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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为抵制“苦力科研”的“呐喊”叫好: 热度 9 bonjourgl 2013-3-30 15:37; 北大硕士杨恒明发表声明退学的事儿已经过去有些日子了，但各方再议“苦力科研”的话题从没间断。在杨恒明眼中，“科研”应是“有意义的科研实践训练”不该是“毫无意义的‘苦力’劳动”。这促使他发表声明退学，痛陈“以 4 年宝贵青春的牺牲换取这一人生最大的教训，并借此警示师弟师妹们，慎重考虑人生选择。”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我觉得都该为杨恒明不堪为“一纸文凭勒索”、为“有意义的科研实践”的“呐喊”叫好。杨同学 “学业上从小一直一帆风顺，各种鲜花掌声和学科竞赛大奖玩着玩着就长大了”。在同学眼中也是个“天才”，曾经“在很多科目的竞赛中都是第一名”。按照常理，他完全有能力“混”下北大文凭。可他就是一副“放浪不羁”的姿态，对他所不认同的“所谓‘科研’”说不。无独有偶。这不禁让人联想起 2005 年清华“造反”博士王垠的退学申请。比起杨恒明，王垠更一针见血：学校没有能力评价学生的水平，就拿文章数来衡量。这样的毕业标准造就的是怎样的学生，怎样的实验室呢？笔者相信，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难能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举。他们首先参与到这个体制中，对体制中所谓的“秩序”和“理性”有着鲜明的自我表达：不要以为我们只会麻木地接受现实，我们有自己要保护的梦！杨恒明们就像生活在自己的小说中，清晰地知道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并在受到不公礼遇时，让人们听到不同的声音。 “官逼民反”也好，一时冲动也好，可以说，自他们对被安排的命运说不的时候，他们的精神焦点已经从一纸文凭这样的“绝对真理”，转移到他们对问题所在的深刻认识上来。冷静下来，杨恒明的“呐喊”，是否应该让研究生教育者们受一次教育？且不论这其中是否有研究生扩招的恶果，单就某些导师对研究生的“粗放式”培养就值得商榷。“搞科研要耐得住枯燥”几乎成了这些研究生的第一课。笔者接触到的研究生形容自己一路上下来，甚至有“剥一层皮”的感慨。现有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也许正日趋完善，但在落实中又有多少水分？有人说现在的导师“老板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学生解放了导师，学生成了“打工仔”。又有多少“老板”心安理得地“默”守成规。其实莘莘学子要的并不是类似于西方十八世纪的贵族科研或者真空科研，他们更多需要的是真正的兴趣，是成就感，而不是用 paper 堆砌成的等级森严的进阶之道。要知道，这一切本不该司空见惯。; 个人分类: 科技杂谈|3773 次阅读|17 个评论

月薪8000元的北大硕士遭父奚落我来看一看: 热度 1 hailang0 2012-8-14 13:08;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8/268073.shtm 看来我辈都是白活了几十年，白做了 N 年的大学人师了！不仅比不上这位被奚落的北大硕士，每月月入 8000 ，甚至连为其提鞋的资格都没有！饶是如此，北大硕士还被月收百万的父亲讥笑说他北大“白念”了，入（投资）不敷出啊！简直是暴强！北大硕士的父亲实在太暴强也！ ——他应该把儿子送进哈佛、剑桥、皇家理工等西方名校，那里可是出产总统（总裁）的地方，整个国家（大公司）都归他孩子一人在管着的！; 个人分类: 国事|238 次阅读|1 个评论

