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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纪念江隆基: 热度 15 张显峰 2015-8-6 11:39; 我们为什么纪念江隆基我受教于兰大，间接而言，也算是江隆基先生精神的后人。记得上学时，从一分部到校本部办事，常常要去毓秀湖畔和先生见一面，我总在想：什么样的人才能站在这里？这也许不是一个问题，但的确又是个问题。后来对先生有了一些了解，我又在想：当下中国的大学里，又有几人能够站在这里？兰大没有忘记先生，并以先生为耀，是兰大的幸运，更是兰大人的幸运。今天在这里举办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来了这么多人，真的很让人感动。我以为，举办这样一个座谈会的意义本质上和毓秀湖畔的铜像是一样的，不仅仅是对先生的缅怀，更是对先生作为一个教育家的精神的致敬。精神不独属于兰大，应该是当下教育界普遍需要汲取的营养。为什么这么说？我从学生到记者，再到教育媒体的负责人，接触过一些校长，大体上有一种感受，什么感受？就是今天的大学里有很多优秀的校长，但普遍缺少一种职业教育家精神。职业教育家什么精神？我以为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政治家的担待和智慧、改革家的气魄和视野、教育家的专注和情怀。我们在这里集会缅怀先生，就是因为这种精神当下稀缺，就是为呼唤这种精神的回归。大家都知道，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雷文是美国常青藤联盟学校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并被公认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之一。作为一位学有专长的学者，他在担任耶鲁大学校长期间，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只出过唯一的一本专著——《大学工作》。在“序言”中他这样写道：“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 而我们的先生，正如雷达先生7月21号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所介绍的，他既有丰富的教育实践，又有符合国情的教育思想，论文《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被认为是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懂得高等教育的规律。北大7年，他尊重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侯仁之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办出了北大“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兰大7年，他排除各种干扰，不顾“左”的压力，为林迪生、左宗杞、郑国锠、朱子清、赵俪生等著名教授落实政策，办出了该校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其实，我们发现，真正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规律是不会过时的，真正的教育家，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是相通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先生所要承受的学校之外的压力，是理查德・雷文所无法想象的。所以，雷达老师感叹，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真正价值。遗憾的是，今天我们的大学，如先生这样的故事和美谈不多。我说这样的话，或许会得罪人，今天大学里大约由两种人当家：官员和学者。有些官员出身的大学校长，当着当着就成了加引号的学者，有的学者出身的大学校长，当着当着就官气十足。你很难说，是大学的气场重新塑造了这些官员，还是官本位的文化改造了这些学者。但总感觉，他们和先生这一代教育家相比，欠了那么一股精气神。当下教育，无论内部条件还是外围生态，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机遇在于，这是一个对知识和价值空前依赖的大时代，教育被前所未有的重视，是战略基石，也是最大民生，更是朝阳产业；挑战则在于，因为重视，所以教育改革进退维谷，教育理念五花八门，需要澄清的问题也一大堆，当前整个改革进入深水区，真正需要一批像先生这样有职业教育家精神、有改革定力，尊重科学规律、尊重人才规律、尊重教育规律、尊重人的校长们，以政治家的担待、改革者的气魄、教育家的专注，推动中国教育“过河”。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充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之盛衰不仅在于国，在于民，更在于一个个真正掌握教育航向的校长们。好的教育政策和思想的产生，往往都是教育者们实践出来的，只有校长们担起时代责任，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才能够拥抱大时代，才能够引领大时代，才能够无愧大时代。（此文为纪念江隆基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个人分类: 新闻旧闻|12575 次阅读|15 个评论

对音乐、化学都有研究的专家知多少？: 热度 4 wyuehua2004 2015-6-5 13:38; 历史上通才人物有的是，就懂音乐与化学来学，在这两个领域都有研究和贡献的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19世纪的鲍罗丁20世纪的霍恩博斯特尔。我国的宋代的沈括。此外，化学专业出生的音乐家有现代的马可，音乐教育家杨仲子。不知这科学网上专家们是否知道还有其他人物？如您知道，请您能告诉我，谢谢您！; 个人分类: 音乐与科学|1003 次阅读|4 个评论

教育家们可以少说一点，做出来给大家看看吧！: 热度 4 wkwzydgjjx 2015-4-12 08:34; 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现在最需要做的最实际的事，就是减负提质。实际的讲，就是要高分数，要优升学率，还不能有课外作业。老百姓需要这样的教育，国家现阶段也是需要这样的教育。那些被树立的、被引领出来的，或是自认为是教育家的人，不要尽说那些没用的，去一所学校做给大家看看吧！; 个人分类: 七思八想|2240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柴静：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热度 2 fqng1008 2015-3-5 08:11; 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2010-03-29 01:18:44) 一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二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三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23岁。四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五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六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 “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七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看这书时，我才知道，那些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这些学生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战争中，熊大缜被疑心是汉奸，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再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战士们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 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 “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八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他在狱中一年半。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九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 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 “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十两年后，在北大作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啊！’，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 “……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 “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十一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天，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 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 “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 ——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不为浮云遮望眼： 2010-04-02 16:41:41 　　又读“叶企孙——伟大在于胸怀”…… 　　这么高洁的人，却如此结局——唯吾校导师吴宓（当年清华国学院院长？后委身西南师范学院，不得志而终）之冻饿(1978年！）而亡可比…… 　　——都是清华第一等天才；都为清华与民族、社会有卓越贡献；都“桃李满天下”；都前半生风云，后半生落魄——最后死于非命…… 　　那么大的贡献——在这辽阔的国土，却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他们“桃李满天下”——却如此孤独，晚景迷茫无助——真乃“无处话凄凉”…… 　　问情何以堪？！不堪回首……; 个人分类: 探讨幸福|1159 次阅读|3 个评论

耶鲁大学原校长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是真的吗？: 热度 5 shehuiguanli 2014-9-25 01:41; 我一直认为中国教育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我们的很多专家还是很有水平的。自从我解决了世界教育三大难题，找到了很多“专家”，不是告诉我看不懂，就是告诉我，方向是对的，是否可行，需要实践。 1. 理论好坏并不需要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也就是理论是通过很多实践基础总结的结果，一般不需要通过实践检验，一看便知是否可行。如果说真的需要实践的话，也只是希望更加完善。更加可悲的是，有一些简单结论，很多专家都看不懂，更不要说创新，我们的很多“专家”只能用“太差”描述。比如，我国全国数学教学中函数教学存在极大的缺陷，我通过长期研究找到科学的教学方法，结果绝大多数“专家”不仅极力反对，还认为是错误的，直到最近才有一位专家认为是很科学的。 2. 研究表明，我国教育理论基本都是错误的多年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教育理念基本都是错误的，只是担心反对声太高，没有公布而已，现在已经把“脸”都丢到外国去了，看来也没有什么可以遮羞的了，索性抖了出来，也到了中国教育好好反省的时候了。我国教育理论基本都是错误的，略举一二。我国教育理论中，希望每个学生都有“勇争第一”的拼搏精神，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理论。先不说这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论之下，把学生都培养成一个个“争强好胜”、“永不服输”的心理，遇事都要争一个“高低”，导致整个社会都处于一个极其“浮躁”的状态，需要尽快调整。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龙凤不是人、不是动物，是不存在的怪物，如果一个社会到处充斥的都是“怪物”，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正常社会吗？显然不是。 3. 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是非常准确的表达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是非常准确的表达。只是我国从来不愿这样说而已，看看中国的教育理论，看看中国的教材，看看中国的教育结果，我们还好意思说我国有教育家吗？如果说中国真的有教育家，那一定也是说话不管用的人，是“家”又如何？ 4. 为了孩子，为了中国未来，必须重塑中国教育理论正因为中国教育理论基本都是错误的。呼吁趁着全新的“教学理论”和“思维理论”的发现，重塑中国教育理论，使中国社会真正成为一个和谐，适合人类发展规律的社会。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人”，而不是“怪物”。; 879 次阅读|6 个评论

三十岁做系头，六十岁当校长: 热度 27 Ecosinic 2014-8-26 11:07; 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闹着大学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等，我一直认为在当前中国的现实环境下，这是酸秀才们的自恋式叫嚣，不仅不可能，倒是有可能把中国的大学搞得更加混乱。最近，甚至更早，有人鼓吹校长职业化，而在8月24日，《光明日报》5版有文章“院长职业化是大势所趋”（李洪山，徐卫国），虽然所指是医院院长，但肯定有不少人依此会联想到，大学校长才应该搞职业化。职业化就那么好吗，不见得。至少从下面这一点大家可以马上看出来是不行的，即，若每个学校平均按7个校级领导计算，全国马上就有好几万厅级副厅级的职业官员，那才叫中华民族的悲哀。那谁当校长呢，我这里建议，六十岁以上的学者、教授。与之配套的，就是三十岁左右的年青副教授当系主任或院长。简单易记的说法就是：三十岁做系头，六十岁当校长。让六十岁以上的学者当校长有很多好处。首先，能够保证校长必是优秀的学者。当一名老师、教授或学者熬到六十岁，他（她）是不是在自己所在的领域有所造诣的学者那是一清二楚的，这完全可以避免那些不学无术的人靠其他的种种手段上到校长这个位子上。第二，能够保证这位校长的人品是优秀的。大家一起共事几十年，这位六十岁的老人人品怎么样也是一清二楚的，在本单位，在学术界，在国内，在国外，甚至与家人朋友的关系如何，用至少二十多年积累的名声应该是可靠的。第三，能够保证这位校长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如果一位学者没有能够很好地管理自己的团队，壮大自己的团队，没有能力管好自己的实验室，没有很好地发展自己的学科，只是一个人干了一辈子，那也就没有可能管理好一个学校。第四，能够保证这位校长可能是一位教育家。当这位学者在教学、科研、学科发展、人才培养上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经过几十年的锤炼，应该有了些心德，其所积累的经验应该可以为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在校长位置上再思考提炼定能够指引国家人才培养大计，特别是这样的学者校长或教育家一多起来，全国不同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状况定会大为改观，民族教育中兴人才辈出绝不会是不可能的。第五，能够保证这位校长不会以权谋私，或者强占别人的成绩或成果。因为已经是有地位，有成果，什么都有了的学者，不会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和其他人争，也不会要其他人为其写文章，争项目。如果他在这个当校长的期间利用自己的地位去争取个院士或什么的，那么，至少他在六十岁以前就要把自己的简历做好，六十岁才开始做简历的话，肯定是来不及了，这就可以杜绝很多人以权谋私。第六，能够保证这是一位低碳型的校长。六十岁的老人了，贪、腐、甚至色应该不是大问题了，所以，我们纪委的劳动强度可以大量减轻，国家在人力物力上的消耗应该更少。此外，六十岁本来差不多就要退休了，换个新位置继续发光，不仅是其人生乐事，也是人尽其才的表现。第七，不会怕丢官而不敢说实话，干实事。已经六十岁了，超过了提拔的年龄，不仅没有机会去当省政府某个厅局长，也没有机会像周济，陈竹，万钢一样当部长。所以，这样的校长才会在有生之年非常用心甚至死心塌地地在校长大位上干些有意义的事。更重要的是，不怕得罪人，不怕得罪上级，因为大不了干完一届就退休。第八，六十岁的时候，如果身体不行，肯定也没有机会当校长了。所以，这个机制也会让教授们在紧张的教学与科学研究过程中，注意自己的身体，否则，。。。第九，。。。第十。。。应该有很多好处，这里就不再列出来了。（有兴趣者可以加，可以砸）与这个想法配套的，就是要保证三十岁左右的年青人在系主任，或院长位置上。如今博士毕业2-3年也就三十岁，副教授职称。这个时候就给他在系主任或院长这样的位置加以锻炼，不行的话一届就下来，行的话，也就干到四十岁左右。有十年左右的锻炼和积累，是不是可造之才也很清楚了。当更多的年青人得到锻炼后，我们的未来就大有希望了。让三十岁左右的年青人在系主任或院长位置上锻炼可以避免正处在大好时光，应该干活的年青人没有活干，没有事做，或者不做事，只是去想办法拉关系。也正好利用年青人肯干，有冲劲，有思想的时候为科研，为学科建设，为教学，为学校多出力。可以说一举多得。在这种机制下，年青人没有什么可争吵的，倒有近20年的潜心学习和研究的时间，这样足可以使自己成为所在领域的佼佼者，或一代名师，更说不定在六十岁的时候还有机会做一届校长。这个想法实现的唯一问题是退休问题，国家虽然是一刀切的政策，但只对大学校长开这个绿灯总比吵吵嚷嚷的去行政化好办的多。（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个人分类: 杂谈|20064 次阅读|23 个评论

