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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贾平凹在省作协举行陈忠实逝世一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 ericmapes 2017-4-29 21:46; 贾平凹在省作协举行陈忠实逝世一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 2017-04-29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贾平凹文学艺术馆陈忠实离开我们一年了，他是我们的同志、朋友、领导、前辈。我们在此开追思会，深深地怀念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这是我们要说的，也是我们真切体会的。一个人有了巨大的能量，此能量就会在他生前身后都充满于这个世界的。就在作协大院生活工作的柳青、路遥、陈忠实，也完成了他们传奇的一生。记得沈从文墓碑上有几句话，意思是文之星斗、人之赤子！他们三位亦是如此。都是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流人物，是巨匠，是大师，是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见证人、记录者，是社会的良心，是时代不死的灵魂。今天追思陈忠实，就是追思他的丰功伟绩，感谢他对于中国文学事业的贡献，感谢他给了陕西的骄傲与光荣，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的为人立身立德的榜样和写作宏大神圣的启示。在这方面，我说几点：第一、陈忠实出生于农家，在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了中国太多的社会变化、贫困和苦难，这一切构成了他的丰富人生。他当过农民，当过教师，当过乡社干部，他接受的是传统文化教育，这造成了他身上有浓重的农民的勤劳、质朴的本色，又有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爱民、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他的经历，我们很多人也经历过，但如何将这些经历转化为文学的底色、文学的资源，他做出了模范和榜样，是值得我们永远汲取的。第二、文学对于他来讲，来得并不容易，在每一个时期，他都经受过严酷的考验，有些人在这种考验中退缩了，从此不再写了，但他满怀着对文学的理想，坚持走他的路。他说过，要坚守大政治。他反对文学有太多的政治成分，但他坚守大政治。我读到他这篇文章，非常震动，也非常信服。我理解这种大政治就是类似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文学的大道。我们可以读他的一些散文和柳青的散文比较，在题材选择上、关注点上，甚至写法语调都很近似。写得实在，写得硬，是干货。而《白鹿原》和《创业史》在立意上、结构上也是同一脉气的。大政治是他为人的信念，也是作文之道。这是之所以大气的原因。第三、从我对他的了解，从我读他创作札记，从邢小利写他的传记和畅广元老师的怀念文章中，我感受到他对文学的那种全生命式的挚爱。他一心要写出他满意的作品，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在鼓动他。就在他极其困难的时期，返回老家写《白鹿原》，那种艰辛，那种坚韧，那种对自己的狠劲，令人动容，难以忘却。这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陈忠实去世了，他的一切都是文学的遗产。我们追思他、纪念他，就是要把他扎根生活为人民写作的文学精神继承下来。“文学依然神圣”和“寻找自己的句子”是他说了几十年的话，让这两句话继续为我们鼓劲。 2017年4月28日; 个人分类: 社会热点时评|36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陈忠实自述：《白鹿原》出版的前前后后：：编辑回忆: CAU05077 2016-4-30 15:10; 嗯，有点不务正业。 2016年4月30日引自云端的日子小小小小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c9cbf00102w9rg.html 陈忠实自述《白鹿原》出版的前前后后 (2016-04-29 14:21:01) 转载 ▼ 陈忠实 2016-04-29 11:22 来自文化课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62703 【编者按】 4月29日早晨7点45分，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73岁。其代表作《白鹿原》面世23年，总发行量超500万册。他曾在一篇题为《何谓益友 ——我的责任编辑何启治》的文章中，谈到《白鹿原》出版以及创作的故事。本文摘自2009年出版的《陈忠实散文》。《白鹿原》书封一我终于拿定主意要给何启治写信了。那时候的电话没有现在这样便当，通讯的习惯性手段依赖书信。我之所以把给何启治写信的事作为文章的开头，确是因为这封信在我所有的信件往来中太富于记忆的分量了，一封期待了四年而终于可以落笔书写的信，我将第一次正式向他报告长篇小说《白鹿原》写成的消息。这部书稿是农历1991年腊月二十五日写完最后一句话的。我只告诉给我的夫人和孩子，同时嘱咐她们暂且守口，不宜张扬。我不想公开这个消息不是出于神秘感，仅仅只是一时还不能确定该不该把这部书稿拿出来投出去。这部小说的正式稿接近完成的1991年的冬天，我对社会关于文学的要求和对文学作品的探索中所触及的某些方面的承受力没有肯定的把握。如果不是作品的艺术缺陷而是触及的某些方面不能承受，我便决定把它封存起来，待社会对文学的承受力增强到可以接受这个作品时再投出书稿也不迟；我甚至把这个时间设想得较长，在我之后由孩子去做这件事；如果仅仅只是因为艺术能力所造成的缺陷而不能出版，我毫不犹豫地对夫人说，我就去养鸡。道理很简单，都五十岁了，长篇小说写出来还不够出版资格，我宁愿舍弃专业作家这个名分而只把文学作为一种业余爱好。 1992年初，我在清晨的广播新闻中听到了邓小平南巡的讲话摘录。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等等等等。我在怦然心动的同时，就决定这个长篇小说稿子一旦完成，便立即投出去，一天也没有必要延误和搁置。道理太简单了，社会对于具体到一部小说的承受力必然会随着两个“一点”迅速强大起来。关键只是自己这部小说的艺术能力的问题了，这是需要检验的，首先是编辑的检验。我便想到何启治，自然想到他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文艺类书籍出版系统的高门楼，想着这一层还真有点心怯，“店大欺客”且不说，无论如何还是充不起要进大店的雄壮之气来。然而想到一直关注着这部书稿的老朋友何启治，让他先看看，听他的第一印象和意见，都是令人最放心的事。春节过后，我便坐下来复阅刚刚写完的《白鹿原》书稿，做最后的文字审定，这个过程比写作过程轻松得多了。大约到公历2月末，我决定给何启治写信，报告长篇完成的消息，征求由我送稿或由他派人来取稿的意见。如果能派人来，时间安排到3月下旬。按照我的复阅进度，3月下旬的时限是宽绰富余的。信中唯一可能使老何会感到意外的提示性请求，是希望他能派文学观念比较新的编辑来取稿看稿，这是我对自己在这部小说中的全部投入的一种护佑心理，生怕某个依旧“左”着的教条的嘴巴一口给唾死了。信发走之后，我才确切意识到《白鹿原》书稿要进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幢高门楼了。《白鹿原》就是在这张小桌子上完成的。白鹿原二几乎在爱好文学并盲目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就知道了北京有一家专门出版文艺书籍的出版社叫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从我阅读过的中外文学书籍的书脊上和扉页上反复加深印象的，高门楼的感觉就是从少年时代形成的。随着人生阅历和文学生活的丰富，这种感觉愈来愈深刻，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这个高门楼无异于文学天宇的圣殿，几乎连在那里出书的梦都不敢做。就在这种没有奢望反而平静切实的心境下，某一日，何启治走到我的面前来了，标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牌子。这件事的记忆是深刻的，因为太出乎意料而显得强烈。1973年隆冬季节，西安奇冷。我到西安郊区区委去开会，什么内容已经毫无记忆了。会议结束散场时，一位陌生人拦住了我，操着不大标准的普通话（以电台播音员为标准），声音浑厚，在他自我介绍之前，我已知觉到这是一位外来客了。在我周围工作和相交的上司同辈和工作对象之中，主要是关中东部口音口语，其次是永远都令人怀疑担心患了伤风感冒而鼻塞不通说话鼻音很重的陕北人，那些从天南海北到西安来工作的外乡人久而久之也入乡随俗出一种怪腔怪调的关中话来，我已耳熟能详。这个找我的人一开口，我就嗅出了外来人的气味，他说他叫何启治，从北京来，从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找我谈事。我便依我的习惯叫他老何。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叫他老何，没有改口。我和老何的谈话地点，就在郊区区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他代表刚刚恢复出版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西安组稿，从同样是刚刚恢复工作的陕西作家协会（此时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以示与旧文艺体制的区别）主办的《陕西文艺》（即原刊物《延河》）编辑部得到推荐才来找我的。他已读过我在《陕西文艺》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或者说基础，可以写成一部二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我站在小寨的街道旁，完全是一种茫然，且不用吓了一跳这样的夸张性习惯用语。我在刚刚复刊的原《延河》今《陕西文艺》双月刊第三期上发表的二万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我自初中二年级起迷恋文学以来的第一次重要跨越（且不在这里反省这篇小说的时代性图解概念），鼓舞着的同时，也惶惶着是否还能写出并发表第二、三篇，根本没有动过长篇小说写作的念头，这不是伪饰的自谦而是个性的制约。我便给老何解释这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老何却耐心地给我鼓励，说这篇小说已具备扩展为长篇的基础，依我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而言完全可以做成。最后不惜抬出他正在辅导的两位在延安插队的知青已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先例给我佐证。我首先很感动，不单是老何说话的内容，还有他的口吻和神色，在我感到真诚的同时也感到了基本的信赖，即使写不成长篇小说，做一个文学朋友也挺好，他应该是我文学生涯以来认识的第一个北京人。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已经相聚相见过许多回合，世事已经翻天覆地，文学也已地覆天翻，每一次见面，或北京或西安或此外的城市，都继续着在小寨街头的那种坦诚和真挚，延续着也加深着那份信赖。我违心地答应“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就分手回我工作的西安东郊的乡村去了。