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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是客观存在的！
热度 14 zlyang 2015-5-10 10:32
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是客观存在的！ 海外博主，赶紧来吵架吧！ 最好提供英文的文献证据。 足部反射區與全息圖 手部反射區與全息圖 耳朵反射區與全息圖 面部全息圖 眼針穴區分布圖 舌的病理分布圖 牙齒與相關經絡簡圖 腹針分布圖 大腸反射區 这些全息穴位图都是谁先提出来的？英文原始出处？ 比 尔·克 林顿 （William Jefferson .Bill. Clinton，1946年8月19日－） 说： “向 参加洛杉矶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讨论会暨首届国际全息胚医学和全息针灸医学学术讨论会的全体代表致以热烈的问候和祝贺。我高兴地欢迎全世界各地众多的专家来到洛杉矶参加此次会议。你们应该为能够促进人类的健康贡献力量而骄傲。你们将几千年来人类获得的知识与现代医学的最新见解结合起来，已经使许多人得到同情和帮助，使他们健康幸福，正当我们努力使全球各地人民得到优良的医疗服务时，全世界医生能够从你们的杰出努力中得到灵感和启示。” 翻译的准确吗？ 相关链接： 科学网，2007-01-07，邹承鲁回应张颖清事件 争论背后的学术鸿沟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07118933413431788.html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贺信：致第三届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讨论会 http://www.eciwo.sdu.edu.cn/clinton.htm 全息生物学_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533130.htm 圖表 http://relativehumanity.tieus.com/web/chinesemedicine_01.htm#圖表 许培扬，2015-05-10，全息生物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0034-8890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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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宝贵财富：自由，学术之生命。庆祝清华大学百年校庆。
fengkean 2014-4-15 09:09
2011 年是著名的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那年 4 月，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 其中之一是 2011 年 4 月 21 日由清华大学时代论坛主办的“共话中西古今文理，让历史照亮未来”的对话。这是为了清华大学未来更好的发展。请了两位 90 岁高龄的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与学生代表一起座谈。一位校友是大名鼎鼎的杨振宁教授。 另一位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翻译家，清华教授何兆武先生。两位学者对西南联大有很深的感情，回顾了西南联大的清贫生活，赞扬了联大的民主讨论和自由学风。 何兆武先生自述了一本小书“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006 年 8 月）。这本小书记述了何先生在西南联大的学习和生活，也写了一些人和事。由于是自述体，读起来感到真实，也容易从中体会西南联大的精神。 这篇博文就是录下“上学记”的一些记述，用博文点评一些看法。 1） 三个大学从来都“联”的很好。 在这一节中，何教授写到“西南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起来的一所大学。西南联大一直都联合的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优越条件。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南开出身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他是清华出身的。这是一个先天的优越条件，不然可能也合不到一起。三个学校合并以后，三个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主席是梅贻琦。梅校长确实很有办法，而且风度很好，挺有绅士派头，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 , 甚至于跑紧急警报时侯，他还是很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疏导学生。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度过。 点评： 1931 年 12 月，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梅先生的著作“大学一解”中，更是强调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梅先生奠定了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办学思想 , 是中国杰出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 2） 自由散漫的作风。 在录下何先生的记述之前，先写下记述中提到的邹承鲁院士，邹院士是西南联大的 1945 年化学系的毕业生， 1951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曾任中科院学部主席团成员，生物学部主任。邹院士也是李四光的女婿。何先生记述“记者问邹承鲁：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邹先生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何先生写道：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这样想，都没有人干涉。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很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关系依然很好。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却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点评：何先生的这一节，写出了当时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的风气。 我在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问题时，就是想再解决一个“国外的书籍和国外的文章中，明确指出的没有解决的问题，或与国外已有的理论不符的问题”，把问题解决，再过一把瘾。这完全是意念，兴趣和爱好，试试潜能。 我知道，杨振宁和丘成桐等大科学家认为，中国学生很会读书，但是是灌输性的读书，但灵活性和创新思维能力差。所以，在想解决哥德巴赫猜想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他们的话 . 有了两点考虑：第一，绝不能走已有的，上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迂回式（筛法，园法和密率）的研究方法。第二 , 重要科学问题的解决，往往是一个简单的新想法，而哥德巴赫猜想的解决，必须要有新的想法。 我读了高等数论教程也查看了陈景润的“ 1+2 ”的文章。特别在读华罗庚教授的专著“数论导引”一书的初始页时，认为华先生对正整数的分类不是一个进步。特别是提出有些混乱的复合数的概念，这相对于有数学表式的奇数和偶数的概念不是一个进步。这在我的另一篇博文“正整数的分类和陈景润的失败原因”已经写清楚了（详见 http://blog sciencenet.cn/u/fengkean . ） 我提出了把素数从奇数中分离出来的新想法，且分离出来，使正整数的分类更清楚些，由此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和孪生素数的问题。 3） 冯友兰先生。 在这节中，何先生对冯友兰先生的评价不高，何先生写道“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解放后，冯先生，不断写检讨，说：现在大家都要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我还不够格，我现在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文革时期，冯友兰做梁效（两校）写作班子的顾问，跟着江青到天津，写咏史诗“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全靠的意思）吕后智谋多”。文革后，冯先生又写了好几次检讨，说自己在文革的时候犯了错误。在这一节中，何先生记录了 科学文化评论》对邹承鲁院士的访谈，记者问：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冯友兰。 点评：当年冯友兰先生填写的西南联大校歌的歌词，悲壮和振奋人心。 1945 年，日本投降。联大北归前，冯先生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总结了联大的成功经验和办学精神。其中有“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此其可纪念之三”。可是以后，有一段时期，冯先生翻来覆去的写检讨，深刻批判自己的著作和学术观点很是可悲。忘记了西南联大的精神了。 在前面的博文中 http://blog.sciencenet.cn/u/fengkean . 有两篇是关于陈寅恪先生的。一篇是转载“陈寅恪为何不以华罗庚为然”，另一篇是陈寅恪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及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对陈先生的很高的评价。最近（ 2014 年 4 月上半月版）的《中国老年》杂志中有一篇文章“西南联大的偶像级人物：陈寅恪”，其中写道“到了晚年，当时任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先生在回忆那段时光的时候，总是称陈寅恪为旷世奇才，自已心仪已久”。为什么在近代的中国学者中，特别是文史类的专家们对陈先生有极高的评价？就是先生的学问渊博，学著丰厚，学品高尚，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风范。 4） 物理系。 何先生在联大选读过多个系，但不是物理系的学生。但何先生写道“物理系在理学院里人最多，每个年级有十几个学生，四个年级加起来总得七八十人，在当时算是很大的系了。老清华的物理系是对现代中国物理学贡献最多的一个系了，大师云集出了一批才子。两弹一星的功臣一共 23 个人，有 14 个都出自清华物理系。物理系几位元老后来的遭遇都很惨，叶企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饶毓泰。饶先生是北大物理系主任，我没听说饶先生做过任何政治活动，可是文革时也把他关在牛棚里，结果他在牛棚上吊自杀了。还有，清华气象系的教授赵九章，解放后是两弹一星的功臣，一辈子搞科学，没有做过政治活动。可他又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外甥，按照当时血统论，所以后来他也被斗，自杀了。联大有好几位当时都是顶尖级的物理学家。一个是吴有训，一个是赵忠尧。另外还有张文裕，他是从英国剑桥回来的，吴大猷，后来做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周培源教力学，饶毓泰教光学，吴大猷教电学，像杨振宁，李政道一辈的年轻物理学家都是经他们培养的。何先生写道： 42 级那一班人比较少，大概只有七八个学生，可那一班出了五六个尖子。有三个人是整天在一起的，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当时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整天高谈阔论，不单是物理系的一景，而且成了联大的一道景观。 点评：赵九章先生是 1950 年成立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曾任 651 卫星设计院院长， 1968 年自杀。 1970 年我国发射卫星成功， 1999 年，赵先生被追认为两弹一星的功臣。感谢赵九章先生的女儿来电做如下的修正：赵先生是戴季陶夫人的外甥。其他书上和网上的写法都是不准确的。戴季陶是早期同盟会成员，国民党元老。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次杨振宁先生回国讲学中，曾深情地回忆起他们三剑客（ three musketeers, 杨先生的用语）整天在一起，自由的进行学术争论，晚上熄灯后还在争论的情景。我深信，这三剑客掌握的学问，绝不只是老师在课堂上讲述的知识。而是更全面的深刻理解的知识。这对他们日后成为大物理学家是很有好处的。学术自由的讨论，可以更深刻的理解问题，对全面解决更深的问题会是很有帮助的。 5） 自由，学术之生命。 在这一节中，何先生写道：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样讲全凭教师自已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已的理论体系，内容也不大相同。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已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说，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已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老师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这位老师，把某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已的没有错。这在解放后似乎是难以想像的。何先生写到：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 点评：这一节，何先生写出了西南联大的宝贵财富：自由，学术之生命。在学术上：自由思想的重要性。学生尊重老师是必须且应该的，但，学术思想不应该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个数学难题的解决不同于具有工程性的科技大项目，后者更多的依赖协同作战，多方研究，配合，合力完成一项大任务。一个数学难题的解决，如果没有创新思路，不可能解决问题。一个新的不被束缚的想法，可能立刻把问题解决了。这种研究，权威压制是错误的。这种研究，靠人海战术的人力堆砌和靠拼死拼活的时间堆砌是没有用的。 6） 曾昭抡先生。 何先生写道 : 化学系主任很长一段时期都是曾昭抡先生，他是曾国藩的后人。曾先生这个人非常有个性，蓝布大褂总是破破烂烂，拖拉着两只布鞋，不刮胡子，头发也挺乱。曾先生是非常本色的，旧话叫做“不修边幅”或者“名士派头”。曾先生在化学界是元老级的，做过多年中国化学会会长。 1957 年，他与一些著名学者提交了一份《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遭到公开批判，被划为右派。曾昭抡先生的课我没听过，可是我听过他好几次讲演。一次纪念五四的座谈会，请了好几位先生去讲，华罗庚也出席了。华先生说，德国的科学很发达，可是德国没有民主，他的科学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所以我们应该科学，民主两者并重，缺了哪一个都不行。曾先生立论的前提，结论和华先生一模一样，可是推论的过程正好相反。他说，德国原来有科学，希特勒上台以后没有民主，也就没有了科学，由此可见，科学的进步必须依靠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的进步，所以我们既要重视科学，也要重视民主。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出发点，结论都是一样的，可是两个人的推论过程是不一样的，通过这次演讲，我的兴趣落在了“科学，民主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问题上，印象非常深。我以为这两者还是有关系的，因为科学总需要不断翻新，如果没有民主的话，那就是独裁，定于一尊了，大家成为思想的奴隶，科学就没有进步了。我听化学系的同学讲，曾先生一生有两个最得意的学生，一个钱思亮，一个朱汝华。钱思亮当时在联大化学系做教授，后来在台湾接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还做过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朱汝华在联大教有机化学，是位女教授。朱汝华有个弟弟叫朱汝瑾，毕业以后留在化学系做助教，后来她们姊弟两个都在美国。朱汝瑾的儿子朱棣文在斯坦福大学，得了诺贝尔奖，这是一种学术的渊源。 点评：曾昭抡先生为化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开创和发展做了极大贡献，他任北大化学系主任时，力主建立实验室和要求学生做毕业论文。 1958 年，曾先生可以回到讲台，他就写了 200 多万字的全新的元素有机化学讲义。 1967 年，被批斗，蒙冤去世。 1981 年，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曾任美国能源部长的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教授， 1970 年毕业于光学很好的美国罗彻斯特（ Rochester ）大学，曾经很著名的柯达公司总部就在罗彻斯特市。改革开放初年，邓质方夫妇就去罗彻斯特大学读研究生，在那里他们喜得贵子。 关于科学和民主的问题，当时的两位教授和何先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即要科学，也要民主。缺一不可。 1952 年，华罗庚教授主持数论讨论班，目的就是解决哥德巴赫猜想，推进数学研究，为中国增光。华教授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鼓励后来人上的更高，继承了我国老一辈数学家的美德。华罗庚选拔的陈景润很能拼死钻研，陈自己写出了“ 1+2 ”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陈超过了华。但华罗庚仍是一位数论大学问家，是一位在培养人才上具有科学和民主的大数学家。 但，华罗庚教授的学生王元，顽固的维护他自己的权威地位，曲解国外学者对他的尊重（请他审稿），以各种手法阻拦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创新文章在中国发表。 国际哥德巴赫猜想权威王元先生，您这么做妥当吗 ？ 总结：西南联大的宝贵财富：自由，学术的生命。 联大的师生享受生活清贫而精神食粮丰富的乐趣， 联大的生活：清贫而幸福。 作者：中科院物理所 冯克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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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旧文：《邹承鲁：善者好之 不善者恶之》
热度 2 meixianghao 2012-1-21 00:46
饶毅旧文：《邹承鲁：善者好之 不善者恶之》
