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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学生给我的礼物: 热度 5 王铮 2011-9-11 09:36; 教师节学生给我的礼物教师节，学生给我送了花，也收到了学生的贺信。在这些祝贺中，我特别要提到三件事：最令我最高兴的贺信是 12 年前的学生崔丽丽贺信，毕业 9 年了，她还记得我，在当前这个人的关系越来越陌生的世界，她还记得我而且又无所求，我能不高兴吗？据同学们说，她是一个将军的女儿，我从来没有看出来，只知道1969年他爸爸是个先进的排长，作为先进的家人代表，上过天安门侧楼，右边的那个。那时候没有后台的农民子女成为模范是常见的。令我最高兴的鲜花是毕业生李宪振送来的，他牵家带口，放弃工作来北京攻读博士学位，读书期间还要照顾孩子上学，学习、家务两头忙。我一直担心他读不下去，然而他坚持下来了，毕业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一个老师，看到自己的学生克服生活压力，成材了，即使不是参天大树，也是国家的可用之才，我难道不感到一种幸福吗？最让我有幸福感的是学生张帅终于完成了她手中的第一个科研，她改进了过去师兄妹发展的气候变化 IAM ，把它发展为一个八国系统。在这个模型上，最初胡倩立做了个局部均衡模型，接着我们跟着 Nordhaus 长跑，崔丽丽、蒋轶红、郑一萍搞的是两国系统，中国与世界，崔丽丽是模仿，我让蒋轶红加入了干中学，又指导郑一萍加入了碳汇，考虑了各国技术进步率的差异，这个内容很重要，因为用全球平均的技术进步率，会高估中国未来的碳排放。接下来黎华群的论文把它发展为三国系统，这个工作利用龚轶的前期成果，我将 GDP 溢出机制引入了 IAM ，反映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 2006 年张焕波用基因算法实现了发展郑一萍的系统为六国（地区）系统的目标，系统达到了 RICE-1999 的结构水平，而且算法上、模型上做了一系列改进，模型半内生了。接着的 2007 年，以李刚强、吴静为骨干，一个全新的 IAM-RICE 建成了，落后了八年，中国科学的八年之痒啊，不过我们这个模型是有创新的。八年来我们经过论文被拒绝、课题被枪毙、因为 English poor 被退稿的折腾，但是毕竟进步了。这里我不能不感谢第一个给了我这方面课题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感谢第一个敢于发表我们文章的《生态学报》，以及第一个把我们模型介绍到世界上的 Economic Modeling 。 2010 年我们见到 Nordhaus ，他赞扬我们模型，他认为我们在考虑全球经济统一化方面和引入干中学机制方面，超越了 RICE-1999 。然而我们也知道他正在完成 RICE-2010 ，国家类型多了，内生机制复杂了，这是新的差距。回国后我安排张帅把原来的六国系统推广到八国，吴静则探索内生机制的全面化和碳交易机制，试图比他先进一步。然而，最近我们查到 RICE-2010 ，他考虑了更复杂的海洋机制。科学就是这样你追我赶进步的。 2010 年非常遗憾的是，我本来计划带搞多区域 CGE 的孙翊、到碳排放与生活模式关系的刘筱和主要开展建模和软件工程的吴静去访问 Nordhaus ，访问伯克利的能源实验室。可是，吴静签证被拖延了，她研究软件工程，大使馆要审查，直到我们我们会见 Nordhaus 后，她才拿到签证。吴静没有参加交流，有许多影响。然而我们没有退缩。张帅 2012 年毕业，这个新系统， 2012 才可能全面完成。我让张帅读博士，她在面试的最后一刻放弃了。因为她担心自己是女孩，读了博士不容易就业。社会对女性就业的歧视，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我问外国朋友，“你们怎样解决保障女性就业问题？”她说：“有法律呀，通过议会立法。”我们的人大，别讨论该不该恢复繁体字问题了，立点急切的法律吧。想到毛泽东、周恩来做事雷厉风行，抓大放小，难怪许多人怀念毛泽东时代，虽然那时候政协基本上停止活动，成为敬老院了。左起：孙翊、王铮、Nordhaus、刘筱，王铮长得最丑访问实验经济学大师Smith。我们的想法是用实验经济学方法解决气候保护的IAM模型的一些参数估计。现在的困难是没有地方建立实验室。在GMU，与刘筱、黎华群师姐妹与我合影黄蕊与张帅，她们分别在研究中国分区域碳排放控制政策模拟系统和新的RICE。谁说女子不如男？您能猜到Who is who 吗？与黄蕊配合的是师姐刘晓，与张帅配合的是师兄朱潜挺。在建模和软件开发上，谁也不能包打天下，要合作。李宪振的儿子，你希望他是未来的科学家吗？;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5146 次阅读|6 个评论

