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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垄断是不少科学家都渴望当官的主因: 杨学祥 2010-8-10 14:46; 科研垄断是不少科学家都渴望当官的主因杨学祥中国的科学研究为什么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四个字就可以回答：科研垄断。正因为中国存在严重的科研垄断，所以不少科学家都渴望能当上官，以便掌握科研发展的垄断权。科研官员变身为学术研究项目的承包商，无需身体力行就可以获得成果、名誉、奖励、职称，而且官愈大，获得的好处就愈多，名次的排列就愈靠前，有了官就有了一切，为什么不去当官？人民日报最近的调查，提供了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不少科学家都渴望当官某副主任认为，在目前科研行政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少科学家都渴望能当上官。因为你如果是领导，就具有了重要的无形资源和广泛的社会认可，这甚至比有形资源更可怕。他表示，当了官，就会有很多行政资源，就有了工作交流平台，这就衍生出很多东西，也能够换取学术资源。查一下中国的科研项目，几乎都是单位领导，或者是主管领导项目最多。在申请项目方面，领导有天然的便利。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项目的评审基本上是领导说了算，项目给谁是领导说了算，最后的验收或成果水平鉴定也多是领导说了算。即便是专家组评审，专家也得考虑一下领导的意志。现在报奖越来越难，往往要整合力量，把多个分散的成果整合起来更有冲击力，谁来当整合成果的牵头人呢，往往是领导。不少领导因为这样得了很多奖。特别在产业部门，这种情况更严重。科学家都争当官的代价某副主任认为，现在科技界有个说法，叫做项目越来越多，成果越来越少；论文越来越多，创新越来越少；教授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这确实让人深深忧虑，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之前当过校长，是非常消耗精力的，中国的校长和国外的不一样，国外高校管理有固定的班子，校长是虚职，而国内校长是实职，事无巨细都得管，是非常牵扯精力的。他当时想继续搞科研，就得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拿出来，即使这样想出好成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某院长表示，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的状况不改善，要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是很难的。纵观世界近代的历史，每一个高速发展的大国，都在多个领域出现过影响世界的大师。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发展很快，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让我们汗颜的是，别说在多个领域，就是在我们的优势领域，也没能出几个世界级的大师。如果这个方面不能取得突破，就不能说中国是世界强国。科学研究的部门垄断 2004 年印尼苏门答腊发生 9 级地震以来，世界强震频发，极端突发灾害事件频发，作为相关的主管部门，预测预报水平难以适应，尽管国家投资巨大，相关科研队伍还是非常落后。以气象为例，国际气象研究已经关注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母亲拉马德雷现象，可是，气象局的预报理论还停留在大气环流、海洋环流、厄尔尼诺和拉尼娜阶段。近十年研究发现，厄尔尼诺（ El Nino ）和拉尼娜（ La Nina ）的发生与更大时间尺度的太平洋十年涛动（ 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 ，缩写为 PDO ）密切相关。 PDO 是近年来揭示的一种年代际时间尺度上的气候变率强信号，它是叠加在长期气候趋势变化上的一种扰动，直接造成太平洋及其周边地区气候的年代际变化，影响 ENSO 事件的频率和强度。 1976-1977 年北太平洋出现了一次显著的气候年代际突变现象，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人们才开始对引起这种现象原因予以关注。拉马德雷（ Lamadre ）是一种高空气压流，在气象学和海洋学上被称为太平洋十年涛动（ PDO ），其暖位相和冷位相两种形式分别交替在太平洋上空出现，每种现象持续近二十年至三十年。近一个世纪以来， Lamadre 已经出现了两个完整的周期。第一周期的冷位相发生在 1890 年 1924 年，而暖位相发生在 1925 年 1945 年；第二周期的冷位相发生在 1946 年 1976 年，而暖位相发生在 1977 年 1999 年。 2000 年进入第三周期的冷位相。 Lamadre 是西班牙语母亲的意思，即她是 El Nino 和 La Nina 的母亲。 1889 年以来，全球大于等于 8.5 级的地震共 22 次。在 1889-1924 年拉马德雷冷位相发生 6 次，在 1925-1945 年拉马德雷暖位相发生 1 次，在 1946-1977 年拉马德雷冷位相及其边界发生 11 次，在 1978-2003 年拉马德雷暖位相发生 0 次，在 2004-2010 年拉马德雷冷位相已发生 4 次。规律表明，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是全球强震的集中爆发时期和世界流感暴发时期。 1918-1919 年发生了最严重的西班牙流感，处于 1890-1924 年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 1957-1958 年发生了亚洲流感， 1968-1969 年发生了香港流感，它们都处于 1947-1976 年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 2009 年发生了甲型流感，处于 2000-2030 年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近期研究发现，在太平洋十年涛动（亦称拉马德雷现象）冷位相时期，全球强震、低温、飓风伴随拉尼娜、全球性流感伴随厄尔尼诺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形成一个时空有序的灾害链。深入研究这一灾害链的相互关系和发生规律，对防灾减灾意义重大。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发布的上半年地质灾害通告显示，今年 1 至 6 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 19553 起，为去年同期 10 倍多；死亡和失踪 464 人，是去年同期的 2 ． 7 倍。据统计，在 19553 起地质灾害中，自然因素引发的有 18781 起，占总数的 96 ％；人为因素引发的有 772 起，占总数的 4 ％。近年地质灾害为何多发？灾害如何预防？灾害预警的软肋与盲区在哪儿？科技日报记者对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目前这种灾害多发，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差不多，历史上曾经有过。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杨学祥表示，这与拉马德雷现象有关。　　拉马德雷现象是美国海洋学家斯蒂文黑尔于 1996 年发现的，在气象和海洋学上被称为 PDO （太平洋年代际振荡）， PDO 分为暖位相年和冷位相年，不同位相的持续时间在 25 年以上。这种不同的位相有可能导致天气的变化。拉马德雷处于冷位相时，主要特征是地震频繁发生，把深海冷水翻上来，造成气候变冷、流感暴发，洪涝干旱也频发，低温冻害出现。而处于暖位相时，气候一直在变暖，没有冷暖剧烈交替的过程。 1999 年之后，拉马德雷又处于冷位相，全球发生数次大地震和海啸，这都是冷位相时灾害的表现。杨学祥说，根据世界各地专家预测， 2030 年代前都是冷位相时期，因此灾害比较频繁。科学研究部门垄断的后果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任何个人无权发布地震预测和气象灾害预测，学者关于地震灾害和气象灾害的研究成果大多数被束之高阁，淹没在文山会海之中，相关部门既不查阅，也不研究，更谈不上即时沟通，最后以不能准确预测来应付国家和纳税人。据记者李虎军披露，此次导致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的，是三眼峪泥石流沟。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研究人员在 1997 年即发表论文警告说，若三眼峪沟发生大规模泥石流，其造成的灾害损失将大大超过 1992 年。 1992 年 6 月 4 日，三眼峪沟发生 50 年一遇的大规模泥石流，死伤 87 人。研究人员的论文指出：随着人口的增长．以（舟曲）县城为中心的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日趋严重三眼峪沟流域内乱砍林木，陡坡垦植，开山炸石、取挖沙土等导致流域环境恶化，林地面积减少 100hm ，加剧了水土流失和泥石流的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地方民族经济的发展，城区范围迅速扩大，人口已达 2.14 万。受地域条件限制，新建单位主要布设在县城北部至三眼峪沟出山口之间的排洪道两侧，加之大量农田果园挤占沟道．极易造成泥石流泛滥和淹没。目前，泥石流淹没和危险区内有人口 1.49 万，若发生大规模泥石流，其造成的灾害损失将大大超过 1992 年。强震后的地质灾害不仅有理论依据，而且有众多的案例。 1999 年 9 月 21 日台湾发生 6.8 级地震， 2009 年 8 月 9 日台湾高雄发生严重的泥石流事件；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 8 级地震， 2010 年 7 月 27 日凌晨 5 时许，（四川）汉源县万工乡双合村一组万工集镇后背山 ( 小地名二蛮山 ) 发生山体滑坡，滑坡现场斜坡长 1.6 公里，高度 620 米，垮塌土石方量约 120 万立方米。造成万工集镇、双合一组部分村民房屋垮塌，部分房屋被掩埋。截至 7 月 27 日 14 时 25 分，灾害已造成 20 人失踪， 91 户 ( 涉及 391 人 ) 房屋倒塌。 414 户 1338 人房屋受到影响。我在 2010 年 7 月 17 日指出，上半年我国地质灾害增加近 10 倍，其中很多都与汶川地震有关，可以说是汶川地震的次生灾害。我国今年上半年发生的地质灾害，多数为泥石流和滑坡，都与汶川地震有关。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发生地震后，汶川所处板块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强震之后地表山坡和岩石结构受到影响，山体破裂松动，暴雨出现，很容易出现泥石流和滑坡等灾害。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 8 级地震后，形成了泥石流发生的地质条件； 2010 年降雨带北移和拉尼娜事件形成，形成了泥石流发生的气候条件，相关部门为什么对相应的警告泰然处之？回答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竞争对手，可以靠部门特权压制不同意见。科研垄断断送了科学精神！参考文献 1．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 2010-08-10 02:20:00 　来源 : 西安晚报 ( 西安 ) 。据《人民日报》 http://news.163.com/10/0810/02/6DMLMUS700014AED.html 2．杨修群 , 朱益民 , 谢倩 , 等 . 太平洋年代际震荡的研究进展 . 大气科学 , 2004, 28(6): 979-992. 3．吕俊梅 , 琚建华 , 张庆云 , 等 . 太平洋年代际振荡冷、暖背景下 ENSO 循环的特征 . 气候与环境研究 , 2005, 10(2): 238-249. 4． Zhang Y, Wallace J M, Battisti D S. ENSO-like interdecadal variability: 1900-93 . J. Climate, 1997, 10:1004-1020. 5． Mantua N J, Hare S R, Zhang Y, et al. A Pacific ingterdecadal climate oscillation with impacts on salmon production . Bull. Amer. Meteor. Soc., 1997, 78: 1069-1079. 6．杨学祥。灾害链规律不容忽视。文汇报。科技文摘专刊（第 683 期）。 2008 年 3 月 2 日第五版。 http://whb.news365.com.cn/kjwz/200803/t20080302_1777631.htm 7．杨学祥，杨冬红。拉马德雷冷暖位相转换说值得研究。日期： 2010-01-12 来源：文汇报。 12 版：科技文摘。 http://wenhui.news365.com.cn/kjwz/201001/t20100112_2587807.htm 8．