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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及防控
smartcity 2019-10-11 23:01
摘要： 开展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对 “ 五通 ” 目标的实现和 “ 走出去 ” 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 18 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 “ 一带一路 ” 沿线 74 个国家的综合风险进行评估和排序，运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等剖析了 2001 — - 2016 年不同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提出风险防控建议。结果表明：① 2001 — - 2016 年，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综合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政治风险变化幅度较小，经济风险经历了 “ 下降 - 上升 - 再下降 - 再上升 ” 的演变过程，社会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综合风险波动剧烈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欧洲和东南亚；② 2001 — - 2016 年，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均存在显著的集聚性和区域差异性，高危险和较危险等级国家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③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风险子系统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和社会风险；④中国对 “ 一带一路 ” 部分国家的投资存在投资量大与风险等级高并存的 “ 投资悖论 ” 现象。未来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共同努力，建立动态评级和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防控，逐步打造“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一带一路；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对外投资；时空演变；风险防控 1 引言 “ 一带一路 ” 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提出了 “ 六廊六路多国多港 ” 的合作框架，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截止 2019 年 8 月，中国已经与 130 多个国家和 30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 “ 一带一路 ” 合作文件，同 “ 一带一路 ” 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 6 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 700 亿美元 。 2018 年中国对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投资额达 156.4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 8.9% ，占对外非金融类投资总额的 12% ，行业分布在制造业、采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电力热力供应、金融业、建筑业等多个领域 ，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成为我国投资重点，中国 “ 走出去 ” 战略迈向新的高度。 然而，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不仅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各不相同 ，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也差异很大 。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道路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部分国家政局不稳，政府执政能力不足，法律和贸易制度不完善，民族宗教问题、难民问题等突出，甚至军事冲突、恐怖袭击等事件常发 。这对中国企业投资、商贸往来、出境旅游、文化科技交流等方面构成诸多潜在风险。 2005 年至 2014 年，中国在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投资失败的大型项目数量为 32 个，占中国投资失败的大型项目总数的 24.6% ，投资失败的项目金额达 560.2 亿美元，占总投资失败金额的 23.7% 。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沿线国家基本的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等风险认知不足造成的。习近平在推进 “ 一带一路 ” 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会上强调，要高度重视境外风险防范，完善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全面提高境外安全保障和应对风险能力。因此，加强对沿线国家风险的科学评估对支撑 “ 一带一路 ” 未来的发展显得格外重要。 近几年，针对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各类风险的评价和评估已有较多研究。国别风险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自然环境和突发事件等十分复杂的范畴，尚无统一定义，可以简单划分为自然风险和人文风险两大类 。对于自然风险，相关学者或机构通过遥感和历史观测等手段对 “ 一带一路 ” 沿线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环境质量、突发性极端事件、地震灾害、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评价 。本文重点关注人文方面的风险，相关研究也较多。张明等构建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与对华关系五大指标体系综合对 “ 一带一路 ” 沿线 35 个国家的投资风险进行了评级 ；胡俊超等从政治、经济、主权信用和社会 4 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等对 2014 年 “ 一带一路 ”65 国家进行了风险评价 ；赵敏燕等对 “ 一带一路 ” 沿线地区的恐怖主义风险进行了评估 ；宋长青、余莹等人对 “ 一带一路 ” 区域的政治风险进行了阐述 ；国家信息中心 2018 年发布 “ 一带一路 ” 国家投资环境指数，帮助企业在投资合作过程中发掘机会、规避风险 ； Duan 等基于熵权的模糊综合方法，对 “ 一带一路 ” 能源投资风险进行了评价 ； Yuan 等从九个维度评价了 “ 一带一路 ” 国家电力投资的风险 ；陆大道等对 “ 一带一路 ” 沿线区域的自然与经济社会地理结构与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为风险评估奠定很好的基础 。此外，国内外许多机构都有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用进行评级，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包括标准普尔 (Standard Poor) 、穆迪 (Moody’s) 、惠誉 (Fitch) 、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等，国内包括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这些信用评级主要对主权国家政府足额、准时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进行综合性评估，是国家风险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上述文献分析，相关学者和机构对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风险评估已经做了较多工作，然而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对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关注较多，对公共服务、贫富差距、就业率等社会风险因子关注较少，对政治 - 经济 - 社会风险进行系统整体评估较少；侧重单个年份的评级排序，很少从地理学视角基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因此，如何甄选合适的社会风险因子，构建基于权威数据库的动态综合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何从时空两个维度，对“一带一路”国家风险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是目前急需解决的科学问题。 鉴于此，本文首先构建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政治 - 经济 - 社会风险综合评估的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层次分析和德尔菲法计算政治、经济、社会风险每个子系统以及系统整体的风险值，并划分风险等级；其次，运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等剖析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 2001—2016 年各类风险的时空演化特征；最后，基于评估结果，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风险防控建议。本研究对促进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合作水平提高，产能扩大与投资合作等方面起到科学支撑作用，对中国企业和公民 “ 走出去 ” 的安全保障提供一定的参考。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范围 “ 一带一路 ” 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不存在完全封闭的空间范围，愿意参与的国家均可参加 。本文依据中国政府 2015 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结合 “ 六大经济走廊 ” 途经国家和相关学者的研究 ，选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 74 个 “ 一带一路 ” 沿线主要国家作为研究区域，并划分了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欧洲、北非和中蒙俄 7 个子区域（表 1 ）。 