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揭秘

标签: 揭秘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爱因斯坦很幽默：你所不知道的事儿: 热度 1 liangsheng 2018-8-28 15:08; 2018 年 7 月的新闻，爱因斯坦在去世 63 年之后，又回到了新闻中。上一次，应该是他预言的引力波被证实，相关工作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15 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在广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首次把引力场解释为时空的弯曲。今年 7 月，来自马克斯·普朗克太空物理学研究所的研究团队 20 多年来持续观测黑洞“俘获”的一颗星体，该星体围绕着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旋转。该团队在《 Astronomy Astrophysics 》（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上发表文章：研究表明引力红移现象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100 年前的预测一致，再次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于 1879 年出生于德国乌尔姆，这一年出生的还有前面介绍过的核化学之父 OttoHahn 。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也出生于这一年，斯大林的出生日期有两种说法： 1878 年 12 月 18 日或 1879 年 12 月 21 日。爱因斯坦小时候喜欢思考很多不着边际的问题，例如：假如坐在光线上旅行，我们看到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这种拟人化的思维方式也在他后续的思想实验中被反复使用。不像传说的那样，爱因斯坦小时候其实成绩很好。爱因斯坦 17 岁时的成绩单，其中， 6 分是最高分：德语 5 ；法语 3 ；意大利语 5 ；历史 6 ；地理 4 ；代数 6 ；几何 6 ；画法几何 6 ；物理 6 ；化学 5 ；自然历史 5 ；艺术和工程制图： 4 。爱因斯坦17岁时的成绩单爱因斯坦语言发育比较晚，被认为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患有这种综合症的儿童在情感上与同龄人脱节，缺乏同情心和同理心；存在一定的语言障碍，运动协调能力也一般，但完全不影响智力和思考能力。 3岁的爱因斯坦 14岁的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曾经在与心理学家的讨论中提到：他觉得文字只会限制他的思考，他所有的理解是从图像开始的。这就很有意思，那些没有文字的绘本，确实对于儿童的学习和认知具有重要的启发。国外的很多教材，也擅长通过一张图去理解一个概念，将抽象的概念图形化。爱因斯坦曾经与心理学家（皮亚杰）深入讨论，研究自己为何与大多数人的思考方式不同，为什么自己总是能够很容易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爱因斯坦 5 岁时，他的父亲送给他一个礼物：袖珍罗盘。爱因斯坦被迷住了。他反复思考：什么力量使得小针指向一个方向？这个问题困扰着爱因斯坦多年，被认为是他迷恋科学的开端。 1894 年，爱因斯坦 15 岁时，他受不了德国高中的严酷教育，中途退学，离开德国来到了意大利的帕维亚，度过了无所事事的一年。这期间偶尔去旁听帕维亚大学的课程，然后思考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种自由的时光，他可以更专著于自己的兴趣和独立思考！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爱因斯坦不是完全由德国的严谨甚至严酷的教育塑造出来的。他的这段意大利自由时光，锻炼了自己的思考能力。事后证明：爱因斯坦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是最强的，但是提出问题的能力绝对是一骑绝尘！这与他的意大利之旅有很大关系。爱因斯坦的母亲是一位颇有造诣的钢琴家，她想让儿子也喜欢音乐，所以在爱因斯坦 6 岁的时候开始让他学习小提琴。起初，爱因斯坦并不喜欢小提琴。他宁可建造纸牌屋，他也非常擅长，据说他曾经建造了一个 14 层的纸牌屋。当爱因斯坦 13 岁时，他受到了音乐的感召。他听到莫扎特的音乐，突然对小提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小提琴陪伴他一生。爱因斯坦不仅在陷入思考时用小提琴来放松自己，他还会在社交活动中演奏小提琴。爱因斯坦的小提琴的名字是： Lina 。当爱因斯坦在瑞士苏黎世理工学院就读时，他喜欢上了帆船运动。他经常在湖边泛舟，拿出笔记本，思考和记录。爱因斯坦的船的名字是 Tinef ，意为“无价值”或“垃圾的”，用以自嘲他的航海技巧：他不仅是个糟糕的水手，而且不会游泳。 1896 年，爱因斯坦 17 岁，他放弃了德国国籍，目的是躲开兵役。 1901 年他 22 岁时取得瑞士国籍。 1940 年他 61 岁时入美国国籍，保留瑞士国籍，直到逝世。 1903 年，爱因斯坦 24 岁时，和第一任妻子米列娃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婚前他们还有一个私生女儿，但是这个私生女儿没有和他们一起生活。爱因斯坦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米列娃 \0 爱因斯坦第一任妻子米列娃和他们的2个儿子在爱因斯坦声名鹊起以后，他与妻子疏远了。这对夫妇试图解决他们的问题，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让我们感到很奇怪的“协议”，不过，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同意了，这些条款执行了 10 余年：米列娃需要将爱因斯坦的衣服收拾得井井有条；米列娃需要服侍爱因斯坦会定期在房间用餐；米列娃需要将爱因斯坦的卧室和书房保持整洁，特别是爱因斯坦的书桌，只能给爱因斯坦使用；米列娃要放弃所有的私人关系，因为他们不是完全必要的… 最终，爱因斯坦移情别恋，他们的婚姻终于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当时爱因斯坦无力支付赡养费，他对第一任妻子说：“我发表了几篇论文，他们一定可以让我获得诺贝尔奖，你如果同意离婚，到时候，奖金都给你……”米列娃也是物理学家，于是她在咨询了弗里茨·哈伯后，同意了爱因斯坦的提议。爱因斯坦和第二任妻子，他的表妹艾尔莎坚信自己的工作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爱因斯坦的自信旷古未有。 1919 年，爱因斯坦和米列娃正式离婚，同年爱因斯坦与他的表妹艾尔莎结婚。事实上，两个人的母亲是亲姐妹，两个人的父亲是堂兄弟，因此，爱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不但是他的表妹，也是他的堂妹。两个人小时候就在一起玩耍过 …… 离婚后，爱因斯坦和他的长子（前妻所生）关系不是很好。他的长子责备他离开了他妈妈，在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金之后，只给了前妻米利娃利息而不是奖金的本金（本金留给他的儿子），这使她的生活更加困难。爱因斯坦曾经强烈反对大儿子的婚姻，父子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爱因斯坦的二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为此，爱因斯坦研究过一段时间精神分析学，成为了弗洛伊德的粉丝。 1905 年，爱因斯坦 26 岁，这是爱因斯坦的奇迹年，完成了 5 篇论文（第 2 篇是其博士论文），分别关于光量子（ 3 月）、分子大小（ 4 月）、布朗运动（ 5 月）、狭义相对论（ 6 月）和质能方程（ 9 月）。他一生中的重要工作除了广义相对论，关键想法几乎都产生于这一年。爱因斯坦 1907 年意识到时间、空间与物质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妙的想法。这些想法最终形成了广义相对论。 1915 年，爱因斯坦 36 岁，正式发表广义相对论（ 11 月）。 1922 年，爱因斯坦 43 岁，被授予 192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奖没有颁给爱因斯坦的最主要成就（相对论，质能方程等），而是相对比较小的成就：光电效应。大部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获奖工作都是自己最突出的贡献，而爱因斯坦凭借相对不突出的成就获奖。他的贡献，足以获奖 3 次。爱因斯坦最大的错误！爱因斯坦是第一个发现宇宙膨胀的人，但他当时认为这是个错误。多年以后，哈勃望远镜证实了宇宙膨胀，爱因斯坦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发现宇宙膨胀的时候认为他自己错了。喜剧演员卓别林和爱因斯坦是好哥们儿。他曾经对爱因斯坦说：“所有人都喜欢我，因为他们都了解我所说的话；而所有人都喜欢你，因为他们都不了解你说的话。” 著名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号称“上帝之鞭”，经常对其他物理学家提出严酷的质疑。一次，在爱因斯坦做完学术报告以后，泡利没有给出任何质疑，而是说：“看起来爱因斯坦也没那么蠢。” 费曼对爱因斯坦的评价：“他真的是一个巨人，因为他的头远在天边，而脚却是踩在地上。而绝大部分物理学家要么头在天边而脚不着地，要么脚着地而头也离地很近。” 1911 年，爱因斯坦在布拉格大学任职，其研究室的一扇窗户正对着一间疯人院的花园。爱因斯坦进场带着客人从这扇窗户观看花园中的病人，说：“您看到的疯子是没有研究量子理论的那一部分。” 爱因斯坦始终坚信原子的量子理论一定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错误，或者缺少什么（不完备，不全对）。爱因斯坦对经典物理进行了深刻的革命性的突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他是科学家，而不是“科学神”，在面对量子理论的诸多革命性思想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不信，他始终企图通过自己的质疑证实量子理论的不完备性，就是不全对。虽然他对量子力学的质疑，后来被证明错误的，但是这些质疑从反面极大推动了量子力学的发展，因此，近代物理的两大理论都有爱因斯坦的贡献：他创立广义相对论，正面的角度做出贡献；他质疑量子论，从反面的角度做出贡献。他曾经说过：“我用比相对论还多的精力在量子论上。” 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梁老师解读：但是有足够知识是前提，有知识，是遐想；没有知识，就是瞎想。逻辑会把你从 A 带到 B ，想象力能带你去任何地方。 ——梁老师解读：创新都是来自非逻辑思维（发散思维）；逻辑思维只能得到等效的结论，不能创新。如果你不能把它简单地解释出来，那说明你还没有很好的理解它。 ——梁老师解读：给别人讲解一遍自己学到的知识，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方法。当答案很简单时，一定是上帝在回答。 ——梁老师解读：爱因斯坦相信正确的理论一定有简单的形式。有一个问题常常把我搞迷糊：究竟是我疯了还是别人疯了？ ——梁老师解读：爱因斯坦作为先知的孤独寂寞。只有少数人在用他们自己的眼睛观察、用他们自己的头脑思考。 ——梁老师解读：爱因斯塔始终强调独立思考。这世界最无法理解的事情是它是可理解的。 ——梁老师解读：爱因斯坦自己是一个不可知论主义者，他长期认为世界应该是不可知的。他对于能够发现世界的规律很惊异。一个物体的质量就是其所含能量的度量单位。 ——梁老师解读：爱因斯坦拓展了牛顿对质量的定义，牛顿认为质量是惯性的量度。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战，是从用石头和棍棒开始。 ——梁老师解读：爱因斯坦是反战主义者，虽然写信督促美国罗斯福总统研制原子弹，但是发现纳粹德国没有成功研制原子弹以后，坚定地反对使用原子弹。爱因斯坦曾经在德国签署一项推翻同性恋禁令的请愿书。爱因斯坦经常丢东西，尤其是雨伞。爱因斯坦有一只猫，名字是： Tiger （老虎）。爱因斯坦记忆力欠佳，他记不起姓名、电话号码和日期。爱因斯坦发表了 300 余篇科学论文和 150 余篇非科学著作。爱因斯坦在纳粹暗杀名单上，赏金为 5000 马克（约 17000 欧元）。美国联邦调查局长期监视爱因斯坦，认为他与苏联间谍有关联，他去世的时候相关调查文件共有 1427 页。 1955 岁的爱因斯坦去世后，按照他的遗愿，遗体被火化。普林斯顿医院的病理学家 Harvey 在火化之前进行了尸体解剖，取出了爱因斯坦的大脑和眼球。在没有保留爱因斯坦大脑的许可下， Harvey 带着爱因斯坦的大脑漂泊了 40 年。每隔一段时间， Harvey 就会切下一块，送给研究人员。 1998 年， Harvey 将爱因斯坦的大脑还给了普林斯顿医院。爱因斯坦确实天赋异禀：他的顶叶比平均值大 15% 。研究表明，人的顶叶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与数学和逻辑能力成正比。爱因斯坦的大脑切片至今，爱因斯坦的眼球还保存在纽约的一个保险柜里。电影《星球大战》中外星人 Yoda 的形象就是取自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炯炯有神的大眼镜和皱纹让 Yoda 给人非常具有智慧的感觉。锿 Es （ Einsteinium ）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第 99 个元素，以爱因斯坦的名字命名，虽然爱因斯坦实际上与它的发现或研究无关。二战期间，爱因斯坦的名单拯救了犹太科学家：爱因斯坦不知疲倦地写信给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其他领导人，要求他们在纳粹执政期间救助失业的德犹科学家。他的信挽救了超过 1000 名犹太人。 1952 年 11 月 9 日，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以色列第一任总统查姆·魏兹曼去世几天后，以色列邀请爱因斯坦担任以色列第二任总统。 73 岁的爱因斯坦拒绝了这个邀请。他不仅缺乏“天生的才能和经验”，而且他正在变老。爱因斯坦从来不穿袜子。这样可以减少末端神经的刺激，能够集中注意力？无论是外出航行还是在白宫举行正式晚宴，爱因斯坦都不穿袜子。对爱因斯坦来说，穿袜子很麻烦，因为袜子经常会有洞。爱因斯坦的魅力之一是他那蓬乱的头发，因为他不喜欢理发。发现狭义相对论 21 年后，爱因斯坦发明了一种利用酒精作为工作物质的冰箱。在 1926 年获得发明专利，但从未投入生产。爱因斯坦发明冰箱，原因是他读到了一个被二氧化硫排放的冰箱毒害的家庭的新闻。爱因斯坦喜欢抽烟斗。 1950 年，爱因斯坦曾说过：“我相信烟斗能够使人具有冷静和客观的判断力。” 爱因斯坦相信并希望人们应该尊重科学家们的人道主义工作和思想，而不是他们的国籍和出身。他曾经说过：“如果相对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德国人会叫我德国人，瑞士人会叫我瑞士公民，法国人会叫我伟大的科学家。如果相对论被证明是错误的，法国人会叫我瑞士人，瑞士人会叫我德国人，德国人会叫我犹太人。” 爱因斯坦本来可以活得更久：在他去世之前，医生建议给他做手术，因为他的血管破裂了。然而，爱因斯坦拒绝了，说：“人为地延长生命是无味的。” 在 1923 年，当爱因斯坦尝试学习希伯来语时，他觉得这样做是没有效率的。德语是他唯一能接受的语言。爱因斯坦去世前说了一段德语，当时，护士听不懂德语，也没有能够记录下来。爱因斯坦是右撇子，而不是很多人以为的左撇子。左撇子通常被认为智商很高，一些照片表明：他确实是一个右撇子。爱因斯坦是一个睡神：他说他需要至少 10 小时的睡眠才能正常工作。爱因斯坦从不开车。他喜欢走路，在需要的时候骑自行车。他曾经从地上捡了一只蚱蜢，吃掉了它。; 个人分类: 学术|7580 次阅读|2 个评论

三峡大坝防洪能力，并没有直线下降: 热度 10 zbt92 2016-6-15 09:51; 文/水博看到科学网上周可真博主的《关于三峡大坝防洪能力的报道直线下降说明了什么？》一文，发现很多人对三峡的防洪作用还有误解。周可真问的“ 当年新华社记者施勇峰所写的《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的报道，有让他必须作如此报道的原因，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问题，如果去读一读原文，就不会误解了。因为，该记者指的是对三峡大坝的自身的结实程度（即：固若金汤）可以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因为，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在校核三峡大坝坝体强度的时候，就是要用能否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作为标准的。所以，该记者的报道并没有错，只不过写的不太明确，容易让行外人误解。下面把我几年前在某论坛驳斥网路炒作的文章（节选），给大家参考。关于三峡工程防洪能力逐年降低的炒作 2010 年7月20日长江上游出现了超过1998年的瞬时特大洪峰。由于我国已建成的三峡大坝开始发挥极其重要的防洪作用，长江下游的各地均安然无恙。三峡大坝终于让长江下游的人民群众实现了在特大洪水来临之际，仍然可以睡一个安稳觉的夙愿。然而，三峡的出色表现，却让某些反坝的人士感到了某种危机。于是一篇精心编造的《三峡大坝到底可以抵挡几年一遇的洪水？》文章很快就出炉了。由图一可见，很多媒体的所谓“2003年新闻〈三峡大坝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的题目，就是被篡改了的。原文题目是〈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看到文章的内容就更清楚了，这是一篇形容三峡大坝本身建造的非常坚固的文章。即使遇到万年一遇的洪水，大坝本身也能固若金汤（我们判别大坝强度的时候，需要使用能否抵御万年一遇的洪水标准进行校核）。文章通篇内容都没有说三峡工程的水库可以防止万年一遇的洪水的意思。这里反坝人士的挑拨，非常有技巧，他们知道大多数人都不会仔细的去查看原文，所以，就放心大胆的造谣。至于2007年和2008年的新闻内容，其实并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非常明确，就是保障把下游河段十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提高到百年，在配合分洪措施的情况下，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实际上在2007年的很多新闻中，也曾多次提到过三峡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当时，为了对一些不够严谨的报道做出澄清，我还曾于2007年06月05日在人民网科技频道，发表过《三峡能否抵御千年一遇洪水？我们该信谁》的文章，对当时各种三峡防洪能力的不同表述，进行过详细的比较和说明。关于“2010 年的新闻〈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更是一种故意断章取义的炒作。因为，尽管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非常巨大，但是，对于负有防洪责任的水利部门，在说话的时候必须留有充分的余地。因此，水利官员强调“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是必须的，也是一贯的。这种经善意的警告绝不是仅仅出现在大坝建成之后的2010年。强调三峡工程作用有限的是在三峡未完全建成之前 2006 年5月16日，三峡水库二期蓄水前，新华社的记者（张先国）就报道某水利官员说《三峡工程的初期防洪作用有限》。 2007 年6月1日还曾有新华社（记者杨希伟）报道说“湖北省水利厅厅长王忠法１日在湖北防汛形势座谈会上表示，对三峡工程今年的防洪作用不能估计过高，中下游地区对长江防汛绝不可麻痹松懈。” 2009 年6月10日全面建成后，新华社发出《三峡工程预可拦蓄千年一遇洪水》。 2010 年7月20日，新华社的《三峡20赢来7000米/秒特大洪峰，规模超1998年》其它媒体的《三峡工程“三大法宝”，从容应对特大洪峰》这样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的、全面地连起来看，应该是：2003年6月1日，因为大坝刚刚建成还没有能发挥任何防洪作用，新华社的《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特别强调我国新建成的三峡大坝的质量高。 2006 年5月16日，三峡水库二期蓄水前，新华社的记者就报道说《三峡工程的初期防洪作用有限》； 2007 年6月1日新华社的文章又再次强调过“对三峡工程今年的防洪作用不能估计过高，中下游地区对长江防汛绝不可麻痹松懈。” 2008 年三峡大坝完全建成之后，新华网稿件多次反复报道过：“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和“三峡大坝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只不过这两种防洪能力的前提条件不同。 009 年6月10日新华社再次发出《三峡工程预可拦蓄千年一遇洪水》。到了2010年7月20日，新华社的《三峡20赢来7000米/秒特大洪峰，规模超1998年》以及其它媒体的《三峡工程“三大法宝”，从容应对特大洪峰》这样，从2003年报道三峡大坝建设得很坚固；到2006年、2007年三峡大坝的建设还没有全部完成，专家曾强调防洪能力有限；再到2008年三峡建成之后，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以及2009年全面建成之后，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最后到2010年，三峡战胜了超过98年的特大洪水。可见，我们的新闻宣传分明是在随着三峡大坝的建设和建成，客观的报道着三峡防洪能力不断提高的现实。综合起来看，可以按照新华社文章的内容和题目构成另外一张截图（图二）。既： 06 年防洪作用有限； 07 年作用依然有限； 08 年可抵御百年一遇洪水； 09 年已经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实际上，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非常明确，就是可以把荆江大堤的防洪标准由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配合下游分洪、滞洪等综合措施可抵御千年一遇洪水。这一结论从三峡论证的时候起就没有变过，而且至今也没有变。只不过有的人或者记者，可能会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三峡的防洪功能有不同的解读而已。; 3750 次阅读|17 个评论