当前我国气候保护研究应该面临的两个学术挑战: 热度 3 王铮 2011-6-26 18:10; 当前我国气候保护研究应该面临的两个学术挑战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承诺了减排义务，世界上众多的国家也接受了控制本世纪升温不超过 2 ° C 的目标。 2012 年，《京都议定书》承诺的排放期已经到期。这时中国面临两个挑战：第一、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气候保护中承担什么具体责任既能促进国际气候保护又能保护民族的经济利益，保障我国和平发展。第二、一旦中国承诺了碳减排任务，我们将如何实施减排的经济战略，从而保障我国经济保持在平稳增长的轨道上，不至于因为气候保护措施刺激经济危机。正如秦大河（ 2004 ）就指出的，气象事业，关系国家利益。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科学上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我们需要开展气候变化和气候保护的综合评估，目前国际上已经发展了气候变化与气候保护的集成评估模型（ IAM ），作为气候谈判的基础，并且成为科学研究的热点（ Nordhaus ， Boyer ， 2000 ， Stern ， 2006 ， Ackerman ， 2008, 王铮，吴静等， 2010 ）。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中国的这种被动性不可能依靠引进国外模型或使用国外软件解决，因为存在着两方面困难。第一是经济机制不适应发展中国家；第二是那些模型本身没有认识到复杂性。第二，一旦减排目标规定，各国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保障减排政策不导致经济危机，即减排措施不破坏经济的平稳增长，更进一步，如何在减排目标的约束下，发现经济增长的最优平稳路线。这是气候保护经济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国土辽阔，最优平稳减排还需要落实在区域层次，落实到区域层次就提出了减排的时空公平性（ Stanton, Ackerman ， Kartha, 2009 ），因此发展新的分区域的 IAM ，并且在 IAM 基础上提出政策，是我国的国家需求，也是科学发展的前沿。如果，不讲平稳增长，任意提出减排模式，气候保护可能会刺激经济危机。; 个人分类: 为科学而科学|3814 次阅读|3 个评论

科学研究：不要一棵树上吊死: 热度 9 王铮 2011-6-4 09:11; 到上海检查学生的研究工作，其中我过去博士后乐群副教授做的“中国甲烷排放”研究是我负责的“中国与全球碳排放的复杂性”的一部分，要结题了，没有发表一篇文章。我问：“文章，不是你让我看过，投稿了吗？”他回答说：“投了一个中国期刊，审稿人说这个研究敏感，建议杂志社不要发表。等着国家出台政策再说。”乐群是党总支书记，于是文章冷藏了。这就奇观了。任何人研究了，代表他自己的观点，与国家无关，国家怕什么。文章的排放量，是你乐群以及王铮的看法，别人还可以有别的看法。再说我们不研究，外国人反正要研究，到时候，他们拿出数据来，我们束手无策，这样的事情已经多次发生。比如，中国碳减排方案，我们研究了，一个个部门慎重掉。结果上面需要，看不到，只能让西方人牵着鼻子走。听说有位领导同志，为此发了火，投资了怎么不见成果。我学生熊，做了调查，中国有几位学者提出碳排放配额方案，可惜都变成民间科学家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西方国家，有大量研究，各种数据，各种方案，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到谈判时候，他们的政府想用谁用谁，反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以做出他们自己感到最优选择。例如斯特恩方案，丹麦方案。在气候保护问题上，中国太需要这种自由，有了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研究，我们的气候保护方案国家博弈，就有了充分的科学根据。不至于“一棵树上吊死”。顺便说一句，最近有人大量发表用线性统计方法研究的环境的长期情景。我认为这种方法不行，因为长期情景分析，不能用线性模型，前些日子我在 OECD 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发表的演讲就强调这一点。因为“长期”，非线性环节在起作用。实际上，我希望对这种线性模型的结果做出批评，可是，中国有缺少这种气氛。如果我批评了，我担心以后的项目就很难通过“同行专家”评审了，我是个懦夫。科学研究要弛管制，不仅要求政府，也要求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心灵弛管制。附今早《凤凰网》的文章《苏联学术的一个坏传统》，事实上，这个坏传统在中国还在沿袭着。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在全苏国家与法的科学研讨会上，维辛斯基提出了规范说的法的定义，即法是以立法形式规定的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则和为国家政权许可的风俗习惯和公共生活规则的总和，国家为了保护、巩固和发展对于统治阶级有利和惬意的社会关系和秩序，以强制力保护它的执行。这样，维辛斯基的定义成了在相当长的时期维护斯大林时期苏联法制的正统理论。斯徒契卡、帕舒甘尼斯、莱斯涅尔，当时都是苏联建国初期的著名法学家，然而在确定维辛斯基的规范说为法的定义的过程中，他们却遭到了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斯徒契卡受到了批判， 1932 年去世。帕舒甘尼斯早在 1931 年就受到批判， 1937 年被捕，同年九月被处死。 1938 年维辛斯基在第一次全苏法律科学工作者会议上作了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科学的基本任务》的报告，严厉批判了斯徒契卡和帕舒甘尼斯等人，把他们称为暗害分子、破坏分子。