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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余向东：惨烈的清代“抗疫战争”: 热度 1 fqng1008 2020-7-10 11:59; 导言有人类便有疫。不，应该说，有生物便有疫，疫的本质就是生物之间的 “战争”。有疫便有抗疫。抗疫到一定的规模，可以叫做抗疫战争。战争一定有结果。若以疫的自然演变而结束，是失败；因疫而导致的损失尚可以接受，不胜不败；通过政府、社会、医学的积极和有效干预，使伤亡和社会经济损失降到最小，才可以叫胜利。以这个为标准判断，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所有抗疫战争中，真正取得胜利的都在 1949年以后。无他，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政府的科学决策和资源调配、中国人民的万众一心积极参与、中国医生的无畏奉献、公共防疫体系的日益完善和医学科学日新月异的进步，舍此更无他途。新冠疫情便是最好的例证，中国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此不待言。新中国取得漂亮胜利的大型抗疫战争尚有如下表者：疫名危害主要措施战果天花清代儿童1/4死于天花。 1950 年尚有 4.4 万病人，死亡 0.77 万。牛痘接种 1963年中国消灭天花。鼠疫肺鼠疫死亡率近 100% 。 1945-1949 年东北多发鼠疫，死亡人数近 4 万。阻断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完善的疫情监控体系、有效的抗生素。 1955年后基本控制在年发病个位数，近二十年接近零发病。霍乱 1932年全国霍乱发病 10 万例，死亡 3 万多。公共卫生，水源改造；液体疗法 2015年发病 13 例，无死亡。脊髓灰质炎 70年代每年新发病例尚高达 1 万多例。口服减毒疫苗（顾方舟发明的糖丸） 2000年宣布消灭。流行性乙型脑炎 50年代大流行期间发病高达 15 万 -17 万，病死率高达 25% 乙脑活疫苗（乙脑活疫苗之父俞永新）把发病率从 9.7/10 万 -18/10 万大幅度降到 1/10 万以下血吸虫解放初全国有 1160 万病人， 60 万晚期， 1 亿人暴露 1955年毛主席号召“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病原筛查的普及、大规模群众血防运动、灭钉螺、吡喹酮等化学药物 2014年推算病人 11 万，年报告急性发病仅 2 例，现存晚期病人 3 万。疟疾 1 949年前年发病 3000 万控疟四大工具（药浸蚊帐、室内喷洒、快速诊断检测法、以青蒿素为代表的联合疗法） 2015年后本土年发病不到 100 例。麻风解放初全国有 38-50 万病人隔离，联合化疗（ MDT ） 2018年全国仅发病 580 例丝虫病曾是世界第二大致残病因，解放初我国尚有 3099 万病例地毯式血检、普服乙胺嗪药盐，把微丝蚴率降到足以阻断传播的 1% 以下 2006年以后维持零发病白喉解放初我国白喉发病率 23.1/10 万，病死率 15% ，每年约 2 万人死于白喉。疫苗 2004年以后持续零发病结核 1936年全国人口 4.5 亿，结核 2700 万，年死亡 148 万。病原学诊断方法、卡介苗、抗生素为基础的全程督导短程化学疗法（ DOTS ） 2016年14亿人口，发病 83.6 万，死亡 2465 人。产褥热古代孕产死亡率（产褥热为主，其次大出血）约 1500/10 万； 1949 年约 685/10 万。洗手、消毒灭菌、抗生素 2014 年孕产妇死亡率 21.7/10 万（主要是大出血）流行性出血热 70年代前，病死率 2.6-30.6% ； 80 年代 3.85-8.99% ， 1986 年发病 11.5 万例。灭活疫苗（俞永新）；重症医学的生命支持技术 2018年全国发病 12495 例，死亡 100 例，病死率 0.8% 。以下关于清代疫情和抗疫的资料来自《清史稿》、地方志、清代医学文献和近现代研究文献。这些资料表明，有清一代，尽管温病学说到达顶峰，但由于封建政府的腐败无能，疫灾仍然连绵不断，伤亡惨重，没有史家对政府或者医界在任何一次疫灾中的抗疫表现做出过任何肯定的评价。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判断清代几百次的抗疫战争中政府和医学是不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一、《清史稿》顺治元年（ 1644）怀来大疫、龙门大疫、宣化大疫。顺治九年（ 1652）万全大疫。顺治十三年（ 1656）西宁大疫。康熙元年（ 1662）五月，钦州大疫，馀姚大疫。康熙七年（ 1668）七月内丘大疫。康熙九年（ 1670）正月灵川大疫康熙十二年（ 1673）夏新城大疫。康熙十六年（ 1677）五月上海大疫。六月，青浦大疫。七月，商州大疫。康熙十九年（ 1680）正月，苏州大疫，溧水疫。八月，青浦大疫。康熙二十年（ 1681）晋宁疫，人牛多毙；曲阳大疫。康熙二十一年（ 1682）五月，榆次疫。康熙二十二年（ 1683）春，宜城大疫。康熙三十一年（ 1692）三月，郧阳大疫。五月，房县大疫，广宗大疫。六月，富平疫，同官大疫，陕西大疫，凤阳大疫，静宁疫。康熙三十二年（ 1693）七月，德平大疫。康熙三十三年（ 1694）夏，湖州大疫，桐乡大疫。秋，琼州大疫。康熙三十六年（ 1697）夏，嘉定大疫，介休大疫，青浦疫，宁州疫。康熙三十七年（ 1698）春，寿光、昌乐疫。夏，浮山疫，隰州疫。康熙四十一年（ 1702）三月，连州疫。康熙四十二年（ 1703）春，琼州大疫，灵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无算。六月，曲阜大疫，东昌疫，钜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半。康熙四十三年（ 1704）春，南乐疫，河间大疫，献县大疫，人死无算。六月，菏泽疫。秋，章丘大疫；东昌大疫；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无算；昌乐疫，羌州、宁海大疫；濰县大疫。康熙四十五年（ 1706）夏，房县大疫，蒲圻大疫，崇阳疫。康熙四十六年（ 1707）五月，平乐疫，永安州疫。七月，房县大疫，公安大疫。八月，沔阳大疫。康熙四十七年（ 1708）二月，公安大疫。三月，沁源大疫。五月，灵州大疫，武宁大疫，蒲圻大疫，凉州大疫。康熙四十八年（ 1709）三月，湖州大疫。四月，桐乡大疫，象山大疫，高淳大疫，溧水疫。五月，太湖大疫，青州疫。六月，潜山、南陵、铜山大疫，无为、东流、当涂、芜湖大疫。十月，江南大疫。康熙四十九年（ 1710）秋，湖州疫。康熙五十二年（ 1713）冬，化州大疫，阳江大疫，广宁大疫。康熙五十三年（ 1714）夏，阳江大疫。康熙五十六年（ 1717）正月，天台疫。康熙六十年（ 1721）春，富平疫，山阳疫。康熙六十一年（ 1722）七月，桐乡疫，嘉兴疫。雍正元年（ 1723）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雍正二年（ 1724）六月，阳信大疫。雍正四年（ 1726）四月，上元疫，曲沃疫。五月，大埔疫，献县疫。雍正五年（ 1727）夏，揭阳大疫，海阳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无算。冬，汉阳疫，黄冈大疫，锺祥、榆明疫。雍正六年（ 1728）三月，武进大疫，镇洋大疫，常山疫。四月，太原疫，井陉疫，沁源疫，甘泉疫，获鹿疫，枝江疫，崇阳大疫，蒲圻大疫，荆门大疫。夏，巢县疫，山海关大疫，郧西大疫。雍正十一年（ 1733）镇洋大疫，死者无算；昆山疫；上海大疫，宝山大疫。乾隆七年 (1742）六月，无为疫。乾隆十年 (1745）十一月，枣阳大疫。乾隆十二年 (1747）五月，蒙阴大疫。乾隆十三年 (1748）春，泰山大疫，曲阜大疫。