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

标签: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江晓原刘兵教授书评拙作《中国生态环境危急》: 蒋高明 2014-2-15 22:05; 保护环境：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读《中国生态环境危急》 □　江晓原　　■　刘　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f2bc80102e6gs.html 　　□　讲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书，其实并不多见。现在蒋高明教授的这本专著，我认为应该是近年国内这方面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本。　　我想先指出一点：作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蒋高明教授是具有合格的专业背景的。考虑到有些人些经常要质疑别人发言的“资格”、又总是在西南水电开发或转基因食品等问题上站在环保人士对立面，指出这一点或许并非毫无意义。　　前些时候，因为日本福岛核电站的辐射泄漏污染问题，媒体在采访时问我：为何在书店很少找得到关于核辐射、核电站泄漏危害等方面的科普书（后来当然有不少出版社一拥而上炮制出许多“急就章”来）？我告诉他们，这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认为这类书籍不在“科普”的范畴之内——“科普”就是要对科学技术歌颂赞美。切尔诺贝利通常不是“科普”的话题，它只是“环保”的话题——即使在这样的话题中，也要大讲核电站如何“清洁”、“高效”、“无污染”等等。　　与上述情形相仿，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也向来只是“环保”的话题。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环保人士”与科学主义的对立和冲突，可能是最为明显的。前些年那场关于要不要“敬畏自然”的争论，就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对立和冲突。现在我们从《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一书中可以看出，这些年来，不敬畏自然的人仍然大占上风。 ■　我知道，在我们这里，有关环保的许多话题，特别是关于环保方面有关“问题”的话题，经常是非常敏感的。本书虽然所依据的主要资料来源基本上是公开发表的材料，但综合写成一本比较全面的总结，就像作序者田松所言，仍然令人“感到震撼”！　如果就“科普”来说，环保方面的话题经常处于一种比较例外，也内在地具有矛盾和冲突的境地。一方面，就像你所说的，传统中的科普通常是要对科学技术歌颂赞美，这主要体现在传统的环保科普特别关注那些具体的环保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从一些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社会、政策和文化研究中得出的结果，即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带来的环境问题，却恰恰因为超出了传统科普的范畴，因而很少被提及。所以我们绝对可以说，蒋高明这样令人震撼的著作，才恰恰是目前环保科普中最为缺少也最为迫切需要的作品。　　□　本书虽然基本上没有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危急状况开出什么药方来，但全面揭示出问题之严重，揭示出我们所面临的局面之危险，就已经是对当下社会的一项重要贡献了。这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现在国内对环境问题忧心如焚的人士固然有不少，但另一种声音却也不时能够听到，诸如“中国的环境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许多问题发达国家也同样有”、“毕竟还是发展更为重要”等等。你觉得《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能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上述观点的有力反驳？　■　我认为无论从《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这本书的书名，还是从书中内容所反映出的作者的立场，都是对否认中国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观点的有力反驳。　这本书中的一些分析，也更让人明白我们现在之所以会面临这种危急的背后原因。例如，在政策与实践基础方面的，关于现在主流认识上的“GDP崇拜”；在法律与规章的操作层面上，之所以企业会不怕处罚而公然违法排污的得失分析等等。其中，对于在传统中对科学技术的应用甚少的少数民族在传统生活方式的价值的赞美，则体现出一种与只有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并实现“现代化”才是发展目标的强烈对比，而这当然也是与主流的发展观相悖的，这不仅是一种非主流的发展观，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重新认定。　作者蒋高明除了你在开头部分强调的专业背景，并相应地从事有关研究工作，他还身体力行地具体进行生态农业的实践活动，并在其中得出了许多重要结论，诸如有机的生态农业与现代化农业相比的实践可行性和优越性，这也是对于以往人们无条件地作为科学技术之正面作用面赞颂的的农业绿色革命的某种否定。随着现代化和科学技术在农业中越来越多的应用，所带来的，恰恰是一种与传统农业相比更不健康的环境！　　□　以前在传统“科普”书中经常被赞美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即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农业薄膜的所谓“现代化农业”（工业化农业），在本书中被揭露出了狰狞的本来面目。现在中国每年有约50万吨废弃的农业薄膜残留在土壤中，而使用的化肥是40年前的55倍，作者估计，中国每生产9斤粮食就要消耗1斤化肥。