按：在为杂志做科技体制改革选题备功课的时候，搜索到饶毅的一篇旧文，纪念邹承鲁先生。一篇好文章就好比一面镜子，可以让很多人从中照见自己，也能看到现实。 邹承鲁：善者好之 不善者恶之 作者：饶毅 　　常常有人，希望得到众口一词的好评。其实，大千世界人有各种，差异很大，能得到所有人好评的人怎么可能是正直而有原则的人？得许多好评和真正的好人，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 　　其实，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不提倡人人皆喜欢的“好人”。孔子提倡的人是：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 　　不久前去世的生化学家邹承鲁先生，就是一位这样的人。 　　应该说明，和邹承鲁有不同意见，用客观事实正当的反对和批评他的人，并不是不善者。歪曲事实、用卑劣手段恶意攻击他的，才是不善者。 　　 有出色成就的科学家 　　在生物化学专业上，邹承鲁有出色的成就。 　　对知识的追求、对自然界的好奇、对演变规律的探索是科学家的本色。 在过去一百年，多数中国科学家从事研究的机会和条件都很有限。但是，令我们敬佩和自豪的是，先辈中有相当一些人对知识有执着的热爱和追求，他们的态度、他们的精神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起步。 　　而在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很多的情况下，中国科技教育界存在一些戴着科学家帽子，对知识没有热情、从事科学研究为晋阶铺路的人，无助于科学精神在中国的良性发展。 抗战后，邹承鲁考取留英庚款，选择生命的化学为一生追求的科学领域。他热爱科学几十年，凡遇时机允许，邹承鲁便积极投身于科学研究，即使条件简也不为所制，即使在癌症复发后，邹承鲁仍然对学科发展、领域进展感兴趣，继续看《自然》等刊物。 　　邹承鲁留学剑桥时期就开始有很好的研究。回国后，他首先是中国酶学高水平研究的奠基人。中国的生物化学在二、三十年代由吴宪开创，五十年代后王应睐起很大的组织领导作用。曹天钦和邹承鲁等都对发展中国的生物化学起了重要作用。他在胰岛素合成过程中的工作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胰岛素是两条链组成的多肽，A链、B链中间通过二硫键连接起来。当时有多个合成方案。其中一个是分别合成两链后，再将它们合起来。当时不知道，分开的两链，能不能合起来。 　　邹承鲁、张友尚、鲁子贤、许根俊、杜雨苍负责把天然的胰岛素拆开，然后看能不能合起来，所谓拆合工作。如果天然的可以拆合，那么人工合成的也就可以，这样就可以走两链分别合成、继而连接的途径。他们拆合成功，对胰岛素合成的课题来说，不仅是一步，而且就确定了总体途径。马上排除了其它途径、比如需要合成分叉链的途径。当时分成三部分，除了拆合以外，钮经义等合成B链，汪猷、邢其毅、季爱雪等合成A链。三部分工作都必需，所以自然科学一等奖是授予三部分的人。 　　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单独由钮经义得诺贝尔奖的提议。钮领导的小组合成B链，B链比A链长，后来他还帮助A链合成，对合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一直是生化所的，生化所做的贡献最多（邹当年也是生化所，而且大家公认的总组织者王应睐是生化所所长），所以选钮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相比而言，拆合工作最具原创性。单链合成用的方法没有原创性。多肽合成在五十年代已经有欧洲人得过诺贝尔奖，胰岛素单链合成过程，在方法上中国没有突破，而美国人蛋白质固相合成技术以后得奖是因为方法上创新，而且得到普遍应用。 　　中国独立完成了拆合工作。不过，不是最早发表。国外做同样工作的人先发表，中国当时在大跃进年代没有及时发表。中国的产量和效率比国外的高。所以中国是独立做出拆合工作的两个研究组之一。 　　拆合不仅是对合成方法重要，而且有理论意义。拆合成功等于证明蛋白质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诺贝尔奖后来给美国NIH的安芬森，他用尿素变性天然核酸酶A，并能复性，来证明“蛋白质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这个概念。如果当时把两个工作结合起来得奖，也是合理的：一个工作是天然蛋白质变性复性、一个是人工合成的双链可以合起来，两个工作相辅相成，证明同样的概念。 　　很多人以是否得奖来评价人，甚至用是否提名来评价人，对于真正懂科学的人来说，不是隔靴搔痒、就是花边新闻。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虽然不是所有时候，但是多数时候是由一群三流科学家组成。因为它历史悠久，颁奖囊括了很多著名科学家，形成了它的声望和权威。实际上，错误从开始到现在贯穿诺贝尔奖历史。就在近五、六年，错的也不只一次。得的有错的，不得的也有错的。所以，不能单纯以得奖名单来说明某个学科哪个工作最重要。虽然得奖可以影响知名度，真正重要的研究，同行自然多数能判断。不重要的，就是得了奖，也会被同行中尊重事实的人所鄙视，虽然一般人不愿公开出来说。 　　诺贝尔奖发错的频率，每十年不少于一次。二十一世纪不过六年，生物发奖有问题的就不只一次。我碰到过两次笑话。有一位不该得奖的人在中国演讲，学生提问很严，其他美国教授私下乐开了，他们不好讲的意见，中国学生提问中都体现出来了。还有一次美国一个教授得奖，他的同事和我一起开会，我提起来，她也笑说从来没有想到他会得。 　　所以，诺贝尔奖发对时，可以用来介绍某个科学研究领域。但不是说，当委员会做出低劣的决定以后，其他人都必须认同、或需要解释委员会的行为。顺便说到，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个“二十一项值得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有些人误解成我在预计谁得奖，其实，我是说什么工作值得得奖，不是预计。并不难想到有些科学家有能力运动到诺贝尔奖，可是我不觉得他们的工作值得得奖，所以我没有写在那篇短文里。就是后来他们得了，也不能使懂行的人对其学术水平的评价有所提高。 　　 不得奖，并不表明成就低于得奖的人。胰岛素是一例。中国参与做胰岛素的几位主要科学家的贡献，并不一定低于得了奖的美国科学家。 　　 疾呼公众道德原则的知识分子 　　邹承鲁是著名科学家中少数的敢对大是大非问题公开发言的人之一。 　　各行各业，华裔著名人士，很多都有爱惜羽毛的习惯，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绝不发言。或者只模糊地、空对空地讲冠冕堂皇的话。 　　邹承鲁长期敢于对公众事务发言，直截了当，堂堂正正。 　　他不怕卷入是非纷争，不怕降低身份，不怕各种报复，不怕流言蜚语。几十年如一日，实属难能可贵。 　　他在学术界内部的人事纷争中，有些他对，有些他错，有些谈不上对错。但是那些纷争不是社会上所熟知的、有广泛影响的事件。所以要把学术界的人事政治和大是大非分开、和有社会普遍影响的事件分开。 　　在邹承鲁疾呼的、对公众有影响的事件上，他都是对的。而且，在有些事件上，取得了成功。 　　他仗义执言的公众事件，都依据他有判断力的事实。 　　2004年，我和鲁白、邹承鲁合写了一篇有关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文章，在《自然》增刊发表的。这篇文章部分内容是建议科技政策管理和经费管理分家，将科技部升格为政策管理的总理科技办公室，而将科学经费管理交给自然科学基金。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得罪了科技部。我和邹联系的时候并不知道，当时他正是科技部主持评审的国家最高科学奖进入最后一轮的少数几个候选人之一。（他曾两度进入最后一轮。我也是事后才从其他人那里知道。）只有他，明明知道这时做这种文章的作者对他个人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可是他根本没有犹豫，没有提过自己有什么不方便，马上同意做作者。他不为个人得失而回避张扬社会责任。能做到这样不计个人荣辱的人，在现代华人世界，还很缺乏。 　　基因皇后事件，最早是方舟子网站发起。我听说后签了名，然后联系邹承鲁，我们共同写了一个短声明，给来采访的记者。邹承鲁的公开表态，对当时扭转中国媒体的报道倾向，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成功地击败浮夸的一个例子。 　　核酸营养事件，虽然没有成功地使诈骗公司关门，但是事后，中国生化和分子生物学界的科学家不再有人公开为骗人的公司做广告。其中邹承鲁的作用明显。在他提议下中国生化和分子生物学学会正式立了“家规”，任何人不得以学会名义为公司作广告。 　　早年的刘亚光事件、张颖清事件，近年的徐荣祥事件，都是上不得科学界台面的事情。严格地说，都不是科学界的事情，都是因为中国媒体科学素质较低，或因为有时有不懂行的官僚（有时仅仅是很小的官僚），或因为文化界本身混了一些基本学识太差、而嘴巴又太大的人，很差劲的事情，也在全国媒体上很热闹，兴师动众。邹承鲁不得不出面批评。他如果不发言，对方就更猖狂。他能不避身份，坚持发言，对低劣的噪音，有抑制作用。 　　在中国文化环境欠清静的情况下，邹承鲁光明正大的表示意见，曾经有时被有些人在暗中放箭、被流言蜚语所害。争论，要以理服人。不是说邹承鲁公开批评了人，其他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地攻击他。他用的是正当方式，反对他，不能用桌下手段。 　　邹承鲁坚持为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道德而仗义执言，无论具体例子当时看上去是成功、还是失败，他的言行，为净化中国学术和文化界的空气，做出了贡献。 　　邹承鲁的言行，也向青年人和后代立下了一面明镜：一个关心社会公德的人，不能凡事都只顾对自己个人利益；不能因为有点专业成就，就理所应当地以保全自身既得利益为行为准则。 　　中国，什么时候达到和文明古国相称的文化社会环境？ 　　 执着追求真理的学者 　　邹承鲁对人的要求比较高，特别是要求人有才能。才能有限的人，而得到不适当的声誉、职位，他会提意见。 　　邹承鲁对成就要求比较高，不算是成就的，或者差劲的东西，碰到他，难免要指出。 　　邹承鲁要求严格尊重事实。对自己这样，所以不贪功。我曾经搞错过一次，以为79年他发《自然》论文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在《自然》发表论文。他马上向我澄清，使文章得以及时改正。 　　对他人也这样严格要求，所以“得罪人”。 　　邹承鲁反对牛满江，本来已经有公论。近年牛、或者他的支持者企图借RNA干扰现象得诺贝尔奖、邹承鲁去世来反扑。牛满江曾是美国Temple大学教授。研究发育生物学，学术上有一定水平，但是并不突出。在同辈的华人发育生物学家中，上海细胞所老所长庄孝惠的水平要高于做过科学院副院长的童第周，而童要高于牛满江。 　　70年代，牛满江曾经推进中美学术交流。在特定时代，做出了一定贡献。现代青年不能理解，那个时代，童第周那些国内科学家，常被批判，扫厕所不算惩罚而是劳动。全国很多大学和研究所，没有清洁工，是老师和学生打扫。牛满江的到来，有助于改善童第周等境遇，起码少扫几次厕所。好像牛满江说的一些话上了文件或者《参考消息》，如：科学家不应该参加大扫除、费了老大的训练不应该扫厕所。而各地的大学老师、科研人员用这种话去壮胆，还常常不成功，但有个“美籍华人”在上面说些话，也是莫大的欣慰。 　　他提出的RNA做诱导分子，历史证明是错的。本来也没有关系，只是不应该称为重要成果。七十年代，他和童第周联名在《中国科学》发表的论文，说可以通过注射RNA，改变鱼的形状，而且改变是可以遗传的。这个发现，最根本的在于是否能够被重复。只要能重复，那么不管当时能不能理解其理论基础，都是重要发现。当时邹承鲁反对。我在哈佛时听Gilbert的同事说过，2006年还听另外一个代表团成员说：美国一个代表团在中国访问时，诺贝尔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Walter Gilbert等对牛所号称的发现提出尖锐的批评。可是很奇怪的是，牛满江不是通过做更多的实验，或让别人做更多的实验，在国际科学期刊来以科学事实进行科学探讨、科学辩论，而是靠在中国用行政压力、用媒体运作，令人生疑。中国的官员接见多少次、中文的媒体报道多少回，都不能改变科学事实。有这三十多年的时间，牛有经费，就应该拿出科学事实来。科学史上，不被人马上理解和认可的例子不少，都是靠科学事实来说话。我看过童第周论文集，和牛满江合作的论文很不合童的风格。童的研究一般创意不大，但是很扎实。如果要猜想，对合作论文的责任，牛为主、童为次。没听说童生前激烈为之辩护。 　　邹承鲁还反对过中国一度认为是青年科学才俊的一位植物生物学研究者陈章良。陈回中国后，研究水平上不去。不知道是否因为急于求成，他在90年代远跨本行，研究了恐龙蛋的DNA。如果知道恐龙的生物特性，就会知道其DNA应该和哪些物种比较接近。如果知道古生物DNA专家如德国权威Svante Paabo的意见，就会知道DNA保存是有限的，远古的DNA要有特殊条件，才能保存到可以做PCR的要求。陈大概当时不知道这些理论和技术的微妙，从中国的恐龙蛋样品里拿DNA做分析，以为得到了恐龙的DNA，论文好像是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民日报》等中国媒体很快发布消息。邹承鲁主持科学院生物学部做过学术鉴定，请多个专家参加，并正式成文，说拿到的不是恐龙DNA，是污染物的DNA（大意，邹承鲁给我寄过原件）。但是，据说因为中国有机构要保护回国青年科学家代表，怕挫伤回国青年的积极性，没有公布。仿佛忘记了，邹承鲁是五十年代英国名牌大学回国青年，回中国几十年后，做出贡献，却不能对80年代回国青年提出正当学术意见。恐龙蛋事件，不一定是学术腐败，但是不严谨，使科学上不成立的结论得以迅速广泛地由中国媒体传播，也不合规范，有浮夸。陈另外卷入论文涉嫌抄袭事件，不是邹承鲁提出，是其他人在《中国科学报》发表意见。 　　 有个性的人 　　邹承鲁是有个性、有特色的人。 　　他在学术界内部的人事纷争中，有些他对，有些他错，有些谈不上对错。但是那些不是社会上所知道的、有广泛影响的事件。 　　有时，一些和他无关的事情，张冠李戴，怪罪到他头上了。如袁隆平没有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人根据邹当时是生物学部主任委员而认为是邹压制袁。邹虽然是生物学部主任委员，但是他没有参与讨论袁隆平的院士评选。据说袁隆平在科学院评选过程中，主要阻力是农学界，他的讨论没有出过农学组，所以没有到生物学部层面讨论。 　　上海生化所的李载平先生，从五十年代起重视核酸研究，是中国较早开始分子生物学的先驱。他没有评上科学院院士，最后是工程院院士。有些人怪罪邹承鲁。据并非邹承鲁学生、而且和两人都熟的人说，压李的人并不是邹，而是上海的科学家。 　　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邹承鲁为正事提意见，有些人不能区分，用不上台面的事来反击、打压他。邹反对有些人做院士，不一定他都对，可以说有时他不对。但是他有权利以学术理由来辩论。 　　邹候选国家最高科学奖的时候，有人用手机送短信说，百岁老人反对。没有直接证据说明是百岁老人反对，还是有人用老人做借口。背后的起因，是邹承鲁在科学界提意见，确实得罪了人。 　　百岁老人为中国科学发展起了作用。但是，和他同辈的人，如生理的冯德培、生化的王应睐比，其学术不很突出，可以说水平有相当差距。我第一次到他创立的研究所参观时，被带到成果展览室，看到介绍他做“细胞重建”，就提出这不妥当。我在美国约二十年研究的是神经发育，对早期发育涉猎不少。五十年代，做这方面的尝试是有道理的，但是多少年以后仍然说取得了成就，就不妥当。其实，这不妥当，就包括后人一看就知道“成就”有限。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知道邹承鲁因为以前提过类似问题，而因此搞僵了人事关系。这是我们异口同声的一个例子。或许因为时过境迁，我没有受到任何责难，但是当年邹承鲁在他手下工作，就不好受了。当然，我现在这样写下来，也不是幼稚到以为没有人会来责怪我。但是，如果不写出来，不懂发育生物的人，有些可能以为邹承鲁没有缘由地不满他。据说邹承鲁说过他在国内多年研究不多，很少发表论文，这个情况，大家可以查文献，看邹说的对不对，不用其他人说明。 　　以学术理由反对邹承鲁得奖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企图把其它纷争捅到国家部委的正式讨论，实在是有辱斯文。如果用人事纷争、而不是学术成就本身来讨论诺贝尔奖，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失去诺贝尔奖。 　　 　　 后记 　　在2006年出席著名生化学家邹承鲁先生葬礼之前，我只出席过一次葬礼：那是几年前华盛顿大学同事、美国发育神经生物学之父Victor Hamburger去世。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都比较高龄，一生都追求有意义的人生。Hamburger葬礼上，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女儿要大家不用悲哀，鼓励大家讲101岁老人的趣事。我认为，83岁高龄邹承鲁先生，有丰富的人生，悼念也可以不仅悲哀。 　　 我以前写过两篇纪念文章，一篇关于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先生，一篇是神经药理学家邹岗先生。悼念冯先生的文章也是我95年以来中文写作的开始。两篇文章都循常规，写可歌可泣部分。我后来记得读过原《自然》主编John Maddox的一篇书评，他批评书以一边倒的方式描写已故的主角，他认为如果主角有知，都不会同意：太单调乏味了。 　　 所以，我试图换一个写法，这不是说换文字的运用，而是内容。我知道自己中文写作“有特色”，主要是中文运用不规范，有自己翻译自己的痕迹，所以自知文字功底弱，只能祈求内容不同样的弱、至少能诚恳地表达。有些事情，我问过持正反两方面意见的人，不全之处，责任自然还在我自己。 　　2007年2月1日洛杉矶至芝加哥途中完成 　　2007年4月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第4第2期38-45页 从豆瓣看到的：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133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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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邹承鲁: 我的科学之路
jiangdm 2011-10-19 16:23
邹承鲁,1923年生,江苏无锡人。1951年获剑桥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生物物理所研究员。曾任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在国内外发表科学论文二百余篇。由于在胰岛素人工合成，蛋白质和酶学方面的贡献，曾获第三世界科学院奖、陈嘉庚生命科学奖、国家自然科学及中科院自然科学奖多次。自传在国外出版的综合生物化学丛书•生物化学史卷发表, 对当代生物化学发展的贡献已载入史册。 经历(一) 我一生做学问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努力追求科学真理，避免追求新闻价值，跟踪最新发展前沿，不断提高水平，勤奋工作，永不自满。形成这一思想和我在从中学到研究生时期所有老师的教导密不可分。 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时期，奠定了理科各门以及中英语文的良好基础，这些在西南联大学习时期都得到巩固和提高。更重要的是养成自学习惯和踏踏实实勤奋工作的学风。中学时期理科各位老师在教学和考试中，都着重强调理解，而不强求死记硬背。对于科学上的规律性知识，只有理解了，才是真正掌握了的知识，才能为自己所用。但是，我也不是一概反对背诵，在中学时期，语文老师都强调要背诵一些语文名篇。我至今仍能背诵一些古文名篇，如前后出师表，李陵答苏武书，和不少唐诗宋词;英文方面的一些名篇如林肯的南北战争胜利演说等。背诵这些中英文名著，当时是一件苦事，但也不得不承认，至今对我中英文写作都有很大的益处。从我大学毕业时的论文导师，当时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杨石先教授那里学到的是要解决生命的奥秘，最好的途径是从化学入手的思想，因而决定了一生从事生物化学的研究。 大学毕业后我有幸考取了公费去英国留学，当时英国文化委员会方面安排我去伯明翰大学化学系从事糖化学研究。伯明翰大学化学系无疑是世界一流的系，系主任Harworth 教授由于在糖化学方面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但是我的兴趣已经是生物化学，当时生物化学的热点是酶的研究。出国前，由王应睐教授介绍去剑桥大学师从 Keilin 教授，我去剑桥大学面试之后被录取入学。我做这个选择可以说完全是慕名。当时在生物化学领域，剑桥大学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研究中心之一。入学之后，剑桥大学没有研究生必修课程，研究生直接进入课题研究。由于我是化学系毕业，Keilin 教授给我三个月时间自学生物化学和酶学基础知识。完成之后，一面旁听必要的基础课程，一面开始研究工作。研究生学习期间，在 Keilin 教授的指导下，我在酶学方面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三年的研究生期间共发表了七篇研究论文。其中六篇是由我作为单一作者署名的，另一篇是和一位博士后合作完成的。Keilin 教授十分注意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他给了我第一个研究题目，完成后，第一篇论文 1949 年在英国 Nature 杂志上发表，他让我单独署名。完成第一项工作后，他鼓励我自己提出设想，设计方案，进行研究。我在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中三篇是导师给的题目，其余是自己提出的设想，除其中一篇与人合作外,余都是独立完成，单独署名发表的。但是在这些单独署名的论文中，也同样浸透了导师的心血。 除研究工作外，更为重要的是从 Keilin 教授学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的态度，勤奋工作和高标准严要求的工作作风。当时Keilin 教授已经年过六旬，又患有气喘病，但他每天都准时到实验室工作，除指导学生工作外，还经常亲自动手做实验。他的实验室固定人员很少，主要由研究生和博士后构成。他要求我们每隔一定时间给他交一份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和论文稿都在星期六上午给他，他看过后一定在星期一早晨还给我们，并提出详细意见，表明他周末总是在工作的。他的意见经常是详细、尖锐和中肯的，这些意见对我一生的科学研究起了极大的作用。研究论文完成后，哪怕只有一些细节问题他认为不够满意，他也是不会同意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无论他署名与否，都要先经过老学生审阅，然后他自己再看过，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后才最终送出投稿。虽然当时有不少人要求Keilin 教授写书，他总是回答说在他身体健康仍能进行研究工作时，写书是浪费时间。在我毕业离校后，Keilin 教授终于在退休后写了一本书。虽然我毕业后几十年来，多次改变研究领域，但始终努力勤奋工作，努力跟踪最新科学发展，不断提高水平，并努力保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工作作风，并以此要求我自己的学生们。 经 历(二) 研究生期间，还应该强调学习实验室的传统和向周围同学们学习。我入学之后有幸被分配和师兄E. C. Slater在同一实验室工作。Slater当时是研究生最后一年，毕业后去美国完成博士后学习，1953年被Keilin 教授推荐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担任生化教授共三十余年，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创建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国际上知名的研究所，曾担任国际生物化学学会联合会主席，是生物能方面的著名科学家。在我完成生物化学和酶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后开始研究工作前，他建议我阅读Keilin 教授实验室全部生物化学方面的论文，并详细阅读那些与我自己课题有密切关系的论文。我用了几个月时间这样做了，觉得得益匪浅。当我完成第一篇论文后，导师要我自行选题时，仔细阅读这些论文对我自行选题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在英国学习期间适值二次大战之后，英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这对我是很好的训练，Keilin教授非常强调要在简单的实验条件下作出优秀的工作。他非常强调研究工作最主要的是靠创新的学术思想，善于在工作中发现问题，而不是依靠大量的先进仪器设备收集大量各种数据。他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贡献之一，细胞色素系统的发现，就是依靠一台最普通的手持分光镜和一台普通显微镜联用完成的。分光光度计在成为常用仪器之后的很长时间，他的实验室都没有，只是在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作为研究生的初期才买了一台贝克曼分光光度计，成为全实验室的宝贝。在我整个研究生期间，他的实验室都没有可控温的离心机，这对于大量进行酶学研究的实验室是十分不方便的。整个实验室没有冷室，有的实验只能冬天在楼顶进行。楼顶既是我们整个实验室公用的冷室，又是公用的大通风柜。在我毕业前终于买了一台可控温的离心机，那时我已完成全部实验工作，无福享用了。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他的实验室每年都有高水平论文发表，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实验室之一。