陈瑜。地质灾害缘何频发？ 2010 年 08 月 06 日来源：科技日报。 http://www.stdaily.com/kjrb/content/2010-08/06/content_216113.htm 9．李虎军。专家曾就三眼峪沟泥石流风险发出严厉警告。发表于 2010-8-10 10:09:20 科学网。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51597 10．李珉琦。专家预测 2030 年前全球灾害会比较频繁。 2010 年 07 月 17 日 01:25 新文化报。 http://news.sina.com.cn/c/2010-07-17/012517818736s.shtml; 个人分类: 科技点评|4099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四位学术带头人现身说法：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 张显峰 2010-8-9 09:19; 显峰注：官本位？行政化？似乎官僚化更能准确形容中国的学术界。这是一种文化，一种匪夷所思却人人得而享之的文化。因为当所有规则都由行政权力执掌者来制定的时候，你不能指望他自我革命，削弱权力。四位学术带头人现身说法：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 2010年08月09日06:07 来源：《人民日报》　　　　孰轻孰重？　宋嵩绘图　　采访对象　　某中心主任某211大学某研究中心主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某常务副主任某国立研究所研究员，某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某院长某985大学学院院长、教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某副所长某国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隐去真实姓名编者）　　不久前，一项针对全体院士和相关科研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科技管理的过度行政化，是科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有52.4%的科学家认为管理过度行政化导致科研人员缺乏主体地位。　　数十名副教授、教授竞聘学校的一个处级岗位，许多有潜质的青年科学家刚刚崭露头角就成了所长、院长近年来，官本位思想在科技界日益泛滥，研而优则仕的现象日益突出，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科学家当官给科技事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刹住研而优则仕的风气？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四位曾经或正担任行政职务的科学家，请他们现身说法。　　 ①官本位思想渗透，不少科学家都渴望当官　　某中心主任：官本位渗透到科学界，是很容易理解的，也是现实存在的。但是这些年来，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在科学界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加剧的趋势，这大大伤害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其他国家的学术界，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或者说远远没有这么严重。　　某院长：在科学面前，职务和权力，按理说是不重要的，也不应该这样，否则对科学的发展是不好的。但是这些年，青年科学家愿意当官，确实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近几年，公务员报考异常火爆，有些岗位几千比一，很多人不愿意读博士，却愿意到政府部门做个小职员。在小小的权力面前，科学反而很弱势。　　某常务副主任：真正的科学家是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投入研究的，所以当官的欲望比较淡，但在目前科研行政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少科学家们都渴望能当上官。领导身份是个名片，没有这个名片，不能说寸步难行，但是很多事情很难开展。比如说一个校长、所长和一个普通教师去找你办事，你会一样对待吗？　　某中心主任：如果不当官，别人就看不起你。你如果是领导，就具有了重要的无形资源和广泛的社会认可，这甚至比有形资源更可怕。比如吃饭、开会，中国都讲究排个座次，你要不是领导，只能排后面，只能当配角。就连项目申报和评审，如果没有挂头衔的领导或者院士参加，似乎就显得不权威了。　　我现在不当校长了，就是一个科学家，但是每次别人介绍我的时候，总是先说，这是某某大学的原校长，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仿佛曾经做过大学校长，就是一种地位和资历。面子、等级、人情，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恰恰这些东西，对于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②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交换，已不是个别现象　　某中心主任：当了官，就会有很多行政资源，就有了工作交流平台，这就衍生出很多东西，也能够换取学术资源。比如当官以后，就能和其他掌握资源的人认识和熟悉，就能利用工作之便建立人情圈，这显然是很有作用的。在高校，如果不当官，很难进入学术决策层。比如职称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也很难在学术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年轻教师有没有职称，有没有项目，有没有奖励，都要靠投票，而有权投票的基本都是学校的高层和中层领导。如果你没有一官半职，就很难进入决策圈子，很难有话语权。即使你进入学术机构，也只是配角，什么时候开会，如何分配资源，都不是你能决定的。　　某常务副主任：能当官为什么不当？当了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一个朋友，当官不到一年，好处多多，工资、奖金比单做教师时多了不少，住房大了几十平方米，参加会议、公款请客的机会多了，用车无论公事、私事，只要一声招呼这一切好处，都不是一个普通教师和研究人员可以拥有的。就连孩子上学、看病等问题，你当不当官，情况也是很不一样的。　　某院长：资源的交换，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潜规则。比如你帮我招个学生，我帮你报个奖项，你帮我做一件事，我也帮你一个忙。如果不当官，就没有这些行政资源。如果你连一点行政资源都没有，你能帮别人什么忙？别人又为什么要帮你忙？这都是很现实的。　　 ③项目立项，领导常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容易流于形式　　某常务副主任：领导会有更多的项目，这确实是事实。查一下中国的科研项目，几乎都是单位领导，或者是主管领导项目最多。在申请项目方面，领导有天然的便利。他参加各种会议，了解各种信息，能够与相关单位的领导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各种学术团体中兼职，还能以单位的名义发展关系。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项目的评审基本上是领导说了算，项目给谁是领导说了算，最后的验收或成果水平鉴定也多是领导说了算。即便是专家组评审，专家也得考虑一下领导的意志。　　很简单，专家组人选都是领导定的，如果不听领导的，那么对不起，下次评审就不叫你，你也就不是专家了。我就遭遇过这样的事。目前相对来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还是比较公正的，主要是专家说了算。但是一些部委和地方的科研项目，基本都是领导意志决定。　　某中心主任：现在，我国科技项目立项，多是各级领导有实质性的决定权，专家评审机制越来越流于形式。如果你去调查就会发现，很多科学家在当领导前后，项目申请量是有很大差别的。还有这样的事情：你是领导，有的教授就会主动找到你，只要你帮着找项目，不用你干活，论文帮你写好，著作帮你完成，名多归你，我拿点利，你动心不动心？　　还见过这样的事，有领导调离了原大学，离开了原来的行业，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做另一类大学的校长，但是后来依然在原大学、原专业拿到了国家科技奖，也依然拿到了国家973重大项目。这个领导别说全职了，连十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在原单位，却依然获得这么多利益，这不可理解。　　某副所长：有领导的头衔，对申请项目有好处，在工程类项目里特别明显。项目评审时，有些评委一看你是所长、校长就高抬贵手，这是一种习惯行为。还有，领导往往在学术机构中兼任重要职务，最典型的是学会。中国的学会往往是纯基础研究，以会养会不可能，必须有单位来支持学会，包括资金、人员、活动等各个方面。单位支持学会，只有单位的行政领导有这个权力。领导为学会做了事，在行业中也有地位，评审的时候，适当被照顾是自然而然的。　　 ④真正的学术评价不够，起决定作用的评委不少是行政领导　　某中心主任：我国的科技评价体系，缺乏真正的学术评价，不看实质，不看成果的核心价值，而更注重量化的东西，看数字，看数量，看SCI论文，看获奖情况。具体评奖过程中，虽然有条条杠杠，但最后毕竟是靠人投票，最终是人决定的。起决定作用的评委多是有行政职务的领导。在各种评奖委员会，也基本是领导们说了算。而且，现在不少评奖，评委已经形成一个圈子，评委们交换资源也不是什么秘密，今天评审我，你关照；明天评审你，我自然会关照你。　　某副所长：我国的评奖有个特点，多是以单位认可为前提的限额申报，报奖的信息都是单位领导先知道，而且也是单位领导最终决定的，一般研究人员没有这些信息，而且也没有申报权利。在这些以单位名义认可的限额报奖中，如果是规章制度比较健全的研究机构会好一点，可能会经过学术委员会讨论，但是如果单位领导比较强势，很可能就是领导拍板了。　　某常务副主任：当官的话，确实更容易出成果。现在报奖越来越难，往往要整合力量，把多个分散的成果整合起来更有冲击力，谁来当整合成果的牵头人呢，往往是领导。不少领导因为这样得了很多奖。特别在产业部门，这种情况更严重，你看各部委的研究所，科研成果明显是领导牵头的多。还有些部长级官员，取得了那么多成果，甚至当选了院士，但是他哪有那么多时间搞科研。　　 ⑤科学家当官未必都是坏事，但如果人人想当，谁去做具体的研究　　某副所长：科研人员热衷当官的现象的确存在，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科学家当校长、所长甚至政府部长，我觉得应该区别对待，理性看待。如果有些优秀科学家，有很好的管理才能，是可以的，不应该一概反对。但有些学术带头人能做好科研，未必能做好管理。而且科学家都去做管理，也不利于科学发展。比如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搞研究是顶尖人才，但教课也未必能教好，做领导恐怕不一定合适。所以对人才要区别对待，只有那些有管理才能的科学家，而且他本人也有意愿，才能让他做行政领导工作。管理也要出效益，一个重要的行政岗位，全力以赴都未必能做好，何况有本职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现在，有些科研院所的管理者不是很称职，属于三流的管理水平，工作没有个长远规划，经常靠临时拍脑袋，这也是一个突出问题。　　某院长：对科学家当官的现象，我认为也不能一棒子打死，要分两面看。一方面，科学家中擅于管理、有大格局的人，当官未必是件坏事。毕竟当领导能够参加各种会议，有助于掌握各种资源和信息。中国也需要战略科学家，他不一定做具体的研究，但是要有大视野，能够宏观布局，比如让人才梯队成长起来。这样的科学家，就适合做科技管理工作，适合当校长和所长。但是这样的科学家毕竟是很少的，更多的科学家是做具体研究的，如果人人想当领导，都想搞战略，那谁去做具体的事情，谁去做研究？　　现在人人争着去当官的风气很不好。比如学校公开招聘处长，以前教授们很少愿意去，现在反过来了，很多人报名，争着当。因为处长手里有点权力，掌握一些资源。学校的处长尚且如此，国家各部委的处长就更不得了，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资源。　　科学应该不受行政化的影响，现在行政化过强的风气，我担心对年轻人的成长不好。总说中国没有涌现科学大师，现在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成长，怎能涌现出独立的科学大师！现在，甚至连院士，也不仅是头衔，也有了强烈的行政色彩，评上院士就享有了副部级待遇，而在国外，院士仅仅是一种荣誉，顶多奖励个车位什么的。热衷当官的科学家只能说是个小科学家，科学界也有不热衷当官的例外，比如袁隆平，他坚持一线研究几十年，成为了让全世界认可的大科学家。　　 ⑥不改变过度行政化，很难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　　某中心主任：现在科技界有个说法，叫做项目越来越多，成果越来越少；论文越来越多，创新越来越少；教授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这确实让人深深忧虑，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当过校长，是非常消耗精力的，中国的校长和国外的不一样，国外高校管理有固定的班子，校长是虚职，而国内校长是实职，事无巨细都得管，是非常牵扯精力的。我当时想继续搞科研，就得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拿出来，即使这样想出好成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这也是我现在不当校长的原因之一。　　某常务副主任：在欧美，做学术是兴趣使然。科技体制过度行政化的状况不改善，要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师是很难的。纵观世界近代的历史，每一个高速发展的大国，都在多个领域出现过影响世界的大师。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发展很快，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让我们汗颜的是，别说在多个领域，就是在我们的优势领域，也没能出几个世界级的大师。如果这个方面不能取得突破，就不能说中国是世界强国。　　某副所长：以我自身的经历看，做行政领导还是要付出很多的，我只是主管业务的副所长，就要花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处理行政事务。当官时间长了，科研要想出真正含金量的成果，就会越来越难。我希望，国家应采取措施改变科学家热衷于当官的现状，切实保证中青年杰出学者能够回到实验室和科研一线，而不必担心其利益受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才能保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 个人分类: 观察院士|2845 次阅读|1 个评论

简论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出产诺贝尔、图灵奖: dulizhi95 2010-7-25 09:31; 简论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出产诺贝尔、图灵奖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目前经济总量上去了，科技总量亦很具规模，缺憾的是，这么一个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却没有一个自己的诺贝尔、图灵级的奖项。如何才能具备拿诺奖的条件？或者说，到底该朝什么方向努力？首先，将一些曾经拿过诺奖、图奖的老人，花大价钱买到中国来，买到某具体单位来充数（被买者当然何乐而不为），是绝对愚蠢可笑的举动。指望这样的人凭着自己的经验就能培养出新的诺贝尔和图灵，那是不懂科研规律的庸吏腐吏的思维方式。为什么？逻辑上非常简单，一个人之所以能拿诺奖、图奖，从他个人的角度有两点因素决定： 1 ）他确实有过人的专业实力和智慧（或曾经有）， 2 ）幸运以及过人的成就。大师们往往都强调幸运的重要意义，如数学大师陈省身，最近的诺奖得主钱永健，都承认幸运的决定性作用。全世界多少科研人员，每年的诺奖图奖就那么几个，不难判断，具备第 1 ）条的人很多，而同时具备 1 ） 2 ）条的人则极少，因而从逻辑上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拿诺奖图奖的人，在拿之前，他不可能保证自己的方向自己的实力一定能拿奖；在拿之后，他也绝不敢保证，凭着第一次拿奖的实力和经验，他就能再拿第二次第三次，否则全世界的诺奖图奖，就会被几个人垄断下去了！试问，连自己都不能保证，如何能保证自己的学生能拿奖？第 1 ）条过人的实力也会随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因而你买一些曾拿过奖的老家伙来，哪一方面都起不到作用。凭着手头曾有的诺奖图奖招牌，而胡吹大牛：我拿过奖，所以我也能在你中国的土地上培养出能拿奖的学生来，那只能是一种蒙骗资金的行为，受其蒙骗的庸吏应被追究责任。要是再进一步胡吹：我在宇宙之外拿到了一把一般人看不到摸不着也理解不了的特殊尺子，能测量出由我所造的、你中国的图灵之路现在走了多长距离，还有多长的距离就能到达目的地，那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的牛皮了。如此弱智的蒙骗，难道欺我相关的领导专家都是白痴么？对诺奖，一个国家只能从这样的角度来努力来保证：使自己具备出产诺奖级人才的土壤，土壤具备了，从概率的角度，总有人要冒出来拿奖，而任何时候都绝不能保证：我所培养的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一定能拿奖。显而易见，具备土壤，绝非个人之力所能办到。那么，中国现在具备拿诺奖的环境或土壤吗？简单一条，物理学化学奖需要实验条件，需要高端实验设备。前文说过，你不能保证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能拿奖，诺奖只能从概率的角度产生，因而花钱为几个人买几台高端设备那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普遍具有这样的实验条件，然后从概率中产生拿奖者。当然，这还在其次，文化、社会环境的因素影响更大更持久。中国是官本位主导的国家，官的趣向即是民的趣向。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鬼，吴王好勇士，国中多伤残。当今官场商场无所不用其极的逐利行为、权钱交易的盛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科技界？对此，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当今有几个专家教授不将自己的大量精力花在以潜规则主导的关系上？那些所谓的项目，到底是需要关系还是需要实力？甚至学生选导师，主要就是看导师是否有这方面的能量，有多大。如此一个急功近利的浮躁社会，能出诺贝尔出图灵？大的科研成就，需要创造性思维，需要想别人所不敢想，干别人所不敢干的个性勇气，而中国文化包括社会环境恰恰是压抑这样的个性。幼儿时，父母对孩子讲得最多的就是：乖，听话。上学之后，中小学老师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推举表彰听话的学生，打压调皮生。而且，中国学生从幼儿园起，什么班长什么委员，层层的组织管理，层层的条条框框，将人性框死，使得中国人自小就适应了按长官、权威、框框的方式去思考，去行动，这如何能出创造性人才？应试教育，一切按照试题、大纲所定的框框去努力去思考，窒息了创造性。然而，中国又不能不搞应试教育。现在的许多改革是越改越糟，比如，一把手负责制、企业自主权，结果是一人不受约束的独裁权，导致贪官盛行，现在又要搞什么中学校长推荐制，你看看众多贪官们权钱交易的丑恶表演，中学校长们就能特别些么？可以说，高考是中国现在仅剩的一片净土，改用推荐制只好让这片仅剩的净土彻底消失。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应是打造我国诺奖图奖之路的正确方向。; 个人分类: 未分类|993 次阅读|7 个评论

大学：学术本位还是官本位？: zdwang 2010-6-2 10:00; 王振东一流大学应当是什么样的？我们怎样向一流大学的目标去努力，笔者曾写过一篇博文应当怎样向一流大的目标去努力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10289 ,这里还有点想法提出来交流讨论。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条件异常艰苦，但由于保证了教育独立、学术独立、学术本位的文化生存空间，使这所战时高校涌现出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苏步青、李四光、吴大猷、马寅初、朱自清、闻一多、徐悲鸿等一大批科学文化大师，成为当时公认的一流大学。我国现在的大学，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预，过去的学术本位已为官本位所取代。大学以行政权力为中心，学术权力也行政化了，权力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支配大学运作的基本要素。虽说现在的大学越办越大、教授、博导和院士越来越多,然而科技竞争力却少见提升。由于官本位的环境,使得钱本位也很盛行，正如温家宝总理2010年1月26日所说：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官本位、钱本位，使得权术在大学里盛行，学术造假案件不断出现,权术似乎正在压倒学术。大学的去行政化做得怎样，就是要看官本位是否真的己让位给学术本位 , 关键是要遵循教育规律，营造学术本位和学术自由理念的大学制度。; 个人分类: 教育思议|3964 次阅读|2 个评论

周光召象限：当官不做学问: liuli66 2010-5-2 20:04; 有两篇博文，直接引起我写这篇博文。 1）饶毅：ldquo;智识分子：周光召rdquo;（20100501）；2）金冬雁：ldquo;学术研究与行政工作两不误的优秀科学家rdquo;（20100501）。其实，后文对我的ldquo;刺激rdquo;更直接，但考虑到饶教授及其文章影响更大，于是把他和它排在首位。请金老师您可别介意。我曾经写过有关周光召的博文（已被隐藏），当时就有对当官做学问进行象限论分析的朦胧思路。原文在哪里？借助谷歌查找，一无所获（以前，用它一查一个准）；百度倒是帮上了忙。原来那篇博文写于20090603，题目是：我眼中的周光召：科研诚信的光辉典范。我把它翻出来，也作为本文的参考资料。言归正传。我要谈的是：当官与做学问象限论。按当官／不当官（或当不上官），做学问／不做学问（或做不了学问）两个维度，可以划分四个出象限，如下图所示。我之所以划个箭头，是表示：当官，当大官；做学问，做大学问。金冬雁ldquo;学术研究与行政工作两不误的优秀科学家rdquo;（20100501）举出了好多既当官又做学问的科学家。这里面我最熟悉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1975）、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原来有一个惊动全球的科研不端案例被称为巴尔的摩事件。很多人只知道这个事件的上半部：他（以及他的合作者一女性科学家）被引咎辞职了，被臭名昭著了。其实还有下半部：他（以及他的合作者一女性科学家）多年后被平反昭雪了。那是个冤假错案。为什么是个冤假错案？图书馆里有一本关于巴尔的摩事件的砖头厚的英文专著，看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答案。心中存疑。有次与《科学》杂志的著名撰稿人，博友HaoXin面谈，记得她说，那是因为调查和处理巴尔的摩事件的程序不合法（如记忆和理解错误，责任在我）。原来如此。这就是程序公正，程序正义。［补充：关于巴尔的摩事件的ldquo;翻案rdquo;，详见15楼郝炘评论；以及金老师5楼评论。又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Baltimore#Personal_life 20100504］至于巴尔的摩是否官当得好，学问也做得好，我采用金冬雁教授的说法。所以我把既当官又做学问称为ldquo;巴尔的摩象限rdquo;。［补：洛克菲勒校长1990－1991；加州理工校长1997－2006。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主席从2007－2009；此后他的妻子黄诗厚继任。关于巴尔的摩又ldquo;当官rdquo;后ldquo;出事rdquo;，详见15楼郝炘评论。我暂保留ldquo;巴尔的摩象限rdquo;提法，以后修改。20100504］我把既然当官就不做学问，称为ldquo;周光召象限rdquo;。这是有道和理的，是有证据和根据的。这证据和根据不在饶毅ldquo;智识分子：周光召rdquo;博文里，而在郝（Hao）柏林ldquo;周光召同志的学风rdquo;（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35869 ）里。郝文中说：1984年，周光召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此后，他发表文章的数目急剧减少，直到停止发表理论物理的研究论文。我这里把周光召发表文章减少甚至不发了，当作他ldquo;不做学问rdquo;的代理指标。周先生不仅这么做，而且也是这么说的：ldquo;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rdquo; 他指出这样一种现象：ldquo;目前有许多人既做官又搞科研，做官不为大家好好服务，而是利用职务之便，把好多科研经费留在自己所在的研究所里，往往使真正搞科研的人没有科研经费，严重影响了科研事业发展。rdquo; （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8/22/content_3386700.htm ）。本人在某次京西宾馆召开的高层会议上也亲耳听他讲过类似的话。不过，我对周先生的论点还是存疑的。在现实中国，既当官又做学问，并非都是什么都做不好，而是出现什么都好，两者ldquo;良性rdquo;循环的情况。这里把发文章、拿课题、得奖还有评院士等（而不是把真正创新性科研及其成果）作为做学问的代理指标。