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学子何江首登哈佛毕业礼演讲台 来源：中科大新创公益基金会 发布时间：2016/5/27 13:34:39 名师高徒：哈佛大学庄小威与何江合影。 5月26日10点（美东时间），中国科大毕业生何江成为第一位登上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台的中国大陆学子。27日上午10点（北京时间），何江接受了中国科大波士顿校友会与新创基金会的祝贺与视频采访。刚刚结束毕业典礼的何江气色不错，略有疲惫。何江承认“确实有些累，昨晚只睡了四个小时”。 回顾今日的成功演讲，何江表示：开口第一句话前有些紧张，发现大家笑了我就放松下来了。 何江感恩父母的帮助，提到父母未能赶来，但也已看到自己演讲的照片。“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何江的哈佛导师庄小威（中国科大87少校友）特地赶到毕业典礼现场，见证何江的演讲。何江介绍说“她很高兴”。 何江即将在哈佛大学演讲的消息传开之后，科大校友通过波士顿校友会和新创基金会转达两个建议：1）希望何江在演讲稿中提及中国科大；2）快去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这些都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科大的威望。当27日提出这两个问题时，何江笑说“其实在消息宣布时，稿件已经过多轮修改定稿了。（芒果台找你了么？）芒果台没找，但确实有真人秀节目找过来，我感觉自己不太适合”。 我们刻意在演讲之前压下这两个建议，原因是希望尊重何江。无论演讲内容如何，何江已为母校中国科大的宣传做出巨大贡献。 何江保持着科学工作者的严谨介绍未来规划说，目前在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MIT工程方向非常强。“我还是希望在学术界能站稳，当然也希望成果能有实际的应用和转化”。 保持好奇心，勤于探索：寄语青年学子 何江在美国的经历无疑对中国科大初到美国的青年学子是巨大激励。当被问及：对于那些即将到美国留学的中国科大学子，有什么经验或教训可分享时。何江非常诚恳：出国留学对于任何人是非常棒的人生经历。身处异国他乡，会逼迫我们独立自主。能在求学过程中，发现自我的潜力（Knowing Yourself）很重要。我的留学经历也是不断发现自我，寻找、追求心中最喜欢的。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面对新的资源，要善于利用。我在哈佛大学，发现了很多文科、非学术的资源学习着去充分利用。要保持好奇心，勇于尝试。探索那些过去未曾意识到的潜力，正如这次演讲，我起初未曾想到能被选上。 美东时间5月26日10点前后，何江（中国科大0508郭沫若奖获得者）在众人瞩目中登上毕业典礼演讲台。哈佛大学将他的演讲与斯皮尔伯格大导演通过网络向全球直播。10:19，何江博士向曾资助他的新创校友基金会发来了中英文演讲稿（附后）。 新闻来源与摄影致谢：中国科大波士顿校友会与新创校友基金会联合发布，图片均为波士顿校友会邹思睿（0303，哈佛大学博士）提供，谨此致谢。 何江演讲全文实录（中英文） 蜘蛛咬伤轶事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她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的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便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兴的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停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时做的差强人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的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理蜘蛛咬伤事故。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有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的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及简单的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的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的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的社会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注意的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得变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 The Spider’s Bite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a poisonous spider bit my right hand. I ranto my mom for help—but instead of taking me to a doctor, my mom set my hand onfire. After wrapping my hand with several layers of cotton, then soaking it in wine,she put a chopstick into my mouth, and ignited the cotton. Heat quicklypenetrated the cotton and began to roast my hand. The searing pain made me wantto scream, but the chopstick prevented it. All I could do was watch my handburn - one minute, then two minutes –until mom put out the fire. You see, the part of China I grew up in was a rural village, and at thattime pre-industrial. When I was born, my village had no cars, no telephones, noelectricity, not even running water. And we certainly