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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qng1008 2020-5-17 16:24

陈克恢（ 1898—1988）出生于上海郊区农村，幼年丧父，５岁时由舅父周寿南（中医）教他读书写字，学习四书五经，10岁时才进入公立学校。1916年考入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两年后毕业，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插班于药学系三年级，于1920年毕业。因舅父是中医，他幼年时常在中药房里读书玩耍，因而对中药感兴趣，去美国时即立志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为了满足他研究中药的愿望，导师克来莫斯在四年级时，给了他从中国进口的肉桂 500磅，让他进行桂皮油的研究。他以这项研究完成了学士论文。大学毕业后，他感到如果回国开展研究工作，还需要较多的生理学、生物化学和药理学知识，又进入该校医学院，学了两年医学课程，并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 1923年，因母亲病重回到北京，受聘于协和医学院药理系任助教，直到1925年。陈氏据以成名的贡献是麻黄研究。在协和药理系系主任卡尔 ·施密特的支持下购买了大量的麻黄进行研究，他使用了自己在国外所学的植物化学研究方法对麻黄进行分离，通过用不溶性溶剂层层萃取，他很快就从麻黄中分离出了一种新的化合物。但是，其实陈克恢并非第一个分离出该化合物的人，早在 1877年，日本人长井长义就从麻黄中分离此碱，命名为麻黄碱，他认为麻黄碱有扩大瞳孔的功能。熟悉中医药理的陈克恢当然不会认为麻黄碱只有扩大瞳孔的功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发现，给麻醉了的狗或毁脑脊髓猫静脉注射麻黄碱 1—５毫克可使颈动脉压长时间升高，心肌收缩力增强，使血管（特别是内脏血管）收缩，支气管舒张，能使离体子宫很快收缩，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滴入眼内引起瞳孔散大。这些作用都和肾上腺素相同，所不同的是口服有效，且作用时间长，毒性较低。陈氏日夜奋战，仅用了 6个月就得到不少成果，并在美国实验生物与医学学会北京分会上作了初步报告。1924年，他发表了关于麻黄碱药理作用的第一篇论文。回美国后，又进行了大量研究。当时美国尚无严格的药政管理法，麻黄碱药理研究很快进入临床观察，并证明它可以治疗过敏性疾病、干草热和支气管哮喘，还可用于脊椎麻醉时常见的血压下降。口服麻黄碱25—50毫克能对抗巴比妥类安眠药引起的余醉。他还分析了世界各地产的麻黄草，发现只有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所产含左旋麻黄碱。从此，礼来药厂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麻黄用于麻黄碱的生产，以适应临床需要。这种状况持续了19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期间，两位德国化学家用发酵法将苯甲醛与甲基胺缩合，成功地合成了左旋麻黄碱为止。由于这样合成的产品和天然产品完全相同，且价格低廉，此后不再从麻黄中提取。更重要的是，陈克恢和他的同事们，进一步研究了很多结构与麻黄碱类似化合物的药理作用，从而推动了无数交感胺类化合物的合成。这些研究不仅发现了很多新药，分别用于呼吸系统疾病、鼻充血、疲劳、肥胖病和发作性睡症等的治疗，也为后来 α－及β－阻断剂的研究和开发打下了基础。这项研究是从天然产物中寻找先导化合物，进行优化，开发新药的一个典范，也为研究和开发祖国医药宝库指明了道路。显然，陈氏是非常出色的天才，但是，没有舅父提供的中医药背景知识，他不可能那样神速地做出终生据以成名的贡献。同样，没有现代医药学知识，也不可能做出所谓现代研究。日本学者分析出麻黄碱比他早 38年，却未能迅速展开，说明中医的文化土壤也是发扬中医药不可少的。由于对麻黄碱的研究成果，陈克恢一举成名，但是他对于麻黄碱的研究仅持续了几年的时间，随后他又投入到新的项目当中，致力于研究蟾蜍毒素。蟾蜍毒在中医里叫做蟾酥，是蟾蜍耳后腺及表皮腺体的分泌物，白色乳状液体或浅黄色浆液，有毒。中医里认为蟾酥有 “解毒，消肿，强心，止痛”的功效，许多药典里都记载了蟾酥治疗疔疮，痈疽，发背，瘰疬，慢性骨髓炎，咽喉肿痛，小儿疳积，心衰的内容。陈克恢在北京的药店里买了大量的蟾酥，并且分离出华蟾蜍精和华蟾蜍毒素，并发现这两种成分都有洋地黄样的强心作用，临床试用证明静脉注射 1mg能使室速减慢5小时，与洋地黄毒甙比较，华蟾蜍精的作用时间持续较短，而且口服无效。除了麻黄、蟾酥之外，陈克恢在中药药理的研究上从未止步，他还对汉防己、元胡、吴茱萸、贝母、百部、夹竹桃和羊角拗等许多中药进行了药理研究。他一生从事药理学事业先后共 50余年，发表论文和综述共约350多篇，对新药物的开发贡献极大，是中国药理学界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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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药性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fqng1008 2019-6-1 17:32