固然，当官会分散做学问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这些是可以用获得的资源来弥补的，得大于失，利大于弊。再看金冬雁老师提供的若干（国际上和）国内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对周先生的论点还是可以找出若干反例的。周先生德高望重，ldquo;宰相rdquo;肚里能撑船，真正的ldquo;智识分子rdquo;，自然不会在意我对他的ldquo;挑刺rdquo;（和ldquo;挑战rdquo;），这样我也就没有心理顾虑了。我像众多的人一样，提倡向周光召学习；另外，我还提倡ldquo;周光召象限rdquo;。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补充一个链接20100503： 1 ldquo;做官与做学问rdquo; http://hi.baidu.com/%B3%A4%CC%EC%B9%C2%F0%CDlht/blog/item/78ec2a0f1c0e612f6159f3fa.html 其中提到我国古代文人与做官的例子：一、拒官型：这类人不愿当官，专心做学问，他们大多是一代宗师，如东汉的郑玄、皇甫谧。二、辞官型：这些人当过官，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辞官做学问。他们的学术著作都是在辞官以后完成的，如明代的李贽、清代的袁枚。三、罢官型：这些人不是不想做官，而且也想做个好官。不过官场不是他们想像的那样，凭自己的意愿就能把官当好，他们被罢了官，但却因祸得福，使他们有了做学问的时间。如唐宋八大家的苏轼，扬州八怪中的郑燮。四、无官型：这些人有学问，也想当官，但没有机遇，所以只能隐居做学问，如隋代哲学家王通，清代王宗羲、顾炎武。五、官学交替型：这部分人时而为官，时而做学问。如宋代朱熹，三上三下，他的著作却都是在每次下台后完成的。尤其是在他晚年下台后，闭门著书，成就了他一代理学宗师。 2 王辉：ldquo;高校乱象：教授不安心做学问想当官，当官的不安心当官要做学问rdquo; http://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7970 3 Wdehualdquo;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rdquo;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9321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请友情支持科普：花几分钟填写科普网上调查问卷： http://www.sojump.com/jq/235069.aspx; 个人分类: 杂感|4730 次阅读|19 个评论

[转载]官本位是阻碍我国学术发展的制度因素: panfq 2010-3-21 06:26; 读了薛次伟的博文《晋升 . 课题 . 行政权力》深有感触，于是把上官子木的文章转载在这里,其余的就不用多说了。官本位是阻碍我国学术发展的制度因素作者：上官子木来源：《社会科学论坛》从我国学术界的现状来看 , 官本位是我国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 , 而官本位的盛行对学术管理领域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表现在评价体制中丧失学术标准 , 致使学术研究名存实亡 ; 更值得忧虑的后患 , 是促成学术界的年轻一辈丧失了对学术的追求 , 致使学术研究事业后继无人。　一、官本位促成了职权的优势累积　九三学社云南省委曾对该省已授奖的科研成果进行过统计分析 ,20032005 年的云南省科技进步奖获得者中 , 担任行政领导的平均占六成 ;20042005 年 , 获国家、省级突出贡献奖和政府特殊津贴的科技人员中 , 该项比例达到了七成 , 有些单位甚至高达八成以上 {1} 。实际上 , 这一现象在全国都是普遍存在的 , 因为在科研部门有职权的人 , 可以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名字挂在所有项目里。　学术界的官本位 , 使占据学术领导位置的人倚仗其职务的方便而能够获得比其他普通研究人员更多的实际利益 , 这些利益既包括诸如研究基金、奖金类的物质利益 , 也包括诸如地位、声望类的精神利益。学术职务不仅能为职称评定带来优惠 , 即可以比没职权的人以最少量的成果却以最快的速度评上职称 , 而且还可成为晋升学术团体职务、课题评审组成员、学术奖励评审组成员等等有利位置的阶梯 , 并由此而为课题申报、课题评审、学术评奖等多方面利益的获得带来便利 , 这一切又为以后的工作业绩奠定基础。显而易见 , 官本位在学术界的存在 , 构成了一系列的因果效应。　在学术性职业或智力型职业中向上流动是否取决于个体的学术能力和研究水平 , 其实并不一定。如果我们从谁得到了什么的角度来观察 , 再从为什么会得到的角度去思考 , 不难发现制度化的权力在其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制度化的权力是指来自职位的权力 , 是合法地属于任何具有权威或影响的社会角色或组织中的官位担当者的权力。正是制度化的权力保证了利益能够自动地流向这些拥有职权的人 , 而不管他们的个人素质和成就如何 ② 。也就是说 , 个人能够从制度化的权力中获得好处 , 仅仅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定的角色或官位。来自职位的权力为职位承担者提供了重要且稀缺的社会资源 , 如研究资金的分配、研究人员的调配等人、财、物的管理权 , 并由此而构成了相应的特权分配模式 , 以及荣誉、声望、地位乃至研究资金的分配模式。因此 , 职业声望和学术地位往往是职务权力的反映。　在我国 , 凡是在科教领域里较早获得一定职权的人 , 都会在学术声望、个人报酬上遥遥领先于无职务权限的人。也就是说 , 从一开始就在职权上占优势的人能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更多的社会认可和物质利益。职务权力作为一种优势累积效应 , 带来了学术声望的被认可和各种利益的递增 , 从而加速了在学术分层制度中向上流动的机会和获得进一步奖励的机会。　从学术界的官本位现象中 , 我们不难看到 , 职务上的便利能够大幅度地增加接触有利条件的机会 , 制度化的权力是获取声望、地位、业绩的更为有用的资源 , 并成为向上流动的更为有利的工具。因此 , 行政职务为学术荣誉、学术地位以及研究资金的再分配构成了累积优势。而且 , 这种优势在累积的进程中其增长的比率是逐渐加大的 , 这是因为制度化的权力保证了声望、地位、业绩增长的良性循环。尤为重要的是 , 由职务所提供的机会是为合法制度所承认的合法机会 , 即这种优势累积的保证恰恰是来自制度上的承认。　由于有影响力和有权力的职位 , 能对如何分配有利条件、稀缺资源以及分配给谁做出决定 , 诸如拥有提名权、否决权乃至控制评选过程的职权 , 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把伴随职务的影响力和职务权限转变为控制学术工作评价过程的权力以谋私利的现象。此外 , 一个有职权的学术权威可以很容易地利用已有的学术职务、学术地位及学术声望快速地提拔自己的学生或追随者 , 从而形成一定的学术势力群体和声望反馈系统。同样 , 初入学道者若追随有既定声望和职权的权威人物 , 可较容易地获得更有利的条件以及获得更多的承认。毫无疑问 , 学术界的官本位将会对智力型职业中人才流动的方向、学术交流的形式、学术流派的性质产生制约性的负面影响。　官本位在促成了职权的优势累积的同时 , 也促成了权威统治的管理体系和等级遵奉心态的文化氛围 , 这显然不利于形成一个鼓励创意、挑战权威、培育个人原创力的学术环境 , 而个人原创力是学术探索和学术新发现的能动力。　二、官本位化的核心期刊是学术腐败的温床　官本位对学术界的侵蚀不仅体现在权力资本与学术资本的结合与转换上 , 而且也体现在行政等级通过控制核心期刊的评选、学术研究项目的审批、研究经费的分配、学术奖励的评定而控制了学术人的研究方向乃至学术追求。官本位式的学术管理 , 是以行政等级作为审批学术研究、评价学术成果 , 同时划定学术等级的基准 , 这不仅构成了学术资源的单一分配机制 , 更导致了学术评价的一元化局面。正是因为由行政权力控制的核心期刊控制了学术评价的标准 , 才导致了学术评价多元化及话语多元化的丧失。其结果是 , 一些有学术价值和有创意的学术研究一旦不具有等同于权威限定的话语模式则必然受到压抑。　核心期刊的确定标准与刊物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密切相关 , 这显然含有官本位的性质 , 从而构成了以行政级别而非学术质量来衡量学术成果的荒谬现实。尤为严重的是 , 核心期刊人为性的优越地位 , 为学术霸权的滋生培育了温床 , 正是源自核心期刊的人为性等级排列 , 确立了某些期刊在相应学科的霸主地位 , 同时也形成了话语控制权乃至话语霸权 , 也正是具有学科霸主地位的核心期刊控制了该学科的话语评价权 , 使各种非主流的话语形式都难以获得展示的机会 , 更不用说基本的认可。显然 , 这对学术研究的自由氛围是一种破坏 , 对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是严重的阻碍。特别是 , 对于一些传统惯性大、发展严重迟缓的学科 , 核心期刊是一大保护伞 , 使这些学科原有的迟滞性、惰性不但继续保持下去 , 而且还具有学术管理制度所认可的正统地位。　当学术管理部门通过考核要求来强调核心期刊在论文价值的评价作用时 , 必然促使无限多的论文涌向有限的核心期刊 , 从而导致了期刊间的不平等竞争。核心期刊的版面成为稀缺的资源 , 这意味着核心期刊拥有了对这种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和垄断权 , 伴随而来的是各种学术腐败现象的应运而生 , 而花钱发表文章则成了学术界的常见现象。核心期刊在与晋升职称、评奖、聘用、学位、高校排名相关的同时 , 也与学术腐败、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相连。正是核心期刊成为巨大利益链条之上的重要一环 , 致使围绕核心期刊而引发了花样繁多的腐败 , 诸如金钱交易、人情交易、利益交换、资源交换等等。　从学术管理角度来看 , 官本位导致行政权力过分干预和全方位控制学术界 , 并以行政标准替代学术标准。主要表现为 , 学术管理部门不遵循科研规律 , 不强调学术水准 , 只在意是否符合主管学术行政部门的硬性要求。考评学术水平的高低不是同行评价 , 而是学术管理部门官员的认可 ; 是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数量 , 而不是发表的论文在本领域有没有知识增量。学术研究一旦丧失学术标准 , 原创性的研究必然受到忽视 , 同时也会影响整个科技界的研究水准。　三、官本位的利益导向断送了学术发展的未来　现行学术管理体制主要包括 , 以评价和管理学术人才为标志的职称评审制度 ; 以评价和管理学术成果为标志的研究资助与奖励制度。从这两方面的制度来看 , 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 , 即缺乏创新追求 , 具体表现为 , 人才选拔与培养不是以创造潜力为基准 , 人才管理与评价不是以激励创新为目标 , 学术成果的评审与奖励不是以原创性水平为尺度。就实质而论 , 现行学术管理制度集中体现的不是培养创造性人才和鼓励原创性研究 , 而是促使研究人员追求名誉、权力与地位 , 并具体反映在求官位、论学术头衔、争研究经费等方面。　学术管理本应奖励学术创新 , 促进理论突破 ; 应鼓励长线研究 , 并以质量定夺。然而 , 走形式、图虚荣的假大空研究却充斥着整个学术界 , 其根源在于学术界的非学术化 , 并主要体现为官场化、等级化。即使是有创造能力的人 , 迫于生计 , 也不得不忙于制作短平快的所谓成果而深陷于平庸之中难以自拔。近年来日益增长的学术造假、学术剽窃现象 , 其根源都是来自学术管理制度自身的缺陷。重量不重质、求快不求深的学术管理使不平庸的变平庸、平庸的更平庸。职称评定、课题评审、学术奖励制度则将学术人的奋斗目标、毕生精力导向了对名分与头衔、荣誉与地位的追求。　由于按权力和身份分配并获取科技资源的现象普遍存在 , 行政权力在课题立项、分配 , 课题报奖中的权重过大 , 使得既搞行政又搞科研的人比一心搞科研的人更容易拿到课题。在学术界 , 因行政权力的拥有而所得到的利益不仅是获取的资源多 , 而且受到的束缚也少 , 而没有职权的科技人员除了获取的资源少以外 , 还要受到更多的束缚。最终的结果是 , 真正有原创能力的科技人才逐渐被边缘化 , 而有权势的平庸之辈却占据了重要的科技地位和科技资源。因此 , 官本位的科研管理体制促使专业人员趋向于追求行政管理的职权 , 这样不仅会得到更好的物质待遇 , 而且也避免了学术研究的压力。　　官本位在导致学术行政化的同时也导致管理者能够以违背科研规律的管理方式管理科研 , 而专业技术人员即使有异议也无力改变现状。长此以往 , 不仅使研究人员无法按照学术标准、依照学术研究规律进行原创性的研究 , 而且也使他们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追求在应付各种行政任务和满足行政要求中逐渐丧失。　　学术研究工作的管理者并不从事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活动 , 只是管理和组织 , 但却拥有比学术原创者更多的权力和个人获益。这种现象对真正埋头搞研究、做学问的科技人员是严重的伤害 , 也给整个学术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由于获取权力比获得学问上的创造要容易 , 而权力带来的利益又远远超出学问带来的利益 , 这样的制度导向 , 除了极少数有强烈研究兴趣的人 , 多数人都不会走学术研究的道路 , 既使是进入这个行当的人也会把功夫下在谋取职权、分享特权和追求物质利益上而不是学术研究上。　　