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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与我——吴文俊与他的学生王东明: 热度 4 dongmingwang 2018-8-22 11:55; 暑期回到巴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恩师吴文俊先生早年给我的信函。我搬出厚厚的文件夹，首先打开存有1988年至1993年数百封传真和信件的那几本。那段时间是我出国之初的五年，也是我人生最不平凡的五年。翻阅25年前的传真和信件，浏览着发黄的信纸上已开始褪色的笔迹，我存在记忆深处的各种往事一一浮现到眼前。我不得不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不让自己的思绪无序地扩散蔓延。图1 吴文俊先生在林茨从1983年考入吴门到2017年先生离世，我曾有幸聆听先师的教诲和指导长达34年之久。先师的成就博学令人高山仰止、家国情怀令人敬佩咏叹。我热爱先师开创的数学机械化事业，并励志为其发展奋发图强、努力前行。先师对我也一直器重抬举、褒奖提携。成为他的博士生之后，我更有机会帮先生打点前后，多得先生言传身教。与师弟一起，我们帮助先生编印数学机械化预印本，组织每周一次的讨论班，举办刘徽研讨班和暑期讲习班等学术活动。一时间，先生领导的科研小组气氛活跃、成果频出、声名远扬，为后来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与实验室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7年7月，我博士毕业。次年三月，我作为访问学者去奥地利林茨大学工作。1988年夏天，师弟高小山博士毕业，去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做访问学者；刘卓军博士毕业，暂留系统所工作，后来去了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李子明硕士毕业，回清华大学工作。这样，一度生机勃勃的科研小组一下子变得冷清了，先生开创的数学机械化领域在国内因缺少研究人员而发展受阻。先生无愧于科学大家，他虽然忧心忡忡但胸有成竹。他高瞻远瞩、洞悉未来，他坚信困难是暂时的、数学机械化是数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以自己的睿智才学、开拓精神和崇高的威望与影响力，调兵遣将、筹资纳贤，成功地度过了难关。1990年，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我在奥地利，起初的状况也不算理想。虽然自己的研究工作很快取得了进展，但支持我从事访问研究的经费有限，我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何去何从。本想尽早回国，可又有些顾虑：其一是那里的科研条件非常好，我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如鱼得水。要是回国，我突飞猛进的科研进程肯定会减速。其二，妻子费尽周折才办成出国护照，拿到了奥地利的访学签证。刚到林茨，她是如何也不会马上回国的。这让我在爱妻、爱国还是爱工作的问题上难以取舍。权衡之后，我推迟了回国计划，并藉机访问了欧洲符号计算和自动推理领域的主要研究团队，长了不少见识。1988年11月，我到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在那里收到了我在奥地利的指导教授B. Buchberger的邀请函，请我回林茨大学工作。由于签证原因，我在伦敦滞留了五个月，后经荷兰、德国于1989年6月初回到了林茨。 Buchberger教授是著名代数几何学家W. Groebner的学生，他在其1965年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后来以他导师的姓命名的Groebner基方法。四十多岁的Buchberger教授那时已是符号计算领域最强干的领导者。他于1985年创办了国际学术期刊《符号计算杂志》并出任主编，明确了符号计算的主要研究方向。1987年，他又在林茨大学创建了符号计算研究所，汇聚了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和青年才俊，大力推进符号计算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工业应用。Buchberger教授不仅在科研上成就杰出，而且对学术管理也特别在行，他有极高的威望和极大的亲和力。他非常平易近人而且乐于助人，对学生和青年学者都特别支持。Buchberger教授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能得到他的赏识和提携是我学术人生之大幸。三十年来，他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了我太多的指点、支持和帮助，使我的职业生涯和私有生活都一帆风顺、十分精彩，是他的帮助成就了我的人生梦想。在林茨大学符号计算研究所，我结识了许多国际著名学者和后来引领学科发展的年轻同行，其中很多位都成了我学术生涯中的良师益友。 1989年春天，符号计算研究所从大学校园里迁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城堡，名叫哈根贝格（Hagenberg），坐落在林茨以北约25公里处的小山村。这年年底我也搬到了幽静的山村哈根贝格居住。修缮后的城堡里那时已有工作站集群、激光打印机等硬件设施，Macsyma、Scratchpad II、Maple等软件系统和传真机、电子邮件等现代通信手段，它们与山村的自然生态和历史人文环境和谐共处，为热衷于研读思考、探新求索的学者提供了优化的学术氛围。在宜居宜学的山村研究所里，工作是一种莫大的享受，灵感似乎无处不在。我没有辜负Buchberger教授刻意营造的理想工作环境：身在其中，我每日潜心科研，乐此不倦、无忧无虑，在思考、编程、写作中自我陶醉。