2016 年 “ 一带一路 ”74 个沿线国家人口总量达 48.33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 65.98% 。经济总量达到 30.49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总量的 40.54% 。 表1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 Tab. 1 List of major countr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区域 国名 数量 中蒙俄 中国、蒙古、俄罗斯 3 东南亚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菲律宾、文莱、东帝汶 11 南亚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不丹 8 西亚 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也门、 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塞浦路斯 18 中亚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5 欧洲 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希腊、意大利、德国、荷兰、奥地利 24 北非 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 5 2.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由于国家风险至今没有公认或统一的定义。不同机构和学者对国家风险评价的指标选取有不同的标准，但主要涵盖了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金融风险、主权信用风险、突发灾害风险、军事风险等方面的内容 。本文借鉴前人研究，对各类人文方面的风险归纳划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类，政治风险参考世界银行评价体系，选取了腐败控制、政治稳定、政府效力、管制质量、法制程度、公民参与等指标；经济风险参考胡俊超 、谢洪礼 等人的研究，选取了人均 GDP 、 GDP 增长率、债务指数、通货膨胀率、财政平衡指数、贸易开放度等指标；社会风险指标的选取参考了李福胜 、李兵 、孟醒 等人的研究，涵盖了失业率、高等教育入学率、预期寿命、犯罪指数、恐怖袭击事件数、基尼系数等指标，前三个指标反映就业、教育和医疗水平，后三个指标反映社会的稳定程度。从而构建了本文的国家政治 - 经济 - 社会风险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表 2 展示了每个指标的具体含义、数据来源，以及指标的单位和在评估系统中的正负方向。所有指标均收集了 2001—2016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其中部分国家的外债指数和基尼系数两个指标的时间序列不连续，本文采用趋势外推的方法进行了补齐。此外，本文使用的中国对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自《中国商务年鉴 2017 》。 表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Tab. 2 Index system for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isks 系统层 子系统层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 单位 指标 方向 数据来源 综合 风险 政治风险 腐败控制 反映政府腐败程度，数值越小腐败越严重 指数 负 全球治理指数（ WB-WGI ） 政治稳定 反映政权稳定性，数值越大越稳定 指数 负 全球治理指数（ WB-WGI ） 政府效力 反映公共政策和制度的执行力 指数 负 全球治理指数（ WB-WGI ） 管制质量 政府对市场的治理和促进能力 指数 负 全球治理指数（ WB-WGI ） 法制程度 反映对社会规则的信任和遵守程度 指数 负 全球治理指数（ WB-WGI ） 公民参与 反映公民参政与言论自由程度 指数 负 全球治理指数（ WB-WGI ） 经济风险 人均 GDP 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 美元 负 世界银行和 OECD 数据库 GDP 增长率 反映一国经济增长活力 % 负 世界银行和 OECD 数据库 债务指数 政府总债务 /GDP ，衡量政府负债水平 指数 正 世界经济展望（ IMF-WEO ） 通货膨胀率 反映一国物价水平变动 % 正 世界经济展望（ IMF-WEO ） 财政平衡指数 （财政收入 - 财政支出） /GDP ，衡量财政实力 指数 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 贸易开放度 进出口总额 /GDP ，衡量贸易依赖度和开放度 指数 负 世界发展指数（ WDI ） 社会风险 失业率 反映就业情况 % 正 国际劳工组织（ ILO ） 高等教育入学率 反映教育水平 % 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预期寿命 反映医疗水平 年 负 世界发展指数（ WDI ） 犯罪指数 每十万人被谋杀数，反映社会治安状况 % 正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 恐怖袭击事件数 反映恐怖主义形势 个 正 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 (GTD) 基尼系数 反映社会贫富差距 指数 正 世界银行、美国中情局 为了综合风险指数的计算，需要首先对于不同正负方向的指标进行去量纲化，本文采用离差标准化，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使结果落到 区间，转换函数如下： 正向指标： (1) 负向指标： (2) 式中： X ij 表示第 i 个年份第 j 项评价指标的数值， min 和 max 分别为所有年份中第 j 项评价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正向指标的值越大风险越高，负向指标的值越大风险越小。对于国家风险指标较为复杂多样且存在交互影响，指标权重的确定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 (AHP) 和德尔菲法相结合的方式 ，德尔菲法选择的专家包括了国际关系、对外贸易和政治地理等领域的学者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分别计算政治、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指标权重，然后将三个子系统风险结果进行求和作为综合风险值，指标权重见表 3 。 表 3 还展示了所有风险指标的 Spearman 相关性矩阵，从中可以看出各个风险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相差很大。其中，政治风险子系统的六个指标均显著相关；债务指数仅和财政平衡指数、恐怖袭击有显著相关性；贸易开放度与政治风险、人均 GDP 显著相关；失业率与 GDP 增长率、财政平衡指数、高等教育入学率、恐怖袭击相关性较高；恐怖袭击数与政治稳定指数、债务指数、贸易开放度、失业率相关性较强。由此，我们初步判断，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系统内的诸多风险因子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体现了国家风险的复杂性与系统整体性，在下文中将进一步论述。 2.3 研究方法 （1） 全局自相关分析 根据 Tobler 地理学第一定律，空间距离越近的事物其属性值之间相关性越大，即空间依赖性越强。 Global Moran’s I 可以测度区域整体的自相关性，反映某种要素属性空间分布的集聚性，计算公式为式（ 3 ）， 为所有 k 个位置（区域）观测值的均值， W 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x i 表示第 i 个位置（区域）的观测值，且 i≠j 。全局 Moran’s I 得分一般在 之间，得分为 0 表示不相关，得分大于 0 表示呈正相关，表明相似属性值呈现空间集聚特征，反之得分小于 0 为负相关。可以用标准化统计量 Z 值检验空间自相关的显著性，计算如式（ 4 ）。 （ 3 ） （ 4 ） （ 2 ）冷热点分析 冷热点分析可识别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风险高低的集聚情况，是局部自相关特征的度量方法。具有显著统计意义的热点，要素本身应具有高值，且被其他同样具有高值的要素所包围。 Getis-Ord G * i 指数是刻画区域冷热点的常用指标，计算公式为： （ 5 ） 其中， G i (d) 表示每一个空间单元 i 的统计量，是基于距离权重的条件下与每个空间单元 j 的相关程度； w ij (d) 是基于距离 d 范围内的空间相邻权重矩阵。 G i (d) 标准化处理为： （ 6 ） E(G i ) 和 VAR(G i ) 表示 G i 数学期望值和变异系数。若 Z(G i ) 显著且为正值，表明单元 i 周围值较高，属于热点区（高值集聚区）；若 Z(G i ) 显著且为负值，表明单元 i 周围值较低，属于冷点区（低值集聚区）。本文用 2001-2016 年风险平均值在 ArcGIS10.2 中进行冷热点计算。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估结果 3.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评估 为避免某些个别年份风险值波动较大的情况，我们计算了 2001—2016 年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的平均值，排名前十的国家名单见表 4 ，分别是阿富汗、伊拉克、缅甸、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从综合政治风险 6 大指标组成来看，不同国家政治风险的短板不同。如综合政治风险排名前两名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其政治风险主要是由严重的腐败、政治不稳定以及过低的法制水平、政府效力因素引致。中国对缅甸和巴基斯坦的直接投资存量在 2016 年均超过了 46 亿美元。缅甸综合政治风险排名第三，主要是国内政治变动频繁，在腐败控制、政府效力、管制质量、公民参与等方面均表现很差，但是其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矿产资源、农林资源、渔业资源、旅游资源等十分丰富， 2011—2018 年中国一直是缅甸的最大贸易国，随着 2015 年昂山素季大选获胜，其政府政权将趋于稳固，但部分地区仍然局势动荡。巴基斯坦的综合政治风险排名第十，也属于高政治风险国家，其主要因素是政治稳定水平，中国视巴基斯坦为全天候的 “ 铁杆朋友 ” ，但巴基斯坦近些年不断发生恐怖袭击，教派斗争和地区族群矛盾日益突出，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风险一直较大，这形成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制约因素。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位于中亚的国家在政府腐败、法治程度、公民参与等维度的风险排名均很高。 