老师怎么做？有被引领出的教育家教导我们: wkwzydgjjx 2014-8-24 12:30; 老师怎么做？有被引领出的教育家教导我们: 【魏书生：学生才是学校的真正主人】行使“主人权力”是魏老师最高明的办法。他常说，教师是学生公仆，学生才是学校的真正主人。让学生们时刻认识到自己是生活的主人，是学习的主人，学生们才能把学习当作是耕种自己的“责任田”，而不是为老师或家长“打工”。林格说：“过于强调技巧和技术的教育，很多时候是对人的自觉的反动和控制，不仅无用反有害。 || 侯保成: 对林格老师观点，我是赞同的。“教育”是没有用的。当爱不被接受的时候，爱不叫做爱。当教育没有被接受的时候，教育是无用的。因此，真教育，是唤醒自觉，而非义正言辞说教。接受是改变的开始。” 李镇西说“我多次说过，我没有任何原创的教育思想，这不是谦虚。我有教育想法，有教育思考，有教育理想，但确实没有属于自己原创的教育思想。我认为，教育思想不是那么容易原创的。从根本上说，从孔夫子到卢梭，再到苏霍姆林斯基和陶行知，富于真理性的教育思想已经被说得差不多了。教育思想的创新哪有那么容易？” 老师怎么做？被引领出的教育家教导我们，要做奴，要无技，要听话。是不是这样？; 个人分类: 七思八想|230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光明日报：张岂之：人文春草绿芳洲: kexuechuanbo 2014-4-11 19:54; 张岂之：人文“春草”绿芳洲王斯敏《光明日报》（ 2014年04月10日 11 版）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张岂之近影王斯敏摄一九九○年，侯外庐先生的弟子们在西安。（左起：步近智、何兆武、林英、张岂之、祝瑞开、卢钟锋）童年时的张岂之张岂之致学生的书信（节选） 3月13日下午，清华园。红砖穹顶的大礼堂内，一场讲座正在进行。主讲者是87岁的思想史家张岂之。鬓发如霜的老人声音清扬，把“中华文化与精神追求”的大课题讲得深入浅出、趣味盎然。他面前，是一张张神情专注的青春面孔；礼堂后墙上，是一块从近百年前高悬至今的匾额：人文日新。学生，人文，正是他心心念念的两大牵挂；教师，“人文学人”，是他愿意接受的为数不多的两顶“桂冠”。一个甲子前，他开始追随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侯外庐，参与编写《中国思想通史》《宋明理学史》等著作，以高起点走上学术道路；今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他带领众多史学英才团队作战、全心付出，以《史学概论》等重点教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献礼。从青春到白头，他把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思想史研究；从教学到科研，他的足音始终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同频共振。他对人文学科充满深情。“如果说自然科学是参天大树，人文科学就是绿草，不起眼，却不可缺少。”清代诗人张维屏的诗句，最能代表他的心声：“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 此刻，在远隔关山万重的西北大学，他的研究团队也正在春光里忙碌着。走廊墙壁上，六个大字赫然在目——“兼和、守正、日新”，这是他拟定的所训，也是刻在学者们内心的治学理念。他播撒的种子，经风历雨后，已碧绿如茵。 1、求学：擎起一支不灭的烛，走进一幢永远的楼先是一片战火，再是一盏烛光，最后，是一幢楼。少年张岂之的求学路，随一个个路标变化着，延伸着。那是殃及整个民族的战火，打碎了一个十岁学童对未来的幻想——1937年，张岂之在家乡江苏南通读小学，成绩优异。彼时的南通受本乡实业家张謇“教育救国”理念熏染，学风极盛。读大学、留洋、做教授，是父母为张岂之早早规划好的人生。战乱无情，南通濒临沦陷。小岂之被辗转送到远离家乡的陕西城固，在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继续求学。几间茅草屋，几排旧桌椅，虽简陋清苦，却辟出了一方安宁的“桃源”。张岂之和同学们一起，在江边晨读，在油灯下伏案，课余闲暇，便钻进随文人们迁来的一间间书店，饱览书页中的奇丽大观。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新诗，令他深深迷醉于人文的魅力。思乡之苦很快被热火朝天的学习冲淡了，还品出几丝别样的“甜”来。 “一次考试前，校长宣布，发给每人一根土蜡烛温书用。顿时，欢呼声、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那几天，我们燃起了烛，烛光照亮了教室，也温暖了一颗颗稚嫩的心。”多年后回想，那光芒在张岂之心中依然明亮。烛光伴着他考入重庆南开中学，1946年秋，一举考中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此后，他的生命中矗立起一座永远的楼。那是一座灰色的、毫不起眼的三层小楼，却曾云集众多著名学者，成为后学心中的人文圣地。北大文学院就设在这里，文史哲各系教师均在此授课，他们迥然各异的风采，深深感召着新生张岂之。著名教授自是一派学者气象。新儒家宗师熊十力其时已年过六旬，开出“新唯识论”一课。每讲一段，便把手杖提起，轻轻敲点离讲台近的学生，问“领悟”了没有。因为怕他的手杖，教室前排几乎没有学生去坐。但他不息的探索与追问令张岂之印象深刻——外来佛学如何与中国文化结合，进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时任文学院院长汤用彤为哲学系开课四门：魏晋玄学、英国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印度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史，先要懂得外国哲学史。这样思路才打得开，方能有所创新。”他还要求哲学系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张岂之便曾选修生物学。哲学家贺麟正在翻译黑格尔的《小逻辑》，便把成果带上课堂。听课者五人，每周都抽一晚到贺麟家讨论译稿，边享用贺夫人专程备好的茶点，边畅谈研读心得。每有争论，贺麟便认真听取，对“毛头小伙”们连连称谢。在其后出版的《小逻辑》中译本序言里，他专门提到了五位学生的名字。年轻教师也有一番鲜明个性。讲师石峻的“伦理学”，因热情奔放、旁征博引而受到欢迎，唯其湖南乡音过重，讲得一快便令听者难以理解。张岂之写信请教，颇得石峻嘉许，不但专程解答，还向他“开放”了自己的私人藏书。和石峻同年的讲师任继愈，授课则更多了几分冷静严谨，一门“隋唐佛学”讲得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在课外，任继愈俨然成了张岂之的指导教师，不但引导他读先秦诸子，还认真批改其读书笔记，鼓励他走学术道路。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任老仙去。 “这些老师身上有共同的一点：中西融合，古今会通。他们力求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精华融合起来，创造适合于时代需要的中国新文化。”张岂之感慨。这种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一生。 2、展翼：“诸青”唱了“重头戏” 也是一幢灰楼，披岁月风尘而立。门侧挂牌：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每次走进所里，张岂之都会和一位老者对视——那是定格在黑白照片中的侯老外庐，脸庞微侧，双唇紧抿，眼中似有无尽嘱托。60多年前，召唤他探究思想史堂奥的，正是这道目光。 1952年秋，天高气爽。一位访客给正在清华读研究生的张岂之带来口信：刚履新西北大学校长的侯外庐，邀请他赴西大工作。侯外庐，这是个张岂之熟悉的名字。1949年初，他曾在北大讲授“中国思想史专题”。张岂之是学生中用力最勤者，常去当面请教。 “他推荐我们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马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还思想史以本来面目’，令我受到了历史唯物论的启蒙。” 是继续读研，还是去古都西安从教？当时的清华教授们忙于“思想改造运动”，几乎难顾学生。张岂之选择了后者。先是在西北大学做讲师。很快，侯外庐奉调北京，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并成立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张岂之也成了研究室一员，半年在京工作，半年回校教书。主要任务是修订、增补《中国思想通史》第一至三卷。这几卷著作初版于抗战时期，凝结了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几位学者的大量心血，但印制多有错漏。 “我们几个年轻人坐在一间屋子里，逐字逐句地查核引文、考订古籍，拿不准时就和先生商量。”不久后大功告成，谁料却只是个开始，“先生告诉我们，立即着手参加第四卷编写。” 几位年轻人错愕而兴奋。他们深知这部巨著的学术分量，也曾一次次折服于几位作者的笔力与思想。第四卷的编著名单星光熠熠——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等，而自己初出茅庐便能与其共事，何等荣幸！侯外庐鼓励他们放手尝试，并为其取了个集体笔名：诸青，即“诸位青年”。在晚年出版的自传《韧的追求》中，侯外庐一一点出了他们的名字——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当年的“诸青”，“有理想，文史功底比较厚，表现出异常勤奋、学习朴实的共同特点，并各有所长”——侯外庐评价：“岂之哲学基础扎实，归纳力强；学勤博闻强记，熟悉典籍；杨超理论素养突出；林英思想敏锐，有一定深度；兆武精通世界近现代史，博识中外群籍。” 编写开始了。先围绕主题大量阅读原始材料，做资料长编，然后归纳提炼，形成初步观点，再和侯外庐及其他作者反复商讨、辩论，达成共识后方可动笔。初稿由侯外庐认真审阅，多次修改，推倒重来者亦不在少数。每写一章，都是一场硬仗。张岂之面对的“首战”是明代东林党思想。如何界定此群体？其政治性与学术性间关系几何？怎样评价才合分寸？他研读文献，边抄录边思考，卡片做了许多，提纲删改数次，终于完成任务。没等松口气，新的课题又来了。几年下来，“诸青”在全卷二十七章中承担了十三章的工作，“唱了重头戏”，最后一统计，每人都吃了一惊。侯外庐把这种锻炼队伍的做法称为“下水学游泳”和“压担子”——“在岸上读《游泳指南》，总没有下水学游泳有效。你们刚能肩负50斤，我立即加码到60斤；你能挑起60斤，我立即让你挑70斤。唯此方可不断提高。” 这样的“实战演练”，张岂之视若珍宝。他亦留恋师生间自由平等的交流——“我们常和侯先生深入交谈，甚至争论。他写成的稿子，我们有时也做文字修订，甚至是观点的修改。他从不愠怒，还吸收了我们的不少意见。‘诸青’成员间互为师长，取长补短，从未发生过署名之争之类的不愉快。” 辛劳三年，写作终告完成。加上据侯外庐著作《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修订而成的第五卷，全书于196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洋洋二百六十万言，被评价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分量最重、水平最高、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里程碑式的通史著作”，畅销至今。初试啼声的喜悦还未散尽，“文革”开始了。侯外庐戴着“反共老手”的帽子陷入浩劫，张岂之刚刚扬帆的学术之舟，也在风浪中搁浅。 3、引航：为“侯外庐学派”拓地开天再度启航，已是十余年后。昔日风华正茂的张岂之走向中年，而侯外庐的状况更令他揪心——因为一次批斗引发脑血栓，老人从此缠绵病榻，日渐衰弱。一颗学者之心却依旧跳得强劲。甫获自由，他便和邱汉生商定了一项工作：编写新中国第一部系统、完备的《宋明理学史》。他们指定张岂之共同担任主编。时年68岁的邱汉生，“为人笃厚，治学谨严”，曾为《中国思想通史》撰写立下汗马功劳。然而，由于辛劳过度，他在“文革”前便已几近失明。张岂之担起了具体工作。在两位先生指导下，他全心投入，组织作者、商定提纲、审改稿件、统一体例。整整六年，凝聚了天南地北近二十位年轻学者智慧的《宋明理学史》终得定稿。1987年6月，共计130万字的上下两卷出齐，获得学界好评。这是对侯外庐最好的告慰——当年9月14日，老人在新书的墨香中溘然长逝。但这绝不是最后的“交差”——张岂之默默许诺，他将和同道后学们砥砺前行，沿着恩师开创的学术道路走向远方。他延续的，是“侯外庐学派”集体攻关的科研传统。重要成果接连涌现—— 1989年，主编出版《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围上自殷周，下至五四，实现了从远古至现代的中国思想史通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未竟的事业。 1999年始，主编6卷9册《中国思想学说史》，历时八年，探索将思想史与学术史结合，对中国思想史的演变提出了符合中国文化原貌的解析，被评价为“理论上有创新，方法上有进展，深度上有推进”。 2005年，历时四年主编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出版，因“思想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创造性研究理路而引发关注。《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历史》（六卷本）……几乎每一部张岂之主编的著作，都不断再版，成为中国思想史工作者的必备案头书。今天，在张岂之和同道们的坚守与传承下，“侯外庐学派”的学术地位早为学界公认。作为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它开创性地用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发展史，形成了全方位、综合性视野的研究方法。而张岂之的学术贡献，也为后学所钦佩。 “张先生倡导‘文化会通’论，强调对待不同文明、不同学科都应有‘和而不同’的胸怀，尊重文化多样性；他力求‘通过历史看文明的价值，通过文明史看历史的演进’，并探索如何运用文明理论阐释中国走过的道路，做到文明的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这在今天也是极具分量的。”聊城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心力感言。在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赵馥洁看来，张岂之完成的是学术范式上的“继承与超越”——“外庐先生建立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论，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与学术范式，张先生则继承发展，做到了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融通、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结合、思想史向多学科的延伸、思想史中人文精神的弘扬。这既拓展了中国思想史的学科功能，更为其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4、育人：师生沟通的信、书、课每次呈送文章给张岂之审阅，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阳举都既喜且“忧”。喜的是，每次稿件都会被仔细审改、大有提升；忧的是，“不知要改多少次才可以在先生那里‘过关’”。当下，正有一部书稿在经受考验。2月18日晚，张岂之召集所里骨干，对准备交付的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中国思想史》进行讨论，一谈便是两三个小时。启动编写三年多来，这样的场景已多次上演。从编制提纲到具体编写，从审改稿件到开会商讨，张岂之都亲力亲为。翻开历次由他审阅的书稿，密密麻麻的修改与批注随处可见。“我们要的教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老人殷殷嘱托。这已不是张岂之为工程所付出的第一次辛劳。2004年，77岁高龄的张岂之担任首席专家，领衔编写中央马工程首批九种教材之一的《史学概论》。4年多殚精竭虑、30余次讨论修改，全组成员在他的带领与感召下精益求精，终于为高校学子提供了一本体现中国历史特色的权威教材。他甘愿为此忙碌。他认为，研究中国历史，既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要体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生动具体地呈现在史学研究中”。重视教材编写，是他数十年来的一贯坚持。“编教材对成名成家的作用的确不如专著大，但却是一个教师的本分，付出多少心力都不为过。”为此，他不但带领团队编写了大量教材，而且总会及时修订。 1989年出版的《中国思想史》总计70万字，虽宏阔厚重，却令学生颇感压力。1992年，他着手修订，缩减至46万字。《中国思想文化史》于2006年出版后，他并不满足，“思想和文化如何结合才能更好”的问题萦绕脑际。2012年，他组织班子展开修订…… “出版只是一部教材学术生命的开端。应当追踪其出版后的反响，直面不足，把修订及时提上日程。”他呼吁。在学生们心里，张岂之一直在为他们编写一份特殊的“教材”，那就是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书信。张岂之喜欢提笔写信与教师、学生们交流，研究所几乎每人都收到过他的亲笔信。2007年，学生们辑录出版了《张岂之教授与研究生论学书信选》，引起关注，陕西省教育厅专门向新晋博导们推荐此书，以此为教书育人的参考。一位师者的期盼、追求与忧思，在字里行间展露无遗—— 有对治学方法的开启。1993年9月9日，新入学的博士生、今天的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茂泽收到了导师张岂之的第一封信。“请你们读侯外庐先生《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两本书体现两种研究方法，都是科学的，不可扬一压一。”不久后，他就如何提高逻辑思维水平向张岂之求教，张岂之迅速回信，提点他“不在于读逻辑教科书，要靠平时有意识地积累”，并专门开列了书单。有对不良习气的警策。一段时间，张岂之感到学生们不甚关心时事，便提笔千言，苦口婆心：“一个学者如果不为民说真话、说实话，不了解现实情况，那是不好的。胸中要有全局，做学问才能有时代感。”针对一些博士论文贪大求全的不足，他多次写信告诫：“从次要问题中走出来，不要烦琐哲学，不要材料的堆积，需要的是对问题最本质、最主要的说明。” 有对立德为人的一再强调。社科研究清苦寂寞，动摇彷徨在所难免。“在人文科学方面真有成就的人，必定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人，直搞得遍体鳞伤，庶几有成。这一‘苦课’，对一生都会有用。”张岂之的谆谆良言，坚定了一颗颗年轻的心。 “先生人如其文，既循循善诱，又极为严格。他的批评可谓直截了当，针针见血，让我们油然而生一种进取心。”西北大学校长方光华感慨。和教材、书信同样重要的，是课堂。即使在担任西北大学校长的日子里，张岂之也坚持开课；卸任之后，又欣然接受清华大学聘请，成为两所学府的双聘教授。从此，每学期为学生们贡献几场高水准的讲座，更成了他的自我要求。 “我的研究始终是和教学紧紧结合的。”他总结，“我总想着一点：既然是教师，做的一切就一定要对学生有用。” 5、倾情：对中华文化“像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 “我从事史学研究，就像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这是恩师侯外庐的话语，张岂之常借用，因为道尽了心中感受。学道、守道、弘道，他陶醉于自己的“孔颜乐处”。吸引他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常品常新、永不消弭的思想魅力。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哲学具有丰富的辩证思维和人生价值观，是一份极其宝贵的艺术财富，“它所包含的客观真理及其普遍性，并不因为历史流逝而失去光辉”。他梦想着，让更多人亲近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领略思想智慧隽永之美。为此，他甘愿花大量时间编写普及性读物，写一些学者“瞧不上眼”的“小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西方思潮冲击，一股质疑甚至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泛起。张岂之心急如焚。他精心组织编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后记里，张岂之坦露心迹：“我们是教育工作者，不会下海弄潮，也不会见异思迁，只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冷清的生活中努力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张岂之至今记得书出版时的喜悦，“我从出版社取书出来，就像从医院抱着自己的孩子回家一样。” 他的心血换来热切回应。此书数年间印刷十余次，还出了英文版。此后，《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一本本“小书”在他手中诞生。今天，年过耄耋的他对中华文化的爱丝毫不减，反而鼓呼更勤。他为中华传统文化概括出12个核心理念：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居安思危，以民为本，仁者爱人，自强不息，和而不同，日新月异，诚实守信，厚德载物，尊师重道，天下大同。每一个，都包含着对治现代病症的真理因子，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和根本。他把中华人文精神归纳为6点：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天人关系的探索精神、人格养成的道德精神、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每一点，都浓缩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智慧源流，在今天仍影响深远。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他深以为然。他坚信，我们拥有的是生命力旺盛的“活历史”，只要从多角度去研究它，就能够从中找到智慧。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相比起自然生命，他更在乎学术生命的活力。只有在自己热爱的工作里，他才能感到“生命所赐予的不是负荷，而是一种只有‘人’才有的精神的昂扬”。他望向窗外，一片春光。很快，又会是一个芳草葳蕤的季节。（本报记者王斯敏）人物名片张岂之，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等研究，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担任马工程《史学概论》教材编写课题组及教育部马工程《中国思想史》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 个人分类: 西大百年往事|1585 次阅读|0 个评论