学术界任人为权的原则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导致了学术奖励偏离了学术标准 , 影响了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和进化。科学的进化与发展依赖于任人为才的人才管理制度 , 因为如果利益向官职、权力倾斜 , 人才就会流向科学界的权力机构而不是研究部门。这样的管理体制和科研环境导致了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后继无人。职权构成的优势累积在鼓励学术人才涌向权力的同时 , 也压抑了学术原创人才的创造积极性以及发展的机会 , 无法激励一流的学术人才做出一流的学术研究 , 构成了阻碍学术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如今的学术界在缺少学术评价标准的同时还充满着行政级别的利益、诱惑与制约。试想 , 当人们看到做行政干部比做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容易 , 自然会趋利避害 , 致力于仕途 , 以便通过做官来获得做教授不能获得的各种利益。科研管理体制中的官本位现象致使众多不以科学研究和学术探究为目的的人进入学术研究领域 , 这些人尽管在科研岗位上却不以科研为事业追求 , 只是致力于追逐职务官衔。官本位效应使职称评定、学术奖励、课题评审等各种学术活动演变成为职务占据者之间利益的再分配和利益平衡。　　官本位的社会体制给予有官衔的人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 整个社会对科技人才的尊重远不如对官员 , 致使科技人才的发展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从实际情况来看 , 也正是因为带有既定权利和某些特权的职务具有可获取荣誉、地位等利益的工具性价值 , 构成了走仕途比走学术之路更容易获得学术荣誉、学术地位以及研究资金的不合理现象 , 因此促使年轻的科技人才更愿意走仕途 , 或是走管理道路 , 而不是走学术道路。　　从历史上看 , 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西方社会所拥有的科学至上的价值观 , 这意味着人们更倾向于以实用的心态面对短暂的人生 , 功名利禄则成为最合算的人生选择。官本位加大了这种人生价值观的社会作用 , 同时加剧了学术领域里的短期行为 , 最终使学术研究和学术人才的培养都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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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峰评两会③】大学去行政化不光是校长去官化: 张显峰 2010-3-12 17:22; 当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时，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这一观点一经抛出，就迅速成了时评家的靶子。在整个舆论追讨大学行政化的语境下，纪校长的言论确实显得逆耳，况且作为在任的副部级大学校长，这也难免给人本位意识的猜忌。教育作为社会文明的灯塔，本应有超然世外的情怀，其高低贵贱更不该仰仗于权力和行政级别。从这点讲，我也不赞同纪校长的贬低教育论。我在设想，当所有的大学都取消了行政级别，纪校长也不再有副部级的乌纱帽，而整个社会依然浸淫在官本位的文化中，大学会怎么样？正在致力于试验去行政化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深有感触：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就难拥有相应的话语权，找政府办事没人理会，甚至连接受宴请的时候也找不到座次。教育的去行政化，不能止于官位的去行政化，关键是资源分配的去行政化。在官本位的魅影里，人、财、物等等公共资源都垄断在政府的手中，级别越高，权力越大，掌握的资源越多，对资源的分配权也越大。一个在行政序列里找不到序号的大学，在权力面前也就难免变得弱势甚至低贱。如此看来，纪校长的贬低教育论实为洞明之语。当然，让学术远离官场，让教育回归本位，这原本是所有大学应该始终守护的灵魂。甚至有人举出哈佛、牛津、剑桥等世界名校的例子来驳斥纪校长的贬低教育论。这当然很有说服力，我们也更乐于听见纪校长甘弃乌纱的言论，但不能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这些名校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与我们不同，他们太不拿行政级别当回事了。（2010年3月9日）; 个人分类: 显峰冷言|7405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富二代飙车与官二代飙官: jlxt33 2010-2-22 00:08; 【前言】看过周可真老师的博文警惕贫贱富贵世袭化现象的发展（链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96213 ）后很是赞同，昨日在吴敬琏：反腐、反富、春运火车票（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96341 ）中引用，今日看到一篇秦建中先生的博文，为此提供了佐证。 ======================= 富二代飙车与官二代飙官 http://blog.ifeng.com/article/4329364.html 秦建中近日，网帖称，山东省新泰市新提拔 6 名副局长， 1 名法院副院长，这 7 人中，有 6 名是 80 年代出生，最年轻的只有 23 岁。记者通过当地政府网站发现消息属实。其中， 23 岁的女副局长两次面试成绩远高于笔试，对于其能力以及选拔过程，网友均提出了质疑。（ 2 月 21 日四川在线）莫怪网民们多事，更莫怪看到此新闻的人眼红，一个 23 岁的女孩子，即便她是神童，处在这个年龄段也许还在大学读书，也许刚刚走出校门参加工作不久，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走上了领导岗位？尽管新泰官方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和公众的质疑，但人们完全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认为，6 名 80 后出任副科级干部，要么本人家世显赫，要么被提拔者有深不可测的背景。河南省固始县官二代子承父业的例子可以作为佐证。去年，《广州日报》等媒体报道， 2008 年，固始县在全县公开选拔正科级领导干部，最后确定的 12 名乡长，基本上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子弟。年轻的官二代们纷纷走上领导工作岗位，究其原因，既有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雄厚积淀，更有官一代即将退出当地政治舞台的焦虑与冲动。中国曾经是一个封建世袭的国度，为官者没有人能走出封妻荫子的文化樊篱。而在现实生活中，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步入仕途的官员今天已面临年龄一刀切的困境，因而将自己的子婿亲朋推到领导干部的位置上已成当务之急。虽然干部选拔是在公开公正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所谓的公开选拔却成了一些人任人唯亲的遮羞布。山东新泰市 23 岁的女副局长两次面试成绩远远高于笔试其实说明的就是这么一个核心问题，面试的打分者是秉持公平还是在看客下菜？在河南固始县官二代集体任职的事情发生后，该县的组织部长就公开宣称， 12 名乡长大都是官员之后情况属实，但他们都是符合程序，经过大范围公选出来的。诚然，没有人否认官二代做官不是公开选拔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实质上却又是对公开选拔程序是否公平公正的最大质疑。人常说无巧不成书，可如此的巧合又怎能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前一段时间，富二代飙车将这个群体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老子多年打拚所积累的财富足以让他们目中无人，对生命的漠然和对法律的蔑视，让本来人人称羡的富二代们成了众矢之的。与此相映成辉的是，年轻的官二代们正在借助父辈的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在仕途上飙官。马走日，象走田，车走直线炮翻山，博大精深的中国象棋的套路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被演绎得精彩绝伦。如果说富二代飙车冲击的是社会的法律和道德底线的话，那么，官二代飙官毁坏的则是我们国家的政治根基。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富二代飙车和官二代飙官的丑闻在不断发生的时候，第一代农民工所衍生出的新生代正在大城市的出租屋中蜗居和徘徊，试想，这种森严壁垒般的社会结构以及泾渭分明的群体界线，又怎么能让我们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呢？; 个人分类: 海纳百川|2535 次阅读|1 个评论

技术经济是中国科技界改革的动力来源: jintuo 2009-12-31 16:09; 中国科技界的种种怪象尽管频遭诟病，却也岿然不动。官本位根深蒂固、多数人习以为常、甚至有抗打击耐受力的归国者知情而同流等等致使维持现状的力量无比强大。历历在目的现实考验着（没有钦字号资源的）人们的判断、选择和个人行为设计：对于中国科技界，该投入还是逃离？该坚持还是合污？该如何自救以及何处得到他救？或者根本地说中国科技界的环境工程还有指望吗？（一）中国科技环境的改善需要有效的动力来源人们在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时似乎忽略了一个因素：改革现状的动力来源来自何方？用更通俗的话表达就是：批评来自于科技界的部分民意,而各级行政资源的把握却不受民意影响.如此情况下，握有行政资源的人们凭什么要改革？对于中国科技环境的改善，我一度也曾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归学者回国服务，情况会得到明显的改观，但很快意识到现实远没有那么乐观。现行的人才政策下，海归学者中只有极少数人对不合理的乱象坚持批评的立场，与国内学者中的改革派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舆论的是非。另有少数海归学者的少数建议得到了上钦有保留的采纳。这些有限的影响远远构不成能够推动改革的动力。中国科技界乃至全民族文化的提升指望不了这些人才计划。（二）技术经济是中国科技界文化提升的动力来源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就会发现与亿万人们相关的经济活动中才拥有推动社会改革的澎湃动力：我几次三番提到的1940年代后期，农民们能够得到土地翻身作主的希望（且不论以后的变化）酝酿出比飞机大炮强大百倍的战争实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几十年没能激发出来的生产力（以至脚踏车都是一个家庭的“三大件”）被小岗村几个沾血的指印一触即发；30年前中美之间劳动力资源过剩和劳动力资源不足的经济互补一举突破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壁垒和国际政治对立，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科技领域能够冲破中国盘根错节的官本位桎梏的动力源泉仍然非巨大的经济利益而莫属。也许（其实已经）有人认为：你说的都是物质生产和物质分配领域的事情，科学不是这个玩法，基础研究历来是少数人的游戏。事实上，虽然纯基础研究与在科技活动中占有更大权重的技术科学（EngineeringScience）有所不同，在政府财政资助、成果与人才评价、从事者的职业化程度、对业界文化的影响和被影响等等社会性因素上是完全一体化的。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任何特异性可言。所不同的是，技术科学有更加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动员社会的关注。技术经济将同时为纯科研环境的改善背书。那么，世界正在发生着怎样的经济变迁呢？（三）巨大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源与低下的创新力是今天中国的基本矛盾之一此次哥本哈根会议巨大的舆论成果是让人们意识到人类再也不能靠无节制的物质产品大生产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了。在人类追求幸福（或曰享受）的过程中，技术的生产将在相当程度上取代物质的生产。这一全球化变迁中，中国正面临着经济上的又一次大好机遇。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如果还算成功的话则离不开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一次巨大的经济互惠。