实、可望而不可求。而我却真实地感到这种理念、梦想超越具体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一直或强或弱地存在于我的一生中，鼓舞着我从事平凡而艰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支撑着我度过“梦坠空云齿发寒”的艰苦岁月。直到老年我仍在这种理念中跋涉。2010年我在《自由魂(追梦) 》的末尾写道：“哦，没有梦，哪还有美好的追求？哦，没有梦，哪会有奋斗的激情？让我们珍惜梦的启示，看山外青山楼外楼；让我们创造真实的梦境，去寻求更璀璨多彩的人生。”理想的热情往往被称为天真，在日常生活中天真也是个有褒贬两面意思的词。在青少年时期，天真即意味着无邪，也似乎意味着无知。客气点说，是知之不够多、认识不全对，难免片面或忽左忽右。但如果人不断进步，修正自己的认识，这种天真演化到老年就更多些成熟、甚至沉稳，就会更乐观地对待事业、人生、社会。啊，“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老天真似乎比小天真更可爱。面对着某些人对理想、理想主义的嘲讽，步入老年的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它对我个人的成长、对社会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我不无欣赏地抄录一段话：其实，所谓理想主义者并不需要多么高调、超越的思想，所要的，只是正常、健全的人的情感，是人溺己溺的感受能力，是基本的诚实（《经济观察报》2013年6月10日，《牟宜之的士心诗情》）。是啊，理想、理想主义是很朴实的人生要素！如果说理想、热情等是“虚”的理念，那么它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事业上，化作对事业的执著。我从初三开始便立志学地质。起因是知道资源是经济的基础，没有地下资源的开发，经济建设便无从谈起。特别是有一天看到有关某地质队抗大风的报道(还配了幅素描)，更佩服和羡慕地质队员(当时被称为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燃发起“我不吃苦谁吃苦”的责任感。于是，考大学报志愿时前六个全是地质专业(北大、南大、西大的地质系，北地、长地、成地的地质勘探专业)。正所谓：“泉城少年热血涌，立志地质迎雨风。”(《自题小传》，2007) 进入北大半年后，经历了反右派的风暴，但只是跟着吆喝批判别人并表示与已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划清界线，对自己灵魂的触动并不大。此后，学校里左的浪潮越演越烈，社会上“三面红旗”裹挟着全国经济政治。我们这批年轻的学生被要求接受右派教训，“自觉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因此，对这些事都是积极拥护,全身心地参与。但我们这些每年数月在山野农村里做生产实习的学生，对大跃进造成的恶果体会得可能更深些，对批判彭德怀和全国的反右倾在感情上或感性认识上有抵触。但当时的教育却硬要我们否定自己，要承认“三面红旗”。因而使我们中的许多人程度不同地陷入痛苦的思想矛盾中。怎样认识这一切？今后应有怎样的人生态度？我把这些思考的初步总结写在《革命与科学》(1961)诗中。革命是立场、是红色的，而干革命的方法(如何去革)却必须是科学的。具体到自己则必须以科学工作者的实干去体现革命的立场。“火热的激情，冷静的头脑，高远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的走路”。从此我的人生便是：“看不厌的是火红，读不尽的是图书；唱不完的是战歌，踏实谦虚是座右铭。/让千万思绪的电路，通向地球深处。把眼皮掀起以扩大视野，注视着苍茫的宇宙。/在每一个微小的问题上,划上探索的问号，以0.75米的步子，量度世界的高峰。”以这样的态度，我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以大西北为实验室去研究每一个问题，通过其特殊性去感悟石油地质和大地构造的一般性。以这样的态度，在“现行反革命”尚未结案时便又投入地质工作，在翔实的资料和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大胆而执著地提出与主持工作的总工程师不同的观点和勘探思路，以致在“文革”后石海局第一次科技研讨会(史称1979年南宁会议)上允许我在全体大会上以一个无任何职务的技术员身份，与其当面锣对面鼓地阐述不同认识(同事们戏称当天演出了“鄂尔多斯风暴”)。也正是以这样的态度，我的研究视角不断扩大，从区域地质扩大到全国、全球大地构造，特别是以导师张文佑先生的断块和陆洋地壳转化理论研究东亚—西太平洋；从石油勘探延伸到整个产业链，研究中国油气发展战略，进而扩展到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中国对策；从油气发展延伸到能源结构的调整。独著和合著出版的15部专著、220多篇论文可以作为我一步一个脚印、锲而不舍地执著于地质工作的佐证(见附录一、二)。和所有在科研崎岖小路上前行中的同仁一样，所取得的成绩都要靠勤奋。除了大学六年、研究生三年打下的坚实基础外，更多的、更深的知识来源于工作实践。在野外工作中，我认真观察记录取得多种第一手资料。“文革”以来的石油地质研究中，多以观察剖面代替实测剖面，许多人游览式地走过。我却坚持做信手剖面及相应的记录、素描。在贺兰山西麓一条山沟入口处，我看到楼房般大的块灰岩呈砾石状混于奥陶系砂泥岩中的奇特现象。虽然我以最快的速度跑上跑下观察并画了几幅素描，但同伴们却走远了。急于去追赶时不慎碰触到“蝎子草”，其叶上小绒毛接触到皮肤时会产业针刺般的持久疼痛。事后我又观察到类似现象，我广泛查阅文献并致信请教时在西安地质所工作的老前辈李春昱先生。当时流行以板块说去解释，认为这是缝合线上挤压形成的混杂堆积。我认为这是南辕北辙，不能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时，有机会与宁夏地质二队张茂盛一起系统地观察了相邻地区，证实是拉张环境下形成的滑塌堆积。这是当时中国文献少有报道的现象。据此写出《鄂尔多斯盆地西、南缘奥陶系滑塌堆积》一文。进而推翻了曾作为20世纪60年代初重大进展的香山群为寒武系的结论，写出《香山群时代讨论》，认为其寒武系化石仅存在于作为外来体的滑塌堆积中。再进一步发展，写成《滑塌堆积及其构造意义》(三文皆见于附录二)。偶然性的发现正是这样必然地蕴含于勤奋的观察和锲而不舍的研究中。在野外工作中，每天回到家总要重新绘制白天来不及细绘的信手剖面，每个阶段自己总结工作认识及存在问题。野外工作十余年，我不会打“扑克”，因为谁也不愿与我这个不愿认真思考就出牌的人“打对家”。在牧区闲住时学些蒙语歌，在县城闲住时跑文化馆，我写的《黄土地论桑》中的一些历史地理资料正是这样获得的。