他还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一次有一位富有国家的科学家来访问他，这位科学家说他自己的实验室已经装备了这样那样的最先进的仪器，他问Keilin教授他应该进行什么工作。Keilin教授回答说：所有的先进仪器你用钱都可以买到，但是先进的创新学术思想是用钱买不到的。我国现在还远远不算富有，但是花费国家大量财力，引进了先进仪器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工作，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先进仪器的情况，在我国还是屡见不鲜的。Keilin教授的故事难道不值得我国手中掌握财权的领导同志们认真思考，究竟是首先资助提出先进学术思想的科学家，还是提出购买先进仪器的科学家呢？当然这完全不是说，实验科学不需要一定的条件，没有必要的条件，先进的创新学术思想有时是难以实现的。但是要在科学上取得重大突破，先进的创新学术思想和勤奋工作，毕竟是第一位的，是工作取得进展的内因，先进仪器只能是第二位的，只能是工作取得进展的外因和重要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代替先进的创新学术思想以及勤奋工作去实现这些思想以取得重大突破。 经 历 (三) 我 1951 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建立了自己的研究组。在一个工作已经顺利开展成果不断涌现的集体中，特别是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工作，和在一个新的实验室自行创业，独立工作，是完全不同的经历，有完全不同的要求。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把一个黑煤球投入一个旺火炉，很容易就会烧红，但是如果要从头生火，把一个黑煤球烧红就不那么容易了。加以当时国内的实验条件毕竟比较简陋，但是在剑桥大学工作的经验对我是极好的训练，当时的生物化学所也同样只有一台分光光度计，也没有可控温的离心机。但是历尽艰辛，我终于从头创业，因陋就简，建立了自己的研究组，开展工作，并开始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在创业过程中得力助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王应睐教授把刚从中山大学毕业的伍钦荣同志分配帮助我工作，伍钦荣同志思想活跃，创新能力强，又善于动手做实验，对当时工作开展起了极大的作用。伍钦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中不幸去世。不仅是生物化学所，也是我国生物化学界的一大损失。 1970 年我由上海调到北京生物物理所工作，当时正是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离开了在上海辛勤建立的研究集体，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完全没有助手，面临第二次创业。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问题，当时的工作条件更差，既没有分光光度计，更没有可控温的离心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所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第一次创业。当时我甚至没有一间实验室可以进行工作，幸亏在中美建交之后，我的师兄美国的E.Smith教授率领第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我国，来前他向院领导要求参观我的实验室。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有实验室，于是在他抵京前三个星期，在院领导指令下，生物物理所领导才给了我一间实验室。我只得到处借实验台柜，玻璃器皿等，连夜进行布置。在Smith教授访问当天，所有的试剂瓶，无论标签是什么，里面都是自来水。幸运的是Smith教授访问后，我被允许保留这间实验室，这才有了一个容身之地。Smith教授回国后，一些熟人向他问起我的情况，由于对我国表示友好，他总是回答说，看来还不错。但若干年后，我有机会访问美国，再次见到Smith教授，在谈起这件事时，他说，当然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什么也没干。 我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才有可能逐渐开始工作，经过努力，我终于再次把煤炉烧旺，但这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距离因四清工作而停止研究工作已有13 年了。从1951年回国到1977年改革开放时期开始的26年中，由于政治运动不断，真正能够进行研究工作的时间，前后断断续续不过12 年。改革开放时期开始我才逐渐得到一些简单的设备，我在剑桥大学的经历在许多意想不到的方面对我帮助很大，除习惯于在简陋条件下进行工作外，我的实验室得以陆续得到一些最基本的装备得益于我的一些师兄弟先后来访，其中比较起作用的是前面提到的Smith教授率领的第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Slater 教授率领的国际生物化学学会联合会代表团，以及师弟A. Tissiers率领的第一个瑞士科学家代表团等。 自从在我做研究生时代的第一篇论文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以来，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想对这半个世纪的经验做一些回顾，也许会对青年朋友们有一些帮助。 基础研究重在积累，没有多年连续性的工作是很难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我自1951 年回国后当时强调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科学研究的实用价值。对于基础研究动辄以理论脱离实际，藏身于象牙之塔，文献缝里找题目等予以指责、批判。根据我个人经历，自1951年回国开始，到改革开放止，一共是二十六年时间，其中可以做一些基础研究工作的时间断断续续前后相加也不过十二年。其中最长的一段连续时间是1961年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至1965 四清开始的四年。我还想强调，在科学上如果要取得突破，要依靠工作积累。在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科学研究竞争激烈的条件下，打打停停，断断续续工作，是不可能超越别人取得重大成果的。此外，在科学上要有所成就，特别是如果要有重大成就，需要一个人贡献自己的全部生命，仅靠每周40小时工作而没有废寝忘食地全身心投入的精神也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科学家的。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言，第二职业是不可想象的。我所遵循的格言是“业余爱好不可无，第二职业不可有”。在当前我们的社会条件下，科学家确实是很清贫的。但只有那些安贫乐道，热爱科学，对科学富有献身精神，不追求高官厚禄的人，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学真理，探索人类未来，攀登科学顶峰, 为我国科学的繁荣进步做出贡献。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言，一个科学上的设想，经过不懈的努力而终于得以实现就是最大的安慰和幸福。 构思与选题(一) 研究课题的来源(上) 人类在大自然中生存、发展，必须经常能动地改造自然，以适应自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了改造自然必需首先认识自然，自然科学就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总结，而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正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主要活动。认识自然首先要接触自然进入自然，这是一切自然科学思想的源泉。但是科学发展到今天，早已由自然现象的表面观察进入到自然现象变化规律性的研究，直接来源于自然现象表面观察的课题已经越来越少，而通常是间接来源于自然界，即来源于前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或分析。 由于科学发展很快，研究工作又需要经常接触新事物。再好的基础，也是不够用的。所需要的知识， 首先要养成不是去问老师，而是自己去查阅参考书或文献的自学习惯 ，前面已经谈到及时追踪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对于书本知识，我认为首先要有打破沙锅纹(问)到底的习惯。对任何规律性知识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仅要知其然，更重要的是要 知其所以然 。阅读文献尤其是如此。我曾担任国内外重要刊物编委和顾问编委多年，经常被要求审阅稿件。我多年的体会是审阅，无论是优秀的、一般的，甚至是有问题的稿件，自己都获益良多。看到别人论文中的优秀部分可以学习，错误可以提醒自己不犯或少犯类似的错误。对于文献中引言部分，首先要问作者是否充分掌握了有关文献，对于实验结果，要看所用方法是否可信，是否有充分的对照实验，对于结论，则要问有没有足够的根据，是否有也同样符合所有实验结果的其他可能结论。在自己的论文准备投稿时，这也是自己首先要自我检查的问题。 教科书、参考书和科学文献，都是前人知识的积累，即通常所说的基础知识。只有自己从这些来源学到的知识，只有完全弄清了来龙去脉的知识，才是真正牢固掌握了的，能为自己所用的知识，才是进行研究工作最好的基础。 基础研究课题通常的来源有三种情况。一、自己工作的延伸。一项研究工作很少有全部完成的时候，经常是在完成了已经提出问题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工作的延伸包括工作中出现的，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和与原来工作有关的新问题。许多重要问题出于自己工作的延伸，出于对已取得成果的进一步深入。二、在通过阅读文献及参加学术会议追踪当前发展的重要方向时，对当前科学发展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及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或发现前人理论上和具体结果上的不足之处，或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甚至错误，需要深入进行研究，予以澄清。三、别人指出自己工作的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下面谨就我个人经验，对此三方面的经验简述如下： 1. 自己工作的延伸 蛋白质折叠是21世纪蛋白质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即信息从DNA核苷酸序列传递至完整蛋白质分子的整个过程中，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具有重大生物学意义。我们在完成胰岛素A、B链重组形成天然胰岛素分子的研究中，虽然解决了从胰岛素A、B链重组形成天然胰岛素分子的问题，但是由于从还原性胰岛素A、B链中的巯基重氧化组成各种二硫键连接的分子可以有为数极大的可能性，如果依靠随机组合，天然胰岛素的产率应该极低。因此，天然胰岛素的形成必然有其内在的原因。探讨这一原因就成为我在八十年代回到胰岛素工作时的研究课题。这一研究的结果表明，胰岛素A 及B链在水溶液中都是有一定二级结构的，并且能相互识别，相互作用。这就是胰岛素A 及B链能够以远超过随机结合的几率重组形成天然胰岛素的分子基础。过去从胰岛素A、B链重组形成天然胰岛素是在非天然的强碱性条件下完成的，在中性条件下反应极为缓慢。为此，我们接着采用了酶促氧化的研究，用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催化完成了在生理的中性条件下从胰岛素A、B链重组形成天然胰岛素的研究。这项工作开辟了酶与分子伴侣关系的新课题，最后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 对当前科学发展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及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或发现前人理论和具体结果上的不足之处，或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甚至错误，需要予以澄清 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结构生物学研究的核心，也有人称之为结构生物学的中心法则。蛋白质的生物活性首先决定于其特定的化学结构，如果蛋白质的化学结构发生改变，可以导致蛋白质生物功能的丧失。化学修饰试剂与酶的某些必需基团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共价键，有时可以造成酶活性的全部或部分丧失。化学修饰是研究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关系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曾经是研究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唯一手段。在蛋白质特别是酶的结构与功能关系研究中，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近来基因定点突变技术已经对蛋白质结构功能研究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但不仅现在，而且在一定时间内蛋白质侧链基团的化学修饰仍将是蛋白质结构与功能关系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特别是在蛋白质组研究即将提供大量新的结构未知蛋白，还没有任何有关的数据可供参考时，即使是进行定点突变也不知从何做起。此时首先利用化学修饰，很快地取得对这个蛋白质在功能关系上最为重要的氨基酸残基的初步认识，就可以为进一步的定点突变研究指引道路。 通过化学修饰可以探明哪些侧链基团参与了酶的共价催化作用，为探明其化学作用和催化历程起了重要作用。意义包括：1.化学修饰可以帮助人们初步认识蛋白质分子中哪些残基处于活性部位并为其表现生物功能所必需。2.用化学修饰试剂的反应，探测某些基团的暴露程度，以分析蛋白质分子构象变化。3. 探测蛋白质分子的构象变化和运动性质。 某些侧链基团的改变可以影响到蛋白质所特有的生物活性，这类基团一般称之为必需基团。必需基团的化学修饰将导致酶的不可逆失活，研究酶活性不逆改变，可以为酶的催化作用机理的阐明提供重要的实验依据。同时由于现在根据病原体的酶与人体酶的结构不同，而设计所谓酶标药物已取得一定成功。 20世纪60年代以前，虽然国际上用化学修饰方法研究蛋白质结构功能关系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累积了大量数据。但整体上仍处于一种定性描述状态，由于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共有20 种，而每种蛋白质分子中又各含有数以百计的氨基酸，当时所用的化学修饰剂通常不够专一，能和不止一类基团发生作用，在同类基团中也常常能同时和多个基团发生作用，因此在进行化学修饰并取得某种生物效果之后常常无法对究竟是哪种基团，或在某种基团之中究竟有几个基团与所取得的效果直接有关作出判断。例如，乙酰化可以修饰蛋白质中的氨基或羟基，而氨基可以是α－氨基或ε－氨基；而羟基，既可以是苏氨酸羟基，也可以是丝氨酸羟基。因此如果乙酰化导致酶活性丧失，究竟是通过哪一种氨基酸所起的作用就无法判断。即使能明确是某一种氨基酸的作用，一般也不知道在这一类氨基酸中究竟有几个与活性直接有关。六十年代初期相继发表的两篇论文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个是 Ray 和 Koshland 的动力学方法，另一个就是邹承鲁的基于统计学的方法。 Ray 和 Koshland 的动力学方法基于对化学修饰反应和酶活性丧失反应的动力学分析，比较二者的一级反应速度常数，可以对活性必需基团的性质和数目作出判断。这一方法的缺点是在反应很快，速度不易测定，或反应复杂不属一级反应时都无法应用。邹承鲁基于统计学的方法，依靠对基团化学修饰程度和活性丧失程度的比较。其简单原理为如果在修饰反应中同时包括i 个必需基团，在修饰过程中保留活性的分子只能是那些所有必需基团都未遭破坏的分子，因此活性剩余分数应为必需基团剩余分数的 i 次方。基于上述简单原理，根据在蛋白质化学修饰反应中常见的一些不同情况，我分析了蛋白质中必需基团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关系的六种主要情况，分别导出了相应的关系式和由此得出的一系列作图法，用以判断必需基团性质和必需基团数。接着分析了当时文献中已经发表的大量数据发现，只要有足够和可用的数据，都可以用上述方法处理并得到必要的结论。此项工作获1987 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3.别人指出自己工作的不足之处, 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酶活性部位柔性的设想提出后，引起国际上相当注意，但也不是没有不同意见。虽然我们在肌酸激酶的研究中已经排除了低变性剂浓度下活性丧失是变性剂抑制的可能性，但折叠领域内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T.Creighton 仍然在一篇综述论文中，针对我们关于核糖核酸酶的结果，提出低胍浓度下活性丧失是胍抑制引起，而不是如我们所述由于酶活性部位构象变化所引起。由于T.Creighton在这一领域的声望，他的批评自然极有分量也必需予以回答。我们因此进行了物理因素变性，活性部位构象变化的直接探测，以及蛋白水解酶部分水解等一系列方法予以检查。物理因素变性排除了变性剂作为化学抑制剂的可能性，活性部位构象变化的直接探测的结果都支持酶活性部位柔性的结论，我们的一系列论文发表后，T. Creighton再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此项工作获1999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无论题目从何而来，都必需紧密追踪当前有关科学领域发展的动向 。从研究生时代开始，在导师教导下，以周围同学为榜样，我就养成了每周必定去图书馆 浏览最新期刊的习惯 ，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如果确实有事，下周必定补上。我当时有一个小记录册，登录所有对本专业重要的刊物，每期读过后，一定做记录，决不遗漏一期，直至今日。现在可以在网上阅读所有重要刊物的目录和摘要，这就更容易做到了。掌握文献、对文献进行综合，以批判的眼光评价文献，并从中提取出有用的和正确的信息以指导今后的研究是一个能独立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必备的能力。 阅读文献以追踪当前发展动态时，务须切记发挥自己判断力，不可盲从，即使是知名科学家和教科书有时也会有错误。古人说得好：“尽信书不如无书。” 在追踪当前发展的重要方向时切记，你看到的问题别人也同样会看到，越是重要的问题竞争必然越是剧烈，在研究条件不如人时，如果没有创新的研究思想，独到的研究方案是不可能超越他人得到成功的。虽然国际上也有对于某些重要课题一哄而起的情况，但在我国似乎特别严重。缺乏自己的创新思想而片面一哄而起追求热点，是一条必然失败的路线，最多只能是为别人成果锦上添花，或做一些小修小补的工作而已。关键在于自己的创新思想。创新思想来自何处，虽然灵机一动产生了重要的创新思想，在科学史上确实有所记载，但这毕竟是比较罕见的，而远远更为常见的是天才出于勤奋，创新出于积累，积累可以是个人积累，也可以是本人所在单位的长期积累。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旺火炉原理，也是诺贝尔奖经常出在少数几个单位的原因。只有勤奋努力才能不断有优秀工作的积累，才可能在工作中逐渐产生真正创新的，别人无法剽窃的创新思想，才有可能在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而在一个炉火熊熊的旺火炉中，不断会有优秀工作的积累，优秀人才的产生，并且创新思想和人才的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启发，相互激励，就会不断创造出新的突破性成果。　　 关于选题原则 我自从1949年研究生时期在英国Nature上发表第一篇论文后，在导师指导下进行选题开始，迄今已有半个世纪。在半个世纪的研究工作中，共在国内外科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对如何选择研究课题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将我选择研究课题的一些体会简述如下，以供青年同志们进行研究工作时参考。 我认为提出一个好的新研究课题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1．重要性 科学研究贵在创新，一篇在严肃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必须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否则就没有发表的价值。但是所有的科学研究又都是建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因此又必需对前人工作给以充分的评价。在论文中必需充分回顾与本人结果直接有关的前人工作，然后再恰如其分地介绍自己工作中的创新之处，这就是一篇研究论文引言中的主要内容。 选择一个研究课题，首先要考虑的当然是课题的重要性。科学研究贵在创新，简单重复前人结果不是科学研究，没有创新就没有科学的前进与发展。在这种意义上说，在科学研究上是没有银牌的位置的。因此科学上的重要性，首先要考虑的是创新性。必需仔细检索以确认是在世界范围内没有报道过的，当前根据关键词利用计算机进行检索是轻而易举的。在开始工作前，先进行计算机进行检索以避免与文献重复是绝对必要的。创新性又首先应该是在科学思想上，其次才是研究方法上。这两者又密不可分，没有科学思想上的创新，就谈不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而没有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科学上的创新思想又往往难以实现。 所谓创新当然首先是指具体问题过去文献中没有报道过。对用一种材料已经研究过的问题，换一种材料进行类似的模仿性研究虽然是允许的，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时，有时甚至是必要的学习阶段，但决不能说是高水平的研究。某些所谓填补空白的研究往往是这类换一种材料进行的模仿性研究。