老何回到北京不久就来了信，信写得很长，仍然是鼓励长篇小说写作的内容，把在小寨街头的谈话以更富于条理化的文字表述出来，从立意、构架和生活素材等方面对我的思路进行开启。我几乎再也搜寻不出推辞的理由，然而却丝毫也动不了要写长篇小说的心思。我把长篇小说的写作看得太艰难了，肯定是我长期阅读长篇小说所造成的心理感受，我常常在那些优秀的长篇小说的阅读中一回又一回感叹，这个作家长着一颗什么样的脑袋，怎么会写出让人意料不到的故事和几乎可以触摸的人物！好在这时候上级突然通知我去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改造，我便以此为由而推卸了这个不可胜负的压力。我去陕北的南泥湾干校之后，老何来信说他也被抽调到西藏去工作，时限为两年，然而仍然继续着动员鼓励我写长篇小说的工作。随着他在西藏新的工作的投入，来信中关于西藏的生活和工作占据了主要内容，长篇小说写作的话题也还在说，却仅仅只是提及一下而已。这是1974年的春天和夏天，“批林批孔”运动又卷起新的阶级斗争的漩流……这次长篇小说写作的事就这样化解了，我因此而结识了一位朋友老何。作家陈忠实。东方IC 资料三老何再一次到西安来组稿，大约是刚刚交上80年代的夏天，我从文化馆所在的灞桥古镇赶到西安，在西安饭庄——“双十二事变”中招待过周恩来的百年老店——招待老何吃一顿饭。那时候尚不兴公款请客吃饭。我刚刚开始收入稿费（千字十元），大有陈奂生进城的那份高涨的心情，况且是从小寨街头一别七八年之后的第一次共餐。我要了“西安饭庄”看家菜葫芦鸡，老何直说好吃。多年以来的几次相见相聚中，老何总会突然歪过头问我：“那年你在西安请我吃的那个鸡真不错，叫什么鸡？” 他是为创刊不久的《当代》来组稿的。我仍然畏怯这个高门楼里跃出的为文坛瞩目的《当代》，不敢轻易投寄稿件。直到我从短篇小说转入中篇小说的第一部《初夏》写成，才斗胆寄给老何。这个中篇小说是我的写作生涯中最艰难的一部，历经三年多时间，修改重写四次，才得以在1984年的《当代》刊出。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回味过这个至为重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令人感佩的是《当代》的编辑，尤其是老朋友何启治，所显示出来的巨大耐心和令人难以叙说的热诚。他和他们的工作的意义不单是为《当代》组织了一部稿子，而是促使一个作者完成了习作过程中的一次跨越，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次至为重要的艺术体验，拯救了一个苦苦探索的业余作者的艺术生命。”我说以上这些话是真诚的，更是真实的。《初夏》历经三年时间的四次修改和重写，始得以发表，不仅是鼓舞，最基本的收益是锻炼了我驾驭较大规模较多人物和多重线索的能力，完成了从较为单纯的短篇小说的结构到中篇小说结构形式的过渡。此后我连续写作的几部或大或小的中篇小说，不论得失如何，仅就各自的结构的驾驭而言，感到自如得多了，写作过程也顺利得多了。正是从自身写作的这个意义上，我是十分钦敬老何这位良师益友的。《初夏》之后，我正热心热衷于中篇小说各种结构形式的探索，老何在一次见面中问我，有长篇写作的考虑没有。我很直率地回答，没有。这是实话实说。由他的突然发问，我立即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见面在小寨街头的那一幕，心里竟有一种负压感，天哪！他还没有忘记长篇小说的事。他却轻松地说，你什么时候打算要写长篇的话，记住给我就是了。再后来的一次会面，他又问到长篇小说写作的事。我觉得对他若要保密，是一种有违良知的事，尽管按着我的性情是很难为的事情。我便告诉他，有想法，仅仅只是个想法，正在想着准备着，离实际操作尚远。我那时候确实正在做着《白鹿原》的先期准备，查阅县志党史文史资料，在西安郊县做社会调查，研读有关关中历史的书籍，同时酝酿构思着《白鹿原》。我随即叮嘱他两点：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催问。我知道我的这部长篇小说不会在“短促突击”中完成，初步计划实际写作时间为三年。我希望在这三年里沉心静气地做这件大活，而不要在人们的议论哪怕是好朋友的关心中写作，更不要说编辑的催逼了。过多的议论过分关心的问询以及进度的催问，都会给我心理造成紊乱造成压力，影响写作的心境。按着我的性情，畏怯张扬，如同农家妇女蒸馍馍，未熟透之前是切忌揭开锅盖的。然而还是有压力产生。我已经透露给老何了，况且是在构思阶段，便觉得很不踏实，如果最终写不成呢，如果最终下出一个“软蛋”又怎样面对期待已久的老朋友呢！甚至产生过这样的疑问，按照我当时的写作的状况，中短篇小说虽已出版过几本书，然而没有一篇作品产生过轰动性效应，我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分量和位置，而老何为什么要盯着我的尚在构思中的长篇小说呢？如他这样资深的职业编辑，难道不知面对名家之外的作者所难以避免的约稿易而退稿尴尬的情景么？因为我在构思中的《白鹿原》没有向他提及任何一句具体的东西，我自己尚在极大的不自信无把握之中。直到今天，我仍然不得其解，老何约稿的依据是什么？后来的几年里，证明着老何守约如禁，每有一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到西安组稿，都要带来老何的问候，进门握手时先申明，老何让我来看看你，只是问个好，没有催稿的意思，老何再三叮嘱我不要催促陈忠实。我常常握着他们的手说不出一句话。直到1991年的初春时节，老何和人文社的一班人马到西安来，以分片的形式庆祝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四十周年，在西安与新老作家朋友聚会。这个时候，《白鹿原》书稿已经完成三分之二，计划年底写完。见面时老何仍然恪守约律，淡淡地说，我没有催的意思，你按你的计划写，写完给我打个招呼就行了，我让人来取稿。我也仍然紧关口舌，没有道及年底可以完稿的计划，只应诺着写完就报告。这一年的夏天，先后有两家大出版社向我邀约长篇小说稿，一位是在艰难的情况下给我出过中篇小说集子《初夏》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老张，我忍着心向她坦诚地解释老何有约在先，无论作品成色如何，我得守信。另一位是作家出版社老朱，她到西安来组稿，听人说我正在写一部长篇，我同样以与老何有约在先需守友道为由辞谢了。我坚守着与老何的约会，发端自十七八年前小寨街头的初识，那次使我着实吓住了的长篇小说写作的提议，现在才得以实施了，时间虽然长了点，却切合我的实际。直到1991年末写完全部书稿，直到春节过后的1992年早春的某天晚上，可以确定《白鹿原》手稿复阅修饰完成的时间以后，我终于决定给老何写信报告《白鹿原》完全脱手的消息了，忐忑不安地要奔文学书业出版界的高门楼了。四老何很快复过信来，他们将安排两位同志于3月25日左右到西安。果然，3月24日下午，作协机关办公室把电话打到我所在地区的灞陵乡政府，由一位顺道回家的干部传话给我，让我于25日早八时许到火车站接北京来客。给我捎信传话的乡上干部刚出门，村子里的保健医生搀着我母亲走进门来，说我母亲的血压已经高过二百以上，必须躺下，母亲躺下后就站不起来了，半边身子麻木僵硬了，就发生在我的注视着的眼皮底下。医生很快为她挂上了用以降血压的输液瓶儿。我的头都木了，北京来客此时可能刚刚乘着火车开出京城。真是凑巧了，傍晚时分还有夕阳霞光，天黑以后却骤然一场大雪。我几乎一夜未曾合眼，守护着母亲，看着院子里的雪逐渐加厚到足可盈尺。离天明大约还有一个多小时，我请来一位村人照看母亲，就踏着积雪上路了。大雪真好，从我家大门口起始，走过两个村庄和村庄之间的原野，我给处女的雪原和村巷踩出第一溜脚印。我赶上了第一班远郊公共汽车，进入作协大院时尚未到上班的钟点。我要了一辆公车，赶到西安火车站时，等候许久，高门楼里来的尊贵的高贤均、洪清波终于走出车站来，时间大约八时许。高贤均和悦随意，甫一见面就不存在陌生和隔膜，笑起来很迷人的。洪清波更年轻，却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不大多说话，笑起来有一缕拘谨的羞涩，显得更加迷人。我当时想，从高门楼里出来的人怎么到了地方省份还会有拘谨的羞怯！我把他们安排到招待所，由他们自己去找饭吃找风景玩，就匆匆赶回乡下去了，只说还有两章没有“通”完，没有告诉他们还有突然躺倒吊着药瓶的母亲。我当时家分两地，夫人和孩子住在城里，我住在乡下老屋写我的书稿，母亲是过春节时从城里回到乡下尚未回城却病倒了。这样，我一边守护着母亲监视着吊在空中的药液的降速，一边在隔壁书房审阅最后两三章手稿的文字，想到高、洪两位朋友正住在西安等着拿稿子，我第一次感到了心理紧促和压迫，这是《白鹿原》从起头到完成四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催逼感。过了两天，我一早赶进西安，包里装着这部书稿。在远郊公共汽车上，我一直抱着这摞书稿，一种紧张中的平静和平静里的紧张。我一路上都在斟酌着把这摞书稿交给高、洪时该怎么说话才合适，既希望他们能认真审读，又不想给他们造成压力，所以以不提任何写作的构想和写作的艰难为好。这样，在作家协会招待所的客房里，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他们，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其实基于一种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只需让编辑去看书稿而无须阐释。下午，我又匆匆赶回乡下老家照看母亲，连请高、洪两位新结识的朋友品尝一下葫芦鸡的机缘也没有，至今尚以为憾事。我由此时开始进入一种完全的闲适状态。我不读任何小说，平生里从未发生过的拒绝以至逆反阅读现代文学书籍的奇怪的心理状态。却突然想读古典诗词，我把塞在书架里多年未动过的《词综》抽出来，品尝那些古色古香的墨痕之中的韵味而惊叹不已。按常规我把《白鹿原》书稿的审阅过程设想得较长，初审、复审和终审，一部近五十万字的书稿，走完这个轮番审阅的过程，少说也得两月以上，因为编辑们不可能只看这部书稿，他们要开会要接待四面八方的来访者还要处理家务事。在他们统一结论之前，估计很难给我一个具体的说法。所以，我就在少有的娴静中等待，品尝一个个诗词大家的妙句。绝对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第二十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信中说了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继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天就给我写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战栗。我由此而又一次检验了自己的个性，很快便沉静下来，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缓静谧之中。我也才发现此前二十多天的闲适之表象下隐藏着等待判决的紧张和恐惧，只是明知那个结果尚遥远而已。这个超出预料的判决词式的信件的提前到来，就把深层心理的恐惧和紧张彻底化释了。我的全部用心都被高、洪理解了，六年以来的所有努力都是合理的，还有什么事情能使人感到创作这种劳动之后的幸福呢！随后对唐诗宋词的品尝才真正进入一种轻松自悦的心理状态。老何随后来信了，可以想象的兴奋和喜悦，为此他等待了几近二十年，从1973年冬天小寨街头的鼓励鼓动到1992年他在北京给我写《白鹿原》的审阅意见，对于他来说是太长了点，对于我来说，起码没有使这位益友失望，我们的友谊便不言而喻。随后便是如何处理书稿的种种琐细的事，我都由他去处理，我完全信赖高门楼里的这一帮编辑了。五《白鹿原》先在《当代》分两期连载，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差不多同时连播，在读者和文学界迅即引起反响，在我几乎是猝不及防的。书稿写完时，我当然也有一种自我估计，如若能够面世，肯定不会是悄无声息的，会有反应的。然而反应如此之迅速如此之强烈，我是始料不及的；尤其是社会各个阶层非文学圈子的读者的强烈反响，让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读者才是文学作品存活的土壤。 1993年8月，《白鹿原》书在京召开的研讨会，也是我平生所经历的最感动的一次会议。