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蒋正华

标签: 蒋正华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转载]科技部支持的现人口项目是科学上的一大悲哀: 热度 2 wya 2013-6-4 12:12; 博主注：可持续发展及适度人口理论目前仅仅是个指导方向及理念，还远远达不到辅助政府决策的水平。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会采用该理论及方法开发决策支持系统，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13-6-4/974620.aspx 科技部支持的现人口项目是科学上的一大悲哀马瀛通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影响决策，宋健等同志根据有限可耕地与淡水等相关资源，以人口为主线，通过所谓系统动力学模型推算，便简单机械地得出，百年后中国养育的人口最大规模是6.53亿，非此则将没水喝，同时还给出2000年优化规划的最佳人口为10.56亿，因此，极力主张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孩。 20 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既指出了“人口多，土地少，资源相对缺乏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指出了 “我国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是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因此，只以已勘探清楚的资源，又不考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互通有无与优势互补，那么，在封闭条件下，无论是建立在静态理念上计量的适度人口，还是以适度人口为基础计量的最大人口容量，都远不符合实际。所以，以数学模型模拟人口与发展，并将其数据作为决策参考的作法，实在不可取。中国在人口与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有力表明了人类有所作为的发展前景，而且也充分认识到，尽管人口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也决不能以 “人口决定论”来认识与解决发展问题。 30 年后的今天，学术上与宋健等差距相当大的蒋正华同志，从政前，就未见在学术上有过新见地；从政后，又未从事过科研；从时间长度看，从政要远大于从事科研。然而，令人见怪的是，相关人口方面重大科研课题，却时常花落其手；令人不怪的是，如此学术水平且研究又无连续性，出不了新成果自然则在情理之中。因此，作为宋健等后继者的蒋正华，近期，只有把类似那时宋健等同志的作法，从形式上，以改称“人口与发展数学模型与综合决策支持系统”；从性质上，以换汤不换药，虚张声势，故弄玄虚，掩盖华而不实的内虚。之所以这样下定论，主要因为只要承认一定条件下的生产要素，不是静态而是动态变动，那么适度人口概念就无所依附，而相应数理模型就不能成立。当然，作为其结果，因后继者同其前者作法无本质区别，也只能是又一次脱离实际的故伎重演，或脱离实际更远的虚幻数学游戏。在持续的低生育水平下，后继者同其前者一样，都仍会以低生育水平为标准，认识新时期人口问题。因此，必然会误以为当前的人口状况与发展，将适应现在与未来一个时期发展的需要，甚至还会误认为此间无人口问题。究其原因关键是仍尚未认识到何为新时期人口问题。诚然，以此认识水平做决策支持系统政策模拟，岂不是重蹈误导决策覆辙？只要从市场经济理念，充分认识目前仍以人口与发展数学模型所做的模拟，就会明确而清晰地识别出，此作法完全有悖市场对生产要素等资源配置，起基础调节作用的主旨，其结果必然也是与实际脱离的纸上谈兵。这种早已被国内外学界视之为劣品的理念，实践又证实为悖论的作法，竟被《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作为一项社会科学软课题《人口与发展数学模型与综合决策支持系统》的大项目，不能不说这是科学上的一大悲哀！这怎能不令人质疑参与此项目的评审者，是否为界内人士？如果是，那就不得不质疑，是否是这方面的相关内行？若是内行，是否有走关系及有意“放水”之嫌？科技部如此管理与审批科研项目，管理者的权力与责任，以及评审学者的学术道德与责任感都哪里去了？显见，以科技部来统管不同专业的国家科技项目，也是不合理设置科技部机构的一种反映。尊重科学，就要尊重人才、尊重科研规律与科研过程。在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又难以有效监管的科政不分体制下，一些科研项目与某些在职或不在职的官员、官员学者及惟利是图随从者，实际已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这些科研项目，只要将其投入，最终研究报告，连同项目负责人、科研单位与参加人员，在科技界公示，就会发现很难有任何新见地或独具的任何知识产权。可见，科研体制若不改，一些科研项目则变味为“行政科研”，诚然，“行政科研”也只能出那种，假定条件的“大虚空”式“科研”报告与庸才。科学是规律的反映与探索规律的学问，科研工作就是探索与研究规律。科研若都不能按自身规律办，何能出科研新成果与科研人才？ 20 世纪80年代中期，这位在学术上未曾有过任何新建树，而在仕途上却宛如“火箭”式升迁的后继者，竟百思不得其解地模仿美国学者寇尔构建的世界分区域模型生命表，来构建中国分区域模型生命表。寇尔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将有限的分区域死亡数据构建的分区域生命表当作模型用，作为死亡水平类似人口，在缺乏死亡数据时的替代模式。当然，不短缺死亡数据的人口，仍须以其实际死亡数据为依据。 20 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死亡数据丰富，而在那时构建中国分区域模型生命表，实质是一种不知模型生命表用途的无的放矢模仿，无论其在学术上还是在应用上，都无任何实际意义。就是这样一个总以曾居官位，不时地来驾御人口学术领域的自以为是官样学者，竟能时常招揽到科研大项目大资金，可就是从未见与大项目大投入相称的科研成果与新见地面世。屡屡的科研大投入与极不相称的产出矛盾，不能不令人质疑资金的流向及是否存在腐败问题？一些无人口学专业背景的领导者，近些年来，因为一直误将他作为是一个把持方向盘式的专家型领导，而他也时常以不知为知之，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对人口科研等工作颐指气使。然而，遗憾的是因其水平有限，却总也没有把握住新时期人口问题，所以，不仅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定位找不到北，也使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服务的新时期人口任务不明确。因此，无论是提出所谓从出生到死亡的全程服务大人口观，还是反复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等，都未能抓住服务于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大局的新时期人口任务。; 个人分类: 人口学大师思辨|2056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历史会为中国人口学界的某些大牛人大官人逐渐褪去学术光环: 热度 2 wya 2013-5-22 16:05; 梁中堂博客摘录： 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132312117123/ 起意将我给 Susan Greenhalgh 的两封信和她致我的一封信粘贴博客里（见续一、续二），是起因于一家外媒对我的采访。该媒体驻中国的记者相信中国生育政策不作调整，是因为宋健、蒋正华给中央的一封信。我反复解释说这与他们无关，有关政策不作调整是因为决策者认为没有必要调整。任何政策都会有拥护和反对，而政策的出台却有它自身的规律，它是不因决策机制以外的人们的意见所左右的。认为宋健蒋正华所写的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以相信世界上存在民主与科学决策为前提的。虽然我早年也持这样的观点，但是我现在必须说，这是一种对国家的迷信。 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132311491705/ 只是您可能受到了宋健田雪原这一帮人的误导，他们极力想放大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把一些问题的逻辑以及事情发生先后的因果关系都搞倒置了，使得您以为宋健运用知识影响了决策者。不是这样，是宋健不顾事实地极力修改科学原理来迎合决策者。第一，宋健在 1978 年欧洲之行遇见荷兰奥勒斯德之前，他是不知道用控制论预测人口的。他把从屯得特大学得到的一摞资料扔给李广元，这才开始了与人口学结缘。李广元阅读文献后去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公安部寻找人口数据，都已经是该年的年底到 1979 年年初了。第二，肖振禹给您讲宋健、李广元在 1979 年年初已经与他们建立了联系，是把宋健和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合作时间提前了一年多的时间。 1979 年年初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是李广元去寻找人口数据。因为，在这些科技人员手上，这方面的资料完全是个零。但是，这个时期如同现在中国仍然在发生的一些高校或研究单位去中央机关寻求帮助一样，还远够不上合作关系。还有，这时宋健还没有在计划生育办公室出现。李广元也只是到达肖振禹这样的年轻干事的层面上。第三，您如果不受他们的误导的话，再读一遍您已经引用过的钱学森、许涤新 1980 年 2 月给陈慕华的信，以及王震的信，都完全说明至少在这个时候宋健与陈慕华还毫无瓜葛。我上次给您的信中说宋健“是一个急不可耐的随时渴望上轿待嫁的臊娘们”，就是根据这几封信得出来的印象。第四，当宋健到达陈慕华的面前时，“一胎化”已经在中国不分城乡地顺利推行了将近一年了。上封信中我已经向您说明， 6 月 1 日陈云自己说给李先念讲过，“ 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我的推测，陈云的这个话应该是在 3 月份动身南下休养前对李先念说的。 6 月 27 日，陈慕华在中央党校讲计划生育课时已经说：“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这些都不仅仅是在报纸和表面上，而是在该年的具体工作推动上。我在阅读您的书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再检索一下当时的中国报纸，甚至只是把您手头上的彭珮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 1979 年到 1980 年“公开信”发表前这一段时间陈慕华的几个讲话仔细读一读，就知道宋健田雪原们的文章是诠释陈慕华的观点的，甚至于他们文章中的一些重要语言也是直接抄陈慕华的。关于这一点，我的记忆相当深刻。因为 1979 年 7-12 月，我就是在计划生育部门推行“一胎化”政策的背景下从事调查和写作把我终生推进人口学领域的第一篇论文的。您应该知道，在 12 月提交成都会议的那篇文章里，反对“一胎化”和我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内容都已经产生了。如果 1979 年没有“一胎化”的政策，我如何会写出反对的文章？另外， 1979 年 12 月 18 日，陈慕华在成都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总结说，“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今年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经验。”而这个时候，宋健还未曾浮出水面。所以，您把 1980 年宋健参加书记处会议和“公开信”当作中央和陈慕华接受宋健影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宋健夸大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还有一个问题，我过去也一直以为是钱学森把宋健推出来的。而且，由于宋健很有政客的头脑，把钱学森给陈慕华的信公开发表出来，以表明他的学术背景。其实不是这样。前年，钱学森的信件出版以后，我特意查找钱学森和宋健的关系与往来，这方面的记录是零。最近，我读了《邓力群国史讲谈录》才解开了谜团。 1996 年 3 月 26 日，伍绍祖发言说：“有一次钱学森问我宋健当科委主任是你推荐的，我说我哪有资格推荐他呀。后来我才搞清楚，宋健写了一篇文章，用系统理论讲我国的人口问题。王震看了以后，就口授批语，推荐给乔木同志，当时他非要签我的名，我只好签了，还留了电话和地址，中科院的系统所后来拿出复印件，我才看清，那字是我写的……”。最近读《邓力群国史讲谈录》和《王震传》，大约理清了以前一些人物关系和历史线索。首先，王震作为副总理从 1977 年开始分管国防科委， 1978 年 12 月的三中全会上增补为政治局委员。特别重要的是，王震在 1973 年就开始呼吁邓小平（第二次）复出， 1977 年再次呼吁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1978 年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全会呼吁陈云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在毛泽东在世时就向叶剑英建议“弄掉”“四人帮”，此后一直为此组织活动。该在政治上与邓小平极为密切，也非常活跃。宋健所在的七机部二院，是国防科委的下属机构。其次， 1972 年，伍绍祖由胡耀邦推荐由团中央调任王震的秘书，后由王推荐担任国防科委参谋。 1980 年前后，伍绍祖应是国防科委科技局的副局长。王震看到宋健于景元李广元刊登在 1980 年 1 月 31 日《世界经济调研》上的文章，写信给伍绍祖转宋健等一系列的故事开始出现。从 1980 年 2 月 18 日伍绍祖给宋健的信以及王震给胡绩伟的信来看，王震在此之前读到《世界经济调研》的文章，随即向分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写了要求公开发表的推荐信。 2 月 18 日，王震已经得到了人民日报准备发表该文的编者按语。可能直接使用宋健的文章不够大众化，才又有了田雪原的出现以及最后按照新华社通稿处理的结果（新华社的通稿是属于级别最高的新闻稿。 3 月 13 日人民日报刊发的稿件并没有编者按语，文章也没有像当日光明日报处理的那么厚重）。另外，从钱学森给陈慕华的信来看，宋健与钱学森也不是交往很深、很密切。当时钱学森的级别、年龄都要比宋健高出很多，后者在此之前还属于籍籍无名之辈，不是很容易就可以接近钱学森的。钱学森这时对宋健的介绍还是“自动化理论家”而不是宋健自己给自己冠称的“控制论与系统工程”科学家。 