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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变天了？不明白这篇文章: 热度 15 lin602 2013-2-6 10:02; 刚刚见中国YAHOO上一篇文章‘不是所有的乡绅都是恶霸’，见： http://cul.cn.yahoo.com/jiaozhen/xiangshen/ 中国几千年的乡绅体制，都是走入贫富极度分化，大量的贫民被饿死，继而产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果农民起义成功，改朝换代，分田地，均田，有的人将这叫---革命！而且这轮回了几千年。刘文彩即使是好地主，文章得出结论为‘不是所有的乡绅都是恶霸’，那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所有的乡绅都是好人呢’？（我看文中的主要思想非常明显）。看看‘红楼梦’与‘水浒传’，这两名著里透出什么气息。为什么这二部小说是名著，因为他揭示出当时的社会（记得红楼梦中的‘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吧’），揭示出人（有权有势的人（高俅，蔡京，贾府）是如何作为的，普通人之间是如何处理各种关系的）。‘红楼梦’这本书甄士隐手中的护身符里面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名字，而是当地‘乡绅’四大家庭。高衙内霸占林冲的老婆，当地父母官将受害人林冲抓去充军而不是惩治犯罪者高俅的儿子高衙内。四大名著并不是共产党推崇出来的哟，曹雪芹并不是政治人物哟，因为他揭示出活生生的社会与人，揭示出社会的恶与人向往善与美。这是成为名著的根本原因。反腐非常重要，文章为什么不从如何建立中国的民主制度入手？而是将现在的腐败与乡绅的失去（即没有刘文彩类的乡绅）相关呢？一朝一朝的农民起义，难道不是乡绅及官僚体制的结果？今天唱‘国际歌’的人不多了，难说今后这首歌不会再大唱起来！同时请大家不要将‘国际歌’与目前的体制与腐败完全等同起来。中国的‘乡绅’经常演变为‘恶霸’，只有社会的民主制度才是中国的正道。; 3278 次阅读|30 个评论

‘刘文彩’们为中国近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热度 5 lin602 2013-1-4 21:52; 1949年新中国成立，没收了当时的地主们的土地归为国家所有。近二、三十年，大量开发区的建立，大量的高速公路，大量的住宅小区，城市扩大了许多，你仔细想过没有，解放前的地主们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开发区、住宅小区等用地，都由政府卖给了企业主及开发商们，而这些地政府自己没有花钱，只花了点拆迁费。而政府却得到了许多卖地的钱，这些钱用来搞基本建设，支出官员工资，建高楼等。而且政府用这些地，基本上没有法律上的问题，因为这些地是国有的，也就是说政府有权利支配它。卖出去相对也没有那么贵。假如这些地还是地主们的，那情况就相当不一样了，一是征用比较困难，这些地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的命根子，原则上他们不愿意出手。二是如果从他们手中买，价格上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了。加上这些地主们一般都有势力，许多人都是地方上的‘官员’，甚至操纵着地方政府与黑社会，从他们手中要买地，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这推理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呵呵。看看台湾，许多楼房都好几十年了，因为都是私人房子，所以一般要动一下是非常困难的。 ‘刘文彩’式的地主们，是不是对近期中国高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请说说你的看法。; 3621 次阅读|15 个评论

革命与地主的女人: 热度 3 xuxiujiang 2012-11-1 09:35; 男人是世界的征服者，却是女人的被征服者。泥脚杆子的革命者，消灭了地主，霸占了地主的女人，表面上看，这是革命者对地主阶级的全面胜利。然而，这却是革命者失败的开始。地主的女人在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腐蚀了革命者，在地主的女人面前，革命的男人，显得委琐，无知，失去了豪气、也失去了自信。地主的女人消磨了男人的革命意志，最终颠覆了革命。这就是革命成功以后的岁月到处发生的故事。革命的男人，成了地主的女婿，最终就变成了新兴地主，于是，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就变成了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地主的女人复活了地主结集的封建传统，这种死灰复燃的糟粕，成了腐败的温床; 1780 次阅读|3 个评论

