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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明是否应该作为特色坚持？: 热度 1 fqng1008 2014-7-19 15:26; ——读易中天“中国必须补上商业文明这一课” 最近，著名学者易中天对话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论道“企业家精神与命运”话题。其中，谈到移民潮问题，易中天说：“现在移民潮无非就是两种人：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而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移民带走的是财富和知识。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知识都被带走了，那么留下的只有贫穷和愚昧。一个贫穷和愚昧的国家需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皇上，一个强权的政府。越是贫穷、愚昧，就越是寄希望于一个好皇上和强权政府。而这个政府如果越强势，那结果是越贫穷、越愚昧，从而陷入恶性循环。换句话说，我们期望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不要移民，但是他们怎样能不移民呢？那就需要有安全感。” 安全感来自于何？易中天分析认为：“ 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民族没有建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我们的民族从文明建设之日起就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首先这句话本身就是产权不清的概念，什么叫‘王土’，意味着国有还是王有？从来没有讲清楚过。农业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但是归国家所有，还是皇上个人所有，都是没有搞清楚的。产权概念不清导致了个人资产无法得到保障，企业家就没有安全感。” 可能，易中天的这个说法让很多人不满。因为曾几何时，不少人在改革开放的旗号下乘机发了起来，而那些发起来了的人不少是通过“钱权交易”钻体制空子而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偷梁换柱者。在风起云涌的“公退私进”浪潮中，不少人也并非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企业家，似乎是一群“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投机倒把分子。虽然这些年国家经济实力增加了不少，但财富积累的轨迹并非公平公正。哦，如今你有钱了就转移财产去支援资本主义国家，这与“汉奸买办”、“叛国投敌”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那些贪官、裸官，他们的非法所得也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靠谱吗？这确实是个问题。但为什么会这样，中国社会一步步走到今天？有人把人类文明区分为两类，一是农耕文明，一是商业文明。在文艺复兴以前，中国和西方国家增强国力的方法只有两种：耕种和战争——即农耕文明的办法。前者是休养生息，后者则掠地夺人，一本万利，拼的是实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许，这是农耕社会的必然选择，因此战争连年不断。历朝历代中国社会在这样演变，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等等，它们都是通过军事征伐形成的。但是到了近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工业革命风起云涌，商业社会正在逐渐改变这一格局。可以说，商业竞争是替代战争掠夺的一种较为文明的方式，其代价小，可以安全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商业竞争的实践中，人们慢慢地转而使用稍微温和、实用的商业生存法，从而逐渐地创造了有别于农耕文明的商业文明。因为商业讲究的是商品交换，各取所需，产权明晰，因此讨价还价、产权归属和契约信用成为商业社会的核心。商业文明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文明。技术的发展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开拓更多更大的市场，生产出更多更新奇的商品满足人们的需要，让人们生活得更舒适，更便捷，更快活。人们在各取所需的环境中彼此共同协作发展，实现均富。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显然比我们中国做的要好，社会结构呈现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棒槌形结构，极富和极穷的人占少数，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但近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完善自己，强化法律，注重人权，重塑道德，保护环境，从暴力中解放出来，更多的用谈判、磋商、达成协议等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如果说二战前这些西方列强还靠暴力掠夺的方式积累财富，那么二战后，他们则主要用商业手段积累财富，暴力退步成为保护自己的力量，保护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攻占他人领土的力量。