表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前十国家排序 Tab. 4 Top 10 countries for political risk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风险排序 腐败控制 政治稳定 政府效力 管制质量 法治程度 公民参与 综合政治风险 1 阿富汗 阿富汗 伊拉克 土库曼斯坦 阿富汗 土库曼斯坦 阿富汗 2 土库曼斯坦 伊拉克 缅甸 缅甸 伊拉克 乌兹别克斯坦 伊拉克 3 伊拉克 巴基斯坦 阿富汗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缅甸 缅甸 4 缅甸 也门 土库曼斯坦 利比亚 缅甸 沙特阿拉伯 土库曼斯坦 5 利比亚 尼泊尔 利比亚 阿富汗 乌兹别克斯坦 叙利亚 乌兹别克斯坦 6 塔吉克斯坦 黎巴嫩 也门 伊朗 也门 老挝 也门 7 乌兹别克斯坦 菲律宾 东帝汶 伊拉克 塔吉克斯坦 利比亚 利比亚 8 吉尔吉斯斯坦 孟加拉国 叙利亚 叙利亚 利比亚 白俄罗斯 叙利亚 9 柬埔寨 阿尔及利亚 塔吉克斯坦 白俄罗斯 柬埔寨 伊朗 塔吉克斯坦 10 也门 以色列 白俄罗斯 东帝汶 吉尔吉斯斯坦 越南 巴基斯坦 图 1 揭示了 “ 一带一路 ” 沿线不同区域国家的政治风险时间演化趋势。整体来看， 2001—2016 年之间，国家综合政治风险指数分布在 0.35~0.80 的范围内，所有国家平均值的变化幅度很小，趋于一条直线，但不同板块的政治风险等级存在较大差异。具体来说，中亚地区的政治风险指数持续稳定在高位水平（ 0.70~0.80 ）上，属于政治风险等级最高的板块；然后是南亚、北非、蒙俄和西亚四大板块地区，政治风险指数基本处于 0.50~0.70 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北非地区的政治风险持续增高，从 2001 年的 0.46 上升到 2016 年的 0.67 ；欧洲地区的政治风险一直维持在低位水平（ 0.35~0.45 ），属于政治风险最低的地区。 图1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的时间变化趋势 Fig. 1 Time trend of political risk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 2001-2016 图 2 展示了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的空间格局演化与风险集聚情况。 2001—2016 年，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政治风险国别分布具有高度集聚性，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 Moran’s I 为 0.52 ，整体呈现以中亚、西亚为核心的政治风险热点区和以欧洲（西欧）板块为核心的政治风险冷点区。 2001 年政治风险等级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南亚、西亚和中亚板块，政治风险指数超过或等于 0.6 的国家有 28 个，其中阿富汗、伊拉克、缅甸、乌兹别克斯坦 4 国的政治风险指数超过 0.8 ；同时，政治风险等级比较低的国家主要位于欧洲板块以及北非，如阿尔及利亚、荷兰、德国、奥地利等。 2008 年，政治风险指数超过 0.6 的国家有 27 个，政治风险排名最高的国家依然是阿富汗、缅甸、伊拉克等，总体集聚格局保持稳定；但相比于 2001 年， 2008 年西亚、南亚及北非地区的政治风险有扩散的趋势，伊朗、巴基斯坦、阿塞拜疆、阿尔及利亚、利比亚、越南、柬埔寨和泰国政治风险级别跃迁一个级别，而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政治风险有所下降。到 2016 年，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政治风险总体上有所下降，除了阿富汗、利比亚、也门和伊拉克等几个高等级政治风险国家外，其他国家如缅甸、老挝、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国家的政治风险级别有所下降。总的来说， 2001 、 2008 和 2016 年政治风险国别集聚格局基本保持稳定，高等级政治风险国家数量有所减少。 图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的空间格局演化与冷热点分析 Fig. 2 Evolution and hotspot of spatial pattern of political risks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6)1766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3.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风险评估 表 5 展示了 2001—2016 年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经济风险平均值的排名，综合经济风险排名前十国家分别是叙利亚、黎巴嫩、埃及、伊拉克、希腊、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利比亚、也门。其中，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经济风险与其国家内战密不可分，叙利亚在政府债务、通货膨胀率等方面风险很高，黎巴嫩政府的债务水平和财政收支平衡是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中最差的。埃及综合经济风险排名第三，贸易开放度一直不高，财政实力薄弱， 2011 年以来埃及政局的持续动荡使国家经济陷入困境，但埃及拥有苏伊士运河的航运要道，地跨亚非两洲，经济区位优势明显，是 “ 一带一路 ” 上的重要节点。此外，希腊由于政府外债居高不下， 2009 年爆发债务危机，国家综合经济风险整体偏高，失业率高达 20% 。印度的国家综合经济风险排名第八，其财政赤字近几年也持续扩大，债务利息超 GDP 三分之一，银行业陷入现金困境，其贸易保护行为、外资审查制度等因素均增加了中印经贸风险。 表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风险前十国家排序 Tab. 5 Top 10 countries for economic risk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风险排序 人均 GDP GDP 增长率 债务指数 通货膨胀率 财政平衡 贸易开放度 综合经济风险 1 阿富汗 希腊 黎巴嫩 白俄罗斯 黎巴嫩 东帝汶 叙利亚 2 尼泊尔 意大利 利比亚 乌兹别克斯坦 利比亚 巴基斯坦 黎巴嫩 3 塔吉克斯坦 利比亚 希腊 土耳其 印度 埃及 埃及 4 缅甸 文莱 伊拉克 伊朗 埃及 印度 伊拉克 5 柬埔寨 德国 意大利 缅甸 马尔代夫 伊朗 希腊 6 孟加拉国 荷兰 阿富汗 叙利亚 希腊 希腊 巴基斯坦 7 吉尔吉斯斯坦 奥地利 叙利亚 土库曼斯坦 斯里兰卡 孟加拉国 缅甸 8 东帝汶 克罗地亚 新加坡 塞尔维亚 约旦 尼泊尔 印度 9 巴基斯坦 塞浦路斯 约旦 乌克兰 巴基斯坦 土耳其 利比亚 10 老挝 也门 缅甸 伊拉克 匈牙利 缅甸 也门 图3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风险的时间变化趋势 Fig. 3 Time trend of economic risk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 2001-2016 如图 3 所示， 2001—2016 年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综合经济风险及不同板块经济风险集中在 0.42-0.54 的范围内。从综合经济风险平均值及不同板块经济风险整体趋势来看， 2001—2016 年期间，经济风险经历了 “ 下降（ 2001—2007 ） - 上升（ 2007—2009 ） - 再下降（ 2009—2012 ） - 再上升（ 2012—2016 ） ” 的演变过程。综合经济风险在 2007 年达到最低， 2008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经济状况也受到影响，经济风险在 2007—2009 年有一个较大的波动， 2010 年以来又处于持续上升的态势。分区域看，东南亚地区的经济风险相对较低，但 2014 年以来呈现上升趋势；而南亚地区经济风险一直维持着高位态势，研究期间经济风险指数一直处在 0.46~0.52 的范围之内。值得警惕是，从折线图来看，蒙俄和北非的经济风险的变动最为剧烈，经济风险指数最高与最低值相差 0.08 ，且近年来保持着快速的上升态势。 图 4 展示了时空格局变化趋势， 2001—2016 年，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高经济风险等级国家的数量有所下降，经济风险热点区主要在南亚和西亚，冷点区主要在东南亚地区，存在较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 Moran’s I 为 0.15 。这验证了一国的经济风险容易通过邻国传播，导致整个区域性风险（如亚洲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 2001 年，经济风险指数大于等于 0.49 的国家有 26 个，主要分布在南亚、西亚和东欧地区，其中土耳其、塞尔维亚、乌兹别克斯坦、缅甸和阿富汗 5 国的经济风险大于等于 0.56 ，属于经济风险高危地区； 2008 年，经济风险指数大于等于 0.49 的国家下降到 17 个，但除了南亚、西亚和欧洲，北非的埃及也成为了经济风险高危地区；至 2016 年，经济风险指数大于等于 0.49 的国家数量进一步下降为 14 个，南亚和西亚地区的经济风险有所减弱，如印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都实现了经济风险的 “ 降级 ” ，但北非地区成为了经济风险高危区，尤其是北非地区的埃及和利比亚。 图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风险的空间格局演化与冷热点分析 Fig. 4 Evolution and hotspot of spatial pattern of economic risks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6)1766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3.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风险评估 表 6 展示了 2001—2016 年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社会风险平均值的排名，综合社会风险排名前十国家分别是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泰国、乌兹别克斯坦、不丹、老挝、印度。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频繁爆发的战乱冲突引发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状况不佳、恐怖袭击事件数增多，进而导致综合社会风险指数很高。此外，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的谋杀犯罪率较高，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的恐怖袭击发生频率也很高。 