没有教育家的国家是产生不了好大学的: 热度 7 lin602 2014-3-22 22:47; 说起教育家，大家都认为是：蔡元培、陶行知、胡适等人。当然最早是孔子。近期的中国，谁是教育家？大学的校长应该是教育专家，最好是教育家。他们对教育有着深刻的理解，了解教育理论与规律，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将高校的教育与科研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我在大学工作三十多年了，好象我还没有听说谁是知名的‘教育家’。如果你知道，能否告诉我。中国的校长许多是‘科研专家’，他们做着专业方面的科研。表面上看，他们双肩挑两不误，非常辛苦。其实上升到责任的高度：既做校长又做专业方面科研，是‘不务正业’！没有教育家的国家，是产生不了一流大学、一流学者、一流专业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国家连这么一个基本道理都搞不明白，还想让中国科技教育世界一流，这不是笑话嘛。我校教师QQ群上说着这样一件事：医生不是考核看病水平，而是看文章。一位动手术不行但写文章行的医生，你愿意让他给你动手术吗？校长的职业不是做科研，而是管理，应该是一个教育与管理专家。; 2483 次阅读|9 个评论

管理科学 - 伯乐奖: benlion 2013-10-9 08:50; 建议，对教育、科技、产业管理学研究和实践做出突出贡献，授予伯乐奖。一个勇于追求真实和敢于冒风险的科学开拓和企业精神，必然能够营造一个教育、媒体的创新文化环境，也能够建立一个法律和制度化的公平管理体制。以理论主观论证事实，以公式硬套数据等，这是中古时代的形而上学，这是导致创造力扭曲的文化背景；然而，宗教改革是近现代欧洲的新教伦理精神，从而创建了科学与工业文明。教育和研究的创新型体制建立，不必刻意追求诺贝尔奖的导向，科学家能发挥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诺贝尔奖将会水到渠成。诺贝尔奖确实代表了科学研究的关键重大成就。其实，任何学科、领域的成就，一般是跟从天性发展独自的才能和兴趣，人类文明进步是很多学科、领域探索的交响曲，获得诺贝尔奖的发现，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一个文化和体制整体效应，比如，哲学家、发明家辈出的环境，再如，贝尔实验室诞生 11 位诺贝尔奖，这个实验室的管理机制等。实证科学的成就，之所以受人尊重，是因为客观和真实特征，其意义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然而，数学模型、实验技术和哲学思维是基础，或科学研究方法的构件，一个数学创造力强、技术发明发达和哲学思想奔放的社会环境，必然能够产生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决定一个科学家、艺术学和企业家成才，或塑造人生，关键时间有教育学一则说法：约 13 岁 -23 岁，可以回顾人生，是不是这个时期影响了自己一生的思维和行为。一个人的思想往往是自己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必须从自己出生与成长的时代和文化环境分析。这也是经常一追溯自己的思想来源，就得回到中学时代的原因，比如，中学老师说的光合作用与仿生工厂 - 可能是最早的细胞工厂说法吧。可能，设立伯乐奖，对推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更大，伯乐型、教育家型科学家，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很关键。 - （探索与思考） -; 个人分类: 探索|383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纪念蒋硕民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 热度 2 jiangxun 2013-6-12 08:32; 作者：李仲来 6月9日上午，学院召开纪念蒋硕民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蒋硕民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二级教授、数学教育家。蒋先生于1913年3月11日生于北京，祖籍湖北应城。中小学就读于上海，1928年夏从同济中学毕业，当时年仅15岁，随后，于当年秋天，前往世界数学的中心：德国哥根廷大学学习，导师为大数学家库朗教授。1933年，因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政策，库朗教授被迫逃离德国。蒋先生改从雷立希教授为导师，并随之调往马堡大学。1935年，蒋先生获博士学位后回国，被聘为天津南开大学教授，时年22岁。1937年7月后，蒋先生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四川叙永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等地任教。1946─1947年，蒋硕民利用休假时间去美国进行访问。他谢绝了原导师库朗挽留他在纽约大学任教。1948─1954年蒋先生在昆明师范学院任数学系主任，解放后任教务长兼系主任。1954年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蒋先生于1987年1月离休，1992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本次纪念会由学院党委书记李仲来教授主持，院长保继光教授致词。学院分析、方程教研组离退休教师与学院在职教师, 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王德谋教授, 校图书馆前馆长刘美老师, 蒋先生的家人代表共49人参加了座谈会。背景材料： 1998年10月17日，数学系召开纪念傅种孙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 2007年12月31日，出版《中国数学教育的先驱: 傅种孙教授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 2008年01月12日，学院举行纪念汤璪真校长诞辰110周年暨汤噪真文集首发式。 2010年03月01日，学院召开纪念赵慈庚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 2010年12月31日，出版《赵慈庚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 2011年12月23日，学院召开纪念张禾瑞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 个人分类: 谈数学|3289 次阅读|3 个评论

教育家素描-1：蔡元培，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 热度 29 sqdai 2013-6-12 05:39; 楔子身处教育界，应该对古今教育家有所了解。说来惭愧，过去我对他们知之甚少，实在很不应该。近年来有点醒悟，茶后饭余，从书上和网上对他们的事迹进行一些搜集、分析。我的关注点是这些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治学理念，当然必须稍稍知道一些他们的生平行止。这里，就将我获得的资讯做一些白描式的勾画，作为跟大家一起学习的 “ 引子 ” ，至少可以省去各位朋友搜集资料的时间。八年前，“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由中国博客网站发布，得到广泛响应。我在 2009-11-08 的乐乎博文里提到了这一问卷调查，转载了相关新闻报道（参看参考资料和链接 2 ）。无论从问题的设置、调查对象的选择和调查结果的分析看来，此次调查的可信度和准确度较好。海选结果，有十位老校长成了“最受推崇的大学校长”，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名列榜首，跟在他后面的依次为胡适、马寅初、梅贻琦、苏步青、茅以升、蒋梦麟、匡亚明、李达、吴玉章。因此，就从蔡元培这位赫赫有名的教育家写起吧！上回见到武际可学长时，他提及他有一篇关于蔡元培先生的博文，发布于前年年底，而且立即从所带的笔记本电脑里调出来让我瞄了一下，我回家后又细读了此文（见）。原来，他推介了蔡元培先生的四篇精彩文章，并给了一个前言。我这位学长博览群书，目光敏锐，而且历来一语中的，我完全赞同他在前言中的观点。关于蔡元培先生的记叙、评述极多，我以为写得最好、最有可信性的是参考资料中的相关章节。至于蔡元培先生的较详细的生平事迹介绍，可参看从网上下载的材料（见链接 1 ，曾稍加编辑）。成长背景蔡元培（ 1867 ～ 1940 ）出生于浙江绍兴的山阴。父蔡光普，钱庄经理，英年早逝。自幼受其叔指导学文，后受名师指点。 21 岁中举， 24 岁出任上虞县志局总纂， 25 岁成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又补编修）。性恬淡，好读书，不求仕进。戊戍变法后，认定：想要改革社会，应从教育入手，遂弃官从教。历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教习，爱国女子学校校长，中国教育会事务长。 1916 至 1920 年间任北大校长（余见链接 1 ）。教育宗旨蔡元培先生明确地提出如下的教育宗旨： 1. 办大学要有正确的目标。他在 1918 年的北大开学式上发表演说，称： “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 2. 造就身体强壮做事敏捷而又责任心的人才。他在《怎样才配称作现代学生》一文中说：“现代学生应有狮子般的体力，猴子般的敏捷，骆驼般的任重。”这一名言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大中小学的校园里广为传诵。 3. 给予军国民主义和世界注意的混合教育。 1912 年他任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以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应取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超轶政治之教育，应取世界观与美育主义，五者应同时并重，不可偏废。也就是说，他认为，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具有世界观的社会主义；而军国民主义为应付目前的需要。 4. 养成个性与群性互相调和的人格。蔡元培先生认为，教育应该脱离政党宗教而独立，同时并重个性与群性的发展。他说：“盖群性与个性之发展，相反而适相成；是今日之人格，即新教育之标准也。持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不顾群性；持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不顾个性，是为偏倚之说。言教育者慎之。” 教育实践作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者，蔡元培先生居功至伟。我们这里概要地综述他在教育方面的主要业绩。 • 推行学制改革 • 蔡先生两次担任教育方面的公职：民国元年（ 1912 年）任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民国十七年（ 1928 年）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兼科学院院长兼社科院院长），先后两次进行了全国的学制改革，后一次学制改革所建立的框架，基本上沿袭至今。对于大学，他认为应为专门学理之所，止须设文理两科，其余医工农法诸科设为分科学校（如工科大学、医科大学等），偏于 “ 术 ” ，这种架构类似于解放后的前 30 年的仿苏体制；他主张沟通文理二科；在北大率先实行了选课制（时称 “ 选科制 ” ）和学分制（时称 “ 单位制 ” ）。 • 实行学生自治 • 他任北大校长后，主张并极力推行学生自治制，由学生会里组织自治会，准许学生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成立各种团体（如研究会、讲演会、杂志社、游艺社、体育队等），且可过问校政。他认为，学生自治有利于实现他的最后教育目的 —— 具有世界观之社会主义，锻炼学生工作能力，打破自治与被治界限，激发国民自治精神。至今，北大始终有那种与众不同的民主自由校风，率先倡导者，蔡元培先生也！ • 力主兼容并包 • 在用人方面，尤其是延聘讲授方面实施兼容并包主义。他在致林琴南函中说： “ 对于学说，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 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然发展。 ” 于是北大延聘了当时的 “ 国故 ” 和 “ 新潮 ” 两大派的教授，前者以刘师培、黄侃为领袖，后者由陈独秀、胡适举大旗，而 “ 新潮派 ” 中，陈独秀和胡适又分别主张共产主义和实用主义。各派各执己见，争论得不亦乐乎，先生则兼容并包之，毫无左袒某派之嫌。 • 主张教授治校 • 在蔡先生主张教授有权公举校长和各科学长（相当于学院院长），他提议仿效德国制度，校长、学长每年更迭一次（此点似乎未完全实现）；教授派代表参加评议会（议决学校立法）、各门（即各学院）教授会（研究教务）、行政会（研究教务之外事项）和各种委员会（细致研究各种教学事务）。其中大部分主张在北大得到贯彻。 • 倡导学术活动 • 在蔡先生倡导下，北大校园各种研究会如雨后春笋，最有名的当推 “ 国故社 ” 和 “ 新潮社 ” ，各自开展活动，宣传自己的学说。此外还有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文学会、哲学会等等，分别组织自己的学术活动，师生研究学术之风盛行，北大的这种浓厚的校园学术氛围延续至今。 • 破除官僚恶习 • 他呼吁破除从清华大学堂就开始有的官僚化制度，废除 “ 呈文制 ” ，反对文牍主义；学生对校政有建议权。力主在各类教职员工中实现平等。 • 注重学生道德 • 蔡先生强调学生要有道德，以为私德不修，必祸及社会，故令学生组织道德会，并以三六九 “ 戒 ” 为标准，分出甲乙丙三种会员，并公定罚章，选纠察员若干人监督执行。他还主张学生应 “ 工学并进 ” （相当于现在的半工半读），严格自律。因此，北大学风日趋纯净。精辟名句这里摘录蔡元培先生有关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精辟名句，从中可以体会他的上述教育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时下人们还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一些问题，这位教育界先驱早就有明确的主张了。蔡元培先生说： “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 “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 “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 “ 现代学生应有狮子般的体力，猴子般的敏捷，骆驼般的任重。 ” “ 以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应取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超轶政治之教育，应取世界观与美育主义，五者应同时并重，不可偏废。 ” “ 盖群性与个性之发展，相反而适相成；是今日之人格，即新教育之标准也。持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不顾群性；持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不顾个性，是为偏倚之说。言教育者慎之。 ” “ 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 “ 对于学说，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 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然发展。 ” “ 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 “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 “ 我们既自认是人，尊重自己的人格，本无须他人代庖。 ” “ 文化进步的国家，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 ” “ 我理想的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合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尽所能的便是工，不管他是劳力是劳心，凡是有益于人类的生存，文化的进步的都是。 …… 就要实行工学并进的生活。 ” 彪炳史册蔡元培先生对我国的现代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举其要者，有： 1. 自蔡元培先生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2. 他的 “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 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3. 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本段从链接1中照录）。参考资料： 1、陈敏，谁是最受推崇的大学校长， www.XINHUANET.com ， 2005 年 07 月 08 日 14:03:49 来源：《南方周末》。 2、武际可，看看蔡元培对教育是怎么说的，科学网，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9472-523755.html ， 2011-12-30 。 3、程俊英，中国大教育家，教育寻根丛书之四，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 4、钟叔和、朱纯（编），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 初稿： 2009 年 11 月 11 日晨二稿： 2013 年 6 月 12 日晨【链接 1 】蔡元培生平蔡元培（ 1868~1940 ），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汉族，原籍浙江诸暨，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 “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 。他提出了 “ 五育 ”( 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 ) 并举的教育方针和 “ 尚自然 ” 、 “ 展个性 ” 的儿童教育主张。