商业文明很重要的一条是契约精神（或者契约文化）。什么是契约？本质上就是双方的一致同意。在《社会契约：解释与误释》一文中，彼得 • 麦考密克简洁地陈述了社会契约论者关于“同意”的基本论证：（1）一个人只能受他自己的（自愿作出的）同意约束；（2）这个人已经同意了；（3）因此这个人一定要（也就是有义务）服从。契约精神是法治社会的保障，法治理论的核心原理不过是“双方同意”。要表明双方同意，就必须有某一种形式来保证。而表明双方同意的最好办法就是用选票选举，去表明自己的意志。投票的人，让渡出自己部分自然权利，交给选举出来的公权人物与机构，然后让他们代替自己保护自己的某些权利。既然你用选票选定了他，就要遵守自己的承诺，保证自己接受他的领导与管理，服从自己投票认定的规则。而对于被选举方来说，也要接受选举自己的人民的监督，而监督的方式就是新闻舆论自由，而且自己被选举之后就不能够办任何新闻媒体，把办新闻媒体的权利让渡给选举自己的公民去办，以方便他们随时随地监督自己手中的权力。同时为了保证自己的清白，避嫌利用权力谋求私利的嫌疑，这些掌握公权的人需要定期向社会大众公布自己的财产与家庭情况。这样的关系，就是双方自愿的契约关系。如果有一方破坏这样的关系，就是邪恶的，非正义的。对此曼尼戈德说过一段精辟的话：“没有人能够自立为皇帝或国王，人民提升某个人使之高于自己，就是要让他依据正确的理性来统治和治理人民，给予每一个人他所有的，保护善良的人，惩罚邪恶的人，并使正义施行于每一个人。但是如果他妨碍或搅乱了人民建立他们所要确立的秩序，也就是违反了人民选择他的契约，那么人民就可以正义而理性地解除服从他的义务。因为是他首先违背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信仰。”这个契约精神简单明了，说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实际上是管理与参加管理的关系。但是，这个契约精神如果要实施则还需要有一套精细的方法。比如，人民对违背了契约的统治者有什么程序，有什么力量解除统治者的契约关系？也就是让统治者下台的问题。这就是西方契约理论一定要发展到洛克、孟德斯鸠为什么要创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新闻舆论要自由独立行使监督权的原因了，目的就是为了使在政府权力的交接过程中避免血腥暴力冲突，这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严格地说，中国文化缺乏这样平等自愿的契约精神，应该是长期农耕文明延续的结果。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社会演变就是一治一乱？所谓治，就是一套权力体系对平民百姓的掠夺，所谓乱就是这套权力体系的掠夺到了肆无忌惮、丧心病狂的时候，弄得民不聊生，从而激起民愤，因此导致暴乱，从而产生暴力掠夺。掠夺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中国元曲词人张浩养曲云： “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为什么“亡”和“兴”都是百姓苦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亡的时候，百姓遭受暴力掠夺，兴的时候，遭受权力掠夺。这就是中国数千年来一治一乱的根源。要说中国的政治梦，其实就是要破解中国千百年来的兴亡交替循环的宿命。附易中天：中国必须补上商业文明这一课 “独立、自由、平等是从商业文明中产生的”。近日，著名学者易中天对话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论道“企业家精神与命运”话题。易中天认为，中华民族自古缺乏私有财产的概念，产权不清导致财产无法得到保障，让企业家缺乏安全感，直言中国商业文明地位低下是历史必然。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移民带走财富和知识，留下贫穷和愚昧，建立商业文明，厘清产权归属乃破解之道。以下为部分实录：中华文明缺乏商业文明基础，不具世界影响力易中天：未来世界的格局是由文明来决定的。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再重要，而变成文明间的冲突。当然，我不完全赞成所谓“文明的冲突”的说法，但我认同“文明决定未来世界”。我认为未来世界将由三大文明唱主角：西方现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这三种世界性的文明中，最强势的是西方现代文明，其次是伊斯兰文明，正在顽强地抵抗着西方现代文明，坚守着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理念，而且还有扩大的可能。最不给力的就是中华文明，基本上没有世界性的影响。虽然现在中国国力很强，其政治、经济在世界上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力量是很弱的。原因就在于三大文明当中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有商业文明的基础，而中华文明没有，这恰恰是我们的弱项。西方文明的基础是海洋工商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基础是游牧商贸文明，二者的传播最初都借助了武力，但是后期还是依靠商业活动进行传播。现在我们动不动说西方国家文化侵略，但是，又不得不要承认好莱坞大片就是好看，牛仔裤谁穿都好看。不是人家强迫你看好莱坞大片和穿牛仔裤，而是你自己要看、自己要穿的，这是靠商业传播文明的结果。文明发展的基础依赖国家的建立，国家建立的标志是城市的建立，城市建立的前提是定居。农业民族是一定要定居的，定居了之后就建城，建城之后就建国，文明就开始了，所以最初发展都是农业民族的文明。但希腊民族是一个特例，因为他们的环境不适宜农业生产，希腊半岛多山、少地，海岸线曲折而漫长，适合种橄榄，做陶器，开始了商业文明。