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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与“天人三策”: fqng1008 2020-9-25 18:35; 建元六年（公元前134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汉武帝乾纲独揽。建元初年被扼杀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第二年（元光元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要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在所有被策问的贤良文学之士中，董仲舒脱颖而出。汉武帝连续对他进行了三次策问，今人称之为“ 天人三策 ”。第一次策问，主要是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次策问，主要是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天人感应的问题。一、汉武求解他在元光元年策贤良文学诏中向董仲舒问道：……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汉书·董仲舒传》）......“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汉书·武帝纪第六》）同时还向董仲舒强调：“朕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汉书·董仲舒传》）可以看出：汉武帝求解的不是具体的一时权变之策，而是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教训，又能解决国家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汉朝强盛的长久治安之道。是带有规律性、普遍性、战略性的历史政治哲学。二、天人三策针对汉武帝的征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故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天人三策”被班固全文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今译为白话文如下（原文附后）：陛下发出有德的声音和英明的韶书，寻求天命和情性的解答，这两个问题都不是愚臣所能答覆的。我谨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情，来研究天和人相互作用的关系，情况是很可怕的呀！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败坏事情，那么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和提醒它；如果不知道醒悟，天又生出一些怪异的事来警告和恐吓它；还不知道悔改，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由此可以看出，天对人君是仁爱的，希望帮助人君消弥祸乱。如果不是非常无道的世代，天总是都想扶持和保全他，事情在于君主发奋努力罢了。发奋努力钻研学问，就会见闻广博使才智更加聪明；奋发努力行道，德行就会曰见崇高，而且越发成功，这些都是可以很快得到，并且是可以很快就有成效的。《经》上说：“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尚书》中说：“努力呀！努力呀！”都是奋勉努力的意思。 “ 道”就是由此达到治理国家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以虽然圣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孙还能长久统治，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啊。君王在自己没有制作乐章的时候，就选用先代君王乐章中能适合当时社会的，用它来深入教化人民。得不到教化的实效，典雅、歌颂的乐也就做不成，所以君王功成名就以后才作乐，用乐来歌颂他的功德。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感化民俗的；乐改变民风容易，感化人民也有显著的功效。所以，乐的声音是从和谐的气氛中发出，依据于感情，接触到肌肤，深藏在骨髓。因此王道虽然衰微了，管弦之声却依然流传。虞舜的政治已经很久都没有了，可是流传下来的乐颂还依旧存在，所以孔子在齐国能听到《韶》乐。人君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宁而憎恶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很多，这是由于任用的人不得当，言行举止不符合治理国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败下去。周代的“道”到了周厉王、周幽王时衰落了，不是“道”亡了，而是厉王和幽王不遵循这个“道”走。周宣王思念先代圣君的德行，复兴久已停滞的事业，补救时弊，发扬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功业，周代的“道”又灿烂复兴起来。诗人赞美他，为他作诗，认为上天保佑他，为他出生贤良的辅佐，后世称颂周宣王，至今不绝。这是周宣王日夜不懈地做好事得来的。孔子说“人能光大‘道’不是‘道’光大人”。所以治和乱、废和兴，都在于自己。世遭衰乱并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由于人君的行为荒谬，失掉了先王优良的传统啊。臣听说受到天的尊重，天使他得到天下而成为王的人，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自然达到的事情，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凭证。天下的人都同心归顺他，就像归顺父母一样，所以天感应到诚意，祥瑞就出现了。《尚书》中说：“白鱼跳进王乘坐的船裹，有火覆盖着王屋，变成了乌鸦。”这就是承受天命的凭证啊。周公说：“应得善报呀！应得善报呀！”孔子说：“有德的人决不会孤立，一定会得到帮助。”这都是积善累德的效果啊。可是到了后世，君主淫逸奢侈，道德衰微，不能治理人民，诸侯背叛他，杀害良民，争夺土地，废弃道德教化，滥用刑罚。刑罚使用不适当，就产生了邪气；邪气聚积在下面，怨恶聚集在上面，上下不和，就会阴阳错乱，妖孽滋生。造就是灾害怪异发生的原因。臣听说，命就是天的命令，性就是生来的本质，情就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好比造瓦铸金，不可能都是纯粹美好的，由于社会治、乱的影响，所以人的寿命、品行是不一致的。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尧、舜实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长寿；桀纣肆行暴虐，人民就贪鄙天亡。在上的人君教化在下的人民，下面的人民服从在上的人君，好像泥土放在模型裹，听凭陶匠的加工；也好像金属放在容器裹，听凭冶匠的铸造。《论语》中说：“使人民安定，人民就来归顺，使人民得到鼓舞，人民就会同心协力。”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臣仔细考察《春秋》里“春王正月”的意思，寻求王道的开端，得到了“正”。 “正”次于“王”， “王”次于“春”。春是天的作为，正是王的作为，它的意思是说，君主上面奉承天的作为，下面用来端正自己的行为，“正”是王道的开端啊。可是，王者想有所作为，应该向天去求到这个开端。天道最大的就是阴阳，阳作为德，阴作为刑，刑主杀，德主生。所以阳常常处在盛夏，把生育养长作为自己的事；阴经常处在严冬，积聚在空虚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不任用刑罚的。天使阳出现，在上面布施，主管一年的收成；使阴入内，在下面藏伏，时常出来帮助阳；阳没有阴的帮助，也不能使年岁独自完成。从始至终阳是以完成年岁为名的，这是天意啊。王者秉承天意来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不能任用来治理社会，就像阴不能用来完成年岁一样。执政而任用刑罚，是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现在废除了先王掌管德教的官员，只任用执法官吏来治理人民，这难道是先王任用刑罚的本意吗？孔子说：“不进行教育就杀人，叫做暴虐。”暴虐的政治施用到下面，却想使德教普及到四海，这是难以办到的啊。臣认真考察《春秋》讲的“一元”的意义，“一”就是万物的开始，“元”就是辞语中所说的“大”。说“一”是“元”，显示了大的开始并且想正其根本。《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原来却要从尊贵的人开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万民，正万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远近就没有敢不趋向于正的，而且没有邪气掺杂在裹面。所以阴阳调和而风雨及时，万物和谐而人民长育，五谷丰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间都受到恩泽，并呈现出非常丰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内听到君主的盛德都来称臣，一切幸福的东西，可以得到的祥瑞，无不毕至，这就是王道完成了。孔子说：“凤鸟不来到，‘河图’不出现，我恐怕要完了吧！”这是他悲伤自己的德行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因为自己地位卑贱而不能招来。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形势，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德广厚，才智聪明而意向美好，爱护人民而喜欢文士，可以说是有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感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教化没有建立，没有把人民纳入正道吧。万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不拿教化作他们的堤防，就不能制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废止而奸邪并出，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它的堤防坏了。古代的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坐朝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主要任务的。