更多的地质认识来源于查阅各类文献资料。出版《鄂尔多斯断块构造与资源》时，我可以负责地说，查阅了当时公开出版的所有涉及此区的文献书籍，甚至包括《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考古》这样的冷门期刊，更不用说大队资料室的成袋资料了。到北京后，更有机会阅读大量内部资料和各类期刊。它们是极宝贵的“认识源”，但其往往仅能反映两三年前的进展。大约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做分类别的剪报以及时跟踪有关问题的新进展。如今我已有60多本剪报，分的越来越细，如东亚又分为东北亚和东南亚，非常规油气中单分出页岩油气、煤层气。大量阅读资料文献期刊报纸需要太多太多的时间。怎么办？只有靠勤、靠抓紧时间干。“哪怕只有一个小时的空隙，也要伏案斟酌推敲；哪怕只是一个晚上的会余，也去灯前笔耕构思。”(《书成之后》，2002)正是这种状态如实的描述。大量资料的累积，量变导致质变，往往产生认识的飞跃，形成可进一步跟踪以至写成论文的新亮点、新题目。于是，我把这些认识的“火花”记录于一个专用小本中。翻看时不由得感慨：“数待写诸文，意兴正浓”(《沁园春(抒怀) 》，2009)。工作初期，在完成分配的工作之外，我写了大量的小结和论文初稿。到“文革”抄家时，专案组专门给它编了号(谢谢)，计24篇，此后自己续编到50多号。因为后来的文章都公开发表了，此编号就不再继续。1979年南宁会议上我提交10篇论文，创个人提交论文数量的记录。这些论文和80年代初公开发表的论文大部分初稿就是上述被编号的小文。如1981年发表的《鄂尔多斯地区寒武纪的海侵和时侵》(见附录二)的初稿就写成于1964年。“文革”期间，专业科技期刊几乎全停刊。“文革”后，我的论文才有机会见诸公开刊物。从第一篇论文公开发表的1980年起，在《苦斗篇》期间内6年发表17篇，平均每年2.8篇。在《跋涉篇》期间14年发表86篇，平均每年8.1篇。在《夕拾篇》期间12年发表112篇，平均每年9.3篇。15部专著中，12部出版于《夕拾篇》期间。可以看出：论文发表的速度在加快着。以平均每篇论文1万字计(近年在论文发表后应报纸和一般杂志之邀改变大、小标题，改写、节要再发表，多为3～6篇，它们并未记入论文篇数)，至2013年上半年共约219万字，加专著508万字，共为727万字。这些统计数字显示：“从秃笔下流出的不只是墨痕，那是生命活力的汁液；方格上留下的不只是文字，那是踏实奋斗的足迹。”(《书成之后》，2002) 对于论文的写作，我持认真态度，从上面提到的小本中选择已较成熟的与当前需要联系紧密的题目先行成文，以先辈为榜样，“宁坐十年冷板凳，不写一篇空文章”(《叙怀》，2006)。“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我的业务活动就是我自荐于炎黄的贡献：“心血写汗青，务实远浮名。事关国运民苦情，脉搏和雷动。”(《卜算子(论文200篇有感)》，2012) 最后，结合我的人生感悟，我想谈一下诗词中的狂傲。在日常生活中，狂傲无疑是个缺点。记得高中时买了本讨论休养的小册子，精心研读，书名大概就是《论骄傲》。我经常警告自己莫骄傲，特别是在做学问上，“踏实谦虚是座右铭”(《革命和科学》，1961)。傲已经是大忌(骄兵必败)，再加上狂，狂傲实在要不得。但在文艺上，特别是诗词中却似乎不尽然。在强调中庸的儒家道德作为统治思想的几千年间，文人骚客却总是或隐或现地体现出某种自外于现实、自外于主流的狂傲情调，而且言语上带有诗词常见的夸张，字里行间对此还颇有欣赏赞颂之意。这里有什么奥妙之处吗？事物总带有两面性。作为对封建道德的叛逆，有人就变格地表现出疏狂，甚至是有别于常人的怪异。我们绝不赞许、更不模仿那些异端化的行为，但却要珍惜那种对独立人格的期求，特别是隐藏于其后的自由的思考和探索。记得某个作品中有这样的评论选人：宁要一个有锋芒、有棱角而不够成熟的人，却不要一个不想有作为并因处世圆滑而显得沉稳的人。前者在生活的磨炼中可走向成熟，后者却在磨炼中失去勇气而难有所作为。我们这代人都经历过要“自觉地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时代，只要求近于盲目的服从，哪里还允许你有一丁点儿越格的独立思考。这样的思想状态能成为“革命(改革)者”吗？能成为有所创新的科技工作者吗？新时代应允许人(特别是青年人)有些破格，有些在一般人看来狂傲的元素；要鼓励人人有梦想、有个性。这和我们都是普通劳动者，都谦恭平等待人并不矛盾，而是一个事物真实的两个侧面。李裕伟先生在与我2004年写的《江城子(抒怀) 》唱和中对首句“老夫常发少年狂”，和为“天生老九性癫狂”；进而指出“狂”即是真，真才是诗(见序一)。从美学上看，松竹固然有气节，但桃花就一定是“轻佻”吗？它在早春率先绽开、先叶而出，要开就开个满树粉碧、漫山红遍，要活就活得率真潇洒、敢作敢为。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长期的能量积蓄啊(《桃花颂》，1963)。许多人赞美泉水叮咚清流淙淙的柔情，但“黄河之水天上来”、“怒吼吧，黄河”，又是何等壮美啊！黄河就是黄河，“为什么一定要细流涓涓呢？”洪水就是洪水，“为什么一定要细语绵绵呢？”(《雁滩寄语》，1964)。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狂、傲都是作者追求独立人格、自由思考的诗意表达。五、我的家人为了使人读明白这本诗集，《前言》中已作了不少交代。最后谈一下我的家，因为有一些诗谈到了家人。我祖籍山东费县石桥。据家谱记载，在此定居十余代。祖父从石桥村来到县城，以为庙堂彩绘、红白喜事扎彩等为生。据说还去过香港，会修钟表，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手艺人。家贫、无居室而借住于西关火神庙。父亲本名张玉泉，字璞山，后以此作正式名。他上过两年私塾，后入新学堂上小学。终因家贫辍学去酒店当学徒，因算盘打得好且识字，在前面柜台顶班。清末民国初，山东土匪响马蜂起。酒店被抢，他被绑票数月才逃回。生活无着时，适逢段祺瑞执政，组织“参战军”欲训练后投入“一战”。父投军被召为看护兵，有机会赴京培训后为见习军医。从此开始在旧军队中的生涯。抗战时任野战医院院长、军医处长，曾参加南口(年老时到京，执意去康庄看其野战医院旧址)、台儿庄、武汉保卫战等战役。对此，他写有精彩的回忆录，我还曾看过他当年的日记(后来日记及若干文献都丢失了)。抗战胜利前夕，因与长官们不和而辞职经商。徐州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恢复医生本行。1958年在山东师范学院时被打成右派，后回故乡工作，退休后在县政协任闲职。父亲多年混迹于旧军队却还能保持为人道德。直到经商才为应酬而吸烟，不喜酒，我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夕一瓶酒过年时开启，到中秋节才喝完。