因此，西方人一开始对于商业活动就是认可和尊重的，也认可和尊重由商业活动产生的一系列文明规则。比如说公买公卖、相互平等、独立自由，因为你不独立的事做不成啊，你不是独立法人咱们怎么谈呢？如果双方不是有自由意志的拍板，交易无法达成？独立、自由、平等一定是从商业文明中产生的。中国企业家从未得到尊重和认可易中天：反观我们自身，一方面商业发展还不够，另一方面又没有传统商业文明做基础，我们的文明在应对世界变化和世界格局的时候，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考虑商业问题。现在世界文明的基础是商业文明，而这恰恰我们是弱项。过去所谓“士农工商”，“商”的地位最低，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企业家发展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公众对于他们的情感则是“羡慕嫉妒恨”。一方面羡慕有钱人，一方面又深信“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因此，中国几千年商业文明不能够被放在到重要的地位是必然的，而且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谓中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顾准先生在文革期间就已经把这个观点驳倒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首先是以商业文明为基础，加上基督教新教的精神，古希腊的科学、民主和法制，才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而中国要走自己的另一套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必须搞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必须补上商业文明这一课。 “产权不清”是导致企业家缺乏安全感的根本原因刘东华：不说自古以来，至少从近代以来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说老板，哪怕是今天做的特别成功的企业家，仍然有一种担心。得善终的非常少，这好像一个魔咒。现在的民营企业家都认为得善终是一种很奢侈的要求。易中天：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民族没有建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我们的民族从文明建设之日起就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首先这句话本身就是产权不清的概念，什么叫“王土”，意味着国有还是王有？从来没有讲清楚过。农业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但是归国家所有，还是皇上个人所有，都是没有搞清楚的。产权概念不清导致了个人资产无法得到保障，企业家就没有安全感。 “揭被而走”企业家移民潮背后刘东华：企业家和政治家越默契，社会进步就越快，经济发展就越顺畅，动力就越强劲。反之，就像冯仑说的，企业家现在不可能揭竿而起，但是可以“揭被而走”，睡在这个地方可能不舒服、不安全，就另外找一个地方。近些年来中国的财富精英，甚至知识精英的移民的现象非常严重。易中天：这确实是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移民潮无非就是两种人：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而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移民带走的是财富和知识。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知识都被带走了，那么留下的只有贫穷和愚昧。一个贫穷和愚昧的国家需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皇上，一个强权的政府。越是贫穷、愚昧，就越是寄希望于一个好皇上和强权政府。而这个政府如果越强势，那结果是越贫穷、越愚昧，从而陷入恶性循环。换句话说，我们期望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不要移民，但是他们怎样能不移民呢？那就需要有安全感。刘东华：什么时候大家觉得国内越来越有安全感和有尊严了，其中爱国的精英还是愿意回来的。;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4700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郑永年：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热度 4 Helmholtz 2011-10-4 23:21; 为什么一个道德国度面临道德解体危机 http://www.zaobao.com/yl/yl111004_001.shtml ● 郑永年（个人认为，这个题目中的道德国度之说，其实是不成立的。应该是“所谓的道德的国度”。因为在表面的文章之下，我们事实上在传统上是虚伪的道德文化。当年曾在文化大革命之中被批作：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认真看看历史书，不仅诸多的皇亲国戚胡做非为，就是连打天下的开国皇帝们也大多是道道地地的屠夫和大流氓。只是在中国的民间，在文化精英和有修养的士绅之中才坚持和秉承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和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道德精神文化。可是，中国文化最可怜的就是因为政治的残酷，在文人之中更多地是不老实，为圣者讳、为当权者讳，总体更象一个延绵几千年的奴才文化。