[转载]Worobey揭秘1918年流感大流行: fqng1008 2014-5-1 13:53; 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Michael Worobey带领的一项研究，对过去一个世纪里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生物医学谜团——1918年流感病毒大流行的起源及其非常罕见的严重程度——提供了最确切的答案。 1918年流感大流行曾经造成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约5000万人死亡。 Worobey的这一研究结果，刊登在2014年4月28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杂志，不仅阐明了灾难性的1918大流行，而且还指出，人们在儿童期间接触的流感病毒类型，可以预测他们对将来菌株的易感性如何，这可以给疫苗接种策略、流行病预防和准备提供信息。亚利桑那大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系教授Worobey指出：“自1918年流感大流行以来，它一直是一个谜，病毒来自哪里?为什么它如此严重?特别是，为什么它会杀死青壮年期的年轻人?这一直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场灾难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是否应该预测相同的事情发生在明天。 Worobey及同事开发了一种空前精确的分子时钟方法，并用其来重建1918年大流行H1N1甲型流感病毒(IAV)、典型的猪流感病毒H1N1、疫情后期1918年到1957年间的季节性H1N1病毒谱系的起源。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没有发现1918病毒起源假说（该假说直接跃至鸟类）的任何证据，也没有涉及现有人类和猪流感病毒株之间的基因交换。相反，研究结果表明，1918年大流行病毒起源于1918年前不久，当时一个人类H1病毒(推断出现在1907年之前)获得了鸟类N1神经氨酸苷酶和内部蛋白质基因。研究人员发现，由此产生的大流行病毒直接跳到了猪，但是在约1922年在人类中很可能被一个带有抗原性不同的H1的重组取代。 Worobey称：“这听起来像一个最普通的小细节，但是它可能就是那块缺少的拼图。一旦你有了这条线索，自1918年以来出现的许多其他线索就逐渐被理解。” 如果这些人已经接触H1病毒，这就可以解释与那些29岁以下死亡的人相比，为什么在1918年他们经历了低得多的死亡率。 IAV通常会杀死婴儿和老年人，但是大流感病毒却造成了20到40岁人群的广泛死亡率，主要是继发性细菌感染，尤其是肺炎。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出生于1880到1900年间的许多年轻人，在其童年期间接触了一种不同的H3N8病毒，这种病毒具有区别于H1N1病毒两种主要抗原蛋白的表面蛋白，其可能在1889年到1900年之间流传。诸多证据表明，这一个群体在1918年可能特别易受严重疾病的影响，而大多数早于或晚于1800年到1900年之间出生的人，由于在儿童期间接触N1和/或H1相关抗原，因此拥有对1918年的H1N1流感病毒的部分防护能力。作者推测，长期的保护，例如，1918年在老年人中却具有令人困惑的较低死亡率，他们可能在儿童时期接触了H1N1样病毒，可能是病毒HA蛋白相对缓慢进化区域的免疫应答介导了这种低死亡率。 Worobey解释说：“想象一个镶嵌着棒棒糖的足球。棒棒糖的糖部分就是HA蛋白的球状部分，这是目前流感病毒最有效的部分，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够针对它们产生抗体。如果抗体覆盖所有的棒棒糖头部，病毒就无法感染我们。”代表棒棒糖茎干部分的蛋白质部分，较少暴露于免疫系统的响应。 Worobey说：“结合HA茎干的抗体不可能完全预防感染，但是它们足以防止病毒尽可能多的繁殖，从而保护你免受严重疾病和死亡。” “ 但是如果一个人携带直接针对H3蛋白的抗体，他在面临镶嵌H1蛋白质的流感病毒时将表现良好。我们认为，是这种错配导致了1918年大流行期间恰巧处于20几岁年龄的人群中发生的高死亡率。” 作者认为，模拟儿童初期接触不同流感病毒变种所带来的保护能力的免疫策略，可能大大减少由于季节性和新型IAV病毒株所导致的死亡率。 Worobey称，这一新观点并不仅仅适用于1918大流行，也可能解释季节性流感死亡率的模式，以及高致病性禽来源H5N1的神秘死亡率模式。H5N1在年轻人中引起较高的死亡率，H7N9在老年人引起较高的死亡率。在这两种情况下，较易受影响的年龄组群在最初（如儿童期）接触了带有错配HA的病毒，并遭受与1918年面临错配病毒的年轻人一样的严重后果。 Worobey指出：“我们的研究需要各种过去很难解释的观察结果，将它们放到一条逻辑链中，能够解释过去200年的许多流感死亡率模式。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尝试验证这些假说，确定其中的确切机制，然后直接运用这些知识，更好地阻止人们死于季节性流感和未来的大流行病毒株。” 相关链接： Genesis and pathogenesis of the 1918 pandemic H1N1 influenza A virus 来源：生物通日期：2014-04-30; 个人分类: 比较医学|2131 次阅读|0 个评论

揭秘部分科技成果被用路径: vcitym 2013-11-21 17:54; 很多科研人员抱怨自己的研究成果不能被决策者使用，也抱怨有些虽然事后被验证正确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引起决策者关注。其实不然，中国的科研成果被决策者使用的基本路径如下图所示。每个研究者的成果被淹没在大量的初始研究报告中（尤其是在网络化共享的今天）。也许是大家的成果观点还在，但已经被过滤掉了作者信息（除非有直通车的大牛们），这也是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的表现之一，因为你无法判断你的观点被使用的痕迹。图中表达的是目前中国科研成果是否被用关键环节。; 个人分类: 杂谈|313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揭秘科研经费流失黑洞: 热度 1 lbjman 2013-8-4 09:07; 揭秘科研经费流失黑洞 ——揭秘科研经费流失路线图　　一个科研项目报销各地到佳木斯的单程火车票1505张；曾被列入院士候选人的科研人员因贪污百余万元科研经费一审被判刑13年；某中字头院所下属单位被审计出以项目名义发放近亿元福利…… 　　科研经费为何被屡屡钻空子？侵占科研经费有哪些惯用手段？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科研经费流失？　　巨额科研经费频现流失黑洞　　今年3月底，山东省政府公布了关于2011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其中，原山东财政学院"微山旅游规划"和"傅村镇旅游规划研究"课题组，以差旅费名义分37次报销各地到佳木斯的单程火车票1505张，金额28.36万元，占2008年至2011年该项目拨入经费57万元的49.75%。相关课题组责任人受到严重警告处分。　　也就在今年1月，曾任中国科学院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的段振豪因为贪污百余万元科研经费一审被判刑13年，按照检方提出指控，段振豪主要"使用虚假的票据报销差旅费等共计124万余元"。　　两起典型事件引发了公众质疑与深思。近年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科教兴国战略的推进，我国科研经费投入呈明显上升趋势。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中科学技术支出4429亿元，比上年增加601亿元，增长15.7%。　　然而，4429亿元中有多少虚报的"1505张火车票"？各级财政为未来竞争力不惜投入的巨额经费究竟有多少用在了"刀刃"上？　　此前，中国科协的一次调查显示：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而审计署2011年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审计发现，2010年的99个支撑计划在研项目普遍存在不符合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及其他财经制度规定的做法，涉及资金数以亿元计。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崔向群表示，很多项目负责人忘了科研经费都是纳税人的钱，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更让人气愤的是，一些人竟然通过各种方式来侵占科研经费。　　黑洞揭秘：科研经费成"提款机" 　　经深入调查，半月谈记者发现，目前侵占科研经费主要有四种惯用手法：　　第一种，发票套取。高校科研院所一般做科研项目预算时预留的"余地"普遍较大，比如需要100万元的项目报300万元，项目审批时即使砍掉一半，还能剩150万元。资金只要拨下来，就想方设法用完，买车、买电脑、置办办公用品都可以，实在用不完就只能通过虚报发票来抵消了。　　南京某高校文科硕士生王真(化名)告诉记者，社科类课题经费一般在5万元到20万元之间，除了一些打印、购买资料的费用外，绝大部分钱都通过虚假报销的方式获得。　　第二种，收受回扣。很多科研项目在申报时就高不就低，涉及仪器设备都按进口的、最贵的价格申报。一些国外仪器的设备经销商很早便会盯上项目负责人，通过回扣的方式让科研人员购买他们的设备。　　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一位负责人介绍，他们学校生产的高端光学测量仪器干涉仪，各项技术指标都不比国外仪器差，价格只有国外仪器的1/4，要便宜七八十万元，但很多科研机构还是要购买国外的仪器。此前，相关案件曾披露，国内一名实验设备采购员在为本单位采购聚焦显微镜、分析仪等仪器过程中，收受仪器设备厂商给予的好处费近万美元。　　第三种，虚假合同骗取。新闻出版总署官方网站于2012年4月10日发布题为"湖南两教师伪造总署公文被处分"的消息，文中称湖南某高校两名教师王某与李某因伪造新闻出版总署科研立项文件，利用虚假课题及其立项资金单独或伙同他人套取学院配套资金，受到处分。王某通过委托他人私刻公章、制作假公函，先后伪造新闻出版总署科研立项文件7份，交给学院科研处。共涉及所谓"课题"7项、所谓"立项经费"83万元，其中包括与该院科研处副处长李某有关的"课题"两项。　　第四种，财务管理人员顺手牵羊。由于科研人员报销很多不符合财务规定，但是财务管理人员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长此以往，一些科研人员也会给财务人员一定的"空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查办的一个案件较为典型。赵静(化名)是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财务部委派到化学学院的会计。起初，赵静在教师们的发票中加进一点个人的费用，逐渐发展到每报销1万元，赵静就放进去自己找来的票据数千元。第三年开始，赵静骗取次数不断增多，每年贪污数均在10万元以上，最高一年近20万元。　　畸形文化透视："功夫"用在科研外　　不可否认，少数科研人员心存侥幸、项目经费监管不力、财务人员法律意识淡薄等均是科研经费流失的直接原因。但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科研经费流失黑洞的源头在于我国当前已经偏离初衷的畸形科研文化。　　"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做好研究还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2010年9月，饶毅和施一公两位科学家联合在《科学》杂志上撰文，专门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　　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回国一年半，很想在科研上做出点成绩。起码80%以上的时间要花在科研上吧？但现在50%以上的时间花在了拉关系上！""回国后发现，许多项目都是在圈子内进行的。不交际，根本争取不到像样的基金。为什么说权威厉害，因为权威都是终身的，不退休的。" 　　伴随着科研经费增长，一些学者争抢课题、项目的目的，不是为了开展研究，而是通过申请课题致富。在这样的氛围下，甚至产生了一些"科研经纪人"、"科研老板"。南京某地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说，他们所里就有典型的"科研老板"，本人搞科研不多，却能争取到大量项目，然后再将项目交给研究生甚至退休的研究员来做，出现了"年老的给年轻的打工"现象。　　在南京某大学科研处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告诉半月谈记者，科研项目经费申请下来后甚至有这样不成文的潜规则：首先是申请人提取5%到10%作为个人提成；15%作为科研人头费，给参与研究的研究生发放助研费和论文发表费；还要拿出一部分用以填补当初申请项目所耗费的"公关费"和专家评审费，以及项目中期评审和验收时的费用，剩下的才能真正用于科研项目本身。　　"在如此科研文化氛围下，科研经费不出现黑洞反而不正常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王思潮表示，"以往我们一个研究员一年的课题费顶多10万元，有的门类2万元就够了，而现在我们单位有的年轻研究人员一年掌握的课题费上百万元甚至几百万元。" 　　畸形文化盛行的背后是刚性制度的缺失。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专职副主委郭乃硕认为，虽然大多数科研经费使用单位都制定了一整套经费管理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流于形式而得不到有效执行。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针对科研经费管理的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这一管理的真空地带给科研经费管理带来了很大难题。　　针对各种暗箱操作手法，专家呼吁，要严格审批、完善审计、强化监督，让科研经费开支在阳光下运行；对于不涉及国家机密的经费收支细目向公众公开。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建议，抓住当前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契机，国家和相关部门应及时对目前的科研项目经费制度进行改革。合并、调整相关部门掌握的项目资源和现有的项目计划，突出重点，抓大放小，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全力攻关，堵塞一个项目多头申报、多渠道获得资金的现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一旦发现多头申报和弄虚作假，必须严加惩处。　　周健民表示，让科研经费回归本源，按照科研的实际需要划拨，并配合现代的管理手段，确保科研经费全部用于科研。注：本文不代表个人观点或倾向，资料整理来自 http://learning.sohu.com/20130608/n383256645.shtml; 588 次阅读|1 个评论

马门溪龙：史上第一长脖子怪兽: 热度 2 yejian 2013-6-28 16:25; 序文：董枝明中国己是世界第一恐龙泱泱大国。在中国的恐龙大家族中，马门溪龙可谓是声名显赫。它不仅是所有恐龙中颈椎数目最多和脖子最长的，而且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个体最大的，化石保存最多、最好的恐龙之一。马门溪龙（张宗达绘）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合川马门溪龙化石在众多的马门溪龙化石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当数合川马门溪龙了。四十多年前，在我师从杨钟健先生开始我的恐龙研究生涯时，便参加了它的修理和装架过程。1964年，我亲眼见证了它第一次公开展出时所产生的轰动效应。记得当郭沫若院长参观后，欣然为它题写名称，当我递上纸笔，他挥毫书写下“合川马门溪龙”的感人情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时至今日，它的影响力依然不减。 2009 年，它的发现入选了著名科普杂志《环球科学》评选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家取得的60项杰出成就。 2010 年，恐龙爱好者推选，评出的“中国100年十大恐龙明星”，它也是榜上有名。恐龙冠军本书作者叶勇研究员长期在恐龙博物馆从事恐龙化石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发表了多篇马门溪龙的研究论文，出版了杨氏马门溪龙研究专著。作为一名青年学者，在潜心研究的同时，能积极撰写科普论文和读物，将科研成果科普化，实属难能可贵。马门溪龙利用尾锤攻击永川龙（张宗达绘）在本书的编写中，作者从一名恐龙研究专业人员的角度和视野出发，运用通俗而精炼的语言、丰富而精美的图片，系统介绍了马门溪龙的发现和研究历史，讲述了其间的一些趣闻逸事；总结了马门溪龙的现有种类和地理分布；全面揭示了马门溪龙的头骨、牙齿、脖子、尾巴、皮肤等独特的身体特征。同时，还以马门溪龙为切入点，运用了近年来国内外古生物学家对蜥脚类恐龙的骨骼学、生理学、生态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解释了马门溪龙的个体大小、体重、运动速度、生活习性、性别、寿命等诸多谜团。应当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高端科普读物，对大中学生、教育工作者、自然博物馆工作人员和恐龙爱好者而言，都具有很好的学习和参考价值。脖子长达15米以上的中加马门溪龙（张宗达绘）通过本书，相信读者能走近神秘的马门溪龙，增长马门溪龙及蜥脚类恐龙的认知，能提高广大青少年对恐龙的兴趣，希望多年以后他们中间能有人不断加入到恐龙研究的队伍中来，使中国的恐龙研究事业后继有人。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恐龙专家和学者能积极参与到恐龙科普文章和书籍的编写中，为中国的恐龙科普知识的传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名满天下的自贡恐龙博物馆外景《亚洲第一龙——马门溪龙揭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3.6 1. 名称之谜——为什么叫马门溪龙？ 2. 发现之谜（一）——发现和研究历史 3. 发现之谜（二）——合川马门溪龙是怎样发现的？ 4. 发现之谜（三）——杨氏马门溪龙的故事 5. 种类之谜——中国种类最多的蜥脚类恐龙？ 6. 分布之谜 7. 头骨之谜——“张冠李戴”的故事 8. 颈椎之谜——脖子最长的恐龙？ 9. 尾椎数之迷 10.尾锤之谜 11.牙齿之谜 12.皮肤之谜 13.生活习性之谜——生活在水中还是陆地上？ 14.大小之谜——亚洲个体最大的恐龙？ 15.智力之谜——马门溪龙是最笨的恐龙吗？ 16.视力之谜——马门溪龙是近视眼吗？ 17.脖子之谜——头能高高抬起吗？ 18.体重之谜——马门溪龙究竟有多重？ 19.速度之谜——马门溪龙跑得快吗？ 20.性别之迷 21.寿命之谜 22.复活之谜 23.展示之谜附录：马门溪龙有那些研究成果; 23630 次阅读|4 个评论

询价是个技术活－专利代理费用揭秘: 热度 2 renyongli 2013-6-24 13:20;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代理一个专利多少钱？经常有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包括很多博友）问我，你们事务所代理一个专利多少钱？对于这个问题，我每次都表示无法回答，这倒不是因为涉及什么商业秘密，而是因为这样的询价就跟有人问“买一辆车要多少钱”或“装修一间房屋要多少钱”一样，显得太外行且没有技术含量。代理一个专利的收费，其实没有统一的价格，如同车价和装修价一样，显然要看具体车的配置情况或房屋的装修标准以及是否包工包料等具体分工而定。专利代理中的收费也是与具体案件情况密切相关的，没有统一标准，其中影响收费多少的因素有很多，但很多申请人并不清楚这其中的具体情况。现在很多专利事务所也利用申请人对影响专利代理收费的因素的不熟悉，在报价和服务项目上利用模糊概念，大打擦边球，要么把很多原本代理人要承担的工作转嫁给申请人，要么在合同外额外收费，损害申请人的利益。为了让申请人对专利代理的价格构成有个认识，现就本人接触过的专利代理情况，就其中影响收费的十大因素列举如下，以便今后各位申请人在向任何专利代理机构询价时，能做到心中有数，内行询价，不被忽悠。 1. 是否有技术交底书，技术交底书是否完善。没有技术交底书或者仅有几张示意图或者仅有个idea就要求代理人撰写出完整的申请文件，显然代理人付出劳动更多，有时甚至要承担发明人的角色，收费自然要高些。 2. 发明创造在技术上的复杂程度，越复杂的，或者发明点越多的，技术领域越交叉的、或者技术上越偏门冷门的，收费就会越高。 3. 是事务所代缴专利局官费还是自行缴纳专利局官费。这个要问清楚代理费中是否包含官费。 4. 是否要求代理人对技术交底书做从（纯技术上的不规范表述）向（法律和技术都严谨的表述）的实质性深加工；还是仅仅要求代理人规范格式即可。如果要求法律和技术上都严谨的表述，需要代理人真正懂发明技术且在表述上要做到滴水不漏，显然收费要更高；而仅要求代理人规范格式，其实相当于申请人或发明人自行撰写，代理人或事务所仅仅是个格式刷和二传手，收费自然不能太高。 5. 是否要求代理人代为起草审查意见答辩稿。简单说，专利局审查员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引用若干篇对比文件来否定新颖性和创造性时，代理人和申请人在分工上有两种模式：一是申请人或发明人自行阅读理解和做做技术比对，负责技术答复并拟定初稿，然后代理人在此初稿上负责文字整理形成正式答复稿回复给专利局，此时代理人仅相当于二传手，不承担答辩能通过的责任，反正是发明人自己做的技术答复嘛；二是代理人负责阅读理解和做做技术比对，并做技术答复并拟定初稿，发明人或申请人只需就此初稿说 yes 或 no 或者补充意见即可，此时代理人的作用相当于（发明人＋律师）代理人要对答辩是否能通过向申请人负责，毕竟是代理人自己负责技术答辩嘛。显然第二种模式下代理人付出劳动更多，承担的责任更大，对知识水平要求更高，收费理应比第一种模式更高。这其中还有审查员引用的对比文献是英文或其他外文的情况，是发明人自己阅读理解外文还是代理人负责阅读理解外文，显然对应的劳务分工和收费也是不同的。 6. 是否要求提前进行完备的检索，以预判新颖性和创造性。 7. 撰写时是否要求刻意避开某些现有专利。本人在代理实践中常遇见一种情况，客户要求代理人负责全部文件的撰写工作，同时提供若干篇客户认为有可能会影响其发明授权的现有专利文件或期刊论文（有时还是外文的），或者提供若干篇竞争对手的同领域专利，要求写出的申请文件必须相对于这些专利或期刊论文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或者要避开这些专利的专利权。这种情况，显然代理人要承担更多的工作和责任，收费自然也要高。 8. 事务所是否承诺包授权。客观来讲，任何正规专利代理事务所在进行完善的检索工作之前都不会承诺包授权的；未经检索就做出这样的承诺，显然是对申请人极不负责任的，有忽悠之嫌。一些无资质的黑代理们揽活时常用“包授权”来吸引客户，他们敢做这样的承诺，要么靠所谓的跟专利局各级领导们关系很铁，要么靠把权利要求写的很窄很具体，从一个保护范围缩小到一个保护点，成为传说中的垃圾专利。 9. 是否要求授权后的专利是“进可攻，退可守”的高质量专利权。换句话说，是否要求专利具有“可授权性”、“防规避性”、“抗无效性”和“易行权性”。显然，对质量要求越高，收费也越多。是否要满足做到些方面的要求，代理人付出的劳动可能会有天壤之别。 10. 是否将来有申请国际专利的计划。客观来说，如果一个发明创造要走向国际去申请 PCT 专利或者直接去美国、欧盟或日本等国去申请专利，那么对其撰写的要求就比简单申请一个中国专利时要高出很多，最起码在权利要求和说明书的“清楚性”、“完整性”和“支持性”方面，以及实施例数据结构的逻辑自洽性方面，要写出一整套符合各国审查标准的申请文件来，此外还要求申请文件便于准确翻译，此时的撰写收费就比简单写个中国专利要更高。严格来讲，目前的中国专利如果要走出国门， 80 ％的申请文件需要重新撰写做规范化表述以避免上述缺陷，否则到了国外，光是处理形式问题所耗费的时间和费用，都会是巨大的支出，想想国外稍微象样点的专利律师高达 400 － 800 美元 / 小时的收费标准吧。而这些支出原本可以通过精心撰写而避免的。一言以蔽之，专利代理的收费高低，是与质量和责任挂钩的，要求的质量越高，要求代理人方承担的责任越大事务越多，则收费越高。显然“奥迪”和“奥拓”不可能是一个价。此外，专利代理实践中，常常有所谓的“包干价”，这时，申请人一定要问清楚，到底哪些劳务是属于包干范围内的，哪些劳务是属于包干范围之外要另行单独收费的。以免遇到具体事务时各执一词纠缠不清。专利代理实践中，很多申请人还经常选择所谓的“报价最低”的事务所，这时您要注意了，为了确保不赔钱或者确保基本的利润，事务所多半会在上述十个方面的某个方面给您打折扣的，否则就赔钱了。更有甚者，有些胆大的事务所还会外聘没资质的人做撰写，以图盈利。当然，这种情况下受害的是申请人的权益。请牢记古谚，一分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无好货。看了上述影响专利代理收费的因素，除非你对您自己的专利真的毫不关心，否则您还会问出“代理一个专利多少钱”这样的外行话吗？您还会秉承“最低价成交”的理念吗？; 个人分类: 专利相关|16733 次阅读|4 个评论

