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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三氧化二砷项目海外运作案例分析
热度 4 jinwsapa 2013-3-2 18:47
读了盛晨芳老师的博文,“从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案例看中美知识产权运作能力的巨大差距” 觉得写得不错,分析得比较严谨和到位。引用了不少资料,不过有些内幕作者未必了解,与事实有出入。作为派拉蒙资本旗下PolaR公司三氧化二砷资本运作的团队主要成员,特意在此给予澄清并作一些解释。许多商业细节涉及投资公司内部机密。无法对外披露。敬请谅解。 三氧化二砷注射液治疗急性早粒白血病,这一案例不仅得到国际上高度认可,而且其在海外开发过程,极为特殊。它走的是美国孤儿药开发的路线。 注: 盛在博文中提到, 美国规定“在治疗孤儿病的任何药物问世后的7年之内,如果再出现治疗同一种病的其他新药,卫生部不对其发放许可证 。” 这个表述有误。 孤儿药的行政保护,只是针对同一种医药,而不是其他药物的七年保护。通常在缺乏药物结构专利的前提下,行政保护非常重要。 PolaRx Biopharmaceuticals Inc是专门为Trisenox (As2O3)运作成立的虚拟公司,前期只有三名雇员,其余都是顾问,Raymond P. Warrell, Jr.博士并非公司创始人和核心人物,他是受聘的临床PI,Fred Mermelstein博士也不是公司的核心人物,他只是派拉蒙参与这一项目的投资经理。 真正负责运作管理该公司的是首席执行官,Ralph Ellison医学博士,MBA。 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南非籍企业家。有做CRO的丰富经验。该公司不仅在制剂改型和改良上做了不少工作,而且巧妙利用外包,获得了2万支Trisenox注射液,直接申报IND,连临床前的工作都被免了,这里有顾问团的很大功劳。公司没有投资任何硬件,而是把钱投资专利保护和临床试验上。 PolaRx Biopharmaceuticals Inc用中国已经公开发表的人体数据,说服FDA给予许多临床前工作的减免,因为是开发救命药,FDA同意直接上临床。这样至少省下一年时间。另外由于所选适应症的患者一年只有千把人,还有别的公司在争抢患者,所以在一期临床取得非常好的临床数据基础上,FDA同意PolaRx可以把II期和III期临床合二为一做,只要取得与中国和美国I期临床类似好的数据,就可以进入快速审批通道,保证六个月内批准该药。FDA说到做到,只要求PolaRx在Trisenox上市后再补做一些儿童药代动力学试验及其他安全追踪数据。这是FDA批准一个新药上市最快的速度,至今记录没被打破,这里有中国元素和中国医生的重要贡献。 PolaRx Biopharmaceuticals Inc在被美国Cell Therapeutics收购时,得到1400万美元的现金支付,承担所以债务,另外分期支付500万公司股票外加2%销售提成。 在签约后,PolaRx 的股东很快得到当初投资的现金及投资收益,还得到200万股CTI股票,当时的股价是每股7美元,另外300万股是在公司申报的NDA获得FDA批准时,那时的股票已疯涨至77美元。在股票鼎盛期间,PolaRx 的股东们所持有的股票账面价值就是3.5亿美元、这是在已拿回投资本金及少量收益之后,额外赚取的巨额投资收益,这种虚拟公司运营,短期获利的模式在当时让华尔街高手也感到震惊。这是派拉蒙资本掌门人,生物科技亿万富翁 Lindsay Rosenward医学博士的又一大杰作。几年前他刚把另一家处于临床开发晚期的生物技术公司按10亿美元卖给强生。 如果考虑到派拉蒙在这个项目中,精确而巧妙地使用最大限度的金融杠杆,以债券融资为主筹集资金,所以投资成本很低,投资收益其实至少50倍,超过百倍也不夸张,取决于什么时候卖出股票、投资者的回报可以差别很大、不过接盘Trisenox项目的Cell Therapuetic Inc.公司真的做得很烂,公司从来没赚钱过,花钱倒是花了巨额钱。至少7-8亿美元被糟蹋了,因此遭到投资者痛骂和抛弃、公司早早就把这个项目给转卖了Cephalon公司,后者又被泰瓦收购。、 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 三氧化二砷注射液获得临床试验圆满结果,引起举世瞩目,为什么国内公司居然看不上?据说这项世界水平的医学成果试图转让给一家大型医药集团,人家不接,医院只好自己投资设立药厂做市场开发和临床推广。其实这个药虽然临床效果很好,但适应症过窄,跨国药厂也看不上,尤其是10年前,大药厂对孤儿药不感兴趣,这就给国外的风险投资者带来了机会。开发这个药的成本和风险其实很低,市场刚性需求明显,如果扩大适应症至MM,MDS等,应该是很不错的项目、 原研单位为什么赚不到大钱? 这是很痛苦的教训。因为中国的专利法实施很晚,大家的专利保护意识很弱,七十年代,刚发现令人鼓舞的数据,基本都公开发表了,所以能申请专利的内容十分有限。国内的专利尽管1995年才申请,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部为此专利发明人一直有长期纠纷和矛盾。专利代理人经验不足,帮助申报的专利权利要求十分简单,基本上没有什么保护力度、我们在做专利尽职调查时,与专利律师有详细讨论,发现国内唯一的专利价值十分有限,没有这个专利照样可做同样的事不侵权、另外即使中国专利和在美国申请的专利拿到手,最多只能是在有限范围内圈下一小块IP属地、况且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张庭栋一人作为专利发明人的做法显然欠周密考虑也不公正。因为张并没有证据是他发明此药,他的最大贡献在临床,而且他的论文仅仅限于癌灵一号,是混合液,含氯化汞,孙鸿德和张鹏医生倒是有参与或临床数据证明单纯用三氧化二砷可以有效治疗APL. 孙鸿德为此与医院打了至少十年的官司。从司法鉴定中可看出,孙确实做了一些贡献,在研制单一组分的三氧化二砷注射液做了重要贡献,不知为什么医院就是把他给排除在发明人之外,在国外,如果仔细核对试验记录,会很清楚谁是这一专利的共同发明人,谁的贡献最大、这一专利申请在美国被三次拒绝,最后是在高薪聘请顶级专利律师,经过几番沟通和修改才算拿下这一专利在美国的授权。我们的专利律师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提出专利发明人的异议,或最初专利申请人有意无意遗漏其他专利发明人,这个专利会被宣布无效、当然我们最后帮助拿下了这一美国专利,只是作为专利系列(Patent Portfolio)中的一小部分,其实只起有限的威慑作用,现在泰瓦药业放弃该专利保护,也就是认为有没有这个中国原创中国专利真的不重要。 正因为专利申请没把握好,后续研发和专利申请又没经验,所以国外研究者和公司纷纷跟进,并不断申请新的专利保护,所以本来应该归属于自己的权益,变得与己无关。与海外谈判没有筹码、再加上哈医大一院在涉外商务及合作方面经验不足,效率较低,如果主动提出在儿童临床,新适应症研究和长期生存数据整理上,本来是有不少合作机会和商业利益可谈,结果都不了了之。 当然哈医大一院最大的失策是找错海外合作对象,对方只是一个非盈利的研究机构,根据院方介绍的合作模式,美方既没有资金和经验开发新药,也没支付任何首付,只是答应帮助申请美国专利,就要分享一大块海外收益权。结果三年毫无进展,专利拿不到,投资者也没找到,最好只好找PolaRx 合作,此时就相当被动,后者已经投资上千万美元,申请多项专利,并取得重大临床进展和制剂改进,得到NIH的鼎力支持。在三期临床接近尾声,三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哈医大一院拿到数目不多的首付中的60%,后续里程碑支付是否拿到只有哈医大和美方合作者心里有数。 也许哈医大吃了哑巴亏都不知道该怎么追诉、这就是找错合作伙伴的代价和教训、
个人分类: 知识产权|6891 次阅读|5 个评论
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
kejidaobao 2012-9-21 15:40
文/王 进 对大多数人而言,忙碌是生活常态。忙,代表一个人对社会有所贡献。闲,只是无意进取者的专利。但凡对人生有所追求者,大多自觉自愿接受忙碌的安排。忙意味着人生有价值,闲则预示着他将慢慢淡出社会舞台。然而,工作毕竟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更好地工作,是为了给家庭带来更高品质的生活享受和幸福感。当工作挤占了家庭限界,会让家人滋生焦虑情绪。一旦工作成为主旋律,家庭被压缩成背景板,上班一族就逐渐丧失其作为人的价值属性,剩下的只是一台冷冰冰的职场机器,这对家庭的伤害难以估量。 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女性大量进入职场,家庭与工作的平衡问题让越来越多的“夫妻上班族”大为伤神,现在甚至兴起了专门为该问题服务的咨询产业。杨澜曾将家庭与工作形象地比喻为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都必须担的“两桶水”,力学原理强迫担水人用扁担在“两桶水”间寻找最佳着力点。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布赖恩·戴森也说:“生命像一场不停丢掷5个球(分别为工作、家庭、健康、朋友和心灵)于空中的游戏。如果你失手,工作是橡皮球,它还是会弹回来;但是家庭、健康、朋友和心灵这4个球是玻璃球,它们可能会留下无法挽回的刻痕、损坏甚至碎落一地。你必须了解这个道理,并且为平衡你的生命而努力。”家庭与工作的平衡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但如何寻觅到完美答案呢? 一是承认事实,不讳疾忌医,真正意识到家庭与工作的平衡确实存在问题。如果你不愿对此劳神,甚至忽略或否认问题的存在,那么再多的金玉良言都将化作耳边风,丝毫不起作用。人们之所以拒绝承认事实,其根源在于:一方面害怕失败、拒绝承认自己不完美,故而在工作中过度追求完美导致“工作狂”;一方面视亲近之人对自己的关爱体贴为理所当然,进而忽视了亲情和爱情的弥足珍贵。美国电影《人生遥控器》中亚当·桑德勒扮演的建筑师迈可·纽曼,凭借一个可以自由控制自己生活时间的遥控器,将一切不顺心的事情统统“快进”,看似惬意而自在的生活却因为遥控器的反控制机能而开始错乱,当他跳到2017年成为公司总裁的那一天时,才发现因为只迷恋工作,家人都已渐行渐远,最后痛感失去家人,生命也失去了意义。电影所要传达的主题——“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旅程”令人倍感唏嘘,提醒每个人都不要忘记:在人生旅途,任何工作都只是短工,惟独家庭生活是要认真对待的长工。 二是主体意识不能缺位,明确自己才是解决家庭与工作平衡问题的责任承担主体。当你遭遇家庭与工作间的冲突时,不要指望老板能善良到体贴关怀你的个性化麻烦。尽管领导者大多是工作狂,也可能遭受这种普遍性问题的伤害,但他们更有资源优势,也更有经验,确保问题得到妥善处理。老板要的是你所创造的绩效,他们会用职业化的眼光随时考察你的坏心情是否造成了办公室情绪污染。当然,如果你业绩出众,能力卓绝,那就另当别论,老板会主动嘘寒问暖。 三是理性计算,在解决家庭与工作问题的效益与成本上寻求“帕累托最优”。我们必须坦诚面对:家庭与工作的平衡,是一件昂贵的“奢侈品”,只有那些资源盈余者才能拥有将工作时间与照顾家庭加以弹性转换的权力。这确实令人很气馁,不过现实就是如此。例如,英特尔的首席技术官帕特·基辛格为确保对家庭的关注,将分给家庭的时间制度化——每周带子女进行一次一对一早餐,每个月至少一次与妻子单独约会,每年有一个周末与妻子单独外出旅行,尽量安排时间全家度假等。当下很多年轻人确实不具备这种条件,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理性计算时间质量,远离如拼命加班劳累过度、省略掉身体锻炼的时间等看似能兼顾家庭与工作的不良生活方式,通过多和知心朋友保持亲密的人际关系,有规律地锻炼身体,保证足够的睡眠等诀窍,雕刻出真正“值得过”的生活。 四是明确价值观,在价值观的指导下实现高度自律。最紧要是不能活在别人的价值观下,在“人比人,比死人”的竞逐游戏中迷失自我。必须拥有坚定信念,并按照自我设定的价值观对家庭与工作中的所有选择加以排序。排序时须努力衡量每一选择的真正价值,不要将宝贵时间投入到价值低的琐事上,更不要只盯着个人成功而忘记对家人负责。为避免过多不必要的叨扰,最好是让身边的同事都知晓你的人生信条,时间一久他们自然懂得你的“工作疆界”止于何处,也更能理解你面对破坏平衡的事情时勇于说“不”的无奈。当然,工作上的应酬,若能培养出合适的副手替你代劳,那最惬意了。 五是寻觅“人生导师”或建立“个人董事会”,从中获得平衡家庭与工作的正确方法。上班族往往喜欢就工作难题咨询职场导师,但很少有人会花心思寻觅“人生导师”。根据吉姆·柯林斯的建议,职场人士最好是建立“个人董事会”,囊括那些心仪的思想卓绝或精神深邃的有德之士。在“个人董事”的光照下,思索其成功之道,学习其平衡之术,有条件的话更应当亲自登门求教,体味其境界之意。注意:一旦找到正确方法,坚持就是唯一的制胜法宝。 在家庭与工作的较量中,家庭是1,工作是0。没了工作,家庭尚能提供温馨港湾;失了家庭,工作不过是无数个0的累积。没有亲人分享登顶成功的喜悦,注定孤独而无趣。无论你做何种选择,你都必须有所取舍。要确认你的平衡计划既没有漠视亲人的感受,更不会将自己排除在外,要遵从你内心的热情,唯有如此,才谈得上平衡的艺术。 (责任编辑 陈广仁)
个人分类: 栏目:走向职场|418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罗氏NimbleGen将推出多样本混合捕获实验方案以及全基因组外显子
bioseq 2012-9-3 10:32