尤其是解放后中国社会因为革命政治的需要彻底摧毁了构造中华文化传统的士绅阶层，机械唯物主义猖獗，功利主义盛行，当权者说一套做一套，打左灯向右拐，今天被双规的贪官恰恰就是昨天犹然端坐台上讲廉政的报告人。而且所谓的共产制度之下，连公务员的财产公开制度都不敢拿出来讨论和实行，这一切都是对民众的现世教育。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有钱就是娘、有权不用过期过废的文化风气，笑贫不笑娼，为利益不惜拍马屁和甘心情愿地做奴才，甚至连在旧社会和旧时代中少数知识精英之中得以尊重和保持的清高和骨气也难以再见。象这样的社会不堕落，反到才是没有天理了。唉，虽然天道昭鄣，因果报应，但末法时代的人居然都是瞎眼人，不惜竭泽而渔、污废乱排、子孙口中抢饭、谋财害命戗毒他人。这些所谓的聪明人都没有想到众业所致，这一切都会报应自己以及自己的儿孙身上。 --科学禅博主评论）　　近来中国的媒体在讨论一个在世人看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即“摔倒老人，要不要扶？”对数千年之前的孟子而言，“幼童要掉到井里，要不要拉一把？”这是一个不用提的问题，或者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人类的很多行为和动作，出自人类的恻隐之心或者本能，根本不用作任何理性的思考。因此，幼童落井要拉一把，老人摔倒要扶一把，都是不需要人类费理性来思考的问题，恻隐之心和本能的驱动足矣！科学家更发现，类似的恻隐之心和本能，甚至存在于动物群体之中。很多动物群体对环境都已经发展出群体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本能，互助互救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本能。　　为什么中国社会要讨论这样一个本来根本不用讨论，或者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因极其简单，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社会变得如此复杂，而必须诉诸于人类理性了。这些年来，很多案件的发生，例如南京的“彭宇案”和天津的“许云鹤案”，不管其背后的故事如何，都似乎和人类的本能反应相对立。媒体上充斥着很多匪夷所思的标题，例如“十九岁大学生扶起倒地老人，法院判赔7万多元”、“老人摔破头围观群众无人扶，家属表示理解”、“孩子路见倒地老人上前帮助，被家长嘲讽训斥”、“解放军士兵扶昏倒老人被迫赔三千，部队找证人讨回公道”，等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国老人倒地就没有人扶了。我们可以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扶倒地老人的。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只能表明这个社会的道德出了大问题。“恻隐之心”是人类道德最本能的方面，连这个都被怀疑，都被摧毁了，这个社会还没有问题吗？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社会怎么了？　　这倒是一个需要人们理性思考的问题。中国文明长达数千年不中断。中国历来视自己为一个道德的国度，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么看待中国的。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演变成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社会呢？如同一个社会道德的形成，有其不同的并且是复杂的原因，社会道德的衰落也如此。就中国文明来说，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对商业文明负面影响缺免疫力　　首先，在商业文明面前，中国传统道德的衰落具有其必然性。中国数千年里一直是农业文明，从来就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洗礼。儒家道德可以说是农业文明的精神结晶，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就是“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秩序，从商者被排在最后，最不重要。其它方面的制度设计，也是为这个等级秩序服务的。在历史上，尽管不同朝代对商业具有不同的态度，一些朝代敌视和排斥商业，而另一些则比较能够容纳和重视商业，但商人在儒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变化过。商业社会对道德的负面影响甚至冲击是必然的，但中国统治者使用的是排斥商业的做法。这种政策在遏制商业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传统文明没有能力容纳和接受商业文明。商业文明一旦来临，传统文明对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任何免疫力。　　这里，如果和西方作一比较会看得比较清楚。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秩序，可以说是商业文明的产物。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商业阶层崛起在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废墟上。随着商业文明的崛起，封建价值观很快衰落。商业文明要求对事物具有一种世俗的态度，于是宗教改革成为必要。宗教改革符合商业社会的需要，使得宗教能够容纳商业精神。