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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培黎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乔治·何克-路易·艾黎的战友: geoallan 2011-5-13 16:50; 『与艾黎在“工合”并肩战斗』　　乔治·何克是英国人，1937年，年仅23岁的他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他来到中国，亲眼目睹被日本人占领的上海以及战乱中的悲惨景象，“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何克决定在中国实地了解中国人民所面临的问题。于是他一面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自由撰稿的工作，一面开始学习中文。他来到中国的汉口，当时史沐特莱知道，路易·艾黎正为“工合”事业奔波，需要人手，便推荐了何克。艾黎感觉“他那样年轻、幼稚，不知他能否在中国一片混乱中安下身来，不过在他那欢快的举止后面，却也可以感觉到一种坚韧和刚毅”。几个月后，何克从北京路过宋家庄患了伤寒，他得到凯瑟琳·霍尔护士的照料，霍尔是新西兰教会派来的护士，她当时经常将急缺的药品冒险送到白求恩手里。　　何克病愈后在八路军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南下到宝鸡“工合”办事处，被任命为视察员并将所见所闻向国外进行报道。中国工业合作会（“工合”）是由埃德加·斯诺和路易·艾黎发起的，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战仍是“工合”的主要任务之一。安排难民，生产军需和民用品，筹集资金转送延安，“工合”有效地支援了中国抗日战争。乔治·何克以十二万分的热情开始了“工合”的工作。他给母亲写信说“现在是我为中国工作的时候了”！　　而此时此刻，何克也已经领悟到他和艾黎肩负着同样的重担，进行着共同的战斗。何克到了宝鸡后，艾黎确信有了一个得力的助手，何克先后担任“工合”的秘书兼视察员。“哪里有‘工合’，哪里就有何克的足迹，他走遍了乡村、县城”。到1941年“工合”已发展到3000多个，成为抗日救援的一支重要力量。　　『他看到了新中国』　　在何克决定和艾黎干“工合”之前，他曾经去过延安，虽然仅有一周的光景，但对延安精神感受颇深，“在那里卖茶人不肯收我的茶钱，他们叫我朋友。不多久我就升入‘同志’一级了。延安的学生人数和牛津一般多，有四千男生，一千女生，分属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延安艺术学院。除本部学校外在整个地区还有分校，在分校学习的还有好几千人，我现在处在红色中国的心脏里，它现在红得不厉害，但无疑是这一抗日运动在全国最强有力的中心。”在延安他看到各个阶级的大批青年从全国各地涌来，“从新加坡、马尼拉、新西兰和夏威夷被吸引到这里是很令人惊讶的”。　　何克所到之处，看到人们虽然生活艰难，缺衣少食，但无一不投入抗战，这种精神使他肃然起敬，他对共产党开始钦佩起来。之后何克见到了红军聂荣臻，聂将军要何克参观整个地区，给他派了一个陪伴，四名警卫员……在另一个村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这位赫赫有名的的人物友好地接待了他。1945年他著的《我看到了新中国》一书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了。　　在此期间，他还陆续向国外发表了许多抗日见闻以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在创办培黎学校初期，何克作为双石铺培黎学校校长，他以延安的革命精神和八路军的思想作风来管理学校，教育学生。他还经常教学生唱抗日革命歌曲，由于他的辛勤工作和出色的才能，使学校迅速发展起来。　　『由三种国籍组成的家庭』　　在水深火热的抗日战争年代，何克深入百姓的疾苦当中，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永久的亲情。何克在山西太行八路军根据地采访时，认识了一位姓聂的共产党员，辽宁人，有四个儿子。由于孩子的母亲病重，无奈只好把孩子送到孤儿院，何克和艾黎不仅亲自把她送往医院迸行救治，还把孩子们从孤儿院带回家。何克给孩子们洗澡，买了新衣服给孩子们换上。不久孩子的母亲病逝，艾黎带着孩子回到双石铺，长期和何克住在一起。那时聂家四兄弟的年龄是3至12岁，就这样三种不同国籍的人在中国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解放后，老大聂广淳写了一本回忆录《我们四兄弟的两位异国父亲》，记录了那刻骨铭心的博大的父爱。　　由于“工合”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于是，双石铺培黎学校决定迁移山丹，60个孩子几乎全靠吃馒头、小米粥和土豆，这个地方不种菜，但他们自己种了些菜，足以过冬了。何克认为在这个提倡“手脑并用”、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时代，学生的劳动观点和文化理论学习同等重要。