二代测序技术正在不断突破高通量以及低测序成本的极限。 定向测序更是当前最有效控制测序成本同时获得关键序列信息的首选。 NimbleGen即将推出序列捕获前的多样本混合实验方案, 希望以此更好地优化序列捕获技术以配合二代测序平台的高通量,进而减少实验时间并降低测序费用。 这一新技术 利用不同条形码序列来结合不同样本,然后混合一次实验中进外显子或定制目标区域的液相捕获。 罗氏NimbleGen的首席执行官Frank Pitzer说:“我们很高兴向所有研究人员突出这个高效而且低成本的实验方案。相信通过这一方法,研究人员可以提高研究项目的样本通量,以此增强研究项目在统计学上的重要性。” 多样本混合实验方案的同时,新一代的外显子液相捕获产品也会同时推出。这一新产品将可捕获64M的基因组序列,包括所有外显子以及miRNA,它含与其他NimbleGen液相捕获产品相同的2.1M高密度探针,以确保高效、均一、特异、全面的定向捕获,将成为市场覆盖面最广的序列捕获产品之一。 Pitzer先生介绍说:“这个新的产品, NimbleGen SeqCap EX Exome Library v3.0延续了NimbleGen一贯以来产品的高效和均一的特点,这一点得到了行业内的认可,许多文献中的实验结果也可以证明。 例如在最近Nature Biotechonlogy杂志中刊登的一篇文章1,对于三种外显子组捕获产品的捕获序列进行测序后比较,在同样获得80M测序数据的情况下,NimbleGen有97%的目标序列达到10x以上 的测序深度,而其他产品只有90%。此外,NimbleGen SeqCap EX Exome Library v3.0产品将覆盖更广泛的区域,包括RefSeq, CCDS Vega以及Ensemble Database中的外显子相关区域。”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仍然可以选择NimbleGen SeqCap EX Exome Library v2.0产品,它仍将是针对RefSeq数据库的外显子序列最为经济有效的测序捕获工具。而两项新产品的相关数据信息,将在最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美国人类基因学年会中发布,敬请留意后续报道。 更多有关罗氏NimbleGen产品,请访问 www.nimblegen.com . 文中所涉及的文献 (1) Clark et al.,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exome DNA sequencing technologies (2011) Nature Biotechnology Published online 25 September 2011 doi:1038/nbt.1975 英文原文如下: Roche NimbleGen Announces New Pre-capture Multiplexing for Target Enrichment Technology in Sequencing With the decreasing cost and increasing throughput of sequencing, researchers require a high-performance, cost-effective sample preparation pipeline for targeted sequencing. To enable researchers to more readily match targeted sequencing sample preparation throughput to the ever increasing throughput of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Roche NimbleGen (SIX: RO, ROG; OTCQX: RHHBY) announces the imminent launch of a pre-capture multiplex target enrichment protocol. This new pre-capture multiplex protocol enables multiple DNA samples to be barcoded and captured in a single SeqCap EZ Library reaction for exome or custom capture experiments. “We are extremely excited to provide researchers with a high performance, cost-effective pre-capture multiplex protocol that should allow researchers to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ir studies, and thus, the statistical relevance,” stated Frank Pitzer, CEO of Roche NimbleGen. The pre-capture multiplex protocolwill be launched for an additional, more comprehensive Exome capture product. This new product will employ the same high-density probe technology that ensures high capture efficiency in all of its existing SeqCap EZ products. However, the new Exome product will target 64Mb of coding exons and miRNAs, providing researchers with an efficient target enrichment product with the most comprehensive coverage of coding regions. “The new extension of our target enrichment portfolio, NimbleGen SeqCap EZ Exome Library v3.0, will provide researchers with the same industry-renown performance and uniformity that researchers worldwide have proven in numerous recent publications. In one recent study in Nature Biotechnology1, with 80M reads, ~97% of the target bases are covered by more than 10-fold using NimbleGen SeqCap EZ where only ~90% of the target bases are covered by competitive technologies. Additionally, SeqCap EZ Exome Library v3.0 will target the most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exons in the market as defined by the RefSeq, CCDS, Vega, and Ensembl databases,” Pitzer noted. Roche NimbleGen will continue to offer the high-performance SeqCap EZ Exome v2.0 product, as an efficient tool for researchers who want to generate extremely cost-effective sequencing data for RefSeq exons. Roche plans to release further information of both the pre-capture multiplexing protocol and the NimbleGen SeqCap EZ Exome v3.0 at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Human Genetics (ASHG) annual meet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Roche at ASHG booth number 502) next week in Montreal, Canada.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Roche NimbleGen, please visit (1) Clark et al.,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exome DNA sequencing technologies (2011) Nature Biotechnology Published online 25 September 2011 doi:1038/nbt.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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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热度 1 hkwu 2012-7-23 23:00
转载于 http://www.isoblog.cn/u/king/Blog/t-51 视频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zMTI0NjA=.html 哈佛大学代理校长Derek Bok介绍毕业典礼主讲人比尔·盖茨出场,一旁观看的则是NBA传奇人物Bill Russell。 Bok校长不忘开玩笑的说,“若你在哈佛能多读完两年才出去,那成就不就更惊人了?”盖茨当年读到大三就退学出去创业,成立了微软。 盖茨上台后,也不忘幽默地回应校长的话:“这一刻我等了30年了,阿爸,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一定会回来拿到学位的。” 不过场面话交代完毕,盖茨马上将话题转到对抗贫穷与爱滋,这是盖茨与妻子Melinda通过他们的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所致力改善的目标之一。 盖茨向哈佛毕业生说,各位有责任改善世界不公平之处。“想想你们目前享受到的,大家就能明白世界对各位的期望是什么。” 盖茨与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1977年哈佛毕业生)向主办单位致意。鲍尔默跟盖茨两人在哈佛一年级时曾经同寝室。 screen.width*0.7) 在会后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盖茨对于Nicholas Negroponte发起“人人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计划的看法。盖茨回答说,这方面的工作都十分令人敬佩,但他的基金会希望以特定的方式来进行。 “若以优先性来说,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发生许多不公的事情,计算机运算并非这些问题的主因之一。”盖茨表示。 screen.width*0.7) 比尔·盖茨、太太Melinda、父亲William Henry Gates Sr.,与后母Mimi Gardner Gates拍了一张大学毕业生的传统:全家福照片 screen.width*0.7) 下文是比尔·盖茨今年6月7日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的翻译。他在其中谈 到了很多事情,包括他的学生时代、他的退学经历、以及他眼中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 President Bok, former President Rudenstine, incoming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members of the faculty, parents, and especially, the graduates: 尊敬的Bok校长,Rudenstine前校长,即将上任的Fau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I’ve been waiting more than 30 years to say this: "Dad, I always told you I’d come back and get my degree." 有一句话我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I want to thank Harvard for this timely honor. I’ll be changing my job next year … and it will be nice to finally have a college degree on my resume.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注:指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这真是不错啊。 I applaud the graduates today for taking a much more direct route to your degrees. For my part, I’m just happy that the Crimson has called me "Harvard’s most successful dropout." I guess that makes me valedictorian of my own special class … I did the best of everyone who failed.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简单多了。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学生发言……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But I also want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guy who got Steve Ballmer to drop out of business school. I’m a bad influence. That’s why I was invited to speak at your graduation. If I had spoken at your orientation, fewer of you might be here today. 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 Ballmer(注:微软总经理)也从哈佛商学院退学了。因此,我是个有着恶劣影响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我在你们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么能够坚持到今天在这里毕业的人也许会少得多吧。 