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和推广，逐步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他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 “ 美育的专题 ” 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如 “ 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 ” 其 74 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生平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光绪十五年 (1889) 举人， 1890 年会试贡士，未殿试。 1892 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1894 年补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 1898 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 1901 年 7 月奔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教习。 1902 年与蒋观云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事务长。夏，游历日本，同年秋回国，在上海创设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任总理。并以《晨报》为阵地，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 1904 年冬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光复会，被推为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 1904 年赴德意志帝国留学。民国元年 (1912) 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 1916 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 “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 ，实行教授治校。 “ 五四 ” 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被迫辞职后，多次赴欧洲英、法等国考察教育和讲学。 1927 年后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1927 年 3 月 24 日，北伐军攻占南京，与当地外侨发生冲突。有看法认为是共产党着意挑衅所致（事实证明此说法无法成立）。蒋介石下令追查负责任者， 25 日，程潜指责为共产党员较多的第 2 、第 6 军所为。英美军舰以此为理由炮击南京，遂形国际冲突，是为 “ 南京事件 ” 。蒋严电阻止事态扩大，静候政府以外交方式解决。在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举发 “ 共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 ” 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通过 “ 非常紧急处置案 ” 。 1927 年 3 月 28 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 “ 护党救国 ” 运动。 4 月 2 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参加者包括蔡元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上海会议中提出检举 “ 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 ” ，吴稚晖呈文控告共产党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首先发言赞同。会议订立 “ 清党原则 ” 及组 “ 清党委员会 ” ，进行反共清党准备工作。 3 月 29 日，中共请示苏联，强调准备抵抗。 4 月 1 日，汪精卫穿越西伯利亚再转苏联邮轮，从欧洲赶回上海。蔡元培与蒋介石、吴稚晖、等向汪投诉中共问题。 “ 九 · 一八 ” 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民国二十一年 (1932) 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 1940 年 3 月 5 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 “ 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 周恩来送挽联： “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 毛泽东特发唁电： “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 。蔡元培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先后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绍兴城区笔飞弄有蔡元培故居，今建为纪念馆，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新建 “ 元培小学 ” 、 “ 元培中学 ” 以示纪念。遗著辑有《蔡元培全集》。《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有录。（中共绍兴县委宣传部供稿）蔡元培是 20 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 “ 学年制 ” 改为 “ 学分制 ” ，实行 “ 选科制 ” ，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 1. 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2. 他的 “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 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3. 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大事年表 1868 年 1 月 11 日：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 .1871 年：同治辛未十年 4 岁的蔡元培入家塾。 1878 年：光绪戊寅四年，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时蔡元培 11 岁，长兄元金 13 岁，小弟元坚 9 岁。 1879 年：光绪五年蔡元培 12 岁时，寄居到姨母家读书。 1880 年：光绪六年蔡元培 13 岁时由姨母家转到李姓塾师家读书。 1884 年：光绪甲申十年蔡元培 17 岁时，考取秀才。 1885 年：光绪十一年蔡元培 18 岁时，设馆教书。 1889 年：光绪己丑十五年蔡元培 22 岁时中举人。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 1890 年：光绪十六年，蔡元培 23 岁时，进京会试得中成为贡士，未殿试。 1892 年：光绪十八年蔡元培 25 岁时，经殿试进士及弟，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1894 年：光绪甲午二十年蔡元培 27 岁时，春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就在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受到毁灭性打击。 1898 年：戊戌二十四年，蔡元培 31 岁，当在朝廷上无法说服统治者革新图强之后，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同年六君子被害 , 除京师大学堂以外的所有百日维新产物均遭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迫害。 1900 年：庚子二十六年蔡元培 33 岁，由于他的妻子受封建思想约束使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直处在不和状态，而当他逐渐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后，便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于是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之后两人关系转好，但同年夏天，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也就是在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1901 年：辛丑二十七年，蔡元培 34 岁时，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 1901 年 9 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 年 1 月 1 日：壬寅二十八年，蔡元培与他往日的学生黄仲玉女士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 1902 年：蔡元培 35 岁时，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 1903 年：癸卯二十九年，蔡元培 36 岁时，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03 年：蔡元培为抗拒俄国政府觊觎中国北方领土，与上海反清革命志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 1904 年：甲辰三十年 37 岁时，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 1905 年：乙巳三十一年 38 岁时，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 年 5 月：丁未三十三年 40 岁时，他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做教授唐绍仪 ( 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 )4 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 4 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 4 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1911 年 11 月上旬：宣统三年辛亥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 年 1 月 4 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领导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中华民国国歌） 1912 年 1 月 19 日：民国元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键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 1912 年 2 月：鲁迅被他邀请到教育部任职。 1912 年 7 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 1913 年：民国二年蔡元培 46 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 年 6 月：民国四年，蔡元培 48 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 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1916 年 11 月 8 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 1916 年 12 月 26 日：民国五年，蔡元培 49 岁时，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 年 1 月 9 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 “ 抱定宗旨 ” 置于首位。 1917 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 “ 新派 ” 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 “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 的办学方针，实行 “ 教授治校 ” 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1917 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 1917 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1917 年 7 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 1917 年 7 月 3 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 1917 年 10 月：民国六年，蔡元培 50 岁时，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 80 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 ( 理科酌量减少 ) ，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 40 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 1918 年：他更明确地指出： “ 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 1918 年 5 月 22 日：蔡元培为 “ 中日防敌军事协定 ” 这个破事，反对政府变相卖国，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 1918 年 11 月 16 日：民国七年蔡元培 51 岁时， “ 一战 ” 刚结束 , 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 , 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 “ 认识劳工的价值 ” ，并喊出了 “ 劳工神圣 ” 的口号。 1919 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 14 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 ( 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 ) ，不代表一级机构。 1919 年 5 月 8 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 5 月 8 日提交了辞呈。并于 9 日悄然离京。 1919 年 5 月 13 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 5 月 13 日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1919 年 6 月 15 日：民国八年蔡元培 52 岁时，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 “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 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1920 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 1920 年 2 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 3 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1920 年 5 月：蔡元培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邀著名作家莎菲回国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 8 月，聘鲁迅为北京大学讲师。 1920 年年底：民国九年 , 蔡元培 53 岁时，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 (Herriot) ，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 (Lepine) 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著作目录 1 蔡元培自述 ( 蔡元培著 )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 2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著 )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1 3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 蔡元培著 )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4 蔡元培先生全集 . 续编 ( 蔡元培著 )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91 5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著 ) ，上海书店 1984 6 蔡元培自述 ( 蔡元培著 )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7 7 蔡元培语萃 ( 蔡元培著 ) ，华夏出版社 1993 8 蔡元培随想录：人生的启示 ( 蔡元培著 )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4 9 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 ( 蔡元培著 )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10 蔡元培文集 ( 蔡元培著 ) ，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5 11 蔡元培选集 ( 蔡元培著 )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3 12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著 ) ，东方出版社 1996 13 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 ( 蔡元培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14 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 ( 张元济 / 蔡元培著 ) ，商务印书馆 ( 香港 ) 有限公司 1992 15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 ( 蔡元培 / 蒋维乔 / 庄俞著 ) ，商务印书馆 1987 16 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 ( 蔡元培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17 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 ( 蔡元培著 ) ，三联书店 1990 18 蔡元培选集 ( 蔡元培著 ) ，中华书局 1959 19 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 ( 蔡元培著 )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20 蔡元培全集 ( 蔡元培著 )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21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 蔡元培卷 ( 刘梦溪主编 )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22 蔡元培学术论著 ( 蔡元培 , 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23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 .101, 美育代宗教说 ( 娄子匡编 / 蔡元培著 ) ，东方文化书局 1973 24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 .121, 妖怪学讲义 ( 娄子匡编 / 蔡元培著 ) ，东方文化书局 1974 25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 .141, 中国伦理学史 ( 娄子匡编 / 蔡元培著 ) ，东方文化书局 1974 26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专号 .