科研，科普与揭秘: 热度 8 haojiafei 2012-12-20 00:32; 一位研究地图学史的老师在香港开会，做了一个关于明代某著名地图研究的报告，然后静等各位同行提问交流。结果一个教授问他：您对某某人的《××图解密》怎么看？接着，大家都开始围绕着这本《××图解密》提问题。显然大家对“解密”这个字眼更加感兴趣。研究地图学史的人都知道一件趣事。有一幅被称为是乾隆年间的古地图《天下全舆总图》，被认为是明代《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复制品。在这幅地图上绘有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甚至还有南极洲和美洲。于是在网络上，总会有网友把这幅神秘的古地图炒作出来，认为依照这幅地图可以揭示中国人早在永乐十六年（ 1418 年）就已经知道了美洲大陆的存在。但是认真的人，或者稍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只要稍稍留意观察就可以看出这张图“不靠谱”。其实，有很多历史界、地理界的学者很早都对这幅图下了定论，认为它是伪图。有一次在和老板的交谈中，老板不免感慨，我们研究的东西总是不为大众所知。这就让我开始深思：何为科研？何又为科普？科研如何转换成科普？我觉得其实让老板最纠结的，莫过于目前社会对科研的“揭秘”成风。很多人把科普等同于对一些稀奇古怪现象的“揭秘”。其实大众对一些解密的、探秘的东西感兴趣，这是人性使然，人们都有猎奇心理，每个人都会对未知领域好奇，如果有机会、有条件，也许还会参与到探知未知领域的行动中去。但是我们目前的社会，却把“解密”“探秘”“发现”“探索”这些词用烂了。不管有没有秘密，不管有没有发现，不管值不值得探索，不管值不值得揭秘，媒体总是愿意用这些词做一个噱头，来吸引更到人关注的目光。例如央视的某一个节目名叫《探索××》，其中有很多个桥段都让观众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无知，看完后觉得自己很白痴——竟然白痴到认真把这个节目看完了。例如，有一集讲：有一对老人，他们家里的电灯晚上总是莫名其妙地自己亮，结果大家都说他们家闹鬼，那对老人也因为这件事儿病倒了。这其中还请了非常牛 B 的大学生来揭秘，结果也无功而返，最后村里检修电路时，发现是开关的螺丝松了，拧紧就好了……！科研的作用不在于让每一个人都懂我们研究的东西。因为每个人的知识背景、兴趣爱好都不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要我们的研究能为人类的发展做出哪怕一丁点儿的贡献，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技术上的，无论是长尺度时间段中才能体现出的贡献，还是在当下就可以转化成实用的贡献，就已经足够了。哪怕我们的研究错了，最起码也告诉世人有一条路是走不通的。科普，也叫科学技术普及，百度百科中对它的解释是：是指采用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普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推广科学技术应用的活动。科普是一种科学传播过程，是一种社会教育过程。我们平常所能见到的最广泛的科普类型，无非是在人多的地方摆几块展示板，让大家从展板的内容中学习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但展板不是科普的一切，让公众参与才是“王道”。但吸引公众参与，不是用一些滥用玄乎的“揭秘”等字眼，而是要用一些让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到真正“揭秘”。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在科普中不仅向大家传播科学知识，更重要的要培养大众的辨识能力和判断能力，要培养严谨的怀疑精神。尤其在面对我们目前这个浮躁功利的社会，这个无良媒体众多的环境，各种无底线行为、各种哗众取宠模式横行的社会，更要教会大众分辨是非的能力。如果什么时候，再有非搞历史研究专业的人，看到《天下全舆总图》时，不是盲目地跟风，听从别人的言论，而是认真地看一下图，这就是我们科普的一大进步了。如果看到在图上珠穆朗玛峰位置附近标着的“天下第一峰”字眼，开始反问：在明代中国的仪器能确定这里就是世界最高山峰吗？如果看到“高丽”、“安徽”两个字眼，开始反问：明代的时候“高丽”已经不是改名“朝鲜”了吗？清代的时候不是才有“安徽”一名吗？这不仅是我们科普的一大进步，这更是我们人文教育的一大进步了。; 5882 次阅读|9 个评论

刘永江撰文揭秘民众不了解钓鱼岛问归属的那些事: 黄安年 2012-9-26 07:27; 刘永江撰文揭秘民众不了解钓鱼岛问归属的那些事黄安年推荐刘永江文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9 月26 日发布中日关系问题研究专家刘永江教授的这篇文章写的很好。好在用事实和论证说明为什么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 为什么日本的所谓证据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日本蓄意歪曲历史文献和我方论述。这些事实真相不仅日本国民不甚了了，而且我国的许多民众也知之甚少。史实需要维护 , 真相需要揭示，道路需要说明，疑点需要解开。维护历史史实真相并非易事。 ************* 专家解读：钓鱼岛为什么是中国固有领土 http://msn.huanqiu.com 2012-09-25 07:30 光明日报本文导读：我指出：“古贺辰四郎等日本人登岛开发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后的一种殖民开拓方式，不能证明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这种自欺欺人、弄巧成拙的伎俩，只能让世人更加清晰地了解到：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　　钓鱼岛属于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　　刘江永中国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副院长、法学博士。 1979 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 1992 年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东亚研究室主任； 1999 年任中央外办参赞等。 2003 年至今在清华大学任教授， 2010 年起任现职。兼任第五届中日友好 21 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中日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外交学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主要研究方向：日本与东亚地区。迄今著书及参与编著 30 余部，发表论文等各类专业文章 400 余篇。　　一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下简称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日之间钓鱼岛主权争议发轫于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其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二战后，钓鱼岛理应作为台湾的一部分归还中国，但因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并把钓鱼岛作为冲绳的一部分进行所谓“托管”。 1971 年美日达成归还冲绳协议时，钓鱼岛被包括其中，从那时起钓鱼岛争议就开始在中日之间展开并持续至今。　　 40 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总理周恩来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搁置这一争议，首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达成政治默契。当时代表日方与中方谈判的大平正芳外相事后表示：对岛屿争议，“中方不说，我方也不提，这是正确的。” 1978 年中日双方再度搁置钓鱼岛争议，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然而，日本于 1996 年批准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后，自民党政府开始强调这些岛屿是“日本固有领土”，否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争议，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登岛。这就必然导致中日关系受到钓鱼岛争议的严重干扰。日本民主党执政后，既不承认存在钓鱼岛争议，又不承认中日之间曾经就搁置争议达成政治默契。这就成为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出现恶性循环的一个起点。　　今年 4 月，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高调宣布“购买”钓鱼岛，掀起反华浪潮，其主要目的是压日本政府“购岛”并取消不批准日本人登岛的禁令。同年 9 月 10 日，野田佳彦内阁不顾中方忠告而宣布“购岛”。日方强调对钓鱼岛进行所谓“实效统治”，并企图通过“国有化”实现“平稳而稳定”的政府管理。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采取了一系列有效反制措施。　　无论从维护钓鱼岛主权还是从中日关系全局看，全面客观、深入细致、不懈地向日本公众和国际社会说明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历史、法理依据，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日本广泛流传一些似是而非而又根深蒂固的误解和谬说，日本民众未必了解钓鱼岛问题的真相，结果是但凡遇到钓鱼岛之争激化后，对华好感就会下降，右翼势力煽动的反华情绪随之抬头。日本的政客也会为捞取选票而在钓鱼岛问题上对华示强。因此，耐心听取对方的看法，有理、有据、有的放矢地解疑释惑，才有助于在中日民间交流的过程中扶正压邪、“活血化淤”。　　《孟子·尽心下》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作为中国人，首先要通过认真学习，深入了解钓鱼岛为什么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才能对日本公众和国际社会讲得清楚，从而有利于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和中日关系大局。日本外交文书第 18 卷“杂件”。日本右翼苦心掩盖、篡改历史的证据，见划线处。　　甲午战争前两个月，即 1894 年 5 月 12 日，冲绳县知事还报告日本内务省：自 1885 年之后没有再做过实地调查，故难有确报。关于这些岛屿，没有古代文献和证明属于我邦的明文和口头传说等。　　二　　钓鱼岛在明朝就已纳入中国版图与海上防区。 1372 年，明太祖曾派遣杨载出使琉球国，从此中国与琉球建立其册封与朝贡的关系。从那时起， 500 多年间，中国曾向琉球国派出 24 次册封使，留下多卷的《使琉球录》清楚地记载了途经钓鱼岛去琉球的海路情况。现存最早的《使琉球录》是 1534 年明朝册封使陈侃所著。其中便指出：过了钓鱼岛，到达琉球姑米山（今天的久米岛），“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琉球王国共 36 岛，从不包括钓鱼岛。这是古代中国与琉球共同确认的。明朝为确保琉球人每年顺利渡海朝贡，于 1392 年“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以便往来”并教化 36 岛。当时到福建迎接陈侃一行的琉球人中便有这些人的后代。　　与此同时，据史书记载，从 1373 年起，明朝出动水师在包括钓鱼岛的闽海巡航，打击倭寇，一直把倭寇驱赶至琉球大洋。当时，倭寇对琉球的入侵和中国对琉球的善待，恰成对照。“倭寇连年枉自疲，血腥潮水益堪悲。何如脩贡中华主，苍玉珠弁耀海湄。”这首 1561 年明朝册封使郭汝霖在《石泉山房文集》中留下的诗，便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　　现存对中国在钓鱼岛海域巡航的详细记载是，清朝康熙年间，即 1722 年清朝政府巡查台湾的官员黄叔璥实地视察后，撰写的《台海使槎录》的官方述职报告。其中指出：台湾“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舢板。”所谓“崇爻之薛坡兰”是指陡峭嶙峋的钓鱼岛附属岛屿南小岛和北小岛等。书中还写道：中国巡海船因钓鱼岛沿海暗沙险礁而难以驾驶，只能等涨潮才能进港。其后， 1871 年《重纂福建通志》中，把钓鱼岛列入台湾的噶玛兰厅（今宜兰县）管辖和守卫。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双方立场不同。日本政府宣称这些岛屿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不存在领土争议”。其实，连冲绳原本都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而是独立的琉球王国，而钓鱼岛从未包括在琉球范围之内，更谈不上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了。　　日本所谓的“根据”是， 1884 年日本有一个叫古贺辰四郎的人发现了钓鱼岛，并在 1885 年要求冲绳县令允许他开垦开拓。这期间日本政府反复调查证明这些岛屿是无人岛，没有清国统治的痕迹，是日本最先占领的，而不是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夺取的，也不包括在《马关条约》之中。因为《马关条约》是 1895 年 4 月 17 日签署的，而日本是当年 1 月 14 日内阁会议决定编人日本冲绳县的。据此，日本坚称钓鱼岛是日本占领的“无主地”。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日本的外交档案第 18 卷、第 23 卷清楚地记载了这一点，即日本明治政府明知钓鱼岛并非无主地，只不过是无人岛，而且附有中国的岛名。但是它却趁甲午战争胜局已定之机秘密决定占领，即秘密窃占。这与以和平方式公开拥有无主地的“先占”原则毫不相干。　　根据日本外交档案记载， 1885 年 9 月 22 日，冲绳县令西村拾三根据内务省的命令做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该岛与前时呈报之大东岛地势不同，恐无疑系与《中山传信录》记载之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属同一岛屿。若属同一地方，则显然不仅也已为清国册封原中山王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之目标，故是否与此番大东岛一样，调查时即立标仍有所疑虑”。　　这是他们调查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出来之后他们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继续调查。第二次调查结果是同年 10 月 21 日。第二次调查以后，日本当时的外务卿井上馨又给内务卿山县有朋写信称：“关于冲绳县与清国福州之间散在的无人岛、久米赤岛以外二岛事宜，该等岛屿亦接近清国国境，与先前完成踏查之大东岛相比，发现其面积较小，尤其是清国亦附有岛名，近日清国报章等，刊载我政府拟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之传闻，对我国抱有猜疑，且屡促清政府之注意。此刻若公然建立国标等举措，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仅限于实际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土地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 　　从其第二次调查结果看，他们明知这个岛屿不是无主地，而中国早就附有岛名并警惕日本占岛，但还不罢休。后来冲绳县令西村拾三奉命第三次再度秘密调查，其结论是：“这些岛屿未必与清国完全无关，万一发生纠纷，如何处置，请速指示”。当时，日本对华战争准备尚未就绪，担心触动清政府，所以只好暂时作罢，结果一放就是十年。　　然而，日本右翼势力则刻意歪曲篡改日本窃取钓鱼岛的历史。日本外务省也不谈这段历史。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对文献的篡改和断章取义来欺骗日本公众。这样的话，日本民众当然会对中国不满。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　　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防卫协会”会长惠忠久 1996 年出版了一本资料集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作者说那是他近二十几年苦心研究的成果，包括实际调查的结果。其中有一段文字中间出现：“中略……”，“以下略……”等省略的部分。而被省略删除的内容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日文原文的那一部分，结果这句话就变成了：关于冲绳县与清国福州之间散在的无人岛、久米赤岛以外二岛事宜……当前宜仅限于实际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土地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对照一下上述日本外交文书第 18 卷外务省档案原件全文便不难看出，这纯属断章取义的篡改和掩盖历史事实的自欺欺人。　　直到甲午战争前两个月，即 1894 年 5 月 12 日冲绳县秘密调查钓鱼岛的最终结论是：自 1885 年之后没有再做实地调查，故难有确报。关于这些岛屿，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或口头传说佐证这些岛屿是本国的。　　甲午战争爆发后的 1894 年 12 月 27 日，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发密文给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关于“久场岛、鱼钓岛建立所辖标桩事宜”，“今昔形势已殊，有望提交内阁会议重议此事”（日本外交文书第 23 卷）。结果， 1895 年 1 月 14 日，日本明治政府不等甲午战争结束便迫不及待地通过“内阁决议”，单方面秘密决定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所辖。日本就这样窃取了钓鱼岛。三个月以后《马关条约》一签署，台湾及其所有附属岛屿被迫割让给日本，无论《马关条约》是否具体写明，钓鱼岛自然包括其中。实际上，日本当时并没有建所谓“国家标桩”。其原因之一或许是日本吞并台湾后已觉得无此必要了。如果当时日本认为，《马关条约》不能涵盖钓鱼岛，那肯定还会在该岛建立标桩，已确立日本的统治权。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才趁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之际派人登岛建碑。　　三　　日本政府不承认中日之间有领土主权争议，原因之一是因为理屈词穷。而日本公众认为这些岛屿是日本的，除了作为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感在起作用以外，还受到一些似是而非看法的误导有待澄清。下面例举一些笔者经历及了解的一些情况。　　日本普遍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是因为 1970 年发现石油后才强调钓鱼岛是中国的，而这些岛屿是 1972 年美国归还冲绳时交给日本，并由日本“实效统治”，所以是日本的。其实，早在二战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美国以托管为名占领琉球及钓鱼岛期间，中国就一直反对美国的所谓托管，要求美国撤军。 20 世纪 60 年代末，美日开始擅自调查钓鱼岛海洋石油资源，中国理所当然地表示坚决反对，强调中国的领土及海洋资源绝不允许他人染指。 1971 年美日达成归还冲绳协议，美国把钓鱼岛行政管辖权非法划归日本，中国政府表示抗议，绝不接受，坚持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称这些岛屿隶属冲绳县石垣市管辖。石垣市市长、地方议员等认为，他们有中国曾经承认这些岛屿是日本的铁证，即 1920 年“中华民国”驻长崎的领事冯冕曾给石垣送过感谢状，感谢中国渔民获救，其中提到“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注：中国的钓鱼岛列岛）。” 　　前不久，笔者访问冲绳，遇到一位石垣市的右翼“登岛”人士。两人一落座，对方就拿出 1920 年 5 月 20 日冯冕的这份“感谢状”复印件，质问我如何解释。对此，我详细讲解了这份“感谢状”的历史背景，指出早在 1895 年日本便通过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殖民统治台湾，并在此前窃取了钓鱼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因此，这期间所谓“感谢状”所述内容，只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根本不能用以证明中国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也就是说，在《马关条约》中规定割让“台湾及其所有附属岛屿”之后，直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之间的所有这类材料都不足为据。因为当时的钓鱼岛已经被日本殖民统治，无论被划在冲绳还是台湾管辖范围内，都不能证明是日本固有领土。　　对方还不肯罢休，又指着一张照片说，这是日本人在岛上开发的情形，你们中国人在岛上住过吗？我说：“钓鱼岛上没有淡水，不适应人居住，长期以来是无人岛，但不是无主地……”不等我说完，他又开口道：“不对，我多次登岛，几个岛都去看过，是有淡水的。”我说：“除了钓鱼岛以外，其他附属岛屿都是下雨后的少量积水。”他也点头称是。　　我指出：“古贺辰四郎等日本人登岛开发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后的一种殖民开拓方式，不能证明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他说：“不对，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是在那以后的事。”很显然，对方的历史记忆有严重倒错，这或许是问题产生的一个关键。　　于是，我对他说：“在甲午战争前十年，即 1884 年古贺发现钓鱼岛后曾提出开发申请，但日本政府并未批准。因为 1885 年三次秘密调查结果证明，这些岛屿不是日本的，也不是古代琉球的，而是中国命名的岛屿。其后，日本加紧战争准备，于 1894 年发动甲午战争， 1895 年 1 月秘密窃占钓鱼岛。在日本凭借马关条约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之后的 1896 年，日本政府才开始批准古贺家族的开发， 1897 年以后古贺才登岛开发。”对方听罢只好坦言：“说历史背景，我赢不了，还是别吵架啦。” 　　在今年 8 月“冲绳·中国友好协会”主办的研讨会上，笔者作了题为《钓鱼岛问题真相》的演讲，引起当地听众的浓厚兴趣。在会后举行的自助餐招待会上，不断有人前来交流，其中没有一个提出反对意见，而是畅谈感想，希望多进行这种对话，表达冲绳人对中国的友好。其中甚至包括当地的右翼人士也反对石原慎太郎购岛。两个小时过去了，笔者没吃一口饭，一直在和他们交谈。其中一位冲绳人称：“钓鱼岛既不是日本的，也不是中国的，而是琉球的。中国有人把琉球说成是中国的很可怕，本来反对美国在冲绳驻军的人，也会被拖住后腿。”我对他说：从 14 世纪开始，中国与琉球保持了 500 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根本没有钓鱼岛争议。因为中琉都认定琉球为 36 岛，其中不包括钓鱼岛。琉球王国有 500 多年的历史。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从不属于琉球。当年强大的中国，没有吞并琉球国任何一个小岛，给琉球带来的是文明与统一。日本 1868 年明治维新崛起后，于 1879 年吞并琉球后改称冲绳县，又利用 1894 年甲午战争窃取了钓鱼岛并于 1900 年将其改称“尖阁列岛”，从那时起造成了今天的中日钓鱼岛争议。对方听罢表示：“还是中国的理由更充分。” 　　在日本，经常有人指出，中国 1958 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的日本领土版图当中写有“尖阁诸岛”。这个扣不解开，日本很多老百姓就不理解。我们研究不能回避矛盾。中国确实有这个地图，但我发现这本地图册的扉页上有一行字注明：“中国部分国界线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当时《申报》在日本统治时期，画日本地图的时候当然是根据日本的地图来画，所以不足以证明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后有这个地图，但也不能说这是中国政府的立场。　　但是，日方也许会反问，那新中国成立之后难道就没有自己绘制的地图？所以研究还没有结束。那我就要倒着查，看有没有 1958 年之前中国正式出版的地图跟这个是不一样的。结果查到 1956 年中国地图出版社的《世界分国图》中的日本版图中便没有钓鱼岛或所谓“尖阁诸岛”，而这个地图册扉页上写的是：“本图上中国国界线系按我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绘制”。这可以证明中国的立场。　　另外，日本一些人还经常提及《人民日报》 1953 年 1 月 8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琉球群岛，包括尖阁诸岛”。日本右翼经常以此为据，声称这就是中国的立场。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必须去考查一下究竟。经我反复阅读该文，得出的结论是：这篇文章疑似是一篇翻译的文章，或者是编译的文章。首先它没有任何署名，只有“资料”两个字，是引用部分海外资料的编译参考。文中引述翻译自美国电讯的资料，把冲绳最大的美军空军基地——嘉手纳写成“卡台那”，还在其后用括号注明（译音）。所以不能认为这份疑似编译的“资料”代表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如果把这种报纸所载资料的疏失等同于政府公文或官方表态，在事实和法律上也是不成立的。　　关于上述两点的说明，笔者曾向对华态度强硬的日本《产经新闻》投稿，并在 2010 年 12 月 8 日以半个版面登出，表明了立场，增进了日本一些人的理解。　　四　　今年 7 月 17 日，日本《产经新闻》如获至宝地刊载日本学者的一个所谓“新发现”，并宣称这是第一次发现中国明朝文献承认钓鱼岛属于琉球，这下中国根据就站不住脚啦！　　这个所谓新发现，是指 1561 年赴琉球的中国明朝册封使郭汝霖在《石泉山房文集》中的一段上奏文。日本这位所谓学者指出：“赤屿是琉球人命名的边界，明朝皇帝的使团对此正式承认”，并宣称：“哪里都没有中国领有尖阁（钓鱼岛）的史料，但至少有将大正岛（赤尾屿）被视为琉球的，更加明确了中国的主张是没有历史依据的。”然而，这只不过是日方对中国古代文献加以歪曲解释的又一新的例证而已。　　郭汝霖在 1562 年所著《石泉山房文集》中，记载了他奉命册封琉球，因福建连年遭到倭寇侵扰，故被迫滞留到嘉靖四十年（ 1561 年）五月才出航。文集中有这样一句话：“行至闰五月初三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正是这句话令日本一些人兴奋不已，把它的影印件放到互联网上转载，还用红线标出，生怕人家不知道。只可惜，这又是弄巧成拙的一个低级错误。　　经查阅，这句话的原意是“行至闰五月初三，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文中的“涉”字是关键，“涉”是涉水前往之意，而非“进入”或“到达”之意。在古代汉语中，进入通常为“入”；到达为“至”。例如， 1606 年第 15 次册封使夏子阳记载的从琉球回中国的海上证言曰：“隐隐见一船，众喜谓有船则去（离）中国不远，且离黑入沧，必是中国界。”这句话中的“离黑入沧”，即指渡过黑水沟进入浅蓝色的沧水，就肯定是中国境内了。　　因此，上述“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一语的确切含义是，涉水前往同琉球的分界地，名为赤屿（即赤尾屿）。古汉语无标点，若把标点加错了，这句话的逻辑也会不通。例如，假设是“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那意思就变成涉水前往的是一个地名，显然不通。如果改为“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也可以理解为“涉水前往琉球边界，地名赤屿”，成为一个把赤尾屿作为出发点的倒装句。如果改成“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意思也很清楚，就是前往琉球边界，分界地点名叫赤屿。　　然而，那位日本学者却刻意把“涉”错误地说成“入”，一字之差，谬之千里，结果这句话就被曲解为“进入琉球境界，地名赤屿”。这纯属自我误导，自欺欺人。（中国《辞海》对“涉”的解释是： 1 、徒步渡水，后泛指渡水。如，登山涉水；远涉重洋。 2 、到；经历。参见“涉世”。 3 、关联；牵连。 4 、动；着。如：涉笔。）其实，“涉”在日语中可以翻译为“涉る”或“渡る”，即指船从某处通过，前往对面，而根本没有日语中“入る”的意思。　　谈到郭汝霖，通常被引用最多的是，他出使琉球册封后于 1562 年完成的述职报告《琉球奉使录》（重编使琉球录）。其中明确记载：“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郭汝霖在同一时期撰写的不同文献中指出：“涉琉球境界地，名赤屿”；“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这两句话说的分明是一个意思，即赤尾屿是与琉球分界的中国岛屿，而非琉球的岛屿。　　如今，日本所谓学者对上述郭汝霖所著的使琉球录视而不见，只字不提，反而肆意篡改、曲解郭汝霖在《石泉山房文集》中的话。这反映出，当前日本一些人正千方百计地寻找对日方有利的历史文献，找不到就不惜公然歪曲中国的历史文献，混淆视听。然而，这种自欺欺人、弄巧成拙的伎俩，只能让世人更加清晰地了解到：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环球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http://msn.huanqiu.com/china/hot/2012-09/3144090.html; 个人分类: 世界历史研究(07-11)|4667 次阅读|0 个评论