国际上一些高水平的学术刊物公开宣称不接受发表此类论文，高层次的创新是指学术思想上的创新。但是创新性又不是对科学问题重要性的全部考虑。重要性首先是课题完成后对学科领域今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影响的面越大重要性越大。一个新思想的建立有时能开辟一个全新的研究系列甚至全新的研究领域。此类课题通常称之为所谓开创性研究，DNA双螺旋结构的确立开创了分子生物学新学科，从而改变了整个生物学的面貌，无疑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对学科领域今后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常常需要观察一段时间，这就是白居易说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而判断一篇论文的影响常用的一项客观指标是对这篇论文的引用情况。引用率是一篇论文得到国际重视的一种客观指标，一般来说，一篇论文被引用次数越多，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越大。自然国际上也有人反对以引用次数来评价一篇论文的水平。常被用来作为例子的是一篇80年代蛋白质浓度测定的论文，由于其简便和灵敏，多次被人引用。虽然多年来居于生物化学被引用次数最多论文的首位，却无人认为这篇蛋白质浓度测定的论文对生物化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是从反面看来，如果一篇论文发表以后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恐怕不能说是一篇重要的论文。 2． 可能性 在确定了一个设想的重要性之后，还要着重考虑设想是否与现有的知识相矛盾。在开题前进行的文献查阅，既要查阅前人是否已经报道过类似结果，也要查阅是否与前人已有的结论相矛盾。与前人结论矛盾有时并不是坏事，纠正前人错误也是一种创新。前人结果越重要，予以纠正也越重要。即使是教科书中已记载的结果有时也会有错误。 要全面掌握文献中所有有关报道，严肃对待文献中正反两方面的报道。对待文献，既不能盲目轻信，也绝对不可掉以轻心。首先不能盲目轻信前人的报道，对文献中错误结果的纠正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应该看到，文献中的结果都是在一定实验条件下取得的，在不同实验条件下，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不能对文献报道，不加分析盲目轻信，文献中出现的错误结果，有时是实验结果错误，有时是从正确的实验结果得出错误的结论，通常不会发生实验结果错误。但文献中有时会出现设计实验条件时考虑不周，对照实验不够，因而得到错误的结果。更为常见的是实验结果虽然正确，但对各种可能的不同解释考虑不周，从而得出错误结论的情况。因此，不能不加分析地轻信文献中的结论，但是，更不能对文献中已经牢固建立的结论掉以轻心。文献中业已稳妥建立的结论是经过前人大量工作的，发生错误的可能性极小，提出不同看法要经过认真的，仔细的考虑，找出前人可能发生错误的原因，然后提出自己的想法。推翻已经得到广泛承认的结论更要付出大量艰苦的努力，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国内外都时常有人提出建立永动机的设想，这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由于违背了热力学基本定律，因而可以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科学有其连续性，所有的创新都必然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从前人成功的结果吸取经验，从前人失败的结果中吸取教训，才能超越前人，取得成功。学术思想上的创新和继承是一个矛盾的统一，只有充分掌握了前人成果才谈得上创新，否则只不过是无知而已。牛顿说得好：“我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另一方面，如果仅在类似条件下盲目重复前人结果，作为学习是可以的，作为研究则完全是浪费时间。 在考虑可能性的时候，还应该想到，一个新设想既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一个新的实验设计既可能得到正的结果，也可能得到负的结果。虽然有些课题，无论正负结果都有意义，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往往只有一种结果才是重要的，而另一种结果甚至没有发表的价值。对于此类课题，在结合其重要性和现实性予以综合考虑时，还要着重考虑获得有意义结果的可能性。 3．现实性 有了一个新的设想，并就现有知识看来实现新设想是重要的和可能的，还不足以开始进行研究，还不能说是已经提出了一个好的研究课题。例如治疗癌症，无疑是一个重要课题，并且也是可能实现的，但还不能说是已经提出了一个好的研究课题，还必需有一个既是现实可行的而又是可望成功的具体研究方案。没有一个现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任何设想都只是空想。所谓现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是指所包含的全部实验方法都是已知的方法，或者是经过努力都是可以做到的方法。并且按方案进行，一般来说是可望成功的。 在有多个课题可供选择时，应该是重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综合考虑，重要课题通常难度较大。但对于得到正结果时意义重大的课题，即使难度再大，只要有一个现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也应组织力量进行，力争予以实现。对于有一定意义，而又简便易行的课题，可以安排适当力量进行。在当前国际科学界竞争剧烈的情况下，通常很难找到意义重大而又简便易行的课题。任何重要设想的实现，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4．从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全合成谈选题中的问题 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全合成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我参加了课题的提出和部分研究工作。这是一项集体工作，不少人参加了课题的提出和整个工作，现谨以此为例，就我参加的部分，从选择基础研究课题的角度谈一些个人体会。 就重要性而言，蛋白质人工合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人工合成一个有活性的蛋白质是人工改造生命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成就，从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而言是超前的。因为总体上，人工合成或改造生命在世界范围内当时还没有提上日程。但是总有一天，也许在二十一世纪的某一个时候会提上日程。人们终究会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这一成就对自然科学，对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深刻影响。 这一课题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广泛的赞同，原因不仅是由于它的重要性，同时也因为它的大胆创新和它的现实性。经过详细的文献调查，在当时，蛋白质的人工合成不仅没有人尝试过，甚至还没有人提出过。但是，这一课题的提出，在当时也是现实的。在那时，胰岛素一级序列的测定刚由英国的 F. Sanger 完成不久，为此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现在多肽合成已经可以用仪器自动进行，但是四十年前，蛋白质的合成，哪怕是像胰岛素这样一个仅含51 个氨基酸残基的小蛋白，也是件令人生畏的事。世界上首例多肽合成，是 du Vigneaud 在 1953 年合成的一个八肽?催产素,这使他获得了 1955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到 1958 年，人工合成的最长的肽段还只是促肾上皮质激素的一个片段。但无论如何，从实验上人工合成一个蛋白质，虽然任务艰巨，已经是可能做到的了。因此在我们开始工作不久，我们就得知德国和美国的两个研究组，也已开始进行类似的工作。 胰岛素是由两条肽链，A 和 B 链组成的。A 和 B 链分别含有21 和 30 个氨基酸残基。链间由两对二硫键联结，除链间二硫键外，在 A 链上还有一对链内二硫键。因此，在工作初期，曾考虑了三种合成方案以供选择。其中从合成角度看最为简便易行的方案是分别合成 A 链和 B 链，然后通过巯基的氧化使两条链正确组合。但是还原和分离后的 A 链和 B 链是否能通过巯基的氧化生成正确的二硫键，能否重新组合形成天然的胰岛素分子还不知道，这一问题是人工全合成胰岛素成功的关键。我们开始查阅文献时发现我们的前景并不乐观，国外许多人都曾尝试过把胰岛素分子中的二硫键还原，然后重新氧化组合，以期获得一定产率的天然胰岛素，而这些探索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甚至有人报道对于部分还原的胰岛素而言，氧化会导致活力的进一步降低。当时除了像催产素这样只含有一对二硫键的小肽以外，还没有一个含多对二硫键的蛋白质能在还原后通过氧化而成功地再生。等到使 Anfinsen 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发表时，即氧化被还原的核糖核酸酶能得到活力恢复，我们也早已由还原的胰岛素 A 和 B 链重新氧化而获得可观的活力恢复了。但是由于美国和德国的两个研究组也在进行胰岛素的合成，我们不愿透露这个消息，以免为他们所用。加以当时正值大跃进期间，中国科学暂时停刊，当时没有向国外刊物投稿的先例。我们的结果只是在一年以后，英国的Nature 上出现了一篇由胰岛素A 链和 B 链重新组合形成天然的胰岛素分子的简报以后，才促使我们把结果在复刊后的首期中国科学上发表。我们得到的重组产率远比Nature 上Dixon 等的产率为高。我们正是吸取了前人把不稳定的巯基转化为稳定的硫磺酸基再分离肽链的成功经验，充分分析了前人使用强烈氧化条件的失败教训，设计了较温和的低温和较强碱性的氧化条件，而以较高产率取得从胰岛素 A 及 B 链重组生成胰岛素的成功，从而对胰岛素合成路线的决定作出了贡献。 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全合成从总课题到各个分课题的提出，制定方案，到予以实施，其中包含了多少人的心血和努力，在基础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有不少至今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计划、实验与小结计划 在开始工作前，制定一个现实可行的研究计划是必要的。除课题计划外，日常工作也要有计划，日有日计划，周有周计划，并根据计划准备必要的实验条件，安排进行工作。 一个值得推荐的做法是把日计划和周计划记载在实验记录本上 ，每日最后检查日计划完成情况，制定次日计划，每周最后检查周计划完成情况，制定次周计划，由于基础研究实验结果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随时根据实验结果修订计划也是必要的。除自己的实验结果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之外，现代科学的发展很快，瞬息万变，同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可预见性。必需随时根据文献上的最新动态，修改自己的课题计划。从小的方面来说，文献上有更好的实验方法发表，可以代替原来采用的方法。从较大的方面来说，有时本来准备做的工作，文献上已经有人发表报道，或者新的发展使得原来认为重要的问题丧失了其重要性，不得不完全放弃原来计划或从根本上予以修改。 实验工作 实验是一切实验科学的根本，所有结论都必需建立在坚实的实验结果之上，因此取得可靠的实验结果是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实验结果最主要的是可重复性，不仅事后自己能够重复，别人在同样实验条件下也能够重复。这样不仅自己有把握，别人也会相信。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体现在每次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在一场足球比赛中3:2 就是决定性的胜利，但在实验结果上3:2的结果只能认为是失败。比较满意的胜利至少应该是3:0，在一定条件下2:0 是可以接受的，但1:0就不能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结果。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首先建立在实验材料，其次是实验条件的严格性和可重复性上。再者实验环境的清洁，工作程序的严格有序也是实验结果可重复性的重要因素。在工作开始之前，对这些问题给以充分的注意，花费一些时间，不仅是绝对必要的，总体来说，在时间上也是经济的，正确的结论只能建立在可重复的实验结果上，实验结果出于意外并不可怕，从负面结果有时同样可以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可怕的是实验结果不能重复，如果多次实验，而每次都得到不同结果，只能表示整个工作完全得不到有价值的结果，那才是最大的时间浪费。 实验记录 实验记录是研究工作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是工作的基础。而多数青年人对此常常不够重视。我曾经有一个学生，有吸烟的习惯，一次在去仪器室做实验时，发现忘记带记录本，就把身上的烟盒拆了，把实验结果记录记在烟盒的背面，随后就把这张纸弄丢了，恰恰这一实验用了一个宝贵实验材料，因此重复这一实验十分费力。当然，现在的仪器都与计算机连接，结果都存储在计算机内，但随手抓一个纸片记录实验结果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坏习惯。 实验结果 现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仪器，特别是现代仪器自动化程度很高，进样之后，启动程序自动取得数据并自动存储于计算机之中。但是千万不能忘记，任何仪器都不是万能的，所有仪器都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必需充分认识到，超出仪器所能允许的条件之外，仪器完全可能给出一个甚至一组完全不可靠的数据。因此在使用仪器之前务须全面了解充分了解仪器的性能及适用范围，才能得到可信的结果。 在我多年的经验中，有一项值得特别在此提出，就是使用仪器必需事先仔细阅读仪器说明书。进行实验必需仔细阅读原始文献中的实验方法，向做过类似实验的师兄姐们请教是必要的，但决不能代替自己阅读文献或说明书。我们在幼儿园时代都玩过传话游戏。老师给第一个小朋友说一句话，第一个小朋友把话传给第二个，第二个再传给第三个。这句话传到最后，可以和老师最早给第一个小朋友说的话，完全不同。这就说明根据师兄姐们口头传授的经验进行工作有多么危险。有时实验方法的错误对一项工作可以是致命的错误，向你传授经验的人是不会代你负责的。与此有关的一条经验是，论文中的引用文献必需自己核对过，转引自其他文献同样可能发生错误。 和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同样重要而又密切相关的，是实验结果的精确度。对不同实验结果的精确度有不同的要求，要求过高是一种浪费，给人以杀鸡焉用牛刀之讥，过低则不能满足需要。给出数据，也有类似问题。每一项测定都有一定的精确度，如果一项测定的精确度为三位有效数字，则给出三位以上数字不仅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并且只能说明作者完全缺乏有效数字的概念，这不仅适用于直接获得的初始数据，对从初始数据得出的次级数据也同样适用。例如，对一组精确度为三位有效数字的测定结果予以平均，给出四位以上的平均数计算结果，也只能表明作者的无知。 不断进行小结与不断完善。 在实验记录本上记载每周计划的目的之一 就是在周末进行检查和小结，并根据结果制定下周计划。我的导师教导我在工作顺利时要注意随时进行阶段性小结，特别是在工作顺利时，新的实验数据不断涌现，常常会使人忙于收集大量实验数据，而忽略检查实验数据的可靠性以及对实验数据所说明的问题深入思考，或者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而收集了大量无用的、错误的或意义不大的实验数据，反而忽略了真正关键的数据，包括必不可少的对照实验。这些必不可少的对照实验，当时做是非常方便的，而事后补做往往费时费力。随时进行阶段性小结不仅可以随时发现问题随时予以解决，还可以随时注意不仅要深入问题，重视每一个细节，还要不断总览全局，才不致迷失方向，这就是我国古人说做学问不仅要入乎其中还要出乎其外的意思。 随时进行阶段性小结的另一目的就是对所得的初步结论随时予以检查，每一项实验结果都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解释，特别是在实验出现重要结果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轻率得出结论，要有自以为非的勇气。我一生犯过多次这样的错误。五十年代，王应睐教授、汪静英同志和我在国际上首先纯化了琥珀酸脱氢酶，并发现它有一个与蛋白部分共价连接含有核黄素的辅基。当时已知的两种核黄素辅基，核黄素单核苷酸和核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都是与蛋白部分非共价结合，与蛋白部分共价连接含的核黄素辅基，文献上尚未见有报道。因此我想，我们很可能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核黄素辅基，经过把蛋白部分水解进行鉴定，我们观察到这一辅基含有两种碱基，一种是核黄素，而另一种在双向纸层析上的位置表明它不是腺嘌呤而是次黄嘌呤，紫外吸收光谱也与次黄嘌呤相同。这导致我轻率得出结论认为我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文献中从未报道过的与蛋白部分共价连接的辅基，核黄素次黄呤嘌呤二核苷酸。但在结构上次黄嘌呤仅比腺嘌呤少一个氨基，为此王应睐教授建议检查在我们的酶制剂中是否会含有一种从腺嘌呤分子上水解除去氨基的酶，虽然我们的酶经过纯化，含有杂酶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们仍然进行了检查，结果酶制剂中果然含有腺嘌呤脱氨酶作为杂质，辅基虽然与蛋白部分共价连接，但仍然是核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次黄呤嘌是在酶纯化过程中腺嘌呤的水解产物。这就避免了在论文发表时出现重大错误。 参加各种水平的学术会议也是不断进行小结的一种方法。工作报告目的在于交流和随时听取不同意见，自己容易忽视的问题别人有时可以一眼发现。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科学上也是完全正确的。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是考验自己工作的极好机会。特别是小型会议，在国外与自己工作有关的实验室作学术报告，由于熟悉自己工作领域的同行较多，讨论比较充分，更容易发现自己工作中的问题。一个系列性工作，在多次报告，经过多次讨论的考验后，才会逐渐趋向成熟，得出可靠的结论。最近国际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合会发表的分子水平生命科学博士标准一书中强调参加学术活动和做学术报告是博士学位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对此深有同感。 论文(一) 总结与写论文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实验结果只有在写成论文并发表后，才成为人类认识自然宝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自己而言，写论文是对一个阶段工作的全面总结。可以回顾从实验设计有无缺陷，实验方法是否完善，得出最后结论的论据是否充分，对所取得的实验结果是否可以提出不同的解释等。多年来的经验，我深刻体会，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最容易发现工作中的问题。特别是所获得的实验结果是否有必要的对照实验，以及实验结果的条理性和推论的逻辑性。在论文正式发表以前，这些问题都仍然是可以弥补或改正的，但论文发表后就成为世界科学文献的一部分，白纸黑字，留有永久记录。特别是发表在所谓SCI 刊物上的论文更是如此。因此在论文发表前务必十分谨慎，反复修改，尽可能避免发生任何错误。 读校样是对论文进行最后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除排版错误外，出版社一般不允许对原文进行修改，但在不影响版面的前提下，个别词句或数字的修正，通常还是允许的。在读校样时，务必十分小心，对于自己写的文章中的错误，自己有时不易发现，特别是容易忽略图表说明和数字中的错误。我的一篇关于胰岛素A、B链重组的论文，英文稿在中国科学发表时，一张图的纵坐标，排版时把Reduction 错排为Radiation，我们四个作者在读校样时都没有发现，造成这篇经常被引用的重要论文中的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 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总结我写研究论文的经验。其中一些观点，我想在此强调，以期引起注意： 在撰写论文时，必需作为首要考虑的是，要经常为读者着想，首先必需认识到，科研工作者都十分宝贵自己的时间，除极少数和自己工作关系十分密切的论文以外，绝大多数读者都不会阅读全文。正和我们自己一样，无论是从刊物的目录或是从网上，首先看到的是标题，因此首先要选择一个醒目而引人注意的标题。早年经常使用的如 “某某问题的研究”一类的标题，现已很少有人使用。更为常见的是用论文中的主要结论作为标题，以期引起读者注意。标题之后其次最重要的是摘要，由于现在网上可以看到不少刊物所刊登论文的摘要，写好论文摘要就更加重要。只有摘要能引起读者兴趣，读者才会去查找全文。某些作者常对论文中图注和表注的重视不够。要牢记，不少读者首先浏览一篇论文的图表以了解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因此图注和表注要详细到足以说明问题，使读者看了图表及图注和表注就能够了解全文的主要结果，这也是一些国际重要刊物的要求。总之，写论文要首先想到读者，让读者清楚了解论文内容，才是一篇写得好的论文。自己阅读文献时对作者不满意的地方也常常是自己写论文时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论文的引言部分，通常要简单回顾有关问题前人工作概况，最后用一两句话概括本文最主要结果。在科学研究上的大胆创新和充分尊重前人成果，是一个辩证的统一。科学研究贵在创新，没有创新科学就不能前进与发展。