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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赵文津教授博文的认同和支持: 热度 3 jiangjiping 2013-11-14 07:55; 对赵文津教授博文的认同和支持蒋继平 2013 年 11 月 13 日刚刚读到了赵文津院士的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938141-741336.html 的博文，对赵教授的论点非常认同。赵教授在文中列出了他自己看了这个视频后得出的结论。下面是他的结论实录： 1 ，美国早已大面积种植了转基因作物，达 20 多年； 2 ，美国人也是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大家当时把它作为科技创新成果，很拥护； 3 ，多年食用转基因食品后已发现问题多多，特别是带来一系列人体健康问题。而国内一些人强调美国人吃了是安全的； 4 ，美国人在觉醒，认识到它的危害性，现在已在奋起抗争中，先争取立法在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上加注标识；反对当试验老鼠，反对被当成“饥饿汉” ！看到赵教授对美国转基因实况的分析和认识，我觉得非常逻辑和理性，总结得很好。我在心中想，到底是院士，真是有水平，而且，也有勇气。我觉得目前在中国的科技界，支持转基因的院士占着绝对的优势，他们拥有话语权，他们拥有巨额资金。所以，对转基因具有质疑的科学家受到一定的打击和排挤。这从科学网对待精选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来。因而，我觉得赵院士这样做，实在了不起，起到了一个实话实说的好榜样。所以，我对赵教授关于美国转基因现状的观点深表赞同和支持。与此同时，更希望赵院士能够影响更多的院士对转基因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和分析，弄清楚事实真相，向政府相关部分提供切实可靠的数据和建议，为中国的转基因事业走向正途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个人分类: 转基因|2899 次阅读|6 个评论

赵文津：鄂尔多斯盆地油气勘查突破与李四光的油气勘查思想: 热度 5 wjzhao 2013-5-29 08:48; 鄂尔多斯盆地油气勘查的突破再次论证了李四光的油气勘查思想的深远意义。 19 5 0 年以来，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陕北地质大队已在盆地中的多处寻找油气，但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1955 年初，地质部门进入鄂尔多斯盆地开展找油工作。当时，黄汲清认为： “ 鄂尔多斯地台本部虽然沉积相当厚，也毫无变质的现象，但是地层太平缓了，没有构造使石油集中。他依据 “ 地台边缘凹地 ” 理论认为，六盘山褶皱带构造发育应为首要之找油地区。谢家荣则认为伊陕台地 “ 地台边缘隆起带 ” 的北缘乌兰格尔隆起一带有油砂，有可能是首要的找油突破点。于是，地质部领导按照他们的意见，分别组成地质部633队到盆地西部六盘山， 206 队到北部的乌兰格尔隆起带开展石油普查，其中在六盘山地区还引进了匈牙利专家组成中匈合作队（ 1958 年初调到松辽扶余盆地），先后工作了 14 年，找油气始终没有较大进展。 14 年后的 1969 年，因找油气工作陷入困局，地质石油队中的许多人极力主张撤离盆地。在这进退两难之际，地质石油队职工想起了李四光老部长，委派孙肇才总工程师与三位工人师傅代表大队来北京向李四光部长作汇报和请示。 1969年12月23日李四光接见了他们。听取工作汇报后，李四光提出了明确的建议：“……总的说，这里存在着生油层是没有问题的，石油，肯定是有的 …… 要重新回到陕甘宁盆地中去，陕甘宁盆地中间很值得搞，要接近它。 ” 根据李四光的意见，地矿部领导决定地质石油队继续留在盆地内找油气。并作了研究，决定在远离六盘山靠盆地中心的庆阳、华池一带打探索井，即华参 1 井、庆参 1 井。 1970 年 8 月试油分别为日产 53 立方米和 623 立方米，庆阳大油田被突破，随后组织了长庆大会战，康世恩还亲临第一线督战，成果不断扩大，现在长庆油田已年产 3000 万吨油当量，中石油长庆油公司计划将在 2015 年建成 “ 第二个大庆 ” 。这是大庆经验的进一步升华。依据李四光的理论和指导，终于实现了在鄂尔多斯的成功，这不就是战略家吗？与大庆不同的是，鄂尔多斯盆地的中生代地层是陆相的，孔隙率与渗透率特别低，盆地内部地层是以1-2度倾角由东向西倾斜，没有形成大的褶皱构造，显然是以岩性油气藏为主的！详见笔者发表在 2011 年《地学前缘》上的专文。中国地质条件和其他国家很不同，我们地块的上部是以 “ 陆相地层 ” 为主，而深部又以海相地层为主，构造较复杂，为了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中国科技界就得奋发图强，不断地汲取历史上独立的精神和创新的思想，走一条自主的道路，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要加强理论和方法技术的研究，真正实现科技引领，科技支撑，落实 “ 十二五 ” 的保油增气的目标要求，千万不能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 。不当之处欢迎大家讨论。; 3348 次阅读|4 个评论