didn’t have access tomodern medical resources. There was no doctor my mother could bring me to seeabout my spider bite. For those who study biology, you may have grasped the science behind my mom’scure: heat deactivates proteins, and a spider’s venom is simply a form ofprotein. It’s cool how that folk remedy actually incorporates basicbiochemistry, isn’t it? But I am a PhD student in biochemistry at Harvard, Inow know that better, less painful and less risky treatments existed. So I can’thelp but ask myself, why I didn’t receive one at the time? Fifteen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at incident. I am happy to report thatmy hand is fine. But this question lingers, and I continue to be troubled by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roughout the world. We havelearned to edit the human genome and unlock many secrets of how cancerprogresses. We can manipulate neuronal activity literally with the switch of alight. Each year brings more advances in biomedical research-exciting,transformative accomplishments. Yet, despite the knowledge we have amassed, wehaven’t been so successful in deploying it to where it’s needed most. Accordingto the World Bank, twelve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es on less than$2 a day. Malnutrition kills more than 3 million children annually. Threehundred million people are afflicted by malaria globally. All over the world,we constantly see these problems of poverty, illness, and lack of resourcesimpeding the flow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Lifesaving knowledge we take forgranted in the modern world is often unavailable in these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nd in far too many places, people are stillessentially trying to cure a spider bite with fire. While studying at Harvard, I saw how scientific knowledge can help othersin simple, yet profound ways. The bird flu pandemic in the 2000s looked to myvillage like a spell cast by demons. Our folk medicine didn’t even havehalf-measures to offer. What’s more, farmers didn’t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common cold and flu; they didn’t understand that the flu was much more lethalthan the common cold. Most people were also unaware that the virus couldtransmit across different species. So when I realized that simple hygiene practices like separatingdifferent animal species could contain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and that Icould help make this knowledge available to my village, that was my first “Aha”moment as a budding scientist. But it was more than that: it was also a vitalinflection point in my own ethical development, my own self-understanding as amember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Harvard dares us to dreambig, to aspire to change the world. Here on this Commencement Day, we areprobably thinking of grand destinations and big adventures that await us. Asfor me, I am also thinking of the farmers in my village. My experience herereminds me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researchers to communicate our knowledge to thosewho need it. Because by using the science