这些化肥最终都进入了土壤、空气和水中，所以现在中国人不仅要“吃”化肥，而且要“喝”化肥，这就是农业“第一次绿色革命”带来的苦果。作者愤然质问：“难道当代中国所谓的农业科学家不感到羞愧吗？” 　　可是在我们日常看到的关于“农业革命”的所谓“科普”作品中，农业“第一次绿色革命”仍然是被讴歌的对象——这些鹦鹉学舌的作品当然也不会忘记接着憧憬所谓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比如以现在网上最容易查到信息为例：“百度百科”的“绿色革命”条目，就是这种传统“科普”的典型样本。面对这种“科普”，总是不免让人联想到哈耶克那本名著的书名——《科学的反革命》！　■　你所说的这些，确实正是现实中最为迫切需要的“科普”，而这又涉及到我们一直在说的科学主义问题。不过，中国科普领域中那些坚定的科学主义者们，在一方面宣传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好处的同时，自己也不会不吃不喝，而在这种意义上，他们也同样无法逃脱“身受其害”的命运，而在某种程度上，自己的鼓吹，不也在某处意义上成为让自己更为受害的“帮凶”吗？　最后，我们可引此书封底罗伯特·肯尼迪的一段文字作为总结：“国内生产总值（GDP），并没有考虑我们孩子的健康、教育质量或者游戏的快乐；它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也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公务员的廉正；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智慧，也没有衡量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尽管它衡量一切，却并不包括那些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另一些同样也十分重要的东西。” 　这才真正是为了我们当下的利益和人类的长远利益而需要的环保科普观点！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蒋高明著，海南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定价：32元; 个人分类: 环保呐喊|3280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学时报读书版评论《极化的发展》和《中国生态环境危急》: 热度 1 蒋高明 2011-8-6 22:09; 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我们需要从进步的蒙昧主义、科学的蒙昧主义、发展的蒙昧主义中解脱出来，树立独立的思想。——周立《极化的发展》，周立著，海南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定价：28.00元《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蒋高明著，海南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定价：32.00元。我们再也不能为GDP崇拜继续干那些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傻事了。——蒋高明《中国生态环境危急》宣传海报麦苗/设计莫非/摄影近期，海南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天下士”丛书率先推出了《极化的发展》和《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两部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当下中国14亿人口的生存现状，同时抛出了有关“财富”和“生存”的问题：我们忙忙碌碌、奋不顾身地追求财富，究竟是为了什么？现在所追求的财富是否正在危害着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现在我们是否应该抛弃财富，而更多思考如何还后人一片净土？科学时报记者杨新美抱着能为所有关心中国和世界的有识之士提供一个交流园地和信息库藏的理念，海南出版社希望通过“天下士”丛书让所有有代表性的观念在丛书中得到反映或经受考验，并期待该丛书能够成为所有关心人类福祉和文明命运的思想家、战略专家的真正朋友和精神家园。截至目前，“天下士”丛书在海南出版社的努力下，前后出版了《极化的发展》和《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两书。天下士忧国民书真言同是归属于“天下士”丛书，两本书的市场反馈却大相径庭：《极化的发展》迄今为止只印了一次共几千册，而《中国生态环境危急》在面世不久后就已经开始加印了。尽管如此，丛书策划编辑能昀却说，其实“这两本书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书”，其内容都非常有深度，只是各自侧重不同，风采不同而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所撰写的《极化的发展》一书，主要从农业角度，用经济学剖析了当前以石油资源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的弊端，并且指出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农业文明也必将遭到严重的破坏甚至灭亡。而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所撰写的《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一书，则罗列出了近三十年中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出现的急速倒退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儿童出生缺陷、癌症村蔓延、土壤水资源污染、垃圾围城、沙尘暴肆虐、空气污浊不堪等问题。这两部书虽然侧重角度不同，一本是谈及农业发展问题，一本是谈及生态环境问题，但其中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将两本书结合起来阅读时，能很快从一些“谜团”中理出因果。