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中华读书报网络版): 黄安年 2012-4-16 17:02; 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 ( 中华读书报网络版 ) 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 / 2012 年 4 月 16 日发布 2012 年 4 月 12 日笔者在黄安年的博客上发布《李希凡批王学典歪曲史实，中华读书报全文刊登驳王文的“揭密”》，按语说 : “ 去年 9 月下旬，我在美国从网上看到山东大学《文史哲》现任主编王学典 2011 年 9 月 21 日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密》一文 , 质疑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实是否存在，这一说法令我感到十分费解 , 不知李希凡先生本人有何看法。今天我看到了 2012 年 11 月 4 月 11 日《中华读书报》，其头版头条通栏标题是 : 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详见第 5 版全版和第 6 版的一半版面）。为了网友了解史实真相 , 请见该报。照片 13 张是依据中华读书报 2012 年 4 月 11 日翻拍的。”（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58615 ） 2012 年 4 月 14 日，黄安年的博客发布《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 ( 全文版 ) 》，当时中华读书报网络版文章尚未发表。（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59033 ）笔者以为，观点个人不同 , 但事实只有一个，尊重客观事实是学术工作者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今天中华读书报发表了网络版，现于转发。照片三张取自该报网络版。 ********************************** 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李希凡（口述）李萌（执笔）《中华读书报》（ 2012 年04 月11 日 05 版）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 if(picResCount0){ document.getElementById("picres").style.display="block"; document.write(" "); }*/ 去年是我的本命年，然流年不利，老伴九月初因胃大出血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后又查出已患绝症，至今还在住院。全家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竟忽略了家外的春秋风雨。正因我家的烦心事，山大校友和周围朋友才缄口不言，免得给我添堵。直到今年 2 月底，大女儿李萌的一位朋友提起王学典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 2011 年 9 月 21 日《中华读书报》；以下简称“王文”），问及有无答复。她才从网上找到王文送给我看，且力主尽快做出答复。读罢王文，确实“来者不善”！王文在 2004 年就已成文，作者确实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但却故意遗漏了对我这个还健在的写信当事人的询问核实。如果他真有诚意搞清问题，是有机会当面或打电话问询的。因为我们是认识的，在 2011 年 5 月初李萌陪我去山大参加《文史哲》创刊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他接待过我们，还说着：您能来坐坐，就是历史，给母校带来荣誉之类的客套话，似乎相见甚欢。再者，为邀请我参加纪念活动，《文史哲》编辑部曾给我打过三次电话，敦促我与会。王文发表前，如果他愿意也是可以跟我电话沟通的。至于王学典为何要在山大 110 周年校庆前夕、顶着《文史哲》主编的头衔来发表此文？相信看过王文的读者都会得出明晰的答案。王文究竟引用了哪些新鲜史料呢？不过是王的“私人收藏”—— 1954 年我写给葛懋春的几封信件的复印件而已。葛在十几年前已将信的复印件寄我留存。作为王文通篇立论基础的是我 1954 年 4 月 13 日信中的一段话，引用时带着删节号，那被删节的内容对其“揭秘”显然是不利的。我在信中与好友葛懋春谈论着“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当时已基本完成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另一篇是计划于暑假期间去写的《评〈红楼梦研究〉》。王文故意把这两篇文章的事搅在一起拧麻花，捣腾出诸多与事实满拧的奇谈谬论，本文将一一批驳。问题的症结还在于：王学典罔顾我和蓝翎在各自回忆文章中，多次谈到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开始写作的时间—— 1954 年寒假过后的 3 月份，却从我的信中拎出几句话，拿尚未动笔的《评〈红楼梦研究〉》做起“张冠李戴”的文章；还以“ 4 月 13 日”为初始点，编排出王氏李、蓝《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写作发文时间表；别有用心地推演出“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压根就不存在”；李、蓝文章是“《文史哲》编辑部的约稿”，而不是“作者‘不得已’时的投稿”等极其八卦的“大胆的假设”。我认为，王学典是在歪曲史实，对我曲意中伤，难脱欺世盗名之嫌！我还想就事问问王学典：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你在没有征得我本人同意的情况下，随便公布且断章取义摘引我写给葛懋春的私人信件，合情合理合法吗？！据说，王文“所披露的事实足以引起对当代史上许多重大思想文化事件的重新反思和审查”；“根据公开发表和私人收藏的大量材料对 20 世纪 50 年代轰动学术界、思想界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发生的历史真相进行钩沉还原，拨开了笼罩在这一事件上的层层迷雾，使这一事件再度回到公众视野之中，引发知识界和网民的热议”（引自《齐鲁晚报》 2011 年 10 月 22 日《两个“小人物”与“红楼梦研究”批判事件再度引发普遍关注》）。所以，这件事已绝不仅仅是涉及我个人的问题，作为在世的历史当事人（另外的主要当事人蓝翎、葛懋春、邓拓、杨向奎等都已去世），我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拨开王学典人为制造的迷局，澄清事实真相，做出明确的实事求是的答复。关于王文所涉史实的陈述—— 给出正确的时间表我前年“签约”的回忆录《往事回眸》已写出初稿，年内将完成修改付梓。对王文所涉历史，已题名《〈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发表的前前后后》，在《传记文学》杂志 2011 年第 7 期至 12 期连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 1954 年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是我和蓝翎的业余文学评论写作。我们于 1953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哲学专业研究生；蓝翎在北京师大工农速成中学当语文老师。下面，先就王文所涉相关历史事件，拨乱反正，给出正确的时间表，以使读者对整个事情的脉络有连贯的了解，下面的答辩也会多有涉及。 1954 年 3 月上旬，李、蓝相聚两次研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撰写问题。 3 月中旬，蓝翎开始起草的初稿，他在回忆录《龙卷风》中讲，用了一周多的时间。 1954 年 3 月下旬，蓝翎完成文章初稿；李希凡开始《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二稿的写作，并致信《文艺报》通讯组，询问批俞文章可否发表。 1954 年 4 月中旬，李希凡完成《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二稿，用时三周左右。 4 月底，蓝翎完成文章三稿的缮清修改。 1954 年 5 月 4 日，李、蓝联名致信葛懋春，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投稿《文史哲》。 1954 年 7 月至 8 月，李、蓝于暑假期间完成第二篇批俞文章《评〈红楼梦研究〉》的写作，于 8 月底投稿《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 1954 年 9 月，《文史哲》第 9 期发表李、蓝《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1954 年 9 月 18 日，《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约见蓝翎，了解文章的写作发表等情况；次日，邓拓约见李、蓝，询问文章写作和我个人的情况。 1954 年 9 月 22 日，蓝翎电告我即刻进城，说《人民日报》通知将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要修改一下尽快交稿。当天下午，我赶到蓝翎处，我们在他的宿舍“开夜车”，这是在《人民日报》已排出的文章“大样”上进行的修改。第二天清晨，一起去《人民日报》社交稿。 1954 年 9 月底，《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约见李、蓝，告知将由《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冯谈话的大致内容是：你们的文章还有些粗糙，没写好的地方，我要给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文艺报》第 18 期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1954 年 10 月 10 日，《光明日报》发表李、蓝《评〈红楼梦研究〉》。 1954 年 10 月 16 日，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的开头写着“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即李、蓝《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附上，请一阅。”毛主席还开列了名单，在党内高层和文艺界领导人中传阅（这封信于 1967 年公开发表，我和蓝翎也是在那时才知道的）。李希凡确实写过 “被置之不理”的信—— 驳斥此信不存在的“四理由” 在 1954 年寒假过后的 3 月上旬，我和蓝翎在阅读过俞平伯发表在 1954 年 3 月号《新建设》上的《红楼梦简论》后，开始酝酿撰写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第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蓝翎完成初稿的 3 月下旬，我就致信《文艺报》通讯组，询问有篇批评俞先生红学观点的文章可否寄去，直到五月初文章定稿，未得到回音，在与蓝翎商议后，决定将文章投给《文史哲》。我的那封被“置之不理”的信之所以被提及，是由于《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奉命找到蓝翎（我并不在场）了解情况时问：“‘你们都在北京，为什么写了文章拿到青岛发表？是不是遇到什么阻力？’蓝答：‘山东大学是母校，《文史哲》是学报，编委都是我们的老师。有一位负责日常编务工作的编辑，是历史系刚毕业不久的校友葛懋春，李希凡同他熟悉，把稿子寄给他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讯员，曾写信问该刊负责通联工作的杨志一可不可以寄去，但没有得到回信。别的刊物没认识的人，寄去怕得不到及时处理。’”（见蓝翎回忆录《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年版）。第二天，蓝翎电话通知我去见邓拓，邓向我了解情况，又问起蓝翎讲过的我给《文艺报》写信的事。我和蓝翎只是实话实说——没有得到回音，我们有必要无中生有吗？ 1952 年我在山大读书时，就开始担任《文艺报》通讯员。他们要求一两个月给通讯组写信汇报本单位的文艺思想动态和自己的写作情况。两年间我都定期汇报，写过十几封信，寄过四篇稿件（均未采用），只收到通讯组杨志一的一封退稿信（谈的是我关于丁玲小说的文章），其余都是“置之不理”。这可以理解，对只有几个人的《文艺报》通讯组而言，给每位通讯员每封信回信，工作量之大不难想象。 1954 年 11 月初，在《文艺报》召开的一次征求意见座谈会上，《文艺报》唐因等四位同志（他们都不是《文艺报》通讯组的；通讯组杨志一未再与我谋面）约我单独谈话，说没有看到我的信。我向他们解释，确实写过信，因邓拓同志问起文章为何未在北京的刊物发表，才谈到写信询问过“没有得到回音”，绝没有告状的意思。当时觉得他们咄咄逼人又有点神秘地质问信的事很莫名其妙。 1967 年后才明白事出有因。当年我和蓝翎并不知晓毛主席的信，但《文艺报》的人显然了解毛主席批评了我的信“被置之不理”。 1979 年召开的第四次作代会上，那几位同志又提出信的问题，要我公开答复，他们的质疑和我的答复分别在两期“会议简报”上刊出。即使想以此做翻案文章，王学典也晚了几十年，何来“揭密”？王学典为坐实他杜撰的李蓝文章是约稿的荒唐假设，竟独出心裁地判定：因“催稿甚急”，《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在 4 月 13 日到 5 月 4 日这“二十天”写成的！王学典应搞清楚：我和蓝翎只是大学刚毕业的“文学青年”，对于每天都要上课或授课的我们，是绝没有仅用“二十天”业余时间就整出一篇万字文的道行和精力的。王文将其编排的“时间表”作为前提，推断我们的文章完成后根本没时间等《文艺报》的“回音”，所以，这封信“根本就不存在”。它所罗列的“探询信”不存在的“理由”还有：一，“袁水拍发表于 195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日报》上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就只字未提这封信”？二，毛主席做了多处批语的冯雪峰的检查，“毛也并未追究冯为何不对那封‘探询’信作出说明或检查的问题”？三，以“《文艺报》的名义作出的检讨为何也不触及此信呢”？四，为何“李蓝两人当年的文章均对那封所谓的信‘缄默不言’”？我认为，以这四条理由否定我的信的存在，完全是矫情的无稽之谈！凡阅读过《质问〈文艺报〉编者》的人，都能读懂其矛头所向是《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所加的“编者按”（它是由主编冯雪峰定稿的）。毛主席感到不满甚至气愤的是学术界、文艺界领导迷信“名人、老人”、不注意扶植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倾向；是“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从他亲自修改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和对冯雪峰检查的批语中，可看得十分清楚。显然，那封与冯雪峰（我的信并不是写给冯的）没有直接关系的被“置之不理”的信，并不是关注的重点，当然没必要对此揪住不放。对于报刊编辑部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稿件信件，人人心知肚明。我曾在《人民日报》做过三十余年编辑，深谙内情。 1954 年《文艺报》的人坚称没看到我的信，并不能因此蛮不讲理地否定我写过“探询信”，更无法否认《文艺报》存在“不可以批评俞平伯”的立场问题！ 1979 年我曾反问《文艺报》那四位耿耿于怀的同志：你们《文艺报》敢说对所有人的投稿和信件都有问必答的“回信”吗？他们无言以对。随后披露的另一青年作者白盾早于我们的批俞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被退稿，却是无法抵赖的。白盾这样谈到 1952 年 11 月间《文艺报》给他的退稿信：“我记得他们说了大致是这样的话：《红楼梦研究》基本上是优点多于缺点；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研究很有贡献；文中所指出来的缺点，在目前一般读者的思想水平已有提高的情况下，人们‘自会分清’，所以用不着批评，‘希望继续研究’”（见 1954 年 11 月 12 日《人民日报》）。此外， 1953 年 5 月 15 日出版的《文艺报》第 9 期有一篇向读者推荐俞平伯著作《红楼梦研究》的评介文章，赞扬说：“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引，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在这则书评中，《文艺报》的立场已表露无遗，足以说明问题。难道他们会独独欢迎我们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投稿吗 ? 我和蓝翎从未对“被置之不理”信的事“缄默不言”过，王文提到的李、蓝《谁引导我们到战斗的道路上》，是回顾自己成长历程的文章，我们从未把那信看得如王学典夸张的那么重要，总念叨它也不是我们的风格。何况，我对雪峰同志一向抱有好感，对探询信从来都用“没有回音”一语带过，从未说过王文所谓“如何被‘置之不理’，又如何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写信给母校的老师恳求支持等等此文面世过程中所遭遇的这些后来被极力渲染、强调的曲折、周折”的话，这是王学典的编造！王文写道：“毛泽东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 1967 年 5 月 27 日在《人民日报》公开披露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发表过程中所碰到的所谓‘周折’才广为人知。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在此之前的材料中，看不到任何那封被‘置之不理’的信的存在痕迹，包括李、蓝两位先生在文章中屡次提及那封‘探询’信，都是在毛泽东主席的信披露之后；在此之前，他们也从未提及过。”王纠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说在 1967 年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公开发表后，我们与毛主席的信对了口径，编出了那封被“置之不理”的信。我要强调的是： 1954 年 12 月 8 日，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中指出：“《文艺报》编辑部在这次检查工作中，发现过去退回的稿件有不少是不该退回的。这些稿子被退回的理由，往往是因为它们批评了某一个‘权威’或大名人，而那些写稿者则是‘小人物’。”作为例证，《决议》清楚地点到：“《文艺报》编辑部对于白盾、李希凡、蓝翎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的错误论点的文章”，就“拒绝刊登或不加理睬”（《文艺报》 1954 年 23 、 24 号合刊）。这“拒绝刊登”自是指白盾文章被退稿；“不加理睬”难道不是指对我的探询信“置之不理”吗？这算不算“触及此信”了呢？算不算“信存在的痕迹”呢？请问：这经毛主席亲自审阅，文联、作协主席团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算不算“当年的文献”呢？我可认为，这个决议是当年那场“运动”的重要的总结性文件。为什么总要争执探询信的有无？因为这牵扯到《文艺报》编者们“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的问题；也是王学典翻云覆雨的真正目的：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存在“问题”——探询信“压根就不存在”，毛在信中表达的不满和批评，源于毫无根据的误传误判。而我们真实的经历正如毛主席所述“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准确无误！下面，对王文妄称毛主席信中存在的“问题”，逐条给予驳斥： “问题” 1 ：“两个‘小人物’向《文艺报》写信的事无法坐实，很有可能压根就不存在。”这很矫情！其意是只要没找到我信的原件，就“无法坐实”。我们当事人的回忆和叙述，都是“压根就不存在”的谎言。若按王学典这种逻辑，世界上就无史可言了，且谁都别写回忆录了，反正基本都是“无法坐实”的。那当今新兴的历史学科、崔永元他们正在搞的“口述历史”就甭搞了，反正是“无法坐实”！一个历史学者怎么可以荒谬到如此地步！ “问题” 2 ：“按照李、蓝两位先生的回忆，即使是写过信，也是问‘可不可以将文章寄去？’或‘文章长了点行不行？’之类的问题，而不会是‘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李、蓝的文章本就是批评俞平伯先生红学观点，询问可不可以发表，当然就是毛主席所说“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他的说法是更切中问题实质的表达。在白盾文章被退稿的事披露后，再争论我的探寻信有无，已失去意义。《文艺报》给白的退稿信已表明“不可以批评俞平伯”的立场，即使我们的文章寄去，也是同样下场；即使看到我的信，也会“置之不理”！李、蓝文章不是《文史哲》的约稿—— 驳斥李、蓝文章是约稿的 “两推断”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不是《文史哲》编委会或葛懋春的约稿。它是批评俞平伯先生红学观点的，《文艺报》显然是最合适的首选。因我的信没得到回音，“不得已”才改投《文史哲》。《文史哲》编委会审读讨论后决定“支持”刊载。当年的《文史哲》主编杨向奎先生对此有准确的回忆。这是不争的事实！被王学典如获至宝称为“保留有约稿的明确记载”的是我写给葛懋春的信。王文说：“ 4 月 13 日的信上，李先生把驳俞平伯文章的写作时间是否放在暑假还犹豫着”，“他反复强调不能立即动笔，推到暑假中再写，这是不是说明葛先生在约稿信中索稿甚急，要李马上就写？不然的话，李先生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呢？”王由此做出“两推断”：“ 1 、葛先生在此前的信中，肯定说过编委会需要批评俞平伯红楼梦评价方面的稿子，希望李先生写一篇之类的话。”“ 2 、《文史哲》杂志编委会需要批评俞平伯的稿子”，这都是主观臆断的胡猜乱编！若把我的信完整地看下来，便可知我在信中两三次提到并“犹豫着”要暑假动笔的并非已完成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而是毛主席信中提到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它正是我们在 1954 年暑假期间完成的。在之前的信中我对葛提过想写批俞平伯红学观点文章，询问过《文史哲》是否需要这方面的稿件，与我写给《文艺报》的探寻信目的一样是“投石问路”。 4 月 13 日，文章二稿已基本完成，预感到可能这探询信将和以前的信件一样石沉大海，确实开始考虑将文章投给《文史哲》，但尚未与蓝翎商定，因此没有谈《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已写好的事。由于此前未与葛兄谈过与蓝翎合写文章的事，便介绍了一下蓝翎。至于对“俞平伯把红楼梦的传统性说成形式的模拟”的议论，恰是因文章修改到最后，觉得没写好，才会讲“文章现在写不好，将来也要集中力量搞一下”。王文自以为是地分析道：“驳俞平伯的稿子在《文史哲》上的发表似乎已不成问题，故信写得很少客气，几乎没有任何‘恳求支持’的谦恭，也看不到一点曾经的周折。”在叙述葛懋春跟他谈起 1954 年的往事时，又煞有介事地说“李、蓝的文章是先生约写的这个细节一直刻在心里”。我不禁要问：一篇未经《文史哲》编委会分管编委审阅过的稿子，谁敢说“发表似乎已不成问题”，莫说葛懋春一个普通编辑根本没有这个权限；就是我们也不可能这么自我感觉良好。葛兄是学历史的，从来信中可知，俞先生的红学文章他根本就没看过，何来“约写”？葛不过是说：把文章寄过来看看。谁看看呢？当然是决定文章是否刊发的《文史哲》编委会的老师们。作为朋友他只是鼓励我搞业余的文艺评论写作，欢迎我把文章投给《文史哲》而已。这样的“约稿”与王文所说的“《文史哲》编委会需要批俞平伯的文章”，“主动约稿在前”，显然不是一回事！葛懋春虽已去世，但打着他的旗号编造谎言，也是不能得逞的。王学典故意把“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混为一谈，揣着明白装糊涂，意图从根儿上否定毛主席信中所涉史实的真实性！莫非想当“弄潮儿”在山大校史上留名？那我的答复可就是成人之美喽！王自称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却选择性失明，把历史当事人陆侃如先生《严厉地肃清胡适反动思想在新中国学术界里残存的毒害》 ( 《光明日报》 1954 年 10 月 31 日 ) 一文漏掉了。陆先生时任山东大学副校长，既是李、蓝的老师，又是当时《文史哲》的编委。唯一的解释是，陆先生的文章不支持其李、蓝文章是《文史哲》编委会约稿的谎言！他不便引用，就装着没看见。陆先生的文章开头即说：“我自己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上，和俞平伯先生同样地受过胡适反动思想较深的影响，搞过钻牛角尖的小考据，写过主观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研究文字……李希凡和蓝翎两位都是我的学生，他们的文章在几个月前从文史哲编委会那里看到，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陆先生说的清楚，他只是在编委会讨论是否刊发我们的文章时，才知道才看到，“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请问王学典：如果真如你所说“《文史哲》杂志编委会需要批评俞平伯的稿子”，批判胡适是“箭在弦上”的计划，是向我们“催稿甚急”的约稿，陆先生还会这样讲吗？他当时可是负责《文史哲》古典文学研究的编委，如果编委会真有所谓约稿意图他怎么可能不知道？编委会又怎么可能越过或瞒着他呢？陆先生的文章发表于 1954 年，可是无法与毛主席或我们“对口径”的哟。王文说“在李先生看来，懋春先生就是毛主席的信中提到的那位‘支持’他们的山东大学的老师”。符合史实的说法应是：支持我们的“山东大学的老师”是以杨向奎主编为首的《文史哲》编委会。杨先生一贯坚持学术研讨“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和扶持青年人独立思考、向学术权威挑战，从不徇私情。 1951 年第 4 期《文史哲》发表的我的《典型人物的创造》，是《文史哲》创刊后发表的第一篇学生论文。本是一篇作业，我的老师中文系主任吕荧先生推荐给杨先生，据说发表前华岗校长也阅读过此文。《文史哲》 1954 年第 4 期发表了我的《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这是与张政烺先生商榷不同看法的文章。 1955 年杨先生来京时特意介绍我和张先生相识，才知道张政烺先生是杨先生多年的好友。正是由于《文史哲》编委会一贯倡导的不论资排辈的学术民主的清明之风，我们这种“小人物”的文章才得以发表。杨先生在看过我的《送懋春兄远行》后，曾特意托人带话给我，说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编委会集体讨论过的，葛懋春一个编辑怎么可能决定呢？细想一下，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嘛！我以后的回忆文章都做出修正。 2000 年 7 月杨先生逝世后，我的追忆文章《迟到的悼念》已记述过此事。王文说：“使胡适暴得大名的学术主干一个是‘古史辨’，另一个就是‘红楼梦辨’”（纠正：《红楼梦辨》是俞平伯的著作；《红楼梦考证》才是胡适的著作），罗列出《文史哲》在 1952 年组织过对胡适“古史辩派”的批判，以佐证《文史哲》也要组织批判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以上列举的事实表明，“《文史哲》杂志编委会需要批评俞平伯的稿子”且“催稿甚急”，是无中生有的臆造！自《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问世以来，还从未听到有任何一位历史当事人——《文史哲》编委会的老师讲过：这篇文章是他们“主动约稿在前”。果真有所谓“约稿在先”，我们岂敢贪母校《文史哲》组织约稿之功？！且早就会有当事人站出来讲话啦！我就纳闷：难道是你王学典这现任《文史哲》主编跨越时空向我们“约稿”啦？！王文所谓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存在的“问题” 3 ：“说‘他们不得已写信给山东大学的老师’，事实并非如此。”问题 4 ：“《文史哲》杂志对两个‘小人物’不是被动‘支持’在后，而是主动约稿在前”。在上述历史事实面前不攻自破！毛主席所说：“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被证明符合史实，准确无误！实际上，毛主席这封信是在详细了解情况后写成的。他委托邓拓同志找到我和蓝翎，邓询问得很详细。邓还讲过是从山东大学找到我们的，那当然首先是从文章发表园地《文史哲》开始的，了解到我们是山大毕业生，了解到“山东大学的老师”即《文史哲》编委会对我们的支持，这都是“铁案”！关于“五四年思想批判运动”的回顾和思考以上答辩文字，意在批驳王文牵强附会的奇谈谬论，厘清事实真相。虽重复琐碎，却不得不为之。最后，还想谈谈对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为起始的“五四年思想批判运动”的回顾和思考。众所周知，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毛主席最喜爱的古典文学名著，他自己讲曾读过十几遍。他认为《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说它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是“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赞成我们文章中称其为“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的观点，说“不读《红楼梦》就不懂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正是由于毛主席对《红楼梦》的推崇和热爱，推动了它的空前普及，也使它走出学者的书斋，成为不只吸引研究者也备受国人关注的“显学”。如今，“红学”研究已成为中国学术为世界瞩目的“三大显学”（另两门是“甲骨学”和“敦煌学”）之一。毛主席把《红楼梦》视为“文化国宝”。在《论十大关系》中曾说：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 其意即《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和标志，这一观点已成为全民族的文化共识。正因为毛主席对《红楼梦》的评价是如此之高，他才会那样不能容忍胡适“新红学派”对《红楼梦》价值的肆意贬低——“《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不脱东方思想的窠臼”；以至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的“自传”；其基本观念是“色空”等等主观唯心主义的呓语！据已公布的史料，毛主席对《红楼梦》的研究是很深入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修订后改名《红楼梦研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等，都认真地阅读过，藏书中都留有他研读的痕迹，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第 293 页第 5 个注是这样说明的：“毛泽东在他仔细阅读过的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一书中，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他画的杠杠和圈点的笔迹，还打了很多问号，共 50 多处，本书所引俞著的那些话，毛泽东都画了杠杠，打了问号”。《毛泽东传》中是这样论述的，“显然，这些观点，毛泽东都是不赞成的”。他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封建社会大背景下来解读《红楼梦》，来进行思想艺术成就、人物形象的分析评价；进行作者家世及作品的考证等等。他对《红楼梦》有很多精辟独到的见解，散见在他的许多文章和讲话中。前两年我看过一本《毛泽东读〈红楼梦〉》（董志新著，万卷出版公司 2009 年出版），讲得很详细，有不少是我头次听说。我认为，是可以称之为红学的“毛泽东学派”的，我和蓝翎文章中的观点应属于这一学派。这些年，王学典们所贬损的李、蓝的文章只是充当了毛主席对胡适的“政治学术批判工具”之类，只是极其浅薄的谬评而已。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已为许多读者熟悉。毛主席称李、蓝“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毛泽东传》在谈到毛主席之所以重视我们的两篇文章时做了这样的阐释：“毛泽东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毛泽东传》第 293 页）两个“小人物”的两篇文章，能得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如此评价，夫复何求！毛主席信中批评的重点，则是文艺界党的领导工作中存在的指导思想问题：从《毛泽东选集》四卷的最后几篇文章，以至他对放映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的不满，都是着眼于思想文化领域历史唯心主义的泛滥。当他发现了两个“小人物”对“新红学派”唯心主义观点的批评，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却遭到“种种理由”“婉拒”（以我的所见所闻，我对党史中“邓拓婉拒”的说法存疑），经过曲折达成“妥协”，他的感受自然和我们不同。在这封信中，他不只批评了《文艺报》，也批评了《人民日报》以至文化思想领域的党的领导，对胡适唯心主义的容忍，依从甚至“投降”，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的。后来毛主席看到《文艺报》的“编者按”时，已经由不满变成愤怒了，这就是随后出现了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钟洛、袁水拍、黎之等几篇署名文章的原因。 1954 年 10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钟洛的署名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意在阐明，开展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即“在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和评价古代文学经典，促进、提高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觉悟和水平。这篇文章只能称为“署名文章”，正如执笔者在回忆录中所说压根儿就是“遵命文学”，因为文章的立意和思想显然都不属于他。 195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署名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尖锐批评《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语”及学术界、文艺界各机构中普遍存在的“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律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据已公布的史料记载，毛主席对文章做过多处修改，文章中有的段落及标题也为他所加。此后，毛主席对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错误》；黎之的署名文章《〈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做了多处批示，指出：《文艺报》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据黎之回忆：“我后来听周扬顺便讲起，当时毛主席拿《文艺报》给他看，说：你看，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周扬说：主席这句话重复了两遍——毛泽东说：《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黎之：《文坛风云录》） 1954 年 10 月 24 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批判俞平伯及胡适新红学派主观唯心主义的研究观点。 10 月 31 日至 12 月 8 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多次召开联席会议，结合对新红学派《红楼梦》研究观点和胡适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检查所属各协会的工作，重点检查《文艺报》的工作。会议作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改组《文艺报》编委会，冯雪峰被免职。 12 月 8 日，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茅盾作了题为《良好的开端》的发言、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据《毛泽东传》对这段历史的记述，毛主席对上述文件都亲自审阅修改过。在这场思想批判运动起来之后，我和蓝翎就已经插不上话了，我们还是接着写自己关于《红楼梦》的评论文章。目前，对于这一被王文称为“被时代的列车抛在半个世纪前”的思想批判运动，包括新时期的各种“红学史”，论者们都各有各的评价，“树欲静而风不止”。但它毕竟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肃的斗争，对它的功过是非，从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到《毛泽东传》再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均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都对它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和评价。我要引述的是最新的即纪念建党 90 周年（ 2011 年）时出版的杨德山、刘建美编著的《中共党史简明读本》，对这场批判运动做了简明扼要的评价：为了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使广大干部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在思想文化领域还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这场批判运动是从批判新红学派权威作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的。其导火索是 1954 年 9 月至 10 月，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中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评，这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热情支持两个小人物对俞平伯的批评。随后，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批判运动，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进而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这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通过批判运动，知识界划清了与胡适思想的界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近来，常会想起被贬谪的林则徐的悲愤之问：“青史凭谁定是非”？！我没有他那么悲观，只想改两个字——“青史终能定是非”！我也坚信：事实胜于雄辩。这便是我结束此文时的坦然心境。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2-04/11/nw.D110000zhdsb_20120411_1-05.htm; 个人分类: 学术问题评论(07-11)|4027 次阅读|0 个评论