一、药性理论起源（一）五味说《周礼》记载 “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 ”还说： “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 ” 药理学说是针对病理变化而形成的，如有了虚实寒热的病理变化，才能有补虚、泻实、清热、温寒的药理学说等。《内经》的药理学说，主要是所谓五味说，五味说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针对病性的，即五味所主；一是针对病位的，即五味所入。 1. 五味所主《素问 ·脏气法时论》说： “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也。 ”并明确指出： “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 ”这些认识和后世所说辛主发散、酸主收敛、甘能缓中、苦能燥湿、咸能软坚是完全一致的，可见此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此外，《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还有关于五味阴阳属性的归纳： “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 ” ， “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 ”这种气味阴阳的论述，对于解释药物的作用机制也是很有帮助的。最后，《内经》中还有两条专记 “甘药”的零散材料，《灵枢 ·终始》篇治疗少气 “可将以甘药 ” ，《灵枢 ·邪气脏腑病形》篇治 “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 ”这里明确指出了 “甘药 ”的调补作用。 2 . 五味所入《素问 ·宣明五气篇》云： “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 ”。《灵枢 ·九针论》则说： “酸走筋，辛走气，苦走血，咸走骨，甘走肉 ” ，并增加了一个 “淡入胃 ” ，这些显然都是从五行学说推衍而来。《素问 ·脏气法时论》还有进一步的记载： “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 ” ， “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 ”等，又说： “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 ……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 ”等，这就打破了五味与五脏的机械关系，可以根据五脏苦欲而灵活运用了。此外，在其它篇章里还有一些关于五味宜忌、五味所伤的记载。需要说明的是，《内经》关于五味的记述是包括食物在内的，所谓宜忌和所伤，大部分指的是患病时食物的宜忌和饮食过度时的所伤，这是应该注意的。总之，《内经》的五味所主说多从经验而来，五味所入说则多由五行学说推衍而来，因此五味所主的实践意义就重要一些。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内经》还提出许多针对病理变化的治疗原则，其中谈的最多的是补虚泻实。如《灵枢 ·脉度》篇说： “盛者泻之，虚者饮药以补之 ”等，《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更具体地指出： “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镖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 ”这些原则，在《内经》时代虽还不可能指出具体的药物，但随着药物实践知识的不断丰富，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结合，这些原则就自然成为中医药理学说的基本内容了。总之，战国时期一方面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中药应用知识，另一方面病理学说的形成，又给总结药物作用提供了理论根据。