Harvard was just a phenomenal experience for me. Academic life was fascinating. I used to sit in on lots of classes I hadn’t even signed up for. And dorm life was terrific. I lived up at Radcliffe, in Currier House. There were always lots of people in my dorm room late at night discussing things, because everyone knew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 That’s how I came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anti-social group. We clung to each other as a way of validating our rejection of all those social people.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经历。校园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听我没选修的课。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过着逍遥自在 的日子。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们互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Radcliffe was a great place to live. There were more women up there, and most of the guys were science-math types. That combination offered me the best odds,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This is where I learned the sad lesson that improving your odds doesn’t guarantee success. Radcliffe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One of my biggest memories of Harvard came in January 1975, when I made a call from Currier House to a company in Albuquerque that had begun making the world’s first personal computers. I offered to sell them software.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发生在1975年1月。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于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I worried that they would realize I was just a student in a dorm and hang up on me. Instead they said: "We’re not quite ready, come see us in a month," which was a good thing, because we hadn’t written the software yet. From that moment, I worked day and night on this little extra credit project that marked the end of my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remarkable journey with Microsoft. 我很担心,他们会发觉我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但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 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日以继夜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开始。 What I remember above all about Harvard was being in the midst of so much energy and intelligence. It could be exhilarating, intimidating, sometimes even discouraging, but always challenging. It was an amazing privilege – and though I left early, I was transformed by my years at Harvard, the friendships I made, and the ideas I worked on. 不管怎样,我对哈佛的回忆主要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有关。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压力,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性。生活在哈佛是一种吸引人的特殊待遇……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But taking a serious look back … I do have one big regret. 但是,如果现在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I left Harvard with no real awareness of the awful inequities in the world – the appalling disparities of health, and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condemn millions of people to lives of despair.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 I learned a lot here at Harvard about new idea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 got great exposure to the advances being made in the sciences.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进展。 But humanity’s greatest advances are not in its discoveries – but in how those discoveries are applied to reduce inequity. Whether through democracy, strong public education, quality health care, or broad economic opportunity – reducing inequity is the highest human achievement.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I left campus knowing litt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cheated out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here in this country. And I knew nothing about the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in unspeakable poverty and disea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和疾病之中。 It took me decades to find out.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事情。 You graduates came to Harvard at a different time.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s inequities than the classes that came before. In your years here, I hope you’ve had a chance to think about how – in this age of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 we can finally take on these inequities, and we can solve them.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Imagine, just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that you had a few hours a week and a few dollars a month to donate to a cause – and you wanted to spend that time and money where it would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in saving and improving lives. Where would you spend it?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可以捐献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For Melinda and for me, the challenge is the same: how can we do the mo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with the resources we have. 对Melinda(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During our discussions on this question, Melinda and I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children who were dying every year in poor countries from diseases that we had long ago made harmless in this country. Measles, malaria, pneumonia, hepatitis B, yellow fever. One disease I had never even heard of, rotavirus, was killing half a million kids each year – none of them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讨论过程中,Melinda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We were shocked. We had just assumed that if millions of children were dying and they could be saved, the world would make it a priority to discover and deliver the medicines to save them. But it did not. For under a dollar, there were interventions that could save lives that just weren’t being delivered.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If you believe that every life has equal , it’s revolting to learn that some lives are seen as worth saving and others are not. We said to ourselves: "This can’t be true. But if it is true, it deserves to be the priority of our giving."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So we began our work in the same way anyone here would begin it. We asked: "How could the world let these children die?"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The answer is simple, and harsh. The market did not reward saving the lives of these children, and governments did not subsidize it. So the children died because their mothers and their fathers had no power in the market and no voice in the system.