we already have, we could probablybring my village and thousands like it into the world you and I take forgranted every day. And that’s an impact every one of us can make! But the question is, will we make the effort or not? More than ever before, oursociety emphasizes science and innovation. But an equally important emphasisshould be on distributing the knowledge we have to where it’s needed. Changingthe world doesn’t mean that everyone has to find the next big thing. It can beas simple as becoming better communicators, and finding more creative ways topass on the knowledge we have to people like my mom and the farmers in theirlocal community. Our society also needs to recognize that the equal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s a pivotal step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work tobring this into reality. And if we do that, then perhaps a teenager in rural China who is bittenby a spider will not have to burn his hand, but will know to seek a doctorinstead. 何江博士简介 何江2005年从湖南省宁乡县一中进入中国科大生命学院学习，2009年荣获新中国第一奖学金、中国科大本科生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由中国科大新创校友基金会资助）。 何江进入哈佛大学分子细胞生物学系攻读博士，在导师庄小威教授实验室进行生物光学和超高分辨显微成像在病毒学和神经学中的应用和研究。2015年博士毕业，现于麻省理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研究内容为组织工程，3D打印人体肝脏的应用，癌症早期检测。生物技术行业在今年来拥有非常迅猛的发展，其广大的发展空间让他决定留在该领域。哈佛博士期间，他在eLife, PNAS, Plos Pathogens, Nature Methods等等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9篇，文章引用数量超过500次。同时担任Nano Letters,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等10多个杂志审稿人。另外，在哈佛商学院教授引荐下，他写了一本关于中国乡村的传记体性质英文书，书稿目前已被欧洲最大publishing agency接收，计划于欧洲美国中国发表。 何江在哈佛大学接受的博士生教育本质上是中国科大教育的延伸——他的导师庄小威是中国科大87级少年班校友。 5月26日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毕业生何江在毕业典礼上，以优秀毕业生身分代表演讲。这是哈佛学生在校内的最高荣誉，何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大陆留学生。 哈佛毕业演讲首位大陆学生：教育能改变人生 作者：王烨捷 周凯 来源：中青在线 发布时间：2016/5/11 11:36:39 何江在美国实验室。 一名在湖南农村长大、上大学才第一次进城的中国小伙儿，5月26日，将要站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讲台上，作为哈佛研究生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这相当于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各选出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毕业生发言。 哈佛校方确认该校生物系博士毕业生何江是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生。当天，与他同台演讲的特邀嘉宾将是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 这不是他第一次获得一所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何江曾经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并作为获奖代表发言。 “现在乡村逐渐流行读书无用论，认为寒门很难再出贵子。这样的观点让我觉得挺无奈的。”何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后，特地用短信方式再次补充自己的观点，“教育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能够把一个人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成长经历，能给那些还在路上的农村学生一点鼓励，让他们看到坚持的希望。” 再苦再穷也不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 上世纪80年代的湖南农村，像当时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以土坯房为主，孩子的零食以糖水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代“留守儿童”就在那时诞生，越来越多的农村父母到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打工，老人照顾几个年幼在家的孩子。 1988年，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中，何江呱呱坠地。与村里其他农户明显不同的是，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一般，但何江的父母却有个坚定的信念——不能为了打工挣钱，而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 几年过去了，外出打工挣钱的人家，又是砌砖瓦房子，又是给孩子带礼物；但是何江的家，仍是一个土坯房子。