赵文津：大庆油田发现是在李四光油气勘查理论指导下发现的: 热度 10 wjzhao 2013-5-29 08:46; 《发现大庆油田真相：匈牙利人帮大忙功绩遭抹杀》（下称《发现》）一文还否定了大庆油田发现和李四光石油勘查理论的关系。文章这样写道，“地质力学和发现大庆这两者之间确实没有关系。李四光先生并未说大庆油田是用他自己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找到的。是在大庆油田发现了两年以后，他有一天写信给何长工（时任地质部副部长），把大庆油田第一次和他自己的研究联系起来了……”。作者如何肯定两者“ 确实” 没有关系呢？从1952年9月地质部成立时起，李四光被任命为部长，并直接兼任部地质普查委员会（后改为石油局）主任。当时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的一年，中国面临严重的能源、矿产资源问题，真是处于“无米下锅”的境地。天然油和人造油加起来年产才几十万吨，最大的玉门油矿年产原油仅十几万吨。中国如何解决能源问题？当时世界上传统的观点是“海相地层”富含石油，陆相地层里可以产石油（如陕西延长油田），但规模都不大，能否找到大油田都是未知之数。外国人说中国的盆地以陆相地层为主，有海相地层但深度大，又遭受到过多的构造作用，因此我国被冠以 “贫油”帽子。这种说法在我国地质界有广泛的影响。 1953年，毛主席邀请了李四光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征询他对中国石油资源前景的看法。李四光依据自己的大地构造理论和油气形成移聚条件的看法，明确回答中央领导同志说，中国油气资源的蕴藏量是丰富的，而不是什么“中国贫油论”、“东北贫油论”，并具体提出，关键的问题是要抓紧做好全国范围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打破偏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面。中央接受了李四光的建议，并于 1954 年下达命令，要求地质部负责中国的石油普查工作，石油部门负责石油勘探开发工作，中国科学院负责有关的科研工作。地质部在 1955 年 2 月召开了第一届石油普查工作会，全面部署了全国油气普查工作。华北、东北大平原，大工业区，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必须调查其下部地质构造情况才能掌握情况作出含油气远景评价，这是常识。 1955 年初地质部物探局请示了部领导后就在华北（成立 226 队，技术负责人为黄绪德）、南满（成立 112 队，技术负责人为王懋基）开展试验性生产工作。何长工还亲自过问华北平原的大剖面试验工作。李四光从向毛主席承诺以后一直关心着全国各地找油气的新进展，亲自指导着有关工作，怎么可能会不关心松辽平原的新发现呢！能设想，他向毛主席刚刚保证后就不再过问此事？什么仅在 “ 在大庆油田发现了两年以后，才把大庆油田第一次和他自己的研究联系起来了……”，这既不合乎逻辑，又与实际了完全不符。日本人在松辽盆地找油因用海相地层思路指导，初步找油未果而放弃了找油工作。据 2011 年 1 月 24 日《老年文摘报》引自《环球时报》岳光的文章以及 2011 年 2 月 19 日矿业报上刊出的小屋清风的文章，日本人于 1929 年、 1939 年— 1941 年先后在东北开展找油气工作，特别是 1941 年 8 月 1 日美国对日实施石油禁运以后，因找油气未获突破而不得不对美宣战（ 9 月 6 日），并向印尼进军（ 1942 年 2 月），抢夺油田与炼油厂。因为当时打大战，日本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石油以开动战车飞机和舰船。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教授高桥纯一为代表的海相地层生油思想的指导下，日本人先后选择了三个点：南满的阜新煤矿区一带，满洲里的扎赉诺尔煤矿区，以及牡丹江上游森林地带开展普查，认为阜新一带靠海近可能有海相地层，为此还打了多口钻井找油。经过大量地质地球物理及钻探调查后，认为没有什么开采价值而放弃了。对大庆一带，飞机虽在草甸子上常常见到黑色油膜状漂浮物，但 “ 满铁调查部 ” 认为 “ 这个地方不存在生成石油的条件 ” 而放弃去工作。