由于有了这两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到了《内经》时代，才初步总结出五味说、气味阴阳说和补虚泻实说等，为中医药理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四气说的建立五味四气是中医药性说的主要内容，五味说出现较早，四气说则始见于《本经》，《本经》不但明确指出 “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 ，而且明确了 “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的基本原则。在具体药物记述中，几乎每种药都有寒热温凉的记述，并且分出了寒、小寒、微寒、大热、温、微温、平等七种不同的程度，可见对药物四气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样就便于针对病理变化的寒热加以应用，使病理学说和药理学说开始结合起来。《伤寒杂病论》虽很少谈药性，但从其方药运用中可看出其对药性寒热的深刻认识，如白虎汤用石膏、知母以清热，四逆汤用附子、干姜温寒救逆等，还有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 ， “以细辛、干姜为热药也 ”等具体记载，说明东汉时四气说也已经普及了。由于四气说主要是从实际用药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和五味说部分来源于五行推衍的情况有所不同，所以在其后的临床实践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三）其它针时病理的药理学说《本经》除提出 “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 ”的原则外，还认识到一些针对病理起作用的药物功效，如干姜、附子、吴茱英等能 “温中” ，元参、粟米等能 “养肾气” ，麻黄有 “发表出汗”的功效，海藻有 “破散结气”的作用等。对个别药物的功效认识已经比较全面，如大枣能 “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 ……补少气， ……和百药” ，大黄有 “破癥瘕结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 ”的功效等。这些认识大多数是正确的，只是类似这样的记述还很少。当然，由于实践经验不足，病理学说还比较粗略，在这方面的认识也就受到限制，因而《本经》里出现一些不准确的记载也是难免的。如它认为可以益气，补五脏 (包括补虚赢、补中、益气力等)的药物有数十种，实际上除了人参、薯蓣等确实有补益作用外，其余大多数药物如枳实、竹叶、茅根、紫草、桑根白皮等并没有这方面的功效。又如它记载能下血或破除疮疡、积聚、恶血、血闭的药物约 90种，今天看来除牛膝、丹参、川芎、凌霄花、大黄、桃仁等不足 l/3的药物确实有活血消癥的作用外，其余 2/3的药物都没有这方面的功效，而当归、泽兰、益母草等《本经》虽已收载，但还没有认识到活血化瘀是它们的主要功效。这说明药物功效的认识是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经验积累的。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本经》有关药物主治的记述丰富而具体，但主治对象绝大部分是病名或症状，还没有和虚实寒热等病理变化联系起来。如厚朴 “主中风，伤寒，头痛，寒热，惊悸，气血痹，死肌 ”。贝母“主伤寒烦热，淋沥邪气，疝瘕，喉痹，乳难，金创，风痉 ”等。此外，对某些疾病或症状的特效药也有了一定认识，如常山治疟，黄连治痢，水银治疥疮，海藻治瘿瘤，雷丸、芜痍可杀虫，麻黄平喘，牛膝可堕胎等。这些情况都反映出当时在实践中虽然认识到许多有效药物，但还不可能更多地把病理和药理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伤寒杂病论》关于方剂的加减也主要是针对症状，如小柴胡汤、小青龙汤、真武汤等，根据病理进行加减的记述全书只有几处，如防己黄芪汤 “下有陈寒加细辛 ” 桂苓五味甘草汤解释不用麻黄的原因是 “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 ”等，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四）药物的配伍和分类《本经 ·序例》云： “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茎华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之时，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不尔，勿合用也。 ”这说明《本经》时代，对药物配伍的相互作用已经有了一定认识，而且形成了初步的配伍理论。