如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中看到蒋高明所写的“吃化肥和添加剂的时代”后，对农民为何要使用害人害己的农药、化肥的问题疑惑不解时，周立的一篇“当粮食遭遇发展主义时代”却为我们给出了农民无奈之举的各种原因；在《极化的发展》中看到“生存系统价值分配的倒金字塔”图示不明白时，蒋高明书中的一个个真实案例恰好解释了这个图示；在面对三聚氰胺事件时，周立还用经济学给出了阐释，处于中间商的商家，因为最具有市场力，所以对上骗，对下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充自己的利益。翻阅两书，能清晰感受到两位作者迥然不同的写作风格。《极化的发展》以事例引出问题，对其进行剖析、论证，更多地跟随作者周立跳跃的思维去拨开“发展”的迷雾，看清人类向前迈进的荆棘；而蒋高明似乎更多的是集中列出一个个事件，给我们展示出中国大地山河的一幅幅画面，给我们留下了“课后题”，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寻找答案。 “周立的书从一个或几个点切入，对于粮食、农村发展进行了具体、详尽的剖析；而蒋高明的书则是搭建整体框架，对中国生态环境进行立体式的、全景式的鸟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田松说，这两种看问题的方式都很重要，因为以往可能没有人做过这些事情。 “蒋高明写这本书既有环保人士的情怀，又有专业人士的理解和知识”，“作为经济学家，周立能从人、生态去思考，在当今实在很难得”，“要写出这样的书不容易啊，中国应该有更多的科学家、知识分子来写出真实”……在采访阅读过这套书的学者们时，几乎都能听到这类评价。的确，作者写这两本书都是非常艰辛的，为了收集数据、资料、分析、写书花费了多年时间；其次，因为其中涉及当下极具争议的问题，如食品安全、转基因、水电站建设、环境污染等问题，写书、出书都如履薄冰。尽管每一步走得都很艰难，但是他们不害怕，也不忐忑，其中每一个数据都是真实的，来自以前的新闻报道或是环保局所提供的数据，他们只是在用事实说话。支撑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是，他们都有忧国忧民的心，并将想法付诸实践，鼓起勇气说出实话。国在山河破在萨顶顶那首《万物生》中文版的歌中有着这样几句传唱着：从前冬天冷呀夏天雨呀水呀你说那时屋后面有白茫茫茫雪呀两条鱼儿穿过海一样咸的喝河水…… 而歌词之中的万物之美如今在中国或许已难以觅得踪迹了。这不是在危言耸听，不是在耸人听闻。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里，蒋高明用文字描绘的一幅幅“素描”，我们的大地已经满目疮痍、奄奄一息：森林衰退、草原退化、近海赤潮、江河污染、湿地萎缩、山体滑坡、地表下陷。不夸张地说，整个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真正到了“国在山河破”的危急关头！以几个案例说明当下问题的“急”迫：水资源告急最近的渤海漏油事件或许会让我们联想起另一起事件——2009年的2月20日，江苏省盐城市由于城西水厂原水受酚类化合物污染，导致市区大面积断水，带来了20万人的饮水问题。 “过去在江河湖泊里捧起水就喝，如今是不可能了。”蒋高明说，过去几年来，平均每两三天便发生一起与水有关的污染事故。中国水污染到了集中爆发期，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饮水安全。“目前，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约6300多万人饮用高氟水，200万人饮用苦咸水，1.9亿人饮用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水。” 垃圾焚烧的困惑今年5月，《南方都市报》连续报道的珠三角“垃圾围城”，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甚至分析说，垃圾围城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解决垃圾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节能减排。而蒋高明说，实际上首都北京也难逃“垃圾围城”。在北京周边有近500多座垃圾场、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厂，其中有的甚至离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居住区、村庄、住宅小区仅相隔1～2公里。 “而在处理垃圾问题中，现在较为严峻、较为隐蔽的问题是——垃圾不分类就进行处理。”蒋高明说。以广东为例。10年前，广东的确出现了第一批分类垃圾桶，可到2009年广州原先的双色分类垃圾桶却悄悄退场，统一回收垃圾桶重新回到街头。蒋高明解释说，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居民辛辛苦苦分类的垃圾，最终被环卫工人混在一起，令居民寒心了。蒋高明说：“垃圾中有一部分是化学家发明技术的成果，这些物质一旦合成，则很难降解。加之垃圾不进行分类处理，随意混为一体焚烧，会产生很多有危害的气体，也是很危险的事情。” 谁来为“盘中餐”保驾护航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等化工名词一遍遍地敲响了食品安全的警钟。而除去这些，蒋高明说，还有好多是被我们消费者熟知却忽视的，如蔬菜上的残留农药，“动物速成班”将鸡鸭鹅等禽类的生命周期缩短。蒋高明提出了疑问，“现在暴露出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依靠媒体‘穷追猛打’后才发现的，除此之外，谁还能为我们的‘盘中餐’保驾护航？” “我们总是幻想整体是好的，但当我们把这些例子都拿出来时，会发现，这不是一个个案，也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普遍现象。”田松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明，已经遭遇到了全方位的生态问题。问题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似乎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而且越来越严重。”