月薪8000的北大硕士真的被父亲骂了吗？: 胡业生 2012-8-1 17:14; 这是荒唐的笑话，是个伪问题，没有哪位父亲是这个智商。嘲笑他人不知天高地厚无知是可笑的，抛开虚拟的责骂，看看8000这个数字，冰冷的数字背后告诉国人知识分子的悲剧。北大毕业能搞到8000这本是就是一个幻想，高学历毕业依然不能养家糊口，这在提醒国家物价和高学历收入的实际情况。不要埋怨这个不存的皇帝新装的实话老人，虚拟的老实人道出知识的无奈。这不是个笑话灰色幽默背后是社会对机制的极端仇恨。不要再为这样低级无聊的话题敏感了。; 243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北大毕业，应该做啥: JYH64J98Y99H 2012-7-16 11:35; 北大毕业，应该做啥 2012年07月15日来源：羊城晚报　　一名北大硕士毕业生，在校园内网上发帖称，自己找到一份月薪八千并有一定上升空间的工作，岂料老父亲因早在亲戚面前预测他“年挣百万不成问题”，对此很有落差，不禁电话恶语相向，更说“北大毕业应该当市长省长”……这个帖子的题目是“你们的父母也这样吗？” 　　绝大多数父母不是这样，起码那些自己没有身居高位的，还不敢想着自己儿女冲着市长省长发展。不过，无论从同病相怜的回帖，还是身边观察所得，把子女送到名牌大学的父母，多数还是觉得那些辛勤耕耘应该有回报，只不过多数父母的施压，不在于赤裸裸说应该做市长省长，而在于那期盼的眼神，不经意的叹气，语重心长的寄语，或者干脆直接抱怨。　　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具有普遍性，并不奇怪。用套话说，还真是有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回首几千年，国人总以祖先重视教育而津津乐道，动不动抬出孔圣人和历朝历代重视老师作为证据。不过倘若细看，几千年重视教育的主流，很大成分上是重视读书的功利，而不是获取知识的快乐。“十年寒窗苦，一朝天下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读书的目的，如果能做上驸马，那就更妙。老师学生之间，知识探讨不多。真正“安贫乐道”的能有几人？所以古代书生考试叫做考功名，便是本质。　　积习既久，乃至到了今天，不少父母仍以考大学就是考功名。上了名牌大学，自然要做大官发大财，这是历史观念的沉淀。　　如果单有历史也罢，偏偏现实社会有意无意地印证了历史观念。虽然说人权自由个性发展等观念流行时髦，但睁开眼睛所见的现实，几乎是发了财的颐指气使，当了官的几乎通吃，剩下的行业，不是苦苦挣扎，就是勉强可以以精神胜利法愉快地生活。　　历史与现实结合，上了名校的孩子，虽然不少也觉得追求知识真理的快乐，与追求升官发财差不多有乐趣，但也难以摆脱功名的压力。　　细想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常说要“苦读”，因为没有乐趣；这也是我们有那么多考试高手，却难出大师。因为我们社会还不够多元化，有钱有权者仍然有通吃社会的权力。此情此景之下，我所见到诸多默默无闻的北大毕业生，自然成为反面例子，而多数父母总想孩子不是升官就是发财———当然也不完全是，比如我自己，或许是父母期望不高，从读中专到读大学到读研，每一步父母都觉得“够了够了”，毫无压力地走到今天。　　所以说，只有社会真的变了，现代化了，父母的观念才会变，北大毕业生做什么人们也才会不奇怪———只要他们自己觉得快乐。(钱克锦); 个人分类: 边看边说|160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种花的人－－一个北大硕士毕业生的创业故事: 热度 4 Wuyishan 2012-5-29 08:59; 种花的人－－一个北大硕士毕业生的创业故事本报记者高博（科技日报，2012，5，27，第一版）刘国琪在他的萱草花田里忘忧岛农场的萱草花长势喜人周日特别策划工人们走进齐胸高的萱草田，拇指和食指捏住花蕾基部的关节，轻轻一掐，啪的一声脆响，就摘下了花。