关于分类，《本经》将 365种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 “ 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 ” ， “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有毒无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蔽者，本中经 ” ， “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左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这种分类法认为上品药养命，中品药养性，下品药才治病，是受了当时特重养生的影响，至于把一些有毒的矿物药列在上品药的最前边，认为可以久服，不老延年，显然是当时道家炼丹服石思想的反映。李时珍已指出其不合理，这就需要我们作具体分析了。总之，这一时期由于实践医学的发展，在药物运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于是就有可能使药物作用和病理变化开始联系起来，形成初步的药理学说，四气五味说的普及和具体化，某些针对病理变化的药理作用认识等，就都反映了这种情况。二、药性理论的发展概况药性理论自《本经》形成体系后，得到后世医家的不断发展。东晋葛洪所著的《抱扑子内篇》虽然以养生修性为主，但其中提到的 “以类求性”、“服食节度”、“五味偏伤”等内容，对于药性探讨也有一定意义。南北朝齐梁之际，陶弘景通过对《本经》和《名医别录》的整理，并总结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药学成就，著成《本草经集注》。对《本经》的药性理论作了全面阐述，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药性内容，但对药性理论并无扩展。唐代，虽然苏敬等著《新修本草》，在药性理论方面也没有新增内容。但在陈藏器所著《本草拾遗》中，按药性分成十类，谓 “诸药有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此十种者，是药之大体”，谓之十剂。陈氏虽然称之为“十剂”，又谓是“药之大体”，实际是从《内经》中五味药性等总结而成，用以概括药性。十剂中的补泻、轻重、燥湿等内容对后世药性研究药性影响较深。如宋代的寇宗奭以此为基础，再加上四气中的“寒、热”二剂，谓之十二剂，明清医家讨论的更多达十余家，扩展了药性理论的探讨。对于十剂理论的提出，寇宗奭把它称之为陶隐居，明清医家如李时珍等多称为徐之才，据日人丹波元简考正为《本草拾遗》所述，今检《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证之，丹波元简所言极是。宋代最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领衔所撰的《圣济经》，书凡十篇。其中卷六食颐篇（论饮食调济）、卷九药理篇（专论药性）、卷十审剂篇（用药理论），多据《本经》、《内经》所言药性，旁征博引，加以诠释。其中尤其推崇法象、象数、性理诸法，来论述药性，对刘完素、张元素等人的影响甚深。金元医家如刘完素、张元素、李东垣等，深入探索《内经》奥旨，密切结合临床实践，总结了一些新的药性理论。刘完素论述药性，推崇性理、法象诸法。谓 “夫物各有性，制而用之”，又谓“形色自然，皆有法象”。是法象药理的极力推广者。张元素、李东垣、王好古等人精研《内经》，并以之指导药性理论的研究。在王好古的《汤液本草》中充分反应了他们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根据《内经 ·阴阳应象大论》的论述，全面阐明了《内经》“气味阴阳理论”。药物的气味阴阳，是药物具有各种功能的基础。《汤液本草》对《内经》有关阴阳、气味理论的论述，进行了全面归纳阐述。他通过天地阴阳，气味厚薄等分析，用以说明药物的气味阴阳与天地之间的阴阳是相应的，药物禀受天地阴阳之气不同，其所具之性味亦各异。进而指出，气味有厚薄，阴阳有清浊，禀质不同，其功亦异。进一步指出就具体药物而言，气味阴阳并非孤立，必须合而视之。故其论述药性，重视气味合参。这样，既阐述了《内经》蕴义，又发展了《本经》的四气五味，为总结了药性功能提供了较全面的基础理论。《汤液本草》探讨的药性，尤重《内经》五味之论，对其五味宜忌偏胜之说。皆予全面总结，从而充实了和阐发了《本经》的五味理论。（二）根据《内经 ·脏气法时论》的内容，详述了五脏苦欲补泻。药物的补泻性质，是辨证用药的依据之一。《汤液本草》总结补泻药性，以《脏气法时论》“五脏苦欲”之说为据，采四时五行生克之法，概括药物对五脏的补泻之作用。《汤液本草》言补泻，虽以五脏对五味的苦欲为主，但在药性中亦兼提及“四气”的补泻，对机体方面也论及六腑的补泻，并未超出四时五行的行克之法。这种补泻理论，虽与后世单指扶正与祛邪药性有所不同，但把补泻性能作为药性基本理论概括，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且后世不少治则制方，均以此立法。