而蒋高明的这本书直接说明了环境危急已经到达临界点了，再不注意的话，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崇拜GDP 迷信进步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美丽山河变成今天这幅“落魄”的模样？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喝不到干净的水、吃不到安全的食物？究竟为什么我们的GDP增长了，环境却污染了？蒋高明认为，中国生态环境危急的根源之一就是长期以来我们采用单一的指标，即国民生产总值（GDP）来统领经济与社会发展事务，盲目崇拜GDP。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开篇，他就以“跑马圈水”的水电开发、儿童出生缺陷、中国的癌症村等触目惊心的案例，对此结论进行了剖析、论证。 1968年，美国总统罗伯特·肯尼迪曾说：“GDP并没有考虑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智慧，也没有衡量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那些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和另外一些同样也十分重要的东西。”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蒋劲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算了个账并给出了类似的结论：目前我国有一些政策是GDP指标的需求，而没有考虑到环境会受到破坏，没有考虑到人们的生活质量会下降。例如在一个地方建造了一个造纸厂，也许GDP很快就上去了，但排放出的污染物却对生态环境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导致了当地的居民患上癌症等疾病，如此一来挣得钱根本不足以抵消对环境的破坏和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影响。 “这些影响在GDP上并没有得到充分反映。”他说，所以今天GDP成为考核官员的一个方法，实际上就是在鼓励这些官员急功近利地以破坏环境、影响民生的方式制造表面上的富裕，而人们的生活却更糟糕了。除了GDP这个导火索外，在周立看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迷信进步，发展正在走向极化。“因为对进步的迷信，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即维持发展，这样本身就是反科学的。”他说，因为正常平衡的社会是一个有负反馈的系统，是一个一个有制衡机制、纠错机制的系统。在西方国家制衡机制主要依靠三个方面——自律、他律（法律、法规）和神律（宗教或是信仰）。在这种极化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负反馈系统只有他律一支“腿”来使其稳固，这使局面失衡。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一书中，田松在所写序言——“最后时刻的呼喊”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什么叫进步？这样的生活进步了吗？什么是发展？这就是发展吗？” 而对此问题，蒋高明在书中回答道，“当老百姓失去清洁的饮用水，呼吸着污浊的空气，连生命安全都岌岌可危时，GDP增长、工业产值的飙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发展的确是硬道理，但是如果发展破坏了生存环境，那就没有道理了。中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不能再继续以牺牲环境和健康换美元了，否则，我们就是对子孙后代犯罪”。还“青山绿山”之路 “盲目发展经济、追求财富、牺牲环境的做法是得不偿失的”，“有钱人的‘金山银山’不如老百姓‘青山绿山’”。这是蒋高明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中反复强调的。时下，我们是否能刹住破坏生态环境的“车”？又该如何找回这“青山绿山”？ “当务之急是调整发展思路。”蒋高明说。中共中央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这是一个重大创举，是总结人类过去几百年来曲折发展道路所作出的重要理论突破。具体实践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推广曾经夭折的绿色GDP，并将其纳入官员考核机制。对蒋高明的此观点，周立、蒋劲松等人都表示赞同。“绿色GDP这个指标更加真实的反映了社会生态发展的一些情况。这种做法是在不影响原有体制格局的情况前提下，通过修改指标的方法使人们慢慢按照一种更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发展。”蒋劲松说，“绿色GDP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一个体现，不搞绿色GDP，我们说科学发展完全就是自欺欺人。” 在转向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过程中，田松建议，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明中提取养分，同时可以向少数民族学习。实际上落后的文化，隐藏着的人类的生活智慧，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蒋劲松也说，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生态文明可以汲取的智慧，比如天人合一的理念，节用爱物的生活方式，使得中国有限的土地可以长期养育众多的人口，而且保持着高度繁荣发达的文化水准，这与近代工业文明在短短几百年中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针对这种生态失衡、发展失衡的情况，周立说，我们需要从对进步的迷信中逃脱出来，树立独立的思想，并且我们每个人可以进行自我救赎，这需要我们要有敬畏大自然的意识，需要自律，并且每个人参与到问题中来，伸出手做力所能及的事。的确，做好自己，做好点滴小事，就是为解救我国的生态环境作出了一点贡献，某种意义就是另一种爱国的形式。现在，声音的力度是有了，就等着你来听了；文字是有了深度了，就等着你读到了；书也有了，就等着你了……为拯救美丽家园，从此刻开始阅读这两本书吧！《科学时报》 (2011-07-14 B1 读书周刊); 个人分类: 环保呐喊|2642 次阅读|2 个评论