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1323115853614/ 正如在这本书序言的一开始所说的那样，本书的目的首先就是针对罗马俱乐部所创造的观点，我要通过这本书来证明是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正确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是正确的。那时的政治思想统治和禁锢都要比现在严格得多，我是在一个党校里工作，当然不能直接点明对当前政治观点和现行政策的质疑。但思想观点还是很清晰的，即不同意从老百姓的生育方面来解释和解决经济社会的难题。在《人口学》中，我把马尔萨斯主义当作罗马俱乐部的理论基础并把对马尔萨斯和罗马俱乐部的批判作为该书的核心内容。我的书稿在次年的年初就送到出版社。那时在中国出版一本书的平均周期就是 3 年，何况，我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不过，我还算是幸运的。出版社的初审、二审和终审的三位编辑，都一口称赞是一部好稿，一定抓紧时间予以发排。 1982 年 2 月，当我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理论讨论会的时候，也是宋健在人口学界正式亮相之时。宋健把他的小组所有成员都带到了会上，李广元、于景元、宫锡芳、张正卿，等等。这批人与我都十分友好。我请张正卿用毛笔把我即将出版的《人口学》目录抄写了四大张白纸张贴在北京军区招待所的饭厅里，会议上引起了轰动。那时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在中国大陆还没有翻译出版，对此直接了解的人并不多。但宋健于景元是知道的。一次吃饭时，于景元问我对罗马俱乐部报告的看法，告诫说那可是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一本书。《增长的极限》被第一次翻译出版形成中文，是 1984 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具有简装性质，说明并不被重视。很正规的由大出版社推出这本书又是接近 10 年以后的事情了。客观地说，由于时过境迁，在国外造成很大旋风的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在中国却是没有几个人认真地读过它。当然，没有读过不一定没有接受过它的影响。中国是在被它掀起的巨浪推动下行进的。而且，可怕的也是中国一直在这一似乎无名的手的拽动下前行的。所以，对中国有着实际巨大影响的罗马俱乐部在中国却没有那么大的声名：既没有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大张旗鼓的宣传，也没有稍有声势的批判。据我所知，我的《人口学》是直到今天唯一比较集中批判罗马俱乐部报告的一部书。为了显示这一点， 2006 年 1 月，我在自己的网站上专门设立了一个栏目《罗马俱乐部批判》，不仅将《人口学》一书的有关章节粘贴在一起，而且把《评宋健于景元的人口测算》那篇文章也归到这个栏目里面。所以，即使没有读完您全书的文字，看到您也把宋健的东西与罗马俱乐部相联系，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厚重与深沉。要知道，中国的人口学家和所有理论界的思想家们，可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认识。 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132311491705/ 您所说的关于罗马俱乐部方面的情况，即中国学者一直没有意识到宋健和其他人的思想深受罗马俱乐部的影响，这是令人震惊的。本书描述了宋健如何大量借鉴罗马俱乐部的研究，然而他从来不承认自己借鉴了。关于罗马俱乐部另外一点：您是对的，即在过去，西方普遍持有那种观点，然而，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有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对罗马俱乐部进行批判。很少有社会科学家重视它。 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13421115055170/ 因为胡启立对国家科委批示给人们的假象，全国在计划生育政策走向上又陷入了混乱。 1986 年 12 月初，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会议。 12 月 2 日，赵紫阳在讲话中说：这里顺便谈一个问题，人口理论界有些争论。就是“只生一个子女”和 “晚、稀、少”。有一部分学者主张不仅在农村，也包括城市都只生两胎，只要晚婚、晚育、间隔生，人口增长的结果与“只生一个”的结果一样，这是一个流派。我认为这种意见现在也不能轻易加以否定，但是现在不敢就这样办，因为这个理论没有经过实践。我说不敢现在就推广，更不要动摇现行的生育政策。但是允许给一块地方进行试验，给个地盘，实践一下，因为这不是一、两年可以说明问题的。如果经过十年，证明了实行这种办法人口增长率并没有提高，那我们就可以采取这个政策。现在已经选了几个地方，山西翼城县已经搞了一年多。全国指定几个地方试验，不要宣传。但是我们还寄予希望。如果这几个地方最后实践的结果证明是好的，顺乎民心，合乎民心，又能控制人口，那当然好了，何乐而不为！但是现在没有把握。我对这些同志的意见讲过一些支持的话，我是觉得如果能论证一下，如果确实这样，那当然很好，那就是个很好的政策，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既不能对这部分同志的主张加以否定，也不能轻易地就拿来在全国推广，因为这个后果不清楚，所以允许试验。至于理论上的辩论、讨论，可以百家争鸣，但报纸上不必宣传这些东西。内部讨论，学术刊物上争论、辩论是可以的，允许在一些指定的地方试验。最后要看实践的结果怎么样。反正两种办法，全国绝大部分地方试行我刚才说的那个政策，个别地方实行这个政策，最后再作决定。这是我所见到的赵紫阳第一次讲翼城试点。;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2645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怎么来的: wya 2013-4-25 10:40; 　 http://www.kaoder.com/?m=threada=viewfid=158tid=62256 　　马瀛通：中国城乡普遍实施计划生育基本是逐步始于，群众根据“早、密、多”生育现状而在 1970年创造的“晚、稀、少”计划生育两孩。1973年政府根据实施效果颇佳的“晚、稀、少”式计划生育，才将之提升为全国计划生育政策。可见，这项来自群众的政策制定基本符合了公共政策制定基本原则。所以，在不足短短的10年，全国人口的自增率就从1970年的25.83‰，急剧降至反映1979年实施效果的1980年的11.87‰；假定总和生育率值粗略反映了当年育龄妇女一生的平均生育子女数, 1970年的总和生育率值就从5.81急剧降至1980年的2.24。这两种度量指标大幅超半的下降，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中国，被称之为是近代以来，世界生育史上下降的奇迹。从影响因素分析看，完全可以归咎是计划生育的成效。1970-1979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在尚未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情况下实施的，从此间的国情可知，那时是既无行政措施更无行政命令，足见社会和家庭都已深感人口压力，广大群众中确实蕴藏着实施计划生育的积极性，所以，一旦提倡及提供相应的避孕与节育服务，人口的过快增长很快就得以有效的抑制。亿万群众实施“晚、稀、少”创造的世界近代生育率下降奇迹本身，一方面说明群众是驾驭人口变动的主人与主体，一方面也映现出群众的识大体、顾大局客观事实。根据1980年死亡水平,1980年的总和生育值，则降到了更替生育水平值。如果按1980年生育模式不变，即使不考虑任何生育水平下降，也能达到2000年的实际人口控制结果。若考虑实际可能的下降与留有一定的余地，则可控制在12.3亿。　　1980年总和生育率值2.24的取得，是在出生一孩中，尚未达晚育的仍占49.17%；出生二孩中，尚未达晚育年龄或间隔年限的还高达82.75%；也就是说“晚、稀、少”的任务远还没有完成。然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文革”中“左”的惯性影响，受静态理论计量的“人口容量”而不考虑可行性的学者，竟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误导，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生搬硬套到计划生育中来，在1980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刚成立后，就把“晚、稀、少”不分城乡差异的，重点转移到“只能生一孩”。这种违背公共政策制定原则，也没经过调差与试点，就将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紧缩”为“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一夜之间就使计划生育工作变成了“天下第一难”。其难就难在广大农村群众普遍不接受，以种种不正常方式抵制，因而失去了计划生育主体的育龄夫妇实施基础，故基层主管计划生育的部门，则变为以组织推行计划生育的“小分队”作为主体，从而迫使计划生育的经常性工作，不得不变为“突击”式工作；宣传教育为主的工作，不得不变为通不通三分钟式工作；以避孕为主，节育措施自主选择工作，不得不变为“一胎上环、二胎结扎”的行政推行工作。当然，也就相应产生了“超生游击队”，这一反映计划生育工作中急于求成问题的普遍现象，以及产生了节育措施事故大幅增多的问题；而计划外怀孕的妇女在东躲西藏的环境下，出生素质能好得了吗？我认为欲速不达，是表征1980年“紧缩”群众创造的“晚、稀、少”计划生育两孩政策的逼真形象写照。事实也表明：1981年的人口自然增率从1980年的11.87‰大幅回升到14.55‰，1982年继续回升，竟高达16.01‰，甚至较1975年的15.77‰还高； 1981年的总和生育率值从1980年的2.24大幅回升到2.65,1982年继续回升，竟高达2.86；1981年的农村总和生育率从1980年的2.49大幅回升到2.93，1982年继续回升，竟高达3.20，这就是说1982年全国农村育龄妇女一生的预计生育水平是，普遍都生了三个孩子，生四个孩子的也高达20%；除此之外，还损害了计划生育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与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尤其值得重点指出的是，1980年前一直强调的，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推行计划生育，这本是有益于各民族融合与边疆省区经济社会发展，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也被改变；从生育模式看，还导致第三次全国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于1986年到来。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收紧”政策是，“大开口子”的失控、半失控结果。足见，只准生育一个孩子的过紧生育政策，其结果不是导致了少生而是酿成了多生！这一沉痛教训务必要认真记取。尽管1980-1984年强力推行只准生育一孩的时间短暂，但受其影响及后来生育政策完善的不到位，也即没有全面恢复“晚、稀、少”政策，故导致后来在党政“一把手”负总责条件下，上世纪末的总人口也至少要较稳定“晚、稀、少”政策的结果，多生出半个多亿！　　然而，遗憾的是，那时竟有那么多人口学者、统计工作者，乃至计划生育部门的领导者，却陷入了将“紧缩”生育政策等同于是把生育水平“紧缩”下来的认识误区。误以为是“开小口、堵大口”的完善生育政策致成。对此，只要清晰地认识到完善生育政策是始于1984年的中期前后，就可一目了然地厘清这是歪曲事实。然而，正是由于没有以1984年开始完善生育政策的时间，来准确地认识其前后的生育度量指标大幅度变化，才产生了想当然的糊涂认识。所以，才那么留恋“一胎化”，甚至竟简单而似是而非地误认为“开小口”，就是对计划生育工作实际效果的“放”，从而把完善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正”效应扭曲为“负”效应，也即是把“是”与“非”颠倒，并指责1984年完善生育政策是“开了小口，也没堵住大口”。然而，此间的计划生育实践与数据均表明：所谓的“大口”、“特大口”都是“紧缩”政策“紧”出来的负效果。实际生育水平从来就未曾实现过“只能”生育一孩，哪来的“开出来的小口”与“没堵住的大口”？就是这种似是而非论，使上上下下那么多人不仅产生了错误认识，甚至还影响到其后至今的生育政策继续完善，或称恢复计划生育两孩政策。1980年，误导推行“只能”生育一孩，产生的多方面负效应，竟被误导者将之强加在1984年中期前后的完善政策头上，并称之是导致了“人口失控”、“半失控”，其实质是一种有意识的转嫁行为。周恩来总理曾指出：“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 遮掩错误就是躲避真理”。因此，时至今日，最令人痛心的是，还有不少人仍无正确认识，还在把完善生育政策的正确抉择与及时实施，误作教训来汲取，乃至还在影响着今天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决策。这无疑充分暴露了根据数据，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的严重不足，以及学术研究水平的严重滞后，根本不适应科学决策的需要。当年那种不从经过教育，群众最大可接受程度出发，即只考虑需要而不考虑可行，而是仅凭主观强迫客观就范出发，来误导决策，以及后来有心计的宁“左”勿“右”少数伴随者，至今都之所以仍反对生育政策完善到两孩，就是因为他们还要遮掩错误，不敢于承认实践检验已证实的结果及做出的回答，若其主要代表人物宋某与蒋某，对亿万群众计划生育实践检验结果能做出不完善生育政策的诠释，并展开一场阳光下的辩论，去伪存真，那就会深刻认识到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958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60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左”的问题，1992年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显然，用之对照1980年把“晚、稀、少”紧缩为“只能”生育一孩及其所酿成的后果，并以此来认识这一精辟论述，只有这样才能深刻领悟到其所具的鲜明、直接、重大指导意义！也即如果用此也来认识当时与现实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就将不走或少走弯路！此外，实施了一个时期两孩生育政策的国家及地区，诸如韩国与台湾，其实践都已表明：现在的生育水平都在相当低的低生育水平稳定运行。　　中国是一个人口相对过剩的国家，稳定相当一个时期的低生育水平，是解决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客观需要，而稳定低生育水平也需将计划生育政策稳定在两个孩子的基础上。