在国都设立太学进行教育，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实施教化，用仁来教育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所以，虽然刑罚很轻，却没人违犯禁令，这是教化施行，习俗美好的缘故啊。圣明的君王承继乱世，他把乱世所遗留的一切痕迹都扫除掉，恢复教化，并且给以特别推崇。到了教化已经明了，习俗已经养成，子孙遵循推行下去，遇五、六百年仍然不会衰败。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无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继周朝以后，不但没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无道，严禁文学，不许私自藏书，摒弃礼义，甚至厌恶听到礼义的话，他想把先王的道义完全毁灭掉，专门用自己放肆、苟且、简陋的一套办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做天子才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还没有像秦朝这样用乱救乱，严重危害天下人民的。秦朝遗留下来的毒素像残余的火焰，到现在还没有熄灭，它使习俗薄恶，人民欺诈顽劣，抵触抗拒，犯法乱德，腐败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饰啊；泥糊的墙，不能粉饰啊。”现在汉朝继承秦朝之后，社会状况就像朽木和泥墙，虽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却没有好办法。法令一颁布，奸邪接着就发生，命令一下达，欺骗跟着就兴起，好像用热水去制止沸腾，抱着木柴去救火，只会越来越糟，没有任何益处。譬如琴瑟的音不协调，严重的必须把弦折下来重新安装，才能弹奏；处理政事不行，坏得厉害的，必须破旧立新，才能治理。应当重新张设琴弦而不改弦更张的，虽然有优秀技工也不能调理好；应当改革而不改革的，虽然有大贤人也不能整治好。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现在还没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古人证过：“站在潭边羡慕别人捕到了鱼，不如自己回去编织鱼网。”汉朝临政并且想把政事治理好，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回头来进行改革，改革了就能好好治理，国家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也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上说：“适合于民，适合于人，接受天给予的福禄。”执政能适合人民，自然会得到天给予的福禄。仁、义、礼、智、信是五种恒久不变的道，这是王者应培养整饬的。这五种道能培养整饬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鬼神也来赞助他接受祭祀，恩德就会普及到国外，扩大到一切生命。附原文——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三、董仲舒的主要建议 1. 倡导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人关系说先秦时就有之，但董仲舒杂揉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通过援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董仲舒认为有“天命”、 “天志”、 “天意”存在，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于是天命在论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有利于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天人感应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又以天象示警，异灾谴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汉书·董仲舒传》）这就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规柬君主应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 “ 天人感应”为历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响深远。天人感应对皇帝的警策作用，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光武帝等几个皇帝，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地震等灾异时，都下罪已诏。后世帝皇逢灾荒年实行免租减赋、开仓赈灾等措施无不深受天人感应的影响 2.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可以看出：一方面儒家通过君权神授论竭力为君权（政权）的合理性作出证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次依托君权（政权）来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儒家又通过天人感应论，假上天之威，对皇帝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须时刻注意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旨意来行事。而“天意”的解释权则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这样就实现了儒家对君权的限制和控制。儒家与权力的结盟使得儒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入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强。在治国方面，董仲舒言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汉书·董仲舒传》）因此他主张“德主刑辅、重德远刑”，并以春秋决狱，来匡正律令严峻的弊病。认为人君应当施仁政。董仲舒的德主要是指人伦纲常。孔孟认为人间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则择其要者改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原先儒家主张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并认为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不能改变。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根基。但是在同时又起到了制衡君主权力这样一个目的，“三纲”里的“父为子纲”，使得皇帝（天子）也要“事天以孝道”，皇帝也必须信奉天人感应，施行仁政。 3. 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董仲舒所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是单纯以尊儒为目的，它的目的是树立一种国家唯一的统治思想，用思想上的统一来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服务。他对汉武帝说过这样一段话“《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4. 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这段话表明人文学术脱离不了政治，坦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旨在支持政治。董仲舒比李斯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既不“焚”也不“坑”，而是用文化统治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禁绝其它各家的思想和著述，只是在选拔人才和统治思想上不取其它诸家。他向汉武帝建议要“明教化”、 “正法度”，力主实行“德主刑辅”的仁政，希望通过广设学校，来散布儒家道德礼仪，维护儒家地位和君主专制政权。“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因此帝王君临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反对“郎选”、“ 任子 ” 和“货选”等汉代官吏选拔制度。呼吁：“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提倡建立新的人才拔擢制度。认为设学校以广教化，这是巩固统治的关键堤防。汉武帝于是从其所议，“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选贤才，举孝廉，郡国岁献二人，著为功令……。” 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教育、选官等制度服务于儒家，为儒生进入政治权力机构，参与权力运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儒生逐渐成为政治思想界的决定性力量，有利的维护了儒家的独尊地位，董仲舒还极其推崇《春秋》。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义之大者也……《春秋》，礼仪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董仲舒认为《春秋》的宗旨是辨是非，正名分。认为孔子是带着政治目的作《春秋》的，《春秋》是孔子仁义道德和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董仲舒的学说是从维护汉朝的大一统出发的，他援引“ 春秋大一统 ” 之精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把封建的大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改之事。他认为应该损抑诸侯，尊王襄夷，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四、董仲舒的思想遗产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1. 大一统汉初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文景盛世。