直到五十年代这些法学家才得到平反，被恢复了名誉。以行政的力量确定学术争论的是非，把对方不仅看作是学术的对手，而且看作是国家的敌人。这样的做法严重地压制了不同意见，粗暴地践踏了学术民主。通过党和国家的力量，甚至动用国家机器，干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是苏联的一个很坏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批判了苏联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领域的许多僵化的观点，迈出了不小的步伐，但是对它的学术政策的反思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这项任务要远远比具体学科领域的学术观点的批判重要的多，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学术观点发展的环境。政府在科学决策时，在确定某种理论框架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时，不应该像苏联那样压制其他理论和学说的发展，有关部门的领导者应该鼓励各种不同的理论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当然应该鼓励理论家研究社会热点问题，关心党和政府的决策。但是，理论家与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之间决不仅仅是一种宣传和解释的关系，而且还应该包括讨论和批评的关系。只有这样，理论才能发展，政府的决策才能减少失误，才不至于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等到出现大的挫折后才不得不 “ 纠偏 ” 。; 个人分类: 为科学而科学|7185 次阅读|11 个评论

春节：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心愿: 热度 4 王铮 2011-2-3 08:41; 故老相传，大年初一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人向老天爷请的心愿。昨晚，没有拉窗帘，清晨当一阵电话声把我吵醒时，我看到窗外一轮红日正在升起，曙光洒在我身上。这时我想到了南半球的太阳应该夏天，想到了南非，也就产生了一个愿望：老天爷呀，希望 2011 年南非的气候谈判，中国提出自己的全球气候减排方案。作为一个研究气候经济学的科学家，我深深地感到中国在气候保护策略上的被动。每次气候谈判，总是西方国家提出方案，我们去应对。别人的方案当然是要考虑保护好自己的，至于中国受损与否，别人顾不上。在这种情况下，面临国家利益受损的中国当然只能反对这些方案，久而久之，中国被西方国家称为了世界的“绑架者”，而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把二氧化碳排放多了绑架了中国，可是怎么办呢？如人们比喻的，船要沉了，每个乘客都要抛东西到海里才行？可是怎么抛，西方国家有利己方案，我们没有，我们只能被动。关于气候保护的全球减排方案，我们课题组做过多次模拟，比较利弊与风险，可是我就一个普通科学家，身无一官半职，不能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不严谨，意见不能上达天庭，爱国都艰难。偏偏方案优势我们独立自主完成的，打洋人的招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呼吁的份了。不论怎么说，我就有一个愿望，大年初一的第一个念头： 2011 年南非的气候谈判，中国提出自己的全球气候减排方案。窗外，太阳已经升起，很亮。中国已经是个大国了，中国，中国人有这个责任和责任能力。街上想起了鞭炮声，鞭炮声代表着我们中关村这些科学家们还在思考中、希望着。除夕，接到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消息。我的一对学生夫妻，生了个小孩。可喜，可贺。补充一句，那个吵醒我的电话是拨错的。不过我祝他新年快乐。; 个人分类: 为科学而科学|3104 次阅读|4 个评论

关于我们的气候保护软件发布的说明: 王铮 2010-12-1 19:18; 问题重要，敬请推荐。 2010 年 11 月 29 日，在我主持的经济与环境中的政策模拟和地理信息技术学术讨论会上，我们课题组发布了多国气候保护政策模拟系统，在学术会议上发布这个系统是我们课题组的决定，是学术交流的一部分。会上我们公布了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各种方案的评价，发现它们甚为不公平，我们课题组建议国际上讨论的新的对发展中国家公平的减排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是：至 2050 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比 1990 年减少 80% ；苏联地区和其他中等发达国家比 1990 年减少 50%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从 2025 ～ 2030 年开始减排，至 2050 年，中国的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约 28% ，其他发展中国家排放量比 2005 年平均下降约 20% 。