(2), 民族篇 ( 娄子匡主编 / 蔡元培著 ) ，东方文化书局 1976 27 蔡元培张元济往来书札 ( 蔡元培 / 张元济著 )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1980 28 蔡元培美育论集 ( 蔡元培 / 高平叔 )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29 蔡元培哲学论著 ( 蔡元培 / 高平叔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30 蔡元培美学文选 ( 蔡元培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31 蔡元培全集 ( 蔡元培著 / 高平叔编 ) ，中华书局 1984 32 蔡元培政治论著 ( 蔡元培 / 高平叔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33 石头记索隐 ( 蔡元培著 / 胡适著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34 孑民自述 ( 蔡元培著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35 蔡元培美学文选 ( 蔡元培著 ) ，淑馨出版社 1989 36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著 ) ，商务印书馆 1998 37 未能忘却的忆念：《宇宙风 · 自传之一章》《人间世 · 名人志》合集 ( 蔡元培著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38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著 ) ，商务印书馆 1999 39 蔡元培民族学论著 ( 蔡元培著 ) ，台湾中华书局 1962 40 蔡元培教育论集 ( 蔡元培著 )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41 简易哲学纲要 ( 蔡元培编 ) ，商务印书馆 1923 42 哲学要领 ( 科培尔著，蔡元培译 ) ，商务印书馆 1909 43 哲学大纲 ( 蔡元培编纂 ) ，商务印书馆 1921 44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著 )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45 美术的起源：学术讲演录 ( 蔡元培著 ) 1914 46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编 ) ，商务印书馆 1927 47 石头记索隐 ( 蔡元培编纂 ) ，商务印书馆 1934 48 伦理学原理 ( 蔡元培编译 ) ，商务印书馆 1919 49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 胡适编辑 / 蔡元培 / 王云五编辑 ) ，商务印书馆 1937 50 蔡元培书信集 ( 蔡元培著 )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51 文明的呼唤 : 蔡元培文选 ( 蔡元培 , 著 / 聂振斌选注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52 大学精神：五四前后知识分子论大学精神之经典文献 ( 蔡元培 / 胡适著 ) ，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1 53 哲学大纲 ( 蔡元培编纂 ) 商务印书馆， 1926 54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编 ) 商务印书馆， 1928 55 现代教育思潮 ( 吴敬恒主编 / 蔡元培主编 / 王云五主编 ) ，商务印书馆 1931 56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 蔡元培 ,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57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 ( 蔡元培著 ) ，良友图书公司 1945 58 蔡元培讲演集 ( 蔡元培 , 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4 59 王国维蔡元培鲁迅点评红楼梦 ( 王国维 , 著 / 蔡元培 , 著 / 鲁迅 , 著 ) ，团结出版社 2004 60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著 ) ，商务印书馆 2004 61 蔡元培自述 ( 蔡元培著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62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 蔡元培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63 蔡元培自述 ( 蔡元培著 )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 传世名言 “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 三次婚姻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一生清廉正直，被毛泽东誉为 “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 。蔡元培一生经历了 3 次婚姻，这 3 次婚姻正好印证了蔡元培一生思想的变革，也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第一次婚姻父母之命性格不合婚礼之前从未见面 1889 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此时的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1900 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第二次婚姻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 33 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 1902 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 “ 孔子 ” 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1907 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 4 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 4 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 1920 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就在这期间，黄仲玉去世了。第三次婚姻相差 22 岁的师生恋在蔡元培 54 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这时一个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 33 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 22 岁。 1923 年 7 月 10 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 ——— 《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 “ 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 。 1940 年 3 月 5 日，也就是离周峻 50 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突出贡献蔡元培先生被毛泽东同志誉为 “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 。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提出了 “ 学为学理，术为应用 ” ， “ 学为基本，术为枝叶 ” 的观点。蔡元培先生指出： “ 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 “ 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 ( 即艺术文 ) 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 蔡元培先生明确指出：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 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 .1920.10) 我国自古不区别科学与文学，一些宝贵的科学思想都淹没在杂记体著作中，且缺乏一套便于演算的记载方式，致使先民很多创造与发明不得传世。五四时期随着西方科学观念，科学知识的输入，特别重视科学记载方式的研究，将应用文特立为一科，放置恰当的地位，其眼光当然是远大的，而蔡元培先生是最得力的倡导者和实施的组织者。（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 1997 年第 3 期《蔡元培：建设应用文体学的先驱》）著名著作百年老课文：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勗，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已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一．五育并举的思想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 “ 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 ” 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1. 提出背景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 1912 年 2 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2. 军国民教育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它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 “ 今日所不能不采者 ” ，主要原因：（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 “ 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 “ 全国中特别之阶级 ” 的局面，就 “ 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 ” 。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3. 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4. 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 “ 教之以公民道德 ” 。 “ 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 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 “ 自由、平等、博爱 ” 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 “ 义、恕、仁 ” 。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 “ 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 ” ，并且 “ 必须以 “ 我 ” 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 ” ，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 “ 即弃捐其 “ 我 ” 而同化于外人 ” 。 5. 世界观的教育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6 ．美育教育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 “ 唯一的中坚任务 ” 的第一人。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 “ 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 ” 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 “ 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 ” ，人进入这种境界则 “ 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 ” ，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 “ 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 ” 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 “ 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 。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 “ 应特别注重 ” ，这些都是正确的。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 “ 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 ” 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 “ 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 “ 不可名言 ” ，如果 “ 不得不强为之名 ” 则 “ 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 ” 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二、大学教育思想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 “ 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 ” ，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1 ．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 1912 年 5 月 16 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 “ 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 ” 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 1917 年 1 月 9 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 “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 。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 “ 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 “ 著名腐败的总因 ” 。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 “ 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 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 “ 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 ” 。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一是 “ 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2 ．办学原则 ——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 3 ．学科设置 —— 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 “ 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 ” 这一思想出发，主张 “ 要偏重文理两科 ”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 “ 学术分校 ” 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 “ 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 ” 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 “ 学 ” 与 “ 术 ” 可分为两个名词， “ 学 ” 为 “ 学理 ” ， “ 术 ” 为 “ 应用 ” 。文、理是 “ 学 ” ，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 “ 术 ” 。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 “ 沟通文理 ” 。