（三）根据《内经 ·六微旨大论》有关气机升降出入的论述，阐发了升降浮沉（药类法象）理论。《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旨承《内经》，以药物气味法天地四时之象。即以气味之厚薄，法天地阴阳之象；以气味性能，法四时万物变化之象；参合气味厚薄与天地阴阳，而研得药性之要旨，是谓“升降”。《汤液本草》认为药具升降之在由其气味参合而定。所谓“升降者，天地之气交”是也。其《药类法象》一节中，据药物气味厚薄阴阳的不同，以四时六气为纲，配以药性的升生、浮长、化成、降收、沉藏等特点，将 102 种药物归纳成五类。形成了以 “升降浮沉”为中心的“药类法象”理论。《汤液本草》所总结的“升降浮沉”之说，用以概括药物作用的基本形状，对发展药性理论，是一大贡献。且对推动药性理论研究，亦起了促进作用。此药性理论一经创立，即得到医家普遍重视和广泛作用，后世一些治则、处方，亦多以此为据。 ( 四 ) 根据《内经》中有关五脏与五味的关系以及 “五宜”、“五走”、“五入”的论述，创立了归经理论的雏形。药物作用的发挥，除与本身所具气味阴阳等特性有关外，且与机体脏腑经络之生理、病理状况有密切联系。《内经》概括药性，重视性味与脏腑的关系，如“五脏苦欲”之说便是一例。它如“五宜”、“五走”、“五入”之论，亦在说明此种关系。张洁古、李东垣据《内经》将药物性味与脏腑间的关系和脏腑、六经辨证的治验结合起来，以阐明药物作用与脏腑经络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归经学说。在《汤液本草》中，王氏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将每脏的苦欲药味都补上了具体药物，并总结了脏腑泻火药，录入东垣报使、诸经向导等，丰富了归经内容。在各药性理论，这也是它对《内经》中气味与脏腑关系的阐发，对药性理论发展的一大贡献。明代，对药性理论整理最全面的，首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他在在全面继承和系统整理历代本草的同时，在中药基本理论的整理和发展方面，也作出了杰出的成就。李氏《纲目》既重视药物疗效、主治的整理，更重视药性理论的归纳总结。在《纲目》的序例中，把历代本草、医籍中的药性理论，融汇贯通，聚集成一个整体，增强了药性理论的系统性。他全面地继承了《本经》、《内经》的药性理论。并将《本经》、《内经》原文作为 “纲”，把后世医家相应的论述作为“目”，将后世医家的不同认识，分别归纳于原文之下，既阐述了《本经》、《内经》的蕴义，又把后世医家所发挥的药性理论加以归纳，形成一个整体。李氏不仅全面继承了金元医家的药性理论，而且更有许多的发挥。如在药物归经的基础上，还指出其有治 “本病”、“经病”、“窍病”的不同；同时还有入气分、血分之异。使归经理论更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李时珍不仅重视药性理论的全面总结，而且在每个药物的编辑中也单列了“气味”一项，高度概括各种药性理论内容。清代以来，本草众多，对于药性理论多为补充完善。如归经理论的命名，出于沈金鰲的《要药分剂》；润燥理论的推广，出自于石寿棠的《医原》；尤其多位医家对 “十剂”的阐释，丰富了药性的探讨。但清代也有一些新药性理论提出，如景日珍的《嵩涯尊生书》总结的“药性皆偏论”；张志聰在《侣山堂类辨》中提出的“药性形名论”；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中提出的“药性专长论”和“药性变迁论”等。这些论述对于药性发展也有一定意义。三、建国以来对药性理论的整理和展望（一）对药性理论的整理 20 世纪以来，随着全国各地开始兴办中医教育，早年多选用《神农本草经》作为中药教材。建国后举办的中医进修班，也多以它作教材的，后来有用南京中医学院编的《中药学概要》。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随着中医高等教育的开设，中药学成为学习中医的主干课程，开始编写了《中药学》教材，在其上编 ·总论中，编有“药物的性能”一章，简要地总结为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有毒无毒等内容，基本形成了理论体系。后来各版教材，也有把它称为“中药的性能”或“药性理论”者，其内容略有增减，但基本范畴没有多大变化。上世纪末的《中华本草》算是对二十世纪以前的大总结，但在药性理论方面，也过于简略。此外，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一些探讨，最全面的要数高晓山主编的《中药药性论》，它的内容几乎包括了所有的中药基本理论。但就药性理论而言，倒觉有些不足，仍有待加强探索和研究整理。中药的药性理论，来自历代医家用药实践的总结。今天整理和研究药性理论，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实践，故在整理和研究药性理论时，也必须紧密联系临床实践。为此，必须对本草诸多药性理论内容进行分析，哪些药性理论与中医临床用药密切相关，或属一般联系，或只是偶而相关。