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难堪。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 But you and I have both. 但是,你们和我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能够发出声音。 We can make market forces work better for the poor if we can develop a more creative capitalism – if we can stretch the reach of market forces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make a profit, or at least make a living, serving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from the worst inequities. We also can press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spend taxpayer money in ways that better reflect the s of the people who pay the taxes.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可 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If we can find approach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poor in ways that generate profits for business and votes for politicians, we will have found a sustainable way to reduce inequity in the world. This task is open-ended. It can never be finished. But a conscious effort to answer this challenge will change the world.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个任务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I am optimistic that we can do this, but I talk to skeptics who claim there is no hope. They say: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will be with us till the end – because people just … don’t … care." I completely disagree.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I believe we have more caring than we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All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at one time or another, have seen human tragedies that broke our hearts, and yet we did nothing – not because we didn’t care, but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to do. If we had known how to help, we would have acted. 此刻在这个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感到万分伤心。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The barrier to change is not too little caring; it is too much complexity. 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实在太复杂。 To turn caring into action, we need to see a problem, see a solution, and see the impact. But complexity blocks all three steps.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发现解决办法的方法,评估后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所有这些步骤都难于做到。 Eve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nd 24-hour news, it is still a complex enterprise to get people to truly see the problems. When an airplane crashes, officials immediately call a press conference. They promise to investigate, determine the cause, and prevent similar crashes in the future.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直播的新闻台,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所在,仍然十分困难。当一架飞机坠毁了,官员们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But if the officials were brutally honest, they would say: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died today from preventable causes,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of them were on this plane. We’re determined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ook the lives of the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次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调查这个0.5%的死亡原因。” The bigger problem is not the plane crash, but the millions of preventable deaths.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以预防的死亡事件。 We don’t read much about these deaths. The media covers what’s new – and millions of people dying is nothing new. So it stays in the background, where it’s easier to ignore. But even when we do see it or read about it, it’s difficult to keep our eyes on the problem. It’s hard to look at suffering if the situation is so complex that we don’t know how to help. And so we look away. 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非新闻。如果没有人报道,那么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即使 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 人。所以我们会将脸转过去。 If we can really see a problem, which is the first step, we come to the second step: cutting through the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Finding solutions is essential if we want to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If we have clear and proven answers anytime an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asks "How can I help?," then we can get action – and we can make sure that none of the caring in the world is wasted. But complexity makes it hard to mark a path of action for everyone who cares — and that makes it hard for their caring to matter.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出疑问“如何我能提供帮助”的时 候,我们就能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心。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runs through four predictable stages: determine a goal, find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discover the ideal technology for that approach, and in the meantime, make the smartest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already have — whether it’s something sophisticated, like a drug, or something simpler, like a bednet. 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 The AIDS epidemic offers an example. The broad goal, of course, is to end the disease.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is prevention. The ideal technology would be a vaccine that gives lifetime immunity with a single dose. So governments, drug companies, and foundations fund vaccine research. But their work is likely to take more than a decade, so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to work with what we have in hand – and the best prevention approach we have now is getting people to avoid risky behavior.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所以, 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Pursuing that goal starts the four-step cycle again. This is the pattern. The crucial thing is to never stop thinking and working – and never do what we did with malaria and tuberculosis in the 20th century – which is to surrender to complexity and quit. 要实现这个新的目标,又可以采用新的四步循环。这是一种模式。关键的东西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我们千万不能再犯上个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因为它们太复杂,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The final step – after seeing the problem and finding an approach – is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your work and share you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so that others learn from your efforts.