因为这既是制定社会公共政策合情合理的需要，也是计划生育实践检验的正效应经验与负效应教训，客观要求将生育政策完善到两孩的需要。人口相对过剩、不足、适宜，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前提下，对人口规模性质的一种分类。每个人口的规模，都是其分年龄人口的加总之和，而人口规模变动，又是其出生人口与其他所有年龄生存状况，综合变动的具体体现。也即是人口规模变动与各分年龄变动，是同步变动的一个有机、不可分割整体。因此，绝不能将人口规模变动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割裂开来，误认为现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甚至误认为解决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发生了严重矛盾。　　人口相对过剩、不足和适宜，其相应年龄结构也必是相对过剩、不足和适宜。诸如，中国解决相对过剩人口的过程，也就是在一个年龄接一个年龄地逐年解决相对过剩年龄结构的过程，因此，中国的人口规模变动与年龄结构，都是处在合理的变动与转化过程。而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当然也是大好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度量年龄结构变动的年龄构成比指标及其表征的意义，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通用，其表征的统计意义，在人口相对过剩与不足前提下，有时则恰其相反（见“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合理转化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2012，N0.1和 “Reexamining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Age Structure”,《China Economist》Vol.7,N0.4,2012）。足见，大多数发达国家与人口相对不足国家的老龄化及其老化程度，完全与中国老龄化及其老化程度的意义不同。因此，以所谓年龄结构不合理或人口老龄化相关问题，来疾呼实施两孩生育政策并非是适宜的理由。这也是我建议完善生育政策及早实施两孩生育政策，与之根本不同所在。1984年7月，著者与张晓彤曾就上世纪人口控制目标在12亿以内与相关生育政策问题，曾给中央写过一份《关于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时任总书记、总理、书记处书记及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诸位同志，都做了重要批示。胡耀邦同志的批示是：“启立、建秀、兆国同志：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我主张按紫阳同志提出的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根据批示的精神，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于1984年9月23日至28日，召开了相关各界人士与多学科多部门专家学者参与的《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论证会，我在28日做了题为《科学是规律的反映实践是历史的见证》的全面答辩与阐述，既对与会者对报告提出的诸多问题做了全面的一一解答与阐述，也对报告涉及的测算等方方面面问题做了清清楚楚地说明，并当场做了演示，充分证实与确认了在可行性基础上，报告的测算是一种留有充分余地的准确无误测算（见马瀛通著《人口控制实践与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论证会直至再无新问题提出才告结束。计划生育的实践与历史，充分证实了胡耀邦同志批示的准确，而未实施带来的负效应及其影响都已成为现实。　　须知生育水平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跃居影响生育水平下降的主导因素，故降至为低生育水平，使生育水平发生了质的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主导地位的低生育水平，一是不会反弹，二是将相对稳定，事实也在持续验证着这一判断。　　近3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人们普遍都能清楚地认识到，实施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育一孩，实际是一种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空想”，就是在今天的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也仍毫无实施的可行性。今天的育龄夫妇已不是约30年前的育龄夫妇，他们的文化素质有了大幅提高，生育意愿也完全不同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育龄夫妇。实际上，今天大多数农村地区能生育的基本都生了两个孩子，多孩生育是极少数。问题是现时育龄夫妇丧失生育能力的比例，也大不同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育龄夫妇。那时的全国各种生育节育调查都表明：育龄夫妇终生丧失生育能力的只有2%左右。如今的饮食结构不以五谷为主，加之，受农业实施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影响，和受若干转基因食物影响，以及性开放和过早性生活影响，而致使终生丧失生育能力的育龄夫妇所占比例，肯定要上升。20世纪八十年代的欧洲五国调查表明: 育龄妇女分年龄丧失生殖能力的比例，年龄20-24岁的为3%，25-29岁为6%，30-34岁为10%,35-39岁为31%，40-44岁为31%，45-49岁为100%。我认为中国现实的状况，恐怕要高于那时的欧洲状况。因此，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一定能够持续，只是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则需进一步研究。　　中国今后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重心，应转移到解决城镇化中的人口合理分布问题上，而不是在其他别的重点问题上。至于生育政策完善到两个孩子则是题中之义，这是毫无意义的。否则，还停留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阶段，那就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任务不相符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质疑的一个核心问题。; 个人分类: 人口学大师思辨|207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房地产到底是不是支柱产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PK发改委副领导: wya 2013-3-25 09:48; 博主注：在任何国家，房地产都不会是支柱产业，因为它是民生需求，是政府必须保障的一个方面。这点都不清楚，一味做作跟风、人云亦云的话，屁股还是坐在人民这一边吗？新华社：政府应剥离捆绑房地产业上的利益 http://news.163.com/13/0325/01/8QPA5VAB0001124J.html 【子夜微评】发改委副领导今天说，很多人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性行业，我查了一下文件，没有这句话。但文件不说不等于实际上不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房地产支撑着政府财政、经济发展、企业和个人财富增值利益，这样是不牢靠的。既然不把房地产当支柱，政府就应当果断剥离捆绑在其上的利益。（贾奋勇） [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蒋正华到滨州考察 http://news.hexun.com/2011-08-18/132584123.html 关于房地产业的发展问题，蒋正华指出，房地产业是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在保障民生、推动经济发展、推动消费、服务地方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148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人口长期趋势测算方案: wya 2012-4-20 11:26; 蒋正华同志听取姜卫平主任关于“中国人口长期趋势测算方案”汇报 http://www.cpdrc.org.cn/zxssdt/zxxsdt_detail.asp?id=16045 3月14日，蒋正华同志听取姜卫平主任关于“中国人口长期趋势测算方案”的汇报。受蒋正华同志委托，中心研究团队利用六普数据和PADIS平台模拟了 12种情景，分析比较了不同方案下的人口差异。蒋正华同志对我中心的工作效率和预测结果都比较满意，提出了进一步的完善建议，指出要择时向委领导展示、向中央领导汇报相关成果。PADIS技术总监史文钊同志、人口数据实验部和办公室（科研处）负责人陪同。;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227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人口预测的误区：科学辩论的典范: 热度 1 wya 2012-2-7 17:08; 摘自：风雨30余年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生涯感悟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Article/2010-4-20/191060.html 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西方发达国家数理模型人口预测方法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时，原航天部几位自然科学工作者首先将其引进，首开以人口预测数理模型方法来预测中国人口变动的先河。时隔不久，为了使其所获结果成为国家人口决策的依据，于是就在1980年2月，将其未出版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成果，在《光明日报》上杜撰出名噪一时的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所谓“社会科学一方”，只不过是一位跨行业跨部门刚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人口学初学者，其既在人口预测数理模方面一窍不通，又在人口学常识方面与“自然科学一方”相差甚远，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差异之大足以到毫无可比性而言的地步。然而，“自然科学一方”却为冠以“社会科学”之名，竟将如此的“社会科学一方”列为《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一书的第二作者。而这位对人口预测数理模型连一点儿基本常识都不具备者，不用说在1980年，就是在30年后的今天，也读不懂《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一书。不知为不知并不为怪，怪的是“无知”却不懂装懂地充起“专家”架势的那种可怕的“无畏”。诸如，1980年9月，竟心一点儿都不虚，脸一点都不红地为《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写出了评述性的后记（田雪原） :“为了揭开未来我国人口发展之谜，为国家制定人口政策和人口规划提供科学依据，著名控制论科学家宋健等同志长期以来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这在国外也是一个新课题，所见不多”。这种把在国际上使用了数十年的极为常识性方法，却以己的无知说成是“创造性的探索”，在国外也是“新”,“所见不多”。在令人因此而发笑之余，也不禁联想到富有尖刻讽刺意义的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那不正是对诸如此类社会现象畅快淋漓地揭露与嘲讽吗？这种所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不就是一种有其名无其实的所谓优势互补及互相利用的忽悠吗？皇帝一丝不挂，只有天真孩子的直言，才道破了“新衣”赤裸裸的“神话”，然而，无奈的众人还得为皇帝的“新衣”去列队喝彩，而不敢不迎合地离去。这一寓言故事清晰地表明，在一定社会背景下，有时世上的欺骗也可以大摇大摆，横行无阻。这种“文革“中毫无诚信，说瞎话一点都不脸红，不说瞎话办不成大事，一旦得逞则贻害无穷。可见，从学术道德评价所谓“社会科学一方”，简而言之，就是如何做人的问题。这位被后记称之是著名控制论科学家的学者，虽与后记作者学术水平根本不可相提并论，但也出乎所料地在其所做序言（宋健）中，留下了把假定条件完全当真的“著名” 断言：“…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人口预测是一种预报人口变化规律的科学方法，可以为制定各类规划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然而，从其在《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一书中，所使用的以总和生育率值为控制量的人口发展数学模型预测法，便可清楚地知悉这是建立在稳定人口理论上的方法论。因此，完全可以断定其所做的中国百年人口预测，对实施计划生育初期，急剧变动的中国非稳定人口来说，只能是一种类似科幻中的模拟而已，远还谈不上人口预测的精度问题，但这终归还属学术范畴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能在数理人口学知识十分匮乏时期，引进西方人口预测方法，把着眼点落在服务于中国人口控制的问题上，无疑对那个年代充实中国人口学的内容是一种贡献。若将最早引进西方发达国家人口预测方法的非人口专业者，也在学术上像后来的人口专业者那样要求，那是否就有些苛求而不恰当地求全责备了。可见，从学术道德评价 “自然科学一方”，简而言之，就是如何做事的问题。在主张中国人口须严格控制的问题上，著者与“自然科学一方”是既有大同也有大分歧。所谓大同，即共同点都是一致主张坚持严格控制人口，甚至在较长一个未来时期内也不改变；所谓大分歧，即在人口学术问题上，著者与其根本区别，一是对应用于当时中国人口的这种人口预测方法，其根基的基础理论是否适宜，以及适宜程度如何，都存在根本不同的认识；二是对如何结合国情与民情，以民情为本来反映国情，使计划生育在取得最佳预期人口控制效果与社会效益问题上，存在根本不同认识。