但同时改革之后的宗教，也为商业社会塑造了一种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西方宗教改革和转型，因此和商业文明的兴起分不开。　　基督教转型得最为成功。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论述这种情况的。改革后的宗教，在接受商业行为的同时，也约束着信仰者的商业行为。尽管商业行为、盈利和挣钱都被合理化，但挣钱本身仅仅只是工具，而非目的。商业行为和挣钱的最终目的，还是救渎人本身的灵魂。另外一大宗教伊斯兰教的转型，并不像基督教那样顺利。在很大程度上，伊斯兰直到现在不仅没有有效转型以容纳商业社会，反而有更为传统化的趋向，和商业社会和世俗行为表现为深刻的矛盾。新道德体系还没有建立中国传统道德现在受迅速崛起的商业文明的影响，传统道德体系的解体之迅速令人吃惊。这里不得不提到当代商业文明之前的几乎长达世纪之久的政治冲击。从清末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产生于欧洲的近代国家所打败。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把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诸于传统道德或者文化。因此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之前，儒家传统道德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冲击。　　近代以来，长期的革命和战争也使得道德的确立成为不可能，因为革命和战争就是要推翻旧秩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人们才觉得确立新道德的需要。不过，当时中国的做法，是以意识形态替代了道德，依靠宗教化了的世俗意识形态，对干部官员和普通老百姓的行为构成制约。革命和持续的政治运动摧毁了传统道德，而宗教化的意识形态一旦消失，社会便无道德可言。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状况。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无能确立一个新的道德体系？在西方的道德重建过程中，除了宗教改革的作用，政治也扮演了很大的作用。并且随着世俗化的深入，政治在道德重建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政治的作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第一是法治建设，第二是自律社会的形成。　　今天，人们可以从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或者《法的精神》）中体会到，当时西方社会把法治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何种地步。世俗化意味着人们日渐脱离宗教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变得重要起来。从前是宗教扬善抑恶，现在法律取代了宗教的位置。而法律是通过政治过程形成的，用来调节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并不仅仅是那些写在纸上的条规，而是一种如孟德斯鸠所说的深入人心的“精神”。　　如果法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过程，那么自下而上的自律社会的形成，对道德的形成和成长同样重要。实际上，道德无非是社会成员中间自觉形成的行为规范，也同样通过社会的压力机制而发生作用。要形成社会自律，社会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一个不受政治干预的空间。西方社会一直强调社会力量，从早期的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即“市民社会”）到现代的非政府组织，都是社会力量的载体。受保护的社会才能产生道德自律　　西方道德力量的强大并不在于政府的推动，而在于社会力量的强大。实际上，在西方，一直是社会力量在推动政治和政府的道德化，而不是相反。也应当指出的是，政治在保护社会过程中的作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方面的社会主义，或者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制度，是保护社会的制度保障。而这些制度的确立，都是通过政治过程达成的。这些社会制度的意义在于，社会成员只有在获取了生存和生活的基本需求之后，道德概念才会得到强化，即所谓的“衣食足而知荣辱”。　　西方近现代道德的发展，对中国来说应当有比照意义。作为世俗文明，历史上宗教只在一些特殊的社会群体（即各种类型的宗教团体）中发生作用，但在中国总体道德建设过程中，历来就没有占据主要地位。改革开放前的政治破坏了传统道德，改革开放后的政治又没有尽到重建道德的作用。　　首先是没有花大力气进行法治建设。中国尽管也一直在强调法制和法治，但法制和法治的现状很难使人相信其有助于道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法制不但没有“扬善抑恶”，却是在实际生活中起到了“扬恶抑善”的作用。本文开头所讲的“扶起摔倒的老人受到法律惩罚”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法治没有进展，除了日常人们讨论的“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法律领域，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社会领域是很显然的，例如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等等，但经常被人们忽视的是新自由主义对法律领域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立法的主导原则就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劳动生产力，而社会正义和公平则被忽视。