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将你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经验传播出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You have to have the statistics, of course.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a program is vaccinating millions more children.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dying from these diseases. This is essential not just to improve the program, but also to help draw more investment from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为几百万儿童新接种了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帮助。 But if you want to inspi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you have to show more than numbers; you have to convey the human impact of the work – so people can feel what saving a life means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 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的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其他人就会感到拯救一个生命,对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I remember going to Davos some years back and sitting on a global health panel that was discussing ways to save millions of lives. Millions! Think of the thrill of saving just one person’s life – then multiply that by millions. … Yet this was the most boring panel I’ve ever been on – ever. So boring even I couldn’t bear it.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论坛,会议的内容有关于如何拯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一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何等激动,现在你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上几百万倍……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论坛,乏味到我无法强迫自己听下去。 What made that experience especially striking was that I had just come from an event where we were introducing version 13 of some piece of software, and we had people jumping and shouting with excitement. I love getting people excited about software – but why can’t we generate even more excitement for saving lives?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个版本,我们让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喊出了声。我喜欢人们因为软件而感到激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You can’t get people excited unless you can help them see and feel the impact. And how you do that – is a complex question. 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让人们激动。如何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Still, I’m optimistic. Yes,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forever, but the new tools we have to cut through complexity have not been with us forever. They are new – they can help us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 and that’s why the future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同前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依然是乐观的。不错,人类的不平等有史以来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新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同情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同过去是不一样的。 The defining and ongoing innovations of this age – biotechnology, the computer, the Internet – give us a chance we’ve never had before to end extreme poverty and end death from preventable disease. 这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出新的革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它们给了我们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去终结那些极端的贫穷和非恶性疾病的死亡。 Sixty years ago, George Marshall came to this commencement and announced a plan to assist the nations of post-war Europe. He said: "I think one difficulty is that the problem is one of such enormous complexity that the very mass of facts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by press and radio make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for the man in the street to reach a clear appraisement of the situation.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at this distance to grasp at all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situation." 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个计划,帮助那些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他说:“我认为,困难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太复杂,报纸和电台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极端难于清晰地判断形势。事实上,经过层层传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势,是根本不可能的。” Thirty years after Marshall made his address, as my class graduated without me, technology was emerging that would make the world smaller, more open, more visible, less distant. 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三十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那时,新技术刚刚开始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容易看到、距离更近。 The emergence of low-cost personal computers gave rise to a powerful network that has transformed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ng. 低成本的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The magical thing about this network is not just that it collapses distance and makes everyone your neighbor. It also dramatical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brilliant minds we can have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same problem – and that scales up the rate of innovation to a staggering degree.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是它缩短了物理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极大地增加了怀有共同想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可以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一起共同工作。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进程,发展速度简直快得让人震惊。 At the same time, for every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has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five people don’t. That means many creative minds are left out of this discussion -- smart people with practical intelligence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who don’t have the technology to hone their talents or contribute their ideas to the world.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技术来帮助他们,将他们的天赋或者想法与全世界分享。 We need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have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because these advances are triggering a revolution in what human beings can do for one another. They are making it possible not just for national governments, but for universities, corporations, smaller organizations, and even individuals to see problems, see approaches, and measure the impact of their efforts to address the hunger, poverty, and desperation George Marshall spoke of 60 years ago.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还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能够评估他们努力的效果,去改变那些马歇尔六十年前就说到过的问题——饥饿、贫 穷和绝望。 Members of the Harvard Family: Here in the Yard is one of the great collections of intellectual talent in the world. 