钓鱼岛的"地主"，栗原国起: 热度 1 liuliangyun 2012-9-3 08:48; 钓鱼岛问题牵动了所有国人的心，无数次听到了日本“购买”、“国有化”等词语，google和baidu了一下，找到了钓鱼岛的“地主”，来源见百度百科。如果百度资料是准确的，日本人占据钓鱼岛是1895年的事情，即甲午战争的后一年，应该适用二战后日本应归还的领土，可参照台湾群岛和日俄千页群岛。遗憾的是二战各条约文字中没有明确钓鱼岛，有较大推测余地。 http://baike.baidu.com/view/8603277.htm 栗原国起百科名片栗原国起，钓鱼岛所谓的日本“拥有者”，日本埼玉县大宫市企业家。日本称钓鱼岛为“尖阁诸岛”，声称由埼玉县栗原家族持有，并交由冲绳县管辖。简介　　钓鱼岛现在的“地主”是一个姓栗原的家族，在埼玉县经营一家不动产公司。现在的“土地所有者”为栗原国起，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叫栗原和子（另有媒体称是栗原美代子），弟弟叫栗原弘行。　　1972年，埼玉县大宫市企业家栗原国起向古贺家买下南小岛和北小岛，1978年古贺善次去世，其妻花子将钓鱼岛卖给栗原家。包括美国统治时期直到现在，岛主都与日本政府缔结租赁契约。　　栗原国起“购下”钓鱼岛后只曾登岛一次，他在琦玉县经营结婚仪式馆，且连续17代是大宫的大地主，他表示与任何政治团体没有关系，并表明永远都不会转售岛屿，要“永远保持自然未开发状态”。　　栗原国起曾出现在朝日电视台有关钓鱼岛的节目中，坚称会守住祖先的土地，并称钓鱼岛就是日本领土。　　2011年还曾对外宣称拒绝了一笔来自外国企业价值40亿日元的购买钓鱼岛意向（朝日电视台称，外国企业出价为350亿日元）。日本媒体传言，外国求购者有中国背景。　　2012年4月，日本极右政客、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称，东京都政府将于2012年内从钓鱼岛的“拥有者”手中收购部分岛屿，并声称收购计划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栗原国起的弟弟栗原弘行称正在与东京都政府商谈“出售”钓鱼岛问题。 “岛主”问题　　钓鱼岛是中国在明朝或之前已发现的岛屿，明朝及清朝开始亦已对钓鱼岛有实质控制，并将其划为台湾附属岛屿，然而日本则以清朝政府没有对钓鱼岛有主权宣示行为，故日方可以基于“无主地”先占的法理取得该岛主权。　　1895年，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到钓鱼岛开垦，日本内务省1896年8月以免使用费及期限30年为条件，将钓鱼岛“租借”给古贺，他则在岛上建造码头、海产加工工厂、宿舍等，从事鸟毛、贝类、珊瑚、玳瑁加工，并制造各种鱼类罐头，并种植农作物，至1909年时共有90户共248人在岛上居住，古贺辰四郎的次子古贺善次则于1918年继承钓鱼岛的事业。　　钓鱼岛的无偿租借期1926年届满，古贺善次向日本政府缴纳租金，至1932年成功向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而钓鱼岛列屿除大正岛仍是日本国有地，其余包括钓鱼岛等四个主要小岛，成为古贺家私有地。　　1972年，埼玉县大宫市企业家栗原国起向古贺家“买下”钓鱼岛列屿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古贺善次1978年去世后，其妻花子将钓鱼岛卖给栗原家，栗原则将岛屿租回日本政府管理，如2010年度，日本政府要支付钓鱼岛2110万日圆租金；北小岛和南小岛则要150万和190万日圆租金；黄尾屿“拥有者”为栗原和子，租金不公开。; 3948 次阅读|1 个评论

别吵，麦茬现在不必烧了: 热度 24 gfcao 2012-6-14 08:15; 科学网有时有点像幼儿园，竟然能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常识争论不休，这不，农民几十年沿袭下来的烧麦茬问题也成了科学网争论的焦点，而且说得那么的煞有其事。俺也是农民出身，虽说俺小学同学讥笑俺小时候过的是地主生活，但俺的确种过地，插过秧，也收过麦子。不过俺们家乡那时不时髦烧麦秆，更不会烧麦茬，大麦一般都是连根拔起的，那时为了拔麦子，我的手经常会磨出水泡,小麦一般都是刀子割。那些麦秆是很好的柴火，可不能随便烧了。小时候我们小朋友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躲在麦秆堆成的草窝后面捉迷藏。割麦子自然就会留下麦茬，我们家乡从不烧麦茬，而是直接扔在地里，随着土地翻耕，这些麦茬会慢慢腐蚀成为肥料，不过翻耕起来有点麻烦。昨日去看我的父亲，他老人家告诉我，现在老家插秧比过去省事多了，不必翻耕麦田，直接往麦田里放水，然后将稻谷撒到地里，既省了耕地，又省了育秧与插秧过程。父亲说：“唯一的难点是这样撒进地里的稻子将来不好除草，因为种子撒在地里不像插的秧苗那样很整齐，所以要在撒稻谷之前用一下除草剂。”我有点奇怪，用了除草剂可以不长草，难道秧苗不怕除草剂？这似乎涉及到另一个曾经争论不休的问题：转基因水稻，难不成现在农民已经用上了转基因种子？果真如此的话，未来中国人吃大米还能有选择吗？; 个人分类: 休闲|5166 次阅读|66 个评论

[转载]“土地革命”与苏区经济成败：红军不得不长征的隐秘缘由: wya 2012-3-20 09:18; 历史终究回归真相。 http://news.qq.com/zt2012/zxzg/1931.htm?pgv_ref=aio “土地革命”与苏区经济成败：红军不得不长征的隐秘缘由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者，多半都听过“苏维埃”这个词语。但要细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恐怕也有许多人答不上来。非止今日，在“苏维埃”最流行的二、三十年代，民众同样大多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譬如在陕西栒邑，县苏维埃政府1927年成立时，“当时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苏维埃是什么意思，群众经常议论。有人说苏维埃是个人，他还见过，其他人也无法解释和反驳。”