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经费——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单位的——应该投向谁？如果把科研经费看作资本，资本的本性是逐利，那么科研经费最应该投向那些有可能实现回报最丰或预期有最佳投入产出比的人。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谁最有可能做出最多最好的科研成果？ 精准回答这个问题不容易，但从年龄段划出哪个人群最有可能做出最多最好的科研成果，无论从实践经验还是科学规律看，却是八九不离十的。 爱因斯坦说：一个人在30岁以前没有取得科学上的大成就，那么他永远都不会有大成就了（A person who has not made his great contribution to science beforethe age of 30 will never do so.）。时代在发展，把30岁延长到40岁，老爱同志的这条判据应该大致适用于今天。 老爱同志说出这种打击一大片的话，可能一是基于自身经历以及他对科学及其历史规律的考察和总结——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特别是他那时代的物理学家（尤其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群），大多在30岁以前做出各自的伟大成就；二是缘于他老人家的境界实在是太高，超过30岁的人要做出他老人家看得上眼的科学成就是不可能了。但是，要做出应付考核、得到“甜妞”、摘取各级各类人才“帽子”的成果，机会还是大大的有的。 然而，即使是产出 老爱同志看不上眼的科研成果，若干 研究表明，也是年长者（超过40岁）不如年轻者。例如，一篇专门探讨“如何提高科研产出（ How to boost scientific production ）”（发表在《科学计量学（ Scientometrics ）》）的论文，通过考察1996-2010年间加拿大科研人员的论文产出及被引情况，发现一定阶段后，年龄是科研产出的大敌！从论文数量看，科研人员在其职业生涯的前12年（如果职业生涯从取得博士学位算起，大概在40岁以前），发表的论文数量逐年增长，但之后，逐年下降，尽管他们获得的科研经费持续增长。数量减少是否因为更加注重质量呢？不是！如果用论文被引次数来衡量论文质量，那么随着科研人员职业年龄的增大，他们产出的论文质量平均来说往往偏低。 之前一项科研产出率与年龄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发现，科学家的产出高峰在40岁左右，超过40岁，人的创造力和产出开始逐年下降。 年龄大了单干不行，加入团队是否是个好主意？研究发现，研究人员所在研究团队越大，其论文产出率和被引率均越高。然而，这一结论只对年轻人成立，随着职业年龄增大，研究人员在更大团队工作反而会更降低其论文数量和质量。 由此看来，科研并不是越老越红的活儿。这是什么道理？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点很难解释，但“雄心壮志（ ambition ）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年轻人为了在科学界证明自己或者为了找到一个全职教员（Tenure）岗位，可能更具雄心壮志。 至此，科研经费应该投向谁的问题似乎应该有解了。那些专门盯住这个问题的人为了凸显自己研究的价值，毫无疑问要批评科研经费过多地投给了老同志，呼吁应该给 有明显巨大潜力（with evidence of a greatpotential ）的年轻人一个机会，而不是继续支持科研业绩已经跨过了顶峰（ beyond thezenith ）正在走下坡路的老教师。 201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布莱恩-施密特（ Brian Schmidt ）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也有类似呐喊。 前不久他抱怨研究机构将大部分资金投向了年龄超过50岁的学者，尽管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研究人员的“生产力顶峰”（ apex ofproductivity ）通常远远早于50岁。他也告诫大学要把研究经费更多地花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身上。 做科研跟过日子一样，年轻时候最需要钱，也最能干活出活。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毫无疑问的，但具体哪位或哪些年轻人最终能做出大成就，仍是大海捞针般的难题。此外，古往今来的大科学家，包括曾经的爱因斯坦和今天的施密特，年轻时好像也拿不到像样的钱，他们大多也是功成名就后才“财源滚滚”的。或许正是基于此，科研基金历来并预期将一如既往地继续精准扶富，而不是精准扶贫。纵观各级各类科研基金，总体看，并不是资助研究人员拟开展的研究，而是为研究人员已取得的研究业绩埋单。 在中国的大学，不难见到有年轻老师、特别是有想法急于出活的年轻老师，为了建立起能支撑其干活出活的条件而到处奔波讨钱拿钱，尽管事实反复证明对他们这种年龄段的人来说做这样的事情比攻克一个科学难题还难。年轻人如果早有心理准备，明白究竟是给钱才出活还是出活才给钱这样的“蛋生鸡鸡生蛋”问题的现实而不是理论上的答案，或许更有利于他们迅速成长为未来不干活或干不出活时却也能拿大钱的人。最幸福的人生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拿科研基金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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