那段时间我开展的研究工作涉及微分方程的定性分析，吴特征列方法的改进、实施与应用，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基于工作站网络的并行计算，神经网络的计算机辅助分析，多项式系统的消去法以及先生的名著《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基本原理》的英文翻译。同时，我还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意大利罗马大学建立了合作项目，参与了欧共体的基础研究重大专项，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工作中。四年下来，我的科研产出颇为丰厚，它们为我之后在学术界立足铺垫了基石。那几年，既要工作学习，又要关照一家三口的生活，我平时很忙，也很充实，与外界联系很少。当时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还不高，进出国门还有各种限制。我默默地忍受着在异国他乡对亲人和师友的无限思念，整整四年没有回国。1992年初，我思乡若病、噩梦连连，再也无法继续忍受年积月累的思念之痛楚，毅然决定回国探亲访友。1992年元月底，我回到北京，拜访了恩师学长；之后又回到久别的故乡，看望了尚好的父母亲友，我的心境才趋向平和。在北京，吴先生与我促膝长谈，总结了我们几年来的工作成效，谋划今后如何发展。我向先生转达了Buchberger教授的问候以及他对吴方法与后续工作的高度赞赏，并邀请先生暑期访问林茨大学符号计算研究所。围绕去林茨访问和数学机械化的未来发展，先生与我在1992年和1993年间有过频繁的交流与沟通。我的文件档案里存有那两年他写给我的12封亲笔信，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科学事业鞠躬尽瘁的执着追求和他对学生后辈传承科学文化的殷切期望。那段时间与先生的密切联系和交流加深了我对先生学术思想的理解，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1992年8月，先生如期访问林茨，出席几何推理的代数方法国际研讨会，并与C.L. Bajaj,B. Buchberger, G.E. Collins, D.S. Scott等人在会上作特邀报告。这几位学界领袖早就对先生的工作倍加推崇，而那次他们不仅在哈根贝格会合，而且还在上奥州的另一酒庄城堡（Schloß Weinberg）里共同研讨几何学自动推理的未来发展。大家相遇，英雄所见略同；高峰会晤，宾主相谈甚欢。先生后来对我说，是在那个酒庄城堡里他喝到了最好喝的啤酒。图2 吴文俊先生书信手迹先生到访林茨之前，我如约去维也纳机场接他。次日，先生和我坐在维也纳市中心斯蒂芬广场旁的一条长方石凳上，交谈了很久很久。他与我既谈及机器证明、符号计算等领域的学术问题，也说到奥匈帝国、二战历史和他留学法国的往事。但说得最多的还是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的事，包括研究队伍、科研项目、学术活动、日常管理等，以及国内有关改革开放与科教兴国的发展形势和方针政策。他在说起办理护照签证遇到的周折时提到一件小事，但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告诉我，科学院院部一位负责处理出国手续的办事员对他故意刁难，让他很是无奈，但他对那个人的行为却表示理解。那时出国就是淘金，回来可以买大件小件，那位办事员天天在为出国人员办事，看他们回国时带这买那，可她自己什么也没有，心里非常不平衡。这件小事我一直没有忘记，因为先生对那位办事员的态度让我领悟了他的和善和他对常人的理解与宽容，让我懂得了应该如何待人。先生访问符号计算研究所两周，住在哈根贝格邻村（Pregarten）的一家小客栈里。先生爱吃奶酪和维也纳肉排，平时爱喝茶和啤酒，但客栈里没有开水供应。他用我从家里拿去的咖啡机煮很多开水，泡好茶，再将凉茶储存在空的可口可乐塑料瓶里。有了茶，他很开心。先生在家的生活起居主要靠师母照应，而他访问林茨时已有73岁高龄，旅行在外的老师也不得不自己照顾好自己。看到他亲自煮水沏茶、亲手洗涤熨烫，我似乎感受到了先生千锤百炼、历经人生波澜之后的平和心境，我的心头对先生又多添了几分敬意。工作之余，妻子和我，有时带上孩子，陪着先生参观访问了林茨附近的一些村镇湖泊。最让他开心的是，乘游船在多瑙河上随波逐流，凭栏远眺两岸的村镇古堡和绿树青山。 Buchberger教授与先生的联系早在1985年就开始了，他邀请先生担任《符号计算杂志》的创刊编委，并给先生寄去了有关Groebner基的早期论文。当时我就负责在讨论班上介绍Groebner基方法。Buchberger教授将几何学自动推理列为符号计算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提议举办几何推理的代数方法国际研讨会，并让我将先生的专著翻译成英文，由施普林格出版。Buchberger教授先后将Collins和Scott请到符号计算研究所，之后又迎来另一位大家，他非常高兴。君子之交淡如水，名师论道惠后生。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和符号计算研究所现在都已发展成为自动推理和符号计算领域的世界级研究中心，先生与Buchberger教授的城堡会晤为这两支特色鲜明、各具优势的科研队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架起了桥梁。我在林茨的研究工作颇见成效，并且很快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1992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给我提供了永久职位。这个令我惊喜又有些出乎意料的聘用使我迈进了科学研究和探索的伊甸园，并从此乐在其中，不知疲倦。我感谢法国同仁对我的信任和厚爱，让我成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终身研究员。