但是科学又是连续性的，所有的创新又必然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自然科学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发展极为迅速，我们在试图进行任何创新性研究时，都必须充分掌握现有的科学文献以全面了解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现在通过计算机检索，这是不难做到的。 尊重前人已取得的成果，首先要做到在自己的研究论文中充分引用前人已经发表的有关论文，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充分尊重前人成果。同时也让读者全面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情况和发展现状，得以对论文中的创新之处做出适当的评价。在使用“领先”，“首次”等词时，务必十分慎重。要知道，科学研究贵在创新，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都应该是首次，但如果你的结果实际上并非首次，对前人成果视而不见，不予引用，而片面自我吹嘘“领先”、“首次”，轻则是无知，是作者未能全面掌握文献，但遗漏重要文献，至少是很不应该的。如果是有意不提或虽然提到，但在贬低前人工作的同时故意抬高自己，则是严重的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重则难免有剽窃之嫌，只能引起国际同行的耻笑与唾弃。 每一种刊物对论文形式都有其习惯做法，对某一刊物投稿前务须仔细阅读刊物的投稿须知，严格按照要求编排你的文稿。这样做可以大大节省审稿时间，加速论文发表。对实验结果的顺序排列，绝对不能是按获得数据的先后排列，应该是按照企图说明问题的逻辑顺序排列。一篇写的好的论文，在结果部分可以引导读者按照作者的逻辑思维思想，根据作者提供的数据结果逐步得出作者所企图引导得到的结论。 一篇论文一经发表，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论文中所提出的设想，或使用论文中的任何方法，然后在自己的工作中予以进一步发展，在这些情况下，必需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前人文献。但是，一方面科学研究贵在创新，简单重复他人结果不是研究。在另一方面，虽然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发展是一般常情，但如果这些设想及实验方案原作者还没有发表，而是从交谈, 通讯，或其他途径得到，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任何研究都必须事先征得原作者同意，否则也难免有剽窃之嫌 投稿与发表 1.走向世界 无论是我国科学在整体上要走向世界，或是个别科学家要建立国际声誉，更多地把优秀论文发表在国际知名的刊物上是绝对必要的。根据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 的统计，在SCI 收录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中我国仅占世界总数的 1.8％，排名第12 位，从反映论文科学水平的引用率来说，我国论文的平均引用率仅为0.94 ，不仅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也低于我国的临近国家与地区(日本是2.99，台湾是1.45, 韩国是 1.24)。这无论是和我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还是和我国当前的国际地位相比都是极不相称的。虽然近年我国科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向国际重要刊物投稿，但我国科学家根据国内工作在 SCI 收录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目前仍然为数较少，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更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想首先是被 SCI 收录的 4000 余种刊物中，我国目前仅有12种，我国科学家的优秀论文，投向 SCI 收录的重要国际刊物仍为数不多。要争取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发表论文，首先是要有高水平的论文。当然国际高影响因子刊物对我国作者的论文也确实存有一定的偏见。1997 年我曾和英国Nature杂志的一位编辑谈过这一问题，他坚决否认 Nature 编辑部有偏见问题。但编辑部只能是根据审稿人的意见作出决定，而对于多数审稿人而言，对我国科学家的偏见大概还是难免的。问题在于面对偏见，我们采取何种态度，是回避退让，还是以积极的态度通过与审稿人反复说理辩论，争取发表。在某一作者的论文多次被发表之后，就会逐步树立这一作者以及他所属实验室的声誉，以后再次投稿就会逐步减少直至消除偏见。这种情况，对于国外作者在建立自己科学声誉的过程中也是存在的。我国的近邻日本，已经在总体上做到了这一点。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国也已经有一些科学家和部分实验室正在逐步做到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经常做出优秀的工作并写出足够水平的论文，都是可以努力争取做到这一点的。当我国有一大批科学家和实验室做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我国科学在总体上达到了世界水平的标志。 人贵有自知之明，对于自己每一件工作都会有一个基本估计。人之常情总是对最新完成的工作常常认为是最好的，过了一定时间后，自己也会逐渐看出其缺点。因此一篇论文完成后投向何处，听听别人的意见是必要的。 我自从1979年在英国 Nature 发表改革开放后，也是在我回国以后在国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开始(那时我56岁)，二十余年来在国外不同水平的刊物发表了百余篇论文，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创作高峰期是在65－70岁之间，五年间在SCI 刊物上发表论文近六十篇。我还应邀担任过影响因子从2 到14的刊物的编委，对向国外投稿以及为国际刊物审稿，积累了一些经验。经常把稿件投向国外，除了直接进入国际科学舞台之外，对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水平也是大有益处的。 向国际重要刊物投稿对提高自己科学水平的好处在于：这些刊物不仅投稿队伍面向全世界，也邀请世界范围内的知名科学家作为审稿人。一般而言，刊物水平越高，越是有一批高水平审稿人队伍，对论文水平的要求也越高，接受发表也越难。因此在高水平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的困难程度和在低水平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的困难程度相差甚远。虽然也有高水平刊物上发表低水平论文和相反情况的例子，但总体说来，刊物水平反映了论文的水平。不同水平刊物对论文的要求可以相差甚远。一篇被高水平刊物拒绝的稿件可能会被较低水平的刊物不经任何修改而接受发表。向高水平刊物投稿，由于经过本领域内高水平审稿人审稿，审稿意见一般是切中要害的。根据审稿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不仅对提高论文水平大有好处，对提高投稿人的科学水平也是有益的。我的二十余年的经验，作为审稿人与投稿人反复辩论，和作为投稿人与审稿人反复辩论都是提高科学水平的重要方面。 我的经验是 ，可以先试投较高水平的刊物，不要怕退稿，知名科学家也有时会被退稿，我自己的稿件也有时被退稿。我有一位担任某知名刊物主编的朋友告诉我，他自己的文章投向本刊物时，常规做法是由其他编委处理，而编委只能按照审稿人意见作出决定，他自己的文章有时也会被退稿。退稿时审稿人的退稿意见有时是对自己修正错误提高水平最好的意见。由于国际上最好的刊物，有一批国际上最好的审稿人队伍，他们的意见常常是十分宝贵的，我自己几十年的经验，无论论文最终被接受与否，根据审稿人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对提高论文水平是大有益处的。 附带在此谈一下审稿工作。担任审稿工作是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牢记，你每发表一篇论文都有不少人为你服务，其中审稿人常常是没有报酬的，因此你为别人做一些服务工作也是应该的。我从改革开放以来，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的编委、副主编，以及国外一些刊物的编委和顾问编委。我的体会是担任一些审稿工作对自己提高科学水平也是大有益处的。首先，国际上知名刊物选择审稿人，通常是在有关领域内知名科学家中遴选，被选为审稿人是对你国际学术地位的承认。你可以在与你密切有关的论文发表之前就看到论文详细内容。其次以审稿人的批判眼光仔细阅读一篇论文，和一般阅读文献是完全不同的经验。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可以使我们自己撰写论文时少犯错误。作者在不同意你的审稿意见时，有时是会来信和你辩论的，而你经常会在辩论中获得收益。 2. 一稿两投 国际上的惯例是一篇研究论文绝对不允许同时投往不同刊物，只有在一种刊物不用而退稿之后才能投往另一刊物。把一篇论文加以改头换面重新投稿，或把相同的数据，特别是图表，在不同研究论文中多次使用，或把一套数据采用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以多篇论文的形式发表，都是变相的一稿两投，这些做法都是一种变相扩大自己的发表论文数，以达到追求个人名利的目的，是一种少劳多得的行为，因此也是违反科学道德规范的，是不能允许的。国际上的一些知名刊物，都在投稿须知中明确说明，不考虑已投往另一刊物的稿件。在另一方面，对于综述性论文，是可以重复引用自己或别人已发表的图表数据的，但必须注明出处并得到版权所有者的书面允许。 我国一些刊物编委由于不了解国际惯例，常用该刊允许一稿两投向知名作者拉稿，这是由于对国际惯例完全不了解所造成的极端错误的做法。我国科协，曾在所属各学会主办的科学刊物的工作会议上明确反对一稿两投，这是完全正确的。 3. 论文署名 对一篇科学研究论文署名的主要目的在于作者对论文中所报道的结果和论点负责。多个作者署名的，只有对这篇科学研究论文从选题、设计、具体实验，一直到从中得到必要的结论和总结的全过程都有所了解，并确实对其中某一个或几个具体环节作出重要贡献的，能为论文整体或其中某一重要部分负责的，才能当之无愧的在论文上署名作为作者之一。以上两条，负责和贡献, 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仅对某一小部分有一定贡献，但对论文总体缺乏了解的，可以由作者在文末致谢，但不宜作为作者之一，因为他无法对论文负责。 论文的第一作者可以是具体工作的主要执行者。对于整个工作的主要设计者，或系列论文的主要负责者，通常称为资深(senior）作者。熟悉这一领域的科学家，不难在多个作者之中发现谁是论文的主要负责者，通常论文的第一作者常常是具体实验工作的主要执行者，在多数情况下是研究生或博士后，而不是实验室的固定人员，为了不太了解情况的读者发现论文存在问题与作者讨论时，或索取单印本时的方便, 在作者中注明“通讯作者”已经在国际上逐渐成为习惯。其他作者一般按贡献大小先后排列。有的作者习惯按照姓名的拼音字母顺序排名。这对于现代某些有几十位作者论文，也许有其方便之处，但这样做并不能解决读者发现论文有问题，而想与作者通讯讨论时的问题。 一篇科学研究论文上所有署名的作者，都必须由主要作者事先征得本人的同意，表明署名者同意论文的结果和学术意见。如果明确了在一篇科学研究论文上署名，主要是责任，其次才是荣誉，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某些作者为了论文较易被接受发表，有时不经本人同意强行写上某知名科学家的名字，难免有把某些意见强加于人，勉强别人为你负责的嫌疑。 关于单位署名。单位署名目的在于说明作者完成具体工作时所在的单位。论文有时有多个单位署名，表示工作是同一作者先后在不同单位进行的，或不同作者同时在不同单位合作进行的。如果某作者在工作完成后已经不在原署名单位，习惯的做法是注明该作者的现单位，这适用于在某一单位短期工作的进修人员和访问学者。只有多个单位同时署名才是这些单位共同合作进行的工作。 有些国家的部分科学家，习惯于在他领导下的实验室发表的所有科学论文上署名，有的在四十年的科学生涯中，署名文章多达数千篇。这些科学家敢于负责的勇气十分可佩，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能否真正对所有文章负责，很是值得怀疑。近年来，美国接连发生一些知名科学家署名发表的论文发生差错，甚至伪造数据等严重问题，对这些科学家的声誉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警惕，不要随意在自己的论文中署上知名科学家的名字，或随便同意在自己不熟悉的论文上署名。在另一方面，美国科学界对知名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样不讲情面，大胆揭发问题的做法却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篇论文一经发表，国际上一些重要刊物的习惯是版权属于出版者所有，有的属于出版者和作者共有。因此，把在国外已经发表的论文改头换面在国内重新发表，是一种侵犯版权的行为，在有人揭发时可以引起知识产权的法律纠纷。在综述性论文中引用已经发表的数据或图表时，如果是作者自己过去的工作，必须首先取得所发表的论文的版权所有者的许可，如果是别人的工作，则必须同时取得所引用论文的版权所有者和作者本人的许可。在综述论文中引用自己过去发表的或别人的结果或数据，在征得版权所有者的许可，并引用文献中注明之后，不属于一稿两投或剽窃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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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议科学》为饶毅的落选给出了答案兼谈饶毅与贝时璋、陈章良
热度 10 dgjguoxue 2011-8-19 21:42
《饶议科学》为饶毅的落选给出了答案兼谈饶毅与贝时璋、陈章良
饶毅先生（以下简称饶）2009年出版了一本可看作科普的《饶议科学》，但是其中科普内容并不是太多，更多的好像是对国内某些体制的批评与建议，这些文章发表时饶主要在美国，估计当时也没考虑选院士，但是此前的这些批评就为今日的结果买下了种子。这本书我看着很享受，饶第一时间在科学网博客以“黄书”推荐给我们，我开学后立马订了这本书，有些东西是非常值得看的，里面还有几篇科普文章是有关社会行为，所以近年来饶发表的论文我并未感到奇怪，导师觉得他会从前任的研究成果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然后再去指导学生进行试验。 《饶议科学》这本书中有一篇文章我反复读了几遍，因为里面有些人名略去了说的较为隐晦，后来我经过认真揣摩与上网了解才知道是某些大名鼎鼎的人。这篇文章提名为《邹承鲁：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以下简称皱文）饶毅此文博客链接 ：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37do=blogid=4641 ， 顺便说一下，这两天有博客说饶毅竞选院士的阻力来自邹承鲁学派的，我想绝对不是，饶在很多文中大为推崇邹的人品与骨气，而且饶曾邀请邹的得意门生王志珍院士去北大生科院作过报告，所以阻力不会来自邹这派，可能有人觉得邹当时人生物学部主任时所谓压制某些年轻人，而今又搬到饶身上。邹文中，饶先是主要谈了邹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中的杰出贡献，然后谈到了邹曾反对的一些人，饶基本表示赞同。这里面涉及几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分别是牛满江、陈章良、贝时璋。 对于牛满江，原文为 “邹承鲁反对牛满江，本来已经有公论。近年牛、或者他的支持者企图借RNA干扰现象得诺贝尔奖、邹承鲁去世来反扑。牛满江曾是美国Temple大学教授。研究发育生物学，学术上有一定水平，但是并不突出。在同辈的华人发育生物学家中，上海细胞所老所长庄孝惠的水平要高于做过科学院副院长的童第周，而童要高于牛满江。”这是直接点了名了。 对于陈章良，邹文中说的十分隐晦，像我这样的毛头小子一下子看不出来，原文是这样的 “邹承鲁还反对过中国一度认为是青年科学才俊的一位植物生物学研究者陈章良。陈回中国后，研究水平上不去。不知道是否因为急于求成，他在90年代远跨本行，研究了恐龙蛋的DNA。如果知道恐龙的生物特性，就会知道其DNA应该哪些物种比较接近。如果知道古生物DNA专家如德国权威Svante Paabo的意见，就会知道DNA保存是有限的，远古的DNA要有特殊条件，才能保存到可以做PCR的要求。陈大概当时不知道这些理论和技术的微妙，从中国的恐龙蛋样品里拿DNA做分析，以为得到了恐龙的DNA，论文好像是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民日报》等中国媒体很快发布消息。邹承鲁主持科学院生物学部做过学术鉴定，请多个专家参加，并正式成文，说拿到的不是恐龙DNA，是污染物的DNA（大意，邹承鲁给我寄过原件）。但是，据说因为中国有机构要保护回国青年科学家代表，怕挫伤回国青年的积极性，没有公布。仿佛忘记了，邹承鲁是五十年代英国名牌大学回国青年，回中国几十年后，做出贡献，却不能对80年代回国青年提出正当学术意见。恐龙蛋事件，不一定是学术腐败，但是不严谨，使科学上不成立的结论得以迅速广泛地由中国媒体传播，也不合规范，有浮夸。陈另外卷入论文涉嫌抄袭事件，不是邹承鲁提出，是其他人在《中国科学报》发表意见。” 关于“恐龙蛋事件”网上可以查得到，方舟子也卷入过这件事中极力为陈辩护吧，有人据此揣测方力挺陈实为因为对转基因的态度，众所周知，在国内进行植物转基因陈是开创性人物。当然，陈几次落选院士与邹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对于贝时璋，就更隐晦些了，原文 “邹候选国家最高科学奖的时候，有人用手机送短信说，百岁老人反对。没有直接证据说明是百岁老人反对，还是有人用老人做借口。背后的起因，是邹承鲁在科学界提意见，确实得罪了人。 　　百岁老人为中国科学发展起了作用。但是，和他同辈的人，如生理的冯德培、生化的王应睐比，其学术不很突出，可以说水平有相当差距。我第一次到他创立的研究所参观时，被带到成果展览室，看到介绍他做“细胞重建”，就提出这不妥当。我在美国约二十年研究的是神经发育，对早期发育涉猎不少。五十年代，做这方面的尝试是有道理的，但是多少年以后仍然说取得了成就，就不妥当。其实，这不妥当，就包括后人一看就知道“成就”有限。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知道邹承鲁因为以前提过类似问题，而因此搞僵了人事关系。这是我们异口同声的一个例子。或许因为时过境迁，我没有受到任何责难，但是当年邹承鲁在他手下工作，就不好受了。当然，我现在这样写下来，也不是幼稚到以为没有人会来责怪我。但是，如果不写出来，不懂发育生物的人，有些可能以为邹承鲁没有缘由地不满他。据说邹承鲁说过他在国内多年研究不多，很少发表论文，这个情况，大家可以查文献，看邹说的对不对，不用其他人说明。” 百岁老人和邹都在生物物理所，矛盾是众所周知的，关于百岁老人的学术水平，饶的评价是中肯的，所谓“细胞重建”现在没了市场，也没见着一篇有影响的论文，而邹在文革后很快就能发nature，可见一斑。 《饶议科学》中有篇文章直接谈到了两院院士，题为《两院院士评科技新闻的做法值得商榷》，主要表示院士评选“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世界十大科技新闻”的荒唐性。对于科学管理体系，饶写了《国家科学规划的关键：深刻改造管理体制、切实以科学为发展的引擎》，里面对当前的科研体制与项目评审多有批评。 以上这些基本都还是早期的一些批评性文章，可能注意的人不多，近年来，特别是近期饶接二连三的发表批评性文章，这显然更一步弄得某些部门难看。倘若饶真的当选了院士，在中国院士话语权明显加重，到时候如果饶还是一如既往的批评，那么某些单位更不好收场。一篇science上的社论就搅得科技部不安啊，呵呵。 所以总的来说，饶给某些人的印象是很不好，挑战了某些权威，如此当院士怎么轻而易举。 PS：此书免费高速下载地址：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82329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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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与中科院擦肩而过的经历
热度 8 yzhang111 2011-7-1 22:37
中国科学院在当年我这个80年代末的大学生眼里就是学术圣地。到什么程度了？只记得当时看到这个名字就会莫名其妙的激动一阵子，总想着怎么能跟中科院挂上钩。当时最简单的办法当然就是考研了。可惜的是命运总是和我开玩笑，尽管我试过两次，每次都阴差阳错的与其擦肩而过，一直圆不了和中科院挂钩的梦。 第一次是大学毕业考研。1991年按理说对考研的人来讲应该是幸运的，因为前两届的因政治原因只能保研，不能考研。记得当时大着胆子报了中科院植物所的研究水果蔬菜采后生物学的李钰教授。因为分数大大超过了录取线，当时也好好的高兴了好一阵儿。可惜好景不长，不久收到李钰先生亲笔信说他已经决定要另外一个考生，让我等着调剂，也建议我自己去找单位调剂。拿着这份成绩单，马上就到了北京看看哪里能接受我。碰巧一个远房亲戚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而且非常热心帮我找地方，没多久原中国农科院原子能利用研究所的郑企成教授就同意让我做他的学生。好事呀！郑先生用当时很热的小麦花粉培养搞抗逆筛选和育种，也正是我当时非常感兴趣的。当天我就去植物所讨我的考试档案材料办理调剂手续。接下来的事情让人意想不到，当时植物所研究生处的处长叶和春教授也已决定接收我并建议我留在植物所。叶先生的研究也是非常诱人并有很大应用价值的植物次生代谢产物调控（记得叶先生对新疆紫草的研究有很大贡献）。一时之间到底去哪里成了个大问题。因为同意郑先生在先，我当时顽固坚持调剂到中国农科院。为此还得罪了植物所研究生处老师们，老师们实在没办法了还曾警告我他们有权阻止我转移材料，还逗我说我有可能鸡飞蛋打，哪儿也去不成。最后还是我的倔劲帮我征服了老师们，毕竟我答应去郑先生那里在先，我怎么能不讲诚信呢？就这样第一次遗憾地与中科院擦肩而过。好在在农科院郑先生实验室的经历让我对求实钻研精神有了深刻的理解。这种精神一直在指导着我此后的科研活动。 第二次是研究生毕业考博士的时候。回到中科院读博士成了我当时的最大梦想。在北京久了，耳濡目染对生物物理所邹承鲁院士的科研精神和工作态度非常景仰，当然希望去做一回邹先生的学生。可是我一个学作物遗传育种的学生怎么能去搞邹先生的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呢？要想成功，只有玩命学习了，呵呵。还真算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在当时邹先生的所有考生中，我的专业考试成绩是最好的。记得那个高难度的生物化学我得了95分。因为有了这个敲门砖，所以我有幸能够参加面试，与邹先生和周筠梅研究员见了一面。当时可能高兴过了头，也没提前问问面试怎么搞。邹先生的面试需要用英文问答，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最后失败也属理所当然。谁都怪不着，就怪自己还太嫩。好在我这一辈子净遇上好人贵人，生物物理所的招办老师非常热心地帮我调剂，当时的发育所和微生物所也有老师同意给我个机会去面试一下子。令人遗憾的是我当时还报考了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陈德明教授和徐长法教授，而且面试发生在中科院调剂之前，又有了生物物理所的教训，所以有幸顺利被陈先生和徐先生接收为学生。最后的结果又只能是再次与中科院擦肩而过了。 让人感觉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没能直接跟中科院挂上钩，但对中科院的关注总是对我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几年前来面试目前这个工作的时候，见到了前系主任，前国际生化分生学会主席，英国皇家学会FRS，迈阿密冬季研讨会创始人William J. Whelan博士。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知不知道中科院的邹承鲁王应睐，这样开篇对接下来的面试有什么影响就可想而知了。虽然不是邹先生的学生，但我对他的贡献如数家珍。也可能正是我的这点儿知识让我在面试中获得了某些优势或好运。本来广告只说招一个Tenure-track，到后来变成两个（据可靠消息，我是那个搭上末班车的，呵呵）。信不信由你啦，另外那位和我同时报到的隔壁实验室的老弟的博士学位碰巧也是中科院授予的！到现在谁还会说我和中科院没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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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文院士取代邹承鲁，和何祚庥共同判定方舟子抄袭