但在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景帝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 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只要不是在六艺之列的，（所谓“六艺”，就是过去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人。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怎么做了。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不稳固。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 2. 天人感应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董仲舒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可决定一个封建王朝的兴亡。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天”，是指秦末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他要借用这一象征农民阶级政治力量的“天”，来戒惧皇帝，使之自敛。用“天”来限制他。当时董仲舒为什么要采用“天人感应”的形式来戒惧皇帝呢？原因是：西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极深。董仲舒就采用了“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引发农民起义，速亡国的惨痛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从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3. 以德治国西汉王朝统治人民虽然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质上仍因袭秦制，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武帝好法术、刑名，重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来加强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上疏汉武帝“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的主张，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不允许官吏与百姓争抢利益，盐业、金属业都有百姓自己掌控，除去奴婢制度、擅自斩杀的威严，降低赋税，减少徭役，让人民休养生息，减少民力消耗”。这些主张，首先，打击豪强势力，加强中央政权的力量；其次，暂时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阶级专政，防止社会进一步动乱，防止农民起义。董仲舒吸取秦灭亡教训，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提倡德治，革除秦时的弊政，进行“更化”。他的“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专政。他认为，严刑峻法，给统治阶级带不来稳定的统治秩序，不能维持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他提出：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理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并上疏汉武帝：作为帝王应该秉承上天的意思进行办事，因此，应该用仁德的教化而不是用刑法治理，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五、《春秋繁露》写作背景在西汉中期，战乱频仍的诸侯王国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权得到巩固与加强，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大一统的局面。为适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便应运而生。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在书中极力推崇《公羊传》的见解，阐发“ 春秋大一统 ”之旨，把封建统一说成是天经地义而不可改变。他认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并且建立起了一套神学目的论学说，把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安排，将天上神权与地上王权沟通起来，为“王权神授”制造了理论根据。同时，又以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界和社会人事神秘化，理论化，作出各种牵强比附，建立“天人感应”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神学体系。如仲舒创造的“ 人副天数 ”说，将人身的骨节、五脏、四肢等等，比附为一年的日数、月数，以至五行、四时之数，人身五脏与五行符、外有四肢与四时符，从而得出“为人者，天也”的理论，认为人类自身的一切都由天所给予。用天有阴阳来比附人性，谓“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意即天道兼备着阴阳两种作用，人身也兼备着贪仁两种本性等等。概括而言，仲舒的神学体系包括“三纲”、“五常”、“三统”、“ 三正 ”、“性三品”诸说。在《基义》篇里，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综合前论，即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并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伦理规范，与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则为“五常”。“三统”与“三正”实际上是仲舒的历史观。秦汉以前古书记载有夏、商、周三代，董仲舒遂认为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改朝换代只不过是“三统”的依次循环，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历法和礼仪上作形式上的改换。夏以寅月为正月，商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子月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历法上规定不同，故被其称作“三正”，在仲舒看来，一个新王朝出现，无非在历法上有所改变，衣服旗号有所变化，此即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新个王朝重新享有天命。从“ 三统 ”、“三正”论中不难看出，仲舒否认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实质上却是绝对不变的。所谓的“性三品”，即是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则可善可恶，性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之性则可以教化，逐渐变善，至于小人则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总之，此书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这种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汉初对外和亲避战，对内平定外姓藩王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文景之时刑罚大省，用贤纳谏，轻徭薄赋，在此基础上，武帝强化中央集权颁行推恩令建立中朝、地方设立刺史制度，使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思想文化方面，武帝时期相对宽松，广开献书之路，使大批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隐藏起来的典籍得以再现；大批隐退于民间的学者得以重新回到学术领域，出现了繁荣局面。 1. 董仲舒与《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是战国齐人，在公羊传的传受过程中，正是稷下黄老之学形成和发展之时。公羊春秋大一统思想，与齐国大一统思想有着密切关系。齐威王、宣王时期，国力强大，“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荀列传》）当时游学齐国的孟子，就认为齐国有希望统一中国。他说：“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齐国已据有二，“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民不改聚也。”只有在“政事”上“行仁者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丑上》）因为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荀列传》）齐国统治者励精图治，怀有统一天下的强烈愿望，广招学士，优厚待遇，使之讲习议论，著书立说，言治乱之事。稷下学士，盛极一时，各家虽异说，但对全国统一，成为共识。孟子主仁政而王，认为“以齐王，由反手也。”（《公孙丑上》）《黄帝四经》说：“唯余一人，兼有天下。”（《十六经·成法》），“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道原》）《文子》说：“帝者天下之适也，王者天下之往也，不适不往，不可谓帝王。”王者以道莅天下，执一无为，“君必执一而后能群矣。”（《道德》）《管子》对统一大局，描绘了种种蓝图。如《霸言》中对霸业和王业的设想，《君臣》中提出“天子出令于天下……书同名，车同轨”的大一统思想。《荀子》“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构想（《儒效》），以及向齐闵王相田文献策，“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强国》）。齐统治者从而获得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和理论武器，这就是以道为本，因循为用，仁义礼法为具的黄老之学。