（马志超,《咸阳党史资料集·栒邑起义亲历记》）据沈志华编著《中苏关系史纲》的描述，“‘苏维埃’，是一个纯粹俄国的名词，意思是‘会议’ 。它之成为特有名词，是因为俄国1905年革命时出现过一种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被简称为‘苏维埃’。由于它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的双重性质，很适合于共产党人用来领导工人对政府的斗争 ……并在革命胜利后用它作为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的代名词，以便于贯彻阶级专政的意图。” 上述描述总结了“苏维埃”在苏联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其一是“工人”；其二是“阶级斗争”或曰“阶级专政”。为了凑齐这两大要素，苏维埃体制虽然很早就被引入了中国，甚至于在1930年前后已经在农村地区大量建立地区性的“苏维埃政权”，但中共中央始终不愿意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即便苏联因“中东路事件”的需要而不断催促。直到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做出了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解释，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中共的干部和工人骨干才开始大量——按共产国际的要求，是60%——向农村地区转移。在这样一种近似于被共产国际强迫执行的背景下，193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首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宣布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地主到底占多少土地，佃户究竟交多少地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意味着中共已将工作的重心暂时从城市“工人暴动”转移到了农村“土地革命”。搞“土地革命”，自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农村土地的占有情况，具体而言，就是地主占了多少地，富农、中农、贫农、佃农又占了多少地。这既是“土地革命”是否必要的依据，也决定着“革命”应该深入到何种程度。【地主占有农村耕地的30%，而不是70%-80%】 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道：“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以户为单位计算），而他们占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况，则达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此后，“占人口户数8%左右的地主富农，控制着70%-80%的耕地”，就成了“历史常识”。毛泽东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何在，目前尚无人知晓。但毛氏1930年所做的《寻乌调查》，并不能支撑其1947年的这个论断。据《寻乌调查》，寻乌全县农村人口中大地主（收租500石以上）占0.045%；中地主（收租300石到500石）占0.4%；小地主（收租200石以下）占3%；富农（有余钱放债）占4%，中农（粮食够吃不欠债）占18.255%，贫农（粮食不够吃欠债）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农占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40%，地主占30%，农民占30%。中共其他的实地调查数据也不能支持毛氏的论断。1927年11月发布的《鄱阳党团工作报告》里有一张江西乐平的《农村经济比较表》，是中共地方组织实地调查的结果。该表显示数据如下：阶级 % 土地最多的土地最少的土豪 2% 1000亩（约10家） 500亩自耕农 40% 50亩 20亩半自耕农 30% 20亩 5亩佃农 5% 5亩 / 雇农 5% / / (据《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合编) 国民党同样重视农村土地改革问题，也留下了诸多调查数据。有意思的是，国民政府的调查数据，与上述中共方面的调查数据，并无太大的差异。譬如：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17省869县的调查数据显示，地主户数占7%，土地拥有量为38%；再如：1934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22省的调查显示，地主户数占5%，土地拥有量为34%。这些数据，和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大体上是一致的。中立人士的调查数据，与国、共两党的结论，也没有太大差距。曾创办金陵大学农经系的J . L.Buck教授，1921至1925年间以及1928至1936年间，先后在中国主持过两次大型的农村经济调查。首次调查范围覆盖7省17县2866个农家，之后据调查材料撰写成《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二次调查扩展至22省38256个农家，编著成《中国土地利用》一书。