热度 13 XiaoCG 2011-5-15 00:34
【肖传国导读：2006年6月，我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将起诉书送达方舟子手中，然后写了这公开信。请注意文内标红的两段，从当年至今，邹承鲁和何祚庥两位院士一直没能让我痛痛快快的道歉下台，现在邹承鲁院士已故去，我不敢让何祚庥院士一人来当判官，所以特邀请特别关注我，特别关注中国民主法治的李小文院士代替邹承鲁，和何祚庥联手判定： 方舟子是不是抄袭？？？ 我相信：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的“文人”“学者”，总会有几个脊梁骨还是直的！】 你要咬牙抵赖不是抄袭，我PK你把SCIENCE杂志2001年9月Greene的论文 (SCIENCE:2001年9月293卷，2105-2108页)，和刊有方舟子的文章的2001年10月4号南方周末也一起交给（ 邹承鲁 ） 李小文 院士和“总是支持方舟子”的何祚庥院士，让他们二位鉴定你是否抄袭，你不至于连他们都信不过吧？如果他们二位敢签字画押认定你不是抄袭，我立即给SCIENCE杂志写信道歉，登报公开所有相关文章文件，同时从此退出学术界，如何？ 肖传国致全国媒体,学术界同仁和方舟子的公开信 贴于2006/06/12 16:39 （华中科技大学校友论坛） 诸位: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方舟子躲了初一躲十五，但终究逃脱不了法律的审判：肖传国起诉方舟子名誉侵权两案现已定于2006年6月21日开庭。我特此通告所有关心此案的媒体和学术界同仁，并诚挚地邀请、欢迎大家来武汉出庭。 方舟子在2005中科院院士最后一轮选举前利用其新语丝网站和国内部分不负责任的媒体组织了对我的大规模全方位的诬陷诽谤和人身攻击。我尽力约束了我的家人，朋友和学生们不上网反击，也谢绝了单位要组织正面报道以正视听的好意。这一者是我必须遵从科学院关于候选人不得利用媒体炒作的规定，但主要是我要亲自报仇雪恨。院士当不当事小，名誉人格事大。方舟子不仅无中生有造谣诽谤，毁我30年清白于一旦，还恶毒侮辱我和我的妻子, 污蔑我的老师，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建议你方舟子老老实实接受法律的审判和制裁。 作贼者心虚。方舟子已在不同场合供认了对武汉官司的“不乐观”，并已做好败诉的“心理准备”，但在法院尚未作出判决，甚至尚未开庭审理以前就开始嚷嚷“司法不公”，肆意贬损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庄严。方舟子你以为在国徽俯视下的中国法庭里可以像你在新语丝网站上那样信口雌黄，藏污纳垢，为所欲为？以为届时出庭的全国记者们的摄像机录音机特别是他们的眼和耳不会明辨是非？还扯什么地方保护主义，人脉关系。本教授回国10年，4年来在工程院和科学院各候选一回，迄今为止总共认识的院士才上十人，还主要是与我任首席科学家的国家973项目相关的神经科学家。报选院士这么重要的事我都不搞“人脉关系”，对付你方舟子区区一无业人员我还要“人脉关系”？笑话。事实和法律足已。 武汉法警根据民事诉讼法到北京现场送达传票是起诉方舟子的关键一步：抓到你方是民立案不容易啊！你起诉上海争鸣杂志时让新华社居委会证明: “方是民与其妻刘菊花从2002年一直居住在北京西城区佟麟阁路62号新华社大院11#楼810室”，但同时却对别人用那地址起诉你的法院传票一概退回不收，害得北京西城法院也不得不到搜狐访谈室向你现场送达传票，这算地方保护主义还是中央保护主义？你还说西安市法院也是地方保护主义，是不是一定要让贵府福建省云霄县公安局张局长办案才不是地方保护主义？你一向喜欢来两句“虽千万人吾往矣”，还标榜“有人说我象天龙八部里的乔峰”。象乔峰就象乔峰吧，反正他不知他亲爹是谁。你可千万别让人说你象只躲藏在老婆房间和裙子里不敢应战不敢亮剑不敢接法院传票的缩头乌龟。方舟子，为了避免更多的“地方保护主义”到处堵你送传票，为了象个男人，建议你公开确认你的法定地址。你敢吗？ 自知栽了就认栽。什么“学术的真假，新闻的真伪，不是法院能够判定的” –这种弱智垂死挣扎找场面的话也就你方舟子敢写, 也就和你关系特殊,狼狈为奸的北京科技报赵剑花之流敢登。你自己也知道你栽在哪里：（1）、本教授行医30年，做学问30年，虽非完人，基本无暇。（2）、本教授有恩必报，有仇必报，绝不会象其他院士教授，被你侮辱后端着身架不理你。我要治好一个病，最好的治疗只需一种，方案越多则效果越差；你要毁掉一个教授，攻击一点就够了，太多就假了。你对我的全方位诽谤，除表明你气急败坏和阴险歹毒，也说明你实在找不到真正的攻击点，但在法庭可都是真正的罪证。马上，你这伪法官会碰到真法官了，“证据”准备好了么？ 如果心慌发抖了，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不上法庭就能取得“完满”结果：你可以从你发表的数十篇攻击我的文章中，随你选多少篇，附上你的“证据”，一式二份，分送给邹承鲁院士和“总是支持方舟子”的何祚庥院士，如果他们二位一致同意任何一项指控属实，肖传国的确“造假”，我将毫无保留地同意他们的结论，将立即辞去中美所有教职，并在你赖以生存的北京科技报头版登整板广告向全国人民道歉，从此退出学术界，如何？（ 注意：不要用伪证去欺骗这两位老人，我已抓住过你一次了）顺便声明一下：我从不认识这两位院士。我对邹院士十分尊重，我对何院士的一些言行十分反感。但我相信他们不会说假话。 身正不怕影子斜，打铁先得本身硬。方舟子对我的攻击污蔑铺天盖地，也的确蒙骗了非常多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可就这么PK一下，不就立即灰飞烟灭？哪里需要逐条解释辩护？我忙啊。又不是自由职业者。同时，我也邀请、欢迎科技界同仁和全国媒体，特别是湖北媒体，逐条核查方舟子在其新语丝网站发表的对我的所有指控，查到一条属实，奖金五万。我自信你们会发现：方舟子纯属无中生有造谣诬陷，肖传国30年从没有任何有违学术道德的事，从没做任何有违医德的事。现在敢这样实实在在吹牛的人不多吧？这点把握还是有的。我自1997年遵原卫生部陈敏章部长和老师裘法祖教授安排回国工作至今，一直尽量回避媒体。除厌烦个别记者低俗外，主要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为医学科学，为病人贡献了什么，我知道我贡献的份量。做人做学问做到我这份上若还要靠媒体炒作加分，那不做也罢。这次诚邀媒体参与，绝非希望你们为我洗冤，而是期望大家以我这个案例为出发点，揭露方舟子是如何用文革手腕侮辱攻击勤勤恳恳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而努力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并还有一定市场的；深入探讨方舟子之类对构建和谐社会，法制社会的极大危害，以及如何从道德上，法制上防止方舟子之类对中国科技和学术发展造成更大的破坏；同时告诫一下极个别学术行为的确不端的人，不要让他们的愚蠢成为方舟子之类的资本并让它可挟此而任意践踏整个中国学术界的清誉。 既然PK，那我顺带把你方舟子抄袭科学杂志一事也PK一下？省得人人问你，你处处狡辩，累。不错，我是众多向美国著名杂志SCIENCE科学举报你抄袭者之一，而且由于我美国一流大学教授的身份，SCIENCE杂志主编和具体负责调查的J编辑主要和我联系、商量。由于我与主编和J编辑有约在先：不对第3方透露任何具体的经过和最后的结论，我一直信守承诺。我仍然必须信守承诺。当然，从那以后，SCIENCE杂志和你不再有来往是有目共睹的。这次韩国出了黄禹锡这样天大的假，科学杂志新闻加评论不断，却压根儿不提他们曾经专门报道过的你这从2000年就职业“打假”的“生化学家”，你还不明白吗？你当然是明白的，否则你哪里会近乎疯狂地的来报复，来打我这几乎无懈可击者的“假”？ 你要咬牙抵赖不是抄袭，我PK你把SCIENCE杂志2001年9月Greene的论文 (SCIENCE:2001年9月293卷，2105-2108页)，和刊有方舟子的文章的2001年10月4号南方周末也一起交给邹承鲁院士和“总是支持方舟子”的何祚庥院士，让他们二位鉴定你是否抄袭，你不至于连他们都信不过吧？如果他们二位敢签字画押认定你不是抄袭，我立即给SCIENCE杂志写信道歉，登报公开所有相关文章文件，同时从此退出学术界，如何？ 我每天面朝血肉背朝天的开刀救人，每晚在实验室夜以继日搞科研，的确是既高尚又积德的事，但是真TMD累呀。还是“用自己语言”写点科普文章，做些缺德的事轻松。但是，但是，但是。“万一”两位院士也认定你抄袭，怎么办？我相信至少“总是支持方舟子”的何祚庥院士不会对此沉默不语的。 本次诉讼仅涉及方舟子在北京科技报和搜狐网站对我的攻击。方舟子在其新语丝网站“立此存照”以其他笔名发表的对我更为恶毒的数十篇诬陷诽谤和人身攻击，我将逐条清算。害怕了？想躲到美国去？等着我。我在纽约大学保留部分教授职位过去主要为学术，现在主要为你方舟子。院士暂时不当，诺贝尔奖暂时不想，此仇不可不报。方舟子用宪法禁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等文化大革命的手段，对中国科学家尤其是以院士为代表的功勋卓著者打棍子，扣帽子，捕风捉影，匿名诬陷，无限上纲，蓄意摸黑，恶意人身攻击，把自己的名气和饭碗建立在毁人清誉上，令人发指！方舟子对我的诬陷诽谤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献身科学者不想当官，更难发财，最珍贵的就是自己的名誉。中国学者一向秉承“清者自清”的陋习，许多著名科学家更是不愿放下架子和无名鼠辈类较真，所以许多被方舟子恶意诽谤者要么不予理睬；要么由于方舟子游走在中美法律死角，连诉状都没地方投送而雪冤无门，于是才有了气愤之极而痛骂方舟子是“狗杂种”的于建嵘教授。可是，方舟子的好日子到头了：我有决心，有财力，有能力彻底揭露和严惩方舟子，不管他藏在中国，还是躲到美国。 方舟子, 在人格上我极度地鄙视你，在学术上我更是根本看不起你，在职业道德上...，Sorry，你没职业；但是在法律面前我会平等待你。法庭见？如果你敢出庭的话。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泌尿外科 肖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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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鴻飛老師對方舟子事件的評論
jiangjinsong 2010-10-23 08:48
摘自王鴻飛老師的圍脖： http://t.sina.com.cn/hongfeiwang 客观分析，学术管理部门很大程度上欢迎方舟子。他们希望评价研究人员，但学术界主要是同行评议，一般不下简单结论，管理部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能下简单结论。方舟子作为自愿的公共第三方，是管理部门制衡同行评价的砝码，但又对学术管理部门和学术界自主性有威胁，就成了三国演义，且是个危险的游戏。 蔣科學： 王鴻飛的分析有道理。方舟子是管理部門對付臭老九的一個工具。 http://t.sina.com.cn/hongfeiwang 公共是指其在公众中的影响。 // @心齋老蔣 :另外，你說方舟子作為自願的公共第三方，公共一詞似乎不准確，新語絲是個個人網站，完全體現其個人意志。 民间科学家王鸿飞 ：公共是指其在公众中的影响。 // @心齋老蔣 :另外，你說方舟子作為自願的公共第三方，公共一詞似乎不准確，新語絲是個個人網站，完全體現其個人意志。 http://t.sina.com.cn/hongfeiwang 方舟子自己也承认如果中国学术界能够自律，他自己的存在价值就没有这么大。但是，他代表的东西并不是促成学术界自律的力量，相反却是削弱学术界自律的东西。政府和学术管理部门主要关心自己的自主性，学术界的自主性是次要的。所以，当方舟子有利于增强他们对学术界的控制的时候，就得到支持； http://t.sina.com.cn/hongfeiwang 当方舟子威胁到政府和学术管理部门的权威的时候，就得不到相应支持。学术界也类似，当方舟子有利于学术界独立于管理部门的时候，就会得到支持；相反，当方舟子不利于学术界自主的时候，就普遍得不到支持。学术界的底层支持和反对方舟子的态度，也遵循同样的道理。这里面的博弈怎样玩下去，会很有意思 http://t.sina.com.cn/hongfeiwang 回复 @心齋老蔣 : 事实上方舟子之所以会有这么大影响，主要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学术界斗争中的工具。现在中国科学界不仅需要对方舟子这个非专业人士祛魅，还需要对邹承鲁这样的学界泰斗祛魅。当年老邹在斗争中大力鼓吹SCI，现在已是后患无穷。邹先生在学术问题上，并不是有远见的人。 http://t.sina.com.cn/hongfeiwang 这需要有人去做点考古学才能弄清楚。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那些斗争历史，我不大清楚。但是如果把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科学家想像成为单纯的具有科学头脑的人，显然是错误的。 // @心齋老蔣 :沒錯，我很奇怪，為何國內學術界如此神化鄒老先生？是不是有人爲了自己的利益需要神化他？我不瞭解內情。 回复 @心齋老蔣 :另外，方舟子也不可能是单纯的人。他要是单纯，纵使非常关注社会，也不会那么容易放弃专业和单纯的学术研究去做搅浑水的公共知识分子了。至少从俺自己是很清楚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的。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是空手套白狼，靠舆论吃饭的人。 http://t.sina.com.cn/hongfeiwang 波斯纳在《Public Intellectuals：A Study of Decline》中，讨论现在公共知识分子质量大不如前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早期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是客串的，而现在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成了一个混饭吃的职业了。在中国这种普遍缺乏专业精神的地方，就更是这样了。这其实是方舟子现象的社会基础。 http://t.sina.com.cn/hongfeiwang 所谓有红又专的要求，其实就是管理部门用来干涉学术界自主的最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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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邹承鲁先生的一篇文章想到的
cherrylu1960 2010-5-6 22:36
邹承鲁先生是我特别敬佩的科学家,也是我们九三老前辈,每逢想到他老先生在弥留之际,还关心着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心中的感动由然而生.邹先生不仅是中国生化泰斗,也是科学真理的卫士.他一贯坚持科学上的重大决策应该充分听取科学家的意见，反对用行政手段解决科学问题。他提倡自由探索，积累创新，立足国内，走向世界。关于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问题，他认为科学上的贡献只能靠从踏实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在科学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经过国内、外科学界反复的实践，才能逐渐取得国际的公认。他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建设和发展，对我国学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学会建设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我国生物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桃李满天下。直到弥留之际写完了他最后一篇文章研究生培养问题，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发表在《光明日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邹承鲁满腔热情地积极为国家科技政策和科学发展建言献策，为我国科学事业快速健康地发展呕心沥血。他曾先后40余次撰文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关于维护科学尊严，反对不正之风等问题的意见。他坚决拒绝论文署名搭车，坚决拒绝有偿宣传，决不接受不属于自己的荣誉。他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斗士，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科学家。 由于朋友有科技口的官员,耳濡目染,难免对中国科研项目的评审和管理体制产生关注.联想到前两年中央下拨四万个亿应对金融危机,以致三里河附近的国家发改委周边旅馆爆满,发改委每晚大楼灯火通明.每年科技部开始接受审报项目审报的时候,也是门槛被踏破的时候.众所周知的寻租运动,难免渗透到科研项目评审上.明着是建立了完善的专家评审体系,一切都是专家说了算,但谁都明白,这里面的可操作性有多大.回过头来看看震惊世人的汉芯事件,显然官员们并不想承担什么责任,因为项目是专家说了算,言外之意钱是专家给出去的,即使被骗,责任也应该由专家负.看样子,中国的专家们要注意呢.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专家,专家又受什么左右?中国的科研评审离得开政治吗?如今,邹承鲁先生已离开我们四年,中国的有关体制依然如故,可惜了一代科学英豪...... 有关的问题,邹先生在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中论述得很尖锐,现转载如下: 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 　　－－中长期规划将留下优秀遗产、还是错失良机 　　饶毅1 鲁白2 邹承鲁3 　　在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２日的中国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决 定制订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其简介见框一)，以指导今后１５到２０年的中国科 技发展。这既显示了政府对经济状况的信心、也强化了它相信科技对中国发展至 关重要的理念。 虽然中长期规划将对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辅以大量的新 增经费），我们认为：在迄今进行的中长期规划讨论中，中国科技体制最根本的 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考虑。目前中长期规划的中心是提出和挑选每 个经费额达数十到百亿人民币的大课题。我们认为，中国科技发展还有根本的体 制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科技管理目前仍然停留在人治阶段，社会和科技界的 人际政治在多个层面起重要或主导作用, 而科技的专业优劣在现有体系不能发挥 合适的作用。我们认为科技管理应该采用竞争优胜体制，即真正按照科技项 目的专业水平及其意义来进行竞争和选择，使优势课题胜出。政治领袖可以决定 或影响科技与国家和社会有关的全局层面，而其它层面要由各行业的专家评审项 目优秀与否来确定科技项目经费分配，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实践表明：建立可尽量减少问题的体制在中国是可行 的。比较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不难得出结论：科学经费从科技部转给自然科 学基金会就是一个可以较快地改善科学体制的方法。我们的讨论和建议是依据直 接参与中国科学研究和评审的经历，对中国和其它国家科研体制的切身了解和比 较，以及中国多年来发展趋势和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如果中长期规划只简单地增加科技经费，而不解决上述的根本体制问题，中 国将事倍功半。目前大课题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就说明不解决根本问题会导致中 国有些资源的相当浪费。大课题在形成、选择、今后管理和评估上的问题通常可 以追究到根本问题上。因为其资助课题强度大，中长期规划所带来的正负效应都 会比较深远。这里我们提出一些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以期促进进一步的建设性 讨论，增加中长期规划和其它类似努力成功的可能性。有些意见也许比较尖锐， 可能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作者中有1951年剑桥毕业后回国工作五十多年的、也有 过去十年部分时间参与一些中国工作的。我们写作本文的目的是诚挚地希望其内 容能对中国有益。 　　竞争优胜的科技体制：从行政和科技的分界开始 　　国家对科技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是科技经费的分配体制。中国目前体制仍然 是人治为主。