海南岛阳光炽烈，人们戴草帽或斗笠，裸露的皮肤晒得黝黑。萱草花完全绽放时，绿海被染成黄色，香味弥漫。萱草花也叫黄花菜，是可以吃的。忘忧岛农场的黄花菜比别处早上市两个月，是全国最早的一家。从北方来的菜贩子，把新鲜的黄花菜运到全国各地，价格比平常季节贵了近10倍，却仍然供不应求。主人为经营这片农场费了很多心思。他叫刘国琪。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来这里快3年了。在北大生物系读了本科，又在哲学系念完硕士。北大毕业生里有不少创业者，去种地的绝无仅有。 “这下北大除了卖猪肉的，又有了种菜的。”刘国琪自嘲说，“从小到大，我可能是比较另类的。经常做出让周围人出其不意的决定。” 在自己的农场里，刘国琪经常穿着球衣和拖鞋，就像在校园里一样。他瘦而结实，因为喜欢户外活动，看起来精力充沛，脸上总挂着笑容。 3年前，刘国琪告诉他北大的同学：“我要去海南种菜了。”大家的第一反应是琢磨这个玩笑的含义。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去柏林洪堡大学读博士——他拿到了德国的全额奖学金，联系好了导师。但刘国琪放弃了留学的机会。他租了30亩地，安心种菜。在海南乡下，他不提自己的学历。“人家不看你是谁，就看你能给他带来什么。”他说。刘国琪给农场起名“忘忧岛”；他在这里守着遍野的花朵，心满意足。理想主义者在熟悉刘国琪的人看来，他的最大特点是“有想法”。 2000年，刘国琪靠着全国生物奥赛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进了北大生物系。那是生命科学最火的年头。在北大的第一节课的讲座标题就是“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当时我们都觉得，以后做生物学家是首选。”刘国琪回忆说。刘国琪是湖南人，前一年全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的优胜者，长项是植物学。他一直保留着对植物和野外的兴趣。他参加了山鹰社——有名的北大登山社团，经常在集体爬山之余采集植物标本。他还组织了一个小社团，在校园里辨认植物，跟同学整理《北大校园植物志》。刘国琪跟着老师去广西的自然保护区，在清晨录下各种鸟叫。他在四川研究“大熊猫的通讯行为”——走遍保护区的山头，寻找生殖期母熊猫蹭在树上的气味。学生们踏过齐膝深的雪穿过竹林，在夜里扛步枪抓偷猎者。野外考察让刘国琪兴致勃勃，他想做一个保护区植物数据库，于是带着相机每天独自上山，转悠了一个月。这里是雪山的边缘，四下寂静，他休息时读《达尔文文集》。去美国深造，在实验室里从早忙到晚，是生物系学生最稳妥的出路。但刘国琪却越来越远离了主干道。实验室工作是枯燥的。“做DNA克隆，跑电泳。实验室环境很闷。”刘国琪说，“几个月之后我就改变想法，不再继续干了。” 刘国琪是个爱玩的人。他精于下棋、打乒乓，是个出色的足球边后卫。他最喜欢的，则是独自穿行在山林之间。在实验室穿白大褂的生活对他缺乏吸引力。在周围人的眼里，刘国琪敢想敢做，采集机会就像采集标本一样利落。他被生物系的同学称作理想主义者。他喜欢去听人文课程，还组织“地下活动”——拉了一帮学生找艺术史老师搞读书沙龙。他去听哲学系的吴国盛教授的课。吴国盛一直提倡“博物学”，也就是继承从亚里士多德到达尔文的“博闻多识”的学术传统。刘国琪喜欢的采集植物标本并分门别类，也属于博物学的范围。刘国琪争取到一个保送哲学系的机会，跟随吴国盛做研究。 “刘国琪放弃生物是个错误。我认为他生物学上的天分极高。”林垚也是从生物系去哲学系读研的学生，他也认为刘国琪有点另类。但刘国琪不这样想，他曾是一个典型的优等生，“考上再说”是他的行动原则，但现在他却要选择一条别人不走的路，并为此兴奋。