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兼采儒墨名法阴阳，构成纲纪道德，经纬人事的理论，打着黄帝旗号，一方面把自己说成是黄帝之胄，黄帝战胜炎帝的传说，成为田氏代替姜氏（炎帝之胄）的理由；另一方面，黄帝又成为其称雄天下，继承黄帝统一天下伟业的旗帜。帝统和学统组合黄老之学，是齐国的特有思想。公羊春秋大一统思想，是通过实行统一历法来标志的。《汉书·王吉传》载王阳上疏中说春秋大一统政治含义很明确，“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大一统在这里，成了天经地义的古今常道。它不仅表现在“改正朔”的历法一统天下，而且包括各个方面。颜师古对此作注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师古之注，本于董仲舒。董仲舒说：“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汉书》本传）“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也。”所以，“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春秋繁露·重政》，以下只具篇名）一是数之始，物之极，“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春秋为什么贵乎元而言之呢？ “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道》）这里的“一”， “元”和“天者万物之祖”的“天”，（《顺命》）实际上就是道家的“道”或“一”和“玄”。可见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受黄老之学的影响，这是确实无疑的。 2. 董仲舒与黄老之学董仲舒思想以儒家为主，融合名法阴阳道，对先秦儒学加工改造，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奠定了长期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黄老之学由老子发展而来，然而它与老子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黄老学者把超凡的“道”引向社会人事，道，不仅是物之所道，也是人之所由。《文子》说：“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故法制礼乐者，治之具也，非所以为治也。”董仲舒援道入儒，以阴阳五行为骨架，将天道与人事组合在一起，构成其天人理论体系。“察天人之分，观道命之异……人道者，人之所由。”（《天地阴阳》）在这个体系中，“天”是最高的主宰，它是万物之祖，“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效义》）“天”是由天地人阴阳五行十因素构成，“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官制象天》）十端组合成四时、五行的运动体系，“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制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相生》）天通过五行生克的次序，显示其运动的功能，这就是天道。而五行的次序与人间的伦常政治和社会制度相配合，四时有四政，木火土金水五行有仁义礼智信五行。“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四时之副》）天人相通、圣人法天而立道，故董仲舒说：“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本传）道是适于治的必由之路，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离合根》）人主法天之行，是“其法取象于天，故贵爵而臣国，所以为仁。深居隐处，不见其体所以为神也。任贤使能，观听四方，所以为明也。量能授官，贤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天地之行》）法天之行，也就是人主“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实行无为之治道。人主“内深藏”， “外博观”，而不自劳于事，做到“足不自动”， “口不自言”， “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离合根》）这种主逸臣劳，就是黄老之学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黄老之学与老子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文子》说：“所谓无为者，非谓其引之不来，推之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自然》）无不是不作为，而是不以主观成见和好恶而害道，而是循理而举事，因资立功，推自然之势，“所谓无为者，不先物动也，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道原》）文子认为，无为而治的“王道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任下，责成而不劳。”（《自然》）董仲舒的“为人君者，居无位之位，行不言之教，”即本于此。他认为，人君无为，不是不理朝政，放任臣下，而是人君执一处静，无需每事亲躬，是以君臣分职而治，各敬其事。不同的一点是“功出于臣，名归于君也”。（《保位权》）“行不言之教”，也不是不讲话，不号令，而是“以臣言为声，以臣事为形”，因为“有声必有响，有形必有影”，人君“虚心静处，聪听其响，明视其影，以行赏罚。”这种声响相应，形影随合，“■名考质，以参其实，赏不空行，罚不虚出”的“自然致力之术”，（《保位权》）也就是黄老之学的”循名责实”的”王术”。《文子》说：“无为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并应无穷。故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其穷不远也。夫人君不出户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君不自劳，使臣下“各守其职，不得相干”， “上操约少之分，下效易为之功。”（《下德》）“循名责实，使自有司……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考。”（《上仁》）此亦董仲舒所谓“建治之术”也。 3. 天下变道也不变与不变故易常人们常认为，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是形而上学，是为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论，对董仲舒是很不公正的。董仲舒此话是在回答汉武帝册问：“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董仲舒认为，”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三代圣王，因循继统，从容中道，王道条贵，故不言其所损益，因此说“天不变，道也不变”。三代之后，情况不同，夏桀殷纣，逆天暴物，殷之继夏，周之继殷，是继乱世而治，天命改变了，王道也要变化。他对上述两种不同情况的结论：“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三代所守道一，故天不变道也不变，圣王继乱世，则“扫除其迹而悉去之”，今汉继秦后，“如朽木粪墙”，必解而更张之，必变而更化之。董仲舒认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并征引“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汉武帝 “退而更化”，其更化方案是“宜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以上见本传）”“更化”是董仲舒独特的思想，不变之道只有通过更化“变”取得，这与黄老之学变中求不变是一致的。《黄帝四经》说：“夫天地之道，寒热燥湿，不能并立；刚柔阴阳，固不两行。两相养，时相成……若夫人事则无常，过极失当，变故易常，德则无有，措刑不当。”（《姓争》）人事是变化不定的，在处理其事务时，擅自改变一贯的制度和政策，德教就无收获，刑罚也会不当，因此要不变故易常。《文子》则从另一方面说：“善治国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下德》）“不变其故，不易其常，天下听令，如草从风。”（《精诚》）董仲舒引临渊羡鱼，退而织网时，称“古人有言”，这个古人，就是文子。可见董仲舒熟知黄老之学。他称引文子，要汉武帝更化，以求三代相受而守一道的不变之道，“复修教化而崇起之”，这也是他不同于黄老之学，而尊儒之所以。六、后世影响董仲舒以儒学为主体和外壳，杂揉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为哲学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用“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 “君权天授”、 “ 三纲五常 ” 、“ 春秋大一统 ” 等观点，将君主统治影射到天道上，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为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法宪制度和封建社会的秩序结构提供了初步模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几乎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为了巩固统治，历朝历代都贯彻这一思想，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帝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思想，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文化，直到新文化运动。 “ 大一统”思想则到现在还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而且还将一代代长期影响下去，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团结巩固的纽带。;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1004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董仲舒的思想成就: fqng1008 2020-9-25 09:49;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大一统汉初实行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文景盛世。