学校不久有了毛纺厂、棉织厂、机械厂、电器组、汽车运输组、陶瓷组、化工组、造纸组、印刷组、玻璃组、采煤组、实验农场。何克给母亲信中说：“把自己的一生能和这些孩子联系在一起是很有意义的事。” 　　『艾黎与何克陵园』　　1945年7月22日乔治·何克由于在建设校园中不幸患破伤风去世，享年30岁。他临终前要艾黎拿笔和纸来，写下了“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一行字。孩子们把书写有他们自己姓名的校旗放入棺木，乔治·何克的这“大家子人”围着坟墓唱起了校歌，行三鞠躬礼与他告别。艾黎和同学把何克埋在了南门外的一小块空地旁，希望何克每天能听到他们的欢声笑语。他们把这一天定为了一个节日，每到祭日，学生们便带着好吃的饭菜坐在何克的墓前给他唱歌。这样的纪念日活动一直到1953年艾黎定居北京。　　艾黎与何克陵园位于山丹县城南门外，仿西式建筑。正前面为大理石贴面的照壁，面外嵌有楚图南书写的“艾黎与何克陵园”园名，里面镶嵌了邓小平题写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13个镏金字。陵园最初是甘肃省人民政府为纪念培黎工艺学校的创办者乔治·何克而建，根据艾黎的遗愿，1988年4月，艾黎骨灰安放园内，更名为艾黎与何克陵园。艾黎与何克陵园已成为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享誉国内外的人文景点电影黄石的孩子乔治·何克与中国孤儿　　根据二战时期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黄石的孩子》即将于4月3日在全国公映。4月1日《黄石的孩子》在湖北黄石举行了全国首映，两位原型老人参加了首映，并回忆起乔治·何克。;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296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事关路易·艾黎及《潜伏》: geoallan 2011-5-13 16:40; 偶然看到凤凰台《凤凰大视野-路易·艾黎：一个外国人60年的中国之旅》，才知道对《黄石的孩子》来说，路易·艾黎是个非常的重要人物。　　　　“解说：1939年初，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了一次生产大会，在会上毛泽东采纳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有关章程。他还希望这个章程能够配合当时的大生产运动，在延安建立一个工业合作指导站。这一时期路易·艾黎跟随一支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延安。1939年3月的一天，路易·艾黎在延安城的一个瑞典差会旧址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吕婉如（原路易·艾黎秘书）：第一次去延安呢，是要向这个中央，向党中央去报告一下工合现在已经开始行动起来，而且目前前景是怎么样，现状怎么样，去向毛主席来报告这些情况，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同时呢，他在延安和榆林这两个地方啊，都建立了工合的办事处。那么第二次呢，艾黎是被邀请去，去参观这个展览会的，这个展览会上已经展出了合作社的一些产品，他看了非常高兴。当时呢，他那次去的时候，他是住在林伯渠那个窑洞的附近，所以林伯渠是对艾黎所做的这些工作非常赞赏，曾经亲笔给他写了一个感谢信，就是说我们感谢艾黎的这个伟大丰功。　　　　解说：就在路易·艾黎即将结束第二次延安之行的时候，毛泽东向路易·艾黎提出，希望工合能够支持八路军，并让他在晋西北的八路军部队建立一个能够制造大批手榴弹的工厂。路易·艾黎很快找来专业人员，夜以继日在最短的时间内，画出蓝图并做好了计划，还准备支援他们炼铁工人和资金。　　　　吕婉如：但是呢，这个事情结果没能弄成，主要呢，就是因为他在洛阳，在跟共产党的代表，办事处的代表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被那个代表，他是个叛徒，把这个信息向特务给报告了。因此呢，艾黎是幸免遇难，就是因为他手里拿着有那个蒋介石盖了印的那个大证件吧，证明他是跟蒋介石是有关系的，所以人没把他，没能把他逮起来，但是呢，这次计划是失败了。” 　　　　《潜伏》第14-15集（1946-1947年），发生了“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袁佩林叛变”事件。事实上是1942年底，中共掌握的十八集团军之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向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公开自首，出卖他负责联系的80名统战对象。汤恩伯把袁晓轩交给了他的挚友、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编剧搞乱了时间。——还真没想到这个“袁佩林”也能扯上路易·艾黎。　　　　