著者始终认为，如果他们能把自己作为非专业参与者的位置摆正，而不是以尚未求甚解的所知，自以为是地居高临下，对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指手画脚，那就理应受到赞扬与尊敬。若对这种人口预测方法的假定前提还尚未搞清楚，就以假定当真的所知，忽悠远离稳定人口的中国非稳定人口未来发展，以及所实施的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工作应如何如何，那就实在太缺乏相关人口数理统计分析学关于稳定人口与人口再生产的相关常识了。人口预测是一个人口假定按某一未来变化进程发展，其所显示的一种未来数量与结构变化的计算结果，显然，“预测”与“预报”是截然不同的概念。那种定义“人口预测是一种预报人口变化规律的科学方法”，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人口预测方法怎么竟能预报人口变化规律？人口变化规律若是人口预测所能预报，那么，人口预测能预报人口变化规律的根据又是什么？根基于稳定人口理论的人口预测方法，所预测的人口变化，也是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建立的人口预测模型所做的推算，其必然也是一个以稳定人口为假定，对非稳定人口相应规模与结构在未来一个时期变化的推算，而决不是所谓的“人口预测是一种预报人口变化规律的科学方法”。这种把人口预测所要遵循的人口变化规律，颠倒为人口预测是预报人口变化规律，实在是犯了不应犯的常识性低级错误。这令人不禁要问，这是与其主观强迫客观就范的人口控制理念相巧合呢？还是对以总和生育率值为控制量的人口预测，切实是没搞清其假定前提条件呢？或是还根本不晓得稳定人口与非稳定人口的概念，而误把稳定人口变化规律张冠李戴到非稳定人口了呢？若是把那些近似稳定人口的发达国家使用此人口预测方法，视作与那些非未稳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并以此理解的认识水平，照搬应用到中国，认识中国的人口预测及结果，显然，其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对之信以为真呢？这恐怕主要缘于不少人对那时署有原航天部冠名的信任。然而，正是这种信任，才把源于西方常识性的人口预测方法，牵强附会地嫁接到相关中国的“人口控制论”上，误解为是把高科技跨学科地应用到了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恰恰是这种误解、错觉的普遍存在，才忽悠了方方面面的信任，甚至连其忽悠的人口预测准确度也毫未加以怀疑，所以，才成了力推不分城乡差异“只能”生育一孩，终止“晚、稀、少”政策，以及把人口计划控制目标制定在上个世纪末为12亿以内的根据。须知那时未被其忽悠的只有极为有限少数学者，这主要缘于其人口学功底扎实，且又懂得以总和生育率值为控制量的人口预测方法，是根基于稳定人口理论，而对那时非稳定人口的中国根本不适宜。博主注：文中提及的牛人： “田雪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相当于中科院院士？？） “ 宋健 ”：原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政协副主席、两院院士及多国外籍院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c00a2d10100ve23.html 蒋正华，究竟是“人口学泰斗”？还是“科研包工头”？？（学者，以探索科学规律为已任；包工头，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蒋正华，男，汉族，1937年10月生，浙江富阳人，农工民主党成员。 1954年至1958年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电器制造专业学习。 1958年至1979年西安交通大学自控系助教、讲师。 1979年至1980年西安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讲师、副主任。（蒋在43岁前，根本没接触“人口学”，这时他已是—正处级领导） 1980年至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学习。（蒋在43岁后，才去进修人口学——正处级的领导是去印度进修？还是旅游？） 1982年至1984年西安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讲师。（回来后还是从事原职业，说明他进修的人口学知识并不急着用，忘了没？） 1984年至1991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开始从事人口工作，只是进修了些人口知识，可以知悉其人口学水平的一般，这种没有论文及系统人口学知识的教授、博导，难怪是颇有心计者，是一个有着“合格”证件的“骗子”、“大忽悠”，我们的用人体制真是太有问题了，不改真不行。不阳光的机制就产“投机”分子）（由讲师突升为教授，还突改任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所长，背后的原因是……）（由只进修过二年人口学的人去领导长期从事人口学的众多学者，不知服否？）（我相信蒋的“天才”是心计，绝不是在学术上，因此，出了用“权术”压制“学术”外，自己非但搞不出有价值的新成果，而且对创新成果还要打击，这就是他的做人做事。）（当了副厅级领导才开始人口学工作，究竟有多少时间与精力在从事人口学研究？）（不懂可以装懂或滥竽充数，否则不会搞出如此低水平的报告）（也许，蒋从一开始从事人口学工作，就是“科研包工头”！）（可以想见你的推测是准确的，是有心计的“科研包工头” ） 1991年至1992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由副厅突升为副省，背后的原因是……） 1992年至1997年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1997年至1998年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2004年起，担任国家重大课题“中国人口发展战略”项目研究总负责人。（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Article/2011-8-27/196895.html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若干问题与科研体制问题）（此课题一开始，他就先定调：中国应稳定现有计生政策。）（也许担心有人指出他制定的计生政策的错误，使他所有的功劳成为污点。）（马先生确实了不起，一看就清楚做人做事都很正直、坦诚，是极有科学良知、有骨气的男子汉。）（项目研究前就先定结论，这也叫研究？白白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这种人可以查一查，也决不干净。） 2007年11月任中印友协会长。原文出处： http://bbs.jxcn.cn/dispbbs.asp?boardid=6Id=280082; 个人分类: 人口学大师思辨|2521 次阅读|4 个评论

房地产可以作为支柱产业和投资品吗？: 热度 2 wya 2011-9-1 09:35;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蒋正华到滨州考察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8/18/8508031_0.shtml 不知何时蒋正华先生变成了房地产专家，并传话：关于房地产业的发展问题，蒋正华指出，房地产业是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在保障民生、推动经济发展、推动消费、服务地方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房地产业的过度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隐藏着很多风险，所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行调控。从政府来说，主要管廉租住房，用廉租住房来满足、保障群众的基本需求，来保持社会的安定；在商品房方面放开，让市场比较自由地按照价值规律来调节商品房的价格波动。政府在调控房地产发展中应该遏制谋取暴利的投机性购房，满足居民用于保值增值的投资性购房，大力保障群众的基本需求。看来高官还真是多面手、全才专家啊！但敢问经济学家们： 1、房地产是关系民生的“基础产业”，怎么能变成“支柱产业”？二者性质和目的截然不同，公益性和盈利性怎能混谈？？ 2、居民住房到底是“投资品”还是“消费品”，甚至“必需品”？投资行为只应建立在非民生领域。比如古玩、金银器等。一旦涉及到人民生存权，不论国家还是个人都应当坚决抵制，何谈“投资性购房”？把不正常的经济学现象当成正常，基本的经济学概念都没有搞清，是科学的悲哀还是人品的悲剧？参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2a21a010008lf.html 房地产业凭什么成为支柱产业？ ——《上海证券报》2007年4月12日封5版时寒冰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片面强调房地产拉动经济的功能，忽视了对居民住房的保障功能。特别是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提出来，使其居住功能弱化，创利和寻租的功能被强化，导致房地产行业成了追求GDP与创造政绩的行业。对房地产业支柱地位的质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把“房地产是国民经济与地方最大、最重要的支柱产业”称为“头号谎言”，其理由是：“房地产应该是一种被动的产业，而不是主动性的产业，即使它在结果上对经济起着支柱性的作用，但也是被动的。” 更严厉的质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曹建海，他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尖锐地指出：“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是当前政府认识上最大的一个误区，是一个常识性的极度的错误。” 曹建海认为，目前房市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说，都与政府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有关”。的确，房地产业的诸多缺陷使它难以扮演支柱产业角色。最显而易见的一点，它缺乏独立性，需要依附或寄生于其他产业上。比如，房地产项目的设计由设计单位完成，工程建设由建筑施工企业完成等等。房地产业对金融业的依附性同样很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指出：2005年底房地产贷款达到3.07万亿元，与GDP的比率为16.75%。倘若离开相关行业（比如建筑业），房地产业就成了“空中楼阁”。支柱产业一般都能够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但是，《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04年末，全国共有房地产开发经营法人单位5.9万个，就业人员仅158.5万人。即使加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及“其他房地产活动”的就业人员，全国也仅396.3万人。税收更是衡量支柱产业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尽管我国房地产行业存在着严重暴利，“培养”了大批富豪，但在国税总局公布的2004年度中国纳税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前300名内没有一家房地产企业，500强中也只有一家。国税总局发布的2005年度中国纳税500强企业中，房地产企业的数量仅占0.6%，纳税额仅占0.3%！房地产业偷逃税款之猖獗从有关部门的检查中可以清晰感受到。而且，支柱产业的发展不能损害民生和其他行业的发展。而房地产领域存在的让建筑企业垫资、拖欠建设企业工程款现象，既导致了建筑业高负债率，也衍生出诸如拖欠民工工资这样的社会顽疾———许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根源在房地产开发企业而不是建筑企业身上。而且，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的研究，在房地产领域的利润分配中，房地产开发企业获取的利润占90％左右，包括建筑、设计在内的其他环节只占10％左右。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房地产领域存在的较为普遍的官商勾结、行贿、囤积居奇、哄抬房价等行为，加剧了政府解决住房这一民生问题的难度，房地产业的形象因此变得声名狼藉。上海市委所属网站曾征求市民对房地产是否应该继续作为上海市支柱产业的意见和看法。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上海房地产现状的指责声音占了相当比重，几乎可以用‘骂声一片’来形容。”不久，媒体便披露，在“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1个五年规划”中，房地产业淡出支柱地产业席位。事实上，世界上大都把建筑业而不是房地产业作为产业支柱———我国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国外只相当于一个负责策划的环节，与国外所说的房地产企业并非一个概念。 1980年4月，邓小平在《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中指出：“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的地位。” 2005年的经济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的20个行业中，建筑行业排名第五，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5.4%的份额，领先于采矿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14个行业。建筑行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38.2亿元发展到2005年的10134亿元，年均增长17%。建筑施工行业就业人数达4000万人左右，占全部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的12.4％。建筑施工行业每年为国家创造300亿美元左右的外汇收入———这点更是房地产业所不能相比。诚如任玉岭所说言，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创利和寻租的功能被强化”，一些地方政府正是利用这一点，推卸本应由其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调控政策，鼓吹、纵容房价上涨，以推动GDP上涨，累积自己的政绩。