表6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风险前十国家排序 Tab. 6 Top 10 countries for social risk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风险排序 失业率 高等教育入学率 预期寿命 每十万人被谋杀数 恐怖袭击 基尼系数 综合社会风险 1 马其顿 阿曼 阿富汗 伊拉克 伊拉克 阿富汗 阿富汗 2 波黑 阿富汗 也门 哈萨克斯坦 阿富汗 马来西亚 伊拉克 3 亚美尼亚 巴基斯坦 老挝 俄罗斯 巴基斯坦 新加坡 也门 4 黑山 不丹 缅甸 蒙古 印度 菲律宾 土库曼斯坦 5 利比亚 土库曼斯坦 柬埔寨 立陶宛 菲律宾 以色列 巴基斯坦 6 塞尔维亚 柬埔寨 巴基斯坦 菲律宾 乌克兰 不丹 泰国 7 伊拉克 孟加拉国 土库曼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也门 马其顿 乌兹别克斯坦 8 也门 马尔代夫 东帝汶 老挝 泰国 摩洛哥 不丹 9 阿尔及利亚 也门 印度 巴基斯坦 叙利亚 土库曼斯坦 老挝 10 希腊 尼泊尔 不丹 伊朗 埃及 土耳其 印度 根据图 5 ， 2001—2016 年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综合社会风险平均值及不同板块社会风险均呈现稳定下降趋势，社会风险集中在 0.20~0.40 的范围内。从不同板块来看，南亚是社会风险最高的区域，平均综合社会风险达到 0.36 ，高于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综合社会风险平均值 10 个百分点；其次是蒙俄、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社会风险也较高；和政治风险分析结果一样，欧洲是社会风险等级最低的地区，且 2001—2008 年间经历了较为快速的下降。 图5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风险变化趋势 Fig. 5 Time trend of social risk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 2001-2016 如图 6 所示， 2001—2016 年， “ 一带一路 ” 沿线社会风险表现为以欧洲板块为核心的社会风险冷点区和以中亚、南亚和东南亚板块为主的社会风险热点区，风险国家呈集聚态势，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 Moran’s I 为 0.52 ，其中高社会风险等级的国家数量下降明显。 2001 年，社会风险指数大于等于 0.32 的国家有 32 个，主要分布在南亚、西亚和中亚地区，其中阿富汗、伊拉克、不丹、土库曼斯坦、也门、东帝汶、柬埔寨、缅甸和巴基斯坦 9 国的社会风险超过或等于 0.40 ，属于社会风险高危地区； 2008 年，社会风险指数大于或等于 0.32 的国家数量急速减少到 3 个，西亚、北非及蒙俄地区的社会风险有所减弱，南亚和东南亚经济风险有一定的增加； 2016 年，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的社会风险减少的趋势明显，仅主要集中亚和南亚地区。 图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风险的空间格局演化与冷热点分析 Fig. 6 Evolution and hotspot of spatial pattern of social risk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6)1766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3.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综合分析 3.4.1 综合风险评估 国家综合风险由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加权求和得到。图 7 反映了 2001—2016 年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综合风险及不同板块的综合风险指数的时间变动情况，可以看到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不同板块呈现显著的分异态势。中亚、南亚和北非始终维持着高风险态势；东南亚、西亚和蒙俄地区的综合风险趋于下降；欧洲是综合风险最低的地区， 2013 年以来综合风险系数稳定在 1.02 左右。 图7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风险变化趋势 Fig. 7 Time trend of the overall risk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2001-2016 为避免某几个年份风险值波动较大，我们计算了 2001—2016 年各个国家的综合风险的平均值，根据分位数分类方法将国家的综合风险划分为五个等级：高危险等级、较危险等级、警戒等级、防范等级、低险等级，以期比较国家之间风险的相对高低，结果如图 8 所示。可以明显看出，处于高危险等级和较危险等级国家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警戒等级和防范等级的国家主要位于蒙俄、欧洲（东欧）板块；低险等级主要是欧洲（西欧）地区的国家。 图8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综合风险等级分布图 Fig. 8 Ranked distribution of the overall risks i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2001-2016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6)1766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为了进一步比较 “ 一带一路 ” 沿线各国家综合风险的波动情况，我们计算了 2001—2016 年各个国家的综合风险的标准差（图 8 ），结果显示综合风险变动剧烈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欧洲和东南亚地区，其中综合风险波动幅度排名前十的国家是利比亚、伊拉克、斯里兰卡、格鲁吉亚、沙特阿拉伯、黑山、土耳其、也门、希腊、阿尔巴尼亚。整体来看，综合风险高的国家波动浮动也较大。但也注意到，捷克、阿联酋、波兰、希腊、土耳其、格鲁吉亚、沙特阿拉伯等中低风险等级的国家，其风险的波动性也较大。 Fig. 9 Three-dimensional coordinate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risks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3.4.2 政治 - 经济 - 社会风险关联性分析 根据历史经验，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一般是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的 。为探究一个国家不同维度的风险是否也存在这种关联性，本文将 2001—2016 年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的平均值在三维坐标系中进行可视化。如图 9 所示，每个圆球代表一个国家，圆球越大颜色越暖代表综合风险越大。基于三维坐标系的直观判断，整体上政治、经济、社会三项风险是沿着一定走向延伸的，说明三者具有一定关联。具体看两两之间的相关性，三个拟合方程均呈正的线性关系，其中，政治风险与经济风险、政治风险与社会风险的回归方程拟合优度 R 2 均超过 0.4 ，说明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同时，经济风险与社会风险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没有前两对关系显著。风险之间的相互影响容易形成连锁反应，增加国家的综合风险。 3.4.3 综合风险与中国对外投资的关联性分析 图 10 展示了 2016 年中国对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超过十亿美元的国家的风险状况，一共有 24 个国家。其中，纵坐标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横纵坐标的交点是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平均风险水平。可以看到，中国很多投资流向了国家风险较大的国家，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投资量大与国家风险高并存的 “ 投资悖论 ” 现象（图 10 椭圆中国家）。例如，俄罗斯、印尼的综合风险是偏高的国家，但中国对其投资存量均达到 100 多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缅甸、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均是高危险风险等级，中国对其投资存量也在 10~50 亿美元。另一方面，分析中国企业在这些高风险国家的投资情况，发现投资成功的比例并不比低风险的国家差。 出现这种 “ 投资悖论 ” 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几方面：首先，中国国家战略在背后的大力支持，鼓励企业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投资，在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中，多半是国有企业，其行为一定程度上表现的是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战略；其次，这些国家大多属于中国周边邻国，具有地缘优势，中国与其存在较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政治互信）和政策沟通；再次，相关国家普遍经济较为落后，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的需求大，属于投资洼地。尽管如此，对于图 10 椭圆中的这类国家，企业在投资决策时仍要保持警惕，应在投资前充分了解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潜在风险。 图10 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前24国的风险状况 Fig. 10 Risk level of the top 24 direct investment stock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2016 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防控建议 本文的国家风险评估对我国当前和今后对外投资与贸易的风险防控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企业的跨国投资与贸易选择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要综合考虑区位条件、自然资源、劳动力禀赋、市场规模、产业基础、政府稳定性、国家腐败程度、法律与文化等各类因素 。其中，国家风险越来越成为中国企业 “ 走出去 ” 到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特别是未来对于投资存量大、贸易潜力大，但风险等级高的国家，基于本文的评价结果，应从中国政府和企业自身两个层面共同努力，采取必要的风险防控措施。 