没有专门的医学学历，却能以拉丁文开处方。喜爱诗词金石书法绘画。书法以魏碑见长，所作山水花鸟条屏现收藏于六弟家。晚年辑手抄诗成《不是诗集》和其所刻各色印章皆存于我处。我写的许多旧体诗词寄给他，他多有修改，其中部分见于本诗集中。他拓印的当年费县“三贤祠”(这是可见诸于正史而又曾在费县任职的三位历史名人) 碑记已作为文物恢复于费县唯一公园的桥头河边，碑侧有文记录“费县政协张璞山先生”保存和捐出此文物的经过。按家谱，我们这代人的名字应是张×堂，但我父亲认为人最灵巧的是手和舌，舌有时会说坏话，手是劳动器官、创造万物。于是兄弟们便皆以“提手”为偏旁取名（再下一代取名皆从“金”偏旁，以求其坚强之意）。大致参考国家形势，依次名以捍抗挺摈拓拔抨。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我生于湖北汉江上的老河口（今光化市），得名为抗（兄弟们乳名皆以出生地简称，故我乳名为鄂生），父又给“克强”为字。这个字恰与辛亥元勋黄兴之字相同，不知有何寓意。我有时以克强为笔名(包括个别论文)，有时把张拆开，以长工为笔名。出于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近十余年我常以“沂蒙山人”的印章记写在各种书籍扉页。诗集中有些是写给兄弟的。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四弟张拓( t3 )，其聪慧居兄弟之右。1964年高中毕业时曾在济南市会考中名列前三。但前三名学生皆因家庭问题(当时列为“政治标准”)未被大学录取。后作为首批知青到济南近郊参加“稻改”(改旱地为标准水田以种植闻名的优良品种北园大米)。但三年困难时期，受饥饿影响而体质孱弱，在艰苦劳动时患病却又未及时就医，终因“亚急性肾炎”而不治。其后在济南市下两届毕业生中曾开展“向张拓学习”活动。《济南晚报》整版报道了他的事迹。“你没有攀上高峰，但却永不甘栖于谷底。你冲天直上的起飞，表露了雄鹰的心意”。他的秉性与我相似，亦爱写诗，欲献身科技。“你是我少年的复映，我是你希望的归宿。”(《霜天的黄花（怀念拓弟）》，1966)所以，我总觉得我身上负担着两个人的责任，总要替拓弟做些事才对得起英年早逝的小弟。在家人，特别是父母面前我从不提及他，以免大家伤心，但多少年来总记得那虚弱脸上的微笑，写些诗，默默地悼念他。当我回顾人生时，总有遗憾之情，它源于对亲人的愧疚。我为了理想去全力拼搏，却没能更多地关爱亲人。对父母未尽到孝心，对兄弟未多方提携，对妻子给她加了过多的家庭重担，对孩子未能无微不至的关怀。面对着流逝的岁月，我无法弥补这些过失，我也难以企求亲人以及朋友们的谅解。; 个人分类: 诗集|323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张抗诗集：《滴水集》序（张以诚）: yazheng 2014-3-13 10:57; 《滴水集》序二（诗化人生） ( 张以诚) 诗是一种文学体裁，通过有节奏、有韵律（某些自由体诗除外）的语言，反映社会生活，描摹人生，表达情感。诗集是由一人或多人诗作编辑而成的书籍。《滴水集》是张抗诗作的自选集。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表意能力极强。“诗化”一词，由“诗”和“化”两个字组成，“诗”是名词，“化”是后缀，两个字连在一起就变成动词，表达人的一种特性和生存状态。“诗化人生”，反映人生的诗化过程及人生的独特侧面。从这种意义上说，这部诗集也是作者的一部传记、一本诗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长期在一个专业领域里驰骋、搏击，自然会成为这个专业的里手行家。也有少数人，或由于天资聪颖，或由于特别勤奋，或由于既聪颖又特别勤奋，便会在两三个或多个专业领域都取得骄人的成绩，成为多方面的专家。张抗同志就属于后一类人。他是学理科—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出身，在实践中逐步锻炼成为一个油气勘探、油气地质专家，进而在国内外的油气发展战略、能源发展战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不但有他在本诗集附录一、二中辑录的“油气发展战略三部曲”等10余部专著和120余篇论文作证，也可用他在中国能源研究会、全国地质哲学委员会等学术团体中担任“超龄”常务理事作旁证。张抗是一位地质学家，也是一位业余诗人，在绘画方面也能来两下子（本诗集前言中已言及，在“文革”中他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据说他还买了个手风琴，给退休职工合唱团当过伴奏。张抗从青年时代起，在学习和工作之余，长期坚持不懈地从事诗歌创作。茶余饭后，旅行途中，会议间歇，以及探亲访友期间，都被充分有效地利用起来，写下了数量可观、质量较高、具有鲜明特色的诗作。近期，他从数十年间积累的已发表或尚未发表的大量诗稿中，选而又选，汇成一辑，准备公开出版。本人有幸先睹为快，花了两个多星期时间，认认真真拜读，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每有收获即随手记下，与张抗共享喜悦忧愁，共尝大自然和生命历程赐予的酸甜苦辣。地质科学具有和一般自然科学门类明显不同的特点。以地质科学武装起来的地质事业，是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一项富有诗意的事业。中国有突出成就的地质学家，素有在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之余从事诗歌创作的传统。近代地质科学创始人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在从事地质事业和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都有很好的诗作问世。张抗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地质学家这一优良传统。不仅如此，受家庭、学校和社会多重影响，形成了他崇尚正义、疾恶如仇、语言幽默、待人处事超凡脱俗的品格。正如一位伟人所说，性格就是命运。张抗做人、做学问、作诗、作画都显示出绚烂多姿的色彩。他有着诗一般的人生，他的人生已经诗化了。诗言志，这是我国古代多数文学评论家对于诗属性的重要认识。诗言志之志，侧重于诗人的思想抱负。孔子张扬诗的“兴观群怨”，提出温柔敦厚的诗教和“诗无邪”的评价标准。陆机在《文赋》中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明确指出诗的抒情本质，肯定了诗歌的抒情化发展方向。