会后某天晚上，老何和高贤均找到我住的宾馆，主动与我商议修改原先的出书合同的事。按原先的出书合同，千字三十元，是9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执行的最高稿酬标准了。按这个标准算下来，近五十万字的书稿可得稿酬约一万五千元，这是从签订合同时便一目了然的计算，我也很兴奋一次可以拿到万元以上的大宗稿酬而跨越进入万元户的行列了。现在，何与高给我在算另一笔账，如若用版税计酬，我将可以多得三四千元。《白鹿原》按计划经济的征订数目近一万五千册，在1993年的新华书店发行征订已是令人鼓舞的大数了。按百分之十的版税和近十三元的书价算下来，比原合同的稿酬可以多得三千多元吧。他们已经对比核算过了，考虑到我花六年时间写这一本书，能多得就争取多得一点吧。我尚未用版税方式拿过稿酬，问了半天才弄明白其中的好处，自然是乐意的。然而更令我感动的是他们替我所做的谋算，以至于如此细心。作为一本书的作者，面对这样体贴入微的编辑，说什么感谢之类的话都显得多余而俗套。在《白鹿原》行世之后的几年里，有一些认真的或不甚认真的批评文字，无论我无论老何老高或人文社的编辑，尚都能持一种平和的心态，这是文坛上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有一种批评却涉及作品的存活，即“历史倾向性”问题，我从听到时就把这种意见看成是误读。在被误读误解的几年里，涉及《白鹿原》的评论和几种评奖，都发生过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在这些过程中，老何老高们坚守着自己对《白鹿原》的观点，当我事后了解某些情况时，真是感慨而又感佩，甚至因为《白》书给他们添麻烦而负疚，反倒劝慰他们。他们均表示，此种事已经不属和我的友谊或照顾关系的庸俗做法，而是涉及关于文学本身的重大话题。大约是1998年酷暑时月，某天晚上老何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陈涌对某位理论家坦言，《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这个看法已经在文学圈子里流传开来。我听了有一种清风透胸的爽适之感，关于“历史倾向性问题”的释疑解误，最终还是有陈涌这样德高望重的文学理论家坦率直言。老何便由此预测，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可能因此而有了希望可寄。约在此前半年，我和他在京见面时，老何还在为我作宽慰性的工作，说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可能性不大，对《白鹿原》而言评不评此奖意义不大，有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可就足够了。我也基本是这样心态，评奖是一码事，而“历史倾向性问题”是另一码事。我和他在评奖这件事上仍然保持着一种平淡心理。现在，陈涌的话对《白鹿原》评茅盾奖可能出现的转机仅只是一种猜估，对我来说解除“历史倾向性问题”的疑虑和误读才是最切实际的。我也忍不住激动起来，评奖与否且不管，有陈涌这句话就行了。有人说过程不必计较，关键是看结果。在《白鹿原》终于评上茅盾文学奖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恰恰感动的是那个过程。尤其在误读持续的几年时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何老高小洪等一伙坚守着文学意义的编辑，才构成了那个使我难以磨灭的动人的过程。止此，这个高门楼在我的感觉里融入了亲切温暖的感觉。高门楼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凭着一帮如老何老高小洪这样的文学圣徒撑着，才撑起一个国家的文学出版大业的门面，看似对一个如我的作者的一部长篇小说的过程，透见的却是一种文学圣徒的精神。作为一个自以为文学神圣的作者，我结识老何老高小洪们，是自以为荣幸也以为骄傲的。 2001年2月20日于蒋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c9cbf00102w9te.html 说说《白鹿原》在《当代》发表时的那些事作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转眼间，长篇小说《白鹿原》已发表二十年了。作为当年它在《当代》发表时的责任编辑之一，我不禁感慨良多。1992年12月《当代》杂志以巨大篇幅先后分两期发表了陕西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这是作家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苦心经营，呕心沥血，在他那远离闹市的乡村祖屋熔铸出的一部沉甸甸的大作品。小说洋洋五十万字，撼人心魄地讲述了陕西关中大地白鹿两家的兴衰史。从清末民国一直到解放初期，横跨数十年，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中华民族的苦难、悲剧和历史演变。《白鹿原》一问世，便以其雄浑凝重、咄咄逼人的气势，深沉冷静的历史思考以及众多崭新饱满的艺术形象征服了读者。1993年6月，《白鹿原》作为图书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随着《白鹿原》影响的不断扩大，每年都要加印，迄今，总印数二百多万册。如果加上各种盗印本，总数已达四百万之多。另外，《白鹿原》还先后被译成日、蒙、韩、法以及越南文版，目前英文版也正在进行之中，加上近几年《白鹿原》又被改编成电影、话剧，至今仍长盛不衰。　　然而，二十年前《白鹿原》发表时以及发表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情况并不如此。那时的气候和环境条件并不宽松。1992年3月，陈忠实写信给《当代》当时的常务副主编何启治，准备将刚刚写好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交给《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据陈忠实后来回忆说：“信中唯一可能使老何会感到意外的提示性请求，是希望他能派文学观念比较新的编辑来取稿看稿，……生怕某个依旧‘左’着的教条的嘴巴一口唾死了。”而当他把厚厚的一摞书稿交给两位前去取稿的编辑洪清波和高贤均时，“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　　4月18日，《当代》杂志从西安取稿回来的编辑洪清波将稿子交到我手里。洪清波是我多年的合作伙伴，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为人正直厚道，喜欢读书看稿，他的阅读量和看稿量在编辑部里是数一数二的。那时他分管西北片的稿件。我当时是《当代》编委，编辑部副主任，按分工负责复审他的稿件。刚刚读过作品的洪清波笑眯眯地把稿子交给我：“振家，你看看吧，写得真不错！”我相信他的眼光，立刻放下手中其他的活儿，先看陈忠实的稿子。只读了几万字，我就被作品中那种历史原生态的凝重震慑住了。我心里渐渐地生出一种兴奋和惊喜——这是一部大作品，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这样厚重的小说了！我忽然有了一种当年阅读《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时的感觉。甚至不知不觉地把作品中的田小娥同肖洛霍夫笔下的阿克西妮娅联系起来……陈忠实以独特的历史眼光，以充满了忧世忧生的悲悯之心，成功地塑造了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黑娃、小娥、鹿三、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白孝文等众多艺术形象。这些人物真实而生动，饱满而鲜活，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尤其是白嘉轩、朱先生等更是文学画廊中罕见的崭新人物。这些人物不仅使我眼前一亮，而且能够引发我对整个民族历史进程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但是，作为一个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多年的人，我的直觉告诉我，发表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是会遇到麻烦的。写作技术上的某些缺陷处理起来并不难，问题往往出在作品的思想政治和艺术倾向上。恰恰《白鹿原》在创作的思想艺术倾向上有着历史性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往往会伴随着某种代价。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洪清波、我和何启治先后完成了稿件的初、复审和终审。当过编辑的人都知道，你看稿的时候，不仅要看作品的质量，心里还要有读者，同时还要想到有上级领导和有关的政策管着你，稍不留神就会出问题。看稿中大家担心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作者在性描写上有大胆突破，虽然大多数描写都相当精彩而且与思想内容和人物性格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仍有一些性描写比较直露，弄不好会受到有关部门甚至社会的责难；二是作品中朱先生关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说法及有关描写容易引起误读，甚至使人联想到作品的政治历史倾向。尽管有这些担心，但大家仍然坚定地认为，《白鹿原》是一部近年来罕见的优秀作品。也许是这部小说真的打动了我，也许是出于一名文学编辑的职业良心，在编辑部讨论稿子的会上，一向办事谨慎的我竟一反常态向领导拍胸脯，保证这是一部大作品、好作品。我当时只是想用自己坚定的态度影响领导最终的决断。当时《当代》杂志的主编是老一辈著名作家、评论家秦兆阳，主管《当代》工作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杂志副主编的朱盛昌，担任《白鹿原》终审的是《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的何启治。尤其是朱盛昌，由于他当时在《当代》所处的地位，他的态度十分重要。我当时虽然只是《当代》杂志编委、编辑部副主任，但我仍坚信我的努力会发生作用。早在80年代，老主编秦兆阳就曾在《当代》杂志全体党员会上当着大家的面讲，将来《当代》要是有常振家、谢欣这样的人接班，我就放心了……可见老人家对我的人品和工作是认可的。至于朱盛昌、何启治，都是我多年的领导，他们对我一贯的稳重谨慎也是有共识的。我一向谨慎不假，但面对一部杰出的大作品，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编辑决不会无动于衷，任何犹豫不前都是自私的表现，都有损于编辑的职业道德。在《当代》杂志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白鹿原》终于面世了。经研究，刊物将分为两期发表，并决定由我和洪清波担任责任编辑发稿。发稿前要对作品进行必要的加工删节（删去五万字），同时强调，小说的前十万字要由我亲自动手加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当时《当代》领导对我的信任。《白鹿原》的上半部发表于1992年第六期的《当代》杂志。它的下半部发表在1993年的《当代》第一期，因我去党校学习，后一期发稿的任务是洪清波一个人完成的。《白鹿原》在《当代》杂志发表后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当然是因为作品的精彩，但是也与《当代》杂志在文坛上所处的地位和影响分不开。迄今为止，《当代》依旧是全国所刊发作品获茅盾文学奖最多的文学期刊。