当时的中国经济面对着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低下的生产力这样一对基本矛盾，而发达国家经济正苦于劳动力成本剧增的历史性难题。双方在经济上如此巨大的依赖迅速冲垮了几十年形成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壁垒。今天，极为相似的经济现象正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展开。今日中国形成了巨大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源和低下的创新能力已成为一对新的经济基本矛盾。历史的巧合在于工业发达国家又一次面临着非靠中国（也许部分地靠印度）而不能缓解其高昂的研发人员劳力成本与技术经济产出完全不成比例困境。二十多年前，信息产业异军突起，缓解了上一个经济博弈回合中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性价比过低的困难。但是信息产业是一个靠少数领袖人物突破后迅速形成全面垄断的行业。当信息产业降温，而技术经济中需要大量实验人员进行多年实验的生物医药的比重大幅增加时，研发人员性价比过低立即成为严峻的现实。这就是近年来常见的跨国企业频繁来中国寻找技术合作的原因。（四）世界需要高性价比的中国技术研发人力资源其实，发达国家技术经济中尚未被多数中国学者见到的那部分形势更加严峻。发达国家技术经济中最活跃的阶层既不是跨国企业，也不是研究型大学，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小型技术研发企业。决策灵活、与研究型大学接触密切的特质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发现有潜力的研究成果并将其迅速孵化到能够产业化的程度，进而高价转让给大型企业。然而，这一阶层正在遭受着万劫不复的双重打击。首先，他们赖以启动的风险基金行业变得大为保守了。支撑前些年风险基金的冒险勇气的两根支柱，信息产业的一鸣冲天（如“美国在线”几个臭小子轻易买下了拥有CNN和TIME杂志的老牌媒体集团）和投资银行的画饼充饥，已经不复存在。融资变得艰难了。另一方面，作为其衣食父母大型企业已经买不起他们的价额高昂的半成品技术了。人类需要技术经济来缓解能源和资源的消耗；技术经济需要中小技术研发企业这个阶层的贡献；而今天，这一阶层要活命却只有靠中国的高性价比技术研发人力资源了。世界经济呼唤中国由加工生产物质产品的“世界工厂”进一步变为加工生产技术的“世界实验室”几乎已无悬念。唯一的变量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对包括技术经济在内的其他行业的超级掠夺，而这一掠夺是在管理层坚拒物业税的保护下得以实现的。（五）资源、能源、环境限制了中国制造加工业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实验室还有着巨大的国内需求。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人均资源和人均能源贫乏、自然环境恶劣的超大国。在此基础上。二十多年世界工厂的实践在西方国家泡沫消费的过渡需求刺激下，中国的加工制造能力已经达到过饱和状态。另外，加工制造能力过饱和的国内驱动力是我国劳工（特别是农民工）的劳动力超高性价比，而这一性价比的形成是建立在血汗式劳动条件对工人的压迫以及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挤压之上的。（房地产对各行各业的强势挤压是通过政府迟迟不征收物业税实现的）。今天，严峻的自然形势和经济形势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国人世界工厂式的加工制造业已经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据上海第一财经的调查，目前中国工人（尽管依然是社会弱势）的劳动力成本是印度的三倍，而生产效率是印度的五倍。工人弱势地位的任何改变、房价的进一步飙升、以及环境保护政策执行力度的任何提高，都会使中国劳动力性价比优势荡然无存。改变这一趋势的唯一可能就是技术加工业（不是已在国内流行的CRO行业）。中国每年大量的大学本科和研究员毕业生提供了充足的一线实验人员。当然，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前提是改造我们的上层建筑，即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模式。（六）现行法规和管理完全背离“创新型国家”的国策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科技界人文现状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首先，中国的许多现行法规和政策对技术研发极不友好，基本上完全压制了发达国家中那类作为技术主力军的中小技术研发企业的生长空间。我们随手可以举出几个例子。1）中国专利法规定专利侵权赔偿额的上限是100万人民币（还是今年十月一日刚从50万增加上来的），而且没有故意侵权和无意侵权的区别。这几乎是一个鼓励技术侵权的法律（有人争辩：除了罚款外，法律禁止继续侵权啊。但是，禁止须以惩罚作后盾，没有惩罚，侵权者可以再注册一个企业侵权生产）。2）中国企业法规定合资企业中技术股权的比例不得超过70％，而各大医药企业的无型资产比例均超过90％甚至95％，上面提到的技术研发企业更高。技术不值钱使得我国的民营“科技研发企业”成为打着科技旗号圈地的变相房地产企业。3）中国药监局只将新药的执照授予生产厂家，新药研发单位不可能通过发达国家惯用的委托加工而拥有自己开发的新药。4）原创性新药的定价以生产成本为基础，全然不计新药的研发成本远远大于生产成本的事实，更不考虑新药研发中的发明价值和承担风险的价值。5）虽然存在着国家财政资助中小科技企业的基金项目，这一项目事实上只针对有足够固定资产的企业，资金更多的国家重大项目均向大企业倾斜。我们从制度、法规和政策层面扼杀了本来能够提供大量的科技职位、能够提升城市就业人员成分的整个一个产业。“创新型国家”这一口号的提出将近五个年头了，我们在相关法规的建设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七）中国科技投入：基础研究头大，技术研究腿短技术经济的另一桎梏是我国科技人员和科技资源分布的不合理，基础研究（包括水平虽然不济但仍在基础领域的研究）头大，技术研究腿短。1950年代初，中国的自然科学人才极度短缺（当时找到的人才大都是吟诗做画的），而苏联的科学院体制近在眼前。中国仿苏成立了占有全国主要研究资源的科学院，以基础研究作为主要任务。改革开放使人们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基础研究放在大学的做法，得到启发。美国模式中，基础研究从业人员的基本工资来自教学，科研活动在经济形式上成了副业，成了国家出点小钱而白捡的便宜。科学院担纲基础研究的模式（虽然在中国科学史上功绩卓著）在经济上很不划算的道理为人们认知。于是研究型大学的运动如火如荼起来，进一步而且大幅度地增加了基础研究的人员和资金投入。随着技术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的科技需求中基础研究的比例大幅下降，基础研究领域人多车稠的现状愈加严重，科学院的地位也变得尴尬起来。尽管科学院引入教学功能，其培养的研究生仍然以基础研究为主要职业生涯。除了物质资源的分布外，文化资源的分布向基础研究的倾斜也不容小视。中国各级庞大的行政系统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管人，于是各类人员评价程序铺天盖地。对于不懂科技但会数数的行政系统，最方便的管理办法就是制表统计，而在涉及到技术的领域最方便的统计就是数论文。各个技术领域的人们涌向论文制造行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涉及具体技术、水平也有限的基础研究），大大增加了对于基础研究的动态投入。我们脚下的这条船更加倾斜了。结束语技术经济春雷滚滚，山雨欲来。中国面临着三个选择：1）改造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管理模式，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进入良性循环；2）尽量在不合理的现状中维持最低限度的平衡，靠技术研发人员的人数和超级耐受性匍匐向前；3）允许不合理、不合适政策法规和管理模式继续当道，经济形势、自然环境、人文状况进一步恶化。何去何从，端赖国家管理层在各种压力面前的判断和抉择，也有赖于特殊利益集团对于社会共生的理解和明智。而在管理层和利益集团的判断中，社会（或相关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各层厉害关系明白到什么程度以及决策者们在多大程度上知道绝大多数人明白到什么程度至关重要。让绝大多数人明白和让他们继续不明白已成为这场博弈中的关键。本文的目标亦然。本文的额外前提本文写好后，仔细思量了一遍，感到文中的观点很有可能被已经疯狂的房地产以及其背后折射出的管理层的立场颠覆。直到2010年3月的“两会”，管理层重墨讨论房地产时，还不敢哪怕是言及物业税这个一招风云变色，技术经济如沐甘露的举措。本文的观点只有在中国经济不被房地产摧毁的前提下有效。; 个人分类: 未分类|6047 次阅读|9 个评论

官本位下岂能产生学术大师(转载): huangtao07 2009-11-23 18:41; 一代科学巨匠钱学森走了，他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故事有两则：一是，他极为忧虑中国太缺乏具有创新精神、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二是，被公认为世界级大科学家的他一生不喜欢做官，多次顽强执著地拒官，且即便做官也是逢官必副。不要奇怪，这两个故事能让人过目不忘，其实是有着它的内在逻辑的。在钱学森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到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时，他回忆自己的母校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那里有许多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钱学森感叹：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另据跟随钱学森多年的秘书涂元季透露，1984年，中国科协一致推荐钱学森为下一届主席候选人，但钱本人坚决不同意。他甚至在会上发了火，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决不退让，直至惊动中央，最终是邓大姐出面做工作，他才勉强同意做了一届科协主席。而从10卷本《钱学森书信》中我们还看到，即便是逢官必副的钱老仍有许多请辞各种职务和拒不担任一些职务的信，比如主动要求辞去国防科委副主任，坚决要求辞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还有辞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明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各种学术顾问、名誉会长、荣誉教授等等。就连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力学学会要选他连任名誉理事长，他也写信拒绝。一开始，人们在反思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来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的时候，生出种种困惑：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难道今天的科学家比过去的科学家笨吗？显然这种质疑站不住脚。于是，很自然地由钱学森执著拒官，大家想到了当下学术界行政化体制的倾向和官本位价值取向的盛行。时下，在我们的学术界，官学不分似乎只是一个潜规则，但在现实中这个倾向却愈演愈烈，而且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与钱老相反，今天的学者们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甚至大学的地位取决于大学校长的级别，学术带头人往往都有一定的行政职位。因为大凡科研立项、科研经费常常要由各层级领导部门审批，更大的科研立项要获得国家级科研经费，行政部门的审批者要看学术带头人的名气，而申请者更要会走上层路线与此同时，没有学术背景的官员则热衷挂一个学者身份，那么多官员在职读博，那么多官员喜爱出书不就是证明吗？一个刚刚考上硕士研究生的同学直白地告诉我：我可不想当什么陈景润，要像我们大学的老师一样，既是学者又是官员更是老板，善搞关系，会拉课题，百万科研经费轻松搞定。这才是有本事的人呢！否则，你连科研经费都拿不到，你还混什么不能说所有的学子、学人都那么崇拜权力，但在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的氛围里，在官本位思想的熏陶下，哪个人能做到不人云亦云、不随大流？哪个人敢当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怪人？当然，只能出现钱老说的那种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的人，当然，更不会有大师、顶尖帅才出现了。看来，要想真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一代大师，归根结底还要有培育产生一代大师的学术氛围，在制度上更要创造扶持一代大师涌现的创新体制。笔者以为，所谓在制度上要创造扶持一代大师涌现的创新体制，可改可变的地方也许千头万绪，但关键的一条也很简单明了：官学分家。在学术界，官学分家意味着：学术权力应该也可以远远大于行政权力，学术的事情真正由学者做主，科研课题只能由科学家决定，不能以行政手段简单决定科研工作的快慢，不能以官员的意志粗暴代替科研规律。唯有如此，官本位在学术界才能没有立锥之地，学者才能回归学术，专心学问，像爱因斯坦所说：以追求真理作为目标，而不仅仅把学术作为谋生手段，更不会把学术当成赚钱的手段。学术界的官员们则当好服务员的本职角色就可以了，起码让学者们不再为课题经费疲于奔波，而大可不必勉为其难，附庸学术之风雅。; 个人分类: 历史哲学|2186 次阅读|0 个评论