来到哲学系，刘国琪开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博览群书，日子简单而惬意。林垚说，他们俩住同一个宿舍，经常在卧谈会上为刘国琪的奇怪念头争论。“他的一些观点我不同意，比如‘现代性给人类带来危机’，‘科学前途在于复兴博物学’之类的。” “我喜欢研究学问的沉思状态。思有所得的话就更好。”刘国琪说。在生物系老同学眼里，他从文艺青年变成了思想家。 “哲学家”做了小商贩像周围不少同学一样，刘国琪想过毕业后去国外读博士。在一篇日记里，他这样憧憬德国的学术环境：“在一个并非很大的圈子里，有一群兴趣相投气质相近的朋友，共同探讨纯粹精神和思想领域的可能性。” 刘国琪想象着未来的日子：读书、写诗、踢球、不时去欧洲小国游历，感受不同的生活世界。他申请了奖学金，并且联系了柏林洪堡大学的导师，准备去做亚里士多德研究。如果一切顺利，他会在若干年后成为一个哲学教授。但在毕业后等待奖学金的时间里，刘国琪也考虑了更多现实问题，比如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对父母和家庭的责任等等。赴德国读博士，可能此去经年，他犹豫了。 “毕达哥拉斯把生活比喻成奥运会，有运动员、旁观者和小商贩，他说哲学家应当是冷静思考的旁观者。”刘国琪自嘲道，“而我这个哲学系学生最终还是选择去做了小商贩。” “家里需要经济上的照顾，应该也对他有影响。去德国读博士时间太长了。”刘国琪的硕士导师吴国盛说。 “我自己还是一个喜欢折腾、并非很坐得住的人。”他说，“既然没打算当个书斋里的学者，就痛痛快快去打拼一番好了。” 实际上刘国琪也曾经萌生过一些创业的念头，他和几个生物系的同学早就谈论过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在一次外出旅游的火车上，刘国琪跟一个同学闲聊。这位同学的老家是黄花菜产区的，他告诉刘国琪，鲜黄花菜季节性很强，前后价格差距10倍。 “我了解植物，觉得反季节生产黄花菜，技术上肯定有办法。”为了进一步了解黄花菜，刘国琪把搜索引擎里关于“黄花菜”的所有结果浏览了一遍；他还下载了黄花菜相关的所有论文；很快他想到了解决办法。除此以外，他为了确认市场方面的信息，还去北京最大的批发市场跟菜贩子聊；跟网上做黄花菜电子商务的人聊；还去几个黄花菜产区访问农户，各方面寻求第一手信息。在这种地毯式的信息搜集和行业研究过程中，刘国琪还发现，黄花菜是一个极其特别的作物物种，在中国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萱草类植物被认为是中国的母亲花、忘忧草。但这样一个营养和观赏价值都很高的物种的种植水平，在中国2000年来几乎没有进展。而美国人1940年代从中国引入少数几个野生品种，现在已经培育出3万多个观赏品种并形成了成熟庭院花卉产业。刘国琪为中国的黄花菜产业水平之低而吃惊，也为自己找到一个绝好的现代农业切入点而欣喜。德国的奖学金批下来时，他已经在海南租了30亩地。黄花菜专家从最近的镇子，卡车穿过马占树遮阴的公路，一直开到刘国琪承包的田地。农场在海口以南70公里，位于小山脚下，是一片淡棕色的平原。 “我的固定员工4个，其余是从村里找的临时工。”刘国琪说，种植的时候需要的人工多，最多的时候有200来人。性格开朗的女工是农场的主力——海南男人很少干农活，只在家里割割橡胶。有很多外来户在海南种反季节蔬菜。但在刘国琪之前，海南没有种黄花菜的。萱草的寿命长达20多年，每年开花一次；但必须经过寒冷的季节才能开花。而海南没有冬天。刘国琪的基本方案是：每年冬天从北方买来种苗，只让萱草长一年。虽然成本高，但可以靠新鲜黄花菜的高价格来弥补。他还需要找到合适的方案，让萱草在二三月份就开花。为了摸索不同的品种、栽培和管理方法，刘国琪自己下田做实验。“这些事情一般都会自己设计实验，自己动手，这样才最放心，得到第一手材料。” 黄花菜品种有几十个，有的品质好、产量高，有的开花早，有的抗病，刘国琪试图杂交出一个全能品种。他小心地挑开花苞、去掉雄蕊、人工授粉。干这些细活，手部不能抖动，太阳晒出的汗不能随便擦。