接下来就说到《黄石的孩子》了：　　　　“解说：1942年9月21日，路易·艾黎在陕西的双石铺，接到了重庆的电令，电令声称国民政府决定终止路易·艾黎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专家的职务，同时，国民政府许诺只要路易·艾黎离开中国，他可以得到去往任何国家的头等船票，并愿意付给他两千美元作为离开工合的补偿。实际上路易·艾黎既没出国，也没有得到那笔钱。除了对夭折的工合无限感慨，国民政府的电令并没有带给路易·艾黎其他的困扰，此时他已经将满腔热情投注到新型职业技工学校的创办上。其实早在1940年，路易·艾黎已经在陕西秦岭山区一个名为双石铺的小镇，建立起了西北第一所职业教育学校，取名培黎，意为为黎明培育人才。　　　　吕婉如：六十多个学生，都是从宝鸡那边来的难民，还有一些当地的农民的子弟，艾黎就把他们全部都收容起来，想作为这个学校的最骨干的力量。但是这个学校呢，办到1942年的时候，它已经换了八个校长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呢，是能呆得长的，呆个一年半年的就要走了，所以它换得非常勤，一直到乔治·何克这个英国人，来到双石铺这个地方。　　　　解说：乔治·何克毕业于牛津大学，环球旅行时偶然结识了路易·艾黎，并为路易·艾黎的理想所振奋。他决定放弃旅行，留在双石铺，被路易·艾黎任命为培黎学校的第九任校长。　　　　吕婉如：这个学校发展得非常之快，何克把校舍什么重新又修建了一下。同时呢，想法从国外引进机器。所以在这个双石铺这个培黎学校里头，既有了纺织的机器，还有一个电动机，可以小型发电的。　　　　解说：1943年，抗日战场步步危局，刚刚宁静的培黎学校顿时风声鹤唳。路易·艾黎和何克不得不决定带领学校离开双石铺。　　　　吕婉如：日本军队要西进的这个传闻，已经越来越盛了，同时国民党在学校里头，开始抓学生当青年军，使得学校继续在这个双石铺这呆下去有了危险。所以艾黎说，最好是再往西走，走到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而日本兵又到不了的那些地方。　　　　解说：最后路易·艾黎将学校定在了河西走廊西部的山丹县，从双石铺到达山丹县，必须穿越长达一千一百公里荒凉崎岖的山路。1943年12月21日，路易·艾黎和何克带领着第一批孩子，租用了一辆旧卡车，开始了培黎学校的迁校之旅，整个迁校过程持续了三个月。多年以后路易·艾黎在自传中，曾用小长征来形容这次迁校之旅。虽然在山丹县仅能依赖几座破败的庙宇作为校舍，但少了战火和国民党的干扰，经过一年的努力，山丹培黎工艺学校才恢复平静，渐成规模。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45年7月，年仅30岁的何克意外感染破伤风而去世。路易·艾黎从此独自一人担当起了培黎校长的责任。　　　　陈晓楠：1949年9月21日，山丹县解放，1953年，山丹培黎学校迁到了兰州，并且改建成了一所现代化石油技工学校。路易·艾黎呢，被任命为是这个学校的终身名誉校长。他迁居北京，在1987年12月27日的时候，路易·艾黎病逝于北京，享年九十岁。路易·艾黎的好友斯诺曾经这样评价他，他说路易·艾黎信赖中国，这成为他的信仰，他说中国话，喜爱中国的普通人，他长着一头红得像火焰的头发，大脑袋、鹰钩鼻子，他的身躯长得像压路机一样，双足像两颗劲挺的树木一般拔地而起。1988年4月25日，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合葬在了甘肃省山丹县。” 　　　　　　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我觉得不需要对电影再多说什么了。即使它算作是部商业电影，但是其中表露的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缅怀的。如果不是因为这电影，我们或许都不会记得乔治·何克这个名字。或者就算我们一直知道路易·艾黎，却一直不知道他在中国做过那么多值得我们铭记的事。　　　　这里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文章：　　　　“1944年12月，60多个学生和27个难民工人，用马拉大车携带学校设备及其他物资，冒雪在零下40度沿着冰封的道路，艰难跋涉，进行了 “小长征”。他们分批到达山丹后，就开始边上课边建校。师生们显示不可抗拒的力量，修旧利废，气象焕新。原石油工业部部长、1949年奉彭德怀司令员派遣率小分队赶去保护艾黎和山丹学校的康世恩说：艾黎办校的条件比当年在大庆、新疆搞勘探时更艰苦。1945年，何克不幸病逝后，艾黎继任校长。一连八年，他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战天斗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取得骄人的成绩，基本解决了生活和教学所需。据了解，艾黎在山丹办学时，学校占地108亩，实验实习农场1081亩（其中，苹果和梨基地150多亩），专业12个，实验实习室（车间）14个。专业教师58人，正式教职工90人，在校各类学历教育人数2000多人。艾黎先后邀请到了新西兰、美国、英国、加拿大、爱尔兰、德国、奥地利、葡萄牙和日本等国27位教职工支援学校的工作。学校还建起了一所小型医院为全校人员和当地劳苦大众服务。　　