夏，胶州大疫，东昌大疫，福山大疫。秋，东平大疫。乾隆十四年 (1749）五月，青浦大疫，武进大疫。七月，永丰、溧水疫。乾隆二十一年（ 1756）春，湖州大疫，苏州大疫，娄县大疫，崇明大疫，武进大疫，泰州大疫。夏，通州大疫。十一月，凤阳大疫。乾隆二十二年（ 1757）四月，桐乡大疫。七月，陵川大疫。乾隆二十五年（ 1760）春，平定大疫。六月，嘉善大疫。冬，靖远大疫。乾隆三十二年（ 1767）八月，嘉善大疫。乾隆三十五年（ 1770）闰五月，兰州大疫。乾隆四十年 (1775）春，武强大疫。乾隆四十八年 (1783）六月，瑞安大疫。乾隆五十年 (1785）冬，青浦大疫。乾隆五十一年（ 1786）春，泰州大疫，通州大疫，合肥大疫，赣榆大疫，武进大疫，苏州大疫。夏，日照大疫；范县大疫；莘县大疫；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计数；昌乐疫；东光大疫。乾隆五十五年（ 1790）三月，镇番大疫。八月，云梦大疫。乾隆五十七年（ 1792）九月，黄梅大疫。乾隆五十八年（ 1793）冬，嘉善大疫。乾隆六十年（ 1795）十二月，瑞安大疫。嘉庆二年（ 1797）六月，宁波大疫。嘉庆三年（ 1798）五月，临邑大疫。嘉庆五年（ 1800）五月，宣平大疫。嘉庆十年（ 1805）二月，东光大疫。三月，永嘉大疫。嘉庆十六年（ 1811）七月，永昌大疫。嘉庆十九年（ 1814）闰二月，枝江大疫。嘉庆二十年（ 1815）春，泰州疫。四月，东阿疫，东平疫。七月，宣州疫，武城大疫。嘉庆二十一年（ 1816）内丘大疫。嘉庆二十三年（ 1818）十一月，诸城大疫。嘉庆二十四年（ 1819）五月，恩施大疫。嘉庆二十五年（ 1820）七月，桐乡大疫，太平大疫，青浦大疫。八月，乐清大疫，永嘉大瘟疫流行。冬，嘉兴大疫。道光元年（ 1821）三月，任丘大疫。六月，冠县大疫；武城大疫；范县大疫；钜野疫；登州府属大疫，死者无算。七月，东光大疫，元氏大疫；新乐大疫；通州大疫；济南大疫，死者无算；东阿、武定大疫；滕县大疫；济宁州大疫。八月，乐亭大疫；青县时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胜计；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毙无数；灤州大疫；元氏、内丘、唐山、蠡县大疫；望都大疫；临榆疫；南宫、曲阳、武强大疫；平乡大疫。九月，日照大疫，沂水大疫。道光二年（ 1822）夏，无极、南乐大疫，临榆大疫，永嘉疫。七月，宜城大疫，安定大疫。道光三年（ 1823）春，泰州大疫。秋，临榆大疫。道光四年（ 1824）平谷、南乐、清苑大疫。道光六年（ 1826）冬，霑化疫。道光七年（ 1827）冬，武城疫。道光十一年（ 1831）秋，永嘉瘟。道光十二年（ 1832）三月，武昌大疫，咸宁大疫，潜江大疫。四月，蓬莱疫。五月，黄陂、汉阳大疫；宜都大疫；石首大疫，死者无算；崇阳大疫；监利疫；松滋大疫。八月，应城大疫，黄梅大疫，公安大疫。道光十三年（ 1833）春，诸城大疫。四月，乘县大疫。五月，宜城大疫，永嘉大疫，日照大疫，定海大疫。道光十四年（ 1834）六月，宣平大疫，高淳大疫。道光十五年（ 1835）七月，范县大疫。道光十六年（ 1836）夏，青州疫，海阳大疫，即墨大疫。道光十九年（ 1839）九月，云梦大疫。道光二十二年（ 1842）正月，高淳大疫。夏，武昌大疫，蕲州大疫。道光二十三年（ 1843）七月，麻城大疫，定南大疫。八月，常山大疫。道光二十七年（ 1847）秋，永嘉大疫。道光二十八年（ 1848）春，永嘉大疫。道光二十九年（ 1849）五月，丽水大疫。咸丰五年（ 1855）六月，清水大疫。咸丰六年（ 1856）五月，咸宁大疫。咸丰十一年（ 1861）春，即墨大疫。六月，黄县大疫。同治元年（ 1862）正月，常山大疫。四月，望都、蠡县大疫。六月，江陵大疫，东平大疫，日照大疫，静海大疫。秋，清苑大疫；灤州大疫；宁津大疫；曲阳、东光大疫；临榆、抚宁大疫；莘县大疫；临朐大疫；登州府属大疫，死者无算。同治二年（ 1863）六月，皋兰大疫，江山大疫。八月，蓝田大疫，三原大疫。同治三年（ 1864）夏，应山大疫，江山大疫，崇仁大疫。秋，公安大疫。同治五年 (1866）五月，永昌大疫。同治六年 (1867）二月，黄县大疫。七月，曹县大疫。九月，通州疫，泰安大疫。同治八年 (1869）六月，宁远、秦州大疫。七月，麻城大疫。同治九年 (1870）秋，麻城大疫。冬，无极大疫。同治十年 (1871）五月，孝义疫。六月，麻城大疫。同治十一年 (1872）夏，新城大疫，武昌县大疫。以上是正史记录，统计自顺治元年（ 1644）到同治十一年(1872）的228年间，发生疫灾的年份有95年次，占比41.7%。顺治3年次、康熙27年次、雍正6年次、乾隆18年次、嘉庆11年次、道光18年次、咸丰3年次、同治9年次。康熙最多，恐怕也是历史上最多的，有人称他是“千古一帝”，他治下瘟疫发生的次数也无人能比。评价疫灾的严重程度计有疫（瘟疫、瘟）58次、大疫239次、人死无算（死者不可胜计、死者无算、病毙无数）12处、人牛多毙和民死几半各1处。绝大多数属于“大疫”，但什么程度算得上“大疫”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人死无算”究竟指多少，1万还是10万？只有“民死几半”在数学上是清晰的，差不多50%的死亡率的意思，那是很恐怖的比例。史官对于政府和医学的抗疫作用不予一字置评，真是史笔如铁，惜墨如金。二、地方志必须声明，以下资料只是中国无数地方志的沧海一粟，是一个小样本而已，均为正史所不载。顺治四年（ 1647）夏秋，江西抚州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光绪《抚州府志》卷84）。顺治十六年（ 1659）夏秋，浊州大疫（《浊州府志》）康熙九年（ 1670）枣阳大旱大疫（《枣阳县志》）。康熙十二年（ 1673）枣阳大疫（《枣阳县志》）。康熙四十八年（ 1709）江苏高淳大疫，自春及秋死亡过半（民国《高淳县志》卷12）。康熙五十七年（ 1718）永定大疫，死者千馀人（民国《永定县志》卷1）。雍正六年（ 1728）夏四月，松江大疫，乡人谓之虾蟆瘟（《松江府志》）。乾隆三年 (1738）疫疾流行。（《通渭县志》）乾隆五年 (1740）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县志》）乾隆二十一年（ 1756）夏大旱，有青蝇结阵如密雨过，大疫，随之邑人多死（《沛县志》）。乾隆二十一年（ 1756）苏州大疫，米价腾贵（《苏州府志》卷142）乾隆二十九年（ 1764）十月（丰城）痘疫，小儿伤者无算（《丰城县志》）。乾隆三十六年 (1771）春大疫。（《通渭县志》）乾隆五十年 (1785）（象山）痘疫，稚幼十伤其七（《象山县志》）。乾隆五十一年（ 1786）秋，即墨大疫（《即墨县志》）。乾隆五十一年（ 1786）霍邱夏大疫，民死十之六，甚至有阖家尽毙，无人收殓者（同治《霍邱县志》卷16）乾隆五十一年（ 1786）（舒城）夏大疫（《舒城县志》）。嘉庆三年（ 1798）春夏，永嘉大疫（《永嘉县志》）嘉庆十一年（ 1806）夏五月，痘疫，多夭死（《万载县志》）。嘉庆十六年（ 1811）夏痘疫，死者相望（《万载县志》）。嘉庆二十五年（ 1820）八月，乐清大疫，时患霍乱转筋之病，犯者顷刻死，哭泣之声，几遍里巷（《乐清县志》）。嘉庆二十五年（ 1820）八月，瑞安痧疫流染，朝发夕死，遭此厄者，十室七八，得生者十之一二，啼哭之声，遍于里巷（洪守一《瓯乘拾遗》）。嘉庆二十五年（ 1820）疫疠大行，转筋霍乱证自此始（《南汇县志》）。嘉庆二十五年（ 1820）秋大疫，石浦尤甚，其症脚筋抽搐即死（《象山县志》）。嘉庆二十五年（ 1820）秋大疫，其病霍乱吐泻，脚筋顿缩，朝发夕毙（《慈溪县志》）。道光元年（ 1821）瑞安大疫（《民国瑞安县志》）。道光元年（ 1821）秋收七月至八月大疫，霍乱暴死者众，福建全省皆然（《连江县志》）。道光元年（ 1821）七月八月，全省霍乱流行（《莆田县志》）。