1992年11月，我离开林茨到法国格勒诺布尔任职，那时李子明已经在林茨大学，师从F. Winkler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虽然离开了林茨，我和符号计算研究所的良好关系一直保持至今。1993年到2000年的八年，我每年都回到那里上课。1994年，吴先生的专著由施普林格在维也纳出版，该书是他后来获得邵逸夫奖的引证著作。我与同事合编的有关自动推理的论文集和期刊专辑等也于次年出版。到法国之后，我与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的联络更加频繁。1993年之后的25年，我近百次往返于巴黎和北京之间，亲历了吴先生领导的数学机械化事业的发展过程，见证了它的兴盛与辉煌。数学机械化的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学术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以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派已初步形成。图3 吴文俊先生在中关村家中与作者合照曙光初露、任重道远，我等后生必须承前启后、奋力作为，方能不辱使命，告慰先师在天之英灵。（王东明）来源：阿狗数学AlgoMath; 个人分类: 阿狗数学|19255 次阅读|4 个评论

第13届全国技术哲学学术年会侧记: ssglwu 2010-9-15 19:56; 吴国林第 13 届全国技术哲学学术年会于 2010 年 9 月 11-12 日在上海大学召开。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忻平、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王玉平等到会祝贺。有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东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专家学者与研究生近 140 人。上海大学对会议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会议取得了成功。会议进行了分组讨论，并有读书会。会议首先是坐而论道，其后有一天的世博会之行 ---- 这是行而论道，考察世博会的主题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事实上，贯穿在世博会之中，显示出来的东西是技术，其后是科学的基础研究与深厚的文化（我将另文叙述）。大会主席台小组讨论博主在讲认真听讲比如，中国技术哲学研究会主任陈凡教授说回顾了第 13 届技术哲学会议的主办方事宜，上海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都在申办，后给予了上海大学（世博会的现场体验是共同的期待），并对两个学校进行感谢，提出了技术哲学也要为国服务。在这次会议上，他特别提到：要努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学派。他说，东北学派是创建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学派的重要基础，应从陈昌曙先生接着讲。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童世骏认为，世博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博览会，但技术的背后是科学，还有新四大发明。朱葆伟讲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推理与实践智慧。笛卡尔帐篷，可以先建帐篷。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划分。研究实践的就是实践智慧。理论是研究永恒的。实践是指向具体、并导致行动，与人们的利益、价值相联系。李伯聪讲了工程哲学的有关问题，并说工程哲学与技术哲学，说是两家就是两家，说是一家就是一家。张明国说了：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技术与风险的关系。技术发明的风险问题，从技术的实现或导致技术失败的因素。王续琨讲了技术哲学的元研究。夏保华讲了：德克斯（ Dircks ）发明哲学的范式的意义，他说，德克斯发明哲学应作为技术哲学之始。上海大学的杨庆峰讲了技术现象学的合法性问题。技术现象学的合法性缺乏论证。技术现象学就是在描述技术问题的时代，借助于现象学的方法，开启新的技术体验领域。高亮华讲了技术哲学的趋势，包括现象学的技术哲学、后现象学等。邓波讲了生态文明时代的绿色建筑观。翟振明讲了物联网与虚拟世界的规范原则问题。谢咏梅讲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李昌在 50 年代讨论机床的辩证法，从机床的发展史来展开研究，并提出要调查研究，这意味着技术哲学的经验研究，早在中国的技术哲学开始时就采用了，因此，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在中国来说，就是回到原点。毛泽东对该问题的看法，要求文章的语言要一般人都能理解，这意味着要考察技术哲学的接受者，有语用的味道。吴国林在小组与大会都有发言，其题目是波函数、量子控制及其哲学思考，这是一篇将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结合起来的文章。并讲了自己的量子信息哲学、量子控制论哲学与量子技术哲学研究的进展，以及在国际上的领先研究地位。小组的讨论比大会的讨论要激励。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张明国与陈凡在总结会议上，都将量子技术哲学作为本次技术哲学的一个亮点。这次会议也体现了华南理工大学技术哲学的精细研究风格，希望在科学哲学、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在国内与国际技术哲学学术界中的话语地位。