把最关键的重要的优先研究，其他相关内容放后或顺带研究，将现有本草中提到的药性知识作一下归纳：在《中药学》总论的 “药性理论”中有偏性、阴阳、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毒性等项，在这些药性内容中也经常提及补泻、润燥（刚柔）、缓急、轻重等。而其他五色、五臭、药类法象、性理等内容，多在解释单个药物时偶而提及，很少把它们作为药性理论论述，而只视为药性的说理工具。展望未来，药性理论内容广泛，如何整理和研究，首先应该对其作进一步分析：偏性、阴阳理论，内容甚泛，属于哲理范畴的层面；五味（包括五色、五臭及形质）属于物质（特性）层面；四气、升降浮沉、补泻、润燥（刚柔）、缓急、轻重，属于功能性质层面；归经理论，重点在于把上述药性与脏腑、经络理论联接起来，是一种综合药性理论。基于上述分析，整理研究药性理论，应该把五味理论摆在首要位置，并把它作为研究其他药性理论的基础；把四气、升降浮沉、补泻、润燥（刚柔）、升降浮沉等药性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四气（寒、热）、补泻是针对八纲中寒、热、虚、实四纲论治的主要药性；四气（寒、热）、润燥是针对六淫中寒、热、燥、湿四类病症论治的主要药性（四气中的寒热，及燥、湿，既是药性，又是病邪，也是病证）。升降浮沉药性，一般称为药势，应结合临床进行整理。归经药性为综合药性，最好结合脏腑辨证，综合整理。缓急、轻重及其他药性则可结合前面药性进行整理研究，但也单独列项整理研究。但这些整理研究都必须紧密结合中医临床，从而使药性理论的整理研究有序进行，更好地为中医临床服务。（二）中药药理学发展中药的使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药的 “药理”一词，在古代中医药书籍已出现，如宋代的《圣济经》中，就有“药理篇”，但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的作用，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用实验药理学进行中药药理研究。步入 21世纪，中药药理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各地大力加强规范化药理实验室的建设，尤其是国家科技部在中药现代化项目中启动了规范化中药药理实验室建设专项，在规范化建设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方法、新的模型，保证数据客观准确，提高中药研究的整体水平。现代化的中药药理研究表现为多学科的配合，从数学、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现代心理学等学科角度研究中药作用机理，用现代科技术语阐明中药方药的传统功效。许多创新性关键技术被陆续应用于中药药理研究中，许多实验室可以在整体、器官、细胞和分子水平上以及系统调控等方面，进行中药药理研究。麻黄中药药理学的发展最早始于陈克恢先生于上个世纪 20年代进行的麻黄碱拟肾上腺素作用研究。陈克恢从麻黄中提取出麻黄碱，发现有拟交感神经作用。上世纪70年代，中国药理学家周金黄教授提出“向中西医结合的药理学前进”的口号，呼吁创立中西医结合药理学，指出要从中医中药理论出发，研究和阐明中药药理作用的思想，此时中国在单味中药的药理研究方面已积累了大量的知识。1982年国家组织编写了《中药药理学》教科书，把中药药理学正式列为一门重要专业课程，推动了学科的发展。1985年10 月，中国药理学会的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同时确立了中药药理研究的方向，1985年王筠默编著《中药药理学》，标志中药药理学科正式形成。自 1985年，中药复方药理的研究就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医药界展开，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并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在1996年10月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中药复方的研究被列入21世纪中医药理论研究的难关和突破口之一。“九五”期间中国制定了中药现代化的战略规划，重点之一是中药复方的现代研究，其中阐明中药复方药效的物质基础和作用原理是主要攻关目标。先后设立了多项重大或重点项目用于支持中药现代化有关科学问题的研究，如1998年启动了“九五” 国家攀登计划预选项目“中药现代化关键问题的基础研究”；1999年科技部又启动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项目）“ 方剂关键问题的基础研究 ——原理、方法、创新”，这在中国中药研究领域中是前所未有的，大大推动了中药复方药理学的研究，使中国中药药理学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中药药理学的研究始于单味中药，其中最著名的发现是麻黄碱、青蒿素、喜树碱和羟基喜树碱等。