但在景帝时代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景帝时任博士的董仲舒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巩固集中统一的政权，防止分裂割据的局面出现。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 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只要不是在六艺之列的，（所谓“六艺”，就是过去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人。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怎么做了。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不稳固。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天人感应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董仲舒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可决定一个封建王朝的兴亡。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天”，是指秦末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他要借用这一象征农民阶级政治力量的“天”，来戒惧皇帝，使之自敛。用“天”来限制他。当时董仲舒为什么要采用“天人感应”的形式来戒惧皇帝呢？原因是：西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极深。董仲舒就采用了“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制约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把秦始皇权力不受制约，引发农民起义，速亡国的惨痛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从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以德治国西汉王朝统治人民虽然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质上仍因袭秦制，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武帝好法术、刑名，重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来加强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上疏汉武帝“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额的主张，限制豪强兼并土地，不允许官吏与百姓争抢利益，盐业、金属业都有百姓自己掌控，除去奴婢制度、擅自斩杀的威严，降低赋税，减少徭役，让人民休养生息，减少民力消耗”。这些主张，首先，打击豪强势力，加强中央政权的力量；其次，暂时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加强了封建统治阶级专政，防止社会进一步动乱，防止农民起义。董仲舒吸取秦灭亡教训，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提倡德治，革除秦时的弊政，进行“更化”。他的“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专政。他认为，严刑峻法，给统治阶级带不来稳定的统治秩序，不能维持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他提出：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理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并上疏汉武帝：作为帝王应该秉承上天的意思进行办事，因此，应该用仁德的教化而不是用刑法治理，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233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董仲舒的学问: fqng1008 2020-9-23 12:51;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政治思想家、儒学宗师。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专治《春秋公羊传》，今文经学大师，景帝时为博士。“为人廉直”（《史记·儒林列传》），“儒雅博通”（《太平御览》引何晏语），治学“专精一思”（《论衡·儒增》），被时人称为“汉代孔子”。武帝即位后，他以贤良身分三次对策朝廷而备受赏识，先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和胶西王刘端的国相。后辞职居家著书，仍受武帝尊重，朝廷每有大议，即派人就其家征询意见。董仲舒提出并被武帝采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儒学以至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其政论载于《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董仲舒传》等书中。《汉书·董仲舒传》所载董仲舒三次对汉武帝策问的回答（俗称《天人三策》），集中反映了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和政治主张。其余散见于史籍的资料，被后人辑为《董子文集》。 1. 万物一体的天人感应论董仲舒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他援阴阳五行思想入儒，并以其为理论骨架，贯通天地人，阐发了万物一体的思想。他着重从性状、功能上演绎阴阳五行，把阴阳五行作为划分事物类别的依据和不同行为的表征，使自然界万有不齐的事物、社会上林林总总的现象和人们纷繁复杂的情感欲望，都按阴阳五行而区别为不同的类别，具有一定的位置、属性和意义。进而，董仲舒采用以类合、以数偶的方法，把天、人、社会连接起来，使之相互作用，成为一个巨大的自组织、自调节的系统，从而建立起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天人同类、天人相副，是董仲舒论证万物一体、天人相通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手法。董仲舒认为，阴阳二气贯通一切，“天道之常，一阴一阳”（《春秋繁露·阴阳义》）。“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天、人、社会，皆因阴阳的分布而存在、而连接。社会上的人伦政治纲常，都根据阴阳之道而决定：“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春秋繁露·基义》）因此，世界上的一切，在构成、属性和功能等方面，都是类同的，具有相互感应的内在可能性。同样，五行的运行次序是天、人、社会普遍遵行的规律，金、木、水、火、土相生相胜，具有推动阴阳消长、事物转换的功能，是在时间上继起、在内容上替换的次序和状态。依据这种阴阳五行理论，董仲舒沟通了世界万物，并利用同类相通、同类相动的观点，把宇宙万物糅合为一个整体，从而为他的大一统政治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见天人一类） 2. 德主刑辅的政治论董仲舒认定，阴阳有主次之分，阳为主，阴为次，“天”重阳轻阴。在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上，不外德刑两手，而阳为德，阴为刑，“天”重德轻刑，因此君主施政应当重德教而轻刑罚。董仲舒推崇孔子为素王，继承孔子的仁政思想，十分强调“德治”的功用。“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春秋繁露·俞序》），“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汉书·董仲舒传》），“天之道，任阳不任阴；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顺天也”（《春秋繁露·执贽》）。根据这种认识，董仲舒提出了一系列“文治”主张：①以德教化民。针对秦王朝纯任刑罚而速亡的教训，董仲舒强调要用德教化民。他指出，“教，政之本也”（《春秋繁露·精华》）。君主要安定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因此，君主要把握“道”，运用仁义礼乐等工具，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和道德熏陶，以便稳定统治秩序。②更化政治。主要从经济入手，提出改良措施：“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③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他明确要求建立文官制度。他提议创设太学，养天下贤士，“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这个由董仲舒倡导并积极参与其建设的文官制度的确立，改变了先秦儒家私门传学和法家“学在官府”“以吏为师”的传统，集两家教育思想和方法之精华为一体，为大规模地培养人才开辟了道路。同时，它把政治教化的施行，家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与读书致仕的制度结合起来，使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相结合，既有利于实现儒家的人文理想，更形成了中国文化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④提出并系统论证了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总原则。⑤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第三次对武帝的策问中，董仲舒明确提出，大一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当时的人们思想混乱，各有所宗，以致“上无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因此，“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便消灭“邪僻之说”，统一思想，彰明法度，使“民知所从”（《汉书·董仲舒传》）。