《当代》没有辜负读者对它的信任，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应当说，洪清波和我是长篇小说《白鹿原》最早的责任编辑，因为《当代》发表此作时是1992年12月，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已经是1993年6月了。作为当时那段工作的亲历者，在这里我要为洪清波说句公道话。他应该是《白鹿原》最初发表时付出劳动最多的人。从去西安取稿看稿，到第一时期对稿件做出判断，到稿件的编辑加工，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我是《白鹿原》最早的责任编辑之一，才使我有机会最早读到了这部作品并在第一时间写出了《白鹿原》的评论文章。而我1993年5月1日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评论——《一个民族的历史画卷》也成为京城中央一级报刊发表的有关《白鹿原》的第一篇评论文章。那个时候，某部门领导还没有说批评《白鹿原》的话（也许还没来得及看作品）我的文章就已经发出来了。在这之前，我曾将此稿投给另一家中文报刊，他们认为我对作品评价过高，建议我删去文章中诸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将毫不逊色地扎扎实实地站在中国当代文学名著的书架上”之类的话，我没有同意，把稿件拿了回来。后来，还是编辑部的刘茵大姐帮我将稿子拿给了《文艺报》，我的文章才得以全文发表。感谢刘茵，是她使我的文章中保留了那句预言式的结尾。二十年后，我的预言变成了现实，《白鹿原》真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名著，而且长盛不衰。　　1993年和1994年，《白鹿原》先后获陕西作协的“双五”最佳文学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然而，正当人们好评如潮的时候，某领导机关一位负责人却在一次会议上批评了《白鹿原》，并指示不要宣传《白鹿原》，也不能拍电影。《白鹿原》单行本出版后，何启治曾组织两位著名评论家写了有关《白鹿原》的评论，交给京城某大报，据说清样都排好了，但最终还是被退了回来。一时间《白鹿原》备受冷落，连评奖的资格都没有了，甚至竟成了敏感的、可能招祸的不能碰的话题。我们这些编辑也备感压抑和无奈。记得何启治当时把在《当代》发稿时的初审、复审、终审意见又重新复印了一遍，发给我和洪清波每人一份，说：“做点思想准备，将来出了问题我们三个谁也跑不了……”好在那段沉闷的日子终于有了尽头。由于政策逐渐宽松以及文坛有识之士长期不懈的坚持和努力，1997年12月，陈忠实的《白鹿原》（修订本，总共删改了不过两三千字）终于荣获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里《当代》杂志和当代文学一编室是有分工的，当时的《当代》杂志只发刊物，而书稿则由一编室负责，因此《白鹿原》单行本上署名的责编是一编室的人。我和洪清波则是《当代》杂志编发《白鹿原》的责任编辑。《白鹿原》获奖后，出版社也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当年的“有功人员”，我和洪清波包括朱盛昌也分别拿到了奖金。　　在纪念《白鹿原》发表二十周年的日子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陈忠实向我颁发了“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白鹿原》出版纪念奖荣誉奖”。获奖证书上这样写道：“由于您对当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做出的特殊贡献，经‘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评审委员会评定，特授予您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白鹿原》出版纪念奖荣誉奖荣誉。”与我一起获得此项奖的还有洪清波、朱盛昌以及书稿责编刘会军。当年和洪清波一起去西安取稿并为此书出版做出贡献的高贤均已去世，但仍然获得了这一奖励。为《白鹿原》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何启治获得了特别奖。　　我为长篇小说《白鹿原》所做的一切，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十多年文学编辑生涯中重要的一页。已经退休的我依然怀念当年的情景。作为一名文学编辑，在他的工作生涯中能够遇到陈忠实这样杰出的作家和作品是幸运的；作为一名从业者，能够同一群思想敏锐、眼界开阔，有胆识、有水平、有战斗力又不计较的同伴一起打拼是振奋的、幸福的。我常常以自己曾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过而自豪。当然我更想念的还是我的老家——《当代》编辑部，我喜欢那里团结、温馨、自觉、自强、坦诚相见而又积极认真的工作氛围，更喜欢那些心地善良、充满了智慧和活力的特别能战斗的兄弟姐妹们。 2013年7月写于北京风度柏林; 个人分类: 历史记忆与事实|138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陈忠实书单: CAU05077 2016-4-30 15:01; 2016年4月30日再转发：引自小小小小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c9cbf00102w9ss.html 【转】陈忠实书单 (2016-04-29 19:19:46) 转载 ▼ 澎湃新闻记者臧继贤/整理 2016-04-29 17:41 来自翻书党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62928 4月29日早晨7时45分，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74岁。陈忠实从初中二年级创作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开始，为我们留下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除却代表作《白鹿原》之外，还有多篇中短篇小说发表出版，例如《康家小院》、《蓝袍先生》等。同时，陈忠实还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创作过程和家乡的故事，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位作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特意选取了一份书单，包括陈忠实生前的作品和研究者为他所写的传记、论文，以示纪念！陈忠实作品《陈忠实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收入了陈忠实1978年至2012年的作品，以编年的形式分为十卷。《白鹿原》/作家出版社/2012年一部渭河平原的雄奇史诗，一幅中国农村的斑斓画卷。主人公白嘉轩六娶六丧，奇异的命运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白鹿原》（手稿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以上两张图片来自豆瓣ID浮世细嗅蔷薇美《释疑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收录了陈忠实众多优秀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其中《蓝袍先生》写的是一个年轻私塾先生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他唯唯诺诺，事事听凭父亲安排，在父亲的安排下开始接班教授私塾，又因新中国成立而成为新时代的老师，又因为出言不慎被裹入政治漩涡，集中表现了这个人物一生的际遇与不幸。《生命对我足够深情》/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年这本书收录的绝大部分文章是陈忠实近两三年创作的散文随笔精品，是作者对自己七十多年人生的一次回顾和记叙，有事迹、有感想、有所见、有所闻。书摘：（自述人生的两次自我把握和自我反省）一次是在一九七八年之初，当中国文学复兴的春潮涌动的时候，我正在灞河水利工地任副总指挥。我在完成了家乡的这个工程之后离开了，调入文化馆。我那时候对我的把握是，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代终于出现了。第二把握是一九八二年。这一年我从业余写作进入专业写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当时的直接的唯一的感觉，即进入我的人生最佳生存状态。我几乎在得到专业创作条件的同时，决定回归老家。一是静下心来回嚼二十年的乡村工作和生活，进入写作；二是基于对自己知识的残缺性的估计，需要广泛读书需要充实更需要不断更新，这都需要一个可以避免纷扰的安静环境来实现。我选择了老家农村。直到《白鹿原》书完成，正好十年。《悲欢离合总关情：陈忠实说文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在本书中，陈忠实讲述了文化的意义、陕西文化的特点以及异域文化特点，从故乡走出来的人所带有的关中文化气息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力。《梅花香自苦寒来：陈忠实自述人生道路》/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据称是陈忠实最详尽的成长、创作经历。书摘：我在小学阶段没有接触过文学作品，尚不知世有“作家”和“小说”。上初中时我阅读的头一本小说是《三里湾》，这也是我平生阅读的第一本小说。赵树理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而三里湾的农民和农村生活对我来说却是再熟识不过的。这本书把我有关农村的生活记忆又复活了，也是我第一次验证了自己关于乡村、关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如同看到自己和熟识的相邻旧生活的照片。这种复活和验证在幼稚的心灵引起的惊讶、欣喜和浮动是带有本性的。我随之把赵树理已经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这时候的赵树理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我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这时候，他是赵树理。也就在阅读赵树理的浓厚兴趣里，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是在初中二年级的一次自选题作文课上写下的。我这一生的全部有幸和不幸，就是从阅读《三里湾》和这篇小说的写作开始的。《此身安处是吾乡：陈忠实说故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陈忠实用自己的故事讲述了中国人的乡土情节，从乡土观念上解读了中国人口流动而带来的“空巢”现象。书摘：从做私塾先生的爷爷到我的孙儿这五代人中，父亲是最艰难的。他已经没有了做私塾先生的爷爷的地位和经济，而且作为一个农民也失去了对土地和牲畜的创造权利，而且心强气盛地要拼死供给两个儿子读书。他的耐劳他的勤俭他的耿直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他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却绝非书香门第之类。这才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自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海明威的这句话，成为了陈忠实借以阐释个人创作历程的形象概括。