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全文版): 热度 2 黄安年 2012-4-14 06:44; 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 ( 全文版 ) 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 / 2012 年 4 月 14 日发布按 : 笔者 2012 年 4 月 12 日博文《李希凡批王学典歪曲史实，中华读书报全文刊登驳王文的“揭密”》谈到 : 去年 9 月下旬，我在美国从网上看到山东大学《文史哲》现任主编王学典 2011 年 9 月 21 日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密》一文 , 质疑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实是否存在，这一说法令我感到十分费解 , 不知李希凡先生本人有何看法。今天我看到了 2012 年 11 月 4 月 11 日《中华读书报》，其头版头条通栏标题是 : 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详见第 5 版全版和第 6 版的一半版面）。为了网友了解史实真相 , 请见该报。（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558615 ）以下是文字版全文：李希凡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李希凡（口述）李萌（执笔）去年是我的本命年，然流年不利，老伴九月初因胃大出血住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后又查出已患绝症，至今还在住院。全家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竟忽略了家外的春秋风雨。正因我家的烦心事，山大校友和周围朋友才缄口不言，免得给我添堵。直到今年 2 月底，大女儿李萌的一位朋友提起王学典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 2011 年 9 月 21 日《中华读书报》；以下简称“王文”），问及有无答复。她才从网上找到王文送给我看，且力主尽快做出答复。读罢王文，确实“来者不善”！王文在 2004 年就已成文，作者确实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但却故意遗漏了对我这个还健在的写信当事人的询问核实。如果他真有诚意搞清问题，是有机会当面或打电话问询的。因为我们是认识的，在 2011 年 5 月初李萌陪我去山大参加《文史哲》创刊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他接待过我们，还说着：您能来坐坐，就是历史，给母校带来荣誉之类的客套话，似乎相见甚欢。再者，为邀请我参加纪念活动，《文史哲》编辑部曾给我打过三次电话，敦促我与会。王文发表前，如果他愿意也是可以跟我电话沟通的。至于王学典为何要在山大 110 周年校庆前夕、顶着《文史哲》主编的头衔来发表此文？相信看过王文的读者都会得出明晰的答案。王文究竟引用了哪些新鲜史料呢？不过是王的“私人收藏”—— 1954 年我写给葛懋春的几封信件的复印件而已。葛在十几年前已将信的复印件寄我留存。作为王文通篇立论基础的是我 1954 年 4 月 13 日信中的一段话，引用时带着删节号，那被删节的内容对其“揭秘”显然是不利的。我在信中与好友葛懋春谈论着“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当时已基本完成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另一篇是计划于暑假期间去写的《评〈红楼梦研究〉》。王文故意把这两篇文章的事搅在一起拧麻花，捣腾出诸多与事实满拧的奇谈谬论，本文将一一批驳。问题的症结还在于：王学典罔顾我和蓝翎在各自回忆文章中，多次谈到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开始写作的时间—— 1954 年寒假过后的 3 月份，却从我的信中拎出几句话，拿尚未动笔的《评〈红楼梦研究〉》做起“张冠李戴”的文章；还以“ 4 月 13 日 ”为初始点，编排出王氏李、蓝《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写作发文时间表；别有用心地推演出“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压根就不存在”；李、蓝文章是“《文史哲》编辑部的约稿”，而不是“作者‘不得已’时的投稿”等极其八卦的“大胆的假设”。我认为，王学典是在歪曲史实，对我曲意中伤，难脱欺世盗名之嫌！我还想就事问问王学典：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你在没有征得我本人同意的情况下，随便公布且断章取义摘引我写给葛懋春的私人信件，合情合理合法吗？！据说，王文“所披露的事实足以引起对当代史上许多重大思想文化事件的重新反思和审查”；“根据公开发表和私人收藏的大量材料对 20 世纪 50 年代轰动学术界、思想界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发生的历史真相进行钩沉还原，拨开了笼罩在这一事件上的层层迷雾，使这一事件再度回到公众视野之中，引发知识界和网民的热议”（引自《齐鲁晚报》 2011 年 10 月 22 日《两个“小人物”与“红楼梦研究”批判事件再度引发普遍关注》）。所以，这件事已绝不仅仅是涉及我个人的问题，作为在世的历史当事人（另外的主要当事人蓝翎、葛懋春、邓拓、杨向奎等都已去世），我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拨开王学典人为制造的迷局，澄清事实真相，做出明确的实事求是的答复。关于王文所涉史实的陈述——给出正确的时间表我前年“签约”的回忆录《往事回眸》已写出初稿，年内将完成修改付梓。对王文所涉历史，已题名《〈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发表的前前后后》，在《传记文学》杂志 2011 年第 7 期至 12 期连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 1954 年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是我和蓝翎的业余文学评论写作。我们于 1953 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哲学专业研究生；蓝翎在北京师大工农速成中学当语文老师。下面，先就王文所涉相关历史事件，拨乱反正，给出正确的时间表，以使读者对整个事情的脉络有连贯的了解，下面的答辩也会多有涉及。 1954 年 3 月上旬，李、蓝相聚两次研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撰写问题。 3 月中旬，蓝翎开始起草的初稿，他在回忆录《龙卷风》中讲，用了一周多的时间。 1954 年 3 月下旬，蓝翎完成文章初稿；李希凡开始《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二稿的写作，并致信《文艺报》通讯组，询问批俞文章可否发表。 1954 年 4 月中旬，李希凡完成《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二稿，用时三周左右。 4 月底，蓝翎完成文章三稿的缮清修改。 1954 年 5 月 4 日，李、蓝联名致信葛懋春，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投稿《文史哲》。 1954 年 7 月至 8 月，李、蓝于暑假期间完成第二篇批俞文章《评〈红楼梦研究〉》的写作，于 8 月底投稿《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 1954 年 9 月，《文史哲》第 9 期发表李、蓝《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1954 年 9 月 18 日，《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约见蓝翎，了解文章的写作发表等情况；次日，邓拓约见李、蓝，询问文章写作和我个人的情况。 1954 年 9 月 22 日，蓝翎电告我即刻进城，说《人民日报》通知将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要修改一下尽快交稿。当天下午，我赶到蓝翎处，我们在他的宿舍“开夜车”，这是在《人民日报》已排出的文章“大样”上进行的修改。第二天清晨，一起去《人民日报》社交稿。 1954 年 9 月底，《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约见李、蓝，告知将由《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冯谈话的大致内容是：你们的文章还有些粗糙，没写好的地方，我要给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文艺报》第 18 期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1954 年 10 月 10 日，《光明日报》发表李、蓝《评〈红楼梦研究〉》。 1954 年 10 月 16 日，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的开头写着“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即李、蓝《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附上，请一阅。”毛主席还开列了名单，在党内高层和文艺界领导人中传阅（这封信于 1967 年公开发表，我和蓝翎也是在那时才知道的）。李希凡确实写过“被置之不理”的信——驳斥此信不存在的“四理由” 在 1954 年寒假过后的 3 月上旬，我和蓝翎在阅读过俞平伯发表在 1954 年 3 月号《新建设》上的《红楼梦简论》后，开始酝酿撰写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第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蓝翎完成初稿的 3 月下旬，我就致信《文艺报》通讯组，询问有篇批评俞先生红学观点的文章可否寄去，直到五月初文章定稿，未得到回音，在与蓝翎商议后，决定将文章投给《文史哲》。我的那封被“置之不理”的信之所以被提及，是由于《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奉命找到蓝翎（我并不在场）了解情况时问：“‘你们都在北京，为什么写了文章拿到青岛发表？是不是遇到什么阻力？’蓝答：‘山东大学是母校，《文史哲》是学报，编委都是我们的老师。有一位负责日常编务工作的编辑，是历史系刚毕业不久的校友葛懋春，李希凡同他熟悉，把稿子寄给他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李希凡是《文艺报》的通讯员，曾写信问该刊负责通联工作的杨志一可不可以寄去，但没有得到回信。别的刊物没认识的人，寄去怕得不到及时处理。’”（见蓝翎回忆录《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年版）。第二天，蓝翎电话通知我去见邓拓，邓向我了解情况，又问起蓝翎讲过的我给《文艺报》写信的事。我和蓝翎只是实话实说——没有得到回音，我们有必要无中生有吗？ 1952 年我在山大读书时，就开始担任《文艺报》通讯员。他们要求一两个月给通讯组写信汇报本单位的文艺思想动态和自己的写作情况。两年间我都定期汇报，写过十几封信，寄过四篇稿件（均未采用），只收到通讯组杨志一的一封退稿信（谈的是我关于丁玲小说的文章），其余都是“置之不理”。这可以理解，对只有几个人的《文艺报》通讯组而言，给每位通讯员每封信回信，工作量之大不难想象。 1954 年 11 月初，在《文艺报》召开的一次征求意见座谈会上，《文艺报》唐因等四位同志（他们都不是《文艺报》通讯组的；通讯组杨志一未再与我谋面）约我单独谈话，说没有看到我的信。我向他们解释，确实写过信，因邓拓同志问起文章为何未在北京的刊物发表，才谈到写信询问过“没有得到回音”，绝没有告状的意思。当时觉得他们咄咄逼人又有点神秘地质问信的事很莫名其妙。 1967 年后才明白事出有因。当年我和蓝翎并不知晓毛主席的信，但《文艺报》的人显然了解毛主席批评了我的信“被置之不理”。 1979 年召开的第四次作代会上，那几位同志又提出信的问题，要我公开答复，他们的质疑和我的答复分别在两期“会议简报”上刊出。即使想以此做翻案文章，王学典也晚了几十年，何来“揭密”？王学典为坐实他杜撰的李蓝文章是约稿的荒唐假设，竟独出心裁地判定：因“催稿甚急”，《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在 4 月 13 日到 5 月 4 日这“二十天”写成的！王学典应搞清楚：我和蓝翎只是大学刚毕业的“文学青年”，对于每天都要上课或授课的我们，是绝没有仅用“二十天”业余时间就整出一篇万字文的道行和精力的。王文将其编排的“时间表”作为前提，推断我们的文章完成后根本没时间等《文艺报》的“回音”，所以，这封信“根本就不存在”。它所罗列的“探询信”不存在的“理由”还有：一，“袁水拍发表于 195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日报》上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就只字未提这封信”？二，毛主席做了多处批语的冯雪峰的检查，“毛也并未追究冯为何不对那封‘探询’信作出说明或检查的问题”？三，以“《文艺报》的名义作出的检讨为何也不触及此信呢”？四，为何“李蓝两人当年的文章均对那封所谓的信‘缄默不言’”？我认为，以这四条理由否定我的信的存在，完全是矫情的无稽之谈！凡阅读过《质问〈文艺报〉编者》的人，都能读懂其矛头所向是《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所加的“编者按”（它是由主编冯雪峰定稿的）。毛主席感到不满甚至气愤的是学术界、文艺界领导迷信“名人、老人”、不注意扶植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倾向；是“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从他亲自修改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和对冯雪峰检查的批语中，可看得十分清楚。显然，那封与冯雪峰（我的信并不是写给冯的）没有直接关系的被“置之不理”的信，并不是关注的重点，当然没必要对此揪住不放。对于报刊编辑部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稿件信件，人人心知肚明。我曾在《人民日报》做过三十余年编辑，深谙内情。 1954 年《文艺报》的人坚称没看到我的信，并不能因此蛮不讲理地否定我写过“探询信”，更无法否认《文艺报》存在“不可以批评俞平伯”的立场问题！ 1979 年我曾反问《文艺报》那四位耿耿于怀的同志：你们《文艺报》敢说对所有人的投稿和信件都有问必答的“回信”吗？他们无言以对。随后披露的另一青年作者白盾早于我们的批俞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被退稿，却是无法抵赖的。白盾这样谈到 1952 年 11 月间《文艺报》给他的退稿信：“我记得他们说了大致是这样的话：《红楼梦研究》基本上是优点多于缺点；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研究很有贡献；文中所指出来的缺点，在目前一般读者的思想水平已有提高的情况下，人们‘自会分清’，所以用不着批评，‘希望继续研究’”（见 1954 年 11 月 12 日《人民日报》）。此外， 1953 年 5 月 15 日出版的《文艺报》第 9 期有一篇向读者推荐俞平伯著作《红楼梦研究》的评介文章，赞扬说：“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引，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在这则书评中，《文艺报》的立场已表露无遗，足以说明问题。难道他们会独独欢迎我们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投稿吗 ? 我和蓝翎从未对“被置之不理”信的事“缄默不言”过，王文提到的李、蓝《谁引导我们到战斗的道路上》，是回顾自己成长历程的文章，我们从未把那信看得如王学典夸张的那么重要，总念叨它也不是我们的风格。何况，我对雪峰同志一向抱有好感，对探询信从来都用“没有回音”一语带过，从未说过王文所谓“如何被‘置之不理’，又如何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写信给母校的老师恳求支持等等此文面世过程中所遭遇的这些后来被极力渲染、强调的曲折、周折”的话，这是王学典的编造！王文写道：“毛泽东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 1967 年 5 月 27 日在《人民日报》公开披露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发表过程中所碰到的所谓‘周折’才广为人知。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在此之前的材料中，看不到任何那封被‘置之不理’的信的存在痕迹，包括李、蓝两位先生在文章中屡次提及那封‘探询’信，都是在毛泽东主席的信披露之后；在此之前，他们也从未提及过。”王纠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说在 1967 年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公开发表后，我们与毛主席的信对了口径，编出了那封被“置之不理”的信。我要强调的是： 1954 年 12 月 8 日，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中指出：“《文艺报》编辑部在这次检查工作中，发现过去退回的稿件有不少是不该退回的。这些稿子被退回的理由，往往是因为它们批评了某一个‘权威’或大名人，而那些写稿者则是‘小人物’。”作为例证，《决议》清楚地点到：“《文艺报》编辑部对于白盾、李希凡、蓝翎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的错误论点的文章”，就“拒绝刊登或不加理睬”（《文艺报》 1954 年 23 、 24 号合刊）。这“拒绝刊登”自是指白盾文章被退稿；“不加理睬”难道不是指对我的探询信“置之不理”吗？这算不算“触及此信”了呢？算不算“信存在的痕迹”呢？请问：这经毛主席亲自审阅，文联、作协主席团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算不算“当年的文献”呢？我可认为，这个决议是当年那场“运动”的重要的总结性文件。为什么总要争执探询信的有无？因为这牵扯到《文艺报》编者们“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的问题；也是王学典翻云覆雨的真正目的：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存在“问题”——探询信“压根就不存在”，毛在信中表达的不满和批评，源于毫无根据的误传误判。而我们真实的经历正如毛主席所述“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准确无误！下面，对王文妄称毛主席信中存在的“问题”，逐条给予驳斥： “问题” 1 ：“两个‘小人物’向《文艺报》写信的事无法坐实，很有可能压根就不存在。”这很矫情！其意是只要没找到我信的原件，就“无法坐实”。我们当事人的回忆和叙述，都是“压根就不存在”的谎言。若按王学典这种逻辑，世界上就无史可言了，且谁都别写回忆录了，反正基本都是“无法坐实”的。那当今新兴的历史学科、崔永元他们正在搞的“口述历史”就甭搞了，反正是“无法坐实”！一个历史学者怎么可以荒谬到如此地步！ “问题” 2 ：“按照李、蓝两位先生的回忆，即使是写过信，也是问‘可不可以将文章寄去？’或‘文章长了点行不行？’之类的问题，而不会是‘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李、蓝的文章本就是批评俞平伯先生红学观点，询问可不可以发表，当然就是毛主席所说“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他的说法是更切中问题实质的表达。在白盾文章被退稿的事披露后，再争论我的探寻信有无，已失去意义。《文艺报》给白的退稿信已表明“不可以批评俞平伯”的立场，即使我们的文章寄去，也是同样下场；即使看到我的信，也会“置之不理”！李、蓝文章不是《文史哲》的约稿——驳斥李、蓝文章是约稿的“两推断”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不是《文史哲》编委会或葛懋春的约稿。它是批评俞平伯先生红学观点的，《文艺报》显然是最合适的首选。因我的信没得到回音，“不得已”才改投《文史哲》。《文史哲》编委会审读讨论后决定“支持”刊载。当年的《文史哲》主编杨向奎先生对此有准确的回忆。这是不争的事实！被王学典如获至宝称为“保留有约稿的明确记载”的是我写给葛懋春的信。王文说：“ 4 月 13 日的信上，李先生把驳俞平伯文章的写作时间是否放在暑假还犹豫着”，“他反复强调不能立即动笔，推到暑假中再写，这是不是说明葛先生在约稿信中索稿甚急，要李马上就写？不然的话，李先生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呢？”王由此做出“两推断”：“ 1 、葛先生在此前的信中，肯定说过编委会需要批评俞平伯红楼梦评价方面的稿子，希望李先生写一篇之类的话。”“ 2 、《文史哲》杂志编委会需要批评俞平伯的稿子”，这都是主观臆断的胡猜乱编！若把我的信完整地看下来，便可知我在信中两三次提到并“犹豫着”要暑假动笔的并非已完成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而是毛主席信中提到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它正是我们在 1954 年暑假期间完成的。在之前的信中我对葛提过想写批俞平伯红学观点文章，询问过《文史哲》是否需要这方面的稿件，与我写给《文艺报》的探寻信目的一样是“投石问路”。 4 月 13 日，文章二稿已基本完成，预感到可能这探询信将和以前的信件一样石沉大海，确实开始考虑将文章投给《文史哲》，但尚未与蓝翎商定，因此没有谈《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已写好的事。由于此前未与葛兄谈过与蓝翎合写文章的事，便介绍了一下蓝翎。至于对“俞平伯把红楼梦的传统性说成形式的模拟”的议论，恰是因文章修改到最后，觉得没写好，才会讲“文章现在写不好，将来也要集中力量搞一下”。王文自以为是地分析道：“驳俞平伯的稿子在《文史哲》上的发表似乎已不成问题，故信写得很少客气，几乎没有任何‘恳求支持’的谦恭，也看不到一点曾经的周折。”在叙述葛懋春跟他谈起 1954 年的往事时，又煞有介事地说“李、蓝的文章是先生约写的这个细节一直刻在心里”。我不禁要问：一篇未经《文史哲》编委会分管编委审阅过的稿子，谁敢说“发表似乎已不成问题”，莫说葛懋春一个普通编辑根本没有这个权限；就是我们也不可能这么自我感觉良好。葛兄是学历史的，从来信中可知，俞先生的红学文章他根本就没看过，何来“约写”？葛不过是说：把文章寄过来看看。谁看看呢？当然是决定文章是否刊发的《文史哲》编委会的老师们。作为朋友他只是鼓励我搞业余的文艺评论写作，欢迎我把文章投给《文史哲》而已。这样的“约稿”与王文所说的“《文史哲》编委会需要批俞平伯的文章”，“主动约稿在前”，显然不是一回事！葛懋春虽已去世，但打着他的旗号编造谎言，也是不能得逞的。王学典故意把“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混为一谈，揣着明白装糊涂，意图从根儿上否定毛主席信中所涉史实的真实性！莫非想当“弄潮儿”在山大校史上留名？那我的答复可就是成人之美喽！王自称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却选择性失明，把历史当事人陆侃如先生《严厉地肃清胡适反动思想在新中国学术界里残存的毒害》 ( 《光明日报》 1954 年 10 月 31 日 ) 一文漏掉了。陆先生时任山东大学副校长，既是李、蓝的老师，又是当时《文史哲》的编委。唯一的解释是，陆先生的文章不支持其李、蓝文章是《文史哲》编委会约稿的谎言！他不便引用，就装着没看见。陆先生的文章开头即说：“我自己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上，和俞平伯先生同样地受过胡适反动思想较深的影响，搞过钻牛角尖的小考据，写过主观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研究文字……李希凡和蓝翎两位都是我的学生，他们的文章在几个月前从文史哲编委会那里看到，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陆先生说的清楚，他只是在编委会讨论是否刊发我们的文章时，才知道才看到，“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请问王学典：如果真如你所说“《文史哲》杂志编委会需要批评俞平伯的稿子”，批判胡适是“箭在弦上”的计划，是向我们“催稿甚急”的约稿，陆先生还会这样讲吗？他当时可是负责《文史哲》古典文学研究的编委，如果编委会真有所谓约稿意图他怎么可能不知道？编委会又怎么可能越过或瞒着他呢？陆先生的文章发表于 1954 年，可是无法与毛主席或我们“对口径”的哟。王文说“在李先生看来，懋春先生就是毛主席的信中提到的那位‘支持’他们的山东大学的老师”。符合史实的说法应是：支持我们的“山东大学的老师”是以杨向奎主编为首的《文史哲》编委会。杨先生一贯坚持学术研讨“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和扶持青年人独立思考、向学术权威挑战，从不徇私情。 1951 年第 4 期《文史哲》发表的我的《典型人物的创造》，是《文史哲》创刊后发表的第一篇学生论文。本是一篇作业，我的老师中文系主任吕荧先生推荐给杨先生，据说发表前华岗校长也阅读过此文。《文史哲》 1954 年第 4 期发表了我的《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这是与张政烺先生商榷不同看法的文章。 1955 年杨先生来京时特意介绍我和张先生相识，才知道张政烺先生是杨先生多年的好友。正是由于《文史哲》编委会一贯倡导的不论资排辈的学术民主的清明之风，我们这种“小人物”的文章才得以发表。杨先生在看过我的《送懋春兄远行》后，曾特意托人带话给我，说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编委会集体讨论过的，葛懋春一个编辑怎么可能决定呢？细想一下，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嘛！我以后的回忆文章都做出修正。 2000 年 7 月杨先生逝世后，我的追忆文章《迟到的悼念》已记述过此事。王文说：“使胡适暴得大名的学术主干一个是‘古史辨’，另一个就是‘红楼梦辨’”（纠正：《红楼梦辨》是俞平伯的著作；《红楼梦考证》才是胡适的著作），罗列出《文史哲》在 1952 年组织过对胡适“古史辩派”的批判，以佐证《文史哲》也要组织批判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以上列举的事实表明，“《文史哲》杂志编委会需要批评俞平伯的稿子”且“催稿甚急”，是无中生有的臆造！自《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问世以来，还从未听到有任何一位历史当事人——《文史哲》编委会的老师讲过：这篇文章是他们“主动约稿在前”。果真有所谓“约稿在先”，我们岂敢贪母校《文史哲》组织约稿之功？！且早就会有当事人站出来讲话啦！我就纳闷：难道是你王学典这现任《文史哲》主编跨越时空向我们“约稿”啦？！王文所谓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存在的“问题” 3 ：“说‘他们不得已写信给山东大学的老师’，事实并非如此。”问题 4 ：“《文史哲》杂志对两个‘小人物’不是被动‘支持’在后，而是主动约稿在前”。在上述历史事实面前不攻自破！毛主席所说：“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被证明符合史实，准确无误！实际上，毛主席这封信是在详细了解情况后写成的。他委托邓拓同志找到我和蓝翎，邓询问得很详细。邓还讲过是从山东大学找到我们的，那当然首先是从文章发表园地《文史哲》开始的，了解到我们是山大毕业生，了解到“山东大学的老师”即《文史哲》编委会对我们的支持，这都是“铁案”！关于“五四年思想批判运动”的回顾和思考以上答辩文字，意在批驳王文牵强附会的奇谈谬论，厘清事实真相。虽重复琐碎，却不得不为之。最后，还想谈谈对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以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为起始的“五四年思想批判运动”的回顾和思考。众所周知，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毛主席最喜爱的古典文学名著，他自己讲曾读过十几遍。他认为《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说它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是“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他赞成我们文章中称其为“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的观点，说“不读《红楼梦》就不懂封建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正是由于毛主席对《红楼梦》的推崇和热爱，推动了它的空前普及，也使它走出学者的书斋，成为不只吸引研究者也备受国人关注的“显学”。如今，“红学”研究已成为中国学术为世界瞩目的“三大显学”（另两门是“甲骨学”和“敦煌学”）之一。毛主席把《红楼梦》视为“文化国宝”。在《论十大关系》中曾说：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 其意即《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和标志，这一观点已成为全民族的文化共识。正因为毛主席对《红楼梦》的评价是如此之高，他才会那样不能容忍胡适“新红学派”对《红楼梦》价值的肆意贬低——“《红楼梦》的真正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不脱东方思想的窠臼”；以至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的“自传”；其基本观念是“色空”等等主观唯心主义的呓语！据已公布的史料，毛主席对《红楼梦》的研究是很深入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修订后改名《红楼梦研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等，都认真地阅读过，藏书中都留有他研读的痕迹，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第 293 页第 5 个注是这样说明的：“毛泽东在他仔细阅读过的俞平伯所著《红楼梦辨》一书中，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他画的杠杠和圈点的笔迹，还打了很多问号，共 50 多处，本书所引俞著的那些话，毛泽东都画了杠杠，打了问号”。《毛泽东传》中是这样论述的，“显然，这些观点，毛泽东都是不赞成的”。他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封建社会大背景下来解读《红楼梦》，来进行思想艺术成就、人物形象的分析评价；进行作者家世及作品的考证等等。他对《红楼梦》有很多精辟独到的见解，散见在他的许多文章和讲话中。前两年我看过一本《毛泽东读〈红楼梦〉》（董志新著，万卷出版公司 2009 年出版），讲得很详细，有不少是我头次听说。我认为，是可以称之为红学的“毛泽东学派”的，我和蓝翎文章中的观点应属于这一学派。这些年，王学典们所贬损的李、蓝的文章只是充当了毛主席对胡适的“政治学术批判工具”之类，只是极其浅薄的谬评而已。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已为许多读者熟悉。毛主席称李、蓝“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毛泽东传》在谈到毛主席之所以重视我们的两篇文章时做了这样的阐释：“毛泽东认为，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还是资产阶级观点，指导社会科学研究，而不单单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毛泽东传》第 293 页）两个“小人物”的两篇文章，能得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如此评价，夫复何求！毛主席信中批评的重点，则是文艺界党的领导工作中存在的指导思想问题：从《毛泽东选集》四卷的最后几篇文章，以至他对放映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的不满，都是着眼于思想文化领域历史唯心主义的泛滥。当他发现了两个“小人物”对“新红学派”唯心主义观点的批评，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却遭到“种种理由”“婉拒”（以我的所见所闻，我对党史中“邓拓婉拒”的说法存疑），经过曲折达成“妥协”，他的感受自然和我们不同。在这封信中，他不只批评了《文艺报》，也批评了《人民日报》以至文化思想领域的党的领导，对胡适唯心主义的容忍，依从甚至“投降”，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的。后来毛主席看到《文艺报》的“编者按”时，已经由不满变成愤怒了，这就是随后出现了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钟洛、袁水拍、黎之等几篇署名文章的原因。 1954 年 10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钟洛的署名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意在阐明，开展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即“在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和评价古代文学经典，促进、提高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觉悟和水平。这篇文章只能称为“署名文章”，正如执笔者在回忆录中所说压根儿就是“遵命文学”，因为文章的立意和思想显然都不属于他。 195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署名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尖锐批评《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语”及学术界、文艺界各机构中普遍存在的“压制新生力量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摆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律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据已公布的史料记载，毛主席对文章做过多处修改，文章中有的段落及标题也为他所加。此后，毛主席对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错误》；黎之的署名文章《〈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做了多处批示，指出：《文艺报》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据黎之回忆：“我后来听周扬顺便讲起，当时毛主席拿《文艺报》给他看，说：你看，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周扬说：主席这句话重复了两遍——毛泽东说：《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黎之：《文坛风云录》） 1954 年 10 月 24 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批判俞平伯及胡适新红学派主观唯心主义的研究观点。 10 月 31 日至 12 月 8 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多次召开联席会议，结合对新红学派《红楼梦》研究观点和胡适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检查所属各协会的工作，重点检查《文艺报》的工作。会议作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改组《文艺报》编委会，冯雪峰被免职。 12 月 8 日，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茅盾作了题为《良好的开端》的发言、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据《毛泽东传》对这段历史的记述，毛主席对上述文件都亲自审阅修改过。在这场思想批判运动起来之后，我和蓝翎就已经插不上话了，我们还是接着写自己关于《红楼梦》的评论文章。目前，对于这一被王文称为“被时代的列车抛在半个世纪前”的思想批判运动，包括新时期的各种“红学史”，论者们都各有各的评价，“树欲静而风不止”。但它毕竟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严肃的斗争，对它的功过是非，从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到《毛泽东传》再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均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都对它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和评价。我要引述的是最新的即纪念建党 90 周年（ 2011 年）时出版的杨德山、刘建美编著的《中共党史简明读本》，对这场批判运动做了简明扼要的评价：为了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使广大干部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在思想文化领域还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这场批判运动是从批判新红学派权威作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的。其导火索是 1954 年 9 月至 10 月，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中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评，这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热情支持两个小人物对俞平伯的批评。随后，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批判运动，从批判俞平伯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进而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这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通过批判运动，知识界划清了与胡适思想的界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近来，常会想起被贬谪的林则徐的悲愤之问：“青史凭谁定是非”？！我没有他那么悲观，只想改两个字——“青史终能定是非”！我也坚信：事实胜于雄辩。这便是我结束此文时的坦然心境。; 个人分类: 学术问题评论(07-11)|6557 次阅读|2 个评论