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实现了思想统一。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行，开了用政治手段解决学术思想文化问题的恶劣先河，并在客观上妨碍了学术的独立发展，堵塞了学术争鸣的道路，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消极作用。⑥慎用刑罚。董仲舒并不反对使用刑罚，而是要求在德治的前提下，适当运用刑罚。阳德阴刑、德主刑辅的理论构架，本身就承认了刑罚的治国作用。在他看来，天意、教化、刑罚，都是君主治国的根本。赏功罚罪，德威并用，是固摄人心、协调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教化与刑罚，虽然内容和对象不同，但在巩固统治秩序方面，作用是一致的。董仲舒上述思想的提出，始终紧扣德主刑辅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反对纯任刑罚，鲜明地体现了儒家追求的“文德”政治的色彩。 3. 三纲五常的道德论董仲舒提出并系统地论证了作为封建道德的总原则。这个总原则，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为依托，继孔孟道德修养论之余绪，折中荀子、韩非的治国方略，使教育培养方面的强制灌输与自我反省熔铸为一。董仲舒宣称，人间的道德规范来自天意。“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天意的要求和体现。阳贵阴贱、阳尊阴卑，而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因此，前者处于尊、贵的地位，后者处于贱、卑的地位，后者必须绝对服从前者。与三纲紧密联系的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仁是五常的核心，其基本内容是“爱人”；义，指适宜，适宜于匡正自己思想行为的道德规范，就是义；礼，即是区分上下尊卑等级的社会原则，也是个体应当自觉遵行的道德修养；智，指认识事物的能力；信，指诚实、信义。就思想渊源而言，董仲舒宣扬的三纲之说，来自先秦孟荀儒家和韩非法家；五常之道，来自孔孟儒家。孟子提出五伦观念，荀子、韩非提出三纲思想（尽管没有明确使用“三纲”一词），董仲舒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中提取父子、君臣、夫妇三伦，利用阴阳理论，铸造了“三纲”的人格规范，将彼此关系规定为决定与服从的关系，并且绝对不变、永世长存，从而确定了封建社会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为建立和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政治秩序制造了理论根据。五常之道是董仲舒的创造。在中国儒学史上，董仲舒是将仁义礼智信连提并论的第一人。五常之道的提倡和实行，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的滋长，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4. 正谊明道的价值论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孔孟儒家重视精神追求的思想传统。“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是董仲舒价值观的集中表述。董仲舒继承儒家“人禽之辨”的传统，强调人性之可贵，在于人行仁义而鸟兽只是“为生”“为利”。他宣称：“利者，盗之本也。”（《春秋繁露·天道施》）人的本性便是追求义，不能追求义者，是因为被“利败之”。他主张“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春秋繁露·玉英》）。董仲舒这种强调道义、贬抑功利的思想，是对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典型功利思想的批评和匡正。但是，从总体上看，董仲舒并不绝对反对功利，而是有所选择，既主张义利兼施，更强调义重于利。他肯定，利养体，义养心，但是心贵于体，义重于利，这是通过对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论证，反衬义的崇高性和神圣性。董仲舒这种正谊明道的价值论，对于后世中国人的价值观产生了极为深远而复杂的影响。（见明道正谊不计功利） 5. 性分三品的人性论董仲舒人性论是以性善情恶为理论根基的性三品论。这种人性论，以性情的善恶二元对立为事实认定，以人性三品为价值区分，以道德教化为政治归依，在继承孟荀人性论的基础上，把人性纳入阴阳两分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中，明确提出了性情二元、质分三等的理论，从而既从“天意”的高度肯定了统治者的“善性”的神圣性，又为礼仪法度师法教化的合理性和至上性做了论证。董仲舒对人性类别的区分，是以“中”为度的。根据教化的需要和可能，董仲舒认定，人性分为不教而善的圣人之性，教而不善的斗筲之性，待教而善的中民之性。人的本质具有性和情两个方面，好比天有阴阳，阳善阴恶，天佑阳贱阴，因而性善情恶。要为善去恶，就必须依靠“王教之化”。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是为其教化论张目的，而其教化论又是以君主至上、政治第一为归依的，它体现出中国古代学术、教育、政治混而为一的特色。 6. 三统循环的历史观董仲舒受阴阳家“五德终始”理论的影响，采用三统三正的学说论证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三统三正理论源于公羊家为论证“大一统”的合理性而创立的“三世”说。“三世”，即“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三世”的治乱兴衰有内在规律和秩序，分别是太平、升平、衰乱社会。而由衰乱到升平再到太平，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董仲舒发挥《公羊春秋》的三世说，提出了“三统”“三正”的理论。三统，是夏商周三代的正朔的合称。夏正建寅，以农历正月为岁首，称为人统；商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岁首，称为地统；周正建子，以农历十一月为岁首，称为天统。每一统崇尚的颜色不同，夏商周三代分别崇尚黑白赤，故三统也是黑统白统赤统的代称。三正，是古代历法周正、殷正、夏正的合称。三正分别以建子、建丑、建寅三个月的朔日为岁首。董仲舒的三统说认为，天道终而复始，黑白赤三统循环往复，朝代迭相转换，因而“新王必改制”。改制的首要任务和显著标志，便是改“正”“朔”，以表明新王是“受命而王”，新统取代旧统，具有“天意”方面的合法性。董仲舒三统循环的历史观，是要维护既成的社会秩序，以“奉天法古”为旗帜，在“守成”的前提下，因时应变，实行改制不易道的改良。同时，更是要“为汉制法”，将汉代政教制度纳入儒家理想的正轨。 7. 地位和影响董仲舒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代宗师，是汉一代思想文化模式的设计者，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形态的奠基人。他利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铸先秦儒学，以儒为主统合诸家，把儒学发展到新的高度，是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第一流思想家。他的思想不仅“为汉制法”，成为汉代文治政府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后世统治者和知识阶层行动的圭臬。;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3215 次阅读|0 个评论

“天人感应”溯源: fqng1008 2019-7-4 16:00; 天人感应，指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是中国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古人认为天能影响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汉儒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策问中作了具体阐述。明宋濂《序》：凡存心养性之理，穷神知化之方，天人感应之机，治忽存亡之候，莫不毕书之。感应：交感相应，指互相受对方影响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指自然现象可以显示人世灾祥。天人感应思想的文字记载见于《尚书 ·洪范》，从人身为一小宇宙的观点出发，其学说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古代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代儒教神学术语。主要学派有孔子学说、墨子学说和董氏学说等。董氏学说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和吸收了墨子的天罚理念，在其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用。天人感应思想在中国古代君主施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孔子学说天人感应思想起源很早，散见于古文献之中。《洪范》说：肃，时寒若，乂，时旸若，认为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这是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古时盛行的占星术，依据天体的运行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是天人感应思想的直接来源。汉代董仲舒继承和发挥了阴阳家的思想，使天人感应说臻于成熟。战国后期，阴阳家邹衍 “ 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遇之变 ” ，使天人感应思想趋于系统化。天人感应之说，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儒家六经中的《尚书 ·洪范》。《洪范》曰： “ 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 意思是说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孔子作《春秋》，认为灾异是国君失德而引发的。孔子曾说：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又劝国君正刑与德，以事上天。《春秋》之所以重灾异，是因为孔子认为天人之间有感应关系，人类的行为会上感于天，天会根据人类行为的善恶邪正下应于人，天下应人的方式即是用灾异来谴告人，使人反省改过。 “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 ” 有德必能感应上天。 “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 。另一方面，孔子强调 “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 《春秋公羊传 ·僖公十五年》云： “ 季姬归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电击夷伯之庙者也。夷伯者，曷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则微者，其称夷伯何？大之也。曷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书？记异也。 ” 《春秋公羊传 ·宣公十五年》云： “ 冬，蝝生。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幸之者何？犹曰受之云尔。受之云尔者何？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 ” 何休《公羊解诂》注云： “ 上谓宣公，变易公田古常旧制而税亩，应是变古易常而有天灾，众民用饥，言宣公与此天灾饿后，能受过变悟，复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过于无灾，故君子深为喜而侥幸之。 ” 蝝即虫众，今谓之煌虫。始生曰蝝，大曰虫众。依《春秋》书法常例，书虫众而不书蝝生，因始生之蝝尚未为灾害。而《春秋》变例所以书蝝生者，因宣公于天灾后能反省改过复古制，故孔子为宣公侥幸而书之。《传》中明言宣公变古易常天应之而有灾，即是天人感应之义。《春秋公羊传》多达十六次明文指出： “ 此何以书？记灾也。 ” 又三十二次点明： “ 此何以书？记异也。 ” 如 “ 大雩。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则何以不言旱？言雩则旱见；言旱则雩不见。何以书？记灾也。 ” 何休注曰：旱者，政教不施之应。先是桓公无王行，比为天子所聘，得志益骄，去国远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按何休之解，旱灾乃政教不施之应。故《汉书 ·五行志》曰： “ 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法《洪范》之咎徵，天人之道灿然著矣。 ” 墨家学说墨子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董仲舒吸收了墨子的天罚理念。《春秋繁露·郊语》：以此见天之不可不畏敬，犹主上之不可不谨事。不谨事主，其祸来至显，不畏敬天，其殃来至暗。暗者不见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无声，潜而无形也。由是观之，天殃与主罚所以别者，暗与显耳。墨家天道观得到了董仲舒的借鉴吸收，在其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用。董氏学说董仲舒 “ 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 ” ，董仲舒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他应汉武帝之对策云： “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 董仲舒借时学 ( 阴阳五行学 )发挥或者说发展《春秋》天人感应思想，其说固然奇伟怪谲，难以思议，但决非无中生有，而是本于《春秋》穷天人之变的精神。董仲舒继承了儒家传统中《洪范》讲五行的思想，并发扬光大之，建立了一套囊括天人的宇宙学说。董仲舒认为，宇宙由木、火、土、金、水五种不同的属性组成。此五种不同的属性相生相胜，构成一合理的宇宙关系。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过来看则是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五行相生是一种生成关系，五行相胜是一种变救关系。宇宙按照这种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生成变化，因而成为一可理解的合理的宇宙。如木性主生故为春，火性主长故为夏，土性主养故为夏，金性主收故为秋，水性主藏故为冬。用五行来解释天时，天时即合乎理性可被理解。在董子看来，不仅天时依五行构成，人事也依五行构成。如木为春生之性宜以农为本劝农事无夺农时，火为夏长之性宜选贤举能赏有功封有德，土为养成之性宜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金为秋收拢宜刑有罪伐无道安集天下，水为冬藏之性宜敬四时之祭与谛袷昭穆之序。如此，依五行解人事，人事亦合理而可理解。按照董子的宇宙构成说，宇宙依五行被合理地安排，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皆依五行之性合理地运行生成，故人世间与自然界不应有灾异存在，因人世间之灾与自然界之异均是不依五行之性合理地生成运行所致。但是，从现实上来看，合理地构成宇宙的五行关系往往会被打破，即五行相生相克的合理宇宙会因为五行失序处于一种不合理的荒谬状态，这样，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运行就会失序，山河大地、鱼虫鸟兽的生成就会变态，即就会出现灾异现象。也就是说，灾异是破坏了建立在五行之上的合理的宇宙关系所致。故董子在《春秋繁露 ·治乱五行》一章专门论述了灾异产生的原因是破坏了合理的五行关系。董子曰： “ 火干木，蛮虫早出，雷早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鸟虫多伤；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则多雷；金干火，革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则地动。金干土，则伤五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倮虫不为；火干土，则大旱。水干金，则鱼不为；木干金，则草木再生；火干金，则草木秋荣；土干金，五谷不成。木干水，冬蛰不藏；土干水，则虫蛰冬出；火干水，则星坠；金干水，则冬大寒。 ” 董仲舒董子虽然用五行学说说明了灾异产生的原因，但要说明天人感应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人的行为会破坏五行 (天)的秩序而导致灾异。鉴于此，董仲舒再进一步从阴阳的角度提出了类应学说。为了进一步说明天人感应的原因，董子还提出了气化学说。董子认为，天地宇宙唯气化而成，人生活在天地之间阴阳之气的包融中，就像鱼生活在水的包涵中一样，只是水有实物可见，而气化之宇宙浩浩然难见而已。因此，天地之间，宇宙之中，虽虚而实 (实即谓充满着气，由气化而成)。在这一由气化成的宇宙中，人之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互流通，相互渗入，因而人之气会影响到整个天地宇宙之气。如果人之气调和顺适，此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肴(相混合)，天地之化即美，祥瑞乃现；如果人之气邪乱乖谬，此气与天地宇宙之气相肴，天地之序即乱，灾异乃出。由此可见，董子是以气化之宇宙来作为天人感应的基础，以人天之气相数来说明灾异的产生。天人类应之迹虽无形而不可见，但气化宇宙中人天之气相肴实有因果关系可寻。董子是以气化说证明类应说并非虚构，实有理据可依。在董仲舒思想中，天人感应是其神学目的论体系的核心。天人感应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①灾异谴告说，认为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错误有因果联系。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天子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天就出现灾异，进行谴责。若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②天人同类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这种说法，以气为中介，认为气具有刑德的作用，阳为德，阴为刑。同时，人的道德行为也可以引起气的变化而相互感应，说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癖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董仲舒把天塑造成至上神，以天人感应说来限制无限的君权，同时也给君父的尊位及其统治找到了理论根据。在董仲舒著作中，上述两种说法是相互结合交替发生的。天人感应与灾异说最终在《白虎通德论》中规定下来，给汉代政事带来很大的影响。在汉代，天人感应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刘向、刘歆、班固都承认政治得失，可以导致灾异变怪。《史记 ·天官书》、《汉书 ·五行志》有大量灾异变怪的记载。谶纬之学泛滥时，天人感应说更为盛行。汉武帝为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采纳董仲舒 (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的建议，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和今文经学派的官学地位。董仲舒从解释儒学的经典着手，建立了一整套神学世界观，使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他提倡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政治上论证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虚构天的至高无上，以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来维护和加强人间君主的统治。这就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排除了进行科学探索的必要性，认为宇宙内的一切，从自然界到人类和社会的所有现象，都是照着天的意志而显现的，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春秋繁露·顺命》)，而天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即所谓天之生物也，以养人(《春秋繁露·服制象》)，天又完全依照它自身的模型塑造了人，人的形体、精神、道德品质等等，都被说成是天的复制品，与天相符的。这样天人感应就成为必然的了。于是灾异被认为是天的谴告，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则是天的爱、严、乐、哀的表现，天气的暖、清、寒、暑则以帝王的好、恶、喜、怒来解释，等等。