Buck教授的结论是： “有些私有的土地，被地主占有，分给佃农耕种，成为中国重要的问题之一。可是其幅度常有被过度估计的情事。(实际上)不到四分之三的土地，为耕种人所领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土地，用于佃赁。在产小麦的地区，耕种人自有的情形多，占(全部土地之)八分之七，与之相较，产稻谷的地区，自有土地为五分之三。将农民分为不同的门类是另一种衡量佃赁程度的办法：半数以上的农民为全自耕农；不到三分之一为半自耕农；其他百分之十七为佃农。” 具体的到中央苏区，可以参考学者黄道炫的研究结论：“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综合看，这一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而言，该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一九二○—一九四○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换言之，中国近代农村社会，是一个自耕农社会，而不是一个佃农社会。【佃户交给地主的产出不是70%-80%，而是30%】以上文所引江西乐平《农村经济比较表》来看，虽然地主占有耕地远远没有夸张到70%-80%，但存在租佃关系的农民（半自耕农、佃农、雇农），仍有40%的比例。如此，地租率（土地实际产出与上交给地主部分之间的比例）的高低，在反映农民受地主压迫程度这个问题上，仍然很关键。以往的说法，是佃户们70%-80%的产出被地主拿走了。这个数据是想当然的，目前保存下来的明清两代乃至民国的租佃契约里所规定的地租额，大多数相当于土地正常产出的50%左右。但这个书面上的地租额，还并不等于佃户实际缴纳的地租率。其原因有很多个方面，譬如：（1）收租的对象并不是土地上出产的全部农产品。林则徐在《江南催拼科稻编》里说，吴地的习俗，是地里所种麦子的收入全归佃户，所种的稻谷则要给地主家交租。所以当地的佃农都喜欢种麦子，不喜欢种早稻。麦子作为土地上的“副产品”，不用交租，所以吴地农民普遍执行两熟制，种一季麦子，再种一季水稻。这种两熟制一直保持到民国，下文还会说到。（2）也不是所有租种的土地都需要交租。譬如在南方许多地方，只有水田才计算地租，其他附带在水田上面的旱地、山林、水塘，既不计算面积，更不计算地租。产出则全归佃户所有。（3）地租常常是要打折的。明末人耿橘大谈起江苏常熟的田租，称其实际收租比率不过80%；清代道光年间华亭县的数据显示，上等好田，也最多只能收到80%的地租，最差的则可能只收到50%；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佃户抗租的悠久传统，一方面则是传统乡约的控制，正如清人汪辉祖《双节堂庸训》里所说：“偶遇歉岁，自有乡例可循”。具体到民国年间的地租率，以吴地松江为例，据学者邢丙彦的考察，民国20-30年代，在正常年景下，因为两熟制及其他因素的存在，“每亩租佃田地的地租率：仅以秋熟稻谷产量计，为40％；而以全年粮食产量计，则为32％”（《民国时期松江地主收租组织的地租额和地租率》）。学者高王凌的研究结论也与之呼应：“鉴于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同时，由于地租并不像通常所说占有产量的50%，而大约只有40%左右;这样算来(70%-80%乘以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30%左右。”（《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综上所述，只有承认这样一种地主土地占有率（30%）和地租率（30%），才能解释中共方面所留下的关于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宁冈县的这番描述： “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普通一个人生活，有一元多钱就可度过一个月。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出产以米为大宗，茶油、米、花生、豆次之，…… 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央苏区成也“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 澄清地主对土地的实际占有率及其对佃户的“实际剥削率”（地租率），其实是想澄清另一个重要问题：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土地革命”风暴在中国广袤的农村风生水起，在推动革命进程上屡试不爽，其真实原因既然不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主的高度剥削，那么，其革命动力究竟何在？【民国农村全面破败，不但农民生计艰难，地主也大量破产】土地集中程度和地租率没有宣传语境里那么高，并不意味着民国的农村是一片繁华景象。相反，民国农村的破败程度，甚至超过了晚清。以福建为例：193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福建全省“平时已有百分之二十四系以甘薯充饥者，以豆麦及其他粮食充饥者亦占百分之八”；1929年一份莆田地区的调查则显示，莆田盐田民众“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一位30年代在福建诏安担任区长的国民党人，在搜查一位共产党嫌疑人的住所后，留下这样一段令人心酸的文字： “我目睹着那陈旧的织满了蛛网的卧床上，堆着破结腐旧的棉褥，壁角无秩序地安放几粒甘薯，好像是他们唯一的粮食，心头着实不好过。