道光元年（ 1821）（江阴）夏秋大疫，村里中数日之间，有连毙数十人者，有一家数口尽殁者（《江阴县志》卷8）道光十四年（ 1834）“甲午，瑞安又大疫，无处无病人，死者甚多”、“闻永邑廿三都葵溪陈岙人说，本年夏秋间大疫，其中村落有死及半者。其村五里外有一村落，同族十七家只留一家。陈岙聚落百五十家，共丁五百，失二百”、“闻葵溪一客说，本年白钱纸所以稀少之故，由春间皆以笋当饭，兼之大疫，死者几半，其得生者亦无资本而歇业”、“本年春夏间，闻郡城双门一聚落共三十二家，死于疫者几尽，只剩三家”（赵钧《过来语》）。道光十四年（ 1834）“甲午春夏（温州）大疫，贫民乞丐死于饥疫者横塞道路，日以十百计，木棺既缺，以一棺殓二三尸，甚至以蒿草裹卷，凶惨形状不堪寓目，实为从来所未见”（《瓯乘补》）。道光二十六年（ 1846）春夏，大疫，秋冬瘟痢流行（《平阳县志》）。道光二十七年（ 1847）秋，平阳大疫（《平阳县志》）。道光二十九年（ 1849）长乐县瘟疫盛行（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咸丰三年（ 1853）三月，大饥疫（《徐州府志》卷5）。咸丰四年（ 1854）（温州）“现在疫气到处传染，大荒之岁，加以疾病，死丧累累”、“上半年瘟疫流行，近海村落为甚。钱桥、梅头二村，各失丁二千，上戴一村百七十丁，失去一百，鲍田、海安，失皆不少”、“温郡自旧秋水灾后，瘟疫流行，愚民惑于沾染之说，骨肉不相颜，枕籍以死者，在在有之”（《过来语》）咸丰四年（ 1854）“（平阳）秋大疫”（《平阳县志》）。咸丰七年（ 1857）“五月间，邑（温州）有痧症及疫痘，甚险” （《过来语》）同治元年（ 1862）秋，即墨瘟疫流行（《即墨县志》）。同治元年（ 1862）江西安义秋大疫，死者数千人（同治《安义县志》卷16）同治四年（ 1865）上杭县四乡乱后，继以大疫，稻熟无人收获（《上杭县志》）。同治六年 (1867）秋，瘟疫流行，民多死伤（《通渭县志》）。同治七年 (1868）战乱、瘟疫，民大饥，死者甚众。（《通渭县志》）光绪四年（ 1878）六月，（平阳）大疫（《平阳县志》）。光绪四年（ 1878）四月，大疫。是时河南、山、陕三年大饥，人相食，人民流入蒙境者遍地皆是，瘟疫到处传染。（《蒙城县志》卷12）光绪十三年（ 1887），鄞县秋大疫，死者无算。慈溪秋七月大疫，奉化剡源七月大疫，至九月止，死者甚众，沙隄、公塘、康岭更甚（三村约死四百人，阖乡不下一千人），亲戚不通音问，此症名霍乱，俗名肚痛脚筋吊，又名绞肠痧。奉化忠义乡六月大疫，死者相枕，至九月止。象山秋大疫。（民国《郸县通志》《慈溪县志》《剡源乡志》《忠义乡志》《象山县志》）光绪二十年（ 1894）（金门）后浦头，后水头，沙尾等乡，忽发生鼠疫，传染甚速，死数百人，为金门前所未有。（《金门县志》）光绪二十一年（ 1895）同安大疫，鼠先死，染者或肿项，或结核，吐血，流行甚盛（《同安县志》）。光绪二十一年（ 1895）鼠疫起。初由梨园子弟在枫亭传染，载归已死，船泊河滨，数日之内，河滨人染疫者十馀人，蔓延全城，死百馀人，以次传染乡村（《莆田县志》）。光绪二十八年（ 1902）夏秋，（平阳）大疫（《平阳县志》）。正史记载非常简略，没有任何症状描述，只知道是疫，压根不知道是什么病。地方志和文人笔记的记录相对而言要详细一些。甚至对鼠疫和霍乱的症状都有描述，如霍乱： “其症脚筋抽搐即死”“霍乱吐泻，脚筋顿缩，朝发夕毙”；鼠疫：“鼠疫，传染甚速”“鼠先死，染者或肿项，或结核，吐血，流行甚盛”。死亡人数的描述从几十、几百、几千到数万。死亡率有死亡过半、稚幼十伤其七、得生者十之一二、32家死得只剩下3家等描述。从这些地方志和笔记的记录中，我们只看到一个“惨”字，看不到任何值得欣慰的成绩，无论政府的还是医学的。古人吝啬赞美一至于此！三、清代医学文献有清一代，温病理论达到顶峰，其蔚为大家者四。但是，在他们的医学著作里，基本上只有理论和单个的医案，没有整体的病例数、参治率、治愈率、死亡率之类的概念。相反，他们对当时的其他医生多有微词，对作为整体的医学界救疫的作用没有正面评价。吴瑭在《温病条辨》（该书曾被列入 “四大经典”）中说：“癸丑岁（1793年），都下温疫大行，诸友强瑭治之，大抵已成坏病，幸存活数十人，其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他的意思是，别的医生杀人无数，他自己救活了数十人，但没救活的有多少没说。这一次的疫情《清史稿》中没有记录，既然是“大行”，总有数万吧，假如吴塘这样的大师不多的话（能和吴瑭相比的医生整个清代也不超过5人），每人救活数十人，终究无济于事。近代医家曹炳章 (1878-1956）《增补评注温病条辨》的序言中有一段话，可作为吴瑭“不死于病而死于医”的注解：“温病不必多杀人，以余观于乡，当春夏之交，病温之家，勿药死者十二三，药而死者十七八。始而羌防，继而柴葛，继以大黄、芒硝，病不起，医则曰：法已尽矣。”直指医源性死亡大于瘟疫本身。他们这是偏见还是事实呢？温病集大成者王士雄在《随息居重订霍乱论》中记录： “王清任曰∶道光元年，病吐泻转筋者数省，都中尤甚，伤人过多。贫不能埋葬者，国家发帑施棺，月余间，费数十万金。彼时医工，或云阴寒，或云火毒。”他借王清任的话指出一个事实，当时的医生对霍乱的病因不清楚，说阴寒的说火毒的都有，这两个病因几乎相反，可见混乱，也就不难理解死亡的惨重了。也不仅是王士雄，其他名家如许起《霍乱燃犀说》中说 “（霍乱）兼之医药之害，抑何至于斯极乎？余目击病霍乱，而医者之丁附姜桂，服之无不含冤而毙。每一念及，辄为心痛。” 连文仲《霍乱审证举要》： “不分寒热，胡乱施治，爱人之心，转为杀人之事。” 田雪帆《时行霍乱指迷辨证》： “世医认为暑湿，妄投凉药；或认为痧气，妄投香散，鲜有不毙。” 徐子默《吊脚痧方论》： “医以霍乱之法治之，百不救一” 这些中医大家对同行如此赤裸裸的负面评价，实在令人惊讶。这些评价至少说明，当时的医学对于这些瘟疫大多数是无能为力甚至起反作用的。不然，就是大师们造谣诬陷了。王清任在《医林改错》则记录： “四月初旬，游于滦州之稻地镇，其时彼处小儿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无力之家多半用代席裹埋。”他毫不隐讳，一种肠道传染病的儿童病死率竟然高达80%-90%，思之恐极，也可见当时的医疗水平。总之，当时医界对自身抗疫的作用也评价甚低。残酷的事实摆在那里，无法把失败强说成是胜利。四、近现代研究文献以下资料同样是沧海之一粟。乾隆十八年 (1753）晋江县大疫，至十九年秋乃止，死者无数。泉州大疫，延及次年。（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乾隆二十三年（ 1758）泉州郡大疫，延及次年（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嘉庆二十五年（ 1820）七月长乐县吐泻盛行，人死极多（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道光十六年（ 1836）十七年，十八年，连续3年间长乐县瘟疫大作（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光绪十六年 (1890）夏，安东疫病流行，死千余人。（《三千年疫情》）光绪二十一年 (1895）六月，安东疫病大流行，死者不计其数。（《三千年疫情》）光绪二十七年 (1901）七月，安东疫情变本加厉，每日死30至60人。病死者难计其数。（《三千年疫情》）光绪二十一年（ 1895）五月，京师疫疠流行，因疾疫而死的灾民达三千余人。（《三千年疫情》）光绪二十六年 (1900）四月起，京师内外疫疾流行，大量人口死亡，《庚子纪事记》载：“居民死者枕藉。”十月，获鹿县出现大瘟疫。（《三千年疫情》）光绪二十八年（ 1902）五月，瑷珲霍乱流行，每日抬到城外荒野掩埋的尸体不下七八百具，持续半月之久，死数千人。六月，京津地区大范围爆发疫病，以霍乱为主。（《三千年疫情》）光绪三十三年（ 1907）夏，安东、大连、旅顺、辽阳等地霍乱大流行。（《三千年疫情》）清（ 1644-1911）岭南地区共有疫情938县次（比江南地区还多），平均每年3.5县次。（李永宸、赖文《岭南地区1911 年以前瘟疫流行的特点》）。