实际上，诗歌不仅言志抒情，而且叙事论势评史，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仅就诗歌抒情功能而言，人的感情有健康与庸俗、崇高与卑下、美好与丑恶之分。诗人应该抒发健康向上、进步与崇高的美好感情，排斥颓废与消沉、卑下没落的感情，从而使诗情具有美感和时代感的鲜明特色。一首好诗应该使读者有所感悟、有所共鸣，甚至有所感动。张抗在诗作中努力体现着这些要素。当下，社会上有部分诗作者价值观念扭曲混乱，诗作中人文精神缺失，内容苍白平庸怪诞。张抗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与诸如此类不健康的倾向划清了界线。张抗同志思想活跃，创作勤奋，已出版10余部专著，发表大量文章和诗作。多年前他出版《黄土地沧桑》时，我曾为之作序。这次他出版诗集，给了我再次向他学习的机会。我是学地质出身，长期从事地矿史和矿业城市研究，除了30多年前编著一本《诗歌创作漫话》外，对诗歌接触太少。对张抗的诗稿，我虽认真阅读，反复琢磨，但水平有限，诗歌知识粗浅，很可能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外行话，诚心诚意地希望行家和读者批评指正。谨祝张抗在科学研究、诗歌创作和其他各个方面，都不断取得新成就，为他的诗化人生续写绮丽、绚烂的新篇章。; 个人分类: 诗集|186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张抗诗集：《滴水集》序（李裕伟）: yazheng 2014-3-13 10:52; 《滴水集》序一（国土资源部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裕伟）张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在石油地质理论和石油勘查领域卓有建树，研究涉猎广泛，著述甚丰。其中，《断块开合与石油勘探》、《油气田的生命周期和战术战略接替》、《中国石油天然气发展战略》、《中国和世界地缘油气》等专著独具视角，受到我国油气地质界的关注。近年来，张抗又在国人瞩目的国家页岩油气的多个研究项目中担任顾问，继续为我国石油与天然气事业发挥宝贵的余热。地质学家写诗，并非前无古人，却是后有来者。我国现代地质学的开山鼻祖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均是功底深厚的古诗词家。特别是翁文灏，居然在繁忙的政务和地质专业活动之余，写下诗歌3000余首。此外，著名地质学家冯景兰、王鸿祯、朱夏等，也具有非凡的诗人才气，留下了许多明志抒情的诗篇。这些前辈，均已作古。后一代的地质学家不仅继承了先辈对地质事业的追求，也继承了他们对诗歌的爱好。地质学家写诗，将成为一种职业特征，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张抗的第一首诗写于1956年，当时他还是一个中学生；之后，他写作不断，直到今天。他的诗，有新诗，也有古体诗；他的诗，内容广泛，有风景，有人情，有时政议论，更有对地质工作的一份热爱和执著。张抗是个性情中人，读他的诗，令人总有一种倾自肺腑、酣畅淋漓之感。几年前，张抗赠我一首他写的《江城子》，我当即和了一首。他这首词的首句是“老夫常发少年狂”，我和词的首句是“天生老九性癫狂”。两个“狂”字，道出了张抗的诗性。“狂”即是真，真才是诗。借“狂”说真情，是写诗的手法之一，看来张抗深谙此道。张抗是一位地质学家，对地质学有着无比的热爱。有一首他大学期间写的诗，题为《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起句是“在书海里游泳/在纸页上走动/和地球谈情说爱/以全身的力气拥抱着太空”，一个热爱地质的大学生形象跃然纸上。在这部诗集中，写地质工作艰辛、探索、彷徨、欢乐的篇目很多。在《勘探者之歌》中写道：“我们是大地的赤子/我们是江海的儿女/愿作宝藏的情人/甘当森林的伴侣”；在《苦斗》篇中有一首诗的开篇写道：“转战西北十五年，长城内外尽周旋”；在《西江月(记南黄海研讨会)》的结尾写道：“三轮艰辛探索，八方群英献谋。踏破雄关冲迷阵，为我中华添油”，写出了寻找石油的艰苦，更写出了他对油气地质工作的情感和抱负。古代诗人多游历。李白、白居易、苏轼等是大诗人，也是旅行家。没有对名山大川的游览，就不可能写出那些描述自然景色、风土人情的优美诗篇。地质学家同时也是职业游历者，饱览祖国大好河山，拥有比别的职业更多的诗歌素材，给予他们最大的吟诗冲动，情景所至，诗句自来。这类诗歌在张抗的诗集中随处可见。如“山静静地望着海，海静静地拥着山”（《山与海》），“鬼斧神工留绝唱，秀木奇葩绣锦屏”（《游张家界》），“穿云破雾落崇安，雄崖奇峰纱半掩”（《闽北游杂咏》）等，读来景真情切。他的诗笔没有辜负大自然对地质学家美的奉献。张抗的许多诗充满对国家、对人民、对亲友、对人生的深厚感情。他用诗句讨伐“文革”妖帮，鞭笞官场腐败，讽刺经济与学术泡沫。在各种腐败与泡沫仍存的今天，令人耳目一新，更令人反思不已。怀念亲友的诗歌情感深切，亲情、友情、恋情、伤情发自心声，溢于诗表。诗即是情。无情何必吟诗，赋诗贵在真情。张抗的这类诗有真情，因此是诗。张抗兄是我的专业同行、多年朋友，也是诗友，遵嘱为序。; 个人分类: 诗集|249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西南“三江”......》前言: yazheng 2014-3-12 10:51; 前言西南“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并流地区，是全球最为复杂的造山带之一，它既经历了特提斯的构造演化，又遭受印度 —欧亚板块碰撞和高原隆升的强烈改造。该区地质构造复杂，岩浆活动强烈，成矿流体活跃，成矿作用复杂多样，矿床类型齐全，是全球著名的有色金属、贵金属成矿带，其翻江倒海的构造运动使多期构造形迹广布于各构造带，新构造运动形成的高山峡谷深切割的地貌景观使得地质现象自然呈现，因而也被称为天然地质博物馆。这里拥有一大批大型、超大型矿床，并且不断发现大型、超大型矿床，它是我国最具潜力的金属矿产富集区，是我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基地。为此，国家在三江地区部署了一系列科技攻关和找矿行动计划。研究区北起川藏两省区北界，南至云南省南部国界，西界北段沿怒江西侧分水岭，南侧沿中缅边境，东界从四川色达、甘孜、理塘沿云南丽江、大理至河口。南北长约1500km，北段东西宽约420km，中段东西宽约210km，南段东西宽约525km，总面积约50万平方千米。以科技攻关为先导，开展找矿行动计划，目的是为了寻找新的接替资源基地。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地质成矿理论取得了创新，地质找矿取得了重大突破，在西南“三江”地区发现和评价了一大批矿床，仅西南“三江”云南段发现的大型-超大型矿床就达12个，已发现的矿床均已转入进一步勘探或规模开发。