在我看来，技术哲学要形成中国的学派，我们必须要有独创的理论研究，即提出在国际上有特色的技术哲学的理论。比如，荷兰的技术哲学之所以在国际上在影响，关键在于它们提出了技术的功能与结构的二重性理论，尽管有争论，但总的受到了国际技术哲学界的肯定。国际上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不在于是否是做实践的或做案例研究，而重要的是在一个理论的旗帜下，扩大对经验的解释与预见范围，而且是理论创立者本人在持续地推进。无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是一个有过去、当下与未来的重要方向。当然，还有其他方向可以创立（如现象学的技术哲学、后现象学等）。中国是否能提出如此这般的一个理论呢？尽管中国不缺乏技术哲学的实践传统，但是，缺乏一个在一个理论的引导下的持续推进。总的说来，这次有亮点，有问题意识，还有新的形式读书会。另一个问题是，人数较多，讨论时间不足，对发言者的观点的批评不足，仍然有相当部分的宏大叙事。（注：这里仅照了几张照片，没有也不可能一一对学者拍照。主要是小组与大会的部分照片）; 个人分类: 学术会议与讨论会|3669 次阅读|2 个评论

中西文化比较是不是译学本体研究？-“中国学派翻译理论”论坛文章之一: sychun 2008-12-24 08:22; 中西文化比较是不是译学本体研究？兼论辜正坤的古文教育观中国学派翻译理论论坛文章之一在传统译学中，语言层面的对比与建立在这种对比基础上的翻译方法和技巧的研究是重心，一切翻译理论的大前提都是寻求译语和原语文本之间的对等，都是微观性质的研究，似乎人人可做，因而难以成学。自从奈达从交际理论、社会符号学等相邻学科理论出发，提出注重读者接受的功能对等理论、 Susan Bassnett 和 Andr Lefevere 1990 年正式提出翻译研究要实行文化转向以来，各种各样的翻译理论出现了，译学研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中外教育界各个层次的翻译学科纷纷在各大学问世，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已不容置疑。早年那些翻译无理论、翻译理论无用、翻译不能成学等无稽之谈已销声匿迹。或还有遗老遗少，但已力微声小，形不成气候。但经过了十多年的文化转向，又出现了回归本体的呼声，这种呼声有的有些道理，有的则比较偏激，或者说保守，即在一些人看来，中西文化比较、文化层面的探讨是脱离翻译研究本体的越轨行为，只有文本研究才是本体，这恐怕是不妥的。不错，语言层面的文本研究属于本体，但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比，特别是具有哲学深度的对比应当说是更深层次的研究，是理论发展，特别是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但属于本体研究，而且应当说是更深层次的本体研究。多年来中国学界出现了失语症，主导性理论都是西方学者提出后传入的，译界也不例外。其实我国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译学理论，更不是中国传统没有东西，没有什么好借鉴的，搞不出什么名堂。古代的思想火花很多，自孔子、支谦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翻译思想成果，更不要说译学研究可以借鉴的各种典籍了。这里面有一个民族文化、学术自信心的问题。如果对中国文化没有自信，认为都是破烂，早就扫进垃圾堆了，只有西方的才有价值，一旦进入这一认识误区，就不容易转出来了。这一代一部分乃至大部分人转不出来损失或许有限，怕的是世世代代永远转不出来，迷失了本源，从而贻误了中国人应当承担的历史职责。我在《中国学派翻译理论论坛引言》里面说，中国学派翻译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你只要好好读读他的《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 2003 ）和《中西文化比较导论》（ 2007 ），就会有此同感。辜先生说凡自敬者人必敬之，自辱者人必辱之，我们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继承人，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要自敬，当然这决不是盲目的自敬，明明不好也要说好。不是这么回事，那是真有玩意儿。要想学习并批判地运用古人的智慧，不懂古文就是扯淡，而在当前的语文教育方面，古文学习极不受重视，几乎已不存在。辜先生指出，人们抱怨当前没有五四时期产生的如胡适、鲁迅、郭沫若那样的学贯中西的大师，他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古文没有被放在语文学习的重要位置上。你看胡适、鲁迅、郭沫若这老三位，都是大力提倡白话文的，都是白话文写作的大师，但在幼时学习的，都是古文经典，都没有专门学过白话文，这就是说，他们古文好，所以能读懂并博览古代典籍，又学了西方文化，才有可能学贯中西。白话文是从日常生活来的，可以不学自通。或者说，你主要从书本上学习古文，决耽误不了白话文的现实社会学习。辜先生认为中国小学、中学的语文教学，应以中国古文为主，现代文为辅。这话猛一想似乎是要复古，要倒退，但仔细一想，恐怕颇有道理。如果做不到这个比例，那么一半对一半，或者古文四，现代文六，总可以了吧？没有这一步，建立不起民族文化自信，不知道中国的哲学原比西人的高，能引领人类走向和平美好的新生活，就没有办法担当起中国人应当担当的责任，也就会辜负了伏尔泰、罗素、汤因比、赖肖尔等具有远见卓识的西方学者，他们早就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 个人分类: 中国学派翻译理论论坛|4581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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