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 1919 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 14 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4 ．教学制度 —— 选课制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联系，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课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 “ 专己守残之偏见 ” ，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对于实行选课制，蔡元培认为必须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择权。同时，他还指出，选课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课精神，而不能行选课制。 5 ．行政管理 —— 教授治校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综上所述，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 “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 ，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 “ 沟通文理 ” ，以及 “ 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 ” 等等不肯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本文系蔡元培校长 1919 年 6 月手写的辞职声明。（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哪里用呈，哪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 “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 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附：爱蔡孑民者启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祭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一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爱蔡孑民者启。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8.htm 【链接 2 】陈敏：谁是最受推崇的大学校长谁是最受推崇的大学校长《南方周末》记者：陈敏百年历史上，中国 “ 大学校长 ” 曾经是一个星光灿烂的群体。近代之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已因其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卓越贡献而垂诸史册，风范千秋；当代之马寅初、谢希德、江隆基等同样以其丰富的人性遗爱人间而一直为后世怀念。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那么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其于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无可争辩。正是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对中国大学校长的成长一直抱有特殊关怀。跟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处在转型期中的中国高等教育、中国大学校长，面临着太多的矛盾和痛苦；但同时也面临着太多的机遇和幸运。须知，一马平川从来不是成就历史人物的大舞台。只有在激荡中，在迷茫中，在艰难困苦中，才蕴藏着创造历史的大机会。过去那些伟大的校长，没有一个是在顺境下、在什么条件都已经具备的前提下开辟自己的时代的，今天的中国大学校长要想不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同样没有理由也没有时间来抱怨自己所处的时代。你站到了那样的位置上，你就肩负了那样的使命，你没有借口，你别无选择！但是，当下中国大学校长们意识到了这点吗？他们准备好了吗？为此本报聚焦大学校长，追问大学校长，希望这种聚焦和这种追问，能加速推进中国现代大学校长的成长。 “ 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 ” 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在关于中国大学校长的系列传闻不断翻新的情况下，社会舆论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对教育改革滞后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滞后的焦虑，均通过这次民意测评得到展现。本次调查始于 6 月 8 日，止于 6 月 23 日。共收集有效样本 3311 例，其中男性占 91.0% ，女性占 8.9% 。有 45.1% 的调查对象年龄在 21-25 岁之间， 68.4% 的调查对象年龄在 21-30 岁之间，平均年龄 28 岁。从学历来看，绝大多数调查对象都有大学就读经历，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可信度。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有 69.87% 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 6.54% ，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 9.98% 。显然，这一公众形象定位，与其首先是一个教育家的角色有一定距离。另外几组数据说明同样问题。虽然 “ 记得自己在校时的校长 ” 的比例偏高，达 77% ；欣赏和支持的比例却很低 —— 很欣赏很支持以及比较欣赏比较支持的两项相加不过 20.77% 。无所谓的达 33.3% ，不欣赏不支持的达 33.37% 。讨厌和反对的也有 12.57% 。对在校时的校长没态度和态度较对立的占绝大多数，这说明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堪忧。大学校长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被公众寄予特别的期望，是一点不奇怪的。对公众而言，大学校长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领袖，一个机构的管理者，他更是一种力量的代表，一种价值的守护者。换言之，他不仅负有世俗的责任，更负有超乎世俗之上的，纯粹文化的、精神的使命。他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上和精神上的高度。总之，大学校长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必须具备特殊的气质。这样的逻辑在公众中早就约定俗成。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回答哪些素质对大学校长最重要时，有多达 62.53% 的受访者首先选择人文素质。大学校长的人文素质最被看重。用这把标尺来丈量，当下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偏低。人文素质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有其具体内涵。丰满的人性，丰厚的学识，坚韧的信仰，对公正公平的不渝追求，都应该是构成人文素质的基本要素。但调查表明，在这些方面，当下大学校长恰恰难于满足公众的期望。在受访者中，认为大学校长最欠缺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受访者达 38.27% ；而认为大学校长已经具备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受访者则不过 17.33% 。认为大学校长作风民主的只有 27.24% ；认为大学校长具备恻隐之心、关怀人尤其是关怀弱者的只有 22.57% 。 “ 大学校长是否了解中外教育大势 ” 这个选项的数据较为乐观，选择肯定回答的受访者首次也是惟一一次超过半数，达 50.53% 。可见对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知识水准，相对而言，公众还是高度评价，认可度不俗。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尽如人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中国高等教育与公众的预期还有相当距离。问题如何解决呢？本次调查的数据或许可做一些提示。在问及大学校长究竟应该如何定位时， 87.25% 的受访者认为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个教育家， 76.42% 的受访者认为大学校长需要职业化。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赞成大学校长归位，即回归到职业教育家的本色上来。这个判断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也是切中中国大学的积弊的。只有从职业教育家的生涯中，只有从众多职业教育家充分的博弈中，才可能诞生真正具备人文素养的大学校长，也才可能诞生真正具备人文氛围的现代大学和现代大学制度。方向很清楚。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敢不敢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只是敢不敢做的问题。身处最前沿的大学校长们敢不敢做、敢不敢突破体制围城，更是关乎高等教育改革成败的最关紧要之处。 ■ 最受推崇的校长 1. 蔡元培 2. 胡适 3. 马寅初 4. 梅贻琦 5. 苏步青 6. 茅以升 7. 蒋梦麟 8. 匡亚明 9. 李达 10. 吴玉章 www.XINHUANET.com 2005 年 07 月 08 日 14:03:49 来源：南方周末; 个人分类: 名人纪实|16314 次阅读|43 个评论

大学已经逐步从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 热度 12 lin602 2013-6-6 21:29; 今年全国699万大学生毕业，加上研究生，这个数字七百多万，不少学生毕业就是失业，今天的雅虎新闻中一个主题：大学生的就业工资已经赶不上农民工工资了。曾经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大学毕业就是‘白领’，以前的国家干部。以前的大学生可珍贵了，不管好坏，都有单位要，有时候还抢着要。那时是卖方市场。现在呢，大学生要面试，要展示自己让单位录取，大学生就业现在已经是买方市场了。现在的学生，只要愿意上大学，绝大多数都可以。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大学生不值钱也是自然的，供大于求嘛。我们都记得，以前的国营企业，那是铁饭碗，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愁卖不掉，卖方市场，经过改革，经过大的变革与阵痛，现在企业是买方市场了。现在的大学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全国所有办学资源已经超过所有学生人数，如果上大学没有就业与工作优势，加上不少人可能不愿意上大学，加上人口减少，大学已经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与现在的产品推销一样的境地。许多大学可能会进入吃不饱的状态，有的大学可能要关门，或者转行。不少大学教师可能要象曾经的国营企业一样转岗甚至下岗。八十年代曾经非常热的中专后来几乎没有了，大专也升为本科了，马上该轮到本科学校了。大学如果招不到学生，就不好转了，因为这是最后一阵地，后面就是没有退路的墙角。你们现在看看不少大学的博士招生或研究生招生，已经出现了这状态。不少博导招不到博士生，有些研究生导师也招不到研究生，现在有的学校有的本科专业也招不满指标。作为家长，作为学生，他们会逐步明白，有的大学是不能读的，有的专业读了是没有用的。我相信，市场会催促大学的改革，有时候是洪流不可阻挡。但这个改革的阵痛是非常难受的。现代企业需要企业家，现在教育需要教育家！现代教育需要‘大家’。; 7718 次阅读|34 个评论

[转载]筱原一男（Kazuo Shinohara）: 胡业生 2013-3-18 08:59; 筱原一男（Kazuo Shinohara）日本著名的建筑实践家和建筑教育家，曾任教于东京工业大学，日本一批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例如伊东丰雄，长谷川逸子，都曾师从筱原一男。筱原一男是当时最受人关注的住宅建筑家，他试图把日本传统空间的原型通过抽象的手法融入到现代建筑中去。 1925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1953年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后留校任教，1987年后在东京工业大学任教授。编辑本段作品与思想筱原一男是一位风格多变的建筑师，他的早期作品颇具“日本特色”，他由对传统住宅的热衷而创造出一种有象征性的空间，其特色不是通过单个形状来表现，而是通过空间组成部分的更为基本的形式来表现的，这些空间组成部分产生于符号实体的精细刻画，1966年建成的白色住宅中的独立式柱便是一例。这种符号形式的表现是在70年代为更加抽象和几何化的风格所取代。在此变化过程中，筱原设计的建筑已大多失去了“日本味”，成为单纯的“立方体”和“分裂体”的组合。“未完成的住宅”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乌哈那住宅是筱原一男的另一个转折点，他将更为现实主义和更深层的表现方法运用于该建筑中，住宅的形式对筱原既是一个横梁，锚点错综复杂的日本农宅，又是一片“丛林”。筱原在这个时期的作品可形容为一种不协调的组合，他玄奥地称之为“野生的状态”,“空间机器”。在他手中，形态，材料和空间恢复到一种原始的状态，从而也因此增加了强度，建筑在此状态下能够变成一部扭曲空间和暴露真实性格的机器。“野生机器”的思想为筱原在80年代提供了一个新的探索方向。除了粗犷的，原始的品质外，80年代筱原的建筑中开始呈现一种轻质的，二维的特性，制造空中漂浮物的兴趣也变得十分浓厚。筱原借用“耗散结构”的理论，以“进步的混乱”为他此时的”第二机器”的特征进行阐释。他认为东京便具备了混乱的，无秩序的美，在看来杂乱无章的城市状况下，无数的碎片在飘动，形成高层次的有序性，今天的任务不是在城市中建构各种元素，而是要创造元素外表的断片和离散体。东京工业大学百年纪念馆是上述思想的最好表述。筱原称他的新作F-14战斗机的整合，是对西方关于美的，秩序化的城市构成思想的反叛。他的目标是将建筑转化为一种暴力的机器，他为每一分离的元素赋予一个清晰的功能，然后将他们统合在一起。这个高技术的”机器”处在校园的入口处，不是为着顺应而是要超越城市的能量核销门外的活力。远远看去一个倒置的，闪闪发光的半圆柱体穿透了一个平行六面体，像是空中的漂浮物。显然筱原的这种设计方法归结于对超技术的迷恋，他认为环境和装置以及他们间的关系中存在有可怕的超技术，就像F-14战斗机和阿波罗登月飞船中所具有的那样。 House in Uehara,1976 Kazuo Shinohara 筱原一男 46-2, Uehara 2-chome, Shibuya-ku： This house is located in a density built area of Tokyo. As the owners often work at home, and they needed storage. The shelves made of steel plates also serve as structure. Total Area: 100 m2. 在市中心的住宅密集区建造的私人住宅。作为一个主人经常在家的私人住宅，需要有储藏室。钢制的结构同时可作为书架。建筑面积一百平方米。; 个人分类: 他山之石|238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的大学是人类历史上的笑话: 热度 4 wzpwlsbio 2013-3-1 10:18;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中国的大学是人类历史上的笑话 http://seq.cn/11612-19622; 1602 次阅读|5 个评论

李海阳：执著的女子师范教育家齐璧亭: kexuechuanbo 2013-2-21 20:19; 执著的女子师范教育家——齐璧亭 (2012-09-07 14:51:43) 转载 ▼ 标签：家政系师范学校校长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女子教育家政教育西北联大分类：《天下》2012年文/李海阳与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这些学校不一样，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并不是整建制地迁往西北的。日本占领天津后，河北女师学院的院长齐壁亭先生，带着少数师生，辗转到西北，加入西北联大，其中家政系的迁入最为完整。河北女师学院在中国女子教育的历史上地位很高，齐璧亭在此校开办的家政学系，便是西北联大家政系的基础。 1 齐璧亭，号国樑，1884年出生于河北省宁津县（今属山东省）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其父齐俊元是当地一位开明士绅，鼓励儿孙们接受新式教育。齐璧亭的母亲谢氏为齐俊元继娶，聪明、能干，是一位勤俭持家的好手。两人共生有五个儿子，没有女儿，齐璧亭是长子。齐俊元身体不好，除进行一些公益活动外，常年卧床休息，看看书而已，家中一切事务完全落到了谢氏一个人身上，她不但把家庭治理的井井有条，而且使五个儿子都受到良好的新式教育。由于齐璧亭母亲的行为，“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封建传统观念在这个家庭中产生了动摇，也为日后齐璧亭毕生从事妇女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07年，齐璧亭由保定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后，入北洋大学堂师范科学习。1909年，北洋大学堂选派齐璧亭等五人赴日本留学深造，就读于著名的广岛高等师范学校。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学习上要争取好成绩，饮食上又不习惯，长久如此得上了终生难愈的胃病，只得靠喝咖啡来振作精神，从此，每日必喝咖啡，成了他终生的习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齐璧亭从日本回国参加革命，并在宁津、广千、保定等地任教；1914年再度赴日本完成学业。1915年，齐璧亭结束了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习，获得学士学位。在日本大学的学习，使他亲眼看到了日本师范教育的特点，同时，日本女子教育中崇尚实用的特点，及从欧美国家，主要是从美国学来的家政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设置也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萌生了在中国兴办家政学科的念头，这后来一直成为他办学的特点之一。 2 1916年，齐璧亭接替张伯苓，就任位于天津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此校最早可追溯至1904年吕碧城在天津创办的北洋女子公学。吕碧城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她被誉为在中国文学史上继李清照之后最优秀的女词人，还是《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只用优雅的文言文写作，又是革命女杰秋瑾的好朋友，著名翻译家严复的忘年交，精通英文，曾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还曾把佛经翻译成英文，是中国动物保护运动第一人，还曾到上海经商，积累一笔财富，后又游历欧美八、九年，写了大批关于欧美的报导，最后皈依佛门。