陈忠实认为，作家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是一种独立的声音，是把个性蕴藏在文字里边的能力。而作家之所以能写出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靠的就是独立的体验、独立的发现、独立的文学形式。他说：“遵循寻找——发现——探索的循环途径，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挖掘人内心的情感，只有这样的句子，才称得上属于自己的句子。” 书摘：至今确凿无疑地记得，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的。蓝袍先生刚刚萌动的邪念被父亲掐灭杜绝了，我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却在此时萌生。他人写陈忠实《陈忠实画传》/邢小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作者在陈忠实的前70年人生历程中截取了22个重要节点，客观地勾勒出一条线条简单明晰的“线路图”，展现陈忠实已走过的人生之路和文学之路。文中配珍贵照片和资料图片百余幅。《陈忠实的人与文》/李清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这是第一部全面考察陈忠实及其创作的“评传性”学术专著，时间跨度从“文革”前直到21世纪，写作门类涉及小说、散文和创作谈等。作者将陈忠实及其创作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其成长经历与创作经验的总结，探寻其创作的艺术规律和文学价值，从而对陕西当代文学创作的流变进行宏观把握，勾勒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特别指出了陈忠实的创作经历对未来作家成长所具有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录入编辑：顾明; 个人分类: 历史记忆与事实|115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纪念陈忠实：这里有他的整个文学世界: CAU05077 2016-4-30 14:49;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文集引自： http://www.snupg.com/news/newsdetail.jsp?id=20001nodeid=1122pubcompanyid=0siteid=2 纪念陈忠实：这里有他的整个文学世界 2016-04-29 17:37 2016年4月29日7时40分，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享年73岁。《白鹿原》是陈忠实成名著作。　　陈忠实先生曾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过《陈忠实解读陕西人》。这本书里收录了陈忠实小说与散文作品26篇，展现作家缘何钟爱笔下陕西人“生冷倔硬”的性格，以及陕西人在时代变化中恪守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可以说这是一本了解陕西人、阅读《白鹿原》的最佳读本。　　与《陈忠实解读陕西人》同时出版的还有《陈忠实画传》《陈忠实的文学人生》《白鹿原文学原型考释》。　　就让我们默默翻阅四卷本的“陈忠实的文学世界”，共同缅怀陈忠实先生吧! 《陈忠实画传》，邢小利著　　本书作者在陈忠实的前70年人生历程中截取了22个重要节点，勾勒出一条线条简单明晰的“路线图”，展现著名作家陈忠实已走过的人生之路和文学之路。文中配照片和资料图片百余幅;文后附有“陈忠实年谱”，细致陈述1942年至2011年陈忠实生活、学习、工作、交游与创作情况;另附“陈忠实著作年表”、“陈忠实获奖作品目录”、“陈忠实及其作品研究专著目录”三种，为陈忠实作品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份详实的作家生平档案和背景参考资料。《陈忠实解读陕西人》，陈忠实著　　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陈忠实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不断描摹着陕西关中地方的山水人情。他的作品取材本土，笔墨稳实醇厚，语言富于陕西“土”味，真实生动地呈现出近现代以来陕西人的生活变迁、陕西当地的风物民俗，在文字中深刻挖掘陕西文化的精髓。　　《陈忠实解读陕西人》收录了陈忠实的小说与散文作品26篇（含改编其作品一篇）。通过不同体裁的文本，可摸到陕西人“生冷倔硬”的脾气性格，品味陕西人在时代变化中恪守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体会陕西人对乡土的眷眷深情，打开当代人看陕西的一扇窗。《陈忠实的文学人生》王仲生，王向力著　　作者王仲生以作家陈忠实同龄人的眼光，审视陈忠实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文学创作活动和心理的变化，具体细致地分析作品，循其文学创作旅程中留下的每一步脚印，探究《白鹿原》这部“民族秘史”诞生的深层原因。《〈白鹿原〉文学原型考释》，卞寿堂著　　《〈白鹿原〉文学原型考释》作者卞寿堂先生多年浸淫于陕西文史之中，通过对小说《白鹿原》的深入研读以及对地方文献史料的多方调研与钩沉，用考据法为解读这部当代经典之作开辟了一条幽微蹊径。小说中的“白鹿原”在现实中到底原型何指、此名又缘何而来？过往岁月中，在陕西特别是白鹿原地区，发生过多少铭史事件？朱先生、黑娃、白灵等人物究竟原型为谁？白鹿原上那些鲜为人知的神怪逸事又如何传诵民间？林总万千，尽现《〈白鹿原〉文学原型考释》之中。; 个人分类: 历史记忆与事实|1504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文学创作看科研工作: 热度 4 xin 2016-4-30 07:01; 陈忠实、贾平凹和路遥，是陕西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界三位大家，他们的作品如实地记录了三秦大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最近，我看了一些关于他们创作过程方面的资料，感觉他们有很多共通的地方，这也与我们做科学研究非常类似。第一，生活积累和生命体验。他们三个人，大致从七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文学创作。经历过文革和改革，体会过当农民和当城里人的滋味。这些生活积累，成了他们日后创作的源泉。让他们的创作深刻地打下了地方和时代的烙印。尤其是他们对土改、文革、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体会和反思，成了他们创作的根基和源泉。从中得到的体会是：我们科学研究的主题和风格，理应源于生活、时代和行业发展的需要，是对当代自然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尝试，是我们国家正在经历和实践着的伟大事业。科学研究写出论文似乎是都一样的风格，但是，其发芽、扎根的过程人与人不同，其风格存在明显差异，这与不同人的生活积累和生命体验有关。第二，查阅文史和乡村采风。个人的经验毕竟受时间短促和空间拘束的局限，而查阅文史资料可以上推知道不同地区较为长远的历史过程，而乡村采风是对现在农村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最为直观的感受和记录。这三位作家，有大量查阅文史资料的经历，很多灵感都是在查阅地方志之类的资料过程中显现出来的。而到农村去、到厂矿去等采风，是将小说写的有血有肉，具体而又深入的必不可少的途径。从中得到体会是：如果我们将科研做的好，在主题选择过程中需要广泛阅读领域内国内国际相关文献，而且最好是在某个方面时间维度上系统阅读，和空间上的广泛阅读。而且最好长期扎根行业实践前线，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和最新的发展动态，才能很好地理解自己的专业现状和动向。研究一定要接地气，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第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三位作家都有雄心壮志，都想在本领域扬名立万，具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将文学创作当做自己的事业，当做自己的精神丰碑，希望成为文学巨匠，引领风骚。他们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替农民农村说话，记录这片悲苦土地所经历的苦难，成了他们创作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源泉。从中得到的体会是：科研工作只有将小我放入社会、国家大我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将自己的工作变得伟大、神圣化。如果只落在自己的小圈子、小视野，那么将缺乏气度和影响力，缺乏力量和高度。因此，我们科研选题尽量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与国家国计民生发展、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关联起来，才能让自己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旺盛的生命力。第四，躲起来拼命创作。三位作家的创作过程，都具有躲起来，疯狂创作的经历。耐不住孤独和寂寞，怎么能做出惊人的作品。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人前富贵，人后受苦。而且，三位作家躲起来，避免外界的打扰，疯狂创作，似乎都是在有了长期、大量的前期准备之后，主动的自我选择。而且，通常都是旷日持久的忘我创作，甚至是以生命相搏。从中的感悟是：我们科研工作既需要平日润物细无声式的日积月累，同时，也需要忘我、忘物的疯狂集中创作，尤其是前期素材准备就绪、思路清晰，文章了然纸上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往往积累的时间很长，但是一直缺乏最后的高温锻造，要不无疾而终，要不软绵无力的收尾，缺乏最后的淬炼。第五，超越青年时期的偶像。三位作家在初期的文学创作过程中，都深刻地受到陕西著名作家柳青先生的《创业史》的影响。他们都将柳先生当做精神导师，将《创业史》当成圣经。但后期，他们都或早或迟地有了超越这部伟大著作的野心，最终，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梦想并非狂妄。这对我们的启示是：科研工作一开始是模仿，尤其是对领域卓越人物的模仿，这是个不可跨越的重要阶段。就像学唱歌、学书法一样，大多要经历初期模仿过程。然后，随着自己的积累，不再满足于模仿，而想做出自己的特色，实现对前人、对自己偶像的超越，这是何等气魄，何等壮观的心历路程。谨撰此文以纪念我们国家已故人民文学家路遥先生和陈忠实先生。他们的小说将永传后世，浸润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他们的小说诉说了这块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伟大与传奇，让后人不断感受到中国人生存的不易和艰辛以及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8968 次阅读|13 个评论