难道说，清代 276年间无下数百次的抗疫战争全部是以失败告终吗？倒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详细资料的阙如，我们不能遽下结论。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的是，首先，失败是当时腐朽制度的必然。据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研究，宋元时代国家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明代转为消极。至清代，则 “国家对疾疫制度性的救疗基本阙如”，顶多也就是给京城里的居民发点救济粮棺材钱之类，没有任何一次瘟疫有国家主导的全民抗疫、国家派专家组、全国医生赴援疫区、共享国家资源等等强力举措。靠几个大师的个人力量来取得抗疫战争的胜利，无异于痴人说梦。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和优越的制度，想打赢任何一场瘟疫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但历史总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清末东北大鼠疫，在清朝廷即将走向灭亡的时候，它取得了对瘟疫唯一的一次有充足证据证明的胜利。这一次瘟疫，朝廷派出了国家级专家剑桥博士伍连德（时年 36岁），之后又动员全国数十名医生驰援东北，给予“专家组”以调配军队警察、指挥地方官、征用酒店火车厢等莫大的权利。伍连德们尽管没有任何神药，但他通过阻断交通、封城、居民分区隔离、征火车厢和酒店等建临时医院（中国最早的方仓医院）集中收治病人、焚烧尸体、发明伍氏口罩并推广、居民挨家挨户排查和环境消杀、同时做病理学细菌学流行病学基础研究等综合措施，硬是在四个月内把这一烈性传染、病死率接近100%，可能会杀死百万甚至千万人的瘟疫控制住，最终死亡仅52462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精确到个位数的瘟疫死亡记录）。清廷对这一难得胜利龙心大悦，不仅授予伍连德“医学进士”称号，还乘机举行了中国第一个国际科学会议世界第一个鼠疫会议“奉天国际鼠疫大会”。关于这一次疫情的所有医学证据都收录在《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中，该报告是世界医学史和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除了东北的那一场鼠疫，清朝没有打赢过一场抗疫战争，目前的证据大概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它和我们今天的新时代当然完全不能比。;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360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刘正教授论文《清代的金文学：金文研究著作概况》中: kyotosizumoto 2020-3-1 11:10; 刘正教授论文《清代的金文学：金文研究著作概况》中 41、《古今字诂疏证》一卷（清）许瀚撰。许瀚，1797～1866。山东日照人。字印林，一字符翰。室名“攀古小庐”。曾有古文字学专著多种行世。 42、《古篆古义》一卷附《古篆笔势论》（清）蒋和撰。蒋和，生卒年不详。浙江金坛人。字仲叔。曾任国子监学正。 43、《古籀答问》二卷（清）郑知同撰。郑知同，生卒年不详。贵州遵义人。字伯庚。 44、《字林考异补正》一卷（清）任兆麟撰。任兆麟，生卒年不详，籍贯不详。 45、《字说》一卷（清）吴大澂撰。吴大澂，1835～1902。江苏吴县人。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曾任湖南巡抚。著名铜器收藏家和金文学家。尤精篆书。此书利用商周铭文和古典文献，对三十七个汉字的原始本义进行解说。 46、《字符串》二卷（清）刘心源撰。刘心源，？～1915。湖北嘉鱼人。字幼丹。以“奇觚室”作为斋名。曾任成都知府、广西按察使。著名金文学家和铜器收藏家。 47、《玉篇校勘札记》一卷（清）邓显鹤撰。邓显鹤，生卒年不详，籍贯不详。 48、《玉篇校录》一卷（清）钮树玉撰。钮树玉，1760～1827。江苏苏州人。字蓝田。曾师从钱大昕。有古文字学专著多种行世。 49、《汗简笺正》七卷《目录》一卷（清）郑珍撰。郑珍，1806～1864。贵州遵义人。字子尹。曾任荔波县训导。有古文字学专著多种行世。 50、《汗简笺正补正》一卷（清）沈鹏撰。沈鹏，生卒年不详，籍贯不详。 51、《汗简韵编》一卷（清）邵元瀚撰。邵元瀚，生卒年不详。籍贯不详。 52、《竹云题跋》四卷（清）王澍撰。王澍，1668～1739。江苏金坛人。字若霖，号虚舟，又号二泉寓客。曾任吏部员外郎，尤精书法和金石碑帖之学。卷一收三代青铜器铭文题跋一篇。无器形图，无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十五如是评价此书：由博返约，尽存精粹，订伪考异，具有辩证。此书另有乾隆三十二年经香居精刻本、乾隆五十三年温氏墨妙楼翻刻本和海仙馆丛书本。容媛《金石书录目》中言之已详。 53、《西清古鉴》四十卷（清）梁诗正撰。梁诗正，1697～1763。浙江钱塘人。字养仲，号芗林。雍正八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太子少师、东阁大学士、太子太傅。谥文庄。此书为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奉上旨而作。文中言道：爰命尚书梁诗正、蒋溥、汪由敦，率同内廷翰林仿《博古图》遗式，精绘形模，备摹款识，为《西清古鉴》一编。所收多为三代青铜器铭文。有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简单考证文字。卷二第十七页有半页缺损。卷五第六页上部有“同典荣”三字朱砂印，系造纸作坊名号。 54、《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附录》一卷（清）王杰等撰。王杰，1725～1805。陕西韩城人。字伟人，好惺园，又号畏堂。曾任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所收为三代青铜器，多有铭文。有器形图，并且绘制精良；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简单考证文字。该书体例完全仿《西清古鉴》。 55、《西清续鉴乙编》二十卷（清）王杰等撰。王杰，1725～1805。陕西韩城人。字伟人，好惺园，又号畏堂。曾任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所收为三代青铜器，多有铭文。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简单考证文字。鉴定者为福开森和廉南湖。 56、《吉金志存》四卷（清）李光庭撰。李光庭，生卒年不详。天津宝坻人。字朴园。此书卷三、四收殷周铜器，分为鼎彝类、卣尊类、钟鼓錞铎类、车托辕马铃类、剑盾戣戈雷。有器形图、有拓片。扉页题字用隶书，版权页为“本宅藏版”。有吴承业等多人题字，作为卷首。封面题字用篆温，落款“干丞署端”用楷书。有印而枚。书函套题字用行署，落款为“壬午孟冬菊伍署眉”，有“周易郎”、“五聚”印二枚。 57、《吉金文录》四卷（清）吴闿生撰。吴闿生，1877～？。安徽桐城人。号辟疆，人称其为“北江先生”。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次长。著名铜器收藏家。所收皆为三代青铜器铭文。各卷按器物种类编排。无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且颇为详细。作者在序中云：近辑金文，以于氏《文选》为备。