艾黎以“创造分析”为校训，推行理论联系实际、手脑并用、半工半读的教育，强调技术培训之必要。唯有通过实践才能领会理论，未来的技术人员来自实践的人。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耐劳“会工作的人”，大多活跃在石油工业战线。艾黎亲自执教，主持校务，安排学生生活，更重要的是对付国民党军队和马步芳匪徒对学校的骚扰，并筹措经费。由于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学校一度发展到近600人的规模。学校的经费和设备，前期通过工合国际委员会主要来自英、美等国，1945年后主要靠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联合会。在最困难的建国前夕，艾黎的80多岁的老母亲的退休金也捐给了学校。山丹解放前后，艾黎组织全校师生护校，师生组成的车队对解放玉门战斗的有力支援在校史上写下了最后闪光的一页。”;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1835 次阅读|0 个评论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需要什么？--观《路易·艾黎》有感: 热度 1 geoallan 2011-5-13 16:38; 今日下午，观看央视九套纪录频道，正好看到介绍路易·艾黎的一期节目。虽然仅仅是艾黎在上世纪40年代在中国工作的一个片段，但通过随后的资料查询，在片言只语中感到了这位国际友人伟大的人格。关于他的详细资料大家可以google一下，有很详细的介绍。而本文的目的在于透过路易·艾黎，我们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学些什么？在重重迷雾中，我们最需要什么？我们应当做些什么？从人类思想发展的角度来讲，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是当之无愧的伟大世纪，诞生了那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两个世纪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为惊心动魄的历史时期。中国能够从半殖民地的魔影下重新站立起来，虽然与国际发展的大趋势密切相关，但与有一大批志向远大、坚信理想的志士的努力更分不开。路易·艾黎正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从艾黎的经历能学到什么？那就是要具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艾黎坚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为一种理想的象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而不是“道听途说”的理解和扭曲认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缺乏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这是中国教育和社会的悲哀。虽然我们经常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边，虽然我们从小学就开设政治课，但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尚是一个疑问！还能有多少人具有崇高的理想呢？不得而知！当中国的知识分子被职称、项目、经费、发文章等缠身的时候，当中国知识分子被行政化领导和管理的时候，当中国知识分子围着房子、车子转的时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了！更贴切的说“知识工匠”——为了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一个职业而已。当崇高不再、当理想远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还怎么好意思批评自己的老祖宗呢？起码，春秋战国时期的老祖宗还是有理想的。当社会责任缺失，知识分子底线突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真的是断了华夏文明的传承！昔日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在甘肃山丹建立学校，培养人才，今日中国知识人却都安于大城市，无暇顾及中国的小地方。反思、反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需要什么？你能给我一个回答吗？;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5888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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