在该方案下，至 2050 年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在 450ppm 以下，至 2100 年全球升温将控制在 2 ℃以内，有效实现了全球气候保护的目标；至 2050 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碳排放分别为 0.51 吨碳和 0.43 吨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减排支付的累积 GDP 损失率分别约为 1.6% 和 0.8% 。我们认为，该方案符合全球减排行动中所倡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具有减排有效性和公平性。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由于文稿传输中的失误，《科学时报》报道的文字，苏联地区和其他中等发达国家比 1990 年减少 50% 中的 1990 误为 2005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减排支付的累积 GDP 损失率分别约为 1.6% 和 0.8% 中两个数据的位置颠倒了。敬请有关新闻媒体更正。会上有学者问到，为什么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起点是 2005 而不是 1990 ，我的回答是：冷战结束后，广大发展中国家才得到发展，即使这样他们的人均碳排放仍然低于发达国家。回到 1990 年，等于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会上有学者问，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可以接收减排吗？我的回答是，同舟共济，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减排，到本世纪末，气候变化的升温不能控制在 2 C 以内。在气候问题上，是发达国家绑架了发展中国家。有学者问，你们发布这个方案代表谁：我回答说，发布的是软件，方案是个学术建议。作为学术建议，当然与政府机构无关，也只是中国科学院的一种学术流派意见，只代表我们课题组意见。软件发布的意义在于打破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言堂。; 个人分类: 为科学而科学|4376 次阅读|5 个评论

他没有居高临下，我想这就是大师风范。: 王铮 2010-4-24 12:02; 学过经济学，没有不知道 Samuelsson 的《经济学》，读过 Samuelsson 的《经济学》久就没有人不知道 Nordhaus 了。搞气候保护以来，一直就想见一见理论的始作俑者 Nordhaus ，今天终于到耶鲁来与他见面了。见面，应该说我是怀有拜会的心情。拜会这个词通常用在平民见君王，用在这里表示一种对学问的崇敬，对大师的尊重。会见的时间原定 2 ： 30 ， Nordhaus 改到 3 ： 00 开始，因为他要等一个中国人助手，这个助手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交流。会见开始，我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对他模型推广中，我遇到的困难，比如 DT 2 /9 的 9 只对应升温幅度为 3 C 问题，他告诉我 D 在随升温幅度的变化而变化，是实验获得的参数，他毫不犹豫地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书，问我是否需要，里面是他写的模型原理和参数选取的根据。我当然求之不得。接着我问了了他关于气温上升分带处理的情况，他是采用不同国家不同升温幅度的做法，其中中国区最大升温 2.8 C ，这是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比我们的精细。我们探讨了模型计算中是否要追索到技术部门，他认为没有必要，因为这样做可能反而失去宏观经济模型的优势，也可能因为繁琐的参数估计带来失误。不过他强调了能源替代。都是我认为某些部门划分有助于完成减排政策的最优控制分析 Nordhaus 希望我们共同探讨，让让我们介绍我们的模型。先看结果：我们的减排影响比他计算的影响小，我认为这种差别可能来自我们的模型引入了技术进步是半内生的，他告诉我他的模型已经解决了技术进步内生化问题，也是干中学的，并问我们的学习曲线是否陡，我回答陡，但是陡度一定，他认为应该比较陡，而且不同国家有差别，这也许是我们的差距所在。他告诉我他文章即将发表，下周发给我，看来我需要研究。当然，我们的文章考虑 GDP 溢出，他肯定了我们的改进，我强调 GDP 溢出可能是差距，他没有否认。我又问了他对 IPCC4 对 SRES 模型的看法，他对这些模型的看法与我一致，认为落后了，没有关注人类的主动适应机制，也因为这种适应机制存在，他才认为在 2 C 目标下，中国的碳排放增长可以让维持到 2035 年。他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可以缓和国际上对我国的减排压力。而我们最近的一个分析发现， 2035 年的风险大，最好从 2030 年进入。最后他问我中国的减排政策重点何在？我告诉他，我认为主要要靠能源替代，他说要收碳税，让富人多多承担。这样的效果好。我说了碳税的困难。不过我觉得北京政府提出每人交碳汇费是让穷人替富人纳税。讨论中，他多次感慨地提到建模中前期经验数据的启示很重要。这包括经验数据拟合启示模型和经验数据校正系统参数。我想，这话对我的学生特别有参考意义。 Nordhaus最后在送给我的书上题字，表示研究气候保护，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他没有居高临下，我想这就是大师风范。;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5323 次阅读|2 个评论