“西南三江”，一个国家大型矿产资源基地的雏形已经展示出来，其成矿理论创新与找矿突破成果被评为200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本专著是著者从“八五”到“十一五”在“三江”地区开展的多轮科技攻关和找矿计划项目成果的系统总结，是几代“三江人”艰苦拼搏的共同结晶，同时也是“产、学、研”结合的成功实例。已经完成和正在开展的科技攻关项目主要有：原地质矿产部“八五”科技攻关“西南三江地区铜铅锌等矿产的成矿条件研究”（编号：85-01-003），“九五”科技攻关“西南三江中段重要成矿带的地质构造演化与贵金属、有色金属成矿规律和远景预测研究”（编号：9502001），科技部“九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课题“西南三江中南段试验区铜、金等矿产快速勘查评价的综合示范研究”（编号：96-914-03），“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西部大型矿产基地综合勘查技术与示范”（编号：2006BAB01A00），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南三江南段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综合研究”（编号：20011020009）等；找矿计划项目主要有：原地质矿产部、云南、四川、西藏等部省（区）联合的“三江特别找矿计划”跨世纪工程、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及“西南三江南段有色金属基地勘查”（编号：资 009）等。本专著是在项目参加单位—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与地质研究所、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及云南省地质调查局（云南省地质调查院）—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在科技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支持下，通过全体参与项目成员克服野外艰苦环境、顽强拼搏并坚持不懈开展研究和地质找矿工作，在项目主要技术人员共同研讨、总结后，由李文昌、潘桂棠、侯增谦、莫宣学、王立全等执笔完成的。编写分工是：前言，李文昌；第一章，潘桂棠、李文昌、侯增谦、莫宣学、王立全；第二章，潘桂棠、李文昌、莫宣学、李兴振；第三章，潘桂棠、莫宣学、李文昌；第四章，潘桂棠、李兴振；第五章，潘桂棠、李文昌、侯增谦、莫宣学、王立全；第六章，王立全、潘桂棠、李文昌、莫宣学；第七章，李文昌、王立全；第八章，李文昌、王立全、侯增谦；第九章，李文昌、潘桂棠、侯增谦、莫宣学、王立全；第十章，李文昌、潘桂棠。最后由李文昌、潘桂棠统纂全稿。图件由编写人编制，并由余海军、赵霞、袁士华、樊丽、贾秀敏、孟青等绘制。上述项目是在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关心下立项和顺利实施的。项目实施得到了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云南省地质调查院）、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及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以及云南省、四川省、西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国土资源部原副部长寿嘉华、国际合作与科技司白星碧、马岩、高平及中国地质调查局王瑞江、陈仁义、薛迎喜等领导的关心和帮助。陈毓川、翟裕生、刘宝、李廷栋、赵鹏大、常印佛、汤中立、许志琴、钟大赉、赵文津、多吉等院士，以及刘增乾、叶天竺、周家寰、黄崇轲、张洪涛、孙文珂、肖庆辉、李裕伟、王义昭、秦德厚、骆耀南、侯立伟、曹佑功、夏代祥、朱明玉、彭维震、范承钧、陈福忠、刘本培、冯庆来等专家，对项目工作及成果提升给予了很多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专著是集体劳动的成果。书中引用了一些单位、个人的文献资料和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个人分类: 地球科学图书|240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翟裕生院士为《西南“三江”......》作序: yazheng 2014-3-12 10:48; 西南“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地区，是全球最为复杂的造山带之一，其先后经历了晚古生代—中生代特提斯（Tethys）构造演化和新生代大陆碰撞造山的叠加转换，形成了“高山峡谷”和 “三江并流”的全球独特地貌景观，发生了多幕式大规模成矿作用和巨量的金属聚积，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多金属富集区、全球罕见的世界级多金属成矿省。“三江”特提斯构造转换 —叠加复合之复杂，壳/幔物质—能量交换之活跃，断裂网络系统和汇水盆地系统之发育，构造—岩浆—流体活动之强烈，成矿条件之优越，资源潜力之巨大，令世界瞩目。我国学者自“七五”以来相继对西南“三江”开展了多轮科技攻关，取得了重大研究进展。《西南“三江”多岛弧盆—碰撞造山成矿理论与勘查技术》是长期从事“三江”地质工作的多位科技人员最近完成的一部力作，是他们历时数十年理论研究与勘查实践的系统总结。该专著以翔实的资料、新颖的观点，系统论述了“三江”特提斯的时空结构、地质特征、构造演化和造山模式，全面阐述了“三江”主要成矿带的时空分布、主要特征、成矿系统和矿床类型，并建立了相应的区域成矿—找矿模型，探索总结了针对不同矿床类型的找矿集成技术。纵观这本专著，我以为有三大鲜明特点：一是基础资料扎实，学术观点新颖。作者立足“三江”地区，放眼特提斯，通过对“三江”地区地质构造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多条蛇绿混杂岩带及各种类型岛弧、盆地的系统解剖，建立了“多岛弧盆系”构造新模式；新生代时，“三江”处于斜向碰撞背景，发生大规模走滑—剪切—推覆作用，发挥构造转换和应力调节之功能，通过对不同造山带时空结构和造山模式的深入研究，建立了“横断山式”造山新模式。二是着力于搭建造山过程与成矿作用的成因链接，成矿理论研究颇有建树。