她1904年担任北洋女子公学的总教习（教务长），当时只有21岁，两年后，升任监督（校长）。她的办学理念非常超前，主张妇女解放，在校一干就是七、八年，既负责行政又亲自任课，使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周道如(曾是袁世凯敬重的家庭教师)等都曾聆听过吕碧城授课。学校几经易名，1913年为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改归省立，其后，规模不断扩大，除原有的附属小学外，又增添了附属女子中学与附属蒙养园（幼儿园）。在这一段时间，继傅增湘之后，校长也屡易其人，直至1916年又改称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齐璧亭任校长。齐璧亭是当时我国中等师范学校校长中，第一位且仅有的一位具有国外学历和学衔的校长。他启用赞成妇女解放、提倡妇女走出家门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马千里先生协助他主持校务，还聘请了一批思想新、学问好、责任心强、提倡男女平等、赞成妇女解放的教师充实到学校各级教师队伍中去，并根据每位教师所长，重新安排了课程内容。以国文课为例，过去的教学只重视古典文学，特别是古代女性诗词的讲授，而今加强了新文学著作的选读，并给教师以自由空间，根据本人所长自选教材、自编讲义。如1926年入学的校友王振华女士在回忆她在女师上学的情况时曾说：“在顾随（顾羡季）先生班上，初中三年的国文课程是以讲授鲁迅等进步作家的作品和苏俄及其他外国作品为主的，并印发了大量讲义供同学课外阅读。”她还回忆说：“1926年在北洋军阀褚玉璞统治时期，在校中学生要奉令读《四书》、《五经》，北伐革命之后，国民党也如法炮制，但女师在教材上并不严格规定，老师教学很自由。”王振华虽回忆的是20年代后半期情况，但女师早期情况也相差无几。理科方面，学校的实验设备一应俱全，化学试验用品每人一份，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柜子用来装试验用品，生物实验室四壁都是标本和挂图，显微镜每二人一架。课程除在课堂上由教师演示外，还安排学生亲自试验，每周两小时，连在一起以利操作。动物课还让学生进行解剖，如解剖青蛙、鸽子、兔子、鱼等，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初中音乐课程除教授中外名曲及乐理外，还经常让同学欣赏各种器乐演奏与中外唱片，用以提高音乐修养，同时也很注意民歌、民谣的教唱与欣赏；高中时期重点是乐器的训练，先是风琴，继而钢琴，还有提琴、琵琶等，设有专门的练琴室。美术课程包括国画、油画、水彩画、粉笔画等。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及努力程度不同，掌握的程度也就不尽一样，但课程要求必须掌握基本素描和图案，以便将来工作应用。体育课教学从体操、国术直至田径、球类都有专门课程设置，专门场地练习。为满足当时同学中要求滑冰、骑自行车的要求，女师设有专门的冰场、旱冰场、自行车场，备有一定数量的冰鞋、旱冰鞋。高中三年级还设有小学体育教材编写与教学方法课，每位同学都要独立编写一部分儿童体操与儿童舞蹈的教材，并进行实习。在天津运动会上，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涌现出不少运动高手。学生们的课外生活也很丰富，经常举办各种展览和比赛活动。就讲演而言，女师十分重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因为这是当好教师的一项重要基本功，不但平时注意对学生锻炼与培养，而且通过经常性的讲演比赛进一步鼓励她们。这对于早期大多数没有当众讲话习惯、见生人说话就脸红的青年女学生尤为必要，这种演讲训练为大多数学生一经毕业就能成功走上讲台，开口讲课，打下了良好基础。在齐璧亭的管理下，女师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学生平日有事出门要经过批准，每日晚饭后到晚自习前，可到街上去散散步，但出门必须在门口翻牌，回校后再把牌子翻过来，传达室有所有学生的牌子，一看牌子的正反，就知道那个学生在不在。上课时不准会客，下课后会客要到会客室，客人来找只能在会客室等候，绝不准进入学生宿舍，如有人违反制度，超假不归或在外留宿，就要受到纪律处分。民国初年，各地都办起了一些女子中学，除了公立的以外，教会办的和私人办的也不少。齐璧亭管理的女师和其他女校相比，校风朴实，在人们的心目中印象不错，当时天津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某某女塾的少奶奶，某某女校的阔小姐，第一女师的女仆。” 齐璧亭认为师范、中学要实行分科教育。师范造就小学教师，中学培养普通人才。小学教师分任各科，师范分科必然；但中学学生之天才不同，兴趣各异，且大学招生分科，社会职业繁多。所以，在师范、中学有相当分科素养较为适宜。鉴于此，师范、中学除设普通学科外，要特分文、理、艺三科，略增特殊科目，以示区别。学生各就其性之所近，分别学习，以发展其特长，结果教育至为优良，形成特色。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是以培养河北省地区各县及天津市的小学教师为主。师范班为六年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毕业后分配至河北省及天津市的小学任教。后来根据需要，又增加了幼儿师范班和乡村师范班，学制三年，毕业后分配至幼儿园或农村初级小学工作。如打算毕业后深造投考高等院校，需先在小学任教两年后，才得报考。如同其他师范学校学生一样，凡属河北省及天津市籍的学生免交食宿费，毕业后由教育厅统一分配工作。外省籍的学生则实行交费上学制，但毕业后升学则不受限制。20世纪20年代前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已跃居享誉全国的著名女校，加之对本省市学生实行公费制，每年报考的人数很多，一般来说，录取率为百分之十，同时，毕业生中也人才辈出，涌现了刘清扬、郭隆贞、张若茗、邓颖超、许广平等妇女领袖。1920年，北京大学初次招收女生，报名者来自全国各地，只录取了9名，其中2名女师学生；留法勤工俭学第一批河北省的三个女性名额，也全部为女师学生包揽。1928年，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改名为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人数达350人，共有各类学科201学时。至1936年，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共陆续设有家政、国文、史地、英文、教育、生物、理化、数学、音乐、体育、图画等11个系、23个班级。面向全国招生，学生经常保持在350人左右，连同它所属的师范部、师中部、小学部、幼稚园部，共有在校生1826人，是全国同等院校中规模最大的，约超出普通女子师范院校经费五六倍之多。发展至此，女师学院从小到大、从单一层次办学到多重层次办学，都展示着齐璧亭的理念。 3 把国外新兴的家政学科介绍到中国，开设专门课程，培养新型的女性师资和兼顾家庭的合格主妇是齐璧亭在日本留学以来的夙愿。在他看来，办好女学的关键是要牢固树立起男女平等的信念，要求政府与社会拿出与办男学同等的紧迫感来兴办女学，并在这一前提下，针对女性特点办好女子教育。这是他与吕碧城理念的衔接并更具体化的体现，吕碧城提出了要兴办女子教育，他则具体分析：“男女之身心必各殊，其天职亦异，故教育宜于男子者未必宜于女子。同一知能往往在男子为切要，在女子为迂远必也。察其特性，审其天职，因物付物，然后可收改良之结果。”他认为我国教育应将女子教育与提高全民素质结合起来，与妇女解放结合起来，要重视女子智、德、体三育之全面发展，通过女子教育培养女性人才，担负起教育下一代的任务，由使国家前途无量。在这种教育理念中所开设的家政学，不同于如今开设的“淑女班”、“礼仪课”式的女子教育，是重于使女子独立、自尊、自爱、自强之思想的课程，很具现实意义。 1917年，齐璧亭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正式设置了家事专修科，并开始招生。家政学在国内是首创，齐璧亭特地从日本聘请东京高等师范家事科毕业生佐竹、加滕两位女士任教，为解决学生不懂日文、教师不会中文的矛盾，齐璧亭在任校长的同中还亲任课堂及课外辅导翻译。 20世纪20年代后，我国的教育制度开始从学习日本的经验转向学习欧美，37岁的齐璧亭向教育厅请假，暂离女师于1921年赴美深造，先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系本科学习，一年后，齐璧亭以优秀成绩完成学业，获取学士学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又获硕士学位。在美期间，齐璧亭特地考察了美国学校中的家政学科，亲眼目睹日、美“家事教育之发达，及其女子能力之伟大”。在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硕士学位后，他本拟继续读博士学位，但女师急需他回校任职。回津后，他进一步发展家政学，将新理念投入到办学中，想像美国那样设置专门的家政学系或学院。回国当年，便向省教育厅申请，由于时局不稳、经济困难而没有实现。 1928年夏，时局趋于平定。教育厅有设立省立大学的考虑，齐璧亭又提出申请，要求成立河北省立家政艺术学院。因省内中等女子学校师资缺乏，省政府遂决定在原来的女师校内增设大学级别的女子师范学院，其中设置家政、国文两系，面向全国招生，仍任命齐璧亭为院长。从申请办院经费到各系建立直至教师聘请、招收学生等，齐璧亭无不事事躬亲。同年，学院正式招收了家政、国文系学生各一班，9月10日开始上课，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正式成立。1930年，鉴于在同一个学校内分设师范学院与师范学校，院校并立，给行政带来不便，经教育厅批准，将院校合并，总称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以家政为学院的一个系。齐璧亭为努力办好女师学院家政系，专门聘请了留美归来的家政学专家孙家玉主持女师学院的家政系，请他任系主任，以及王非曼、程孙之淑等专任教授，参照国外标准结合我国有用的经验制定教学规划，安排课程，凡有关于家政方面的研究，如教育、心理、管理、经济、化学、物理、营养、烹饪、看护、织染、园艺、音美等，课程无所不备。除了理论外，还注重实际操作，进行各种实习，学院在宽敞明亮的科学馆内建起了先进的化学及营养分析实验室，还专门辟有为烹调用的中、西餐大厨房，以及家庭管理实习用的“家宅”。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是我国最早建立家政系的院校之一，除此之外，大概只有教会办的北京的燕京大学和南京的金陵大学等少数几所院校有家政系，女子师院的家政学科声誉大著，成为国内培养有关家政师资的重要基地，毕业生服务各地，成绩斐然。（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家政系，本刊《谈谈西北联大及现今的的家政系》一文中有详述，此处不再赘言。） 4 1937年爆发的七七事变，中断了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进一步发展，学院校舍毁于日军炮火中，学校器物被掠，损失中外图书57000余册、中文期刊210种，院务陷于停顿。同年8月，私立耀华中学和圣功中学将女师学院附属师范部和中学部学生分别收容；附属小学部学生商洽于志达小学继续上课；唯学院本部学生在租借地各私立高校没有相应系科，无法安置。经齐璧亭申请，教育部同意女师学院用中英庚子赔款补助办学，并与西迁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合并，共同组建西安临时大学。齐璧亭率女师学院部分师生西迁西安，家政系整编迁入西安临大的教育学院，并维持独立建系，其他各系学生分别转入西安临时大学各系，无使失学。1938年西安临大迁至陕南城固，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同年，齐璧亭被选为“国大”代表，同年由师范学院赴重庆参加全国教育会议，会后加入国民党。1939年，西北联大进行重组，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此期间，齐璧亭任家政系主任，他不是校务委员会的委员，家政系能保持不坠，实在是齐璧亭努力奋斗的结果。为了在西北地区办好家政系，齐璧亭一面在城固和兰州举办家事教育实验区，一面捐出个人的薪资，作为陕西、甘肃、四川等省女校家事教育的设备费，解决资金拮据的问题，他还得到了教育部特批的中英文化教育基金的资助，并多次被邀请到四川省讲授家政学，推进了大后方的家政教育。 1940年4月，民国政府下令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再迁甘肃兰州，学校在兰州十里店选址建校，采取兰州招收一届新生，城固毕业一届老生的办法，逐步将学校迁至兰州。1941年4月成立29人组成的兰州分校建校筹备委员会，齐璧亭任兰州分校主任。1944年11月，城固分校撤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全部迁往兰州办学。 5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河北省教育厅派女师学院原庶务主任李荫珂为接收员，接收天津女师学院的校产。为恢复学校，齐璧亭不辞劳苦奔波陕渝各地。1946年1月，李荫珂为女师学院复员筹备主任，负责复校事宜，齐璧亭也由兰州返回天津主持院务。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在天津市北区天津路原址复校，院长仍为齐璧亭。当年9、10月，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修葺完毕，附属中学、幼儿园、小学和学院本部先后开学上课。当时，女师学院的校训是“勤朴、奋勉、和婉、敬信”，学生们评价：齐院长的含蓄是女师之所以充实丰富、不尚浮华、不慕虚荣的校风之所由来。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邀请齐璧亭南下办学，遭到他的严辞拒绝，他留下来坚持任女师学院院长直到1949年我国独立女学停办。从1929年到1949年，学院培养了不少教育方面的人才，特别是齐璧亭最关心的家政系，二十年来培养出了不少幼教和营养学方面的人才，在国家机关和华北各地区大单位幼儿园的负责人和幼教专家，不少人是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家政系毕业的；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各大医院营养室的负责人和专家，也大多数是女师学院家政系毕业的。解放之后，齐璧亭拥护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工作，并及时向党和政府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曾被选为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人大代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河北省分部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等。1956年，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于1968年11月29日病逝于天津，后又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0年，河北省委、省政府为其举行了追悼会，对其一生的功绩予以肯定和褒扬。 6 齐璧亭任女师校长、女师学院院长达30余年，是国内同类院校中任期最长的院校长，可以说他的生活经历和这个学校的成长是密不可分的。为办好女师，他曾一再谢绝省教育厅聘他为副厅长的任命。他“爱校如家”或者说是“爱校胜过爱家”，自从到女师工作的那一天起，只要不是出差或出国留学，他无论春夏秋冬，下雨刮风，每天都按时到校上班，除春节休息几天拜年外，他没有寒暑假和星期日。在生活上，齐璧亭也十分俭朴，每天早餐桌上的两杯咖啡就算是奢侈品了，夏天是一身白夏布长大褂、布鞋，冬天是长袍马褂。为解决学校经费少（教育厅经常拖欠经费）、学校购书难的矛盾，他把从国外带回的大批书籍，先是放在院长办公室供师生借阅，后来便全部捐赠给了女师图书馆。对员工及同学中经济上有困难的无不有求必应，慷慨相助。在西北办学期间，因为只有他一人在，家人没有同去，没有任何家庭负担，每月除吃饭和必要的生活费外，他把工薪全部都捐了出来。齐璧亭的家庭生活也是围绕着他的教育事业转的。他不到20岁时便由父母做主结了婚，夫人名傅玉珊，出身于宁津县农村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婚后生有一子，便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早年齐璧亭在外求学的时候，母子俩便住在宁津县城内，齐璧亭经常来信鼓励傅玉珊读书识字。1916年，齐璧亭任女师校长后，夫妻两人便到天津与齐父齐俊元同住。傅玉珊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聪明能干，料理家务很在行，在齐璧亭影响下也很关心教育事业，识大体、顾大局，凡是齐璧亭做的事情她都热心相助。每当齐璧亭的教育费用紧张时，傅玉珊总是自觉地带着儿子齐思和回到宁津县老家暂住，等情况好转后再回天津。抗日战争爆发，齐璧亭丢下一家老小，带领女师学院师生到了大后方。傅玉珊在天津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苦苦支撑，从未向任何人伸手要过一分钱，喊过一声苦，反而还尽力帮助亲友渡过难关，这种日子直到八年抗战胜利，齐璧亭归来，全家团聚为止。重视女子教育也是齐璧亭治家的原则，家族中的女性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儿子齐思和他的夫人王秀华也是女师的毕业生，后又考入家政系继续学习。女师的教育、特别是家政系的教育对她影响很深，又直接应用到齐璧亭的孙辈身上。齐思和与王秀华有子女6人，6人中有5人是北大本科毕业，其中3人又是研究生毕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女师教育之成功。Ω; 个人分类: 西北联大往事|544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快乐的人生: yzmhit 2013-1-1 19:39; 某天在图书馆找书，无意间看见一本书名字叫《快乐的人生》，我看这本书是这个书名吸引了我。翻开这本书看见作者叫戴尔·卡耐基，他是誉满全球的美国公关学家和杰出的教育家。慢慢的我走进了这本书，发现这本书会成为人生的导师。《快乐的人生》这本书一共分为六章，里面戴尔·卡耐基用简单明了的理论和生动活泼的事例，详细分析了人的性格，和如何寻找快乐的人生。看完这本书我就觉的应该改变自己，学用快乐的态度对待工作和生活，因为快乐与否是自己的选择。作者写到：“如果思想是快乐的，我们当然就是快乐的”，这时我就在想我们会说这个世界如何如何的不公平，说了很多可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改变不了怎么办，就像作者说的那样改变思想，改变不了过去却可以把握现在。我不能改变别人却可以改变自己，改变心情；我要微笑面对人生，如果我思想上就是失败，那我就会注定失败。反过来如果我思想是积极的，那么我就成功了一半。原来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这个道理让我深信不疑，更加决定要让自己每时每刻都要这样。这是我读《快乐的人生》受益最突出的一点；书中还告诉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本色，一个人要集他人所有的优点于一身，是愚蠢的、荒谬的行为。作者用事例告诉我们不要模仿别人，我们要找到自己本身。生活中总有些不容易和困难让我们去面对，遇见困难我们就要去想办法改变，而不是等待灭亡。人生的意义是否快乐不是用金钱来衡量，而是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我想这才是一种智慧。因为失败锻炼了我们，让我们精神更强大。卡耐基说过：“能征服精神的人，强过能攻城占地”。当我们心情不好、失落时去看看这本书相信它会带给你不同的内心世界。; 124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武大原校长刘道玉：一位超前的教育改革家: redtree 2012-12-10 09:52; 武大原校长刘道玉：一位超前的教育改革家 http://www.netbig.com 2012年12月07日 15:25 南方周末致敬辞担任武汉大学( 主页 )校长期间，刘道玉大力倡导自由开放校风，大刀阔斧改革高等教育，领风气之先；卸职之后，他矢志不渝探索理想教育，抨击教育积弊，呼唤创造性人才培养，言论振聋发聩。