总结2008：王铮课题组的政策模拟结果: 王铮 2009-1-17 09:33; 3 月模拟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明显偏离最优增长轨道，增长速度高于平稳增长率 1 个多百分点，应该通过房地产降价降下来。以上海为例，如果降下 20% ，可以让城市居民消费支出解放 22% 左右，其中最有可能拉动的是汽车消费。因为没有专门课题，没有作全国的。主要由朱永彬、利果与我合作完成。 5 月模拟分析中国节能减排需要征收燃料税，征收燃料税应该征收生产税而不是消费税。在对能源消费部门征收碳税后，农村居民收入下降，而城市居民收入增加了；对能源生产部门征收碳税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都增加了；两种不同的情景中，政府的收入和储蓄均下降了；在对能源消费部门征收碳税后， GDP 下降（下降了 0.15%-0.78% ），而对能源生产部门征收碳税后， GDP 却有小幅增加（ 0.03% ）。因此，如果中国采取征收碳税的政策，那么应采取对能源部门征收碳税的政策。主要有吕作奎与我合作完成。 5 月份模拟得到如果保持现有的技术进步速度能源替代速率，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在平稳增长轨道上，中国碳排放高峰出现在 2038 年，能源消费高峰出现在 2040 年左右。 09 年 1 月份得到，如果按照中国的自然增长趋势，在同样的技术进步水平下，不考虑中国的碳排放高峰同时也是能源高峰，出现在 2045 年左右。这个结果是与朱永彬、吴静合作研究得到的。 10 月模拟得到我国金融政策已在当前动荡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将取得较好的经济效应，而在下一阶段，保持人民币汇率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较有效途径，降低汇率有可能把国际经济危机引进中国。其次，降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能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但是对于 GDP 增长作用甚微；而加大货币发行量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若要实施该政策必须将增幅控制在 3.3% ，否则将使我国 GDP 出现负的增长。这是我与吴静合作得到的。 10 月模拟得到，拉动内需，需要启动研究生和农民工这两支消费大军，需要给研究生增加津贴，给农民工给农民工发钱。而且坚持扶房地产不利于拉动消费。 11 月模拟得到，全球减排二氧化碳保护气候的流行方案中， Stern 方案对发展中国家甚为不公平，中国可以接受其对发达国家要求的部分，要求降低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实际上考虑技术进步的存在， Stern 方案过于严厉。这个结论是与吴静、李刚强合作得到的。 11 月总结了从 2007 年到现在的模拟结果发现：北京适合建立研发枢纽城市，而且政策上需要： 1 扶持独立、半独立企业研发企业； 2 推进合作网络，强化标准研究，建设品牌城市； 3 推进支撑研发产业的服务性企业灯塔企业发展。模拟揭示最初的创新者不一定在后来能创新发展，因此北京要保住研发产业龙头地位必须扶持几个企业。这个结论是与李兵、戴霄晔、杨念和刘丽等合作研究得到的。 12 月模拟得到关于拉动内需的产业政策： 1 作为需要投资扶持的产业方向，排在第一位的是高技术产业，排在第二位是设备和原材料制造业。在当前情况下要重点投资扶持高技术产业与制造业结合的产业链，特别要扶持基于高技术的设备与材料制造业和依赖于传统产业产品的高技术产业。 2 日用消费品工业是排在产业拉动效应第三位的产业。这个产业产品的消费群体表现自费欲望最强烈的是农民的大学生、研究生，因此，政府要下决心给农民发放生活补助，并且给大学生、研究生提高学习津贴。 3 无论全国还是北京、社会，金融业的影响不大，所以只要没有冒进的金融政策，金融业本身问题不至于导致我国经济危机。扶持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仍然是重要的。这一点与布什政府从重金融转变为重产业是一致的。这个结果是与肖小文、王勔追合作研究得到的。由于政策模拟器的项目立项一直停顿不前，许多东西没有深入。有人说电影是门遗憾的艺术，科研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希望不要出师未捷身先死。研究生是政策模拟工作的主体。对于政策模拟，我只能想出问题，想出模型进步结构，算法问题，程序设计，都是研究生完成的。; 个人分类: 中国发展问题|5166 次阅读|3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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