国在山河破的忧思——《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读后: 热度 7 jiangjinsong 2011-5-31 00:36; 国在山河破的忧思蒋劲松蔣科學按：此文目前只是草稿，貼出歡迎批評，隨時修改，請勿轉帖，歡迎鏈接。蒋高明老师是中国科学院有影响的研究员，这不仅表现在他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上，更体现在他对公共问题的介入上，他是中国科学家中少有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这本书，原先题为《国在山河破》，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汇集了蒋高明老师对中国环境问题多方面的观察与思考。书中不仅揭示了中国触目惊心的环境现状，并且对环境恶化的深层原因进行了不懈的追问，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环境问题，是工业文明的普遍特征，在中国大陆却又有其特殊的表现。事实上，由于中国大陆在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中处于低端位置，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技术低下、管理落后，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很难避免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低成本优势。结果，中国大陆虽然没有充分享用全球化的成果，却要比上游承担更多的全球化代价。中国大陆在环境问题上，先天不足，人口众多，人均拥有的资源量较少，而且分布不均衡；后天不足，大跃进时乱砍森林，计划经济时代围湖造田，工业布局错误，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等等。更不用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同样也有法制建设不健全，环保意识低下等等问题，环境保护常常受到有意无意的漠视。这就是中国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根源所在。正因如此，与那些处于全球化链条上游，能充分享受利益，且有能力将环境压力有效转移的国家相比，中国不再墨守工业化道路的传统模式，寻找一条能确保生态环境的发展新道路，就更具有紧迫性。许多人说，西方发达国家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环境状况，可以与富足的经济生活共存，说明我们的环境问题不是工业文明的内在问题，而是因为工业文明不够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不高，法制建设滞后，环保意识低下所致，一句话，是现代化程度不够高的缘故。只要我们努力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改善不足的环节，真正转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上，我们的环境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但是，依我看来，这样的努力，充其量只能使中国大陆在全球化体系中向上游移动位置，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却不可能改进整个体系的总体效果。因此，不能以此来否定对整个工业文明根本困境的反思。处于全球化链条上游的发达国家的相对优越的处境，永远不能作为整个工业文明的生活方式的代表，因为它总是以那些落后国家的糟糕境况作为代价的。就好像传销骗局中，上线的发财神话，从来都是以众多下线的巨大付出作为前提的。所以，永远不能相信随着传销链条的扩展，下线也能够像上线一样富足。而以中国大陆如此巨大的体量，到那儿找足够多的下线？很难设想它会超越到其他经济体，移到全球化的上游位置。环境问题并非无解，只是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仅仅在技术进步上着眼，不愿意改变我们自身，不愿意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不愿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就毫无希望。只有彻底告别现代的生活方式，抛弃人与自然分离、对立的世界观，超越无限发展和进步的观念，改变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我们才能超越现代性陷阱，才能彻底解决工业文明根深蒂固的顽疾——环境问题。而要实现这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前现代的传统观念以及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的宗教，其实就是非常值得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大陆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为什么环境迫害如此严重。那就是因为，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大陆的思想界始终被一种极端的反传统激进思潮所笼罩。现代化进程缺乏相拮抗的力量来予以平衡，这样的现代化自然就会不断陷入盲动、癫狂的境界，各种形式的大跃进不断重演。不破不立，只有砸烂旧传统，才能建立新传统的文化拆迁，忽视了传统文化内在的变革力量，忽视了文化生态的平衡，忽视了传统的智慧，往往会以科学的名义陷入流行一时的短见和偏见。中国大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其实是社会总体危机在环境上的反映，更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片面提倡现代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猖獗所导致的文化危机的环境恶果。