他是当代中国最值得记取的大学校长之一，也是最没有权力却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刘道玉年度汉字：创我选“创”。在汉语字典中，含有“创”的词汇很多，例如创造、创新、创世纪、创造精神等等。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的历史，人类今天享受的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创造的成果。我们国家2012年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都是创造的成果，第一艘航空母舰制造试航是创造，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在运行轨道对接是创造，蛟龙号深海探到7000米也是创造；我们的奥运冠军林丹、徐莉佳也是创造者，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奖，都是创造。中国太需要创造，太需要梦了，我们应当把创造和梦结合起来，以梦带创造，以创造来实现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梦想，创新不止，创造万岁。在武汉大学( 主页 )的校园里散步时，老校长刘道玉依然会被许多年轻的学生认出来。虽然他卸任校长已经二十多年了，但这位“永远的校长”留下的武大改革故事，却在一代代学生中口耳相传。刘道玉是南方周末“中国梦”致敬的第二位大学校长（第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 主页 )前校长江平），2012年11月17日“中国梦致敬盛典”那天，刘道玉还差一周就是80岁生日了，作家莫言托好友、翻译家许金龙送来一幅“打油诗”：“先生声名重，改革举大旗。敢为天下先，甘做护春泥。桃李遍九州，文章焕万世。八十正当年，百岁众人期。” 11月24日，刘道玉在武汉的80岁生日正日子，大家为他举办了庆祝活动，老校长却又将它变成了一次为教育改革呼喊的机会。在这场以“创造教育”为主题的论坛上，他介绍了自己设计的创新体系。就像他自己所说的，1980年代主政武大期间，他是改革实践的拓荒牛；离开校长职位后，他就成了为中国教育改革昼夜啼叫的杜鹃鸟。校长没有部长权大，但可以做事南方周末：你的教育理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根的？刘道玉：我在中学时代读过一本书，叫做《炸药大王诺贝尔的故事》，那时我就希望自己未来能成为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但是在32岁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副教务长，39岁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48岁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这就意味着我失去了化学家的舞台——化学实验室。这时我的想法就在转变，从要做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转化为培养更多的发明创造人才。所以我研究创造教育，通过创造教育能培养更多的学生成为发明家，这比我个人成为发明家的意义更大。南方周末：在武汉大学任职期间，你曾被借调至教育部工作，出任党组成员和高等教育司司长。但你在工作了一两年之后，坚决要求回到武大，为什么不愿意在教育部继续工作？刘道玉：当时很多人也感到很惋惜，我担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综合司司长时才45岁，被认为是年轻有为，提拔副部长指日可待。但我知道，我的性格不适合做官，平生也留下了一个志愿，不想做官，更不愿意做京官——天子脚下难做事，你走快了，说你冒进；走慢了，说你保守。所以自古就有“京官难当”的说法。当校长当然没有当部长、省长权力大，但是我可以扎扎实实地做一番我想做的事业。南方周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留在教育部当上部长，甚至做到更高层，那就可以更好地推动教育改革，有没有这个可能？刘道玉：的确有人质疑我：你要当了教育部长，就有更大的舞台，能够领导全国教育改革。我认为这是理想状态，在中国的现实中是不行的。就算我当上了教育部长，也不可能放开手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搞改革。南方周末：所以还不如在一个大学里面，好好地把这个大学给改好？刘道玉：对。为什么在一个大学能够做一些改革的尝试，而在全国不行呢？这就是管理学上的“空隙理论”，在两个圆圈的交汇处有个空白，这个空白就是你的创业机会。我正是在教育部和地方政府这两个“圆圈”之间找到了这样一所大学，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成就了我的改革理想。自由是教育的灵魂南方周末：在武大任职的7年多时间里，你做得最令自己满意的事情是什么？刘道玉：第一件事就是贯彻了我的自由教育理念，营造了武汉大学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自由是教育的灵魂。我那个时候允许学生不上课，允许学生自由选专业，允许学生跳级，允许学生留长发，穿喇叭裤，允许跳交谊舞，谈恋爱。很多学校晚上十点钟要把电闸拉掉，学生统一作息——都大学生了，干嘛还统一关电？学生有的喜欢早睡，有的喜欢晚睡，统一关灯的结果是那些夜猫子躺在床上睡不着。所以我不同意统一关灯，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决定。当时有清华大学( 主页 )、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同济大学( 主页 )的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来，真自由。连北京大学( 主页 )的几个院士都要调到武大工作。第二件事，我创建了一系列新的教学制度：学分制、插班生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导师制、转学制等等，这些制度，至今还没有人超越，也被别的学校所效仿。另外，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始终抓本科教学不放松。为什么？因为本科教育培养的是大量要走向社会的人才，如果本科教育抓不好，我们为社会提供的就是不合格的产品，甚至是废品。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中心任务，也是短板，用多大的力气来抓都不为过，可是，我们的重点大学不重视本科教学，有几个大师、几个院士教本科课程的？这就是所谓的“教学是支出，科学研究是收入”。去年云南大学( 主页 )有一个副教授说，我才不会去全心全意地搞教学，那样是“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说这种话的人是个别的，但是重科研、轻教学的思想在大学里是普遍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教育质量是提不高的。南方周末：反过来，有没有失败的教训？刘道玉：我最大的失败和损失，就是没有处理好与教育部及省委的关系。我的个性太强，观点太强硬，缺乏灵活性，缺乏策略和变通方法。我曾经跟教育部领导进行了三次辩论，当面拍桌子，指责对方无知、浅薄、偏见。你说有校长敢对上司这样吗？我跟省委书记也曾拍过桌子。我的这些性格可能是导致我在校长这个职位上不能持久的重要原因。其实，我个人被免职是小事，因为我本来不想当官，免职了，我没有任何遗憾，无官一身轻。但是，武汉大学热火朝天的改革事业，也戛然而止，很可惜。南方周末：你曾在上级领导面前说教育战线是最保守的？刘道玉：是的。我跟他说：教育是最保守的一个战线，有的官员不学习，不调查研究，不深入基层，不了解情况，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一举手一投足皆出错。当然我这话都说得很绝对，这跟我的个性有关。我这个人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说话就要说得明明白白，不像有些人说话爱拐弯抹角。发展≠改革南方周末：离开武大校长的职位后，你又进行了其他的教育改革尝试。刘道玉：我办过一个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办了六年，想要推行创造教育，因为创造教育要从幼儿开始，这是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共同得出的研究结论。有人不理解一个大学校长为何要去办一个中小学，但我是把这所学校作为改革的试验田。六年的实验，确实获得了丰收。可惜，投资人最初骗我说，他赚了很多钱要投资教育，我信了，结果他是利用教育，空手套白狼赚钱，到了最后入不敷出，学校被迫关门了。这使我很成功的改革实践又戛然而止了，当然令我痛心。南方周末：没有了施展理念的舞台，你就专心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了。刘道玉：我没有舞台了，就大量写文章，从理论上研究，发现教育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个人见解。我出版过一本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最近新修订，改名为《拓荒与呐喊》。我说我在任就是一头拓荒牛，埋头耕耘开拓；被免职以后，我没有舞台了，就变成一只杜鹃鸟，昼夜地啼叫呐喊。南方周末：你在教育研究工作中自认为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刘道玉：我正在写《理想大学》这本书，它是我最想写的一本书，也是我最想留给后世的一本书。这本书会反映我对未来教育的理想。未来大学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设计了一个教育仓储模式。就像仓储超市一样，那里应有尽有，顾客可以任意挑选，不受任何限制。我想未来的学生进入这个教育超市，就是自由选购。我们的领导者就是组织这个仓储超市的各种资源，规定仓储的游戏规则。我们的教师是这个超级教育超市的导购。这是我异想天开的想法，我会把这个教育仓储超市详细地加以描述。南方周末：你如何评价近二十多年来的教育改革成果？刘道玉：应该说我们的教育有发展，办学的条件有提高，教育经费有很大的增长，硬件设备有很大的改善。这是这二十多年教育发展的成就，我们有目共睹。但这是发展，还不是真正的改革。改革和发展不是一个概念。发展是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条件的改善；而改革是质的改变。有位教育界的领导曾说，我们国家的“两基”达标率都超过95%，就是教育改革成功的表现，这就混淆了改革和发展的界限。另外，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大学学制是四年，八个学期。第八个学期，绝大多数大学都不上课了。我1980年代当校长时，第八个学期，不到7月15日，拿不到毕业证。现在是3月份就“放羊”了，美其名曰是去找工作。你说怎么能保证质量呢？用产业上的话，就是偷工减料。所以行家们认为，现在的硕士不如1980年代的本科毕业生，现在的本科生不如解放初期的高中生。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你看看报纸上，我们校长们、教授们，一天到晚就在赞颂现在教育的大好形势，大好成绩，巨大成就，这就是看问题不同。17世纪法国有一个画家，叫夏尔丹，他说了一句话，观察事物是重要的，观察事物的角度同样重要。对同样一个事情，对同样一个现象，看法的不同，得到的是迥然不同的结论。改革者的意义南方周末：你有没有想过，回顾这一辈子，如果没有选择教育，你会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生状态？刘道玉：当然想过。如果我没有回武汉大学，而是在留苏回国之后接受周总理的建议进入军事科学院，那么我会成为一名将军。如果我没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校长，而是在学校从事化学教学研究工作，我可能成为一个比较有成就的化学家。我这一生，离不开一个苦字，从小在农村受苦，读大学又是十年寒窗苦读，被历史推到大学岗位上，又是埋头苦干。我的书房虽然不大，但还有个书斋的名称，叫“寒宬斋”。寒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寒”。宬，就是藏书的房子。书房当然是要藏书的，但是我这里用这个“宬”字，别有一番用意——它反映了人的成功道路，你要想成，就必须掀掉头上的盖子。南方周末：你曾说自己这一辈子“什么都超前”：32岁当副校务长，44岁当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当武大校长，54岁被免除了校长职务。那么，你认为自己现在所提的很多教育改革建议是不是也“超前”了？刘道玉：我自认为是一个超前的人，认知也超前，思想超前。现在很多校长54岁才正式出任，而我就已经被免职了。我觉得理想主义者和务实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理想主义者对现实的很多东西总认为不完美、不满意，总要想改它，追求事物最完美的状态。而现实派认为现成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培根有一句名言：新东西再好，人们也会因为不适应它而反对它；旧事物尽管有很多问题，因为人们适应它，所以愿意保护它。但是改革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意义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存在的价值，就是让后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他们可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他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曙光的时候就已经被浪潮淹没了，但是后人会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刘道玉与易中天对谈易中天：1982年也就是30年前，我第一次上你家里去，那时候您是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但是家里非常简陋和狭窄，只有两房一厅。我很奇怪校长为什么住得这么差。您说：只要武汉大学教师的住宿问题没有解决，我刘道玉绝不住大房子。您当年住在那样的陋室里有中国梦吗？刘道玉：我心中一直有梦，我被任命为校长是48岁。1980年代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氛围非常浓厚，我赶上了那个好时代。我记得胡耀邦同志有一句名言：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我坚决响应胡耀邦的号召，尽心实践教育改革。改革从哪里开始？我认为：教育需要自由，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因此我改革的起步，就是营造武汉大学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易中天：您认为，我们的教育、学术怎样才能自由？刘道玉：关键问题是解放思想，尊敬学生的选择权，尊重学生的自由、人格，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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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是教育家吗？: hcrm 2012-11-16 09:50; 卡尔·马克思（ KarlHeinrichMarx ）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在全世界也享有盛誉， 1999年还被英国广播公司（BBC）评选为 “千年第一思想家”，紧随其后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们都是犹太人。卡尔·马克思一生获得的荣誉，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如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我们不得而知，他本人会如何看待这些赞誉？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对近、现代世界的影响可谓深远。因而，这两个“大胡子”都有“导师”之誉。我们知道，在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导师是指导他人学习、进修或撰写学术论文的教师或科研人员。那么，卡尔·马克思是教育家吗？首先，关于教育的释义，东西方是有所不同的：在中国，“教育” 始见于《孟子 · 尽心上》：“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说文解字》解释为：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而将二者合一，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了。在西方，“ 教育 ” 源于拉丁文 educate ，本义为“引出”或“导出”，意即通过一定手段把某种本来潜在于身体和心灵内部的东西引发出来。综合比较，我们古人强调的是“外在教化”，而西方着重于“内在引导”，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因此，站在“教化”的角度，卡尔·马克思是位政治家和哲学家，同“革命导师”比较贴近；如就“引导”来说，卡尔·马克思无疑是位“大教育家”，使我们从内到外都发生了变化。其次，关于教育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期望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综合分析，广义上来说，卡尔·马克思对近、现代人类身心的影响是无以复加的；而狭义上讲，卡尔·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培养过具体的研究生，不过，却有许多人以他的学生自居，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情况表明，卡尔·马克思更倾向于“人类灵魂工程师”之类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人民教师的基本释义，当然，它本身带有特定时代的印痕。我之所以选择卡尔·马克思作为教育家的研究对象，显然想探究的不仅仅是其于他人的影响力，他本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引导”又是怎样的呢？这也是我在思考与探索的，毕竟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或者说有所作为的犹太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卡尔·马克思的人生之路，似乎同他的家族有一定关联，如他的祖父洛宾·列维（RabbinMarcLevy）是一名犹太人律法学家，他的父亲希尔舍·卡尔·马克思（后改名亨利希·马克思）则是一位律师，与社会学有着渊源关系。卡尔·马克思本人一生都在致力于学习和研究社会关系，他 18岁后从波恩大学转学到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尽管他大部分的学习焦点摆在哲学上；他著名的代表作《资本论》，又何尝不是论述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卡尔·马克思曾经受过怎样的教育？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又是怎样影响着人类教育？这些都值得我们作更加深入地探讨，因为他是老师的老师，是一位绝无仅有的导师，他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和生活。 2012年11月16日; 个人分类: 科学论剑|3950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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