先谋官，再谋科研: lin602 2009-11-7 22:21; 昨天散步，到一学术单位橱窗看了一下专家介绍，呵呵，几位专家都是专职从事学校管理工作的，顺带做点科研，但他们也是博士生导师，或硕士生导师。要知道，普通教师有时候学术做得不比他们差甚至好得多，但在评博士生导师时，却是一难再难呀。再看看科研经费，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不少，尽管学术不怎么样，但他们可以利用他们手中的资源，活动到经费。报大课题，报奖，许多单位的第一承担人都是单位领导，其实他们就负责跑项目，其他事情嘛，全是手下人做了，做的人排个第二、三甚至更后。许多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正副理事长等学术团体组织的名单中，不带长的人太少了，带长的人学术都是非常好的？不尽然，甚至很差的。因为他们是自己推荐的，或领导之间互相推荐的。教学名师、院士候选人等，你找找，不带长的有几人？要想在学术上有发展，不要把顺序搞反，先谋位，再谋经费与科研。搞反了，就歇了。; 个人分类: 未分类|4262 次阅读|2 个评论

谁扼杀了中国大学的个性: 张显峰 2009-9-8 11:09; 中国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先生最近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的大学：没有特色几乎成了共同的特色。（9月1日《中国青年报》）　　这句话其实很刻薄，但很实在。因为仔细思量，确实很难找出铁证来反驳：一样的拆旧楼盖新楼；一样的吆喝着办综合性、研究性大学；一样的追求论文和排名；一样的专业设置，甚至在农业大学里新闻、法律等热门专业也是样样齐全。大约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校门口的牌子了就连牌子也未必容易区别，因为大家都是 XX大学了。　　郭先生认为这是大学自主权缺失、检查评审过滥和官本位造成的。我以为然，也以为不尽然。郭先生曾供职的中国科大，是大家公认的为数不多的有特色的中国大学之一，它除了和其他高校的婆婆不同之外，没有什么本质上的特殊。它同样要接受上面的评估检查，同样要按照现在事业单位的体制选人用人。关键是看大学的管理者有没有勇气坚持教育的规律和自己的特色。　　客观的体制问题的确在扼杀大学的个性，但不能忽视的是，有些大学似乎乐于伸头挨这一刀，因为这一刀的代价似乎能换来很多实际的东西。　　所以这就要看大学追求什么了，是追求官方的认可还是社会的期许。这是个可以选择的问题。不管是大家念念不忘的西南联大，还是郭先生曾经供职的中国科大，我想它们的成功在于更看重后者。　　我们常常归责于客观，所以遮蔽了很多主观上的问题。这就好比一项制度容易产生腐败，就只打制度的板子一样，结果腐败分子乐得逍遥。人有人的道德底线，大学也应有大学的道德底线。大学的道德底线，应当是它所承载的社会担待和责任，以及与不合理现象和体制抗衡的勇气。　　如果一所大学屈从于体制，为了满足排名和官方的指标，只强调论文等看得见的成就，而忽略了独特的人文精神的塑造，谈特色是一件搞笑的事情。只会多了鲁迅先生曾经讽刺的，学术做得不错但道德水准不高的才子+流氓。　　杨玉良院士赴任复旦大学校长后，曾对他的师生讲过一段这样的话：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每一面墙壁、每一草一木都应当散发着育人的气息。年轻学子进入其中，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并由此激发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对学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所大学也就成为了曾经在其中生活、学习过的每一个校友终生的精神家园。　　这其实点透了大学特色的本质：它是能够植入每个学子生命的胎记，而不是可以写在纸上的荣耀。; 个人分类: 显峰冷言|5378 次阅读|13 个评论

官本位的津贴分配: lin602 2009-8-27 21:13; 一高校的津贴分配：国家工资，工作量津贴除外，其中有一项与职称职务有关的津贴，你看看如何：教授3档（有一个准确的数字，这里就不写了）教授2档=教授3档+800元教授1档=教授3档+1600元。处长：与教授3档相同，另加1400元职务津贴。即处于教授1档与2档之间。副厅为教授2档，另加1800元。高于教授1档。国家的工资调整有个对比：教授与副厅平等，副教授与处长平等。（或叫相近）学校中硬性符合1档津贴的教授，不超过15人。而这其中没有职位（处长、院长以上）的非常非常少。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所有的教授、副教授、讲师都有文章、项目、工作量要求，到期要进行考核，不符合要求是拿不到相应等级的，而所有的处长们不需要考核，没有任何要求。; 个人分类: 未分类|3475 次阅读|0 个评论

如果做学术是鱼，那么做官就是熊掌---‘能人’都可兼得: lin602 2009-8-7 22:42; 俗话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是在我国学术界，能人们是完全可以二者都得到的。前二年，看到中央电视台高端访问节目，水均益采访了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名字忘了，得查一下），他讲的几句话是发人深醒的，在美国有个说法，如果当系主任，那么与诺贝尔奖就无缘了。但是，被采访的这位教授是幸运的，他当了一阵子系主任，但也得到了诺贝尔奖，他讲他是例外。他的解释，要想得诺贝尔奖，必须不能有行政职务，否则服务性的事务多，会挤科研的时间，没有官位一心一意做科研，才能做出出色成绩。（上面的结论是否正确，是不是有其他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得诺贝尔奖，我没有进行检索过，他讲的会不会有误）。但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国人可能比外国人更聪明，也更能干。特别是高校的部分官员们（当然不是全部），他们不但将管理做得出色，公关也做得无以伦比，而且研究课题项目经费也鹤立鸡群，科研成果雨后春笋，学术头衔层层叠加，自然成为出类拔萃著名学者、科学家了。看看各学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及常务理事，看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带长的人的比例有多大。（同样要说明的不是全部）。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而且学会发展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应该注意的是，学会是做学术的人的群众团体组织（这是我国的定义），不属于行政组织，应该是学术上做得最好的学者担任组织者才是。仔细检索、看看中国近期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候选人的简历，要想找到没有官衔或曾经当过官的人，真是挺难的。如果有少量的人，也是挺稀缺的。那就怪了，做学术的土壤国内外是有非常大差别的。其原因我想也不用解释太多了。上一篇博客中也道出了部分。看看我们的周围，有的领导原来是教师出身，做教学科研工作，科研成绩也一般。但一旦当上领导后，经费蒸蒸日上，课题组欣欣向荣，科研成果硕果累累。更奇怪的是，在不少高校（甚至还有985高校，211高校，我都能够说出一些人的姓名来），许多原来本科毕业后是留校做辅导员工作的老师，做了大半辈子甚至快一辈子的政治或管理工作，从小领导当到大领导，也顺带做点科研，也站到了教授，博导的行列。也成了一些学会的领导，成为著名学者。鱼和熊掌，是可兼得的。信不信由你。; 个人分类: 未分类|3595 次阅读|0 个评论

能做科研的教授没有钱，有钱的教授没有时间或根本不能做科研: 热度 2 lin602 2009-8-6 16:39; 看了许多有关高校的文章，再观察我们周围的状态，心里充满着无比的感概。这么多大学教师们，在他们的博客中，言谈中，对我们目前的学术环境充满着担忧，充满着不满，甚至表现出无助。仔细排一下我们目前高校有许多经费的所谓的知名教授们，不难看出，他们大多都是带长的领导们。如果将所有科研经费加起来，将带长的领导们平均一下他们的经费，再将不带长的普通教授们平均一下研究经费，你可以悲哀地发现，这个平均值相差太大太大了。有的高校的国家省部经费，三分之二甚至更多地在几个校长，院长，科研处长等领导手里，其圈子非常非常小。我们身边或在一起接触过的人中，就有这样的教授，大学毕业后留下来做学生辅导员，或做办公室的行政工作，但后来由于各和原因做了校级、院级、处级领导，经过一二十年的变迁，他们顺带做点科研，但他们的科研经费比全职，全心全意地做教学、科研工作的教授们多得多。顺理成章地成了教授，博导，成了学会的领导，或名誉领导。在中国，要想科研上成功，你得首先谋个领导职位，否则你搞不到经费。当上领导，一是你有资源，有参加评审的权利，有帮助别人的权利，自然还有人主动帮你搞经费。因为你解决了别人位置的问题，你解决了别人亲戚的工作问题，解决了别人的亲戚入学问题，你还利用评委的职能，帮别人得到了经费，或者你做评委时，帮科研管理部门的人解决了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领导们要开会，要喝酒，要请客，要管理，加上本来就不是科研的特长，你说他们能够做出什么科研工作及成绩来。再看看周围的无领导职务的教授们，他们整天看资料，做点力所能及的科研与实验，带着研究生，没有资源，仅得到类似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这还算好的），再给企业做点研发工作，所得到的经费仅能够带研究生或艰难维持正常的科研工作。许多人没有钱，许多人一辈子得到的经费，只是领导们一笔经费的几分之一。我就看到去年某校的一类部级科研项目，其中三分之二是校领导课题组的，另外是三分之一，是由于这些教授们正好有同学在管这经费的职能部门，能够通上关系。中国目前这种状态不改变，你说中国的科研水平如何上去？经常参加一些研究生答辩与鉴定会，一帮教授们坐在一起，就是感概这些东西。无能为力！; 个人分类: 未分类|9172 次阅读|10 个评论

为什么吶？: ljxm 2009-3-16 14:53; 为什么吶？被“小沈阳”再次“加工”后，是网上和生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词！看到如下一段文字：官本位：中国31所副部级高校名单　北京区（7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天津区（2所）：南开大学、天津大学　　东北区（3所）：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陕西区（3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上海区（3所）：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　　江苏区（2所）：南京大学、东南大学　　湖北区（2所）：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湖南区（2所）：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　　安徽区（1所）：中国科技大学　　福建区（1所）：厦门大学　　广东区（1所）：中山大学　　浙江区（1所）：浙江大学　　四川区（1所）：四川大学　　重庆区（1所）：重庆大学　　山东区（1所）：山东大学　　甘肃区（1所）：兰州大学　　以上三十一所高校行政级别都为副部级（一般本科以上高校都是厅局级，专科高校是副厅局级，截止到2005年1月全国只有31所高校是副部级，从行政级别可以看出学校的行政地位和国家的重视程度），加上副大军区级的国防科技大学共计32所。同时，以上32所高校也都是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以上文字来自： http://learning.sohu.com/20090309/n262683167.shtml 深感中国官本位的严重性！也问一句“为什么吶？” 副部级是政府任命的，在中国副部级是一个坎，“退位”时有待遇的？？？？？？不知还有谁，能回答“为什么吶”？？？？？？？？？？？？;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717 次阅读|0 个评论