作者采用成矿系统新理念，从壳幔相互作用和物质—能量交换传递的新视角，将成矿作用放在“三江”特提斯演化的框架之下，揭示成矿系统的形成与动力学过程的耦合关系和成因联系，深入分析了矿床的形成机制和分布规律，创新性地提出了“多岛弧盆成矿论”和“陆内构造转换成矿论”，初步揭示了“三江”地区的区域成矿规律。三是理论研究密切联系勘查实际，研究成果颇具实用性。作者没有满足于对典型矿床的解剖和建模，而是着力向勘查评价延伸，建立了不同成矿区带的区域成矿模型和矿床勘查模型。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针对不同矿床类型研发了相应的找矿集成技术，并成功地应用于勘查实践，明显提高了找矿效率，取得重大找矿突破，由此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西南“三江”多岛弧盆—碰撞造山成矿理论与勘查技术》这部专著，是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云南省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等单位通力合作的成果，是“产、学、研”结合、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结晶。它既有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又有新的发展，不乏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成果。它的公开问世，将对中国造山带的找矿勘查和研究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也必将为丰富和发展造山带成矿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我衷心祝贺这一专著的出版，并借此机会向长期奋战在西南“三江”地区的广大地质工作者表示敬意！ 2010 年3月28日; 个人分类: 地球科学图书|251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陈毓川院士为《西南“三江”......》作序: yazheng 2014-3-12 10:45; 西南“三江”是全球特提斯 —喜马拉雅巨型成矿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未来金属矿产资源重要的接替基地之一。为加速查明西南“三江”地区铜、铅锌、银、金等优势矿产资源潜力，原地质矿产部早在“八五”期间就组织实施了“西南‘三江’特别找矿计划”跨世纪工程，同时设立了相应的科技攻关计划。按照“区调、区划、科研、物化探、勘查”五统一的战略思想，进行了总体部署和系统勘查。为了提高西部地区勘查技术水平，科技部设立了“九五”科技攻关项目，以“三江”为示范区，开展了特殊地貌景观条件下的勘查技术攻关。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快了建立“三江”国家有色金属勘查—开发基地的步伐，国土资源大调查再次将“三江”地区列为重点勘查片区，“西南‘三江’南段有色金属基地勘查”项目作为片区核心工程，正式启动并成功实施。历经十多年“从理论到勘查，又从勘查到理论”的勘查—研究过程，“三江”成矿带的神秘面纱逐渐揭开，一个国家有色金属和贵金属基地基本形成。《西南“三江”多岛弧盆—碰撞造山成矿理论与勘查技术》，是西南“三江”地区十余年地质成矿理论研究与勘查评价成果的系统总结，是李文昌同志等一批科技人员集体劳动的结晶。该书以大量而翔实的地质资料，系统阐述了“三江”特提斯造山带的时空结构、演化历史和造山模式，特别是基于“三江”多条蛇绿混杂岩带及各种类型的岛弧—盆地的系统解剖，提出了“三江”古特提斯“多岛弧盆系”构造新模式。通过系统识别和系统研究多条不同规模和不同类型的造山带，提出了“横断山式”造山新模式。在此基础上，作者系统厘定和划分了“三江”地区的成矿带。特别是通过主要成矿带及成矿系统的详细解剖，创新性地提出了古生代“多岛弧盆成矿论”和新生代“陆内构造转换成矿论”，系统阐明了“三江”特提斯成矿系统和大型矿床形成的动力学背景、深部过程和发育机制。此外，作者系统研究了“三江”成矿带和主要矿床的成矿地质环境与成矿规律，建立了相应的区域成矿模型（模式）及重要矿床类型的找矿模型，明确了不同成矿区带的主攻矿种和矿床类型；建立了以找矿模型为驱动、以GIS为平台的成矿预测评价系统，开展多元信息成矿预测，圈出了大批成矿远景区和找矿靶区，为勘查部署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值得赞赏的是，作者探索总结了多套找矿集成技术，为实现找矿重大突破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例如，针对斑岩铜矿，提出了“斑岩模型+高光谱+PIMA+高精度磁测+IP”集成技术，在香格里拉普朗铜矿取得找矿突破；对于块状硫化物矿床，总结了“成矿模式+层位+瞬变电磁法+激发极化法”集成技术，取得了鲁春铜铅锌多金属矿、普洱大平掌铜铅锌多金属矿等的找矿突破；对于构造蚀变岩型（造山型）金矿，探索总结了“脆/韧性剪切带+化探”集成技术，简单而实用，实现了镇沅金矿等一系列金矿的找矿突破；对于热液脉型铅锌银多金属矿，采用“构造圈闭+热液循环中心+多种电法”集成技术，实现了兰坪白秧坪铅锌银多金属矿等的找矿突破。《西南“三江”多岛弧盆—碰撞造山成矿理论与勘查技术》是一部成矿理论与勘查评价相结合的专著，其中，不乏“产、学、研”结合取得理论创新与勘查突破的成功实例，也折射出作者多年来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从理论到勘查，又从勘查到理论”孜孜以求、不断升华的过程。专著中所反映的新思维和理论上的新进展，无疑会对研究大陆造山和成矿作用的同仁们有所启迪，也必将对从事矿产勘查与评价的地质工作者具有参考意义。 2010 年4月3日; 个人分类: 地球科学图书|1165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磷矿床》一书，近日将由地质出版社出版发行: yazheng 2012-6-1 15:35; 《中国磷矿床》封面.pdf; 个人分类: 地球科学图书|3087 次阅读|0 个评论

新书发布：《城市环境地质调查信息化建设》，已由地质出版社出版: yazheng 2011-8-12 16:44; 封面.pdf 扉页版权页前言目录.pdf; 个人分类: 地球科学图书|2806 次阅读|0 个评论