[转载]追忆陈忠实：到《白鹿原》中找我去: CAU05077 2016-4-30 02:48; 2016年04月29日 12:17 南方人物周刊引自 http://ent.sina.com.cn/s/m/2016-04-29/doc-ifxrtztc3036336.shtml 在《白鹿原》的开头，整整一页纸的篇幅，陈忠实只写下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2004年4月8日，导演林兆华（右）在陈忠实的陪同下体验风俗人情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今晨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73岁。　　《白鹿原》是陈忠实成名之作，20年来以每年5到10万册的数量持续畅销，迄今已发行逾200万册，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　　《白鹿原》被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创作领域最重要的收获。评论家称其作：一部渭河平原近现代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　　在《白鹿原》的开头，整整一页纸的篇幅，陈忠实只写下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陈忠实走了。许多人哀叹，他的离开带走了“这个民族的秘史”。　　本文原标题“陈忠实到《白鹿原》中找我去”，载于2012年南方人物周刊　　几年前，话剧《白鹿原》筹备之际，陈忠实带着导演林兆华，“从西安灞桥区辖的原(指白鹿原)的西坡上去，直到蓝田县辖的原的东头下了北坡，沿着灞河川道途经我隔河相望的家门再回到西安城”。　　9月13日、14日，北京，他被媒体包围，反复被问及对即将上映的电影《白鹿原》是否满意，对书中人物如何解读。此刻，一位摄影师正劝他面朝前方，目视窗外。　　“额(我)说你也拍够了吧？这张烂脸有啥好拍？再说，你这里拍，叫人说话分心。”华侨大厦客房里，他操着一口陕西腔，比起王冠雪茄的气味，更呛。　　1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报告厅里，陈忠实也是这般斩钉截铁。　　当一女生拐弯抹角问：您那一代人理应思想保守，为何书中却有赤祼祼的性描写？　　“那是人物性格命运，必然要这样干。” 　　某男生紧接着问：据说《白鹿原》要选入中学生课本，您觉得引用哪段章节合适？　　“你喜欢哪段，就用哪段。” 　　会后，《白鹿原》的首任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辑何启治，远远注视为人签书的陈忠实，不禁笑了，“忠实忠实，忠诚老实。如今他也变得老辣了。” 　　今年，陈忠实70岁了，《白鹿原》问世也已20周年。　　不敢写长篇　　电话中，现任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星被拉回1973年。那会，陕西省作协还是“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旗下杂志《延河》还叫《陕西文艺》，自己尚在评论组。　　“他经常跑到编辑部，找主任改稿。黑布鞋，红衣服，头上还没有白发。透出的体面，与他那时的公社干部身份相符。” 　　当时，杂志社在陕西搜罗有写作基础的作家。有人提供线索：“30里外的东郊灞桥区，有个陈忠实。中学时就是文学爱好者，曾与人办过文学社，60年代就在报上发表过《樱桃红了》、《迎春曲》等散文。”由此，两人开始了长达40年的交往。　　“陈忠实写作初期的最大特点是，农村日常的种种色色，在他笔下尤显逼真，充满了强烈的美感。”李星说。　　2004年4月8日，导演林兆华(右)在陈忠实的陪同下体验风俗人情　　老朋友何启治则回忆，“《白鹿原》出版前，他在陕西文学界号称‘小柳青’。” 　　1959年，在西安18中读初三时，对柳青这位陕西籍老作家的代表作《创业史》，陈忠实“深爱之情超过能读到的一切文学作品”，甚至于，“上五七干校时，他的背包里除了《毛选》就是一本《创业史》”。“可以说，直到80年代初，陈忠实的作品从语言到艺术品位都还没有离开柳青的影响。” 　　1973年隆冬，西安奇冷。郊区区委的一次会议散后，何启治在门外一把拦住陈忠实。那是他俩第一次相遇。　　他开门见山，来自北京，刚从干校调回人民文学社，任现代文学编辑，分管地域是西北一带。此次来西安组稿，经《陕西文艺》编辑的推荐，读了陈的新作——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当即断定，这一作者极熟悉农村生活。但他眼下的任务是组长篇小说，深知社里“绝不会为一个新入行的作家发中短篇”。　　听到对方说，自己2万字的短篇小说能改成“2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颇具长篇小说的架势”时，陈忠实感到茫然。　　他推辞，“这事好比老虎吃天”，“根本没动过长篇写作的念头”。　　回京后，何启治不死心又发长信，“仍是鼓励长篇小说写作的内容”，却丝毫打动不了陈忠实——那会儿他是不自信的，他在文章中提到，“我常常在阅读那些优秀长篇小说时一回又一回地感叹，这个作家长着一颗怎样的脑袋，怎么会写出让人意料不到的故事和几乎可以触摸的人物！” 　　1962年高考落榜，他接受了父辈的劝勉，大不了安守土地，做一辈子农民。别无选择，他当起乡村民办教师，开始了业余文学创作。 2007年11月9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首都剧场演出话剧《白鹿原》　　4年后，宿办合一的住屋门框上，贴了对联：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眉批：送瘟神。他日日面对，心说，我完了，“完了自然首先是指政治上完了，那时候的社会准则和生活法尺都是以政治为‘纲’的，‘纲’完了‘目’还能张么？作为‘目’的文学理想也完了。” 　　那次，没读过书的姐姐和大学生的表妹不约而同地宽慰他，“想开点儿，你看看刘少奇刘澜涛都给斗了游了，咱们算啥？” 　　何启治在文中披露，1970年代末，陈忠实小说里的农村还难脱阶级斗争的基调。　　1976年，应《人民文学》之约，陈忠实写下一篇日后不愿多提的反“走资派”小说。很快，随着“四人帮”倒台，“他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巨大欢欣与在写作上的挫折，形成剧烈的心理冲突”。　　1978年冬，他带领众人投入灞河河堤的会战工程。河岸下，一间孤零零瓦房里的麦秸上，他躺着读完陕西青年作家莫伸的《窗口》，和当年被认为是“新时期文艺复兴潮声”的刘心武的《班主任》。　　一个比他小许多，一个与他同龄，“读着这些优美的小说，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失挫。更深地陷入羞愧之中……” 　　1982年，第一本小说集《乡村》问世，他从西安郊区文化馆进入省作协专业创作组，成为专业作家，这才壮起胆给何启治寄去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　　何记得，那部小说历时3年，重写4次，1984年在《当代》上发表。多年以后，他还直言原稿不忍卒读，烧了扔了罢了。但这一次，“锻炼了我驾驭较大规模、较多人物和多重线索的能力，完成了从较为单纯的短篇小说结构到中篇小说结构形式的过渡。” 　　死时咋能没有一部垫棺压枕之作　　1983年春夏之交，妻儿户籍转入城里后，陈忠实将乡间分下的土地交回村委会，自己也没住进省作协在西安市内分给他的一套两居室，他决定寻一清静之处，读书思考，从原供职的灞桥区文化馆搬回地处偏僻的老家，“冷下心来，回嚼亲身经历的生活。” 　　“后来总是回忆原下老屋10年的写作生活，生出一个‘剥离’的词，取代‘回嚼’，似乎更切合我那10年的精神和心理过程。”他写道。　　为究析这场“剥离”，9月14日，我问陈忠实，“没有《蓝袍先生》，就没有《白鹿原》？” 陈忠实(左)和王全安　　他点点头。“1985年，我写《蓝袍先生》以前，眼睛紧盯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一直描写当代农村题材。这部8万字的中篇小说纯属一个意外。解放后，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村里的教书先生还穿蓝袍，还很年轻。一晃到80年代，他早已退休，偶然找到我家中，诉说他的老伴走了，他想和另一女子重组家庭，受到儿女反对。这本司空见惯，不意产生了《蓝袍先生》——一个人自小受儒家传统束缚，畏畏缩缩谨慎小心。纵使后来，蓝袍换成了列宁装，但一打成右派，又套进了另一封闭思想里。我在解析蓝袍先生的精神历程时，也在透视自己的精神禁锢与心灵盲点。” 　　构思“蓝袍先生”的家庭背景时，他在1949年前的记忆闸门一点点撬开：那一时代的乡村生活结构和社会形态。光凭浮光掠影，显然不够。“我选择蓝田、咸宁、长安3县，查阅当地县志，也就诱发了《白鹿原》的创作欲望。” 　　1986年夏，陈忠实搭上通往蓝田的班车。驶过白鹿原的北坡，此前熟视无睹的景象，顿时鲜活生动，乃至陌生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旋在我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 　　他记得，一部二十多卷的《蓝田县志》，有四五卷记载该县所有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他在《白鹿原的创作手记》中写道，“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计数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 　　至于“黑娃”这个人物，时任《长安报》编辑记者的李东济在文章里写道，一次，陈忠实逼视他，“样子呆滞极了，像被一不明之物击中”。他有点怕，轻声叫着“陈老师”，音调逐步提高，最终“驴吼样地嗥了声——陈忠实！” 　　“黑娃，你刚刚听到一声枪响了没？”被唤醒的陈忠实问道。　　误以为他称自己“济娃”，李东济不在意：听见了，响声大得怕人。　　“你能听见个熊？你都给人家枪决咧……我咋看你像土匪黑娃。” 　　“土匪黑娃是你长篇的主人公？” 　　“我老陈倒想叫他当，可历史不给他机会。黑娃那好小伙子，他是当不成主人公了，　　土匪咋能当一部历史正剧的主角嘛。” 　　“那谁是一号角儿？” 　　“我也没想明白，反正要是一个你没见过的，绝对中国的，我们这个民族绝不能没有魂呀。” 　　白嘉轩——这一象征中国文化中传统与威严的一号男主角，是调查间隙，陈忠实从“近门的一位爷爷”那里得知：自己的曾祖父，个儿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笔直，从村子走过时，“那些在街巷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　　也就在那时，他从县志上抄录的《乡约》——曾推广至中国南北乡村的第一部用来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的系统著作，自然融进脑海中尚未具象的“白鹿原上的族长”的血液里。他难抑兴奋，“连同他周围的那些他喜欢的敬重的或讨厌的不屑的人，渐渐清晰起来丰满起来，故事也由单线条到网络似的复杂起来”。　　恰逢其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风行中国。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王国》，陈忠实读得“迷迷糊糊”。卡彭铁尔赴法国学习现代派小说，失望离去前说出的那句，“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令他“噢哟”一声，“卡彭铁尔的宣言让我读懂一点，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 　　自小生活在农村，基层20年摸爬滚打，他原以为自己了解脚下的每寸故土，自信“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不差柳青多少”。而对“蓝袍先生”的“一瞅一瞥”，卡彭铁尔传奇性的开拓，让他明白自己对乡村社会，尤其是对1949年前乡村的认识“浮泛而肤浅”——“我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 　　他重新面对写作上的偶像柳青。