哈佛是一个大家庭。这个院子里在场的人们,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类群体之一。 What for?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faculty, the alumni, the students, and the benefactors of Harvard have used their power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here and around the world. But can we do more? Can Harvard dedicate its intellect to improving the lives of people who will never even hear its name?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资助者,已经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全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哈佛的人们可以将他们的智慧,用来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 Let me make a request of the deans and the professors –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here at Harvard: As you hire new faculty, award tenure, review curriculum, and determine degree requirements, please ask yourselves: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的智力领袖,当你们雇用新的老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 Should our best minds be dedicated to solving our biggest problems?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Should Harvard encourage its faculty to take on the world’s worst inequities? Should Harvard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depth of global poverty … the prevalence of world hunger … the scarcity of clean water …the girls kept out of school … the children who die from diseases we can cure? 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的学生是否从全球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世界性的饥荒……清洁的水资源的缺乏……无法上学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哈佛的学生有没有从中学到东西? Should the world’s most privileged people learn about the lives of the world’s least privileged? 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西? These are not rhetorical questions – you will answer with your policies. 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 My mother, who was filled with pride the day I was admitted here – never stopped pressing me to do more for others. A few days before my wedding, she hosted a bridal event, at which she read aloud a letter about marriage that she had written to Melinda. My mother was very ill with cancer at the time, but she saw one more opportunity to deliver her message, and at the close of the letter she said: "From those to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expected." 我的母亲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曾经感到非常骄傲。她从没有停止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了一个新娘进我家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关于婚姻的信,这是她写给Melinda的。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因为癌症病入膏肓,但是她还是认为这是又一个传播她的信念的机会。在那封信的结尾,她写道:“对于那些接受了许多帮助的人们,他们还在期待更多的帮助。” When you consider what those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have been given – in talent, privilege, and opportunity – there is almost no limit to what the world has a right to expect from us. 想一想吧,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些人,被给予过什么——天赋、特权、机遇——那么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人们几乎有无限的权力,期待我们做出贡献。 In line with the promise of this age, I want to exhort each of the graduates here to take on an issue – a complex problem, a deep inequity, and become a specialist on it. If you make it the focus of your career, that would be phenomenal. But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to make an impact. For a few hours every week, you can use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Internet to get informed, find others with the same interests, see the barriers, and find ways to cut through them.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你们要选择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有关于人类深刻的不平等的问题,然后你 们要变成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那么你们就会非常杰出。但是,你们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每个星期只用几个小 时,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 Don’t let complexity stop you. Be activists. Take on the big inequities. It will be one of the great experiences of your lives.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要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You graduates are coming of age in an amazing time. As you leave Harvard, you have technology that members of my class never had. You have awareness of global inequity, which we did not have. And with that awareness, you likely also have an informed conscience that will torment you if you abandon these people whose lives you could change with very little effort. You have more than we had; you must start sooner, and carry on longer. 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的技术,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你们已经了解到了世界 上的不平等,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些。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要是你再弃那些你可以帮助的人们于不顾,就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以改变 那些人们的生活。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必须尽早开始,尽可能长时期坚持下去。 Knowing what you know, how could you not? 知道了你们所知道的一切,你们怎么可能不采取行动呢? And I hope you will come back here to Harvard 30 years from now and reflect on what you have done with your talent and your energy. I hope you will judge yourselves not on your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s alone, but also on how well you have addressed the world’s deepest inequities … on how well you treated people a world away who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you but their humanity. 我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想起你们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出的一切。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而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 类。 Good luck. 最后,祝各位同学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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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谷歌与Meebo正进行收购谈判
yxs1213 2012-5-12 13:55
北京时间5月12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谷歌 正在与Meebo进行收购谈判。其中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谷歌给出的价格是约1亿美元, Meebo首席执行官塞思·斯滕伯格(Seth Sternberg)并未对此发表评论。谷歌发言人表示,公司不会对谣言和猜测发表评论。 总部位于加州的Meebo是由斯滕伯格、桑迪·珍(Sandy Jen,现为首席技术官)和伊莱恩·惠里(Elaine Wherry,现在是一位顾问)在2005年成立。 Meebo 在过去7年专注于各种不同的社交产品和用户。首先Meebo是一款基于网络的即时通讯客户端,它针对出版商推出了Meebo Bar,为网站添加了持续的社交共享和广告覆盖,Meebo现在在主页针对用户主推一款工具,让用户创建一个有趣的资料页面,以获得对于你有意义事件的新 的、及时信息。 Meebo在过去募集了逾6000万美元资金,其中包括2010年的D 轮2500万美元融资,该轮融资由风险投资机构Khosla Ventures领衔。Meebo的其他投资者包括红杉投资(Sequoia Capital)和德丰杰(Draper Fisher Jurve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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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叫iPad?