4.1 政府层面 一是应该依托专业机构构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立 “ 一带一路 ” 国家风险的动态评级和预警机制 ，针对重点国家和地区定期发布分行业的投资时序和空间布局指导意见 ，减少信息不对称给企业带来的风险，提高突发事件处理能力，防范系统性风险；二是加强 “ 一带一路 ” 倡议与 “ 欧亚经济联盟 ” 、 “ 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 ” 、 “ 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 ” 、 “ 蒙古草原之路 ” 等区域战略的政策对接，巩固优化政府间双边投资和贸易协定，增加税收优惠政策，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与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为企业对外投资创建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 ；三是建立境外金融保障和金融风险管控机制，通过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完善投资保险和补偿制度，放开海外投资保险业务，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设立或资助建立独立的法人保险公司，支持企业利用政策性的出口信用和商业保险机制化解风险 ；四是创新与法国、韩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将中国的中端制造能力同发达国家的高端技术、先进理念结合起来，搭建第三方合作有效的对接服务平台，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长效工作机制，实现三方共赢 。五是支持我国开发区走出去、构建跨国集群网络 ，在沿边境地区建设自由贸易区或者共建国际合作区 等形式降低企业投资风险。 4.2 企业层面 一是完善风险管理体系，要充分了解不同国家的风险源和关联机理，要有居安思危的风险忧患意识，风险识别是风险防范与控制的前提，重视项目可行性评估，做好前期预警与综合避险；二是中国企业应采取国家风险组合策略，对生产要素、生产场所、销售市场、研发中心、客服中心等进行全球配置，分散东道国风险；三是积极践行 “ 一带一路 ” 的原则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借助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利好，拓宽沟通渠道，增加与东道国企业与人才的合作，实现人才本土化，培育企业双赢文化观和全球人才观 ；四是更多地参与国际和地区规则的制定和运用，与政府、行业协会、驻外办事机构、法律服务机构等合作，构建对外投资企业综合风险防控网络；五是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从产品和服务的全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将环境影响评价、生态补偿和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其中，通过供应链管理措施，减少对东道国潜在的环境与生态影响。 此外，风险与机遇很多时候是辩证统一的，对于某些方面风险高的国家并不是不能投资，在对风险有足够的预估和防范的基础上，尽量追求风险与收益的动态平衡，达到国家和企业利益的双赢。企业必须完整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内涵，通过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与负责任的经营行为，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上铸造有助于当地实现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 5 结论与讨论 5.1 本文主要结论 本文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对 “ 一带一路 ” 沿线 74 个国家的综合风险进行了系统评估，分析了 2001—2016 年不同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防控建议。主要结论包括： （ 1 ） 2001—2016 年，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综合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政治风险变化幅度较小，经济风险经历了 “ 下降 - 上升 - 再下降 - 再上升 ” 的演变过程，社会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 2001—2016 年，中亚、南亚和北非综合风险始终较高，东南亚、西亚和蒙俄地区的综合风险趋于下降；欧洲的综合风险一直处于低位；综合风险变动剧烈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欧洲和东南亚地区。 （ 2 ） 2001—2016 年，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均存在显著的集聚性和区域差异性，国家风险通过邻近传播容易导致区域性风险。高危险和较危险等级国家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警戒和防范等级的国家主要位于蒙俄、东欧板块，低险等级主要是西欧地区。政治风险热点区在中亚和西亚，冷点区主要在西欧；经济风险热点区主要在南亚和西亚，冷点区主要在东南亚；社会风险热点区以中亚、南亚和东南亚板块为主，冷点区主要是欧洲板块。 （ 3 ）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风险子系统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相关性，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和社会风险。严重的腐败、政治不稳定以及过低的法制水平、政府效力等是政治风险偏高的主导因素；国家内战、政府外债过多、高通货膨胀率、低贸易开放度等导致部分国家经济风险偏高；频繁战乱冲突引发高失业率、经济低迷、恐怖袭击数增多，导致部分国家社会风险指数很高。中国对 “ 一带一路 ” 部分国家的投资存在投资量大与风险等级高并存的 “ 投资悖论 ” 现象。 5.2 讨论与不足 （ 1 ）本文对于目前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综合风险的评估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相比吻合度较高，具体排序略有不同，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伊拉克、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埃及等国家的综合风险评价与本文相似，但对于老挝、泰国等个别国家的风险评价要比本文乐观 ；胡俊超等的研究认为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柬埔寨、埃及、孟加拉国、缅甸、阿富汗、阿塞拜疆等 15 个国家属于高风险国家 ；李原研究表明尼泊尔、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缅甸、阿富汗、也门、文莱、东帝汶、叙利亚为风险最高的 10 个国家 ，这些研究与本文结论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的评价体系整体是合理的。但本研究的创新在于更多的关注了社会风险因子，并剖析了较长时间序列和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以期对中国 “ 一带一路 ” 建设和 “ 走出去 ” 战略提供有用的支撑，这是本研究的贡献。 （ 2 ）虽然当前中亚、南亚和西亚等地区国家风险等级较高，但相关学者研究表明 “ 一带一路 ” 倡议显著降低了企业在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促进了中国海外投资增长 ，因此，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未来这种风险很可能会持续降低。随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爆发，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探索一条包容性全球化路径 ，能否多方位促进沿线国家社会公正、制度文化融合与可持续发展 ，值得持续观察与研究。 （ 3 ）国家风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由于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本文没有将文化、法律、对华关系等重要风险纳入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系统，有待今后收集补充相关的定量指标，进一步结合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关系，建立一套兼具系统性与动态性，综合自然和人文风险源的风险追踪、评估和预测体系。此外，由于风险的偶发性与不确定性很大，未来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风险预测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难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国家信息中心 .“ 一带一路 ” 大数据报告 (2018).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18. 陈发虎 , 安成邦 , 董广辉 , 等 . 丝绸之路与泛第三极地区人类活动、环境变化和丝路文明兴衰 . 中国科学院院刊 , 2017, 32(9): 967-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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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年海平面可能上升2米：回顾沿海投资过度的经济风险
杨学祥 2019-5-23 09:12