此书篡录，本在于《选》以前。乃与思泊论交，彼此多所参订。于书既出，益得恣取以补吾阙。此书亦为近现代治金名著之一。作者本义是以铭文证史，以补史传之缺。故于序文中又云：独彝器为古代遗物，未易为伪。史迹之灼然可信者，唯此而已。斯其所以贵也。 58、《吉金款识》十二卷（清）龚自珍撰。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人。字璱人，号定庵。曾任内阁中书。此书为商周铭文汇编之作。无器形图，无拓片，无考证文字。 59、《阮氏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校录》不分卷（清）丁艮善撰。丁艮善，1829～1894。山东日照人。字少山。许瀚弟子。 60、《求古精舍金石图》四卷（清）陈经撰。陈经，1792～？。浙江乌程人。字抱之，又字包之，号辛彝。以“求古精舍”作为斋名。阮元的弟子。曾任嘉定主薄。铜器收藏家。卷首有阮元序、潘世恩序、吴云序、翁丕烈序、倪倬序、施国祁序、许宗炎序、吴翌笃序、施嵩序、陈经序。卷首尚有高法所画陈氏像一幅，上有严可均题字。前二卷所收为三代青铜器，多有铭文，余外皆秦汉器。有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少量考证文字，有拓片。 61、《伯右甫吉金古文释》不分卷（清）朱为弼撰。朱为弼，1771～1840。浙江平湖人。字右甫，号茮堂。以“蕉声馆”作为斋名。曾任漕运总督。此书为作者考证商周铭文的专著。 62、《宋代金文著录表》六卷（清）王国维撰、罗福颐校补。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字静安，又字静庵，号观堂，因旅居日本时住在永观堂附近，故以“永观堂”和“观堂”作为斋名。曾任南书房行走，后任清华学堂国学研究院教授。著名金文学家。此书为雪堂丛刻本之一。所收为三代青铜器，多有铭文目录。分器名、著录、字数、杂记四项。所利用的金文著录著作共计十一种，即：《集古录跋尾》、《考古图》、《宣和博古图》、《金石录》、《东观余论》、《广川书跋》、《啸堂集古录》、《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绍兴内府古器评》、《钟鼎款识别》、《续考古图》。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五如是评价此书：器以类聚，名以主人。其出歧出，分条于下。诸录所录古器之有文字者，悉具于是凡有各书互异之处者，备载于杂记内，计著录六百四十有三器。 63、《克鼎集释》一卷（清）李文田撰。李文田，18341895。广东顺德人。字仲约。曾任翰林院编修、礼部右侍郎等。此书为考证《克鼎》铭文之作。 64、《克鼎集释》一卷（清）王仁俊撰。王仁俊，1866～1913，江苏苏州人。字捍郑。曾任湖北知府。后任京师大学堂教授。有古文字学专著多种行世。此书为考证《克鼎》铭文之作。 65、《芙斋金石文考》四卷（清）郑业撰。郑业，生卒年不详。湖南长沙人。 66、《金石文字记》六卷（清）顾炎武撰。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原名继坤，后名绛，又名圭年，入清后更名炎武，字宁人，自署蒋山佣，号亭林。少时入复社抗清，明亡后游学于南北各省，或用力于著述，或留心于抗清，与归庄齐名，时人将其二人并称为归奇顾怪。其甥徐干学入清后渐成显贵，屡书迎其南归而不出。顾氏学风严谨，学识渊博，尤精音韵之学，著述甚多。其学以经世致用为本，长于学术考证，弘扬汉代经学，谓经学即理学也，并抨击宋儒理学之腐败和空疏之论。所著《日知录》为其名著。另有《金石文字记》、《历代帝王宅京记》、《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多种传世。他倡导经学研究，反对唯心空谈。他的著作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卓越的研究。晚年时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卷一所收三代青铜器铭文数件。无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有出土地点，无拓片。 67、《金石录补》二十七卷《续跋》七卷（清）叶奕苞撰。叶奕苞，？～1687。（然其兄叶方霭生卒年为1629～1682，故此笔者主张其本人生卒年当在约1629以后。）江南昆山人。字九来。此书为《行素草堂金石丛书》之一。卷一所收三代青铜器铭文六件。无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出土和收藏经纬说明，无考证文字。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十三如是评价此书：是书补赵氏《金石录》之所未备，采摭甚广，考据颇精。 68、《金石存》十六卷（清）吴玉搢撰。吴玉搢，1698～1773。江苏山阳人。字籍五，号山夫。晚号顿研、钝根老人，康熙末廪贡生。精小学，好金石，尝南历吴越，北游燕京，历险探幽，捜访碑刻而还。乾隆间以明经官凤阳府训导。撰有《别雅》、《说文引经考》、《六书述部叙考》、《金石存》、《山阳志遗》、《十忆诗》、《吴山夫先生遗诗》。此书作者曾以为是赵搢。根据李遇孙《金石学录》中的考证，他主张此书作者是吴玉搢，而非赵搢：后李雨邨观察于京师琉璃厂书肆，见抄本题“钝根老人编”。不知道“钝根老人”为何人？以“金石癖”名其书梓之后。王述庵司寇又误语以“钝根老人”为博学鸿词赵搢雨邨。遂以其书为赵搢作。列入函海，不知出自山夫先生著述也。此书为丛书集成初编之一。卷一所收为三代青铜器，多有铭文十件，卷二所收三代青铜器铭文一件。无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按类编排。 69、《金器款识》三百七十六卷（清）倪涛撰。倪涛，生卒年不详。浙江钱塘人。字昆渠。古代金文学家中寿命最长者，年近百岁。此书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子部艺术类》丛书之一。前十二册二十六卷所收为三代青铜器，多有铭文，亦有部分秦汉器。有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有摹写。按器物种类编排。 70、《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清）王昶撰。王昶，1725～1806。江苏青浦人。字述庵。曾任刑部右侍郎。当年王昶曾与钱大昕、王鸣盛、吴泰来、赵升之、曹仁虎、黄文莲等，被合称为“吴中七子”，他与刘墉同朝当官是终生挚友。王昶好金石之学，收罗商周铜器及历代石刻拓本一千五百余种，编为《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卷二所收三代青铜器铭文二件，卷三收五件。无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有摹写。 71、《金石跋尾》四卷（清）钱大昕撰。钱大昕，1728～1804。江苏嘉定人。字晓征，又字辛楣，号竹汀。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等。他晚年时潜心著述课徒，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二千人。晚年自称潜研老人。其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本着从训诂以求义理的原则，并不专治一经，也不墨守汉儒家法。同时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李遇孙《金石学录》中评价此书为：此书在《潜研文集》之外。王灮禄称其尽掩永叔、德父、元敬、子函、亭林、竹垞、虚舟七家而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殆非夸语。 