这被告的名字叫杨肥，有一个‘愁容可掬’的妻子和一个跛足的男孩，我当时这样想，如果猫虎地据报就把这个匪嫌的杨某砍了头，他这两位妻儿，他的结果又要怎样呢？” 这种破败，不仅仅限于自耕农和租佃农民，地主们也同样陷入困境。中共方面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在谈及49年前的农村经济时，曾中肯地说道：“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薛氏还敏锐地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地主庄宗国，坐拥四百多坎盐田，其生活标准是：“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这种全面破败，是西方经济强势冲击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化不可避免的阵痛】自耕农和佃农们吃红薯粥，中小地主普遍借债，大地主则吃地瓜干……农村普遍破败的根源何在？蒋介石曾一度将其归结为科举废除之后，土豪劣绅取代原来有素质的乡绅控制了乡村社会，蒋氏说：“从前社会，有秀才地方，以秀才为领袖；有举人地方，以举人为领袖，现无此种人，社会因失中心。 ”这种看法，与中共归因于地主土豪的宣传其实区别不大。但这种看法得不到当日学界和国民党内部的认同。学界的看法，以胡适及《现代评论》杂志撰稿人群体为代表。在胡适看来，民国农村的普遍衰败，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同时又遭遇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结果。胡适具体总结了两大原因：（1）西方经济的强势冲击，使中国农村粗疏的的主、副业无力抵抗，“如西洋妇女剪发盛行，而我国的发网业衰落，如中俄商业断绝，而洋庄茶业破产，如世界经济萧条，而我国蚕丝皮货都大衰落”；（2）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剧农村衰败， “都还是由于国内政治的不良，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从农村救济谈到无为的政治》）学者张元济对1920年代中国农村破败根源的观察，与胡氏相当一致，也认为是受了世界化的冲击。张氏说：“大家都说农村破产。谁破这农村的产？不是别人，是我们破的。乡下人供给我们的衣食和使用，我们不要吃他，吃外国货；不要穿他，穿外国货；不要用他，用外国货。乡下人辛辛苦苦种出来，做出来，换不了钱，养不活生命，只得罢手，懒惰下去，这样农村自然要破产。吃的、穿的太多了，我也说不完。就是用的也不少。单就我们书桌子看一看，也就觉得狠可怕了。我们从前用的笔，是紫毫、羊毫、狼毫、鸡毫，现在是自来墨水笔、铁笔、铅笔了。(近来有人仿造铅笔。我盼望所用铅、木原料都采用本国的原料。)从前用的墨是松烟、油烟，现在红、蓝墨水了。从前……”（《张元济全集·第5卷》）国民党内的意见，也大致如此。1934年3月16日，山东国民党人李天倪向全国经济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救济农村破产提案》，该提案不但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农民的粮食生产饱受廉价进口粮食的压迫，而且通过详细的成本核算，得出农民在现有粮价前提下，种粮收入还不够偿付种粮成本，最后不得不破产的结论： “窃维吾国以农立国，社会、生存、国家命脉胥惟农民是赖，而自耕农之中产阶层尤为经济重心之所寄，……两年以来年丰谷贱，盖以外粮入口贬价倾销，自耕之农亏赔太甚，渐积至今十九已濒破产，倘令此经济中坚摧折以尽，生产增加势将绝望，国何赖焉！去年中央兴复农村委员会曾有提高粮米价格之议，近来宪法初稿亦有平准粮物价格之条，如能切实计划尅日施行，则农民垂绝之生机尚有一线挽回之希望。查吾国农民生活，各地虽有不同，而破产原因要皆以粮价太贱之故。即以山东而论，全国富农不过千分之一二，次农以赋地三四十亩至八九十亩为最普遍，其服田力穑除躬自操作外，仍全恃雇募佣工。故每种赋地一亩，自播种耨获以至登场入食，至少需工七人，工资、伙食贵贱牵算，平均每工计算四角，已近三元之谱。种子、肥料每亩计需四元。每亩纳粮一角六分，附捐称是(每赋地二十五亩纳银一两，每两折征四元，平均每亩应纳如上数。)漕米六分，附捐相等，正附丁漕合计共四角四分。他如乡镇自治公益摊款，自卫民团摊款，虽无确定数目，亦每亩一二角不等，是合计每亩工费已至七元四五角之多。而每亩所得精粮普通不过二百余斤(约斛斗担余)，即价值最贵之小麦每百斤不过三元，其他杂粮价格尤低，即全数卖出，尚不及成本原额。其衣食之资、婚丧之费、世事应酬之消耗将何所取始于？始或举债以周转，渐至举债而不能，欲不破产不可得矣。” 李天倪来自山东，对当地的农村凋敝状况有很切身的体会，这些体会，也体现在他的提案里。李氏说：“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居今日而言，救济农村断非高润之生产议论所能济急，惟有设法提高粮价始足以解此倒悬。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1931-1937）》）【苏区土地革命满足了底层农民欲望，故而能掀起苏维埃运动的狂澜】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地主剥削强度没有以往宣传的那样高，但农村经济确实处于一种全面破败的状态，大部分农民确实都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国民政府和中共苏维埃都同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者的解决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农村复兴运动”；后者的解决措施，则是发起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土地革命”。