gl6866 2012-3-18 22:02
为何叫iPad?
苹果公司推出“新iPad”的意义远比推出一款升级版平板电脑更深远,在发布会上,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提出了“后PC时代”概念:随着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数量的迅速增长,其貌不扬的个人电脑不再是我们数码世界的中心;今后我们拥有的所有屏幕都将成为电脑,而且这场革命之风即将刮到电视机上。这是苹果迄今将其大小屏幕家族更紧密捆绑整合的最关键一步,目的是为这家全球第一大IT企业撼动世界最重要的娱乐媒介——广播业奠定基础。所以可以称之为“苹果电视革命”的伏笔。今天世界上销售的电视机,四分之一都带有互联网连接能力。苹果至今尚未发布它的电视产品,只满足于推出“Apple TV”机顶盒的升级版。这种机顶盒已经上市数年,但只是用于连接你现有的电视机,而不是苹果制造的显示屏。那么Apple TV和iPad3的部分性能改进,正是在为苹果电视的问世作铺垫。 首先,首先是高清分辨率。真正高清电视机的垂直分辨率达到逐行扫描1080线,最新版Apple TV也从720p升级到1080p。新iPad同样可以拍摄1080p的视讯和照片。 其次是iCloud媒体云存储服务。它可以将你从iTunes网店购买的任何影音内容,或者你从PC上传的东西保存在苹果的服务器中。这样做的优点是你的照片、视讯和音乐库可供任何苹果产品——从手机到电视机调用。 第三,我们已经知道的整合技术是AirPlay,它集成在苹果最新操作系统中,可以将来自手机、PC或平板电脑的影像传输到电视机上。 这些内容的共同点是:在客厅中最大的一块屏幕上显示效果非常好。 不过,有许多人对这次发布的“新iPad”感到非常不满意,“咱们坦率地说吧,‘新iPad’这个名字已经是一个代价高达100亿美元的大错,这是库克时代的一大臭招,而这一时代才刚刚开始1小时。”一位用户在推特上发帖说。另一位也质疑:“证实一下:苹果打造出一款新iPad,却不肯给它一个真正的名字,只是把它改回原名?”这些人果真不知其中的妙道,苹果全球营销高级副总裁席勒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透露,苹果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是“不喜欢让人容易预见”。这一简短的回应,并没有说出重返旧名背后的基本逻辑和品牌经营思路:苹果只用一个简单的单词,是在向消费者暗示,他们应将iPad当作PC的王位继承人,同时也强调了它与竞争产品的区别。将最新iPad称为“iPad”,使这种平板电脑更直接地联系苹果的PC主力产品,暗示这种机器不应只被当作一种附属品,而是一种应该被依赖很多世代的产品,是PC的替代物。 “iPad”也把人们的关注焦点,从这种机器的演进过程转移到强调它的自成一类。苹果CEO库克宣称,苹果“把脚牢牢站立在后PC的未来中”,并提到该公司76%的营收来自iOS设备的销售。iPad的名称是苹果重申这一策略的又一种方式。iPad的简单名称不仅使它容易记忆,也暗示苹果的平板电脑是独一无二的。 3月7日,苹果CEO库克在旧金山Yerba Buena中心发布第三代iPad和升级版Apple TV 媒体记者在旧金山发布会后试用新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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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Facebook首席 扎克伯格:创新来自有组织无纪律
zhaoxc 2011-6-3 16:51
转自: http://www.umiwi.com/article/5841    企业文化就该是自由而令人舒适的,交流顺畅了,思想的碰撞才会最终促成项目。一个成员间说着不同逻辑的语言、不能自由沟通的企业一定会出问题    编者按:    据新浪教育频道,2005年10月26日,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发表公开演讲,讲述了Facebook的成长故事。谈到Facebook的企业文化时,扎克伯格表示,非正式化制度是Facebook的特点之一。为了给员工提供快乐而舒适的办公氛围,公司鼓励无拘无束的交流方式,以保证创意的不断迸发。    扎克伯格说,自己经常引导员工学习共处,帮助他们熟悉其他成员的思维逻辑,从而实现有效交流。扎克伯格认为,要尊重员工的点子,并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授权员工去实践。在他看来,正是这种看似无序的企业文化,使Facebook得以保持创新力并持续发展。    以下为扎克伯格观点摘录。    驾驭时间    如何支配时间去做更多的事很关键,这与你所学的技能没什么联系   我在哈佛读的是心理学,并非计算机专业,只是学了一点。我从十岁起就开始编程,我在编程时不会刻意去想应该做什么,这已经成了我直觉的一部分。   我为自己写了很多程序,譬如给自己的MP3设计了一个语言界面,还用哈佛分配给每个人的ID做了一个类似Hot or Not(注:Hot or Not是美国的一家交友网站,以批量试点评会员照片,从而测试其受欢迎程度为主要风格,并为会员之间的联络提供双向选择平台)的网站,也因此差点儿被哈佛扫地出门。   虽然这些程序很奇怪,但对我的未来很有帮助。在学心理学的时候,我开始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开始对建立某种能像大学时交朋友那样的产品有了浓厚的兴趣,在冒出建立Facebook的想法时,我基本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便马上着手。   最初写代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个版本--事实上,我们再没写过第二个版本。