天上人间大揭秘: 热度 4 sheep021 2011-3-13 16:03; 飞机上看云景，山山水水，有时候，跟地面上的风景一模一样。科学技术，看似有用，实则大害 zlhua 2011-3-12 21:54 没有科学技术...现在我们都在干什么? 博主回复(2011-3-13 10:11) ：没有科学，正在踏青。走进自然，游山玩水。有了科学，只玩鼠标足不出户，网上种田。 zlhua 2011-3-13 10:18 呵呵,重享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博主回复(2011-3-13 10:32) ：这是城里人的梦想啊你说古代的仙女下凡，牛郎织女之类的神话，是不是就是说的城乡之别啊城里--天上乡下-凡间人人都说天上好，天上神仙羡凡间。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围城效应。城里的人，想到乡下享清闲，城外人想到城里看花花世界。古达的神话如天仙配，牛郎织女等等，也是这个道理。织女就像城里的纺织女工，或者民工，宁愿嫁给乡下的牛郎也不愿意在城里打工了。说复杂一点，城里、乡下，乃至任何地方，都有天上、人间之分。即使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也有天上人间，甚至地狱之分。还有西游记里的妖怪，很多都是天上的神仙的仆人、走兽啥的，偷偷到人间作乱，难道不是城里大户人家的后人、仆人乃至宠物在外面作威作福、兴风作乱。一旦遇到问题，就会说：我是谁谁家的儿子，或者，我是谁谁家的走狗，你能把我怎么样？看来，这天上人间，其实都在人间，人间本来也分为天上、地下。级别、权利、能量不同罢了。多说一下，《黄帝内经》中提到上古之人、中古之人、今人。其实，也不能按时间来划分。而是一种修行境界的划分。说白了，任何时间，都有上古之人、中古之人、今人并存。有人在天上，有人在人间。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有人可能会说，王号说的不算。那俺就搬个大师出来压压阵：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作者: 南怀瑾：譬如佛学里头讲，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大概年轻同学喜欢研究佛学的都知道，“娑婆”两个字不念“沙婆”啊，念“梭婆”。在梵文翻译过来就是“堪忍”两个字。中文古代的翻译，是能够忍受的意思。这是讲什么呢？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在痛苦中；但是众生不知道，都习惯的把痛苦当成快乐。释迦牟尼佛赞叹世界上的人类众生，忍受痛苦的功力很强，所以叫“堪忍”。但是一般佛经不喜欢用这两个字，认为意义不能概括梵文的“娑婆”痛苦世界。有位科学家昨天跟我提到他所领悟的，譬如佛家讲的六道轮回（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他认为一切都在人间，凭我们身心的感受，就可以了解六道轮回。这是非常准确的观念，也就是禅宗大师的观念，他一下就悟出来了。; 个人分类: 聆听自然|374 次阅读|8 个评论