“农村复兴运动”终于流产，“土地革命”却风起云涌，个中原因，是一目了然的——大量只有5亩、10亩土地的自耕农们，仍然寄望于得到50亩、100亩土地之后，能够摆脱生存的危机。 1928年的一份《CY湘南特委徐林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里说： “农民表现与在未分土地以前绝对不同的则有：A、对苏维埃政府，普遍地认为是他们自己的敢府，随便做什么事，要到苏维埃政府里解决去；B、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就不藏了，并且见到土豪劣绅，立即抓到就杀。C、农村中互相打仗的现象已经没有了，都一心去抵抗敌人，唯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新分得的土地。” 曾担任过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的李六如则说：“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咪咪地催促。” 这种对土地的极度渴望，正是1930年代中国的底层农民虽然大多不能理解“苏维埃”为何物，但却能支持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福建两省范围内，掀起共产主义革命的巨大波澜的真正缘由之所在。各种党史著作将“土地革命”作为这一时期苏维埃运动的核心，是相当准确的。【但土地革命不足以解决农村的全面衰败，为维持革命动力，苏区不得不年年“翻饼”重新“打土豪分田地”】 “土地革命”固然能够发动大量底层民众加入苏维埃革命，但如上文所述，“土地集中”与“地主剥削”既然并不是民国农村衰败的主因，那么，很显然，仅仅依靠单纯的土地重新分配，就并不足以完成农村的复兴。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央苏区可谓成也“土地革命”，败也“土地革命”。学者杨奎松在《中间地带的革命》（2010年版）一书中，是如此描述这种成败玄机的： “仅从1929年到1931年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前，江西范围内的苏区分田运动多半就至少搞了两三次之多。1929年是不管成分如何，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1930年是划阶级定成分，重新分配土地。第二次重分过程中，因为一些地方只注意了形式上的‘平’，没有‘抽肥补瘦’，结果夏天搞了一次，秋天又第二次再分。1931年3月新的土地法草案出台，明文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又引起新一轮更为激烈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在经历了如此频繁的‘翻饼’之后，只因为1931年11月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又颁布了新的土地法令，各苏区于是又开始修改过去的土地分配法，并依据新法令陆续查田分田了……当然，他们对这样的‘翻饼’的负面效果也并非毫无了解，因此每每还是要保证说：‘自此后的土地，农民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举行分配了。’但这一轮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1932年底前后刚刚结束，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来江西中央苏区，否定了过去‘抽肥补瘦’的办法，并怀疑地主豪绅残余和富农有假装革命混入苏维埃机关的情况，因此很快又发动了新一轮的查田运动。因为这一次强调要弄成‘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结果，此番斗争更加激烈。” 中央苏区之所以年年“打土豪分田地”，党内政见分歧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因素却在于：一方面，“土地革命” 是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最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又不可能彻底根除农村的普遍衰败，如此，为了继续推进革命，就惟有不断“翻饼”，一年一次，乃至一年两次、三次，重新“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翻饼”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王明1933年曾撰文《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批评中央苏区的“翻饼”行为：“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曾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避免重新分田”，电文指示：“你们应高度重视苏区的经济政策问题。……无重大原因，要避免重新分田，特别是在老区。