我只花了几周甚至更短的时间建立了网站,最初,我不知道这个网站会有多成功。那会儿,我整天想的其实是:等我有了新的点子去实践,我一定要把这个网站给丢弃了。真庆幸自己当时并没这么干。这件事的关键在于你如何支配时间去做各种事,与你在大学里所学到的技能并没什么联系。    善用天才    看着这群用独特方式创造新事物的聪明人,我总是顿感自豪   当我们设计应用程序的时候,我们并不只注重单一用户体验,我们更看重的是,这个应该是否有利于整个社区和产品,这就需要在产品开发的各个环节进行取舍。你可能注意到,(在Facebook上)不能浏览其他学校人的信息,这就是一种取舍的结果。我们将用户按学校进行分类,只有来自同一个学校的人才能互相看到对方信息及联系方式。我们发现,更多人愿意关注身边的人,如果所有人都能浏览你的信息,这也不错,但你可能就不会把手机号放上去了。超过三成的用户在注册Facebook时登记了电话号,所以这个应用是很重要的。   我记得,在整个一学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访问量,我都在致力于扩大网站规模。后来,我们有幸邀请到一些天才加入团队。去年(注:此处实指2004年),大家围在我餐桌旁工作,这有趣极了。那年2月,我们的阵地转移到了真正的办公室里,这也十分有趣。有时我抬起头,看着这群为我工作的聪明人,他们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创造新的事物,我总会顿感自豪。   那时,我和室友达斯汀(注:达斯汀·莫斯科维茨,Facebook联合创始人)以及其他人一起将整个项目一步步完成,然后再讨论下一个项目。大家各司其责,很少向他人求助,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试图找到一种颠覆现状的方法。也就是说,如何让这些天才的工作效率达到更高,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或许可以摒弃无休止工作的模式,毕竟他们开发的不是小儿科产品。因此,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但我还没找到诀窍,得摸索几年。做公司的CEO与做别人室友的感觉完全不同,想和做的结果也是很不一样的。    目标最关键    有两件事你需要关注:保持现有的;做到持续发展   我要做很多类似的决定,而且要靠直觉判断。我一直努力以最学术的态度去谨慎思考不同方式所能产生的不同结果,但多数时候,你必须先确定目标,知道你要什么,然后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对我们来说,这个目标就是社区及用户群体利益的长期最大化。注意,要长期的,不是短期的。   此外,有两件事你需要关注--第一,保持现有的;第二,持续发展。我们现有的就是完善的应用程序,我们要保持这种风格,不靠噱头和花招。同时,要在不破坏现有水准的前提下,关注那些持续发展的、容易扩大规模的产品或趋势。   也许有一天,公司规模会壮大到上千人。尽管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无从预知,但你还是要站得更高一点去展望明天。你要有自己的研发团队,还要有财务部,以及其他你曾认为是本不需要的设置。有了团队后,你要去监督,但不要过度操控他们。别忘了,这些人是非常聪明的,我看重他们的原因就是他们有着绝佳的点子和自主研发能力。但同时,你也要确保这些智慧的火花以及产品匹配且不凡,我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    友好的文化    一个语言逻辑不同、无法自由沟通的企业,思想的碰撞怎能产生火花   我要找的人得具备两个特征,第一是高智商。你可以聘请一位有10年工作经验的软件工程师,这个人如果做了10 年软件工程师,可能这辈子都会做这行。这样挺好,这种人很能干,对公司很有帮助。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聪明过人但缺乏工作经验,接受和学习新事物的速度很快,也能在短时间里做很多事,经验丰富的人往往做不了这些事。第二种人是我迫切需要的。   第二,要对我们的事业有认同感。一个人无论多聪明并极富效率,但如果缺少认同感,他不会真正努力。我从斯坦福挑选了几个工程师,他们没有多少工作经验,但绝顶聪明,同时很想从事这个行业,愿意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譬如创建Facebook相册。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比很多资深程序员更具价值。   目前,公司的很多制度并不是很正式化的,或许以后会有变化。我认为,随着企业的扩大,之所以会产生许多问题,是因为之前那种令人舒适的关系被打破了。团队成员本可以用朋友间的方式去自由交流,工作时,你可以把想法像告诉朋友一样告诉他,并且不必担心冒犯对方。他们可能会用类似的方式去理解你所表达的内容,我想说,在传递思想这方面,语言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在一个成员间说着不同逻辑的语言、不能自由沟通思想的企业里,拿出20%的时间给员工去理解他人想法是十分必要的。在Facebook,有一点我非常关注,那就是友好的企业文化。我让员工抽出20%的工作时间泡在一起,而不是去忙各自的业务。我让他们呆在一块儿,不强迫他们非得成为朋友,但可以让他们在与同事相处时感觉更舒适,交流更顺畅。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营造了一种自由而有效的沟通文化,这是个不太成文的规定,我觉得企业氛围就该如此。交流顺畅了,思想得以相互碰撞,并最终促成一个又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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