72、《金石文字》不分卷（清）张廷济撰。张廷济，1768～1848。浙江嘉兴人。字顺安，号叔未。以“眉寿堂”和“清仪阁”作为斋名。著名铜器收藏家和金文学家。第一册所收部分内容为三代青铜器铭文。无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有拓片。考证文字为影印题跋。作者在序中说：各依原迹大小，厘为四幅，用泰西脱景法，上石印出。 73、《金索》六卷（清）冯云鹏、冯云鹓撰。冯云鹏，1765～1840。字晏海。江苏南通人，工诗文书法。曾任滋阳知县、曲阜知县，其弟冯云鹓，字集轩。兄弟二人皆著名铜器收藏家和金文学家。所收大部分内容为三代青铜器铭文，亦有汉唐器。有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八如是评价此书：冯君酷嗜金石文字，见收藏家铜器有款识者，辄绘录文。取三代至元钟、鼎、戈、戟、度、量、镜、盘、玺、印、泉、刀之类，为《金索》六卷。皆图其形而摹其文，并详考证。惜爱博不精，后人颇多訾议。 74、《金石学录》四卷（清）李遇孙撰。李遇孙，生卒年不详。（约1766年以后，因为其兄为1764年生。）浙江嘉兴人。字庆伯，号金澜。曾任处州府训导。所收为古代治金文学者四百余人简介。作者之兄李富孙在序中云：爰自三代以来至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以及本朝诸家，凡为金石之学者，得四百余人，并有著述以传于世，即志一隅说一事，无不备见于录，亦已综览而无遗漏焉。所记古今治金文诸家，极为精到。自是书刊行后，增补者众，然皆同此书体例。林钧《箧书剩影录》上卷·六十六如是评价此书：本此编所搜虽有疏漏，然体例至精，言金石者亦不可废。诚为至论。 75、《金石学录补》四卷（清）陆心源撰。陆心源，1834～1894。浙江归安人。字刚甫，号子稼，又号潜园，因为收藏有两百种宋版书，故此以“皕宋楼”作为斋名。又因喜欢顾炎武，故此以“仪顾堂”作为斋名。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和金石学家。所藏古籍，后尽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所收为由汉到清研究和收藏三代青铜器名家数百人。有陆心源序两篇。二序中云：光绪五年之夏，余端居无事，辑《金石学录补》二卷，以补李金澜氏之缺。自汉至今凡得一百七十人。今复搜采群书，证以闻见，又得一百六十余人，重加编次，定为四卷。是书于明清诸家言之甚详。涉及青铜器收藏者，尽道其详，颇似金石家小传。所收诸家以朝代为序编排。陆氏又云：合之李氏原书，都得八百余人，古今言金石者略备于斯矣。 76、《金石文字跋尾》二卷（清）潘钟瑞撰。潘钟瑞，1822～1890。江苏苏州人。字生，好瘦羊居士。他与著名铜器收藏家和金文学家潘祖荫为同辈表兄弟。此书为香禅精舍集之一。所收为三代青铜器，多有铭文题跋二十余种。无器形图，无尺寸说明，有部分释文，有考证文字，无拓片。 77、《金石文字辨异》十二卷（清）邢澍撰。邢澍，甘肃阶州人。字雨民，号佺山。曾任永康、长兴县知县、饶州府、南安府。此书依何元锡所言，“据现在所见唐宋以前金石，并宋元刊本《隶释》、《隶续》等书……详时代以是真原，辨歧分以识厥体，比之同津得要，求异斯同，洵为小学家不可少之书。” 78、《金石文字辨异补编》五卷（清）杨绍廉撰。杨绍廉，1864～1927。浙江瑞安人。号拙庐。著有《金石文字辨异补编》五卷、《瓯海续集》十四卷等八种。后全编入《拙庐遗稿》。博学多才，精金石书法，平生搜求乡先哲文献颇富。其子杨嘉，字宗许，号则刚。亦好训诂、金石、目录、校雠之学。著有《墨香簃丛书》六种。　此书是对《金石文字辨异》一书所作的补充。全书以韵部分类，多处引用了商周铜器铭文字形。他在前言中特别说明了“古籀文字已有通假之例，又有笔划增省、偏旁移易之不同，编中甄录金文及古玺文凡数百字，有为《说文》所无者，可以补其阙逸”。所引用文字字形皆说明来源于何器。 79、《金石札记》不分卷（清）邢澍撰。邢澍，甘肃阶州人。字雨民，号佺山。曾任永康、长兴县知县、饶州府、南安府。 80、《金石摘》不分卷（清）陈善墀撰。陈善墀，生卒年不详。籍贯不详。第一册所收为三代青铜器，多有铭文。无器形图，无尺寸说明，有释文，部分有考证文字，有拓片。清代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中曾评价为：“不求甚解斋本。是书成于光绪二年，刻于集古今碑板文字，随意钩勒，或数字，或数十字，以为临池之助，非记金石也。其中真伪杂陈，首尾莫辨”。而有关金文部分，则是“钟鼎诸文，钩自他本、《西清古鉴》、《考古图》并《小蓬莱金石》”。但是，此书选取不精，林钧《箧书剩影录》卷下·三十七中如是评价此书为“难称善本而武断摘删”，所言十分准确。 81、《金石学录续补》二卷（清）褚德彝撰。褚德彝，1871～1942。浙江余杭人。字松窗，号礼堂。以“角荼轩”作为斋名。尤精篆刻。此书为《金石学录》和《金石学录补》的后继，故书名为此。作者言对所收之人，“学术行谊，不敢妄加评骘”。所收为清至民初研究和收藏三代青铜器名家二百余人。正文卷首下有“胡吉宣印”收藏印一枚。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十二如是评价此书：是书增补李陆二家未备，计录二百三十二人，均属清代。并依李书之例，遍收近人。唯其人在清代以前物故者，或尚生存，均未区别。于余之斯志标载作者时代，对于近人亦坐斯病。就余所藏金石书，其中作者为三家所遗漏，尚有百数十人。 82、《金石通考》五十四卷（清）龚自珍撰。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人。字璱人，号定庵。曾任内阁中书。 83、《金文考》一卷（清）吴大澂撰。吴大澂，1835～1902。江苏吴县人。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曾任湖南巡抚。著名铜器收藏家和金文学家。尤精篆书。卷首有罗振玉、叶昌炽序。其以“愙斋”为斋名，据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中的记载：“得《周愙鼎》，文中有周愙及帝考字，谓是微子所作器。因是更名愙斋”。 84、《金文钞》一卷（清）缪荃孙撰。缪荃孙，1844～1919。江苏江阴人。字炎之。曾任国史馆总纂。著名金石学家。 85、《金文释例》不分卷（清）费念慈撰。费念慈，生卒年不详。江苏武进人。字屺怀。曾任翰林院编修。 86、《金屑录》不分卷（清）冯登府撰。冯登府，1780～1841。浙江嘉兴人。字云伯，号柳东，又号勺园。以“石经阁”作为斋名。曾任江乐知县。所收为古彝器铭文。 87、《盂鼎集释》一卷（清）王仁俊撰。王仁俊，1866～1913，江苏苏州人。字捍郑。曾任湖北知府。后任京师大学堂教授。有古文字学专著多种行世。此书为考证《盂鼎》铭文之作。 88、《来斋金石刻考略》三卷（清）林侗撰。林侗，1627～1714。福建侯官人。字同人，号来斋。尤精篆书。上卷所收为三代青铜器，多有铭文。无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部分考证文字，有出土地点。 89、《周无专鼎铭考》一卷（清）罗士琳撰。罗士琳，1784～1853。江苏甘泉人。字次珊，号茗香。以“观我生室”作为斋名。此书为丛书集成初编之一。所收为周代青铜器《无专鼎》铭文。无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此书重在考证历法。阮元为此作序言道：甘泉罗氏茗香，元精推步，于此茫茫之天筭一隙中，独深求之。以四分周术，又证以汉三统术，参核异同，进退推勘，得文王之九月，独宣王十六年己丑既望得甲戌，为九月之十七日，毫无所差，令人拍案称快。 90、《周毛公鼎铭释文》一卷（清）徐同柏、陈介祺撰。徐同柏，1775～1854。浙江海盐人。字春甫，又字寿臧，号籀庄。以“籀书巢”作为斋名，尤精篆刻。陈介祺，1813～1884。山东潍县人。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以“十种山房”作为斋名。