到现在，整个法律领域可以说是金钱主导一切，变相的GDP主义也在法律界盛行。例如中国的大部分律师，都想从事经济法或者与此有关的法律活动，不想甚至回避刑法和民事，除了政治原因之外，金钱观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以钱为本必然导致法律界的全面腐败。实际上，中国的司法腐败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一个应当以保障社会正义为目标的制度体系如此腐败，社会正义必然荡然无存。法律沦为权力与金钱的工具　　很显然，中国的法律面临政治和金钱的双重压力。结果怎样呢？法律只是工具，要不成为政治的工具，要不成为金钱的工具。中国只有法律的条规，而没有“法意”，法的精神。西方意义上的“法律秩序”（law and order）在中国并不存在。当法律成为权力或者物质利益的工具时，谁来保证“善”的行为？又有谁来惩罚“恶”的行为呢？　　社会空间的缺失也使得道德无处生存。在数千年的儒家文明里，王权尽管在理论上专制，但往往是“统而不治”。中国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在社会底层，乡规民约调节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各个行业也有自己的行为规则。在当今社会，这样的传统道德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新的社会道德体系就不能产生了。没有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社会没有自治的空间。　　长历史时期的革命、战争和政治运动，已经把中国社会高度政治化。而确立政权之后，又没有去政治化的过程；相反，政治因素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社会“被控制”和“被管理”的状况，表明社会本身缺少空间。缺少空间就决定了社会群体很难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制度，从而也很难形成社会成员的自觉和自律。换句话说，任何自下而上的道德找不到社会空间。如果法律要保障的是合乎人类道德观念的秩序，那么社会道德要调节的是社会群体之间，或者社会个人之间的互动和行为模式。既然社会道德难以形成，社会群体和社会个体之间的交往，就表现为赤裸裸的物质利益或者权力行为。　　道德是任何一个文明的内核，其它方方面面的制度，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社会制度，都是这个道德内核的外延。中国现在面临传统道德解体而新道德建立不起来的危机，这也是中国文明的危机。如果商业文明不可避免，那么就要重建一个能够容纳商业文明，但又能遏制商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的新道德体系。世界历史表明，道德的重建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类主观努力的结果。如果新道德体系不能得到确立，无论怎样强大的经济力量，都不足以促使中国文明的复兴。作者是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 个人分类: 社会热点|1956 次阅读|10 个评论

10月的丽江（二）：繁荣的束河古镇: 热度 6 fqng1008 2011-10-1 23:48; 　　上午休息，下午乘车去“清泉之乡” 束河古镇。束河古镇位于丽江城北，又名龙泉村，因村头有一潭水，称为“九鼎龙潭”，又称“龙泉”故得名。记得上次来古镇的时候是2005年，6年之后店铺多了，游人多了，商业的气息更浓了。古镇依山傍水，民居房舍错落有致，潭周绿柳垂地，翠柏指天，泉水清澈，游鱼可数。从潭中溢出的流水蜿蜒于村中道旁，远近汩汩有声。我们漫步其间，暗自思忖：如果人再少一点，商业的气息再淡一点，自然的景观再多一点，该是多么的惬意。特别是当我的镜头里一不小心就留下来广告的痕迹的时候，此种感觉尤其明显，但古镇正是商业文明的产物，如果不是商业的繁荣或许也就没有古镇的今天，甚至没有它的过去。当年，茶马古道起于滇南，经过大理、丽江、迪庆、拉萨，止于印度，正是商业文明与自然风光最巧妙的结合，才格外地引人关注。古镇中心有长33米、宽27米的小小四方街，与丽江古城的四方街一样可以引水冲洗。街面上的那些被人马踩踏得光溜平滑的石板，似乎还能照见往日的繁华，它曾是丽江皮毛交易集散之地，也聚集了很多制皮的能工巧匠。　　明代的徐霞客游芝山解脱林时，曾走过此道，他的记述中这样写道：“过一枯涧石桥，西瞻中海，柳暗波萦，有大聚落临其上，是为十和院”（“十和”即今束河古镇之古称。可见，早在明代就已是丽江的重要集镇了。古镇的《茶马古道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专门研究、展示茶马古道历史文化的博物馆，由《序厅》、《史事1厅》、《史事2厅》、《束河厅》、《皮匠厅》、《茶马风情厅》、《茶艺厅》、《影响资料中心》等8个部分组成，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茶马古道的起始时间、线路和重大历史事件，是人们了解茶马古道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再次游览古镇，使我对商业文明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个人分类: 人在旅途|5328 次阅读|9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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