分田之后农民应当拥有固定的土地，只没收那些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富农的生产资料。” 【多次“翻饼”之后，连尚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中农，也不可避免地被划成了“地主”】当然，频繁的“翻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通过“打土豪”来筹钱。王明在《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一文中曾如此总结红军筹钱的主要渠道： “以前红军底供给是怎样来的呢？前此红军供给底主要来源，第一，是没收地主、军阀、官僚、绅士等方面的财产及储藏品；第二，占领新区域和新县城市；第三，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晌军装；第四，苏维埃政权在苏区内征收赋税。现在的情形是怎样呢?现在这些方法，其中很多都比较少了成效。” 到1933、1934年左右，上述方法都已失效。具体原因，王明总结为四条：(一)在旧苏区内，地主、绅士、军阀等已经没有了。因此，在这些区域内再没有什么可以没收了。(二)进攻新的县城已经很难，一方面“许多县城都早已操在苏维埃政权手内”，剩下可进攻的只有南昌、抚州、赣州这种防御坚固的大中城市。另一方面，与苏区邻近的“城乡里的地主、官僚、豪绅等，早已将金银细软及一切动产移到上海等大的中心城市里去了，所以近来我们占领了县城，时常多半得不到很多财物和粮晌”。(三)因为蒋介石采取了新的碉堡战术，国民党军队不再冒险深入苏区，“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械也更难了”；(四)征收赋税，“ 由于苏区经济状况底变坏，苏维埃政权在征税时不能不遇着许多客观困难。” 1933年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证实了王明的判断。据毛泽东当年的多次调查，在苏区必须拥有6-10担谷田，才能勉强够吃；但在33年的查田运动中，拥有9担谷田的民众已经被定性为地主了，公略县曾查出“地主”381家(家庭总人口1181人)，没收地主土地5168担，按当时“地主不分田”的政策，这5168担田实际上是这381家“地主”的全部土地，以每户地主两个劳动力计算，每个劳动力拥有的土地不足10担，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这样的家庭都能被划为“地主”，可见经过多次“翻饼”之后，中央苏区确实已经没有地主了。【“土地革命”没能解决苏区的补给问题，舒同说：红军之所以长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频繁翻饼的后果，如王明所说，是“苏区经济状况底变坏”，也可以说是彻底恶化。一方面，是民众对土地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对生产缺乏积极性，担心“将来有一碗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的”；另一方面，随着国民党的围剿压力越来越大，大量的壮丁被征召前往前线，后方生产荒废严重，而后方生产荒废，又反过来导致苏区民众不愿参加“扩红”，甚至于选择逃出苏区。据学者黄道炫的研究： “中央苏区群众集中逃跑始于1933年下半年。首先从边区的万泰、于都、连城等地开始。出现这一问题，查田运动中‘左’的错误是导火索。时任粤赣军区政委的何长工根据其在粤赣工作的经验谈到，由于‘在地方工作中，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限制中农发展的错误的土地政策，使部分群众发生动摇，根据地边沿地区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部分群众‘外逃’的现象’” 一些具体的案例，也反映出群众大规模外逃与查田运动有密切关系。万泰县窑下区郭埠乡不顾当地“贫农团会议”中的反对，强行将一人划为富农，结果两三天内群众“就走了一大批”，这些走了的群众，显然是受到了仅够温饱者也不免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刺激。资溪县由于查田运动，“十余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很多区乡，从数十（人）一批增加到几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走’变而为明刀明枪地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主席秘书走。”（转引自黄道炫《中央苏区的革命》） “土地革命”的极限之所在，恰恰也就是中央苏区发展的极限之所在。经过若干次的“翻饼”之后，1934年的苏区，在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时，无论是物资的补给，还是兵源的补给，都已经难以为继，最终选择长征，是必然之事。正如曾长期在中央苏区担任要职的舒同1947年所总结的那样： “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同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从此，土地革命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图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在第一次全苏大会召开之日的合影。