显然，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什么成油理论，将会指导怎么样的找油工作部署。谢家荣、黄汲清与李四光的油气勘查思路上世纪 50年代，中国地质专家一方面向苏联专家学习第二巴库地台区海相地层中发现大油田经验，一方面也从西方学到海相生油的理论，也强调要到海相地层区找构造油藏。到50年代未，这一时期包括翁文灏、黄汲清、谢家荣在内的一些中外学者，虽承认陆相石油的生成和聚集的存在，但还不是能证明具有较大规模的有机质堆积、转化、运移、并形成较大型油气田的事实。陕北的陆相地层中更是“口口见油，口口不流”（因孔隙率、渗透率都太低）。因此，找油气的主要指导思想还是海相生油的理论。谢学锦先生在《发现》一文中谈到，“黄汲清先生后来曾明确提出说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根据了他的陆相生油理论。这是在他给邓小平的信和1994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的文字说明中都提到过的”，这样的说法“不够实事求是”。谢学锦谈到，在 1955 年决定将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列入普查委员会计划之前，黄汲清从未写过有关中国东部石油远景的文章，更未写过松辽平原石油远景的文章。 “ 在 1957 年第三次石油普查会议上，黄先生的报告中提到陆相生油时，也只是说： ‘1943 年我们根据在新疆等地的工作结果提出陆相生油的重要性 …… 但就整个世界来说，海相生油无疑还是占着绝对的重要地位。今后我们要继续注意陆相生油，但对海相生油更要注意。 ’‘ 海相优于陆相，在其它条件相同时，沉积盆地有海相沉积比无海相沉积好。 ’ 对松辽平原他也只是说， ‘ 南部平原位于法库以南 …… 可以存在第三纪海相地层。 ’ 他的这些话表明，他并没有用陆相生油理论去指导大庆油田的发现。 ” 笔者认为这段论述大体是对的。笔者在苏联专家 A.A. 特拉菲穆克的谈话记录（李国玉等译，1998）中也看到一段记录，黄当时强调在阜新一带靠海近，可能有海相第三纪地层，强调要找海相油田；在他与谢家荣具体部署松辽盆地的石油地质踏勘工作路线选的就是：从阜新 --- 沈阳 — 沿第二松花江向南 -- 吉林的哈达湾，而不是向北到松花江以北地区，显然，这一踏勘路线基本上是过去日本人的工作路线。事实证明，阜新一带并没有发现第三纪海相地层，整个松辽盆地是巨厚的陆相白垩系地层。再来看谢家荣先生当时是怎么样想的。《发现》一文还强调，用海相生油理论指导松辽盆地油气普查是“合乎逻辑常识的”。谢家荣先生认为“尽管全世界油田海相生油为主，但陆相生油在中国的地质情况下亦应给以重视。”但是，他又说：“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地质学家们设想的是，有可能在松辽平原找到世界上非常重要的海相第三纪的储油层。这是合乎逻辑常识的，因而是无可指责的。而鉴于当时已经发现的松辽平原下可能存在海相第三纪的事实，如果不去设想可能发现海相油田，而用陆相生油的理论去指导工作，那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它违反起码的逻辑。”即便如此辩解，谢家荣也没有提出松辽平原有发现“大油田”的看法和预测。谢学锦又强调，“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实事求是地来看一看大庆油田发现的全过程了，搞清楚在这条所谓的发现链（Discovery chain）上，哪些是关键的环节，哪些人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认为是谢家荣和黄“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闭幕之后，一道专门提出了松辽平原的石油地质踏勘项目，并坚持当年立即做部署工作。对松辽平原进行石油地质踏勘，是大庆油田发现链上最重要的环节。因为有了地质踏勘项目，才能在1956年将松辽平原正式列入全面进行石油普查的地区，进而有了1956和1957两年在整个松辽平原进行的大规模全面石油普查活动。” 这里，他把上不上石油地质踏勘当成了大庆油田发现的关键，显然有些夸大其辞。第一，当时实际上石油地质踏勘是在南满一带进行的；第二，物探队1955年就已在松花江的南北开展了普查，特别是迅速在江北发现了大庆长垣的踪影，这时，人们能放弃而不抓紧做工作吗？ 1959年春节，地质、石油两部领导和有关专家在何长工家聚会，共同商定在大庆长垣打第一口验证井——松基3井的位置后，康世恩副部长立即带队下到大同镇（后来改为大庆）。这些决策中并没有黄、谢的参与，实际上他们在1957反右运动之后即离开了石油普查的指导岗位了，又如何来指挥石油勘探工作的？谢学锦先生又说： “ 它（大庆油田）的发现与谁的独创理论都没有关系。倒是发现陆相地层中居然能有这种大油田的事实 —— 这也是自然界和理论地质学家开的玩笑， ‥‥‥ 。 ” 这里，按照海相生油理论指导找油气，没有发现，后来在陆相地层发现大油田，无法解释，又变成这一发现是 “ 自然界和理论地质学家开的玩笑 ” 。那么，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地质成矿理论的指导作用呢？难道找矿要靠 “ 大自然 ” 开玩笑吗？地质找矿的发现事例，有许多是有运气的成分，但总不能说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海相生油论的胜利吧。与黄汲清、谢家荣不同，李四光完全没有通常“海相”与“陆相”生油的一套概念。在1954年3月燃料工业部召开的石油会议上李四光作报告，题目是“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的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报告会上，有苏联政府代表团和专家代表团，以及众多中国专家在场，一开始，李四光就提出“大家知道，我对大地构造是有些特殊的看法，因此我要求专家和同志们给我一些耐心。” 当时李四光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协主席、中科院副院长，但在当时的“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学术环境中，主流还是海相生油理论，他不得不恳请与会者给点“耐心“。李四光认为，第一要抓盆地内的沉积条件，和有无足够多的有机质存在。即如果盆地规模大，有好的沉积条件，保证有足够的有机质可能转化成石油，后期还能保存下来，则不论其是“海相地层”还是“陆相地层”都能有生成大油田的前提；第二个条件是构造条件，构造动力驱动流体流动与构造可提供油气藏的保存条件。随后他就国内各大盆地找油气前景做了分析，提出一些重点工作区。这一思想以后就成为地质部石油普查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向。地质部 1955 年 1 月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李四光致开幕词。会议确定先以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柴达木盆地、鄂尔多斯与六盘山、四川盆地和华北平原 6 个地区为重点，决定由东北地质局组织力量于 1955 年下半年开展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工作。物探局开展工作的时间是在 1956 年初，是地质部领导采纳了苏联物探专家关于物探转向大普查的建议，并按照李四光的 “ 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 ” 的指示调整的工作方向。在华北和东北平原在地质调查工作之前，物探局组织力量首先开展了大规模的重磁法面积性调查和多条重、磁、电、地震等的方法的综合大剖面调查，以查明平原下的深部构造。到 1957 年各盆地情况已有初步了解，为确定油气战略东移奠定基础。显然，物探局工作方向的调整，不是需要得到谢家荣和黄汲清二位先生的批准，他们只是局的“技术负责人之一”，而不是“行政负责人”。再说司、局领导之间交换意见是地质部内正常的工作传统。日本人因受海相生油思想的束缚，面对陆相地层而失掉找油气的信心，放弃了工作；谢家荣强调以海相生油思想指导中国找油，认为“是合乎逻辑常识的”，但因为盆地内没有找到海相第三纪地层，油藏的发现成了“自然界和理论地质学家开的玩笑”；黄汲清开始强调海相生油思想指导，找到陆相大油田后，又说是按照他的陆相生油思想指导下获得的突破；而李四光则没有局限于既有的理论，强调要从盆地的具体情况去分析，盆地大，有机质丰富，后期保存条件好会有大油田的，这一坚定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没有这一坚定信念，可能遇到挫折后，又会向日本那样转向其他盆地找油去了。果然，大庆地区，在长期稳产5000万吨以后，还能不断获得找油气的新突破。如蔡希源进一步发现在凹陷区内找到了大量油气，是岩性油气藏，但不是位于构造高点，而是在低位域的油气藏；赵文智等发现在白垩纪地层底部的火山岩中的气藏，也可达1000-2000亿立方米等等，这都表明中国陆相盆地的油气资源是丰富的，但是油气藏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需要人们不断地研究，去发现，去创新。; 9049 次阅读|12 个评论