2011年春晚魔术大揭密视频图文: 热度 1 冯用军 2011-2-3 12:26; 穿越玻璃视频地址： http://tieba.baidu.com/f?kz=991461543 撕报纸视频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xMjgzNjE2.html 2010春晚刘谦魔术揭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k3MDA3MzI=.html 2010春晚刘谦手穿玻璃揭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zNTcxOTky.html 1、桌布魔术本来桌布就在那里，用某种机关卡着，手上有点小动作，把原来的手上拿着的那块红布藏起来就好了，一点都不难。 2、金鱼按指挥游动在金鱼肚子里放上磁铁，鱼缸下面电磁布线就可以按已定程序行动了！ 3、画里的金鱼拿出放回那几条鱼甚至整张画本来就是一个液晶显示屏呢？不就完全可以解释了，至于金鱼怎么变出来的，一，屏幕边框可以藏，遥控让鱼弹到手中，二、袖口同样可以藏，也照样能弹出来。 4、画里的鱼进入水族箱往水族箱里变鱼，仔细看变魔术的时候魔术师用画的一边遮住了部分水族箱，那么就有很多种办法了，忘记魔术师的两只手是不是都能看到了，若是能看到，那基本上是遥控或者水族箱后边有人，若是有一只手看不到，那么也可能是他本人在画后边动手脚。 5、撕报纸魔术师手上本来就拿着两张报纸，一张用来撕的来欺骗观众，而一张是完好的，最后用来“复原”的。而为什么我说穿帮是在这里？当魔术师最后一次提问他对折撕了六次的报纸共有多少张时，有一张报纸的一个角露了出来，（怀疑是用来复原的那张报纸），所以就有观众说只有六十三张报纸，最后魔术师只好再撕一遍。而最后在复原时细心的人就能发现，复原后的报纸并不是完好的——有一个角是被撕过的，所以就猜想，当时撕的“第六十四张报纸”就是那张用来复原的。 6、镜子穿越镜子和刘谦手穿玻璃拿硬币那个一样是特殊材料，抹上东西就能传过去，而且能恢复原样，此是一种解释，还有镜子那么厚，按某处一个机关（或者遥控）后就可以往内推动，之后可以左右滑动前边有个布帘一档，拍摄的时候注意尽量不要拍正面，以免穿帮，穿过后按机关自动弹回一切ok这也是一种解释。金鱼按指挥游动详细解释：在一定强度的直流电场中,鱼受到电流刺激后,将身体转向阳极,并向阳极游去,甚至把电流方向转换,鱼也会调转方向趋向阳极．在交流电场中鱼群则出现停滞不前. 鱼对电刺激的这种定向感电反应称为趋阳反应.鱼产生趋阳反应对应的最小或临界电压称为趋阳电压. 鱼以头部向阳极时的感电电压是鱼的尾部向阳极时的1．5—2．0倍. 用头部感电电压和尾部感电电压的中间值去刺激鱼体:鱼头向阳极时,鱼不产生感电反应,鱼尾向阳极时,鱼就产生感电反应.这就是鱼类在电场内为什么会向阳极运动的原因(即趋阳反应)，完全是鱼类为了减少触电痛觉的本能反应. 个体大的鱼对低频率脉冲电流的反应灵敏,个体小的鱼脉冲频率稍高些,才能产生同样的趋阳反应. 用较高频率的脉冲电流刺激鱼体时,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趋阳反应.通常鱼类产生趋阳反应效果最适宜的脉冲电流频率为40赫兹左右. 鳀形小沙丁鱼趋阳脉冲频率25-45赫兹;小鳍脂眼鲱25-45赫兹;日本鳀25-45赫兹;刺鲳35赫兹;鲽鱼20-40赫兹;鲤鱼45-50赫兹用波形急速增长和缓慢减弱的脉冲电流刺激鱼体时,鱼会立即产生趋阳反应.电流增长越快,鱼产生趋阳反应的电压越低. 用波形缓慢增长和急速减弱的脉冲电流刺激鱼体时,由于电流缓慢增长时鱼的神经对电流产生适应变化,因而出现电刺激不起作用的现象. 根据鱼类对脉冲电流波形变化的反应效果,一般都采用电流急速增强和缓慢减弱的脉冲破形. 作用于鱼体的电刺激强度越大,放电的时间就可以大大缩短.通常鱼类趋电的脉冲周期都控制在低于2毫秒的范围以内. 淡水采用的捕鱼脉冲时间1．5—3毫秒;驱逐鱼群时脉冲时间为0．5—1毫秒。; 个人分类: 和谐世界研究院|2821 次阅读|0 个评论

太油菜了——“歼20” 命名揭秘: sheep021 2011-1-13 11:42; 以前常听说歼10 ，最多是歼13,14等等传闻这下突然冒出个歼20，这步子迈得也太快了吧。不过，据说歼20这个名称，官方还没有证实。只是网络和媒体的习惯叫法而已。歼20 ，就是歼灭某大牛中国在2020年之前不可能拥有第五代战机论断的意思。哈哈，太油菜啊估计也有歼22的意思。（2020 中有两个2，） 20一灭，22也就无所出了。; 个人分类: 文字乱弹|455 次阅读|6 个评论

权威人士揭秘上海世博会7000万人次是怎么预测出来的: gongshiliang 2010-10-25 20:15; 原申办上海世博会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揭秘 7000万人次是怎么预测出来的？ 10月24日，上海世博会累计参观人次突破了此前预测的7000万人次，创下世博会历史新高。不过在8年前，7000万是如何预测出来的？原上海市申办2010年世博会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志兴在他所著并于近日出版的《申博记忆》一书里，对此作了揭秘。　　委托盖洛普预测世博客源　　1999年5月31日，上海市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决定申办2010年世博会。11月4 日，国务院同意中国申办2010年中国世博会，并由上海市具体申办、承办，并全面启动2010年上海世博会各项筹备工作。这是上海第一次正式公开申办世博会。　　陈志兴说：像其他申办国一样，各申办国先要向国际展览局提交政府的申请函，然后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办报告》。在《申办报告》中，世博会参观人次的多少是任何一个申办国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世博会场地面积、场馆布局、设备设施、道路交通、住宿餐饮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申博记忆》披露，根据上海市申博领导小组的要求，上海市申博办经过公开招标，最后委托国际著名的美国盖洛普咨询有限公司做上海世博会客源调查，并预测上海世博会的参观人次。　　经过两年半时间的社会调查、抽样调查、电话采访，引用渗透率预测模型，引力预测模型和回归预测模型，收集二手资料分析等各种方法，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次进行了全面、科学、合理的预测。　　首次预测人数为 5300 万　　在预测报告中，参观者人口基数包括：当地，即上海市，随着城市的发展，至2010年参观者的人口基数为1167万人；本地区，即华东地区参观者人口基数为 1.28亿人；全国（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参观者人口基数为4.1亿人；国际参观者人口基数为2010年来华旅游的外国人，总数为2018万人。　　盖洛普的预测报告认为，上海世博会的客流量将介于3910万至5400万人次之间。其中，上海的参观者为990万1080万人次，占客流量的22%；本地区，即以上海为中心约1000公里以内的范围，主要指华东地区，参观者为2210万2790万人次，占总客流量的54%；全国（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参观者为3850万5310万人次，占总流量的98%；国际参观者为67万103万人次，占客流量的2%。　　2002年3月10日至16日，盖洛普的专家向来上海考察的国际展览局考察团作陈述报告，并第一次公开向媒体透露：预计2010年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次约有5300万人次。　　人数不是举办成功的唯一指标　　不过，国际展览局考察团普遍认为，5300万这一数字过于保守。因为，未来的7年，中国、上海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他们看到、听到，中国民众对申办世博会的支持率为90%，上海市民对世博会的支持率达93%，更有86%的上海市民有意作为志愿者为世博服务。国际展览局高层认为，上海作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国际大都市，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2001年，上海接待的国内外游客超过8000万人次。如果世博会场地还有扩展的可能，那么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参观人次完全有可能超过6000万。　　随后，上海市申博办又组织了数家咨询公司对比进行调查研究，并对历年上海旅游、商务人数分布，上海周围500公里-1000公里的人口数作了分析，也考虑到世博会场地的远近、最大容量、人均面积、生活的承受力等，决定将世博会会场面积从原来的3.4平方公里扩展到5.28平方公里。　　2002年7月2日，在国际展览局的第131次成员国代表大会上，中国申博代表团介绍，过去十年，上海吸引游客数年均上升8%。按这个趋势，2010年将有1.4亿游客来到上海。最终专家预测结果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次将达7000万。　　参观人次是世博会是否成功的评判指标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指标。陈志兴说，我们在解读7000万这个数据时，首先可见本次世博会的筹备和预案充足，在如此大客流的情况下能确保正常运行。更重要的是，这个数字展现了我国民众对文明的追求，为不出国门，看遍世界而汇集到世博园。每位游客都有不同的所感、所思、所悟，这种对文明的追求的确难能可贵。; 个人分类: 自说自话|4714 次阅读|4 个评论

俄罗斯、美国档案揭秘：毛泽东是韩国人: 热度 1 王铮 2010-3-27 07:50; 2010/03/27 继韩国人论证孔子是韩国人外，他们又考证出朱元璋是韩国人。因为有三个证据：一、民间传说，二、史书记载，三、朱元璋身边多韩国人。其实这些不够创新，真正的秘密是毛泽东是韩国人。其实毛泽东是韩国人这事，美苏两国早就知道，只是保密。最近公开的前克格勃档案揭秘毛泽东是韩国人的四个证据：第一、毛泽东的祖宗毛太华是韩国人。毛太华是朱元璋的将军。朱元璋身边多韩国人，人们怀疑毛太华很可能是。克格勃这份档案表明，毛太华其实就是。事情是这样的：当年金花婆婆的丈夫银叶先生姓韩，就是韩国人。他们住的灵蛇岛就是今天的济州岛。银叶先生的表侄儿就是毛太华。当年殷离被张无忌埋后，就是毛太华就救的，要不，殷离动惮不得，怎么在荒岛活下来？只不过当年毛太华先生还小，张无忌顾着与周芷若谈恋爱，谢逊又是瞎子，没有发现。后来事情明了后，张无忌就让毛太华跟着自己当亲兵，张无忌退役，因为都是韩国人，毛太华很快得到朱元璋重用，当了将军。沐英占领云南，朱元璋记得沐英是中国人，不放心，就派毛太华到云南监视他。朱元璋去世后，沐英找了个机会把毛太华送到了湖南。毛太华为了纪念自己是韩国人，就把居住的村庄叫韩国名字“ Sou ”，由于湖南人发音问题，那个地方有山，所以“首山”就被读为韶山了。第二、克格勃档案记载，毛泽东为什么在左膀右臂周恩来、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斯大林不派空军的情况下，硬性出兵朝鲜。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知道韩国是自己的老家，很多韩奸，成了李承晚政府的成员，按他的共产主义思想要解放老家的父老乡亲。所以就出兵了。斯大林知道毛泽东的韩国人底细，所以料定毛泽东会单独出兵朝鲜，坐收渔翁之利。后来志愿军占领了汉城，斯大林害怕毛泽东会老家，就不派空军南下，让志愿军退回了三八线。第三、克格勃档案揭示，毛泽东长子毛岸英战死在朝鲜，毛泽东不让把毛岸英遗体运回，说那也是他的家乡，暴露他的故国情节。他就是让儿子落叶归根。毕竟韩国是自己的故老家乡。第四、克格勃档案还揭示，在 1960-1970 年代，金日成与毛泽东动不动翻脸，毛泽东念着是自家儿侄，闹小孩脾气，始终如一地支持他。毛泽东与胡志明总说同志加兄弟，不说与金日成是同志加兄弟，因为按家谱，金日成比毛泽东晚了两辈。另外据《华盛顿邮报》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也透出出一些证据：第五、史书记载，韩国人认为长白山是自己的圣山，本来长白山全境在中国境内，毛泽东下令把半个山头划给朝鲜，好让韩国人祭拜。韩国人搞端午祭，为了支持韩国人，毛泽东下令中国破四旧，把中国的端午节“破”了，保证韩国人把端午节作为自己的节日。第六、民间传说，袁世凯这个人其实还是有好的一面。毛泽东时代为什么只说他是窃国大盗，因为他在朝鲜与韩国的文成皇后有一腿，又娶了这个皇后的妹妹做小老婆。毛泽东认为这是韩国人的奇耻大辱，所以要贬低袁世凯。世人总不明白，袁世凯没有当成皇帝，毛泽东怎么定他是窃国大盗呢？原来他偷了韩国的皇后，他窃了韩国。第七、美国的数据挖掘还发现，毛泽东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就是因为朝鲜在中国东边，毛泽东希望自己老家人更加富有。所以就让停战，让他们休养生息。毛泽东为了论证东风压倒西风好，每年都去秦皇岛，东临碣石，祭拜韩国大神，让北京发生沙尘暴，给中国人看到西风压倒东风就爆发沙尘暴，还是东风压倒西风好，还是韩国人好。近年，中国领导人每年暑假不去秦皇岛祭拜了，所以北京的沙尘暴就越来越严重了。; 个人分类: 也算作品|9532 次阅读|7 个评论