新书：《英国国土资源与产业管理》，已由地质出版社出版: yazheng 2011-8-12 16:31; 封面.pdf 目录.pdf 序言前言.doc; 个人分类: 地球科学图书|306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地质出版社出版《南海北部陆坡深水海域油气资源战略调查及评价》: yazheng 2011-8-2 11:22; 中海石油米立军、张功成等著的《南海北部陆坡深水海域油气资源战略调查及评价》一书，已由地质出版社（刘亚军等责编）出版发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地质师朱伟林作序。图书简介.pdf; 个人分类: 地球科学图书|208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西南“三江”多岛弧盆-碰撞造山成矿理论与勘查技术》序2: yazheng 2011-4-10 09:46; 序二（翟裕生院士）西南“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地区，是全球最为复杂的造山带之一，其先后经历了晚古生代—中生代特提斯（Tethys）构造演化和新生代大陆碰撞造山的叠加转换，形成了“高山峡谷”和 “三江并流”的全球独特地貌景观，发生了多幕式大规模成矿作用和巨量的金属聚积，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多金属富集区、全球罕见的世界级多金属成矿省。“三江”特提斯构造转换—叠加复合之复杂，壳/幔物质—能量交换之活跃，断裂网络系统和汇水盆地系统之发育，构造—岩浆—流体活动之强烈，成矿条件之优越，资源潜力之巨大，令世界瞩目。我国学者自“七五”以来相继对西南“三江”开展了多轮科技攻关，取得了重大研究进展。《西南“三江”多岛弧盆—碰撞造山成矿理论与勘查技术》是长期从事“三江”地质工作的多位科技人员最近完成的一部力作，是他们历时数十年理论研究与勘查实践的系统总结。该专著以翔实的资料、新颖的观点，系统论述了“三江”特提斯的时空结构、地质特征、构造演化和造山模式，全面阐述了“三江”主要成矿带的时空分布、主要特征、成矿系统和矿床类型，并建立了相应的区域成矿—找矿模型，探索总结了针对不同矿床类型的找矿集成技术。纵观这本专著，我以为有三大鲜明特点：一是基础资料扎实，学术观点新颖。作者立足“三江”地区，放眼特提斯，通过对“三江”地区地质构造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多条蛇绿混杂岩带及各种类型岛弧、盆地的系统解剖，建立了“多岛弧盆系”构造新模式；新生代时，“三江”处于斜向碰撞背景，发生大规模走滑—剪切—推覆作用，发挥构造转换和应力调节之功能，通过对不同造山带时空结构和造山模式的深入研究，建立了“横断山式”造山新模式。二是着力于搭建造山过程与成矿作用的成因链接，成矿理论研究颇有建树。作者采用成矿系统新理念，从壳幔相互作用和物质—能量交换传递的新视角，将成矿作用放在“三江”特提斯演化的框架之下，揭示成矿系统的形成与动力学过程的耦合关系和成因联系，深入分析了矿床的形成机制和分布规律，创新性地提出了“多岛弧盆成矿论”和“陆内构造转换成矿论”，初步揭示了“三江”地区的区域成矿规律。三是理论研究密切联系勘查实际，研究成果颇具实用性。作者没有满足于对典型矿床的解剖和建模，而是着力向勘查评价延伸，建立了不同成矿区带的区域成矿模型和矿床勘查模型。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针对不同矿床类型研发了相应的找矿集成技术，并成功地应用于勘查实践，明显提高了找矿效率，取得重大找矿突破，由此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西南“三江”多岛弧盆—碰撞造山成矿理论与勘查技术》这部专著，是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云南省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等单位通力合作的成果，是“产、学、研”结合、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结晶。它既有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又有新的发展，不乏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成果。它的公开问世，将对中国造山带的找矿勘查和研究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也必将为丰富和发展造山带成矿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我衷心祝贺这一专著的出版，并借此机会向长期奋战在西南“三江”地区的广大地质工作者表示敬意！ 2010年3月28日; 个人分类: 地球科学图书|252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西南“三江”多岛弧盆-碰撞造山成矿理论与勘查技术》序1: yazheng 2011-4-10 09:31; 序一（陈毓川院士）西南“三江”是全球特提斯—喜马拉雅巨型成矿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未来金属矿产资源重要的接替基地之一。为加速查明西南“三江”地区铜、铅锌、银、金等优势矿产资源潜力，原地质矿产部早在“八五”期间就组织实施了“西南‘三江’特别找矿计划”跨世纪工程，同时设立了相应的科技攻关计划。按照“区调、区划、科研、物化探、勘查”五统一的战略思想，进行了总体部署和系统勘查。为了提高西部地区勘查技术水平，科技部设立了“九五”科技攻关项目，以“三江”为示范区，开展了特殊地貌景观条件下的勘查技术攻关。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快了建立“三江”国家有色金属勘查—开发基地的步伐，国土资源大调查再次将“三江”地区列为重点勘查片区，“西南‘三江’南段有色金属基地勘查”项目作为片区核心工程，正式启动并成功实施。历经十多年“从理论到勘查，又从勘查到理论”的勘查—研究过程，“三江”成矿带的神秘面纱逐渐揭开，一个国家有色金属和贵金属基地基本形成。《西南“三江”多岛弧盆—碰撞造山成矿理论与勘查技术》，是西南“三江”地区十余年地质成矿理论研究与勘查评价成果的系统总结，是李文昌同志等一批科技人员集体劳动的结晶。该书以大量而翔实的地质资料，系统阐述了“三江”特提斯造山带的时空结构、演化历史和造山模式，特别是基于“三江”多条蛇绿混杂岩带及各种类型的岛弧—盆地的系统解剖，提出了“三江”古特提斯“多岛弧盆系”构造新模式。通过系统识别和系统研究多条不同规模和不同类型的造山带，提出了“横断山式”造山新模式。在此基础上，作者系统厘定和划分了“三江”地区的成矿带。特别是通过主要成矿带及成矿系统的详细解剖，创新性地提出了古生代“多岛弧盆成矿论”和新生代“陆内构造转换成矿论”，系统阐明了“三江”特提斯成矿系统和大型矿床形成的动力学背景、深部过程和发育机制。