官本位体制下的学术堕落与腐败: dilingjun 2009-2-24 08:40; 一位学者曾对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做过这样的综述：科学技术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在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中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集合。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溶解在社会的各种制度之中，隐含在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之中，并且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强大的文化传统。文化构成了科学技术生长的土壤，它制约着人们的技术活动和社会的科学技术体制，必然给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上深刻的烙印。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浸淫，以官为重的官本位意识深深的根植在我们民族的骨髓深处，在对当权者没有有效监督机制的政体下，一切社会恶疾、种种弊端皆由它而起。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世俗的最高理想就是作官，人生价值是随着宦海的沉浮或升或贬的，做生意的成为官商才能发财，学文的被御用才有地位，搞科学的专家甚至宗教人士只有被授予某种级别的官衔才能享受官方的同等待遇。这就必然迫使人们要想求得自身的发展只有做官。因为做了官，就有了无所不能的权力，这样你从名到利什么价值都能方便快捷地实现，就可拥有了想要的一切。在这种长期积淀下来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氛围里处处都能闻到官本位的腐朽气味。由此人们看到的是，所有企业包括科研机构、大学，人们为了争个一官半职，什么道德廉耻、天地良心、人的尊严都成了扯淡。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成为这些人做人处世必备的生活技巧。长此以往，非但造就出精英，却成就了一群望权形秽，献媚取宠、吮痈舔痔、专门揣摩上意的奴才；亦酿造了一层层以人身依附为宗旨的宗派利益集团。在这种氛围中有良知、独立思考、敢于捍卫常识的正直之士则处处碰壁，而那些善攻心计、皮厚心黑又无真才实学的沽名钓誉之辈，不学无术之徒们恰恰有了投机钻营的舞台，所谓皮厚心黑之辈，滚滚入官场；奴颜婢膝之徒，纷纷去秉政。精英人才的逆向淘汰成了社会走向。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理解在官场上一些素质极差的平庸之辈，一些缺德少才的卑鄙小人也能窃居要职和官位的原由所在。古人面上两行泪，流过人间五千年。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以官级去衡量所有人才的人生价值和成就的这把尺子至今还被人们抓在手里去衡量一切。可以想像，一个人人想做官的社会，整个社会资源都围绕着官场虚耗的社会未来会是什么样？令人堪忧！科学研究则是一项艰苦的，来不得半点儿虚伪的事业，是通过艰难的跋涉，奋力的攀登，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的追求；是以惠及全人类而不需要回报的一种宗教般的精神境界才能完成的事业。正象一位哲人形容的那样，追求真理的人所走的是一条通向地狱的路，他的足迹给后人留下通往上天国的路标。此语道出了追求真理和科学探索的艰辛和真谛。在现今社会里，若获取一个真正的专家、教授、科学家等名号，需要几十年乃至一生呕心沥血的艰苦奋斗。可如今，官爷们若获取这些名分却犹如探囊取物般的容易。近些年，且有官升学位长，官大学衔高之势。有权力就能带来学术地位，就能获得各类学历和文凭。看看吧，就连两院院士的科学圣殿也挤满了乌纱帽。难怪民间有：学术有成的学者受制酒囊饭袋：学富五车不如谄媚一笑：恒兀兀以穷年，不如混顶小小乌纱帽的感叹。受官本位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腐败之风不可避免地也在学术领域迅速滋长蔓延，就像一个恶性肿瘤，正在以裂变的速度侵蚀着学术界原本就瘦弱的肌体。近几年，许多不屑为人提及，为人不齿的丑恶现象和行径时常显现在我们的眼帘：浮躁浮夸压倒埋头苦干；弄虚作假取代实事求是；人情交易盖过学术成就；追求真理变成了追逐名利，树德育人的学校也居然成了制造真的假文凭的赚钱产业！注水肉式的硕、博士、教授乃至院士充斥在各级权力阶层。不可思议的是，传媒有时竟以此作为领导层知识结构的整体提高而向世人炫耀！人们时常看到，在职称学位评定、课题立项、成果鉴定以及科研成果评比等领域，腐败蔓延之处，当事人倾力投机钻营，当权者极尽卖官鬻爵，暗箱操作、垄断把持，完全离开了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有些课题多少带有看人立项的色彩，并非完全从迫切需要出发，而有些迫切需要的研究课题竟被忽视以至排斥，难以立项。不具备条件的人晋升了职称，够条件的人却落了马。托人情、走后门、送红包、搞贿赂的有之；利用权、钱搞文凭弄学历者有之；剽窃抄袭；用公款找捉笔著书者有之；掠他人论文署名者有之；借科研立项为名聚敛钱财者有之.。可以说，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旦被破坏和扭曲，必将引导人们见善不思齐，逢恶不思仇，而竞逐私利，蝇营狗苟则会大行其道，悲哉！科学事业焉能发展？人本位的严重扭曲和堕落，构筑了人才之路越走越窄的僵化机制，使真正专心想从事科学事业的人越来越少，多数人将科学事业视为畏途，趋之若鹜的仍是官场。做官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这种精神堕落和扭曲，严重的败坏着社会的风气，抑制着科技人才成长，阻碍着科技队伍的建设，破坏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纵容了泡沫科技和学术腐败的泛滥。综上所述，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中国的科学大师级人物寥若星辰，诺贝尔奖对我泱泱大国也不屑一顾，在世界近代史的重大科学活动中，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只占0.4％的原因了。！一位学者说得好：政治无道德既是社会的毁灭，学术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官本位和学术腐败是社会、灵魂二者皆能毁灭的最大病灶，它对社会的破坏力最大。官本位衍生的学术堕落和腐败可以使真理失去空间；可以把不学无术的庸才推上重要的岗位；也可以使权力者攫取本不应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其结果，给一些热衷科学事业，殚精竭虑，精心求索的真正学人以多方面的不公和伤害，极大的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导致了科技人才的流失和不思进取。致使科学技术研究水平整体素质低下；科学研究工作低水平重复和泡沫科技泛滥。其结果是，真正的高层次的科学研究专家越来越少，而揣摩上级心思的上司心理学专家越来越多。因而，在一些科技项目论证和评审中望权形秽，指鹿为马，皇帝的新衣屡见不鲜。致使某些国家级的重大科研成果中充斥着虚假数据和不实之词，误导了国家决策，造成重大损失和灾难性的后果。官本位下的学术腐败不仅污染了学术风气，败坏了科学的圣名，也玷污了专家、学者这些令人高山仰止的尊称。原本一方净土，现今也成了污垢纵横，狗苟蝇营的官员逐利场。随着科技队伍中沽名钓誉、不学无术权势人物的陡增，教育产业化继续，商人学者越来越多，持有权力文凭的假高学历伪精英比比皆是...。人们看到的是,学术界的良知已经泯灭，道德正在沦丧，学术尊严的堤坝正在大面积的坍塌！世界科技排名黄鼠狼生耗子－－一窝不如一窝的状况是当前官本位体制下学术界的现状，也是制约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试想，一门心思只想当官，只要有权力就能带来学术地位，就能获得各种奖励和荣誉；只要紧跟领导，为领导鞍前马后服好务，就能获得你想要的地位，还有谁去做学问，搞研究？哪来的自主创新？恕我妄言，以官为本的社会是产生政客的温床，非科学家生长的土壤。只要官本位不打破，永远不会有科学大师。官本位不除，济身于科技强国之林只不过是一种豪言壮语而已。最后，我想用互联网上一位学者振聋发聩呐喊作为结束语吧：得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你们都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因此，有人断言：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腐败，而是知识分子的腐败。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因为，知识分子堕落，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是一个社会和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假如这样的堕落离崩溃还能有多远？一个民族的悲鸣到底应该换成怎样的自醒？　这难道不应该成为振聋发聩的呐喊吗！难道我们还不应该为之而辗转反侧吗！？; 个人分类: 观点评述|4366 次阅读|4 个评论

痛批：吃的苦中苦，才为人上人－感悟：改革开放造就的开放系统: moxj 2008-11-19 20:10; 图片资料： http://www.jiaodong.net/news/system/2008/11/05/010387420_05.shtml 据说，生活中总有些事情能让人感动；总有些时刻能让人激动；但也总有些时刻会让人气愤和无奈．先从回所的感觉说起．所里各位前辈在西部奉献的历史很让我感动．看到导师们办公室里彻夜亮着的灯更加感动．但听到有位同学说，所里只让开汽车上班的进院子，骑自行车上班的车子要放到别的地方，人走进院子．我的心情就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兰州人大概传统上的等级观念比较重，从几个认识的年轻人身上就看得出来．习惯把自己整的油头粉面，在大街上逛常在擦鞋摊前把自己的皮鞋搞的油光可鉴．我没有去过，到不是因为我没有钱，钱很多时候还是很多余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时候我常会想起《抹翔鲸眼中的处女》里面买荸荠的阿姨，这些擦鞋的哪个不是我的妈妈呢？也许他们的孩子就是我的同学．有了这种感觉你还不能弯下腰去自己擦擦鞋吗？不只这些，大家在外面吃饭招呼服务员的情景是什么样子呢？聊了这些以后，我再来聊题目里的吃的苦中苦，才为人上人这句话．鼓励孩子不怕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确实不是什么不好的想法．但用来激励人的对象是不是合理呢？现在有些人已经注意到一味的用钱来奖励孩子有很多负面影响．是不是用自我实现和成就感鼓励孩子就一定没有负面影响．当然没有负面影响的引导可能是不存在的，但也要科学的对待自己的引导．一个有大男子主义情结的男孩有点让人头疼，一个女权主义很严重的姑娘也不好相处啊．就说吃的苦中苦，才为人上人这种理念吧．当下的社会中，不只是接受教育较少人的心里这种情结严重．受了良好教育年轻人的想法很多时候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没有详细的数据我不好下结论，只聊一点个人生活中的感受．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中的几个积极分子都入了党．他们对团支部的日常事务都很积极，带领大家社会实践，帮助各方面有困难的同学．．．党员确实是我们的榜样．现在同样有支部，而且党员的比例更大了．但各种活动开展的越来越差了，更让人无奈的是，经常有同学抱怨：老子入党没有一点好处还要为你们服务吗？尤其今年就业难的时候，抱怨更多．有几个当支部领导的同学，自己随手可以做的事情一定要分配别人去做才可以．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人居然餐桌上豪言壮语：解放台湾，不用一兵一卒，派三千优秀共产党员就可以吃跨它．多么崇高的理想啊．我不得不发出《 80 后，我们要什么时候入党？》的感叹．看来从小接受的一些教育要审慎对待．优秀的传统文化必须纳入我们时代的轨道．　　紧接着可以聊下一个话题了――感悟改革开放造就的开放系统．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聊过上面的事情后，难免有人拿外面的先进文化现身说法．也难免有人举优秀的传统文化极力反驳．我都欢迎．大概也都认可．自己只是举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化学热力学例子来做一点解释．中学的时候，我们把研究的一些对象分别划分为：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如果我们非常保守和极端，那无疑是一个孤立系统，结果熵不断增加，越来越混乱．社会完蛋了．如果是一个封闭系统，还好一点，能从外面获得能量，维持社会的稳定．如果是一个开放系统，那不但有能量交换，还有物质来源，我们可以快速发展．但系统太开放，稳定性也变差了，危险性也会增加．所以改革开放取得了成绩，也难免增加一些不稳定因素，金融危机影响到了我们．有什么紧张的呢？调整一下系统的状态继续前进．; 个人分类: 观察思考|3348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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