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在西方触发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环境保护运动，在高歌猛进的现代工业文明内部产生了一种质疑、批判的力量，也鼓励了适用技术、生态友好的科学研究。蒋高明老师所领导主持的内蒙草原的康复实验，在家乡山东的弘毅生态农场就是这种新文明转向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宝贵尝试。然而，这种科学技术的具体努力，如果没有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转向的支撑是难以持续的。所以，中国大陆深重的环境危机，反过来也是我们重新反思前现代的文化传统价值的良机，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性、全球化、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重新回味古人的生活理想和文化价值，重新拥抱中国古人的智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这层意义上讲，威胁我们生存的环境危机，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起航的出发点？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重大问题。我们直面这一问题了吗？我们会给出正确的回答吗？蒋高明，《中国生态环境危急》，海南出版社， 2011 年 5 月版，定价： 32 元。; 个人分类: 口無遮攔|4032 次阅读|36 个评论

中华读书报“资讯版”介绍《中国生态环境危急》: 蒋高明 2011-5-30 17:02; 蒋高明 5月18日，中华读书报第2版“资讯版”发表记者陈香文章，对笔者拙作《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进行了简要介绍。文章引用了北师大田松兄的观点，这个观点变成了记者文章的题目：《中国生态环境危急》矛头对准“科学利益共同体”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1-05/18/nw.D110000zhdsb_20110518_4-02.htm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5月18日 02 版）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 if(picResCount0){ document.getElementById("picres").style.display="block"; document.write(" "); }*/ 本报讯（记者陈香）森林退化，河流污染，湿地萎缩，气候异常，饮用水短缺，化肥、农药过量应用，土地板结，土壤流失，垃圾包围城市……近日，中科院研究员蒋高明以《中国生态环境危急》（海南出版社）发出大声疾呼，“救救我们的环境”。蒋高明告诉记者，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曾准备在10省市启动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但一再搁浅，不难想象其中各种激烈的博弈。他强调，“当老百姓失去清洁的饮用水，呼吸着污浊的空气，连生命安全都岌岌可危时，GDP的增长、工业产值的飙升已经没有意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田松更是将矛头指向了“科学利益共同体”：“在工业文明整体框架下，科学共同体逐渐蜕变为利益共同体。”他表示，在转基因农作物悄悄推广、西南大规模水电“开发”等一系列事件中，科学家获得名誉、地位和课题经费，大公司获得收入，直接受到伤害的，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公众和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生态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作为科学家的蒋高明挺身而出，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INPUT style="DISPLAY: none"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Source"; 个人分类: 环保呐喊|2781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新书发布及学术研讨会预告: 热度 3 蒋高明 2011-5-12 12:10; 蒋高明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田松教授出面组织，我们有机会与关心中国生态环境安全的朋友们小聚一次。时间：2011年5月14日，星期六下午：2：30-5：30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主楼B809 主办单位：海南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主持人：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大致议程如下： l 蒋高明教授介绍主要内容：30分钟； 2 海南出版社介绍此书策划与出版：10分钟 3 与会高士自由发言：100分钟 4 记者提问：40分钟 5 与会嘉宾共进晚餐，讨论继续现场将有部分新书赠送，先到先得。即使对中国的生态问题早有了解，蒋高明的这部著作仍然让我感到震撼。中国的生态问题不论想象得多么严重，都不过分。我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最后时刻的呼喊 ——蒋高明《中国生态危急》序田松一这几天，北京的天空就像扣了一个灰盖子，连太阳的位置都看不见。《环球时报》转述法新社的报道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在2011年2月21日的独立检测显示，当天北京的空气污染超过了可检测的最差水平。