它几乎要窒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规律进行探索的任何生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在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的这一段神学世界观刚刚确立，非正统的所谓异端思想还在进行顽强的反抗。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为抱负的司马迁，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反对在科学知识上面附上宗教迷信，使人拘而多畏，他批评巫祝禨(jī，音击，迷信鬼神的举动)祥的迷信思想，对天人感应的神学世界观持批评的态度。在《史记》中，司马迁在同自然科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上，显示了自己广博学识和求实精神，其《天官书》是中国现存的第一篇系统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历书》则表达了他关于历法的主张；《律书》、《河渠书》、《货殖列传》等则有关于音律学、水利、地理知识的记述。而且司马迁所开创的在史书中记录科学技术史料的先例，为后世所遵循。他的首创之功，不可湮没。当时，诸子百家的学说在一些郡国还有一定影响，如淮南王刘安也正在这时召集宾客写成阴阳、儒、道、名、法毕集的著作《淮南子》。所以，这时的学术思想虽已向僵化的方向发展，但还有较大的活动余地。但到了甘露三年 (公元前51年)汉宣帝召集各地儒者到长安石渠阁开会，讨论经义异同，把董仲舒思想体系推到了唯一官学的地位；同时还禁封了诸子百家以及司马迁的著作，甚至由西汉王朝分封出去的刘姓诸侯王手中的这些著作也在禁封之列。从此以后，僵化的神学世界观广为泛滥。;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365 次阅读|0 个评论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的思考: maqingping 2017-11-2 10:37; 本文也是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拙著《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的理论与实践》中的一小节，简要归纳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在两千多年前对理想社会和政府职能的思考。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社会有相通之处。孔、孟及后世儒家深信的远古圣人治理下的大同社会应该是先民们对原始部落财产公有时期过于理想化的残留记忆。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有相通之处，也是辩证法 “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个例证。现贴于此处与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及社会保障理论感兴趣的博友、网友交流。一、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相关思考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活动植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大同、仁爱和人本思想以及天人感应思想。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后世影响最大，墨子的 “兼爱”思想也有深远影响。董仲舒系统发展的天人感应思想对历代统治者的社会救助活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中国古代的社会大同思想孔子（公元前 551 －公元前 479 ）在《礼记 • 礼运》中提出了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王文锦 2001 ）。孔子的“大同”社会可能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乌托邦。显然，实现这一政治理想需要有一整套的社会保障体系，即使现代西方福利国家也还不能做到“大同”社会所描述的社会景像。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孔子来说，这种理想社会仅存在于远古圣人治理的时期。在孔子自己的时代，只能满足于以礼、仁、德治理社会，实现小康社会。孔子特别强调资源的平均分配和社会的安定，“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 • 季氏》，杨伯峻 1980）。汉代的董仲舒（公元前 179-公元前104）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应该“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致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致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 • 制度》，中华书局 1975 ）。董仲舒的这一观点与现代福利制度中通过社会保障进行收入再分配以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十分吻合。 2、孟子的有关论述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公元前 372 年－公元前 289 年）对政府与君主的社会责任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孟子提出，“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 （《孟子 · 梁惠王上》，朱熹，中华书局 1983 ）。孟子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固定的道德观念，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到；至于一般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也就没有固定的道德观念。一旦没有固定的道德观念，那就会胡作非为，什麽事都做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才去加以处罚，这等于是陷害他们。哪里有仁慈的人在位执政却去陷害百姓的呢？所以，贤明的国君制定政策，一定要让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致饿死。然后督促他们走善良的道路，老百姓也就很容易听从了。孟子描画了他的理想社会，“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 （《孟子 · 梁惠王上》，朱熹，中华书局 1983 ），即（每户有五亩大的宅园、百亩的耕地）在五亩大的宅园中种上桑树，五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穿上丝绵衣服了；鸡狗猪等家禽家畜好好养起来，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有肉吃了；百亩的耕地，（政府与君主）不要去防碍他们的生产，八口人的家庭都可以吃得饱饱的了。（政府与君主）认真地兴办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反复教导学生，头发斑白的老人也就不会在路上负重行走了。老年人有丝绵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孟子发展了 “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思想，主张“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 · 梁惠王上》，朱熹，中华书局 1983 ），即把自己家的老人孝敬赡养好，然后像对待自己家老人那样对待别人家的老人；把自己家的子女抚养教育好，然后像对待自己家子女那样对待别人家的子女。 3 、墨子的“兼爱”思想中国传统思想家对社会保障的思考从仁爱和平等（平均）等角度出发。除了儒家“仁”的思想外，还有墨子（约公元前 468- 公元前 376 年）的“兼爱”思想，提倡对待别人如同对待自己。墨子认为“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 • 兼爱中》，吴毓江 2006 ）。墨子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墨子 • 尚贤下》，吴毓江 2006 ）。墨子的兼爱思想对后来的侠义思想有很大影响，行侠仗义常常与劫富济贫联系起来。 4、天人感应思想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对政府的积极救灾活动也有重要影响。董仲舒发展了战国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建立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他主张“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 （《春秋繁露 • 必仁且知》，中华书局 1975 ）。天人感应理论把自然发生灾异现象与人君（皇帝）有过失行为联系起来，认为天灾是对执政者施政失德的警示和惩戒，统治者必须修德以防上天进一步惩罚自己。中国古代帝王都认为自己是上天的代表，“天子”，天人感应理论一方面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神学基础，另一方面也束缚了帝王的所作所为。担心遭“天谴”而失去统治地位成为统治者迅速启动社会保障措施的动力之一。董仲舒描述的理想社会在“大同”思想的基础上加上了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者，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春秋繁露 .王道》，中华书局 1975 ）。按照董仲舒的观点，风调雨顺，凤凰、麒麟游于郊，是人类自身和睦相处的结果，甚至连毒虫、猛兽都变得温顺善良了。（《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的理论与实践》第一章第三节第一小节）; 个人分类: 经济学|8939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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