2100 年海平面可能上升 2 米 ：回顾沿海投资过度的经济风险 杨学祥 关键提示 : 科技日报北京 5 月 21 日 电 （记者刘霞）据《新科学家》网站 20 日报道，英国科学家在最新研究报告中指出，碳排放失控和冰盖融化可能导致海平面在 2100 年上升 2 米 ，可能性为 5%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将对人类产生“深远影响”。 我在 2004 年多次指出，中国巨灾是由多种效应叠加而成，是局部地壳均衡累加为整体地壳均衡的产物。剥蚀沉积、冰雪消长、地热梯度变化、地下水位变化、气压变化、海平面变化、潮汐振荡、旱涝交替、水库蓄水量变化和大城市建设等微力累加作用不可忽视。沿海城市无限制的扩大，将带来地面沉降、环境污染、海洋灾害、淡水危机等环境风险。 前文不忘，后文之师。要以坦荡之心，拿出自己的前文，让网络检验，让读者检验。有错改之，无错加勉。这是对风向标式文章的最大考验。 相关报道 最新研究：到 2100 年海平面可能上升 2 米 人民政协网 昨天 科技日报北京 5 月 21 日 电 （记者刘霞）据《新科学家》网站 20 日报道，英国科学家在最新研究报告中指出，碳排放失控和冰盖融化可能导致海平面在 2100 年上升 2 米 ，可能性为 5%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将对人类产生 “ 深远影响 ” 。 布里斯托大学的乔纳森 · 班伯表示： “ 如果未来 80 年，我们看到这种情况，那么，它将导致无法想象的社会崩溃。 ” 班伯进一步说，届时，大约 179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能会被海水淹没，多达 1.87 亿人将流离失所， “ 许多小岛屿国家，特别是太平洋上的国家，将变得非常不宜居。 ” 班伯团队从 22 位资深研究人员那里获得有关格陵兰岛和南极冰盖如何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证据后，得出了上述结论。他们表示，如果碳排放不加控制，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 5 ℃ ，那么， 2100 年海平面上升超过 2 米 的可能性将达到 5% 。 2013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发布报告称，海平面上升的最坏情况是，到 2100 年上升 98 厘米；如果南极洲在本世纪开始崩塌，那么，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十分之几米。班伯表示， IPCC 没有考虑合理但概率低的可能性，因此忽视了可能会出现的严重影响。 自 2013 年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未来海平面会上升那么多呢？研究人员解释称，一个因素是近年来的卫星测量显示，冰质量损失的发生速度比预期得要快；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南极洲的冰崖在其支撑冰盖因气候变化而融化之后，可能会在自身重量下崩溃。 班伯还指出，如果排放量下降的速度够快，那么，我们仍然可以避免海平面上升 2 米 的灾难性风险。 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M3hA2DR 2004-2-10 直面沿海投资过度的经济风险 杨学祥 据《人民日报》2004年2月2日 第十一版报道，1月31日国家海洋局向社会发布了2003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国海洋灾害公报》和《中国海平面公报》。我国沿海海平面多年来一直呈波动上升趋势。2003年，我国沿海平均海平面比常年平均海平面高60毫米，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年，略高于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预计未来3至10年中，我国沿海海平面将继续保持上升趋势。受海平面上升影响，我国沿海部分地区风暴潮灾害和海岸侵蚀程度有所加重，并引起海水倒灌、土壤盐渍化，对城市排供水系统也造成一定影响。2003年我国因海洋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80．5亿元，较上年增加约22％；死亡、失踪人数共计128人，较上年增加4人；受灾人口2000多万。海洋灾害的特点，一是风暴潮灾害加剧，二是赤潮增多，损失加重，三是厄尔尼诺现象对海洋灾害产生一定影响。伴随海平面上升和海洋灾害加剧，盲目扩大沿海投资，可能带来更大的经济风险。 1 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能源、资源的浪费和运输行业的季节性紧张 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办厂借以降低成本的做法相反，中国东部和西部经济发展呈现加速两极分化的异常趋势。这与地方经济实力差异以及鼓励政策差异有关。特殊的政策造成了特殊的经济发展现象。西部开发计划并没有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西气东输，西电东输，打工仔的季节性大迁移，表明这种区域性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生产成本的逐年提高和能源物资的巨大浪费。为什么不能在劳力廉价和资源丰富的地方投资办厂？我们不能等到沿海发展达到极限时再调整，那将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2 沿海灾害加剧带来的投资风险 近50年来我国沿海海平面平均以每年1．0—3．0毫米的速率上升，尤其是近三年来上升速率有所加快，达到每年2．5毫米。其中，南部沿海海平面升幅高于北部沿海，海南和广东的海平面升幅最大。预计到2003年以后，我国沿海海平面总体上仍将保持上升趋势。海平面的升降主要与气候变化、天体运动和太阳黑子活动等有关。1998和1999年度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水，是造成这一时期黄海、东海海平面显著升高的主要原因。而2000年中国北方的特大干旱，则引起了北方沿海海平面（特别是渤海海平面）的降低。2003年的黄河大水和日本8级大震表明，南涝北旱的趋势可能发生改变，中国北方沿海可能进入20世纪50-70年代的大水大震时期。海平面上升直接影响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剧了风暴潮灾害，增大了洪涝威胁，减弱了港口功能，并且引发了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和海岸侵蚀等问题，导致了沿海湿地的损失和动物的迁徙，使按原设计标准建设的沿海城市市政排污工程的排污能力降低，对环境和人类活动构成直接威胁，严重影响了沿海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辽东湾、莱州湾和海州湾等岸段就因为海平面的升高而加重了其沿海低洼地区的土地盐渍化和洪涝灾害。沿海灾害加剧带来生产成本的提高和经济投资的风险。 3 贫富地区的不合理待遇经济发展不平衡并不完全是经济原因造成的，不公正的政策倾斜是加剧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安徽是一个相对贫穷的省份，历次长江大水都在安徽分洪，目的在于确保上海的安全。受益者并未付出任何费用，受害者并未得到任何补偿。这在以等价交换为准则的市场经济中是极不合理的现象。如果事情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国际纠纷不可避免。在中国，却以国家利益的大招牌下，让肥者自肥，弱者自弱。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锦上添花多多有，雪中送炭世上无。这不仅是不平等的交换，而且是不平等的剥夺。国家在进行公众安全维护的过程中，应该实行受益者付费受害者补偿的合理原则。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和体脑差别的扩大，政策性的倾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楚王好细腰，吴宫多饿死。善于从不平衡中找到原因，才能在动态平衡中稳步前进。 4 不平衡发展危及国防安全 中国不仅是陆地大国，而且是海洋大国。现在世界陆地基本瓜分完毕，海洋已成为资源瓜分的新目标。一个小岛的价值有限，一片领海的资源无限。亚洲群雄在大国的支持下对西太平洋虎视眈眈，北从钓鱼岛，南到南沙群岛，我国领海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一旦发生领海纠纷，沿海地区必然成为被打击的目标。经济实力集中在沿海城市，会使我国的战略防御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目前我国省市一级领导人是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经济新秀，缺乏军人的战略眼光。政绩和业绩使短期行为受到青睐，战略布局尚未在其计划和职权范围之内。这将危及中国的国防安全。狡兔尚有三窟，何况人乎？沿海经济是中国柔软的腹部，有头脑的商人和政治家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会有自己明智的选择。 文章来源：作者赐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光明观察》 http://guancha.gmw.cn/2004-2/10/878001.htm 安全预警回顾： 直面沿海投资过度的环境安全 虎贲 007 发表于： 06-03-13 09:26 安全预警回顾： 直面沿海投资过度的环境安全 分享： 虎贲007 发表于： 06-03-13 09:26 直面沿海投资过度的环境安全 ——科学决策的参谋与随风摆动的风向标 杨学祥 摘要： 有人说，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报告首次将气候突变与国家安全相联系，这不是事实。早在1998年许靖华就发出过气候变冷导致灾荒和民族大迁移的警告。本文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实例。在本文中，作者明确指出，2003年的黄河大水和日本8级大震表明，南涝北旱的趋势可能发生改变，中国北方沿海可能进入20世纪50-70年代的大水大震时期。为了避免遗忘，增强预警效果，重新整理本文再次发表，以利于读者与有关文件相对照。 关键词：环境安全，电荒水荒，宏观调控，平衡发展，南涝北旱，大水大震时期 2003年的民工潮和电荒席卷全国，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其根源。由于业绩评价的误导和地方经济指标的攀比，地方经济发展的差别增长迅速，其副作用已达到险象环生的地步，中央的宏观管理和控制势在必行。环境安全呼唤地方经济平衡发展。 1、民工潮源自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劳力市场管理混乱 有人说民工潮源自城乡差别，这是一个过时的观念。相对于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的扩大更为迅速。如果仅仅是城乡差别，民工潮会在省内流动，事实并非如此。跨省的民工潮是主要趋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办厂借以降低成本的做法相反，中国东部和西部经济发展呈现加速两极分化的异常趋势。这与地方经济实力差异以及鼓励政策差异有关。特殊的政策造成了特殊的经济发展现象。西部开发计划并没有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民工的季节性大迁移，表明这种区域性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生产成本的逐年提高和能源物资的巨大浪费。为什么不能在劳力廉价和资源丰富的地方投资办厂？我们不能等到沿海发展达到极限时再调整，那将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2004年春运火爆程度大大超过往年，上海铁路局日输送量超过70万人次，相当于一天运送一座中等城市的人口。从1月22日至2月1日的节后11天内，有20万民工从阜阳乘火车前往上海，比去年同期骤增21％。前往上海方向的旅客数占到56％。据有关部门预测，今年春运全国将有19亿人次在路上。全国民工潮的主要源头之一安徽阜阳，今年春运期间发送旅客将首次突破百万，达到10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2．6％。阜阳站民工客流约占旅客发送总量的90％，客流主要流向上海、广东和北京等方向。 可以对比的是，阜阳是王怀中贪污案的重灾区，王怀中的几大形象工程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让阜阳人民多背了20亿元的债。昏官效应与贪官效应的作用不容忽视。昏官为私人企业营造了低廉的劳动力市场。发达省份靠实力，贫穷省份靠作弊。如果不把跨省市的经济投资和经济交流作为业绩考察目标，地方经济的奇形发展就不可避免。 有人说，春运是对农村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考试”。农民收入低才造成上亿农民进城打工，这是老问题。新背景则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保险制度的改革，各地对廉价民工的需求大增。随之而来的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是一个注释性的补充。