赵文津院士：“出成果出人才”是核心目标[原稿]: 热度 4 meixianghao 2011-8-15 11:41; 这是发给编辑的版本，没有今天时报刊发的简洁，但个人更愿意在这里分享一下老院士原汁原味的表达。赵文津院士：“出成果出人才”是核心目标科研经费改革是个大问题，现在花钱太多，出不了像样的东西。许多人为此揪心。科学技术研究是为了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反而有点不太清楚了，甚至是糊涂了，好像首先完成花钱任务，写些不知道有什么用的“文章”。其实国家投资研究开发的费用求的不外乎是两个方面，一是出成果，二是出人才。中央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的问题是根本问题。提升科学研究水平，解决国家重大发展需求，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要靠人才（当然也要有经费和领导）。中国现在有的是人才，很多人到国外就干得很好，在国内怎么就不行了呢？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很好解决如何评价人才和如何依靠人才的问题。依靠人才就有个管理问题。有能力的人，大多有一些独立的见解，喜欢独立思考，但往往不受重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专家如马寅初、梁思成、黄万里等是一些很有影响的例子。科技攻关靠的是专家，不是行政领导。可现实不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搞攻关，不是以科研人员为中心，而是以行政领导为中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像两弹一星这样的大科学工程，选好专家后，行政领导就放手，不干预业务工作，真的是在当好后勤部长，那是好经验啊！现在多数是行政领导在指挥一切，干不好，就得靠弄虚作假，誇大成绩，否则就要影响他的政绩，影响提拔了。领导本来是领导，是评论员，现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评论员，什么专业领域都能发言，有的还要替代专家，指挥一切。这样做，哪能干好工作啊！这里对科研成果的评价，要特别重视，好、不好的成果一样评好，只会使研究工作水平日益下降；唯论文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刊物上发表，都一定就是好，有水平，有用？！我就选过多篇《科学》《自然》上发表的文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还是问题多多的。再说，论文并不是成果本身，它仅仅是成果的表达方式之一；编委也不是圣人，对论文都能评好，评准？别迷信！要认真评好成果，把好评审关。现在半外行也敢充当专家作评委，真可怕！现在发表一大堆的论文，究竟有多少是有用的？国家花钱搞科研是要得到好的成果，不认真评审成果，又如何知道哪些是好的呢！现在企业出资开展的研发项目对成果评价标准明确，不会作无效益的投资。当然，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为搞关系而做的一些“投资”则另当别论。国家出资为的是取得好的科研成果，管科研经费的人，只管完成花钱计划，而不管取得成果的好坏，又如何能把住科技管理关？现在是花了很多钱，论文数天下第二，但是又都說大成果不多，说明有关领导部门对成果本身好坏是不重视的。要是重视取得好的成果，就要认真仔细地改革科研经费的管理办法，现在的管理办法太坏，不改是不行，早改国家早受益。要实行分类管理。少搞些报表，少为项目申请而不断填写报表，搞无用的计划，科研人员能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上，放在创新上。要知道国际上科学技术竞争是很激烈的，科研人员为国家、为民族、为科学事业发展是会奋力拚搏的，国家鼓励他们的拼搏奉献精神和对国家的贡献，就是他们极大的动力，会调动科技人员的真正的积极性，而这才是搞好创新性科技工作的根本保证，靠严格计划行事，并不能激发出创造性的劳动。当然也要保证科技人员一定的待遇，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现在这种功利色彩极强的分配制度与创新劳动很难协调。科研人员现在费了很大的劲申请经费，而得不到支持的是多数。而有的人项目特别多，搞不过来，整天忙于交差，应付，这不是搞科研，这是走过场。科研人员有时候得到点支持，滋味也不好受。我就经历过，一个项目，老早申请了，到了年底 12 月 23 日财务部门通知你立项了，还没有开展工作， 25 日就要你出研究报告，可是 12 月 30 日经费还没有划拨到位。你说这叫什么管理？这是对科研工作的极大摧残。该给经费的时候没给，过了时候再给你，几天要你出报告，这不是逼人造假吗？科研经费要改革，就要一切工作围绕着出人才、出成果这个核心目标来组织。不解决人才的识别和成果的评价问题，即便我国的科研经费占到 GDP 的比例有了更大的提升，实际效果恐怕也不乐观。; 个人分类: 科学与社会|3799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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