柳青攀上文学的高峰时，正值国家大力倡导农业合作化，将农民组织起来集体生产，共同走向富裕。所以，他的《创业史》会成为革命的标杆。　　而当他见到最后驻到渭河边的一个公社，农民将集体畜栏里的牛骡牵回家饲养，生产队大块耕地被男女各自插牌条块分割，便意识到“在公社10年努力巩固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　　“农业合作化既然证明行不通，再写合作化下的生活就会失意”，1993年，陈忠实与李星有过对谈，“80年代中期，我的艺术思维十分活跃。这种活跃思维的直接结果，就是必须摆脱老师柳青……我开始意识到这样致命的一点：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 　　1987年8月，陈忠实又一次到长安县翻阅县志与文史资料。一天晚上，他与李东济在旅馆里喝酒，慨叹自己转眼已到45，人说没了不就没了？有愧的是，爱了一辈子文学，写了十几年小说，死了却没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枕头，身旁配备其他饰物，多由死者生前准备妥当。　　“东济，啥叫老哥丢心不下？就是那垫头的东西！但愿——但愿啊但愿，我能给自己弄成个垫得住头的砖头或枕头。” 　　如果因为艺术缺陷不能出版，我就去养鸡　　早在1982年，同属陕西作协的路遥发表了《人生》。陈忠实于某次访谈中表示，读完《人生》，很是沉重，“这份沉重不是妒忌，而是鞭策——他意识到要达到路遥的水准，就要下极大工夫，更别说超越。”何启治谈到。　　1991年，路遥出版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这年早春，陕西人民出版社举办有关文艺书籍出版计划的座谈会。会上，李星坐在路遥的右边。陈忠实晚到，坐在路遥左边的空位上。在路遥背后，李星对着陈忠实凑过来的耳朵，告知路遥获奖的消息。　　“他说好事好事。要向路遥表示庆祝。过一会，我又伸过头去，你的长篇小说怎么样了？你要是今年还写不完，就从这7楼跳下去。”李星替朋友焦急。　　1988年清明前后，陈忠实打开了大16开的硬笔记本，写下《白鹿原》草稿开篇第一句：“锅锅儿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直至1991年腊月25日下午，他的眼前出现原上最坏的男人、与白嘉轩作对一生的鹿子霖的尸首。他写完书稿最后一行文字：“天明时，他的女人鹿贺氏才发现他已僵硬，刚穿上身的棉裤里屎尿结成黄蜡蜡的冰块。” 　　“爱与性”成了他构思时再三琢磨的命题。他刻意给自己写下两张提示性的纸条，一是针对性描写的：“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另一张是写到田小娥被公公鹿三用梭镖钢刃从后心捅进，她回过头来，百味杂陈地唤了一声“大呀”时，他顿感两眼一黑。睁开眼，顺手在纸条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　　“电影打出标语，田小娥是中国式的欲望。不光是她，中国式的欲望是一群白鹿原上人的欲望。里面还有白嘉轩、鹿子霖，他们都有各自的生存欲望。”陈忠实说。　　完稿后，他叮嘱妻儿守口如瓶。那时，他对社会关于文学的要求和对文学作品的探索中所触及的某些方面承受力没有把握。他还对妻子说，如果仅仅因为艺术能力所造成的缺陷不能出版，他就去养鸡。　　1992年初，陈忠实在广播中听到邓小平南巡讲话摘录：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他嗅到一种气息，长篇一旦完成，立即投出去，“一天也没必要延误和搁置。道理太简单了，社会对于具体到一部小说的承受力必将随着两个‘一点’迅速强大起来”。　　这回，他想到了何启治。　　 “咋叫咱把事弄成了” 　　收到陈忠实请求马上派人来看稿的信后，已任《当代》常务副主编的何启治十分欣慰。他与当时人文社副总编辑朱盛昌商议，速派杂志编辑洪清波和高贤均前往西安。　　洪、高见完陈忠实，取走原稿20天后，陈忠实收到高贤均的来信：他俩在回京的火车上，轮流读完这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爱不释卷，拍案叫绝。　　陈忠实读完信后，“嗷嗷”三声跌倒在沙发上，眼泪夺眶而出。　　“我只见过忠实两次激动。一次是在我们同影视界几个名人的聚会上，当听到有人将农村的落后归之于农民的不争气时，他不顾礼仪拍案而起：这能怪农民吗？当极左政策将农民一步步剥夺殆尽时，农民的苦难一点不亚于知识分子。他发誓，迟早有天，我要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另一次是在有领导参加的严肃大会上，他发言谈到邓小平的政策给人民带来好处时，激动了：‘我是从农村的过去和现在走出来的，我知道邓小平给中国农民带来多大好处、多大变化，历史终归要否定那些该否定的耻辱，铭记那些该铭记的荣光。’”李星说，为此，他猜想陈忠实会在《白鹿原》里写什么。　　《白鹿原》复印稿交给他一周后，陈忠实从乡下赶回。他们在自家楼下遇上，“陈忠实问我看完没有，我说看完了。他后来说我黑着脸，我看出他的脸色紧张发白。进屋后，我突然一拍他，咋叫咱把事弄成了？！《白鹿原》大大超过我的想象。他将1949年以前的农村社会写得那么真实，人物塑造得那么饱满，属于一流上乘之作。” 　　“碰到《白鹿原》是我的幸运。我看稿时，胸中涌动一股兴奋感与幸福感。这种状态可以抛掉个人利害关系的计较，愿与作品共荣辱，愿与作者共进退。这6个字，只有我们这些过来人才理解其中内涵。”何启治感叹。　　《白鹿原》出版后，尽管洛阳纸贵，何还是发现，他请评论家写文章，“评论快要见报了，却被退了回来。编者透露，反正有人不让讨论这本书，肯定或批评它的文章都不便发。” 　　当时，一位广电局领导明确表示，《白鹿原》与《废都》一样，着眼点不对，“没有积极意义，更不宜拍成影视剧”。　　1995年至1997年，《白鹿原》参与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评委会出现分歧。部分评委提出，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将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比作“翻鏊子”——“白鹿原这下子变成鏊子”，应以适当方式予以廓清；与思想主题无关的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节。　　论及性描写的处理，何启治说，他终审时的批语是：“我赞成此类描写应有所节制，或把过于直露的性描写化为虚写、淡化。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性描写是可有可无的，甚至一定就是丑恶的，色情的。……小娥就是个很重要的形象。她在鹿子霖挑唆下拉白孝文下水这段性情节，就很能表现鹿的卑鄙……” 　　老评论家陈涌力挺《白鹿原》，“陈忠实充分地理解现实斗争的复杂性，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这个特点，但同样清楚地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尽管陈忠实在自己探索中国社会关系和社会斗争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自己主观认识的一些问题，但他整体思想倾向的正确应该肯定，他的这部作品，深刻地反映解放前中国的现实的真实。” 　　有一晚，陈忠实接到茅盾文学奖主持人的电话，“评奖没问题。提出删改的地方，只是征求我的意见。可以改也可以不改。” 　　何启治记得，“他又一次躲到西安郊外一个安静地方，平心静气地对书稿进行修订。” 　　他像白嘉轩？　　近年来，陈忠实一不喜坐飞机，二不愿别人为自己写传。　　他的朋友、《小说评论》副主编邢小利解释道：飞机上不能抽雪茄；他作为作家，还是希望别人关注他的作品，而不是他；另外，传记会涉及到很多往事，他人。　　他在灞桥区教小学时，学校划为东西两片。一天中午，派出所来人将西片教研组长抓走，声称其破坏军婚。作为东片教研组长的他，为其送铺盖卷。一路上思绪万千，暗暗发誓，在农村有不少诱惑，他还年轻，但如果犯下同样的错，这一生就全完了。如果他还想干点事，决不能在这件事上栽倒。　　《白鹿原》之后，他曾有计划，将《蓝袍先生》改成长篇小说，但终未实现。　　有一次，邢小利等人劝他，你最熟悉、体验最深的，是建国以后这几十年间的中国农村生活，也就是《白鹿原》结束后的数十年，何不接着写这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村？恰好与《白鹿原》接上，构成关中农村也是中国农村的百年史诗。　　陈忠实听后不语。有记者重提此事，他一言以蔽之，为什么没写——说不清。　　“我想每个人的创作，各有创造力旺盛的一个段落。80年代属于陈忠实。农村生活的长时积累，经济开放搞活促使他从过去压抑的政治思维中走出来。但他更熟悉的是传统农村。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他难以把握。”李星说。　　有人曾说陈忠实类似白嘉轩——一个深受中国儒家文化浸染的农民。李笃定地说，他一定不会承认。　　果然，他笑而摇头，“额不是，额不是。”说着，随手将烟缸中的半截子雪茄噙入口中。霎时，闪光灯一亮，他的眼神无意地犀利一瞥，那里既有一个作家的敏锐，也有中国农民式的“豪狠”。　　(参考书目：陈忠实《凭什么活着》；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 　　本刊记者|彭苏实习记者|张莉亚发自北京 (责编：云会) 标签: 陈忠实白鹿原王全安; 个人分类: 历史记忆与事实|136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白鹿原的诉说---痛悼陈忠实先生: zhpd55 2016-4-29 17:27; 白鹿原的诉说---痛悼陈忠实先生白鹿原的白鸽哭了这一刻鸡啼时分黑娃牵着娥儿姐去哪儿了朱先生的弟子回来了经商的居官的闹红的务农的他们打败过土匪没有掉过一滴泪水此刻伫立在风中却和我一样哭红了眼睛就像蜡烛滴下的哀鸣田家什字的村口杨柳树飘下一些白絮漫舞在风中扬起郁郁的悲恸我的泪水犹如子弹在飞七点四十分的早晨煥然走出家门上班的人流如潮奔涌谁能想到轰天一声巨雷降下噩梦暮春最后的晨露带走了忠实先生临潼的石榴树里不记得结下多少清晰的回忆泪水有过统计其实我早忘了您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我只知道您是一个球迷那是夏日午后的三点我陪您顶着骄阳并排于省体西边醒目的看台观战国力主场的比赛流火的七月阳光都能流出鼻血您为朱永胜王长庆他们每进的一个球呐喊欣喜您的率真和执着我从来不敢怀疑鲜花盛开的五月我记得那是 5.23召集组织的一次采风座谈您侃侃而谈以悲悯的情怀如实反映农村发展您对黄土的深情热恋对三农问题的关注调研在人们面前推展铺开又一个渭河平原静谧的白鹿书院今夜和我一样忘不了您凹下的眼窝里埋藏着多少沉重的灵感假如天空也会嫉妒那您就放心《告别白鸽》去天上写一部长卷洛阳纸贵我写不了什么诗篇允许我带一双流泪的眼睛牵起白鹿塬一遍一遍把您想起写下铭记怀念 ---葆蕙写于2016年4月29日中午12时今晨7点40左右，《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73岁，陕西文坛一颗巨星陨落！陈忠实，男，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42年生于西安灞桥区西蒋村。1962年高中毕业，做乡村小学、中学教师和区、乡干部20年，1982年调陕西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初中二年级在作文本上写作第一篇小说。1965年初发表处女作散文，1973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迄今已出版《陈忠实小说自选集》三卷、《陈忠实文集》七卷等30余种作品集。其中小说《信任》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1991全国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现任陕西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鹿原》是其成名著作，《白鹿原》迄今已发行逾200万册，在国内外读者中反响强烈，在文学界评价很高。