中药复方的研究，中国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传统古方研究、现代经验方研究和复方配伍关系研究，研究较多的如四物汤、六味地黄汤等。因此现代复方中药药理学的研究从简单的药效学研究，发展到作用机制、方剂组成、配伍规律的综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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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不“科学”

热度 2 fqng1008 2018-9-4 16:54

一、最近写了几篇中医文章，有朋友看不下去了：你究竟想说啥？我明白，他想知道我的态度：中医好还是不好？因为这一点很重要，它是个立场问题。殊不知当代社会已经将对中医的态度上升到一个大是大非的高度。那么，我的确得有个态度了。不过，我不想陷于“中医粉”、“中医黑”的低俗。那就这样表个态吧：根据科学规范，科普中医知识。虽然比较低调，但我自己也觉得这个表态不准确：中医知识符合科学规范吗？如果中医知识不是遵循科学规范而建立的，你如何普及？看来，还得“赶鸭子上架”，高调出场：采用科学规范，评价中医药学术。这个表态实在有点太高调，你一个退休老中医，有这个本钱吗？我自己也没有底气，只好“摸石头过河”吧。先看看什么是科学规范？科学规范看起来深奥，基本的也就是两点：遵循逻辑学规则思考，拿证据说话并不断质疑。二、回到正题之前，还要道个歉，这个有点“标题党”的意味。为了吸引眼球，省略了几个字，确切的标题是“中药不是一个科学概念”。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科学概念，它的内容能够科学吗？如此聊以自慰。什么是中药？先需要明白，它究竟是一个符合逻辑学定义规则的科学概念，还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名词术语，或者一种前科学概念？什么是前科学概念（“前概念”）？这是教育学领域的术语。相关术语众多，相关使用的还有“错误概念”、“相异概念”等。我国学者倾向于认为，前科学概念指学习者在接受正式的科学教育之前，在现实生活中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与辨别式学习而获得的一些感性印象，积累的一些缺乏概括性和科学性的经验，是一些与科学知识相悖或不尽一致的观念和规则。什么是科学概念？定义科学概念有三个要素，即可确定性、可检验性和可淘汰性。所谓可确定性，指科学概念应该反映事物的本质，其涵义不应因为语境而变化。这一点与可操作性相关，从而要求科学概念具有相应的操作解释。所谓可检验性，指从科学概念所蕴含的意义出发，加上其它辅助条件，就可以导出可由实验直接或间接来加以检验的命题。爱因斯坦认为：“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概念是先验的必然的，或者是先验的正确的。唯一地决定一个概念‘生存权’的，是它同物理事件（实验)是否有清晰的和单一而无歧义的联系。”所谓可淘汰性，科学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形态，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可能随着科学认识和观测手段的发展而变化，甚至被淘汰。换一句话说，约定俗成的东西往往生命力更强（有一点点调侃的含义）。三、中药是什么？根据形式逻辑定义公式：被定义概念=属+种差。我们得先找出它的上一个层次，这里暂且为“天然药物”。那么，它指的是中国的天然药物吗？显然不是，因为很多天然药物是全世界分布的。那么，最靠谱的说法是：中药是按中医药理论使用的天然药物。按照形式逻辑定义规则，这个概念似乎可以确立。但新的问题来了，我国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例如土家医、苗医、藏医、蒙医、维吾尔医、壮医等等。还是那些天然药物，它们在土家药、苗药、藏药、蒙药、维吾尔药、壮药之间变来变去合适吗？过去有个说法叫“西药中用”，即按中医药理论使用西药，如果这样就把西药也变成了中药，中药和西药之间也可以变来变去，如何保证概念的可确定性？同一个本体，可拥有不同的名称，那它还是科学概念吗？我们有一个学科叫做“中药药理学”，这是个很有特色的命名。看看它的教材，采用的是中药的分类，干的是现代药理学的活。不仅有点挂狗头卖羊肉的意味，而且在研究上还存在科学规范与自然哲学规范之间不可通约性的矛盾。比如说“祛湿药”。那个“湿”是个什么概念，它具有可确定性（可操作性）、可检验性吗？既然是“中药药理学”，你怎么去研究那个“湿”，研究得了吗？如果一个章节的祛湿药，你一点也不研究与“湿”相关的内容，干嘛还要以它命名归为一类？这种现实的尴尬，我们可以不去理会，但深层暴露的问题不可不思考，因为它涉及到学科发展的前景。好了，今天就写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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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论文】