房地产业不宜作为支柱产业，建议有关部门重新对其地位进行评估。（此文在报纸发表时的题目为：《房地产业不宜作为支柱产业》，漫画作者为刘道伟）房地产不是中国的支柱产业！ http://www.xiangdd.com/_news1659.html 房地产是中国的支柱产业吗？或者说，应该成为支柱产业吗？对上述问题可谓见仁见智。但从中国的现实看，答案是肯定的。从去年年初的“国十条”到今年的“新国八条”，从百姓的买房大讨论，到市场的激烈反应，再到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频繁动作，无一不显示出房地产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维称，房地产业作为中国支柱产业的地位不容置疑。更早的时候，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则强调，虽然房价的高涨带来了社会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但汽车、房地产作为我国整个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一点也不能动摇。在姚景源看来，房地产的经济关联度极高，“房地产上游可以拉动钢铁、建材水泥，还可以一直拉动到家用电器，家里新买一个房子，换一个电视，甚至纺织业也被它拉动了，窗帘也要换新的。” 而国土部副部长贠小苏在去年底指出，“房地产业是重要的基础产业，而不应成为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 从近年经济增长结构来看，确实证明了房地产的“支柱地位”，住房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普遍在20%以上，住房按揭占总贷款的10%以上。2010年，中国建筑业完成总产值9520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9%，再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流向来看，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曾说，“房地产就是资金流向的池子”；虽然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曾表示，4万亿的投资计划里没有一分钱进入到房地产市场购买土地，但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珏林却指出，与房地产业有直接关系的投资占到4万亿的32%；据普益财富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12月底，全国共发行了1970款信托产品，其中500款产品投向了房地产领域，在数量上占整体的25%，在资金规模上，总共1908亿的信托资金中，投向房地产的资金是1047亿元，占到了总数的54.87%。房地产“吸金”能力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银监会屡屡下发通知警示防范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风险。虽然王珏林强调房地产业在国家GDP的比重接近10%，是我国加大投资、拉动消费和解决就业的最佳行业；国家统计局投入产出模型也测算出，在中国每100亿元的房地产投资，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出286亿元，其中房地产业自身10.98亿元。但中国房地产业今后是否应该一直如此呢？以中国房地产业的严重泡沫化来看，房地产虽然起到了拉动经济发展和就业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它在未来仍然维持支柱产业的地位。长期来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增长动力，而过度繁荣，以及被过度依赖的房地产却表现出明显的“挤出”效应。曾经盛极一时的温州正在成为上述问题的典型代表。《温州日报》曾撰文指出，过去十年，温州的投资率一直徘徊在35%左右，远远低于浙江省的47%和全国的67%。2010年上半年，人们印象中“不差钱”的温州，投资增速全省并列倒数第二，总量仅是杭州的25.7%、绍兴的49%。这可以说是一种产业“空心化”的前兆。但不愿投资实业的钱去了哪？实际上，目前在温州，具有一定实力的制造业企业几乎都涉足房地产，制造业企业“混搭”房地产企业已成为新的“温州模式”。浙江富丽达集团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该集团由单纯纺织业向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实业投资等多元化方向发展后，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2倍。毫无疑问，房地产行业的暴利让实业不得不靠边站，这会让以制造业赢得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彻底失去根基。更严重的是，如果任由房地产继续“支柱”下去，产业升级将沦落为乌托邦式的理想。一方面，房地产虽然带动力强，但对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却毫无作用；此外，在房地产短期效益刺激下，谁还愿意投入巨资、花费长时间去搞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涉及产业、资金、民生的行业，房地产的过度发展正是造成中国宏观政策左右为难的鱼刺。地方政府在响应中央调控时的含糊其辞，金融体系在配套政策制定时的瞻前顾后，其实都是害怕调控伤及自身。一旦房地产受到打压，地方财政将难以为继；一旦房价出现较大幅度下跌，银行放出去的贷款将岌岌可危。这也是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房地产调控不宜过于强硬的理由。但如果不调控，不仅民生压力巨大，而且高房价造成的高投资成本将直接扼杀掉长期增长动力。错误的政策设计让地方政府深陷房地产难以自拔，银行则患上房地产贷款依赖症，这些最终造就了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也让“房地产是支柱产业”的伪命题长期泛滥。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在我们看来，所谓的房地产拉动效应只是错误选择的结果，中国有更好的选择可以替代。通过打压投机活动，限制资金的过度炒作，能够将房地产业拉回到正常的轨道，给其他实业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资源，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产生更强大、更持续的增长动力。未来，中国要坚持长期结构调整的思路，彻底摒弃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荒谬观点。因为，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更不会有一个国家是靠“盖房子”就实现经济发展的。;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3710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若干问题与科研体制问题: 热度 3 wya 2011-8-29 10:48; 围观一下所谓的“国家级重大课题”的团队架构和成果水平，更要学习一下国内学术界最缺乏的“实名”批判精神： 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Article/2011-8-27/196895.html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若干问题与科研体制问题作者：马瀛通据2007年1月11日报道,“为落实 2004 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关于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指示精神，由蒋正华、徐匡迪和宋健任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成，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自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对科学发展观、人口发展态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等3个分课题及其42个子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研和专题研究论证，形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很显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以“高官”为责任人向社会公布其成果，是用来表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权威性和学术上的高水平。其实，从任课题组负责人过去与现在的学术水平，以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所起的作用看，基本就可以估计其结果不可能具权威性和高水平。果不其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既没有明确指出国家人口发展规模的取向，也没有指出当今与未来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任务。面对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结构变动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认识问题、取向问题，甚至还出现了自相矛盾的问题。为了评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本文从认识人口学的相关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18个值得商榷问题,科技体制等问题，分别加以论述。　一专业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及体制带来的问题　人口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而又易为人们普遍感知其外在现象的科学，正是因为人口学与若干学科交叉的综合特点，才产生了与若干主要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而密切相关的子学科，或称分支学科。正因为人口变动的外在现象易为直接感知的特点，所以，常见任何人都能对人口问题说长道短的现象，而这种状况又使一些人似乎以为，有没有人口学基础理论知识都一样。其实，21世纪不懂经济学知识，分不清经济发展的所处阶段，是认识不清人口问题的。在有了一定经济学基础理论知识与充分认识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具备不具备一定的人口学基础理论知识，对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与做好相关工作是大不相同，有时甚至是大相径庭。　鉴于人口学界中有不同的专业，仅就人口专业来说，也是良莠不齐,教授与教授间或研究员与研究员间，学术水平差异之大，在有的研究单位尤如黑白那样分明，而在有的研究单位却是“武大郎开店”，为突出自己而决不引进比我水平高的，只引进唯命侍从的，将机遇留给自己，导致学部委员水平也远不如一些研究单位的若干教授与研究员水平。　评定职称中以“卡”实施报复的，遭到众多正义学者的质疑与鄙视，而以“拉关系”、“照顾”、“需要”、“人情”、“放水”的，却导致若干高级职称有其名无其实，纯属滥竽充数，可以想见这种以“李鬼”充“李逵”撑虚面子，在不同场合下是何等的虚荣与尴尬！恰是受这些在行内处境尴尬者总是讲“官话、空话”，与学术问题不沾边的影响，才产生了人口学基础理论没用问题，以至把人口学基础理论与应用截然分开，甚至竟称这是在实际工作中重应用研究。搞基础理论研究难，但最起码应对现已有基础理论要清楚。若不是这样，真不晓得连基础理论都不掌握怎么搞应用研究？二缺乏基础理论指导不是出学术“笑话”就是自以为是　　正是这种极为偏颇的认识人口学与相关工作才导致：　　一是出现了以非人口学基础理论认识人口预测，而搞出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百年人口预测”学术上“笑话”，须知人口预测长度分不同用途而有其明确规定，况且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人口预测连二三十年内准确的先例都没有。当然，你若愿意预测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都可以，但那不是人口预测科学而是人口预测游戏；　二是出现了随意而武断地用非人口学方法，或不适宜的人口学方法来计量人口各种变动的怪现象，并将其所得结果，自诩是解决了人口中某一说不清问题。诸如，要科学求实地计量出1959-1961年中国“困难时期”，因非常规原因而死亡的人口量，凡老老实实做人做事的学者，都清晰地知道，首先是需有按常规与非常规分的相关数据资料与相关专业知识，其次是在必要时还要做相关专题调查。若以其后的人口年龄结构倒推来估计，当然，距离估计对象的时间愈近，可信度也愈高，首选的资料就应是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若应用数据质量较高的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来估计所计量的对象，其实时间已远离20余年，其间的死亡变化较大而倒推的估计结果，显然其置信度就是个问题。因此，即使在计量没问题的条件下，轻易、草率、“大胆”的妄下定论，那也只不过是未如实反映客观状况的自以为是而已，况且计量还存在若干多的问题（见附件），那就更是如此。三从以权力压制科研创新到导致失误看科技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一旦这种自以为是者，身在学术而心在仕途的捷径走通、升迁，那简直宛如是在看魔术，摇身一变，“官变大了，人变小了”。魔术师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欺骗观众的眼睛为水平高超，而一些人学术水平虽不高，但在走仕途捷径方面的水平却犹如魔术师。可以想见屡屡得手的“魔术师”施展于学术研究领域能有什么好成果？只要将其发表的文章对照实践检验一下，不必言说自有公论。可是今天他们仍在以一贯正确与学术高水平自居，指手画脚着科研与实际工作。我不管别人怎么认识，反正我是持怀疑与不信任态度。诚然，若没有切身经历，我怎么会有如此之言表呢？　人非圣贤，有容乃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出错或存在问题在所难免，只要不是有心计的妄说，都是完全可以理解、谅解的。