据2月22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国土部公开承认，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有重金属污染。湖南的“母亲河”湘江因为接纳了大量的工业废水，在衡阳到长沙段沿岸，蔬菜中的砷、镉、镍、铅等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这些“农作物”不仅被当地农户每天食用，还被运送到更多的乡镇和城市。 …… 这样的消息常常出现，似乎在为本书提供新的案例。我常常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年年攀高；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已经威胁到我们最基本的生存。很多人常说，没有科学技术，我们就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会有很多人饿死；没有科学技术，我们就会缺医少药，早早死掉。我们曾经真诚地相信，科学及其技术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但事情却诡异地走向了反面，曾经每日可见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现在成了奢侈品，乃至于入口的粮食都出了问题，苏丹红、瘦肉精、三聚氰胺、层出不穷，防不胜防…… 什么叫进步？这样的生活进步了吗？什么叫发展？这就是发展吗？粮食有毒，河水有毒，连空气都有毒，人类的生存还能持续多久？这样的发展，这样的进步，这样的GDP全球第二，有什么意义呢？二每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常被告知，这是局部的、暂时的、偶然的，是发展中的代价，是可以治理的。我们也常幻想，在这个局部之外，更大的整体是好的。然而，读过本书，把一个个局部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就会发现，这个整体已经百孔千疮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明，已经遭遇到了全方位的生态问题。问题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似乎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国在山河破！即使对蒋高明的观点早有耳闻，即使对中国的生态问题早有目睹，这部著作仍然让我震撼。中国的生态问题不论想象得多么严重，都不过分。我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除在西南（西藏东南部）、东北及天山山脉等地还保存有少数的原始森林外，其它地区的森林几乎全部退化了。中国已经成为“没有大树的国度。 ” 由于“围海造田”和过度砍伐，中国天然红树林面积己由50年代初的约5万公顷下降到目前的1.5万公顷，70%的红树林丧失。中国红树林生态系统处于濒危状态，许多生物失去栖息场所和繁殖地，海岸带也失去了重要的生态防护屏障。中国的氮肥利用效率只有30%，就是说，有70%渗入土壤或被雨水带走，进入河流、汇入海洋。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几乎占到了中国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1997年仅农业部记录在案的重度土地污染事故就有1057起。在这部著作里，蒋高明对中国的生态危机做了鸟瞰般的描述：森林退化，河流污染，湿地萎缩，气候异常，沙尘暴频生，生物多样性丧失，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饮用水短缺，食品毒化，化肥、农药过量应用，土地板结、土壤流失，垃圾包围城市、弥漫农村……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直接后果是民生艰难。一度作为田园象征和归宿的农村，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癌症成为农民的高发病：江苏盐城市阜宁县古河镇洋桥村：因为靠近一家农药厂、两家化工厂，该村于2001-2004年有20多人死于癌症（以肺癌、食道癌为主）。村民睡觉时以湿毛巾捂口鼻，鸭子不在水边而在猪圈里放养。江西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璜溪垦殖场：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户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陕西商洛市贺嘴头村：从1991年到2003年的12年间，全村共有46人得癌症死亡，高峰期几乎一月一个。1991年周边工厂未建之前，全村两三年才有一两个得癌症的。 …… 这样的癌症村已经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这个名单在书中整整列了四页！我们当年追求的未来是这样的吗？我们当年向往的未来是这样的吗？我们的生活出了什么问题？中国的生态危机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生态危机，是中国接受了工业文明的必然结果。我们的文明在整体上出了问题。三在工业文明的整体框架下，科学共同体逐渐蜕变成利益共同体。在制度上，科学共同体有责任生产出能使资本增值的知识。科学家也从工业革命之前探索自然奥秘、追求形而上知识的哲人，变成了追逐现实利益的匠人。那些依然拥有哲学气质的科学家，很快就被边缘化了。然而，这些匠人科学家在面对公众的时候，还常常展示前辈的哲人形象，打着探索自然奥秘、为人类造福的幌子，谋求自己的功名利禄。这些年，我们目睹了科学家形象的衰落，几年前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陈进教授造假获取巨额科研经费案，刚刚披露的西安交通大学李连生教授作假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案，都是明证。更可怕的是，某些领域的科学共同体与大公司和某些政府部门强强联合，结成了更大的利益共同体。在转基因农作物悄悄推广、中国西南大规模水电“开发”等一系列事件中，都能看到这三方面力量的合力推动。科学家获得名誉、地位和课题经费，大公司获得利润，政府部门获得财政收入，而直接受到伤害的，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公众，和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生态环境。