这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历史传统、部分则是五十年前照搬苏联模式的 结果。政治和科技至少在三个方面关系严重错位。 　　第一，在国家层面，领导人有时被安排直接参与具体科技课题的选择。即使 在必需专业知识的时候，国家和（更常见的）部委领导人也参与选择科技课题。 这样的微观控制可以引入政治的或非专业的因素。 　第二，专家被推到方便于搞学术政治、但不方便专业评审的场合。科技界人 士不能发挥专业优势就会落入人际政治。中国高额的科技经费一般是部委（如科 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组织，含概面很广：从纳米技术到癌症研究。部委 使专家参与超越其专长范围的评审。比如化学家可以被邀请到一个20个人左右的 专家评审委员会，从一堆包括等离子物理到植物发育的申请中挑选资助课题。因 为整个委员会没有任何专家可以判断这些竞争课题的相对优势，专家的评估 也就很难依据于课题的专业优劣。这样，由部委组织的大课题评审，科技界的人 际政治就常常代替专业的标准。人际关系、政治结盟－－不管是科技界专业人士 之间的、还是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必然导致与科技价值无关的随意性。 　　第三，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有过度的权力。科技部的司局长、处长、甚至 一般处员对科技经费分配有相当大的权力，包括设立项目、选择评审专家、影响 评审讨论、个人邀人提申请。行政人员常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专家, 可以操纵或 影响决策过程。名义上的专业人员常无法提供专家意见，也助长行政人员的权力。 所以，中国科技人员一般很看重和科技部官员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关系对获得大 量经费起很重要的作用。 以上几方面综合造成的结果是，科技经费分配时政治和科技不分。当科技经 费分配机制错误时，就不能充分调动已经在中国的科技人士热心专业、他们的精 力就可能被分散到非专业事务上。中国新政府希望推进的招聘也受阻碍，因为可 能感兴趣的人难以有信心目前的体制能支持他们进行专业工作。如果人治科技的 体制不改，很难想象如何能避免浪费和贪污。 　　要从人治科技变到竞争优胜的体制，首先必须明确政治和科技的界限，分开 政治决定和科技专业决定。政科分离要从界定政治领导、专家、和行政人员 的作用开始。改善中国科技效率的改革有三个重要原则。虽然落实这三个原则需 要科技体制改革，这是目前中国已经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改革与中国目前的国家 政治体制还是一致的。其一，政治领袖可以依据社会需要，参考科技界领导及专 家意见，决定国家科技总体经费。政治领袖可以和科技领导及专家协商将总体经 费分成几大类。政治领袖只有在国家特别需要如国防和紧急情况下才过问具体课 题。其二，其它决定由各领域的专家来作，但专家评审委员会只评审专家们可以 理解其相对优势的竞争课题。其三，具体课题的选择必须由相应领域专家来作， 不能允许各个部门的行政人员控制和影响资助决定，而应该让他们回到服务的地 位。这些原则应该贯彻在变革后的体制中。 科技部改为总理科技办公室；专事政策和协调，经费管理转给已有的专门机 构 　　变革中国科技体制的一个当务之急是，应该认真考虑转变科技部的功能。目 前的科技部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科技进步，其存在方式使中国科技体制停留在计 划经济时代，是造成中国科技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科技部大体有两大功能：一 是统筹科技政策、科研规划，二是组织科研项目、分配科研资金。前一功能由新 的总理科技办公室更合适，而后一功能则可分到各专门部委。这样也提高效率， 节省国家管理层面的费用。 　　科技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有像中国这么大权力的科技部。多数没有科技部， 如美国、英国、日本。少数有这样名称的（如德国研究和教育部），并不像中国 科技部那样控制全国科技经费的主要部分、其行政人员更没有主宰权力。中国科 技人员数额少于美国、总经费远低于美国，很难理解为何需要一个独立的、规模 庞大的部，以更高的管理成本来管理更少的人员和经费。是因为中国的行政管理 人员水平高于美国的，从而更有资格来指导中国科技人员吗？我们认为这也 没有事实基础。是中国没有其它行之有效的经费管理机构所以必须依赖科技部吗？ 据我们所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是中国较有信誉、实际运作比较成功的经费管 理机构，和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机构也相近，是管理中国科学经费更合适的机构。 　科技部的诞生是五十年代老式苏联计划经济的产物。最初是苏联顾问建议中 国作科技规划，成立了科学和技术两个临时工作委员会，规划完成后在争议中成 为部级的国家科技委员会。力主保持这个经常机构的领导（如陈毅副总理）也是 要它在今后科技规划时起作用，并没有给予重要的日常运作。五、六十年代，科 技部并不管理中国科技经费。60年代它的规模实际上很小、以后曾消失。但是迄 今它已演化成一个控制大量科技经费的部门。 　　和其它部委不同的是，科技部没有明确的、可以评价的责任。粮食生产是农 业部的责任、卫生部要负责全国的医疗、科学院要产出国际上可以比较和评价的 研究发现以及国内有应用或者应用前景的成果。这些部委的工作成效都有一定检 验方法。而科技部没有可以检验的标准。国家经费下达到科技部后，如何应用经 费、其效果如何，它既没有上级检验、也没有下级压力。科技部没有下属实体， 经费分到全国科技机构，国家科技进步时，即使不是自己的原因，科技部也可以 归功于自己；落后或者成效不高时，科技部可以说自己不是直接运作机构，推托 责任给具体机构，这样一来，就无法严格评价科技部。所以，科技部各级行政人 员在管理项目上有很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 　　科技部下属的每个司局管理的面太广。所以常将完全不同的项目放在一起、 名义上是评审，实际是利于科技部中下级行政人员控制科技专家，进行社会 和学术政治交易。科技部各司局功能自我定义是组织和领导科技。这一居高临下 的基本思想，也体现在科技部的工作中。许多科技人士包括中国的精英 在科技部中下级官员面前都不能正常表达意见。科技部行政人员每过一段时间设 立新计划，其中相当多是行政人员的主观意识、而无需反映科技发展趋势和规律。 这就导致了中国科技人士围着行政人员的转。只要科技部继续管理大量经费，就 难以避免庸才继续影响或统治科技前沿人才。如果都有人建议还在海外的科学家 向科技部人员行贿、甚至出现行政人员直接向海外科学家索贿的行为，也就不难 想象行政人员对国内科研人员是如何对待的。这些都是因为行政人员享有过度权 力的缘故。 我们建议：将科技部迄今控制的科学经费分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这样有合 理体制的基金管理机构，和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而 科技部的技术经费则依据专业分到专门部委如农业部、卫生部、信息产业部等等。 这些专业部委可以更直接、有效地应用相应的经费和运作课题。目前，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会只评审小规模的课题，大课题由部委管理而缺乏严格评审。这造成了 中国熟知的问题：小钱大审，大钱小审。事实上，比较合理的是自然科学基金会 接管科技部的科学经费。自然科学基金不是不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是自然科学基 金在竞争、专业评审、利益冲突等方面都用了相对更好的规章制度，而且在实践 上也是中国目前最好的体制。可以说任何认真地观察过其工作的人，都不会否定 这样的客观结论：即使完全用目前的自然科学基金机制，也可以比科技部更合理 而有效地管理科学经费，管理成本将低于科技部。也就是说，现有的、行之有效 的机制可以立即替代科技部的科学经费分配功能。我们要说明，自然科学基金会 也是有需要改进的方面，但其大体结构已经是中国科学经费管理目前最有效的， 比较容易接管科技部的科学经费。这样的改变可以较快地牵动全国的研究机构和 大学，它们将注重研究的专业优劣、而不继续重视与科技部官员的人际关系：自 然科学基金评审过程中，虽然没有杜绝行政人员的影响，其影响要比科技部里面 的小。 　　改革后的总理科技办公室不直接控制大量科技经费，反而可以起现有所有科 技机构不能起的作用。虽然从官员管理经费的角度看，权力会减少很多。但是如 果从国家科技发展的利益来看，总理科技办公室可以发挥中国目前欠缺和急需的 作用：它可以比较不计私利地为总理提供科技咨询，可以为国家利益和科技发展 献计献策，可以真心制订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科技政策。如果需要的话，它还可以 制订措施监督和检验其它机构经费分配效率和应用效果。对于特别需要协调不同 部门的政策和项目，未来的总理科技办公室可以经总理授权进行跨部门的协调。 这样的协调是有限的，不需一个庞大的常设部委。 　　与科技有关的各个政府层面应该设立一系列顾问和咨询委员会或小组。由科 技专家组成的这些委员会提供建议，涉及科技政策、拨款和经费分配、新计划和 战略考虑等。 　　所有与科技经费分配有关的政府部门，需要建立严格的专业优势为基础的评 审体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已经在用的体制是可以供其它部门参照的一个模式。 　　中长期规划大课题：放大已有的问题 　　中长期规划要支持大科技课题，很快引起争论。本来科技发展到一定时候， 可以出现大小不同的课题。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大课题，而在于为什么有大课题、 是否经常有大课题、如何评审选择大课题、如何检验大课题的成效。在中国还没 有妥善解决体制问题的情况下，推出大课题在效果和方向上就不大容易令人满意。 科技发达国家也有大课题，但是起源不同、方式不同。比如美国的人类基因 组计划是科学家们提出、并经过争论后向政府提出，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时候 而提出的，不是政府说有科技经费、科学界就马上有大课题。平时，中国一些部 委也每过几年就设立一些计划，通常也是比较大的课题，这些计划多数是官员和 行政人员为主导想出来的。 　　中长期规划中有关大课题的形成和选择说明了目前科技管理的弊病。整个过 程中，都有科技部其它大课题的通病，只是在数量级上再放大了。课题的提出没 有竞争，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内部讨论形成。虽然让许多人开了 许多会，多数都是走过场、无实际效果。最后提出时没有真正竞争，而是科技界 少数人进行学术政治的结果。整个过场也被科技部的行政人员掌握，评审不依据 专业优劣做竞争和比较，决定业就缺乏充分的客观依据。 　　课题提出的方式由提议的量小（少于20）和每个课题经费的规模所决定了。 课题提议必然面很宽、让政治领导看来有社会意义。脱离了具体科技专业优劣， 很多课题都可以说出简单的社会意义，这样的比较没有深度。为了平衡各个领域 的利益，课题提议常将许多不同的小课题放在同一大旗底下，其过程不是真正的 科学创造力或者技术创新，而是描绘和包装。同样的做法过去常见于863、973等 计划，不过现在的中长期规划课题经费又高一、二个数量级了。这个做法将阻碍 真正依据科技优势竞争的体系形成。 　　大课题得到资助后如何评审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些课题由选择这些课题的 部委（多半是科技部）来评审，即使出现问题和错误，也不太可能被承认，因为 大经费应用失败会直接影响部委及其官员的政绩和可信性。此外，今天中国在某 领域有足够专长的人员数量不多。一个大课题就可以包括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 可以懂得该领域的人，这样就没有什么人能留在外面提供客观和有批评性的评审 了。中国专业人员都懂这一点，所以，当其课题被资助后，就没有很大的压力要 达到目的。 　　鉴于资助大课题的高度危险性，一个可能是将一部分大课题经费转移到其它 部门，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去。那些机构再到不同领域接受大、中、小型课题 提议，并进行竞争性评审。课题的大小要和各个研究领域需要相当，要避免专业 人员因为政府已经决定的经费规模来把课题成比例放大的趋向。 　　中长期规划的历史遗产：重要的选择 　　中长期规划及相关大课题的成败可能成为本届政府的重要遗产。这个遗产将 成为历史长期铭记的优秀遗产？还是将被认为错失良机、甚至造成浪费？这是一 个严肃的选择。 　　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和他同辈的领袖们，领导了1956年的国家科技发展规划， 其支持核武器和太空计划（两弹一星）的决策和成就一直为人赞誉。然而不 能忘记的是，虽然不像两弹一星那样容易向公众描述，56年的规划更重要的 贡献，也许在于科技总体经费的增加、科技院所的建立、大学及其新系科的设立。 在当时条件下，建立尽可能好的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的结构体系是周恩来等的功绩。 　　如果说，两弹一星等是周恩来一代的丰碑的话，有部分原因是当时有明 确的、中国急切需要的科技大课题。而目前，和其它多数和平时代一样，并没有 那样清楚的目标，可以简单地用几个大课题来解决。 　　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建立良好的科技体制，让中国国内优秀科技专业人才 发挥创造性，专心在他们的专业上作出成就，是比具体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 将来的历史也许会显示中长期规划的重要遗产不是确立具体的大课题，而是它对 中国科技体制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影响力。中国科技管理体制迄今远落后于 经济：在计划经济已实质变成竞争的市场经济后，如果科技管理还是计划时代的 产物，没有根本的变革，中国科技进步就被体制延缓 。 　　良好体制的确立，不是目前中国科技专业人员完全靠本身能做到的。如果新 一代领导人有长远眼光、能注重解决长期影响中国科技的根本问题，而不仅聚集 于具体大课题，那么，今后相当长期的中国科技进展都可以追溯到本届政府对科 技变革之功业。可以说，华盛顿的历史功绩不是他具体解决了某个大项目（如战 争积累的国债、对法国的谈判），而是他那一辈的政治家促成了国家长远体制的 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类比中国科技体制的变革。在有条件的时候，转 变了体制，是影响长远的历史功绩。如果让时机流失，将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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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差SCI
hongfei 2009-2-22 01:10
不差SCI 2009.02.21 过去麦当劳的广告语曾经是：what you get is what you want。 翻译成中文的一种可能是：上若好之，下必献之。 十几年前中国学术界是真缺SCI，经过多年的努力，根据统计其实中国现在已经是当之无愧的SCI大国，早就不差SCI了。 我前一段时间读学苑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的《邹承鲁杂文集》，读到1996年1月30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由邹承鲁先生执笔，卢嘉锡等3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署名的文章《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这篇文章中特别强调说： 一项工作是否重要决定于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要看国际科学界的反映。在这一方面，科学引文索引（SCI）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在1996年的《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文章上签名的这37名德高望重的院士是： 王业宁 王绶琯 甘子钊 田波 卢嘉锡 朱兆良 朱祖祥 刘健康 许根俊 李林 李方华 杨福愉 吴旻 吴文俊 吴阶平 何祚庥 邹承鲁 沈善炯 张新时 陈宜瑜 范海福 郝水 郝柏林 钮经义 郭可信 郭慕孙 唐孝威 涂光炽 黄维恒 梁栋才 梁静魁 梁植权 谢联辉 强伯勤 楼南泉 翟中和 薛杜普 1997年12月19日，邹先生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影响因子-衡量学术刊物水平的客观标准》的署名文章。文章的最后，邹先生写道： 我们不要轻信哪怕是权威科学家的个人看法，要认识国际科学发展真正的前沿并追踪其动态，我们还是应该坚持客观的科学指标，各种新出刊的科学期刊的影响因子反应了个学科领域科学研究的活跃程度，不失为是一个可靠的客观指标。 1999年3月25日邹先生又在《科学时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定量评价基础研究-评价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其中，邹先生明确地对当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辑出版的《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1998年卷）》提出了四点明确的希望和建议： 1. 增加SCI内容。 2. 把SCI期刊因子的大小分成高中低三区，是反映论文质量的一个有益尝试。 3. 关于学科差异和单位人数的考虑。 4. 关于使用累计因子的建议。 读过这些文章之后，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对中国科学界目前使用的SCI平价标准的来龙去脉有更多的了解。大家常常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可能就是国内科学界今天为大家所痛恨的所谓SCI评价标准，实际上并不是出自管理部门的发明，而是出自著名科学家的建议。当时邹先生和37位院士建议使用更为“客观”的基础研究评价标准，目的是为了避免科学评价中长官意志的行政干预和自我吹嘘现象。 在当时中国科学家SCI文章很少，还没有掌握如何钻SCI期刊空子发表SCI文章的情况下，这些建议的做法自然有其可取之处。这些政策建议的实施，也直接促进了中国科学家发表的SCI论文数量的大幅度提高。同时，这样的以发表SCI文章为中心评价体系也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分配和研究文化的导向带来了预想之外的令人诟病的后果，成为很多研究人员心中的痛。 现在的确是不差钱，不差人，也不差SCI。进步是明显的，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 现在中国大多数科研人员确实不差SCI。客观地讲学术界整体的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只是这些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比例远远低于SCI论文数量的提高以及科学研究经费投入增加的比例，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科学研究领域中最大的投入高产出低的国家。 我们常常把学术界的问题归咎于管理部门的政策，其实学术界的很多问题包括管理部门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自己。 这是我读邹先生文集时的一个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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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我选择结构生物学的一篇文章
热度 1 木木成林 2008-12-21 11:51