然而，若把权势凌驾于学术之上，不仅以俗充贤、不懂装懂、不知装知，而且还对学术创新得出的新结论，借以“政治”层面问题来实施“封杀”，甚至盛气凌人地以己之见，来裁决科研，把学术问题与人混同来裁决他人。这种以“权术”忽悠和压制“学术”的探索创新，一是因其从未有过学术上的创新，对创新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也没有亲身的体验，所以既不懂得何为创新，也不懂得为何要创新，故只能以陈旧或被否定的东西来认识客观实践已发生了变化而产生的问题，因此，也就更甭说尊重他人的付出了；二是因对科学的新发现，新理念根本没认识，所以才自以为是地诋毁创新。这种以握有一定权力的装腔作势，以及不求甚解地打击与己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乃至以权术背后公开“整人”虽可容之，但实在令人生厌。其实，这正是改革所要破除的那种反映封建个人迷信与专制余毒思想的实例。科学是规律的反映，实践是历史的见证，后来的多次人口调查实践检验，都反复证实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主要成因，不是统计不实问题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又有谁知道在当时断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时，科研者及其成果是遭受了何种的打击报复与否定？！　今天如果再那样认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主要是统计不实问题，那就会成为“笑柄”，所以说，今天看似简单的事实，在那时并非这么简单。至于对这种人罕见有律己的自我反省问题来说，我倒认为这是其习惯已成自然之事，根本毫不为奇，否则，就是对其过于苛求。实践检验最终还是将颠倒了的事实又颠倒过来了，但导致纠正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则延误了一段时间。任何问题都有个防微杜渐问题，否则，纠正起来就难度加大，事实也证明是如此。如果按今天的行政问责制来要求，这种失误责任担当得起吗？如果说评论其早期的某一计算过程与结果存在矛盾百出问题是苛求，那么，同类问题同样在其中后期也不少见，则理应加以评论以正视听，应是不可少的内容。　出生性别比新理论的创立，就是不畏这种以权势打压而创新出来的一项享誉国内外的科研成果，科技创新不是在获得有权者支持下诞生，而是在与其逆行的逆境中诞生，就足可以从中窥见体制中问题的一斑。从根本上说，这种自以为是者的不少低级错误与那种从表象到表象认识人口问题，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都是悖论产生的根源，都是科研中实事求是的障碍或阻力，都没有脚踏实地的实施科学发展观。　人口学之所以称之是一门科学，就是因为他不同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各个学科，而有其独特的基础理论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计量方法。人口科学中，正是夹杂或搀杂了这种不尊重人口科学，但却很有“心计”的“忽悠”者，所以才能在人口学术评论缺位及科学民主决策体制远不适应社会管理的条件下，一方面是极少数打着“科学”大旗误导决策，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走了一段不小的弯路，一方面是这类道貌岸然的代表人物，将计就计的机关算尽而得以跨越式升迁的怪事。这种现象反映出的体制问题，决不仅局限在科技、人事方面，而是涉及方方面面。因此，若再不对产生这种极不正常现象的体制进行大胆地改革，那就不仅仅是此类问题在过去、现在、可预知未来，都将重蹈覆辙的问题，而是不改革将攸关发展命脉的问题。　　　四概略评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人口现象与人口问题远不像“忽悠”者认识的那么简单，即使是人口专业工作者与人口科研工作者，也还时常把一些人口问题搞错，况且是非人口专业学者了。因此，人口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透过外在的人口变动现象，来认识其内在的质，或称认识其规律，使人们既能正确认识人口问题，也能分辨何为正确解决人口问题。　我从事人口与发展研究30多年，深知十多位两院院士绝大多数，都未从事过人口研究与人口工作，也无人口学专业背景，故只能提供其领域的部分相关结论或信息，仅供《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参考而已。课题负责人中，唯独一位有人口专业背景又一直从事人口工作的就是，曾任过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蒋正华；一位只是曾以第一作者出版过“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专著，曾任国家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宋健；另一位是无人口专业背景，曾任上海市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徐匡迪，鉴于他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参与而将其除外。　我相信历经对中国人口控制实践与学术问题的思考与反思，想必宋健同志一定会有新认识。那么，在此基础上，加之他的学术功底，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对21世纪10年代的今天，搞出如此无专业水准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而给予认同。　人口专业杂志基本都刊登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但却不见近10年发生大转变而被学者公认是严把学术关，以及学术水平、质量要求，都较同类专业期刊高得多的《中国人口科学》刊载。从这一侧面也表明，如此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报告，竟未达到《中国人口科学》要求的专业发表水准，可见，学术水平内涵的欠缺。显然，从既往学术少严谨，动辄以“权术”压“学术”，不知强以为知的学风，以及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孤陋寡闻认识，便可以推测这是以蒋正华同志为主要负责，而得出的缺乏科学性、严谨性、整体性、知识性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面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对一个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口学者来说，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动用了全国那么大人力、财力得出的结果。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既未体现今天与明天人口与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各自特征与相互关系，也未体现近期人口发展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战略新任务，更未体现40年来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各方面条件都为最差背景下，却反而能取得最佳成效、最佳社会效益的生育政策及实施方式的根本经验。所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也就不可能提出关于人口发展战略的生育政策抉择，大中小城市人口均衡分布的政策抉择，以及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政策抉择之类的参考意见与建议。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缺乏科学研究含量，缺乏与中国实际人口发展状况相结合，提出存在问题，重点解决问题。尤其是缺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新发展方略结论，突出反映出基础理论的薄弱，功底的不扎实与学术研究上的浮躁问题。因此，不得不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深表遗憾. 　只要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主要负责者的既往人口学术水平，与这一"成果"相联系，就使我再一次清晰看出的是：只见其“官曾大升过“，但却从未见其人口学术水平同步也曾大幅提高过, 更未见其为人口学与中国人口控制，曾做过任何经得住实践检验的显著成果与贡献，这即是有学者所言的“内行”中的外行，外行中的“内行'。官位的高低代表不了学术水平的高低，但是在现科技体制不健全条件下，在学风不正、八股文盛行，以及过分追逐私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下，学术能不腐败吗？有人就是仗着曾经的“官势”影响，却驾驭与其学术水平远不相称的重大科研项目。在此氛围下，也确实因存在着相当大一部分，为谋私利而迎合的随波逐流者，这才使得退位的“高官”仍有其不小的群分市场，甚至在其他领域还在扮演着不懂装懂，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角色。然而，他们在真正追求科学、尊重科学，以科学发展观做人做事的学者那里，却确实一直没有市场。因为那里尊重的是科学，探索的是规律，从不违心以“官位”、“官势”来判别“科学性”与学术水平高低。　真正地搞科研，一定要尊重科研工作的规律，要依靠那些一直在科研第一线从事研究工作的有成就学者，而不是靠从不敢于否定应该否定的，也从不敢于肯定应该肯定的，那种缺乏实事求是的“官”样学者。否则，就是科学研究中的极不正常现象，也是搞不好科研的。那又何谈科研为决策服务与科学决策呢？　人口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在此研究报告中，几乎少见社会学的观点，更不见体现中国人民智慧的首创“晚、稀、少”式计划生育，以及有关其神奇成效的经验论述。因为，这一阶段计划生育历史与其后阶段的历史比较，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这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属社会公共政策范畴，若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时至今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都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体现出这一点，只是把以人为本体现在了方方面面的教育中，而在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则成了无实质内容而刻意映现指导整体大局理念的穿靴戴帽，但具体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何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却不见其踪影。　尽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集中了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如果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果真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科研成果与学术水平，那只能说，今天的人口学术水平较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是进步了，而是大倒退了。因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成果，竟出了那么多令人不可置信，且背离了人口学基本常识的学术问题。　五《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18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1．《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定的“中国自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　实际上，全国多数城乡1970年就实施了计划生育，只是在1973年12月，才将群众创造的“晚、稀、少”经验，上升为全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只要从相关全国人口自然变动数据中就可直观看出， 1970年初全面逐步实施计划生育的成效客观事实。显然，作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竟连中国全面实施计划生育的时间都未搞清楚，甚至连70年代计划生育的卓著成效都只字未提，显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中是行不通呢？还是被忽略掉了呢？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准则，理应是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没有研究的必要了。　2．《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1/3，为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　 1982年将实施计划生育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实施计划生育至今已有40年。如果实施计划生育仅能创造出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其后随即就是远大于40年的人口负利期，那么，实施计划生育岂不就是得不偿失的一大失误？这是不当应用年龄构成比指标得出的悖论。　对过剩的中国人口来说，生育率的人为主动下降，是解决过剩人口问题给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等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可持续发展效率更高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是极大地减少了0-14岁少儿人口；随着大幅度减少的少儿人口陆续步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而逐年一步步缓解着就业人口的压力，直至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而使就业人口压力进一步减轻；随着实施计划生育时期出生的人口步入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老年人口规模也就减少。