何江印象最深的，是睡前故事。无论白天农活儿干得多累、多苦，何江的父亲都会在睡前给两个儿子讲故事。 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主题——好好学习。“我爸高中都没毕业，也不知道哪里找来那么多的中国传统故事。每天讲都讲不完。”何江上大学后，有一次问起父亲，哪里找来那么多睡前故事，父亲告诉他，很多故事都是自己瞎编的，目的只是想告诉孩子，只有读书才能有好的出路。 除了给儿子讲睡前故事，何江的父亲还严格要求两个孩子的学习。放学后，何家的两个儿子通常是被关在屋里“自习”，作业做完了，继续自习；而这个时候，大多数农村男孩都在田间地头玩耍。 “那时觉得爸爸很‘霸蛮’。但现在想想，这是农村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何江后来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又去哈佛大学硕博连读，而他的弟弟则成了电子科技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今年下半年就去上海工作了。 文化水平不高的母亲懂得鼓励孩子 支撑两个男孩保持学习兴趣的，是那个“文化水平不如爸爸”的母亲。在何江眼中，母亲是个温和派。父亲批评孩子学习不好时，母亲总会在一阵狂风暴雨后笑呵呵地跑过来，送上“和风细雨”。 在母亲那里，两个儿子总能找到自信。何江现在知道，母亲当年的做法，就和如今他所见到的美国人的做法一样——以鼓励孩子的方式，给予孩子最大的自信。 湖南农村的妇女，在农闲时通常喜欢聚集在一起唠家常。但何江的母亲更喜欢陪着两个儿子一起学习。 因为不识字，她总是要求两个儿子把课本里的故事念给自己听，遇到听不懂的地方，她还会跟两个儿子讨论。 何江记得，自己和弟弟都喜欢给母亲“上课”。母亲的循循善诱与何江如今正在接触的美国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刚来美国时很不习惯，不管提什么建议，导师都说可以试试看。”何江说，美国有一种“鼓励文化”，无论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是那些名字被印在教科书上的“牛人”，都会习惯性地给予学生鼓励。他们会在跟你一起啃汉堡、喝咖啡、泡酒吧时，时不时地鼓励你一番，让你觉得“前途不错”。 就连这次申请哈佛典礼演讲，何江也是在美国教授Diana Eck的鼓励下进行的。 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每年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学生敢于申请。何江想要发言，目的是让美国的大学生听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但他此前并不敢报名，“教授告诉我，你只要觉得可以，就去试试，没什么好丢脸的”。 “农村英语”变为纯正美语没有捷径 申请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总共有3轮测试。第一轮，递交个人学习、科研材料和演讲初稿；第二轮，从10名入选者中挑选4人，每个人都要拿着自己的演讲稿念稿；第三轮，从4人中选出1人，所有人都被要求脱稿模拟演讲。 对一个英语是母语的学生来说，这都有极大的难度。更何况何江从小在湖南农村长大，初中才开始接触英语，操着一口“农村英语”上了县城的高中。那是他第一次从农村走进城里。在宁乡县城，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英语水平与城里孩子的巨大差距。“第一学期很受打击，考试没问题，就是开口说英语很困难”。 不怕“使苦劲”的何江，买了一本英文版的《乱世佳人》回宿舍“啃”，遇到读到不懂的地方，就在书本旁边进行大段大段的标注。 “学英语，跟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一样，没有捷径。”何江自认为自己有些“一根筋”。这一点，或许遗传自父亲——从来不懂得走捷径，家里的田地里，除了水稻，再也没有种过其他品种的农作物。 到了哈佛大学，何江又像刚上高中那会儿，焦虑不已。中国学生大多喜欢跟中国学生聚集在一起，这样的话，很难找到机会练习英语。 何江硬着头皮，申请给哈佛的本科生当辅导员，“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反正就是想多讲讲英语”。从入学第二年开始，何江给哈佛的本科生做辅导员，这种方法让他的英语表达方式很快从“中式”转到了“美式”。到了读博士期间，何江就可以给哈佛本科学生上课了。 何江透露，这次哈佛毕业典礼演讲的申请，自己的“农村故事”为整个演讲主题增色不少。他将在演讲中介绍中医在中国农村发挥的作用，进而推及到自己在哈佛大学所专注的生物光学、物理专业研究，“以一个理科生的角度，来反思科技知识和技术在社会上不均衡的分布，以及如何将自己研究的科技技术，更广泛地传递到世界不同地方”。 据悉，哈佛毕业典礼的历届演讲代表多为文科生，何江是为数不多的一名理科生代表。哈佛博士毕业后，何江将赴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原标题：教育仍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何江：哈佛毕业典礼登台演讲的首位大陆学生） 哈佛毕业生何江：博士后结束打算申请大学教书 作者：温薷 戴轩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2016/5/29 10:06:26 哈佛历史上首个在毕业典礼中演讲的中国大陆学生何江。受访者供图 中国大陆学生首登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何江希望演讲能影响他人，逐渐消弭区域间科技不平等现象 每年毕业典礼上，哈佛都会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选出几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毕业生发言。而这一直被认为是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美国时间2016年5月26日，何江走上哈佛毕业典礼演讲的舞台。随后媒体报道，他是哈佛首个在毕业典礼中演讲的中国大陆学生。 昨日，新京报记者通过微信联系上何江。 对于演讲主题定为科技传播中区域间的不平等，何江说，现在科技已经很发达，有些地方却无法享受到。他认为科技传播要借助各行业的力量，而参加毕业典礼的同学们，很多将来是各行业顶尖人物，这时候把这个话题抛出来，正是“天时地利人和”。 ■ 对话人物 何江 198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宁乡县停钟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2005年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就读生物专业，2009年进入哈佛大学生物系硕博连读。美国东部时间5月26日上午10点，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作为哈佛研究生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 演讲主题 谈科技传播希望区域不平等慢慢消弭 新京报：毕业演讲时心里紧张吗？ 何江：紧张，视频里可能看不出来。其实演讲时说“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时，我的手一直在抖。 新京报：参与演讲选拔的学生是不是很多？ 何江：竞争很激烈。3月初，一位教授鼓励我去参加选拔，我心里没什么底，就想着纯当试试，之后经过了首轮选拔、初赛和复赛。 复赛只剩4名学生，除了我，其他三人母语都是英语。有两人来自肯尼迪学院，很擅长公开演讲，其中一人还有多年的外交经验；还有一人来自教育学院，当过多年导游。 新京报：为什么最后你脱颖而出？ 何江：可能是我的主题比较新颖吧。哈佛毕业演讲的主题大多是人文类，而我的主题是科技传播。我是农村孩子，小时候村里没有医疗环境，被毒蜘蛛咬伤后，妈妈只能用火烧的土方子来治疗我的手，而像这样的村子还有很多。虽然现在科技已经很发达，这些地方却无法享受到，这种不平等给我很深的印象。 新京报：何时意识到科技传播不平等这个问题？ 何江：我们平时在实验室里也会聊到，自己明明在接受最前沿的知识，但是对父母说起来他们根本不懂，这样的话意义在哪里，这种想法进了哈佛之后更加强烈，所以我就将科技传播定为了主题。但是这个主题很大，容易说得太空泛，后来我回忆起小时候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把它放在了演讲的开头。 新京报：你有想过为弥补这种差距做些什么吗？ 何江：我觉得这次演讲就是一种尝试。因为科技传播是一个大工程，一个人能做的非常有限，而参加毕业典礼的这些同学，很多是将来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如果他们愿意参与其中，带动更多人与行业进行改变，这种差异就会慢慢消弭。在这个时候把这个主题抛出来，我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 学习经历 刚到美国不适应哈佛课堂氛围 新京报：你出生在湖南农村，然后到大城市、国外求学，这个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会有自卑的时候吗？ 何江：我们家在农村，爸妈平时靠种稻和养猪维持全家生计，条件并不好。不光是经济上比较困窘。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刚上大一时，学校安排了C++编程的必修课，每次都会用到电脑，但在那之前我连电脑都没摸过。 我是一路从资源不那么丰富的地方走到资源越来越丰富的地方，眼界开阔后会比较平和。因为环境不断在变，会有各种各样新的挑战，必须学会调整心态。 新京报：你是如何进入哈佛的？ 何江：2009年我从中科大毕业，因为平时成绩基本每年都是全院第一，再加上学校导师和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的推荐信，最后申请到了哈佛生物系的硕博连读，获得了全额奖学金。 读博时，我联系了之前从中科大毕业的庄小威老师，在她的实验室里做了5年的博士研究，主要研究流感入侵人体过程及大脑神经元细微结构。 新京报：刚去留学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何江：除了语言障碍，就是不适应美国的课堂氛围。像哈佛的讲台上站着的都是行业大咖，但台下的学生会随便发问甚至质疑，而且发言之前可能不会经过一个比较缜密的思考，我一开始觉得这个难以接受。 后来习惯了才发现，美国有一种“鼓励文化”，对于那些教授来说，只要能听到学生有所表达就会很高兴，不管这些观点是不是很幼稚，他们都会尊重你的声音。 中美差异 国内对学生评价标准多元点会更好 新京报：你在演讲里说哈佛教会你们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哈佛是怎样做的？ 何江：哈佛教给学生的东西都会站在很高的高度，学生会很习惯宏大的视野与观点。像平时授课的老师，很多也是出现在我们教科书上的“神级”人物，你可以很容易地与他们进行对话。 从师资到设备到机会，哈佛为学生提供的一切资源都非常丰富，接触了这么多的资源，学生会觉得实现梦想一点也不遥远，而且会有很强烈的愿望和责任感想去改变整个世界。 新京报：哈佛能提供很多资源，但大部分农村的孩子享受不到足够的资源，你觉得这种缺陷该怎么弥补？ 何江：对，其实农村孩子刻苦读书的不少，但农村的确没有那么好的教育环境能支持他们，所以一定要强化自己的能力，努力去争取资源。 比如说在学校就要重视自己的社交圈子，搭建自己的平台，去弄明白这个平台能教会自己什么、能提供给自己什么样的资源，对于行业中优秀的人物也要对他们有所了解，有针对性地去交流。 而且我发现，很多农村的学生读书也非常努力，但很容易不自信，不相信自己的潜力，更不敢有什么梦想。像做学术很辛苦，如果不相信自己就很难走下去。 新京报：中国和美国的教育你都接受过，你对两种教育体制怎么看？ 何江：有人可能觉得中式教育太重视灌输知识、不注重对学生个性的培养，而西方教育更加先进。但是就我接触到的来说，其实两者各有好坏。像美国这边是很尊重个性，但是初等和中等教育的问题其实很多，而国内的中等教育就很扎实，比如我从中科大进到哈佛，扎实的基本功就让我很受益。 所以这两者如果有一个互补和折中会更好。就中国国内来说，不光是学校，整个社会对学生的评价标准都比较单一，如果今后标准能多元一点，我觉得会打开不一样的路。 毕业规划 将去麻省做博士后 以后打算申请大学教职 新京报：很多人觉得你是非常成功的，你自己怎么看？ 何江：我不觉得自己很成功，真正了解这个行业就知道，所谓成功要有实在的研究成果，我现在不过是刚刚入门而已。 新京报：从哈佛毕业后，你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何江：接下来会去麻省进行博士后研究，做人体肝脏3D打印和癌症前期检测之类的课题，这些课题和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会更偏应用一点。像现在波士顿已经有很多生物公司，所以我对这个行业的前景很看好。就像演讲里说的，将这些科技传播到偏远贫穷的地区会需要一个过程，但只要行业发展起来，它们最后也一定会享受到这些先进的科技。 新京报：有想过回国吗？ 何江：我想在科研行业继续做下去，麻省理工博士后之后打算申请大学教职，美国和中国都会考虑申请。（原标题：对话丨何江：博士后结束打算申请大学教书）
标签: 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