民工是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弱势群体，民工潮是承包商获得暴利的主要渠道，而国家和公众不得不承受年复一年的春运压力。 民工潮使企业、商业和运输业都获得了巨大利益，初看起来是一件大好事；但是，从全局而言，消耗如此巨量的能源、人力和物力，让民工从全国各地盲目的长途跋涉寻找工作，这能算作科学合理的劳力配置吗？农民工的低素质是产品低质量和安全事故频繁发生的原因。过剩的民工劳力滞留大城市，又是城市安全的隐患。高能耗低效益的春运高峰是人为的经济灾害。人为拉动经济的效果是有限的，王怀中的几大形象工程就是明证。 中国的经济体制具有双重标准：经济利益归企业独得，公共安全归国家统一调配。这就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民工潮就是明显的例证。民工潮的兴起并不在于城市劳动力短缺，而在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低廉且无国家法律保障，拖欠工资、非法克扣、违规操作、非法施工、弄虚作假等大半都发生在农民工身上。企业在民工潮中获得低于城市标准的廉价劳动力，国家在民工潮中承受巨大的运输压力和能源浪费。国有铁路运费提价受到限制，私人企业超低价雇用农工难于控制。这是私人企业暴利，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如果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实行同工同酬，同受法律保障，民工潮就不会持续高涨。由于偏远贫穷地区的农民工不断压低劳动力市场的最低价格而获得竞争力，是千军万马的农民工长途跋涉的动力。 2、沿海灾害加剧带来的投资风险 近50年来我国沿海海平面平均以每年1.0—3.0毫米的速率上升，尤其是近三年来上升速率有所加快，达到每年2.5毫米。其中，南部沿海海平面升幅高于北部沿海，海南和广东的海平面升幅最大。预计到2003年以后，我国沿海海平面总体上仍将保持上升趋势。 海平面的升降主要与气候变化、天体运动和太阳黑子活动等有关。1998和1999年度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水，是造成这一时期黄海、东海海平面显著升高的主要原因。而2000年中国北方的特大干旱，则引起了北方沿海海平面（特别是渤海海平面）的降低。2003年的黄河大水和日本8级大震表明，南涝北旱的趋势可能发生改变，中国北方沿海可能进入20世纪50-70年代的大水大震时期。 海平面上升直接影响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剧了风暴潮灾害，增大了洪涝威胁，减弱了港口功能，并且引发了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和海岸侵蚀等问题，导致了沿海湿地的损失和动物的迁徙，使按原设计标准建设的沿海城市市政排污工程的排污能力降低，对环境和人类活动构成直接威胁，严重影响了沿海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辽东湾、莱州湾和海州湾等岸段就因为海平面的升高而加重了其沿海低洼地区的土地盐渍化和洪涝灾害。沿海灾害加剧带来生产成本的提高和经济投资的风险。 中国巨灾是由多种效应叠加而成，是局部地壳均衡累加为整体地壳均衡的产物。剥蚀沉积、冰雪消长、地热梯度变化、地下水位变化、气压变化、海平面变化、潮汐振荡、旱涝交替、水库蓄水量变化和大城市建设等微力累加作用不可忽视。沿海城市无限制的扩大，将带来地面沉降、环境污染、海洋灾害、淡水危机等环境风险。 中国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一半城市缺水，每年缺水60亿立方米。在全国668个城市中，依靠地下水供水的有400多个城市，占60％；一些城市主要依靠地下水供水，如北京、济南、石家庄等。在北京市每年大约41亿立方米的供水总量中，地下水供水量超过27亿立方米，占60％以上。预计在21世纪，中国淡水资源供水需求矛盾突出的地区仍是华北、西北、辽中南地区及部分沿海城市(http://www.sznews.com/szsb/20030410/ca265784.htm)。这是南水北调工程实施的主要依据。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指出，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年水资源总量约为28000亿立方米，人均不足24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沿海地区虽然只有国土面积的13%，但却居住着全国40%的人口，提供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地区由于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水资源供需矛盾尤为突出。大部分沿海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低于500立方米，其中天津、上海、大连、青岛、连云港等城市甚至在200立方米以下。继续扩大城市规模，将给沿海地区增加更多的人为灾害。 中国沿海大城市的水环境危机还来自民工潮的压力。全国民工潮的主要源头之一安徽阜阳，今年春运期间发送旅客将首次突破百万，达到10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2．6％。今年春运期间，阜阳站民工客流约占旅客发送总量的90％，客流主要流向上海、广东和北京等方向。广大农村的千军万马齐聚少数沿海大城市，将使城市缺水雪上加霜。超负荷运转将使城市降低抵御环境风险的能力。通过降低城市水准达到城乡差别的减少，这不可能是一条成功之路。 3、贫富地区的不合理待遇 经济发展不平衡并不完全是经济原因造成的，不公正的政策倾斜是加剧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安徽是一个相对贫穷的省份，历次长江大水都在安徽分洪，目的在于确保上海的安全。受益者并未付出任何费用，受害者并未得到任何补偿。这在以等价交换为准则的市场经济中是极不合理的现象。如果事情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国际纠纷不可避免。在中国，却以国家利益的大招牌下，让肥者自肥，弱者自弱。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锦上添花多多有，雪中送炭世上无。这不仅是不平等的交换，而且是不公平的剥夺。 国家在进行公众安全维护的过程中，应该实行受益者付费受害者补偿的合理原则。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和体脑差别的扩大，政策性的倾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倾斜政策在经济发展初期起到启动作用，那末，现在是发达地区平衡全国经济发展格局的时期。民工潮将变为沿海大城市高效发展的负担：职业培训、居住条件、子女教育、安全保险等等问题随之而来，这是一个被动的地区贫富自然均衡过程，与其听之任之，不如发展跨省的经济投资和经济交流。 4、不平衡发展危及国防安全 中国不仅是陆地大国，而且是海洋大国。现在世界陆地基本瓜分完毕，海洋已成为资源瓜分的新目标。一个小岛的价值有限，一片领海的资源无限。亚洲群雄在大国的支持下对西太平洋虎视眈眈，北从钓鱼岛，南到南沙群岛，我国领海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一旦发生领海纠纷，沿海地区必然成为被打击的目标。经济实力集中在沿海城市，会使我国的战略防御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目前我国省市一级领导人是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经济新秀，缺乏军人的战略眼光。政绩和业绩使短期行为受到青睐，战略布局尚未在其计划和职权范围之内。这将危及中国的国防安全。狡兔尚有三窟，何况人乎？沿海经济是中国柔软的腹部，有头脑的商人和政治家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会有自己明智的选择 。 有人说，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报告首次将气候突变与国家安全相联系，这不是事实 。早在1998年许靖华就发出过气候变冷导致灾荒和民族大迁移的警告 。本文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实例。为了避免遗忘，重新整理发表。科学工作者要做科学决策的参谋，不做随风摆动的风向标。科学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前文不忘，后文之师。要以坦荡之心，拿出自己的前文，让网络检验，让读者检验。有错改之，无错加勉。这是对风向标式文章的最大考验。 http://www.xici.net/d35508615.htm 相关报道 海平面上升 2 米 我国沿海发达城市或被淹没：沿海投资过度的环境安全 已有 262 次阅读 2019-5-22 21:15 | 海平面上升 2 米 我国沿海发达城市或被淹没：沿海投资过度的环境安全 三论沿海投资过度的环境安全 作　者：杨学祥，杨冬红　　上传日期： 2005-1-14 三论沿海投资过度的环境安全 　　　　　　　　　 —— 难以承受的沿海经济灾害风险 　　　　　　　　　　　　 杨学祥，杨冬红 　　摘　要：印度洋海啸瞬间吞没近 16 万人性命。世界最大的再保险公司 “ 慕尼黑再保险 ”11 日公布了一份名为《大都市 • 大风险》的报告，报告警告说，东京和旧金山将是全球受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大都市。中国巨灾是由多种效应叠加而成，是局部地壳均衡累加为整体地壳均衡的产物。剥蚀沉积、冰雪消长、地热梯度变化、地下水位变化、气压变化、海平面变化、潮汐振荡、旱涝交替、水库蓄水量变化和大城市建设等微力累加作用不可忽视。沿海城市无限制的扩大，将带来地面沉降、环境污染、海洋灾害、淡水危机、地震海啸等环境风险。上海预警意识的增强值 得借鉴。 　　关键词：印尼海啸，地震，都市风险，沿海经济，海洋灾害 1 ． 印尼海啸的巨大损失 　　最近发生的印度洋地震、海啸被联合国称为 “ 近几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 。据法新社报道，根据印度尼西亚官方公布的最新数字，截至 1 月 13 日 ，印度洋地震海啸已造成该国 110,229 人死亡， 12,132 人失踪。这样，此次印度洋地震海啸各国遇难总人数已达到 163,338 人 。接近 1900-1983 年海啸死亡人数的总和。 　　世界上近 80 ％的海啸发生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其中遭受海啸袭击最多的是夏威夷群岛，其次是日本。据统计， 1900 ～ 1983 年间，太平洋地区共发生 405 次海啸，其中造成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的达 84 次，大约有 18 万人死亡。 20 世纪以来发生的重大海啸灾难有： 1908 年 12 月，意大利墨西拿地震引发海啸，死亡 8.3 万人，是 20 世纪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海啸。 1933 年 3 月，日本三陆近海地震引发海啸，死亡 3000 多人。 1960 年 5 月，智利西海岸大地震引发海啸，造成 5700 多人丧生，海啸还以每小时 700 公里 的速度横扫太平洋，越过夏威夷，冲向日本，造成日本 800 多人死亡， 15 万人无家可归。 1976 年 8 月，菲律宾莫罗湾海啸，造成 8000 多人死亡。 1998 年 7 月，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底地震引发海啸，巨浪高达 49 米 ，致使 2200 多人死亡 。 　　海啸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剧增，与沿海经济的过度发展有关。