可见，实施计划生育带来的是人口与其各子人口，都是逐步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加速趋向适应与协调的过程。从社会生产率来看，都是提高社会生产率的过程，若再加之人口素质与科技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就更加突出，因此，在人口过剩前提下的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与一个较长时期持续的低生育水平，始终是人口红利与日俱增的过程，直至转变为适宜人口规模下的准静止人口，那时的人口红利也就达其峰值的值域。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方面面的促进作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从中不难看出，利用年龄构成比指标分析诸如像我国这样的人口显然是不适宜的，也足以证明国际社会提出的人口红利概念是不成立的。生搬硬套只能带来认识上的混乱，以及前后矛盾的结论。　人口年龄构成比指标，诸如人口抚养比等，不是在任何人口与年龄结构转化条件下都适用。关于人口年龄构成比的适用条件，正因为国内外学界都尚未给出适宜与否的应用条件，所以才需要比较、研究、探索，创新解决此问题。正是因不分前提条件的随意应用，才普遍出了那么多悖论。　 3.《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 转向 ‘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　只要有些人口专业常识的学者，都应知道人口转变各阶段转向的判断常识。因此，也就能从历年人口自然变动数据中，简单而清晰地断定，自1970年中国基本普遍实施计划生育起，反映1970年计划生育成效的1971年，就开始把“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向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而不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认定的花费了近30年的时间，才实现这种转向。根据人口学基础理论可知,人口再生产的概念是指"代际"再生产关系，而“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是指人口转变的阶段。因此，要表示人口再生产类型，务必不可缺少表征人口再生产的指标，诸如，总和生育率值。根据联合国的规定，结合中国的数据，那么，反映实施“晚、稀、少”两孩生育政策到1979年成效的1980年数据，就完全表明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已实现了现代型。　 4．《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1.5-1.7亿人，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将持续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直至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点，全国大陆已有高达2.2亿多分布在各城市的农民工人口，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社会生产。这种城乡人口的转化，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机械化与电力化水平等提高的一种反映，也是在保证农业基础的条件下，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结果的一种反映。只有不断实现农业现代化，不断加强农业基础，才能解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生产领域，也即是城镇化过程。因此，推论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仍有1.5-1.7亿，没有任何根据。如果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仍有1.5-1.7亿，那么，常流动与非常流动的农民工人口就能将高达3.7-3.9亿。显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5.《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　迄今为止，城镇累积多达2.2亿多的农民工人口还尚未市民化，今后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其之前，不可能相同或类似。《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何谈还有3亿农村人口将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即使是假定，那么这种假定也须有足够的可行性与推论，否则，就是痴人说梦，实在太离谱。　 6．《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根据劳动年龄人口的两种不同定义（15-59岁人口或15-64岁人口），计算总抚养有两种方式”。　国际社会关于劳动年龄人口明确规定是15-64岁，任何国家都不得以退休年龄作为劳动年龄人口的上限年龄，也不得将下限年龄根据自己的国情实际进行前移。人口学对此也有此严格限定。否则，国际间就不可进行比较。显然，这种提法有违科学基本常识。　 7．《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必须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一方面说：“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 左右，并稳定至今”；一方面却又说: “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必须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　反映1979年实施“晚、稀、少”两孩生育政策结果的1980年出生人口，在受到部分“紧缩”生育的影响下，虽然较1979年的1727万略呈增加，但出生人口也只为1779万；同样是受到部分“紧缩”生育影响的1980年总和生育率值，本应降至2.2以下，却降至2.2的水平（此值在那时的死亡水平下，就是更替生育水平值）。此后，即是1980年初期至1984年4月的终止实施群众创造的“晚、稀、少”，取而代之的是强力推行“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其结果是出生间隔大大缩短，生育水平大幅反弹，1981-1982年的总和生育率值分别回升到2.6和2.9；1981-1982年的出生人口分别大幅回升到2069万和2289万，近乎与1974年的出生人口2235万近似。若是从分城乡看，城镇总和生育率值从1980年的1.1，分别回升为1981年的1.4和1982年的1.6; 农村总和生育率值从1980年的2.5，分别回升为1981年的2.9和1982年的3.2。　如果总和生育率值粗略地表征了年度育龄妇女的终生平均预期生育子女数，那么，亿万群众实施两孩政策“晚、稀、少”式计划生育的实践效果，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允许生育两孩的政策基础上，城镇基本实现了只生育一孩的效果；农村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大幅下降。而在生育政策“紧缩”为“只能”生育一孩时，城乡的生育水平都大幅回升，农村甚至都生育了三个孩子，而四孩生育水平也达20%。实践检验充分表明：“紧缩”生育政策，一旦把生育子女数变为“稀缺资源”因素，那么，势必就导致心理上的“逆反”而产生欲速不达负效应。这就有力驳斥了那种“允许生育一孩，还都生育两孩，若允许生育两孩，还不都生育三孩”的似是而非论。什么叫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解放思想？实践效果客观摆在那里，你都不从这种实际出发，明明是事实却不求是，何谈解放思想？只有从“紧缩”政策的负效应，才能正确认识回归合理政策的正效应。否则，那就不是人口学的社会过程效果，而是数学或算术的计算过程结果。　 1984年的逐步完善生育政策，也即是针对“紧缩”为“一胎化”的“开小口，堵大口”，其实施效果，虽较之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一胎化”导致的负效应，是大为改善，但直至90年代中后期前，一直都大不如“晚、稀、少”时期的效果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此，也只能说，这是生育政策完善未到位（“晚、稀、少”两孩政策）的完善后政策效果。　 90年代中后期，在继续执行同样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之所以出现了生育水平的下降，乃至降到更替生育水平以下，显然，是影响生育水平下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跃居为主导地位，从而也使这种低生育水平得以稳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下的生育水平下降，具有本质性的改变，所以，我那时就断定这种生育水平具有稳定性而不具反弹性特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表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基本判断与客观事实根本不符。　 8.《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所断定的“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必须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 　　其实《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还是一种没有脱离以行政手段，来认识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及其问题的反映。因此，其结论完全是一种过时的判断，或说是未与时俱进的判断，根本不可能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　9.《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现阶段的低生育水平很不稳定。群众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多数地区人口增长存在反弹势能。政府职能转变、社会快速转型和人口加剧流动，使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工作方式效力递减；一些地方对计划生育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人口综合治理机制尚不完善，任何工作失误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水平回升。”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生育水平已跃居为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现阶段的低生育水平是稳定的，只不过这种生育水平不像总和生育率值所表征的那样。因为总和生育率值在反映非稳定急剧变动的人口生育水平时，是一个跨度相当大的值域区间。现阶段群众生育意愿反映出的生育孩子数平均水平，务必要有终身不想生育的意愿内容。一定要考虑实际生育水平中的不婚不育、先天不育、继发性不育与转基因食物影响生殖健康产生的问题，也就是说，实际可能的平均终身可能生育子女数1.8与实际是生育意愿不会差距太大。因此，也不可能像《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所说的那样 “任何工作失误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水平回升。” 　10.《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必须调整发展思路，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实施教育立国之所需，而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是新兴工业化过程与城镇化过程中要解决的大战略问题。所谓人口数量是解决中国过剩人口规模问题，所谓人口结构问题是伴随解决过剩人口过程的年龄结构转化认识问题，所谓分布不是解决按爱辉至腾冲划分的国土面积东南、西北各一半，东南部分占总人口的95%以上，而西北部分却占总人口的不足5%。这种由自然地理形成的人口分布是合理的，而非是不合理的分布。也就是说，解决人口分布问题是指城镇化过程中的城镇人口分布问题，其根据是以城市位序城镇人口分布法则，来构建城镇化过程中的城市人口均衡体系。　11．《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人口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人口安全面临的风险依然存在”。　中国人口在计划生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是认识问题与体制问题。所谓人口安全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即城镇化过程农村人口过度向特大城市与大城市聚集所造成的城镇人口分布极不均衡问题。而这一问题，其实正是特殊情况下的人口安全问题。　12.《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抚养比不断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加大，并影响到社会代际关系的和谐。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农村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尤其要关注庞大老年人群中的贫困化和边缘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过程初期并不导致抚养比提高，而且还导致抚养比下降，人口老龄化中后期形成的抚养比提高，是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就业难，得以缓解的反映，是就业状况得以进一步改善，社会生产率得以提高的一种要素反映。