现代化是一个食物链，上游地区优先享用下游的资源，并且把污染转移到下游去。科学及其技术是这个链条的马达和润滑剂。在中国内部，总体而言，东部是上游，西部是下游；城市是上游，农村是下游。在全球范围，中国处于中下游。中国以自身的环境和生态代价，为欧美国家提供着廉价的商品，接受着它们的垃圾；同时又因为碳排放全球第一，受到全世界的指责；这使得中国的GDP第二格外荒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中国的某些科学群体所结盟的伙伴，还有国际资本。当今社会，科学主义依然是主流话语的一部分，人们普遍地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家，科学家也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和社会地位。然而，这个群体并未承担起与其荣誉和地位相称的责任——对于大自然、对于人类社会、对于中国社会的责任。实际上，由于科学家群体人文素质的缺失，很多人并不具备承担这个责任的能力，甚至从未意识到自己有这个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科学家的蒋高明挺身而出，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四蒋高明是一位生态学家。我想，生态学家能够超越数理科学狭隘的机械视野，看到生命和情感。人们常常忘记一些基本的事实，人是动物，是灵长类人科人属的哺乳类动物。在大自然中，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可以脱离其它生物而存在，各个物种之间相互依托，共生共荣。只有人类，仿佛游离于大自然的生态链之外，对其它所有物种都无敬畏之心。人类以科学技术为武器，不断侵害其它物种的生存空间。数理科学的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支配了我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大自然被我们看成钟表一样的机械装置，可以拆卸，可以复制，可以替换。所谓“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仿佛人类有能力、有权利对自然进行改造，并且能使人类生活得更好。人以为自己在走向进步，走向发展，其实是走向绝路。当其它物种逐一被人类灭绝之后，人类还能存在多久？物理学家能够看到宇宙和原子，却看不到草木鸟兽、地水风土与其间的关联。生态学则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彼此依赖的生命共同体。对于自然以及基于自然的生活，蒋高明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我常听他说类似这样的话：“土地不喜欢农药和化肥。”在这种表述中，土地是有情感、有意志的主体，是活着的生命。这是一种与机械论完全不同的环境伦理。对于大自然所遭受的残害，我相信他能感到真切的疼痛。这种疼痛感从他的言谈举止、字里行间，不经意地就能表现出来。这种感同身受的疼痛，使他不能旁观，不能沉默。蒋高明是一个质朴的人，对于社会正义有着由内而外的追求，浑身上下洋溢着我们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内蒙，他以其生态学实践表明，只要人类不干扰，大自然就能最有效、最经济地恢复草场生态，“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这使很多同行颇有非议。科学家的新奇发明比不上自然本身，科学家也就无法设计课题、获取经费了。在山东，他建设生态农场，以其生态学实践证明，无农药、无化肥的生态农业或中国传统农业的综合效益要高于工业化农业。这意味着，中国几十年的工业化农业得不偿失。而他的实践一旦推广，会使大部分农药厂、化肥厂不再有存在的必要。还需要强调的是，蒋高明是一个成功的科学家。他和他的团队不断在国内外杂志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成果被国外同行写入教科书，以至于有国外学生慕名而来，做他的博士生。作为中科院的研究员，他本来也可以随波逐流，轻松地获得名利。但是他自然而然地站在了那个利益共同体的对立面。作为科学家，蒋高明并不是科学主义者，他能够欣赏非科学的文化。他说，要感谢少数民族，感谢他们依靠传统文化，保留了一部分原始生态。传统民族敬畏自然，在神灵的指引下，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一直相信，在神灵话语与生态学话语之间，存在着某种转换关系。所以我想，生态学家更容易接受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文化相对性：不同的文化只有差异，没有高低。蒋高明的思考已经从生态学延伸到社会、文化，以及文明本身。蒋高明撰写了大量专栏文章，分析当下生态危机的根源，抨击那个利益共同体的无知、无耻、无度，批判“带血的GDP”。他在承担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对于人类、对于自然的责任。这也包括本书的写作。蒋高明是一位有担当、有情感的科学家。他对自然的热爱，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才发自内心，而不是出于利弊得失的精心考量。五这是一部中国本土科学家的痛心疾首、呕心沥血之作。这是一位生态学家代表大自然向人类的控诉。这部著作视野宏大，全方位地揭示了当下中国的生态危机，分析了危机背后的社会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解决方案。工业文明如一架风烛残年的列车，虽然跑得飞快，却早已破烂不堪，修不胜修，很快就要散架了。蒋高明的著作，在工业文明的丧钟上又重重地敲了一击。振聋发聩。如果这样的声音还不能把我们惊醒，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万劫不复。我们还来得及吗？ 2010年2月10日北京-长春 Z62次 2010年2月15日 2010年2月23日 2010年2月27日北京向阳小院; 个人分类: 环保呐喊|3025 次阅读|4 个评论

更多...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