曾任编修。与海内著名金石家张廷济、徐同柏、叶志诜、吴式芬、刘喜海、何绍基、李佐贤、吴云等均系金石交。著名铜器收藏家和金文学家。此书为考证《毛公鼎》铭文之作。 91、《周遂启其鼎考》一卷（清）叶志诜撰。叶志诜，1779～1863，湖北汉阳人，字东卿，以“平安馆”作为斋名。著名铜器收藏家和金文学家，亦精篆刻。此书为针对《周遂鼎》铭文题咏之作。 92、《周冉簋说释》一卷（清）陈介祺撰。陈介祺，1813～1884。山东潍县人。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以“十种山房”作为斋名。曾任编修。与海内著名金石家张廷济、徐同柏、叶志诜、吴式芬、刘喜海、何绍基、李佐贤、吴云等均系金石交。著名铜器收藏家和金文学家。此书为考证《周冉簋》铭文之作。 93、《周遂鼎图款识题咏》一卷（清）叶志诜撰。叶志诜，1779～1863，湖北汉阳人，字东卿，以“平安馆”作为斋名。著名铜器收藏家和金文学家，亦精篆刻。此书为针对《周遂鼎》铭文题咏之作。 94、《宜禄堂收藏金石记》六卷（清）朱士端撰。朱士端，1786～？江苏宝应人。字铨举。以“宜禄堂”作为斋名。曾任广德州训导。收三代青铜器铭文五件，余外皆汉以后器。无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无释文，有部分考证文字，只说明收藏出处。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十四如是评价此书：其夏陶钟鼎汉世碑碣，以前贤有考证，均从简略。 95、《定庵续集》四卷（清）龚自珍撰。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人。字璱人，号定庵。曾任内阁中书。所收研究三代青铜器铭文论文《说宗彝》、《说卫公虎大敦》和《商周彝器文录·序》三篇。无器形图，无尺寸说明，无释文，有考证文字。 96、《长安获古编》二卷《补遗》一卷（清）刘喜海撰。刘喜海，1793～1852。山东诸城人。字燕庭，号吉甫。以“嘉荫簃”作为斋名。曾任陕西按察使和浙江布政使。著名铜器收藏家和金文学家。所收多为三代青铜器铭文。无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字数，有器名。刘喜海此书前言中有刘铁云序言，他说：其原本四册，潘伯寅侍郎借来，失于澄怀园。侍郎云亦无甚奇品。书板为徐姓所得，遂印行。此赵益甫致魏稼孙书中语也。徐姓印行后，书板遂归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自同治初年至今未印……庚子变后，板归于予。其标题原缺者，乞铜梁王孝禹观察补刊印百部。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一如是评价此书：是书绘图，各器物全角，并摹铭文于后，凤舞螭蟠，惟妙惟肖，其刻镂之工，摹印之精，断非俗工所能从事。此书稿本现藏上海涵芬楼。据王国维所言：罗振玉曾对此书内容之繁重而不满。在《长安获古编》一书中，刘氏把青铜器分成钟、鼎、彝、鬲、甗、簠、簋、豆、盘、匜、敦、盉、卣、尊、角、觯、觚、爵、铫十九类，作为收藏家，刘氏对尺寸的说明十分详细，这一点使此书在当时显得极为突出，具有了现代考古学意义。;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356 次阅读|0 个评论

[清]聂文运：马坪聂氏祠堂碑记（随州碑刻）: fqng1008 2019-3-9 18:09; 呜呼！惟我先考端臣公于易箦时，诏运而进之曰： “人本乎祖，汝宜知之素矣。向徽前也，何以有后；向徽创也，何以有因。余生平行事大概兹毋庸赘，惟夫家世之肇起、族姓所自来，谱系阙如，祠宇就荒，此余所悒悒于心，而不料其弥留以致斯极也。能补余未逮，则余子也，汝静听之。余先世在元季时，由麻城迁居应邑聂家湖其始籍也，嗣又迁居马坪。坪之西旧有祠宇，道光戊申年厄于山水汜溢，荡然无存，尝以独力修复为念。比及咸同以来，粤捻相继蹂躏，狼奔豕突，出没无常，安堵犹难，此事遂悬置不果。而今而后，汝好自为之，则余庶无遗憾矣。”运泣志之不敢忘。夫亦孰不欲继人之志述人之事哉？然人之所欲无尽，而 □之可以足吾欲者往往有尽。背先考十余载，始得于废祠基前节烈坊后，择捐屋宇一所，鸠集手氏略施丹垩，非有松竹苞茂之观，但无风雨飘摇之感。甫币月而工竣，左昭右穆，秩然焕然。运方惜废坠之猝难振兴也，何幸规模之小有成就也。以先考嘱之谆谆者如彼，而运之勉强蒇事者止如此，又运所回忆前言，而黯然神伤潸然渧下者也。虽然堂构则概具矣，欲世系之无紊，则族谱尤不可不修；欲岁修之有资，则 □□尤不可不广。运更有厚望焉，未知能竢诸异时否也？赖先考之灵，俾祖宗英爽得所凭依，后之人以时享祀其间，水源木本，击目而存，春露秋霜，感怀有在，是亦可以不刊乎？客有过兹堂而为运贺且义者曰： “美哉轮也！美哉奂也！素有志而今果成也。”运闻之而愧之，为之怅惘者久之。因呈旧基所在新建之内，与夫先大人之遗命，而勒诸石。是为记。奉祀孙文运，男有祥、华、敏，孙光耀、宗、奎，谨志。大清光绪十九年岁次癸巳喜月谷旦敬立（胡艳涛编辑）; 个人分类: 谈情说爱|2619 次阅读|0 个评论

《清代江浙學者15家金文研究敘錄》2: kyotosizumoto 2017-2-3 14:45; 清代江浙學者15家金文研究敘錄2 6、馮雲鵬、馮雲鵷的彝銘學研究馮雲鵬，1765～1840。字晏海。江蘇南通人，工詩文書法。曾任滋陽知縣、曲阜知縣，其弟馮雲鵷，字集軒。兄弟二人皆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金石索》一書在在清代中期的彝銘學研究上，也是一部體例精美的名著。《孔子故里著述考》：“《金石索》十二卷，馮雲鵬、馮雲鵷同輯”。本書分《金索》、《石索》兩部分。在《金索》中，馮氏兄弟將鼎、尊、彝、卣、敦、簠、豆、� 金石書志》卷八如是評價此書：“建卿為尗堂先生子也。稟承庭訓，學有淵源，而金石文字於楊、薛、呂、王諸家所論定，及吳侃叔、錢獻之、江秋史、阮芸台所搜輯，均能一一悉其流傳。……所錄商周秦漢四代之器，凡三百六十有四，以類相次：盤、鐘、洗、鼎、尊、敦、簋、� 字而後己。相與商榷者，萊陽周孟伯、南皮張孝達、福山王正孺、吳縣吳大澂。” 在《攀古樓彝器款識》一書中，潘氏將青銅器分為鐘、鼎、彝、卣、敦、簠、盉、鬲、盤、甗、斧、鎛、壺、爵、十四類。朝代前後編排的順序頗不一致。有些銅器前後重復出現。可見此書的體例並非成熟。潘氏對於所收銅器銘文有詳細地考證。如，在考證《郘鐘》時，他就引用了《左傳》、《周禮》等古籍，對此鐘的製作背景進行考證。然後，他就“郘”字的由來進行考證說：初釋以郘為，與《左傳》以郲為萊之例合。然據《春秋》，世自有呂地，《成公七年傳》：“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而《書•呂刑疏》引《鄭語》：“申呂雖衰”云云。則申呂宜即呂侯故封地也。《哀公十七年傳》有“呂姜為衛夫人”，夫人例以國氏，宜即呂國之女矣。而《僖公十年傳》：“晉有呂甥”，蓋以邑為氏，宜即呂王之別文。晉於《春秋》初實別稱翼，見《隱公五年傳》。此郘肇宜為翼之公侯，故曰異公之孫，謂翼侯也。郘伯乃翼侯之別子。以晉大夫多以伯稱，如荀伯、中行伯、知伯、樂伯、士伯屢見於《傳》。郘氏宜亦從其例矣。該書在考證中大量引用張廷濟的觀點，作為論述的切入點。幾乎每篇考證文章全有“張孝達說”一段內容存在。又如，他對《曼子卣》銘文的考證：張孝達說其文左行曰“曼子作永保子孫獲褫訊敵寇以享丕叔賚乃邦”。曼，國名。《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新城有鄤聚，古鄤氏”。注引《左傳•昭公十六年》：“楚羊鄤子”。今本《左傳》作蠻子。《杜注》亦引新城、蠻城釋之。知杜所見與劉昭同也。精通收藏史的潘祖蔭在此書的序中提出了青銅器收藏史上的七大災難說，這是古代彝銘學史和銅器收藏史上的經典論述，有著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他說：顧古器自周、秦至今凡有七厄：章懷《後漢書注》引《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此文較今本《史記》多一“器”字，於義為長。