按：下文是邹先生1995年发表在基础科学上的一篇杂志。他在文中不仅描述了结构生物学的发展，也梳理了当时整个生命科学的发展状况。他认为 ，几乎每一个重要蛋白质高分辨率结构的测定，都从分子水平上阐明了一项基本生命现象。 我们对许多生命现象的分子基础还很不了解，这也提出了对结构生物学的需求。邹先生认为结构生物学将走向功能复合物及动态结构测定，这在今天仍然是有价值的建议。 结构生物学的时代已经开始 邹承鲁 过去一些年来，英国《自然》杂志每年l1月召开一次分子生物学国际学术会议，讨论生物学领域内这一最重要的学科一年来的最新动态。但是1993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主题为结构生物学，会上曾任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现为美国布兰代斯(Brandeis)大学教授的皮特斯科(Pelsk0)宣称结构生物学的时代已经开始。 结构生物学的迅速兴起和发展，使它在近年来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已经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并且毫无疑问地已成为生物学各前沿领域的基石。虽然结构生物学名称的提出已经有25年，但结构生物学时代的真正形成不过是近几年的事 突出的标志是多种新的国际性的结构生物学专业刊物的创刊。近四年来至少已经有五种新的结构生物学专业期刊，它们是：《J-Structural Biology》(1990)、《Currunt Opinions Structural Biology》(1991)、{MacroMolecular Structure 》(1991)、《Structure 》(1993)，以及由《Nature》1993年特别增加的《Structural Biology》专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几十年历史的《J．Structural 8iology》的几次更名 这份杂志创刊时的刊名是《J．UItrastructure》，主要发表用电子显微镜观察生物体结构的研究论文，后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成为生物学的主流，1972年更名为《J．Molecular Structure Resea rch》，1990年又改为现名。应该说该刊三次改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生物学发展的动向。除上述专业刊物外，另外一些重要的新刊物虽然不直接用结构生物学为名，但内容也是结构生物学的，如《Protein science》、《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St ructure and Dynam ics》、《Protein，Structure，Function and Genetics》等。结构生物学的内容从上述几种主要结构生物学期刊论文内容分析，大部分(约70 )是从蛋白质结构(主要是三维结构)分析阐明其生物学功能。如果说，生物大分子研究的主流5o年代从蛋白质转向核酸，那么现在可以说又从核酸转回蛋白质了。 《Current Biology》是1991年出版的介绍生物学领域内最新成就和观点的刊物。它分六个分支领域：细胞生物学(细胞骨架)、免疫学、神经生物学(信息机制)、生物技术、遗传与发育和结构生物学。值得注意的是六个最重要的分支学科已不包括分子生物学，但是不仅是遗传与发育，所有其他分支实际上都包含分子生物学的内容，并且都离不开结构生物学的影响。结构生物学分册目前包括下面十二个专题：蛋白质一核酸相互作用、折叠与结合、大分子组装、理论与模拟、核酸、序列与拓朴学、脂质膜蛋白、工程与设计、糖及多糖、生物方法、蛋白质、催化与调节。 由此，可以看出， 结构生物学是以生物大分子结构及其运动的测定为基础来阐明生命现象的科学。 它一直是分子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近年来才飞速发展成为分子生物学的前沿和主流；并且从当前发展趋势来看必将取代分子生物学的位置，成为整个生命科学的前沿和带头学科。 结构生物学与整个生命科学发展的关系 有人认为，如果前一段时间，生物学的特征是强调分析的话，当今应该是从分析重新走向综合的时代了。我认为，分析和综合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又是不可分割的。实际上，为彻底揭示生命活动本质的分析研究现在还远远没有完成使命， 我们对许许多多生命现象的分子基础还很不了解，因此对生命物质的结构分析，特别是分子乃至原子水平的分析和结构运动的分析，还须大大加强、深人和提高。 当然，在分析的基础上也要不断综合，去发现在高一级结构水平上的生命活动规律，但综合必需有结构基础。现在大分子组装体的结构与功能既是结构生物学的重要内容，也正是走向综合的重要的一步。 神经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所以出现今天这样蓬勃的生气盎然的局面，完全是因为注入了分子生物学这一新鲜血液。今后生物物理学的各个领域的研究也一定会因为共享结构生物学的最新成果而作出自己的新贡献。生物膜与细胞内跨膜信息传递，基因结构与基因调控，生物能的产生、传递和作用，神经网络的结构功能，直至感情、学习、记忆这种最高级的生命运动形式都需要，也只有结构生物学水平上的研究才可能最终阐明它们的本质。离子通道和神经递质受体结构研究已给神经生物学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作为现代生物学热点的神经生物学已经不是传统的神经生物学，而是建立在分子生物学，特别是结构生物学基础上的神经生物学了。 1．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一切生命活动，如生长、运动、呼吸、免疫、消化、光合作用，以及对外界环境变化的感觉并作出必要的反应等，都必须依靠蛋白质来实现。新陈代谢是生命活动的主要特征，而构成新陈代谢的所有化学变化都是在酶的催化之下进行的，除最近发现的极少数具有催化功能的核糖核酸以外，所有的酶都是蛋白质。 虽然遗传信息的携带者是核酸，但遗传信息的传递和表达不仅仍然是在酶的催化之下，并且也是在蛋白质的调节控制之下进行的。 每一个蛋白质都有它自己的一定的氨基酸序列和一定的空间结构 50年代中，胰岛素分子的氨基酸序列及二硫键连接方式的阐明，是蛋白质一级结构测定的开始 4O年来氨基酸序列被测定的蛋白质已有6万个。蛋白质分子，除有以氨基酸组成的并有一定顺序的肽链结构以外，还具有肽链在空间的卷曲折叠而形成的三维空间结构。第一个被测定空间结构的蛋白是肌红蛋白。只有处在特定的三维结构中的蛋白质分子才是能够发挥生物功能的活性蛋白。因此，即使肽链的氨基酸序列不变，只要空间结构被破坏，就会导致蛋白质功能的丧失。蛋白质在肽链保持完整条件下空间结构的破坏称为蛋白质的变性。这一概念是我国科学家吴宪在3O年代初根据他在国内的工作首先提出来的，长期来被国际上广泛接受。 预计在未来不太短的时间内，X射线晶体衍射仍然是蛋白质空间结构测定的主要方法。美国蛋白质数据库存人的结构，十年前是1Oo个左右，一年前则是1 500个，现在是2 500个，也就是说结构测定的速度已达到平均每天超过一个的水平。 几乎每一个重要蛋白质高分辨率结构的测定，都从分子水平上阐明了一项基本生命现象。 但是，这些结构已被测定的蛋白质，只不过是自然界数以百万计的蛋白质中的微不足道的部分。在结构研究领域内，近2O年来发展起来的二维核磁共振方法已经显示了它对蛋白质在溶液中的空间结构和运动状态方面研究的优势，现已解出了上百个较小蛋白质的结构，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还会为生物大分子空间结构测定带来又一次突破。 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研究，一直是蛋白质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过去最常用的方法是用化学方法修饰蛋白质的侧链基团，以观察对蛋白质生物活性的影响。现在，体外基因突变技术，特别是定点突变的发明，可以任意改变蛋白质分子中的氨基酸残基，以观察其对生物功能的影响。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蛋白质空间结构与其生物活性的关系，这是近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也是结构生物学的核心。我们新近的研究结果指出，空间结构对酶的功能至关重要，即使极其细微的扰乱也会导致酶活力的丧失。但是，蛋白质分子并不是一个刚性分子，它的空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不断运动之中，即使在晶体状态下运动也不停止。实际上，蛋白质的功能不仅与分子结构本身密切相关，而且必须依赖于结构的这种运动性能。酶分子活性部位的一定程度的柔性，亦即可运动性，正是酶充分发挥其催化功能所必需的。 经过多年的研究，遗传信息由DNA到RNA再到多肽链的合成过程已经基本清楚。 需要进一步搞清的问题是，这一过程是怎样得到调节控制的。 这不但是细胞发育分化的基础，也和生物体与各种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疾病的发生有密切关系。现在看来调节主要发生在转录阶段，通过某些特定蛋白质与DNA 的结合，从而控制信使RNA的合成。核小体中组蛋白与DNA的结合已被阐明；一些转录调节蛋白，如亮氨酸拉链蛋白与DNA 的结合方式也已得到高分辨率的结构；其他转录调节蛋白DNA复合物结构正在不断解出，这都将使转录调节在分子水平上得到阐明。另一个需要进一步搞清的问题是， 以一定氨基酸顺序排列的多肽链怎样折叠成有一定空间结构的蛋白质。 这是分子生物学中心法则目前还完全没有解决的两大问题。除实验研究外，从理论上，如何根据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预测蛋白质空间结构，也是一个受到广泛重视的研究方向。 与蛋白质相比，核酸的三维结构测定慢得多，主要是因为难以得到晶体。目前进入数据库的DNA结构尚不到200个，现在主要的兴趣在核酸与蛋白复合物的结构。但核酸一级结构测定已有突破，预计2005年，甚至更早一点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人基因组DNA全序列的测定。 2．膜结构是生物体的基本结构之一 除细胞的外周膜之外，细胞内还有多种功能各不相同的膜结构。膜主要由磷脂和蛋白质组成，代谢活动旺盛的膜，如线粒体膜，蛋白是主要成分；相反，如神经细胞的外周膜，则以磷脂为主要成分。由于磷脂是以甘油、脂肪酸酯和磷酸酯组成，因此既有脂溶性部分，也有水溶性部分。它在水溶液中的稳定结构是以脂溶性部分向内，水溶性部分向外的双层结构，这也是膜的基本结构。膜中的蛋白，有的完全结合在膜的表面；有的穿透整个膜的双层；有的部分在膜的内部，部分暴露在表面；还有一些镶嵌在膜的内部。此外，膜结构上有时还有少量的糖和RNA。现已知道，糖在细胞间的识别及信息传递中起重要作用，糖蛋白结构的重要性正在开始受到重视。可以说，糖是生物大分子领地上最后的一块刚开始开垦的神秘的土地。 许多极为重要的生命活动都与膜结构紧密相关。能量转换是生命活动的根本需要，无论是动物从食物的氧化中通过氧化磷酸化作用获得能量，还是植物从光能通过光合磷酸化作用取得能量，都是与膜，即线粒体膜和叶绿体膜的作用相关联。第一个捕光蛋白复合体结构已被解出，使我们对光能转换机制开始有所了解；最近解出的质子交换ATP酶的结构使能量转换机制的阐明又前进了一大步。也是因为膜蛋白结晶的困难，全面了解各种膜蛋白的结构和功能还需要一段艰巨的努力。为了完成一个完整细胞所有的复杂功能，细胞内部有多种以膜包围而与细胞浆相对隔离的小体，即细胞器。每一种细胞器都有其相对独立的、特定的功能。例如，细胞核含有担负遗传功能的染色体，它为核膜所包围，以保持染色体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溶酶体含有多种水解酶，仅在特定情况下发挥其功能，如果不被膜结构保护，将会无控制地破坏细胞的蛋白质等重要物质而导致细胞死亡。 近年来对于膜研究的极大重视，主要是来自细胞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由于膜外层的亲水和内层的疏水性质，一般物质是不能自由通过细胞膜的，这就保护了细胞内部环境的相对稳定性，尽管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细胞活动不会受过多的影响。但是，细胞又需要不断与外部环境进行相互作用。对单细胞生物，必须通过其外周膜，有选择地吸取外界的营养物质，排斥外界的有害物质使其不能进入细胞内，还要通过外周膜接受外界传来的信息，调整自己的生命活动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对多细胞的高等生物而言，除上述各种活动外，还有细胞间的物质交换和信息传递。这些重要的生命活动，都要通过外周膜上的蛋白质(其中不少是糖蛋白)才能进行。细胞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领域内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和膜一蛋白体系有密切关系。 3．从分子水平和结构与功能角度认识细胞内外和细胞间的信息传递 细胞的信息传递是通过细胞表面的一类被称为受体的蛋白进行的。现在知道，激素、神经递质、细胞生长因子和分化因子，以及某些药物等，都首先通过它们与细胞表面的特异受体蛋白结合，然后通过结合所引起的一系列的变化，把信息传递到细胞内部，最终造成细胞对信息的反应。动物的感知行为也必须通过受体才能实现。受体蛋白的空间结构测定也面临通道蛋白同样的困难，但由cDNA序列推断的氨基酸序列也已经对受体作用，因而对激素作用、神经传导和细胞间信息传递等取得了不少宝贵的资料。现在知道信息传递有多条途径，其中G 蛋白的研究成果获1994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这种蛋白在得到受体的信息后能与鸟三磷(GTP)结合，因此称为G 蛋白，然后通过不同的第二信使把信息传递到细胞内。它是细胞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因此G 蛋白在细胞生长调节等方面有重要作用。癌细胞生长失调也与此有关。癌基因ros所编码的蛋白质也是一种G 蛋白。 细胞学的基本知识早就告诉我们，所有细胞的分裂都有一个周期。直到现在，我们才从分子水平认识到细胞是如何控制其分裂周期的。一种可以称之为周期蛋白的物质在细胞内的浓度发生着周期性的变化，它的不断合成使其浓度不断增加，在细胞分裂之前达到高峰。周期蛋白活化了细胞内的蛋白激酶，后者活力的升高所引起的一系列化学变化会最终导致细胞分裂。在细胞分裂时，周期蛋白则迅速被水解，浓度下降；在子细胞中周期蛋白又重新合成并积累，这样开始下一个周期。控制这个周期的分子机制，在从酵母到人的细胞中是完全一致的，说明生命活动在分子水平上的高度一致性。周期蛋白结构的解出必将使我们对细胞分裂有更深人的认识。 一个单一的受精卵细胞怎样在发育过程中逐渐分化成为一个由千千万万不同类型和不同功能的细胞组成的成熟个体，一直是细胞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发育生物学的中心内容。现在知道细胞的分化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是在一类决定细胞分化信息的由基因编码的蛋白质的控制之下的。例 如，编码控制果蝇复眼细胞分化的有关蛋白的基因已被分离，DNA序列测定的结果表明，它和癌基因有类似的特点，它所编码的蛋白质是一个膜蛋白，与某些生长因子受体结构相似，很可能具有酪氨酸蛋白激酶的活性。细胞发育分化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是基因调控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而如前所述基因调控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基础仍然是结构生物学。 在神经生物学领域中，神经细胞中信息的存储和组织以及神经细胞间信息传递的研究，现在都已进入了分子水平。以电生理学而言，脑组织中的电流活动与膜的离子通道密切相关。即使是象钠离子那样的普通物质，也必须通过跨膜的、有一定结构的钠离子通道蛋白才能出入细胞。通道蛋白大体上可分为配体控制(如乙酰胆碱受体)和电压控制(如钠离子通道蛋白)两大类，它们都具有特定的专一性。因此钾、钠离子出人细胞各有其自己的特有的通道蛋白，二者不能通用。钠离子虽然较小，却不能利用钾离子通道。这是因为钾离子与其通道蛋白配位结合后引起通道蛋白空间结构的变化造成钾离子的通过，而钠离子正因为太小，配位结合后不足以引起通道蛋白的空间结构变化，所以反而不能通过。这两种离子通道蛋白的氨基酸序列现已清楚．但由于膜蛋白结晶的特殊困难，空间结构尚未解出。其他不少通道蛋白的编码基因DNA序列，以及由此得到的蛋白序列已经测定，在膜上的结构与其作为离子通道的功能关系也已有一定了解。 动物一般有极强的感觉能力，这是动物生存所不可缺少的，也是神经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某些动物感知气味的灵敏度可高达l0-12 ，并能分辨化学物质的光学异构体。现在这些现象已经从分子水平开始得到阐明。视觉、味觉和嗅觉等都有自己的受体，这些受体也都是蛋白质。这些受体蛋白质不但有极高的专一性．并且以极高的亲和力与配体结合，这就是生物体感觉的分辨力和灵敏度的分子结构基础。 大脑的研究也许是神经生物学领域中最复杂的问题了。思维、感情、学习、记忆都是大脑的活动，不少人认为它将是21世纪最活跃的研究领域，现在也已开始进人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范围。我相信2l世纪大脑研究将有突破性的进展，并且最主要的进展必将从分子水平上取得。人的大脑可能含有10010 个突触接点，其物质基础仍然离不开受体蛋白。正是这些突触接点的连接组织方式决定了人脑的活动。记忆的基础可能与突触接点连接组织方式的改变有关，某些蛋白质的磷酸化能对突触接点的加强或减弱起调节作用，从而影响突触的连接组织方式。 虽然膜蛋白的重要性如上所述已毋庸置疑，但膜蛋白的结构测定，仍然远远落后于一般蛋白质的结构测定，在已知结构的2 478个蛋白质中仅有6个膜蛋白。无疑，膜蛋白结构测定的突破一定会给整个生物学的前进开辟全新的广阔领域。 结构生物学的新目标 如果说空间结构测定已经有40年的历史，那么 今天的结构生物学已经完全超越单纯空间结构测定的本身，而是直接瞄准待测结构的生物大分子的功能，储准那些与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物大分子复合物的结构， 如酶与底物(DNA 聚合酶一DNA)、酶与抑制剂 、激素与受体(人生长激素与其受体)、抗原与抗体(流感病毒神经氨酶一单克隆抗体)、DNA 与其结合蛋白(Lambda阻抑蛋白与操纵子．TATA box与其结合蛋白)等。进一步的目标又提高到由许多生物大分子组成的极其复杂的大分子组装体的结构(macromolecular assembly)，如组成细胞骨架的微管系统(microtubules)、病毒与抗体复合物、由200多种不同的蛋白质组成的细菌鞭毛(flagel Jo)、含有lO0多种蛋白的细胞核膜孔、由组蛋白和DNA组成的核小体、由6O个不同的蛋白质分子和3条RNA链组成的分子量高达230万的核糖体等。其中核糖体大亚基的分析已达2．9埃分辨率，是当前X射线晶体结构分析的一个突破。如果说早期如溶菌酶与其抑制剂(NAG)3复合物结构分析为揭示酶的作用机制 提供了重要信息，随后紫菌光合作用中心三维结构的解析又为阐明光合作用机理以及膜蛋白的空间结构分析铺设了道路，那么现在DNA 聚合酶一DNA、人生长激素与其受体、TATA box与其结合蛋白、核小体、核糖体等复合物结构的阐明则为DNA复制、激素作用、基因调控、遗传信息转录翻译和光合作用等重要生命活动的分子机理又提供了关键的信息。今后对生物大分子发挥生物功能认识上的突破还要依赖于这些相互作用的大分子复合物的结构细节的阐明。 结构生物学的另一特点是 不再满足于静态结构的测定，而追求与生物大分子发挥生物功能相伴随的动态的结构的变化 。生物大分子及其复合体的结构不是刚性的，而是有柔性的，存在着在不同层次的不同自由度的运动，它们是生物大分子发挥生物功能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生物大分子发挥功能的过程就是和其他分子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构像变化的过程．因此生命的结构必然是运动的结构，结构分析也必须分析结构的运动。X射线晶体结构分析正努力在第四维时间坐标上跟踪、分辨和描述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变化．即所谓四维结构测定。由于同步辐射所提供的X射线光源可以达到很高强度．因而可以在以秒计的时间范围收集一套完整的衍射数据，使得在以秒计的时间范围内的结构动态测定成为可能。但X射线分析毕竟受收集衍射数据所需时间的限制，目前核磁共振(NMR)方法应该还是测定生物大分子动态结构的最佳手段；尤其在蛋白质折叠的研究中，NMR是当前捕捉和鉴定折叠中间物的产生、结构和演变最有效的手段，但是它所能测定的蛋白质的分子量目前还只在2～ 3万道尔顿的水平。 当今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生物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等姐妹学科之间现在已经不能划出明确的界线，也已经不存在什么纯粹的生物物理学、纯粹的分子生物学、纯粹的生物化学等。 生命科学的每一分枝无一不在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概念和技术，并且无一不在逐步走向结构生物学， 而分子生物学和结构生物学诞生本身又是得益于物理学的成就。再举一个例子，看看国际上是如何看待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的关系的。在l993年布达佩斯国际生物物理学大会的五个大会报告中四个是关于蛋白质结构研究的，唯一的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非蛋白质的大会报告，是El本大阪SANGYO 大学信息系统工程系的义泽(Yoshizawc1)教授作的颜色视觉分子基础，显然这是神经生物学的内容，但它的基本实验是测定鸡的各种视锥色素蛋白和壁虎的两种视觉色素蛋白的氨基酸序列，结果发现后者是视锥色素蛋白。他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视觉色素蛋白的系统发育进化树，阐明了视锥色素蛋白要比视杆色素蛋白(rhodopsin)进化更早，说明颜色视觉和光视觉要比微光视觉更早。他还根据氨基酸序列计算的电荷，推测进化过程中由于酸性氨基酸取代了碱性氨基酸而发生视锥色素蛋白向视杆色素蛋白的转变。比较鸡的视锥色素蛋白和视杆色素蛋白的漂白过程发现后者的中间物Ⅱ的寿命较长，从而解释了为什么视杆色素蛋白对光有较高的敏感性。这个由信息系统工程系的科学家做的有关视觉机理的研究，是建立在蛋白质分子结构基础上的，其工作内容，蛋白质的序列分析，似乎完全应该归类于生物化学范畴，却恰恰被国际生物物理大会认为是近三年来生物物理学领域内最优秀的成果之一而选作大会报告。 今天，生命科学家的任务是要运用人类所有的对自然，特别是对生命的知识和认识，运用人类已经掌握的全部技术来研究生命，而不能只固守在自己已经习惯的一小块领地上，只遵循自己一贯的概念，只用自己熟悉的方法进行工作，那是不能进步的，也不能为科学发展做出贡献。我国生物学家也只有适应国际潮流，与其他姐妹学科相互渗透携手前进才能向新的高度进军。 建立结构生物学研究中心刻不容缓 在不久前举行的以结构生物学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香山会议上，到会专家一致呼吁刻不容缓地在中国建立结构生物学研究中心。 1953年分子生物学时代开始，60年代突飞猛进，可是我国不但没有立即作出反应，十年动乱期间反而对这一新兴学科进行了违反科学的批判。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一些科学家的呼吁，才逐渐对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给以一定的重视，但直到1987年才在上海生物化学所建立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际上从1953到1987的3o余年间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不仅造成了我国在这一重要基础研究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也是我国当前生物高新技术产业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 与1953年我国的分子生物学水平相比，我国当前在结构生物学上应该说已有相当基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蛋白质晶体结构分析、溶液构像变化与生物活性关系以及膜蛋白等方面已经做出了一批较高水平的成果，曾多次被重要国际会议邀请做大会报告或特邀报告，并被邀请在国际核心刊物上撰写有关领域的综述性论文，因此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声誉。另外，在电子显微镜、隧道电子显微镜、各种光谱技术等方面我国也有相当好的实验室。 现在国际上结构生物学的新时代开始还不太久，应该认真吸取我国在l953年对待分子生物学的惨痛教训，从速以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核心，组织国内各单位高水平的研究课题，给以足够强度的投资，建立跨单位的结构生物学研究中心。这样我们才可能保持我国在某些领域内的国际先进地位，并且经过努力，建成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研究中心。由于结构生物学对生命科学的全面影响，它也必将推动我国生命科学的全面发展。可以预见，在今后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结构生物学必然会出现像当年分子生物学一样的辉煌。希望那个时候，全人类共享的成果中也有中国科学家贡献的光和热。 (责任编辑蔡德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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