为了多做一些样本，他独自干了一个月。 “第一年就遭遇了海南冬天反常的阴雨天气，实验用的黄花菜感染了真菌，病害非常严重。”他回忆说，农场的水浸田在那种气候下过于潮湿，一年算下来亏了不少。第二年，刘国琪总结了经验，重新设计了种植流程，还搭建了简易塑料大棚。这一年成果不错，黄花菜比别处早两个月顺利上市，每亩地赚了15000元。更好的消息是，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现代农业，给农场一笔不小的大棚补贴，还帮助批了一笔贷款。刘国琪又在附近新承包了几十亩地，建起了温室。高大的槟榔和椰子围着周边。他挑选这里，是因为这里开垦已久，以前种过甘蔗，是块排水顺畅的坡地，而且土质不错。在这里，刘国琪设置了滴灌系统；还有遮阳网，这样海南的太阳就不至于把花朵晒黄——绿色的黄花菜卖相更好，更受欢迎。他筹钱建了一个冷库，这样可以尽量保证黄花菜的新鲜。黄花菜一年可以种几茬，而到了海南有台风的夏天，就不能种了。草长到齐腰高或齐胸高时，吐出条状的花苞。花的狭缝裂开时，就好像黄色颜料甩在浓绿的画布上。 “黄花菜有个别名叫忘忧草。”刘国琪说，“因为含有水仙碱，有抗忧郁症的作用。”他给自己的农场起名叫“忘忧岛”。今年，刘国琪种植的黄花菜又提早一个月开花，在2月底就采摘上市。这在黄花菜种植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等他的黄花菜卖完了，大陆产区的黄花菜才刚上市。就这样，刘国琪占据了价格高地，每亩收益3万多元。 “忘忧岛”农场的新鲜黄花菜，除了运到北方的饭桌上外，也会运到海南本地的高级饭店，作为特产蔬菜供应。“或许以后它能够成为一种旅游产品。”刘国琪说。现在，刘国琪在做育种和栽培实验，试图让萱草不过冬也能开花（这样就不需要年年买种苗了），而且能一年开两次。他凭自己的植物学知识知道，这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或许今年出成果，或许三五年。谁也说不来。”刘国琪说，“科研就是这样。关键是以前没人做过。假如有人做过，我们现在已经享受到成果了。” 另类的创业者在农村创业的高学历人士不多。在一个著名的北大毕业生的创业交流会上，记者发现，或大或小的创业项目，四分之三属于IT类，农业项目一个也找不到。 “我附近有一个人民大学毕业的，跟我岁数差不多，在养殖蚂蝗。”刘国琪说，除此以外，他没听说周边有名牌大学毕业生务农。“很多从十几年前就来到海南种菜的人，以前大多是蔬菜经销商，把生意做到了上游。也有一些本地农村的能人。” 懂拉丁文的菜农，在海南的农场主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了。如今刘国琪忙得顾不上看书。不过还是喜欢思考和写作，大多与农业有关。他去年一直在研究气候问题。“我认为气候会变冷，这个观点比较小众。”他说，“天气变冷对海南种植业有利。” 书架上还摆着去年出版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在村庄里读这本书的人大概为数不多。 “在做生意的能力上，我跟周围的同行相比，没什么优势。”刘国琪说，“如果说我有什么优势，可能是信息接触多，视野宽一点，想得远一点。” “我们希望把黄花菜在海南大面积推广，”刘国琪说，“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黄花菜的观赏价值，发展观光农业。” 萱草有1万多种，开花五颜六色。美国的园艺家培育了不少种花色，有漂亮的萱草园。台湾东海岸有一个观光产业区，卖的是黄花风景。刘国琪希望能在海南或者某个合适的地点做一个类似的观光区。 “我们甚至可以只看花不摘菜，打造一片花海景观，不同颜色、不同花形、不同花期的品种，每一种都能开两个多月。”刘国琪说。刘国琪期望，在规模化种植以后，金针菜干菜、花卉汁饮料、盆栽等等都能纳入规划。刘国琪说，黄花菜生命力强；林下屋后都可种植。