热度 2 sunnyrsgs 2011-4-2 16:42

【期刊论文】部分下载链接： https://cid-e323d310b454e923.office.live.com/browse.aspx/%e7%a7%91%e7%a0%94%e8%ae%ba%e6%96%87 孙世光 , 乔明琦 , 张惠云 . 白香丹胶囊对大鼠皮层神经元细胞相对活力及 GABAAR 介导离子通道电流的影响 . 中国中药杂志 , 2011, 36(7): X-X. Treatment of premenstrual syndrome with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 Baixiangdan capsule: Implications for neuron viability and GABAA receptor modulation in rat cortex 孙世光 , 李自发 , 鹿岩 , 王爱华 , 隋晓丽 , 黄铭 , 刘健 , 祝捷 , 张惠云 , 乔明琦 . 白香丹胶囊对经前期综合征肝气逆证大鼠旷场行为学和原代培养皮层神经元细胞相对活力的影响 . 中国药房杂志 , 2011, 22(3): 209-211. Effects of BaiXiangDan capsule on open field behavior and cortical neuron viability after co-incubated with serum from BaiXiangDan capsule-treated rats 孙世光 , 魏盛 , 李自发 , 黄铭 , 刘健 , 张惠云 , 乔明琦 . 昆明小鼠状态焦虑动物模型明暗箱实验的结构维度分析 .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 2011, 20(X): X-X. Light/dark box as a model of state anxiety in Kunming mice: three behavioral dimensions by factor analysis 孙世光 , 张惠云 , 乔明琦 . 昆明小鼠状态焦虑动物模型明暗箱实验的重测信度及其参数相关性 .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 2011, 20(X): X-X. Light/dark box as a model of state anxiety in Kunming mic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and correlations between parameters 孙世光 , 王婧婧 , 李自发 , 黄铭 , 刘健 , 魏盛 , 张惠云 , 乔明琦 . 旷场实验：昆明小鼠行为学评价方法的重测信度检验 .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 2010, 19(12): 1093-1095. The Open field test as a method for ethology in Kunming mic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陈志恒 , 孙世光 , 张惠云 . 白香丹胶囊对 PMS 肝气逆证模型大鼠海马 GABAAR β2 亚基蛋白分布模式及表达水平的影响 . 中国中药杂志 , 2010, 35(11): 1452-1455. Effects of BaiXiangDan capsule on the location and expression of GABAA receptor β2 subunit in hippocampus of PMS model rats with Liver-qi Invasion 孙世光 , 张惠云 . 经前舒颗粒对 PMS 肝气郁证大鼠皮层和海马 5-HT1A 受体结合活性的影响 . 中国中药杂志 , 2009, 34(5): 635-637. Effects of the Jingqianshu granule on the binding activity of 5-HT1A receptor in the frontal cortex and hippocampus of PMS model rats with Liver-qi Stag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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