兵者，戈、戟之屬。器者，鼎、彝之屬。秦政意在盡天下之銅，必盡括諸器。可知一厄也。《後漢書》：“董卓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此二厄也。《隋書》：“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之大鐘、越之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悉命毀之”。此三厄也。《五代會要》：“周顯得二年九月一日敕除朝廷法物、軍器、官物及鏡，並寺內鐘、磬、相輪、火珠、鈴鐸，外應兩京諸道州府銅象、器物、諸色，限五十日內並須毀廢、送官”。此四厄也。《大金國志》：“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此五厄也。《宋史》：“紹興六年斂民間銅器”，“二十八年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得銅二百余萬斤”。此六厄也。馮子振序楊鈞《增廣鐘鼎篆韻》：“靖康北徙，器亦並遷。金汴季年鐘鼎為崇官殿之玩，毀棄無餘”。此七厄也。潘氏此說，十分精道。文雖短而意甚深。然而潘氏此書在彝銘考證上，大多沿襲張廷濟之論，以至於陳介祺曾評價此書為“《攀古樓款識》文，自以張說為長”，對文字含義分析過多，而短於對文字字形的分析研究。潘氏也曾和孫詒讓交往過密，孫氏曾親自給他考證《克鼎》，並寫出了《克鼎釋文》。根據其子孫延釗先生所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一書中的記載：“詒讓在京師時，為潘伯寅作《克鼎釋文》。尚書藏彝器最盛，大都積古齋、筠清館所未著錄者。……潘氏常出所藏傳示同人，辯證奇字。”;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1391 次阅读|0 个评论

张云著：谁能炼石补青天----清代《红楼梦》续书研究提要: 热度 1 黄安年 2013-7-18 15:55; 张云著：谁能炼石补青天 ---- 清代《红楼梦》续书研究提要黄安年辑黄安年的博客 / 2013 年 7 月 18 日发布著者：张云书名：谁能炼石补青天 ---- 清代《红楼梦》续书研究出版社：中华书局责任编辑 : 朱振华印刷：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版次： 2013 年 6 月第一版印刷 : 201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开本 : 700X 1000 毫米 1/16 印张 : 24 字数： 27 万字印数： 1-2000 册页码： 378 页定价： 60 元 ISBN ： 978-7-101-09077-2 这是作者张云对于《红楼梦》续书的深度研究的力作。她在绪论中提出 : “《红楼梦》续书，尤其是清代的《红楼梦》续书的研究 , 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该类续书的认识、进一步拓宽《红楼梦》研究的领域，丰富《红楼梦》研究的内涵，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古代小说续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 于清代小说的断代研究也应有所裨益”。她强调 “ 续书创作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平心’看续书，自应关注其特殊的社会认识价值。续书创作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因此本书除了从创作论的角度关注红楼诸续的意识构思及其风格个性，努力探索续书与原著、续书与续书之间多层次的对华关系，尤其注重对清代《红楼梦》诸续书续写策略的研究 , 试图以具体的文本分析为基础 , 探寻并总结诸续书的接续要求、接续起点、接续逻辑及接续方式，并注意引入叙事学的理论与方法 , 力争超越情节、人物、语言的小说批评模式，进而在续书研究的学理层面上有所突破。” 感谢张云副教授惠寄大作、图片和部分 PDF 版。照片1 8 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个人分类: 书目提要评论(07-11)|4268 次阅读|1 个评论

茅台国酒源于秦地西凤酒: kexuechuanbo 2010-11-2 11:47; 茅台酒源于陕西西凤酒，为陕西盐商在清代所开发。陕西是中国酒的发源地。康乾年间（16621795），陕西盐商云集贵州怀仁县茅台村，其中陕西盐商高绍棠、田荆荣，见当地无好酒可喝，遂从陕西老家凤翔县柳林镇昌振酒坊高薪聘请一田姓酒师至茅台镇，用优质高粱为曲，配以赤水河清冽之水，经9次勾兑，酿造出佳酿茅台烧锅，这便是国酒茅台酒的雏形。欲知详情，请看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40卷第5期，西北大学李刚教授新近发表的论文《陕西酿酒工业的历史变迁》。 2010年5期封面李刚1 李刚2 李刚3 李刚4 李刚5; 个人分类: 期刊传播史论1|5105 次阅读|0 个评论

名画毁于无知: cutefay 2008-10-27 21:35; 今天在实验空余之际读完了实验室一师姐借的一本书《原来慈禧》，讲述的是慈禧太后的各种正史和野史，以及一些评价。当我看到书上提到慈禧写一手好字并且很擅长写寿福等字的时候，不仅想起了一件事情。每每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会替一幅名画感到可惜。这幅名画放在我爷爷家很长时间，但是却被毁掉了。提起这幅字画的经历，要从我们家祖上几辈说起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玄祖父，从他老人家算起祖上五代都在京城经商，富贾一方。当时前门外整个狗尾巴胡同（现在的西单最繁华的地方）都是我们这个大家族的地盘。我玄祖父的爸爸用钱买来一个紫禁城的一个小官，据说当时朝廷的贡品都要从他那里经过，是个肥差。到了民国时期，由于战争，这个家族开始分散，各自逃亡，我玄祖父当时弟兄四个，他最小。他带着家眷逃回了我们山东老家，当时逃亡的时候，他没带多少家产，唯独带了一幅画，这幅画还是他们兄弟四个分家产的时候好不容易打官司得到的。当时是用慈禧太后亲手写的两个大福字的纸包着这幅字画，可见这幅字画的价值有多大。这幅字画一直安然的放在我爷爷家很久，一直放到了文革时期文革时期的时候，中国人对封建的东西过于批判和贬低，我爷爷他们就觉得这幅字画没什么价值，当时中国最贫穷的那一年，爷爷家做斗找不到纸用，就把这幅画和慈禧太后亲手写的福字拿来当废纸来做斗，就这样字画和慈禧太后写的字就被毁了我爸爸从小的时候还见过这幅画，但是我是无缘见到这幅字画了，sigh。因为爷爷他们也不认识画上的字，也不知道究竟是谁的作品。但从这幅字画的经历来看，它应该是一副价值连城的作品，不知道是出自哪位绘画名人之手？我们家族在民国时期各自逃亡，一个大家族从此败落下来，和红楼梦还真有些相似。不知道当时我那些祖先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去年我爷爷到北京来旅游的时候，很想到狗尾巴胡同去看看。可惜现在狗尾巴胡同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唯一和以前一样的是：还照旧是北京市的商业中心地带。不过，这已经不是我们家族的产业了。; 个人分类: 菲亦所思|3933 次阅读|3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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