最近他忙着把附近的更大一片荒地包下来。那是片很厚的沙土，贫瘠干旱，适合生长的经济作物很少。种黄花菜很合适，农民可以增收。他也在争取当地政府立项，在那片地的周边改造水利。这位北大毕业生还没学会本地方言，但农民们挺喜欢他，住在附近的雇工常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农民诉求很简单，容易相处。我还没有碰到过蛮横的。”刘国琪说，“跟生意人打交道就复杂一些。” 他碰到诚信差的生意人，也会吃亏。尽管他努力显得老练一些，但跟江湖上的人比起来，他还是过于文雅——甚至从来不讲粗话。刘国琪经常在全国出差，买入种苗。有一次他跟物流公司约定，专车把种苗运到海南。但因为没有随车监督，货被转包走了。种苗耽搁了时间，损失很大。“太容易相信人，也说明还没有完全适应现实规则。”他笑道，从这件事看出，自己还有点嫩。第二年，刘国琪睡在卡车里看守种苗，听着外面冬风呼啸。今年他跑遍全国的黄花菜产区，准备在海南岛外设立一个种苗基地，给自己供苗。选择自由刘国琪把农场叫“基地”。基地里一位湖南大姐炒菜不错，而山东来的工人隔几天包一次饺子。基地的一角种了各色蔬菜，足够所有人吃；还养了十只土鸡用来下蛋。卧室窗前是一颗老荔枝树，爬着松鼠和变色龙。 “农村以自然生命为主体，自然生态一股脑就是一个整体，有着整体合乎韵律的孕育生长。”刘国琪很享受田野里的节奏。刘国琪刚毕业时，导师吴国盛曾给他找了一份工作，是隶属北京市政府的一个事业单位，清闲稳定，但刘国琪没去。对于这位另类的学生，吴国盛说：“他是个自由的人，有能力自由选择。他是那种能照顾好自己的人。” 在大学毕业生中，“自由人”似乎不是主流。一家教育数据公司的调查显示，中国2008年—2010年的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为 1.1%。而在一些创业繁荣的发达国家，这个数字高达20%。 2009年一份调查表明，中国的高校毕业生中，选择创业的比例最低；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科研单位和学校则是毕业生最青睐的去向。但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创业热情并不低。按照“环球创业观察”组织2011年的报告，2010年中国的早期创业活动指数在59个主要国家中位列第15位，属于较高水平。这份报告说：中国创业企业的主要驱动力正从“基于生存”变为“基于机会”，这反映了中国整体经济环境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多机会。有时，刘国琪会反思来到海南乡下是否值得，他说：“当时看起来，机会成本很高；但现在越来越认可当时的选择了。每个人都要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生活。越坚决，就越坚实。” 在一则日记里，刘国琪写道：“我觉得只有鼓励创新、促进正当竞争、有利于个人发挥才智潜力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成熟的社会、一个有出息的社会。” 他继续写道：“中国的转变，肯定需要一个过程，谁都不要焦虑。我们需要守护和培育。” 不忙的时候，刘国琪待在农场里，看着天际的绯红色慢慢退散，道路也静寂下来。他上网、看书、洗脚、睡觉。乡下空气极好，满天星斗透彻，但刘国琪心不在焉。他想着生意入睡，偶尔会想起旧时的游历。记得有一次在渭河边，他骑着摩托驰过大堤，黄花开满河岸，风擦过颧骨，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 个人分类: 东鳞西爪|3539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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