[转载]春晚刘谦魔术揭秘之我见: coofish 2010-2-19 11:05; 除夕之夜，春节晚会节目缤纷。小品相声充满时代色彩，饱含流行元素；歌曲类型丰富，儿童美声流行一个都不少。不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刘谦魔术表演硬币穿越之谜。早在春晚开始之前，我就对2010虎年春晚的三个节目抱有很大兴趣：1、刘谦和董卿的魔术表演，2、小虎队重新组合演唱怀旧歌曲，3、小沈阳与赵本山的《捐款》小品。前两个表现不俗，满足了我们的口味，但是赵本山大叔和小沈阳的小品略显平淡，没有留下什么经典的段子，倒是留下不少广告，又是酒水又是网络的，太招摇了。下面还是谈谈目前最火的刘谦魔术吧。这个神奇的来自宝岛台湾的魔术师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全国人民都忽悠了。今年的硬币穿越，确实非同凡响，看的我惊诧不已，百思不得其解。我是被精彩的魔术表演镇住了，不像董卿大姐，其实早明白怎么回事了，还在那里装无辜。嘿嘿，不过董卿大姐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刘谦魔术表演完毕，董卿紧握刘谦之手，先是祝贺，而后调侃道：现在刘谦越来越会抓钱了啊！，刘谦立刻澄清说：抓的都是自己的钱！的确，在2009年春晚表演了刘谦魔术之后，刘谦火爆中国，魔术也风靡神州大地，各种广告商纷至沓来找刘谦代言，各家电视台也邀请刘谦做节目，就连魔术小道具也销售火爆，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所以2009年一年刘谦赚的盆满钵满，难怪董卿会发出刘谦越来越会抓钱之感慨。可能有些业内人士看得眼红，故意针对刘谦魔术进行穿帮、挑刺，大年初一，各大视频网站（优酷网、土豆网等）上就出现了春晚刘谦魔术揭秘的视频，分析地很到位，原理、手法、过程，详尽至极，让人佩服。其实在魔术师圈内有规定：一般不允许揭秘魔术表演的，这个属于职业道德。记得以前看到的魔术表演揭秘的人都是带着面具的，是怕被魔术界的人认出来，遭到鄙视吧。大部分群众是对刘谦魔术好奇，想知道其中之奥秘，所以进行了一些猜测和探求。比如，有些人用录像机录下刘谦魔术视频，然后慢速播放魔术过程，找到其中的破绽，这一招还真的管用哦。这次春晚刘谦魔术可以用这种方法揭秘，下面给大家解释下硬币是如何穿越玻璃的吧。现在，刘谦的左手放在了玻璃下面，伸出食指，指在中间那个硬币，问董卿是不是想让它穿越。就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刘谦这只手的中指和后面的两个手指都是弯曲的。然后，刘谦的左手突然翻转，手心向上，啪的一声，贴在了玻璃桌面的下层，桌面上中间的硬币，就这样神奇地实现了穿越，夹在了玻璃底面和刘谦左手之间。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普通观众根本不可能看出端倪。但是，通过慢镜头，可以清晰看见，就在刘谦的左手向上翻转的过程中，一枚硬币显出了原形，就藏在这只手里。这就是刘谦为什么要弯曲中指和后两根手指的原因硬币，其实早就在那里藏着了。那么，桌面上方中间的硬币为什么会消失呢？机关就在刘谦的硬币上。刘谦的左手啪的一声贴在玻璃底部，受到震动之后，桌面上的三个硬币腾空而起，在空中翻转。还是通过慢镜头，可以清晰地发现，其中的两个硬币在空中完成了神奇地拥抱，完整地贴合在一起。这样，桌面上的硬币，就由三个变成了两个。这时候定格画面，你会发现，其中的一个，厚度超过了另一个，恰好是对方的两倍。呵呵，大家恍然大悟了吧，其它的魔术我简单说下吧：果汁变没是在杯子上做了手脚；扑克是魔术师的擅长，在于熟练，碗接硬币的关键是戒指能够吸硬币；手穿越玻璃拿硬币在于整个桌子及玻璃的构造，玻璃是有孔的并可以旋转。总之，一切魔术都可以解释的，不要以为是什么超能力哦！魔术的魅力在于其半遮半掩的神秘，如果将其揭秘，赤裸裸的展现在观众面前，就丧失了其艺术的美感。当然，普通观众探索魔术的奥秘源自于其内心的兴趣，对未知事物的向往，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魔术界业内人士的恶意揭丑是不道德的行为。转载： http://www.coofish.org/post/39.html; 个人分类: 心情驿站|1761 次阅读|0 个评论

揭开学术不端“利益链”的面纱: yangwenzhi 2010-1-6 09:08; 近来，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揭露和曝光，以及人们的愤怒、批判颇多。然而，很遗憾，对于学术不端的深层根源的揭示和建设性的治理良策却不多。出于责任和良心，这里我试着发表一些自己的不成熟见解，以求得与大家一起讨论。一、学术不端一个人能为？我国现今的学术不端由来已久，已经形成一个越来越长的产业链或利益连，就如同当今的其它商品一样，是一个包括设计、制造、销售、服务等环节的链条。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和研究，就不难发现学术不端这种负产品也是如此，单靠某一个人或单位，往往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它实际上也是需要至少包括设计者、生产者、销售者在内的多元参与和推动才能真正完成。学术不端产品设计者往往不经意地在学术制度的设计者中悄然产生（他们本人可能很不情愿承认），这主要是指政府、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等，在其规划、计划、项目实施、资源分配，以及人才政策、人才评价、晋级制度、奖励制度，评价体系、资助体系等的制度设计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强调自己部门（团体）的权限、地盘、资源掌控量、评判权、分配权、裁量权、裁判权、解释权、话语权等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完成学术不端这种负产品的设计。一些带有绝对导向性、功利性、保护自留地等价值取向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为学术不端的生产者提供了产品构思或产品图纸或路线图。学术不端产品生产者往往是一些身在教学、研发、实际工作等一线的科教工作者和纯粹的不法商人（如论文写手、替考者、论文叫卖者等），这些人往往只是出于自己、单位、团队等的一些可以理解、善意或人性、很实在、很微小的功利性目的（如评职称、上项目、评奖、碰运气、赚点小钱、获点小利等），循着设计者图纸的目标和要求，不惜昧着学术道德、冒着极大个人职业生命风险，在一些屡屡成功的人士示范下，不计成本、一往无前地创造条件来生产他们自己以为是设计者们寄予希望的学术不端产品（也许设计者万万没有想到、并不希望）。学术不端产品销售者往往身在同行评议、同行评审、同行认可、基金裁定、项目评审，以及导师指导、导师把关、学术评价、学术评论、论文发表评审、论著出版审查、成果评奖、人才选拔、学术荣誉分配等环节的人士，他们是一个兼职化、流动、虚拟、隐蔽的学者群体（我国学术界实际上已经形成一批评审的专业户，在许多场合都能见到他们敏捷矫健的身影），但却实实在在地起着关键性和决定性作用。他们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守夜人和最后把关者，一些人常常因为难以避开邀请单位或某些关键人物的授意、亲情关系、利益诱惑、个人私利等影响，守不住学术底线，丢掉了客观、公正、公平，虽然有时主观上很不情愿，常不常多次被迫昧着学术良心，若干次发誓下不为例或最后一次，但总是客观上充当了学术不端的注水者、销售者、叫卖者这个很不光彩的角色。最终通过这些所谓把关人的手，将这些学术不端产品体面地、程序合法地、按照某些机构或人物料定的结果圆满地、堂而皇之地进入学术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的成果库、项目库、知识库（学术期刊）、人才库、梯队库、荣誉库...... 可见，在上述学术不端的产业链的三个环节中，如果任何一个环节能把住关，学术不端这种负产品都不会像今天这样流通和泛滥。二、谁是学术不端的受益者？学术不端为何屡禁不止，我以为这是利益分配机制在中作怪。学术不端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具有一定市场的负产品，那其附加值的分配必然遵循现代产品的规律。我仔细研究后以为，它完全符合微笑曲线规律。微笑曲线式价值分配率，是我国台湾著名 IT 企业家施振荣提出的。他认为，现代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链中，在前端的创新－研发－设计环节，以及后端的物流－行销－品牌环节中，其产品附加值的分配权重达到 80 90% ，而在产品的生产环节获得的附加值仅为 5% 15% 。如，一只芭比娃娃在中国工厂的出厂价仅 1 美元，而在美国沃尔马的零售价为 9.9 美元，国外企业依靠设计与创意、品牌与销售赢得的利润远远高过中国的生产厂家。同样，我们不难看到，在学术不端这种负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链中，在前端的制度设计环节，以及后端的销售环节，具有很高的门槛（垄断性），并非任何学者可入，这样其既得利益的分配权重自然就高，应该也会达到 80 90%吧。稍加留意不难看出，在学术不端负产品的附加值分配中，学术不端产品设计者往往可以获得额外的部门或团队权力扩张、新的工作业绩（升迁的资本）、更加便捷的寻租或钓鱼机会等；学术不端产品销售者往往可以获得丰厚的收入（出场费、评审费、封口费、咨询费等）、更多的隐蔽信息（不能公开的秘密，可以成为要挟别人的资本）、额外的分赃机会（自留地）、更广的人脉关系（利益集团）、更多的出场机会等。而在学术不端的生产环节，由于具有低门槛、开放性，几乎可以家家点灯、户户冒烟（实际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了），而且产品拙劣，技术含量又低，几乎任何学者只要昧着学术良心都可为（网上叫卖论文、论文写手也物美价廉），自然其获得的附加值就不会高，而且风险会很大，只能处在是学术不端产业链的底端，属于弱势群体，就如同我国制造业一样，估计其收益权重也就在 5% 15%。而且学术不端生产者（如论文造假者）的成本（不只是指经济上）极高、风险极大，时常血本全无。他们大多是广种薄收，偶尔小有收获，如愿以偿，也是蝇头小利，多数时候他们所收获的是别人的白眼、自己良心的自责、终身的不安，甚至是后悔的眼泪......这些年来因学术不端被处理的人，基本都是属于学术不端生产环节这样的一些弱势群体，看来学术不端产品生产者属于软柿子系列。至今为此，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学术不端产品设计者、销售者被制裁的案例。由此可见，不制住学术不端行为的设计者和销售者这群最大既得利益者，就不可能真正铲除学术不端行为生存的土壤和市场。我以为，治理学术不端仅仅从生产环节展开，这没有真正治本，没有铲草除根，一旦时机成熟，它定会复生。三、根治学术不端的关键何在？学术不端行为祸国殃民，深恨痛绝。要根除我国的学术不端，根本在切断学术不端的利益链，让学术不端无利可图，无处可依，无处可销，自然就会无人可为。根治学术不端要从完善学术制度着手。现行的学术制度安排不完善，是学术不端赖以生存的土壤，而且这些制度中的官本位、部门本位、极端功利、短期行为的因素，是导致学术不端的深层根源。要根治学术不端就须在现行学术制度中去官味、淡功利，强化科学精神、科学道德，体现公正、公平、公开。在制度设计时，要增加与学术共同体的互动，切实改变对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等的考核标准，扩大社会监督，放弃部门利益，杜绝一切形式的学术权力寻租。根治学术不端要从学术共同体自身做起。学术不端的蔓延，学术共同体难咎其责。事实上，我国学术共同体的自律缺失，使其成为我国现行的学术不端行为的孵化器和放行者。其深层的根源在于我国目前学术共同体本身缺乏自律、自立，再加上一些学人缺乏科学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致使越来越多的同行评议、评审、选拔等如同虚设，客观上充当了学术不端附加值分配合法化的帮凶，成为学术不端通行证的授予者。要根治学术不端必须要学术共同体真正担负起学术守夜人和最后把关者的职责，千方百计杜绝同行评议、评审、选拔等成为少数人操控、分赃的赌场，避免参与同行评议者成为利益的相关者、受益者，要真正让学术同行评议认真起来、严格起来、科学起来、公正起来、公平起来、公信起来，让学术不端在学术共同体中无法过关、无法获得合法的通行证、无法流通开来。根治学术不端要从我们每一位做起。要在全社会塑造诚实守信的核心价值观，要扩大学术诚信者的合理收益，提高学术不端者的违规成本，让学术不端示范者无利可图，以致不被成为人们学习和效仿的榜样，而成为警示的反面教材。根治学术不端，须从每一位学者做起，践行科学道德，守住道德底线。; 个人分类: 学术共同体|28 次阅读|0 个评论

揭秘：谁是中国学术标准的制定者？: 梅珍生 2010-1-3 21:22; 梅珍生在网上看到一篇博文《也评 SCI ： SCI 、南京大学及其他》中说，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南京大学曲钦岳校长在教师的职称评定中提出：晋升副教授需要一篇、晋升正教授需要两篇国外学术榜（ SCI ）论文。后来 SCI 政策传到了其他高校、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以至国家科委、教育部及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用 SCI 标准来评价一个学科、学校、一个研究院、一个基础研究项目或一位科学家的学术水准。现在，人们都认可南京大学是中国 SCI 政策的始作俑者，从制度化的规定来看，固然如此，但我很怀疑南京大学学人的智慧。我倒相信信奉 SCI 是部分科技工作者，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怂恿下的自发行为，然后，曲钦岳同志才将它作为学校的正式标准。在八十年代初，学习图书馆系的课程时，如何利用 SCI( 科学引文索引 ) 、 EI ( 工程索引 ) 、 ISTP ( 科技会议录索引 ) 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是图书馆学系的学生一门必修的课程，记得那时对于如何熟悉利用国际上一些著名的检索刊物也很下过一番功夫。八十年代初，也很有一些图书馆界的少壮派学者主张开展图书馆的有偿服务。在那个利用国际长途查找国际数据库的时代，清贫的图书馆人找到的一条有效的有偿服务途径，就是手工查找纸质的 SCI 、 EI 、 ISTP 这些刊物出现的中国学者的名字，然后，给这些学者发信，告诉他们 : 尊敬的某某先生：您的某文被国际某著名检索刊物收录，表明您的研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这是衡定您学术水平的主要标准，可以作为职称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我们可以提供相关服务，每条收录信息收费拾元，您有 N 篇论文被收录，共需人民币 10N 元等等。鲜有学者能够经得住这样的诱惑！于是， 10N 元人民币悉数汇出。在大学毕业工资只有 58.5 元的时代，那该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啊。文科的一些学者，同样收到来自图书馆界的催款信息。比如，美国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 ）和《艺术和人文学科引文索引》（ A ＆ HCI ）日本的《东洋学文献类目》等，如法炮制，收款，文献有偿服务。记得有几个当今的著名学者，在九零年代初，还是籍籍无名的，为了那劳什子的国际著名检索刊物收录的事，还不远万里，亲自登门索取。当然，图书馆搞点有偿服务是付出了大量劳动的。比如，先查人名索引，再倒查所在页码标明的文章发表的刊物，再倒查作者的单位，再倒查单位的邮编，所以，收取 10 元钱，还是很公道的。国内刊物的分级标准同样是图书馆界制定的。比如，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收录了，图书馆的人告诉您学术水平多高多高，但一样地付费。收到复印件的学者们，就拿图书馆咨询部的信件与 SCI 、 EI 、 ISTP 这类收录的复印件去领导那里要这要那，领导也被吓住了。于是，晋升！于是，国际标准！于是 SCI 愚蠢的中国数据出笼了！现在图书馆依然在制定中国的学术标准。比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布的《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南京大学图书馆发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武汉大学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排行榜》等等。愚蠢的学术管理部门，衡量一个学者的水平，就是看你有多少东西入了图书情报界诸位除了懂得一点图书馆学情报学之外便是学术外行的法眼。这种状况还将在很长的时间里持续下去。哀哉！; 个人分类: 冷眼热心|5420 次阅读|10 个评论

揭秘:18年前亚运会开幕式演唱《亚洲雄风》韦唯不在现场(图): sxzx 2008-11-25 15:20; 揭秘:18年前亚运会开幕式演唱《亚洲雄风》韦唯不在现场(图) 作者：三峡在线韦唯和刘欢今天，当我们做改革30年关于音乐与歌曲的回顾的时候，三峡在线相信大家总能想到1990的北京的亚运会主题曲《亚洲雄风》。而且大家一定会说这是韦唯和刘欢的成名之作，因为这首歌曲，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歌坛的地位。图为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入场仪式 1990年9月22日--10月7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由36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的5200运动员参加了27个比赛项目和2个表演项目的角逐。中国选手喜获大面积丰收，金牌和奖牌总数均居第一。或许我们都还还记得在开幕式的最后，全场万众高歌《亚洲雄风》的激动场景。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现场演唱这首歌时，韦唯并没有到现场，其他演员均在。也就是说当时播放的是韦唯的演唱录音。韦唯或许这是一个隐藏了18年的秘密，但最近韦唯在《鲁豫有约》节目中自曝真相：在亚运会上，本来应该我出场的，到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我在亚运会上的一首《亚洲雄风》，其实亚运会我根本就没上去，我在家里呆着。当时一排人在唱，有腕的人都到了，就我没上。因为当时在圈里已经传开了我有艾滋病。有人甚至传说我已经死了。关于《亚洲雄风》的出炉，三峡在线看到过这样的报道：1989年的8月份，《亚洲雄风》就在中央电台大一录音棚进行了第一次录音，当时叫《亚洲雄狮》，领导和专家们对新录制的第一批亚运歌曲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修改意见。最令人想不到的是，专家们对亚洲雄狮提出了异议，认为雄狮一般会认为是对中国的比喻。一个洲际运动会的主办国不能有太强烈的自我色彩。决定修改词作，于是就将雄狮改为雄风。很快组织了第二次录音，后来家喻户晓的《亚洲雄风》在1990年元旦晚会上首次播出后，迅即风靡全国。这也正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在1990年元旦晚会上韦唯和刘欢一起演唱的资料图片，而看不到他们在亚运会开幕式演唱《亚洲雄风》的资料图片的真正原因。在1990年元旦晚会上韦唯和刘欢一起演唱《亚洲雄风》的视频截图或许，对于韦唯来说，这是一段伤痛的记忆。同样，对于我们观众来说，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遗憾。不过，还好，今天通过韦唯我们知道了这样一个秘密。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理解。文章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分享一下这首经典歌曲《亚洲雄风》吧：; 个人分类: 娱评天下|2989 次阅读|0 个评论

更多...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揭秘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