此外，作者系统研究了“三江”成矿带和主要矿床的成矿地质环境与成矿规律，建立了相应的区域成矿模型（模式）及重要矿床类型的找矿模型，明确了不同成矿区带的主攻矿种和矿床类型；建立了以找矿模型为驱动、以GIS为平台的成矿预测评价系统，开展多元信息成矿预测，圈出了大批成矿远景区和找矿靶区，为勘查部署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值得赞赏的是，作者探索总结了多套找矿集成技术，为实现找矿重大突破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例如，针对斑岩铜矿，提出了“斑岩模型+高光谱+PIMA+高精度磁测+IP”集成技术，在香格里拉普朗铜矿取得找矿突破；对于块状硫化物矿床，总结了“成矿模式+层位+瞬变电磁法+激发极化法”集成技术，取得了鲁春铜铅锌多金属矿、普洱大平掌铜铅锌多金属矿等的找矿突破；对于构造蚀变岩型（造山型）金矿，探索总结了“脆/韧性剪切带+化探”集成技术，简单而实用，实现了镇沅金矿等一系列金矿的找矿突破；对于热液脉型铅锌银多金属矿，采用“构造圈闭+热液循环中心+多种电法”集成技术，实现了兰坪白秧坪铅锌银多金属矿等的找矿突破。《西南“三江”多岛弧盆—碰撞造山成矿理论与勘查技术》是一部成矿理论与勘查评价相结合的专著，其中，不乏“产、学、研”结合取得理论创新与勘查突破的成功实例，也折射出作者多年来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从理论到勘查，又从勘查到理论”孜孜以求、不断升华的过程。专著中所反映的新思维和理论上的新进展，无疑会对研究大陆造山和成矿作用的同仁们有所启迪，也必将对从事矿产勘查与评价的地质工作者具有参考意义。 2010 年 4 月 3 日; 个人分类: 地球科学图书|201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海相油气勘探》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 yazheng 2011-4-6 00:39;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结果,地质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海相油气勘探》一书,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 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把原有22个全国性出版行业的评奖奖项整合为中国出版政府奖,下设6个子项奖。作为出版行业的最高奖项,它既是以往我国出版行业公认的国家图书奖等多个权威奖项的延续,又是顺应出版事业发展新形势的体现,因而比以往的奖项更具权威性。中国出版政府奖每3年评选1次,图书奖是各子项奖中的重要奖项。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参评图书为2007 -2009年出版的新书,向获图书奖和提名奖图书的著（译）者、责任编辑和出版单位颁发获奖证书。该奖规格高、范围广、影响大，深受出版业界关注。第二届评奖坚持了严格的评奖标准和程序,体现了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权威性、公平性、公正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各奖项评出的都是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图书,代表了当前出版行业发展的领先水平。《中国海相油气勘探》(马永生院士等著，责任编辑为刘亚军编审等)一书,是中国几十年来海相油气勘探经验、成果的系统总结、提炼和升华,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和传播价值,对国内外海相油气勘探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对反映国内外新的油气勘探科学技术成果具有重大推动作用。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海相区域构造背景与原型盆地演化及沉积层序与古地理演化,中国海相油气成藏条件、成藏模式、成藏系统、成藏规律及分布规律,中国海相勘探技术进展,中国海相有利勘探区评价与优选以及中国海相油气勘探前景展望。本书第一作者马永生,男,1961年10月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地质师。作为第一贡献者完成的“海相深层碳酸盐岩天然气成藏机理、勘探技术与普光大气田的发现”项目获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07年获第十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近年来他取得了海相碳酸盐岩油气勘探理论与技术的创新性成果,揭示了深层碳酸盐岩优质储层的发育机理与预测模式,提出了复杂构造区油气复合控藏的新认识及构造-岩性复合油气藏勘探的新思路,成功指导了普光等地区深层、超深层海相碳酸盐岩的勘探实践,发现了海相碳酸盐岩整装气田—普光大气田,以普光大气田为资源基础的国家“十一五”重大工程—“川气东送”已投入商业化运行。该项工程大大改善了长江沿线六省两市的能源结构,其社会和经济效益巨大。本书第一责任编辑刘亚军,男,1962年9月出生,地质出版社编审。1989年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今成都理工大学）构造地质学专业，获理学硕士学位。近年来他负责编辑出版的专著主要有：《KARST PROCESSES AND THECARBON CYCLE FINALREPORT OF IGCP379》(袁道先院士等著) 《非传统矿产资源概论》(赵鹏大院士等著）《碳酸盐岩微相》(马永生院士等译) 《特提斯喜马拉雅沉积地质与大陆古海洋学》(王成善教授等著) 《中国油气地质特征》（王金琪研究员著）《西南“三江”多岛弧盆-碰撞造山成矿理论与勘查技术》（李文昌等著，200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成果）《新疆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床三维立体定量预测研究》（赵鹏大院士、陈建平教授等著）《南海北部陆坡深水海域油气资源战略调查及评价》（米立军、张功成研究员等著）; 1766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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