评论家认为，该作是一部渭河平原近现代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陈忠实文集》，散文集《告别白鸽》等。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其中《白鹿原》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系列，已发行逾160万册，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2006年12月15日，“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陈忠实以45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13位，引发广泛关注。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白嘉轩、鹿子霖、鹿三、朱先生这些具有深刻历史文化内含的的典型形象，成功地塑造出黑娃、白孝文、田小娥、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等年轻一代性格各异、追求不同、极具时代代表性的人物形象。著名学者范曾评价说，“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西方学者评价说，“由作品的深度和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 人物简介：陈忠实，男，汉族，1942年6月出生，陕西西安市灞桥区霸陵乡西蒋村人，1966年2月入党，1962年9月参加工作，高中学历，文学创作一级。 1959.09——1962.09，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学生。 1962.09——1964.08，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灞陵乡蒋村小学教师。 1964.08——1968.08，陕西省西安市郊区毛西农业中学教师。 1968.08——1968.11，陕西省西安市郊区东李学校教师。 1968.11——1978.07，陕西省西安市郊区毛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1978.07——1980.02，陕西省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副馆长。 1980.02——1982.11，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文化馆副馆长。 1982.11——1985.07，陕西省作协专业作家。 1985.07——1993.04，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1993.04——1996.12，陕西省作协主席、党组成员。 1996.12——2001.12，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委会委员，陕西省作协主席、党组成员。 2001.12——，中国作协第六、五届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党组成员。中共第十三、十四大代表，中共陕西省委第七、八届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思源学院人文学院院长，西安石油大学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西安工业大学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2011年11月25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全国委员副主席中，有读者用一个字概括陕西三作家的写作风格：陈忠实：精路遥：不精不稀贾平凹：稀; 个人分类: 新观察|2030 次阅读|0 个评论

观电影《白鹿原》有感: 热度 4 jxz1963 2012-9-17 00:21; 由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白鹿原》2012年9月15日在西安正式上映了，昨晚在网上团了两张华大电影院的票，按着点儿去观看了一下，着实有些让人心动的感觉：第一，无论是小说《白鹿原》，还是电影《白鹿原》，都是写自己家乡的事情，不让人心动是没有道理的！从那熟悉的生活场景、语言环境、穿着打扮，以及说话的楞劲儿，都活脱脱地透出了一个厚重而真实的白鹿原，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拍摄的比较成功。第二，电影《白鹿原》演员选的非常好，无论是白家轩的扮演者张丰毅，还是鹿三的扮演者刘威，都是《白鹿原》里的绝配了，尤其是刘威，把一个长工给演活了，让人们从《白鹿原》电影里看到了一个纯朴厚道的白鹿原农民的形象。同时，整部影片场景选的也很不错，祠堂、麦田、窑洞、霸河的水等，都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第三，电影《白鹿原》里只字没有提到白家轩的小女儿白玲和白家轩的姐夫朱先生，我觉得这是电影《白鹿原》的一大缺憾。我想这可能是王安全导演把本部电影《白鹿原》的主线放在了白家轩、鹿子霖和田小娥身上了，从而忽略了小说《白鹿原》中智慧的化身朱先生，以及女革命白玲的爱情故事。第四，建议最好拍摄电视连续剧《白鹿原》，从不同角度刻画出小说《白鹿原》中的各个重要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在剧本中的重要地位，从而还原小说《白鹿原》的历史全貌！; 个人分类: 我的观点|6401 次阅读|13 个评论

走进白鹿书院（4）——陈忠实的魂: jxz1963 2011-11-28 23:08; 从陈忠实文学馆出来后，我的脑海里便不断闪现着陈忠实不同时期的许多老照片（高中毕业照及欢送老师的合影照片）和各种作品集，在我的眼里，陈忠实已经不再是靠小说《白鹿原》一炮打响的作家，而已经成了陕西作家群体的灵魂，甚至是陕西文化产业的一种象征。在陈忠实文学馆里，几乎在每一个展厅里，我都能寻觅出陈忠实先生的许多可圈可点的故事来。如展厅的第一部分“踏过泥泞五十秋”：灞柳依依，滋水潺潺，千年文化积淀而成的白鹿原养育了陈忠实。第二部分“独开水道也风流”：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第三部分“一部民族的秘史”：用五年时间，在五十岁前创造一部民族的秘史的《白鹿原》终于获得了成功。第四部分“原下的日子”：在《白鹿原》获奖之后，陈忠实回到了原下他的老家，继续着他的文学苦旅。第五部分“历史与滋养”：陈忠实与白鹿原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学存在。第六部分“一个原两个人”：一个白鹿原上有两个为了白鹿书院而共同谋划着的人——陈忠实创作了《白鹿原》，周延波创办了西安思源学院，两人现在又一起创办白鹿书院，陈忠实任白鹿书院院长，周延波任白鹿书院理事长。在白鹿书院，我仿佛看到了陈忠实的灵魂和陕西作家群体中圣洁的“白鹿”！我想，这可能就是我这次匆匆造访白鹿书院最大的发现和收获吧！; 个人分类: 趣味人生|3615 次阅读|0 个评论

走进白鹿书院（3）——一本书的作家: 热度 2 jxz1963 2011-11-27 20:14; 在我走进陈忠实文学馆以前，在我的印记里陈忠实是靠小说《白鹿原》一炮打响的作家。说句实在话，在我读过的陕西作家群的小说里，要数贾平凹的小说多一些，特别是《废都》、《高老庄》、《秦腔》、《怀念狼》，以及先前读过的短片小说《丑石》等等作品，平凹的作品在我记忆的空间占据的近三分之一。还有已故陕西著名作家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及高建群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然而，陈忠实《白鹿原》的横空推出，不仅给了我的家乡有些“乡间野史”一个印记，还加深了我对家乡人文环境的理解，特别是陈忠实在小说《白鹿原》里描写一些人物情节和一些地方方言，都是洽如其份的，这不仅仅让我爱上了小说本身，还更爱上了作家陈忠实的文风，有时一有空更爱听他在电视上讲各种故事，包括他完成了《白鹿原》创作后只身一人到灞河边上美美地用火柴点着河边干枯的野草，躺在沙滩上一根接一根地吸着廉价的汗烟，尽情地释放着内心的巨大压力。这一次，当我的目光聚焦在陈忠实文学馆里的展板上的一字一句和一本本厚重的文学作品和对小说《白鹿原》评论时，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他是一炮走红的名人，也不是靠一部作品走红的作家。作为一个没有上过大学，却在文化底蕰十分厚重的陕西作家圈里“混得”了一个陕西作家群的领头羊，着实让人有些刮目相看了。陈忠实作品年表; 个人分类: 趣味人生|3515 次阅读|10 个评论

走进白鹿书院（2）——忠实的乡土文学: 热度 1 jxz1963 2011-11-27 00:37; 在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里，无论是描写世代农耕的白嘉轩形象，还是清末举人鹿子霖的形象，字里行间都给人一种土的掉渣的口气，整篇书里都是一些大实话。如作品的第一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以及描写地主黄老五舔碗的句子：“黑娃说：‘我在俺屋里也没有舔过碗，俺家比你家穷也没人舔碗。’黄老五说：‘所以你才出门给人扛活儿！要是从你爷手里就舔碗，到你手里刚好三辈人，家里按六口人说，百十年碗底上洗掉多少粮食？要是把洗掉的粮食积攒下来，你娃娃就不出门熬活反是要雇人给你熬活啰！’”这些朴实的带有一些方言的语言着实让人不禁反复颂读，细细品味其中的奥妙。在陈忠实文学馆，我见到了小说《白鹿原》的手稿复印件和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奖章和证书，以及许多评论《白鹿原》的作品。这是咸阳一个泥塑作者专为《白鹿原》制作的一套剧中泥塑“坐席”的场景。; 个人分类: 趣味人生|3694 次阅读|2 个评论

走进白鹿书院（1）——饮水思源: 热度 1 jxz1963 2011-11-26 23:44; 很早就想到真正的白鹿书院里去参观一下，但苦于没有时机。昨天晚上夫人对我说这周咱们就不要出远门了，每周都往外边跑，大家都有些累了。午饭后我在阳光下享受着冬日的日光浴（就是躺在有阳光的床上），冬天里有那一丝的阳光，让人浑身都感觉到是暖和的、舒坦的。两点多时，夫人走到我跟前说：“北京大学郭老师来西安了，下午我们一起去思源要说一些事情，你陪我一起去吧！”我霍地一下从床上坐起来：“那还用说，郭老师来了还能不去？” 从家里到思源是要从城西到城东，要花将近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还要上一个近八里长的狄寨原大坡，才能到真正的白鹿书院所在地——白鹿原。下午三点半，我们准时赶到西安思源学院，李院长亲自到大门口接我们，由于他们几个学教育学的老师们在一起要谈事情，我这个教育学的门外汉只想在校园附近的白鹿书院转悠一下，李院长顿了一下说：“你别急，你进不去的，我让人带你去吧！” 不一会儿，一个姓张的小伙子领我去了思源的图书馆，我一路上还纳闷：“不是说有个书院么，咋领到了图书馆？” 小张说：“白鹿书院大着呢，距离也很远，但我们现在去的地方是‘陈忠实文学馆’，在那里能看到陈老师的许多不被外人所知的东西，而在‘书院’里是看不到的。” 西安思源学院图书馆东侧的小楼就是陈忠实文学馆。设在陈忠实文学馆旁的“白鹿书坊”和正在规划中的白鹿书院远景。; 个人分类: 趣味人生|3665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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