这就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欧洲与美国等人口老龄化的特征。认识抚养比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抚养人口的绝对数问题。2035年前的老年人口都是由1970年前未实施计划生育时期，盲目生育的出生人口构成，就是假定中国人口不老龄化，甚至年轻化，也是这些相对不变的老年人口规模。解决这些老年人口的抚养问题关键，是相关体制与需求的不能缺位问题。所谓农村老龄化形势严峻，那是由农民工尚未市民化的不完全城镇化问题造成。实施计划生育大幅度减少的出生，就是减少了未来的老年人口。若连1970年前出生的那些老年人口的抚养都成了问题，那么，若不实施计划生育，未来的老年人口问题就更无法解决。可见，出生人口的大幅减少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与加速的主要根本原因，而出生人口的持续大幅减少，实际是为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提供了机遇，即提供了有利于解决无计划生育时期出生的老年人口问题。而出生人口的持续大幅减少，又是老龄化过程与加速的主要成因，因此，老龄化对过剩的中国人口来说，是好事、大好事。　老龄化是一个过程，一旦结构近似稳定不变，老龄化过程也即结束。中国人口若不老龄化，也即不少生4亿多人口，那么，中国现人口就是近17.5亿。最近，有人又提出老年人口比例上限不超过26%，老年人口比例是根据人口规模适宜与否的发展过程变动所确定的，任何对中国过剩人口的老龄化加速，以及对劳动力人口的短缺，所提出的种种担心，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是杞人忧天。　 13.《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需要强调指出，由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2005-2020年，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小高峰”。 2005-2020年的人口增长，完全是低生育水平下的一种惯性增长。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竟然把人口的惯性增长，都能称之形成人口出生小高峰，真不知这是何等的学术水平。　14．《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 综合运用经济社会政策，建立社会安全网，发挥人口政策的导向作用，解决人口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等人口结构性问题.” 　只要是稍有些人口专业常识的工作者，恐怕都不明白，也真的搞不懂，怎么综合运用经济社会政策，建立社会安全网，发挥人口政策的导向作用，就能解决人口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性问题。须知，年龄结构一旦形成，就绝对不像物质生产那样可以进行人为调整！这就是人口再生产区别于物质生产的一大显著特征。　老龄化主要是老年人口比例动态上升的过程，可以说是整体年龄结构变动的体现。解决人口结构，只能从出生人口一个年龄一个年龄地解决。可以肯定地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这样的结论，只能是让内行读不懂，让外行不知所措。若参与此项研究的专家300多人，连此论述都认同，那简直是一种科学的悲哀！　 15．《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 左右，并稳定至今”。“如果人口总量（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下同）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国在人口不足10亿时，实施了计划生育，控制过快的人口增长。按《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预测，大约要花费一个人口生命周期左右的时间，才可能将其人口在本世纪达15亿左右停止增长。　中国人口在不足10亿时，认为是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而在还要增加5亿到15亿左右时，却反倒认为是一种有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在另人费解。　中国是一个人口过剩的国家，低于1.8只是生成一个个与之相应的部分年龄结构，多积蓄一些缩减惯性元素，这只能使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趋于协调，而决不是其反面。如果对此认识不清，那是对人口年龄结构转化的基础原理还尚未搞清。一旦搞清楚了，认识问题才能解决。　如果按《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所判定的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 左右，并稳定至今”，那么，中国总人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到本世纪达15亿左右时才停止增长，峰值人口势必将远不足15亿。根据出生人口性别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出现异常，并持续升高与居高不下，或下降缓慢的态势，实际我国的更替生育水平在2.27 左右。有些常识的人口学者，在近期生育水平变动假定属实的前提下，只凭经验就可断定中国大陆总人口停止增长的时间，理应在21世纪30年代中期前后，停止增长的人口规模在14亿左右。足见，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研究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坦诚地说，学术水平确实比较差。　 16.《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为世界人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确为世界人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历经的道路是相当曲折的。如果始终遵循群众创造的那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极佳的“晚、稀、少”式两孩计划生育政策，那么，在解决人口问题上的成效就更加显著。始于1980年至1984年中期，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育一个孩子”造成的沉痛教训与失误，也应实事求是地如实体现出来，因为短短4年“一胎化”，所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绝不可低估（请见价值中国网马瀛通的“风雨30年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生涯感悟”）。今天，生育政策的复归求实问题难，就是因为非但没有将此作为沉痛教训来汲取，反而却认为是成就或必经过程的经验。因此，实在令人痛心。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组长蒋正华等，之所以无认识，主要恐怕是在在“文革”中未受到过冲击，还没有从内心深处感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真谛，还没有那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胆识，故也就难免不敢正视事实，而世俗的“随风”自以为是。因此，科学有时也难能战胜那种自身依仗虚名猩猩作态与“无知”。从这个报告还可以清晰地看出，某些人的人口学术水平，实在是值得参加进修班提高一下了。　17.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取得这些成就的基本经验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坚持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两手抓，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推进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坚持人口领域的对外开放，树立负责任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 　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在1970-1980年取得的成就，是因亿万人民群众满意而创造的历史事实，被世界堪称是近代史上生育水平下降的奇迹，也曾树立过良好的国际形象。那时没有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等，只是符合了亿万群众的要求、意愿，符合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政策引导和亿万群众是人口和计划生育的主体，显然，这是极其宝贵的经验，和今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应遵循的准则。然而，表述取得这些成就的基本经验，用上述惯用概括，是张冠李戴，既不实事求是，也不符合实际。　 18．《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 探索利用国土规划引导人口合理分布的有效途径。” 　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化过程与城镇化过程，既宛如一对相伴而生的孪兄弟那样同生，又宛如鱼水那样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因此，可谓是没有工业化过程就没有城镇化过程，而没有城镇化过程则工业化过程也无法实现。城镇化过程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聚集，在高度紧凑性城市空间发展并成为那里的市民。这一过程是节约土地的过程，无论是亚洲的日本、韩国还是欧洲各发达国家与美国等，都无一例外。我国近期伴随城镇化而出现的大量耕地流失问题，其中虽有使用不节约的问题，但主是不完全城镇化导致的问题。“利用国土规划引导人口合理分布” ，的确是从未有见过的“创新”，但这是逆发展规律的悖论。若是实施这种逆行措施，其结果必将适得其反。　其他问题，诸如关于人口出生高峰的划分，也与客观实际和人口学基础理论不符等。至于在人口学基本概念的名词解释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在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保持在103～107 之间”. 　实际上，这个值域是1955年联合国在其相关文献中规定的，但不是103-107 而是102-107。这里不再继续评述，只是让读者去评述吧！　　六用执政为民度量一下"官位"在科研中的"横行" 　这种以"官位"在科研中"横行"的问题，已不是个别现象，甚至有的学术水平较差者还成了一些招标科研课题的评审者。科研课题招标与获得科研经费的走关系、利用关系，以及评委重关系与不了解专业水平进展状况的问题，已是公开的秘密。“权利”与“权贵”阶层，将权利作为个人私利的资本，也足以映现出他们一直是如何做人做事，而这种做人做事与执政为民是何等大的差距。因此，改革这种滋生与导致学术腐败，科研成果简单重复而无新建树，难以转化为实质性应用的体制，是何等的迫切！科研成果一定要实施课题负责人与评审人都受公开监督与评论的公示办法，否则，科研投入就没有投准对象，就没有真正发挥最优秀人才的作用，更没有鼓励与奖励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而是变成了一个官层享用、浪费、敛财的漏洞、腐败的温床，变成了一个科技创新与培养人才的障碍。今天，如果对以上所提问题始终尚无正确认识，那么，再过若干年，当你的基础理论水平提高后，回过头来再认识，你就会发现当初是多么可笑！因此，我们务必要牢记我国现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才能不断在解决问题，尤其是体制问题中发展，并在发展中不断以解决问题，尤其是体制问题而持续发展。另附资料，供鉴别参考：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9/259055.html 蒋正华在国家重大研究课题中的中小学生错误齐景润 http://www.wyzxsx.com/ebook/1700.htm 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 1700 万人” 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孙经先）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8/251972.html 蒋正华的一段话揭开一个重大秘密（齐劲松）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7/251764.html 关于转登蒋正华“非正常死亡 1700 万人”研究论文的按语 http://www.nen.com.cn/72342401926299648/20030118/1060390.shtml 蒋正华被沈药大聘为名誉校长 http://bbs.jxcn.cn/dispbbs.asp?boardid=6Id=280082 蒋正华，究竟是“人口学泰斗”？还是“科研包工头”？？对比文章，看看哪篇写的更像样： http://www.wcnp.com.cn/renwu/ShowArticle.asp?ArticleID=7479 秉持学者本色坚守天下为公——蒋正华的人生三部曲附加转载：《科学》杂志：中国人口导弹的推动和发射 http://group.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0036do=blogid=477782 《只生一个：邓时代中国的科学和政策》一书的书评 http://group.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0036do=blogid=477785 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119674323747/?latestBlog 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 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119187398837/ 再议人口学家和江湖术士; 个人分类: 人口学大师思辨|3846 次阅读|8 个评论

更多...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蒋正华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