关注沿海经济发展的环境安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早在 2004 年 2 月和 7 月，我们就两次提醒公众：直面沿海投资过度的环境安全 。 2 ． 大城市大风险，沿海城市首当其冲 　　印度洋海啸瞬间吞没近 16 万人性命，阪神地震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亿美元。灾难临头，人类如此脆弱无力。世界最大的再保险公司 “ 慕尼黑再保险 ”11 日公布了一份名为《大都市 • 大风险》的报告，报告警告说，东京和旧金山将是全球受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大都市 。 　　根据报告对全球人口超过 1000 万的大城市进行评估之后，东京和旧金山成为全球受自然灾害影响最大的城市。根据各方面潜在危险系数总结出东京 — 横滨圈 “ 危险指数 ” 为 710 点，位列所有大城市之首，排在第二位的旧金山获 167 点，其次是洛杉矶 100 点。它们都是沿海大城市。 　　这份将在本月 18 日召开的神户联合国全球减灾会议进行讨论的报告举例说，临海的东京 - 横滨圈周围地区居民达 3500 万人，火山喷发、地震、台风、海啸、洪水的潜在危险系数极高。一旦灾害发生，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的损失显然不可估量。自然灾难总是大城市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就像主旋律一样贯穿着城市发展。对每个城市的灾害历史进行分析后，不难发现一些共同点：地理位置和它所覆盖的面积决定了今后受灾情况。 　　在不断发展的命运中，一切已经注定。过于狭窄的街道使得人们无法在伴随地震而来的火灾中顺利逃生；在供给网络被破坏后，饮用水、供电、供气等补给物品无法及时供应；医院、避难所无法满足大城市受灾后的需要；大部分地区的交通和通讯瘫痪。 ” 应提高危机意识，除了自然灾害外，还应考虑到环境污染和恐怖袭击等人为状况而制定相应的对策。城市发展速度越快，遇到的环境问题也就越严重，受灾可能性也越高。 　　海平面上升直接影响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剧了风暴潮灾害，增大了洪涝威胁，减弱了港口功能，并且引发了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和海岸侵蚀等问题，导致了沿海湿地的损失和动物的迁徙，使按原设计标准建设的沿海城市市政排污工程的排污能力降低，对环境和人类活动构成直接威胁，严重影响了沿海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辽东湾、莱州湾和海州湾等岸段就因为海平面的升高而加重了其沿海低洼地区的土地盐渍化和洪涝灾害。沿海灾害加剧带来生产成本的提高和经济投资的风险 。 　　中国巨灾是由多种效应叠加而成，是局部地壳均衡累加为整体地壳均衡的产物。剥蚀沉积、冰雪消长、地热梯度变化、地下水位变化、气压变化、海平面变化、潮汐振荡、旱涝交替、水库蓄水量变化和大城市建设等微力累加作用不可忽视。沿海城市无限制的扩大，将带来地面沉降、环境污染、海洋灾害、淡水危机等环境风险 。 　　中国全国 600 多个城市中，有一半城市缺水，每年缺水 60 亿立方米。在全国 668 个城市中，依靠地下水供水的有 400 多个城市，占 60 ％；一些城市主要依靠地下水供水，如北京、济南、石家庄等。在北京市每年大约 41 亿立方米的供水总量中，地下水供水量超过 27 亿立方米，占 60 ％以上。预计在 21 世纪，中国淡水资源供水需求矛盾突出的地区仍是华北、西北、辽中南地区及部分沿海城市 ( http://www.sznews.com/szsb/20030410/ca265784.htm ) 。这是南水北调工程实施的主要依据 。 3 ． 上海关注灾害预警 　　东方网 1 月 14 日 消息：在地震灾害面前，上海并非 “ 绝对安全 ” 。记者昨天从市地震局了解到，本市今年将出台多项措施，积极应对地震防灾 。 　　 　　据市地震局震害防御处肖功建处长介绍，上海地处东海，从地域乃至地质结构看，有发震条件，只是地下介质比较均衡，所以一直 “ 寂静 ” ，但城市的建设、海洋产业的不断开发，都有可能诱发地质结构的变化，进而引发地震。肖处长说，很多被认为是少震稳定的地区都爆发过大地震，如中国的唐山。而一旦爆发，由于设防系数较低，引发的灾难将更大。这些事实验证了我们如下观点： 　　中国巨灾是由多种效应叠加而成，是局部地壳均衡累加为整体地壳均衡的产物。剥蚀沉积、冰雪消长、地热梯度变化、地下水位变化、气压变化、海平面变化、潮汐振荡、旱涝交替、水库蓄水量变化和大城市建设等微力累加作用不可忽视。沿海城市无限制的扩大，将带来地面沉降、环境污染、海洋灾害、淡水危机、地震海啸等环境风险 。 参考文献 1 ．周翔。印度洋地震海啸遇难人数上升至 163,338 人。 2005-01-14 00:46:13 稿源：新华网 http://gb.chinabroadcast.cn/3821/2005/01/14/922@422303.htm 2 ．吴传华。翻开人类的历史：天灾一直威胁人类安全。来源：中国剪报　发布时间： 2005-1-10 《环球时报》 1 月 7 日 http://www.cinic.org.cn/Article_Show2.asp?ArticleID=1862245 3 ．杨学祥 . 直面沿海投资过度的环境安全 (2004-2-17) . 光明网 . 光明观察 . http://www.gmw.com.cn/03pindao/guancha/2004-2/17/926001.htm 4 ．杨学祥。直面沿海投资过度的环境安全 7-18 光明网论文发表交流中心。 http://www.gmw.cn/03pindao/lunwen/show.asp?id=856 5 ．黄力颖。灾难指数报告：东京受灾危险指数最高。责任编辑 洪燕华。 2005-1-13 9:12:05 http://www.dfdaily.com/ReadNews.asp?NewsID=15810 6 ．刘晶晶。沪筹建地震专业救援队 今后将建立基层预警预案。来源 : 青年报 作者 : 2005-1-143:06:35 http://sh.eastday.com/eastday/shnews/node42337/node42418/node42422/node42847/userobject1ai79562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540789.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11805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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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股市走势长期背离会继续吗？
陈龙珠 2014-4-13 10:53
自2010年4月中国正式推出有利于机构做空套利的股指期货以来，中美股市走势已背离了整整4年。 在全球化程度高和总参与资金相对有限的形势下，关注后续是否发生：中国沪指完成构筑阶段性底部开始回升、美国道指完成构筑阶段性顶部展开回调？ ( 截图于 11 日上午 ) 以下截图于 11 日收盘后
个人分类: 家庭理财|3436 次阅读|0 个评论
沪指技术指标曲线形态截图(2013N8）
陈龙珠 2013-11-30 14:29
在上期点评《 沪 指技术指标曲线形态截图(2013N7） 》中提请大家猜测：（1）1949和1849会构成沪指的大W底吗？（2）目前正在放量上攻近3年来的下降趋势线，会如春季那样无功而返吗？ 经过2个多月的几起几落，沪指11月下旬看似初步攻上了近3年来的下降趋势线，而1949和1849会构成沪指大W底的概率在升高。 【沪市风险等级与仓位评估（20131130）见 http://t.cn/8kb4apM ，附周、小时线图】 12月份第1周重点观察：银行地产板块是否为上攻2250-2270阻力区间出力？沪指周线 支撑区间2180-2160；而只有站上2221，这周才可收复持5周线金叉10周线。（ 后记： 实际运行区间 2172-2261， 收于 2237） 沪指12月份月线特征：多空博弈点位2166，较强阻力位2229，强阻力位2397；12月份开盘即收复5月线金叉10月线。 近期对沪指浪型还要注意的是，2079以来的回升，是1849后开始第3浪主升，还是第2浪回调的b浪反弹，得看近期能否创2270的新高。两种浪型的历时和风险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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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指技术指标曲线形态截图(2013N7）
热度 2 陈龙珠 2013-9-10 19:51
在上期点评《 沪 指技术指标曲线形态截图(2013N6） 》中提到：从月线技术指标系统估计，2190±15区域是8~9月份沪指多空的分水岭，在此之下，机会大多属于短线性质的。8-16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导致沪指急剧飙升到2198，但只是昙花一现。之后市场在不断的政策利好下，重心逐步上移，于9月份的第2周（ 本周 ）放量站上了这个点位（本月确切数为2186），接着有待攻克的技术性阻力位位于2300土10。 对待后市，请大家猜：（1）1949和1849会构成沪指的大W底吗？（2）目前正在放量上攻近3年来的下降趋势线，会如春季那样无功而返吗？（3）日线技术上要求大盘应该有所回调清洗短线获利盘吗？ 从9月份以来日成交额急剧增加数据看，市场不缺资金，这些年缺的是赚钱效应：只要能获利，资金便可能从楼市等其他能够稳健获利的领域，回流到股市的。 第3季度至今天（9-10），各指数涨幅： 深成指12.2%， 沪指13.1%，中小板13.4%，创业板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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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逼近中线多空博弈摊牌时点
陈龙珠 2012-2-12 11:31
证券市场逼近中线多空博弈摊牌时点
免责声明：博文记录兴趣研究的相关心得，不构成任何他人的投资决策依据 。 圣诞节时与在沪浙大建工房产校友杂谈涉及股市短期趋势： 在上海浙大建工房产校友迎新会上的杂谈 。 那时的沪指刚摸过2149。根据2011年自己构思的几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和手段，当时估计沪指2011年底到2012年初的筑底振荡区间2200土150=2050-2350，2011年12月30日的年收盘（第4季）点位大致在2200附近（ 这也是去年 8 月下旬技术估计的 2011 年下半年沪指的支撑位 ）。 1个半月之后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低点2132，2011年收盘2199；到上周五反弹的最高点2369，收盘于2352。基本符合上述技术评估的主要观点。这对本博完善所构思的技术指标体系，并建立一个市场风险等级评估和稳健的账户管理模型，算是一种鼓励。 从沪指周K线和本博构思的主要技术指标曲线（尤其是多空指标CMA、量价和谐指标APH）来看，沪指已经回升到中线多空博弈的关键时点。本博对2012年证券市场的总体印象，是要明显暖和于过去的2011年，但它难以成为单边升市，须凭借良好的 实战经验、技术分析和账户管理方法 ，方能稳健获胜。 另外，在资金面上，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近来 呈现下降趋势 ，看似在逐渐宽松而有利于股市的。但美国股市处于2009年低点以来之 第5浪上升的中后期 ，后续要注意其出现加剧的振荡对中国A股市场可能诱发的负面共振效应脉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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