点击看大图：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30年代苏区版画《烧地契》。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道炫先生认为：“虽然闽赣两省地权分布不像曾经认为的那样集中，但地主与贫农间人均占有土地的差距，仍然隐含了土地革命的可能。可以看到，在赣南、闽西地区大多数调查中，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贫困阶层，其人均占有土地不足一亩，以当时的生产能力，这样的占地数量不足以保持基本的生存，而如果人人均分土地，当时闽、赣农村人均普遍能达到两亩左右，勉强可以在正常年景维持温饱。因此，当苏维埃革命以平分土地相号召时，其对多数农民产生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1933年6月毛泽东在瑞金与红军官兵合影(点击可看大图)。1933年开始的“查田运动”，将大量的“中农”打成了富农乃至地主，与毛泽东的初衷背道而驰。在查田运动伊始的动员报告中，毛泽东曾这样强调：“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不许可的。”中农之所以关键，一在于其基数大，二在于中农温饱线上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贫农、雇农们的奋斗目标。但落实到实践，1933年查田运动最大的矛盾在于：不打击中农，就无法满足红军筹款的需求。因此，毛泽东在1933年底的纠偏努力，最终被中央视作右倾而遭到了批判。反围剿行军中的红军战士。因为“土地革命”，苏区群众曾一度踊跃参加红军；也同样因为不间断的“土地革命”，到1933、1934年间，红军“扩红”已经变得相当困难。一份历史文献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而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 司务长们带着伙食大量逃跑，恰恰正反映着中央苏区经济的崩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发行300万经济建设公债的布告。该公债的发行，是基于“苏区经济的困难日益加重，为了保障红军给养，改善工农群众生活，争取粉碎敌‘围剿’”这样一个客观现实。与另一筹款手段“查田运动”几乎同时推出。1933年8月15日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的决议》中说道：“推销300万经济建设公债迅速的将300万经济建设公债推销出去，实是我们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作的一个基本任务，各县必须充分的执行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会同财政人民委员部所拟定的‘发行300万经济建设公债工作大纲’所指出的各项任务，分作以下三期来完成各县所分配的数目：第一期八月完成全县总数的二分之一，第二期九月完成全县总数的四分之一，第三期十月中旬将所余的数目推销清楚。大会并且一致通过，要求中央政府增发经济建设公债200万元，以更充裕经济建设的力量。”在中央苏区经历多次土改“翻饼”之后，如此急迫地限时推销、增发公债，亦可见当时苏区经济的基本状况如何了。中央苏区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债券正面有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林伯渠和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署名，背面有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名章。结束语关键词：共产主义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土地革命自晚清以来，主义繁多，致力改良者有之，鼓舞革命者有之，但中国农村的全面破败，迄今未得到遏止与改善。30年代中央苏区的成与败，不过是这种农村全面破败的因与果的一个缩影罢了。30年代江西苏区土地政策的“翻饼”，也不过是这百年来农村政策“翻饼”的一个缩影罢了。编辑还有几句题外话。此前三期策划，编辑关注了三种“自治”，国民政府的“县政自治”，地方军阀的“村政自治”，以及非政府主导的“宛西自治”，三种模式的结果，均无一例外成就了土豪劣绅们对基层政权的把控。何以如此？其实本期策划是一个回答：在一个农村全面破败的农业中国，“自治”这种事物，是避免不了被底层乡绅拿来做改善家计的手段的；如果“自治”不能有这样的功能，乡绅们就会像宛西那位遭遇民选的财主一样落荒而逃——“自治”固然与素质无关，但得了贫乏病的人，得着“自治”的第一反应，必然不是去问这“自治”当中有多少民主、民权，而是先打量这“自治”能不能治得了自己的“贫乏”；治得了，就拿来改头换面，治不了，就弃若敝屣乃至落荒而逃。这是人之常情。中央苏区的农民们对待“土地革命”的态度，其实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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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 热度 1 duke01361 2012-3-6 23:48; 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事情的可能性好不？佛门的“放下屠刀”，并非直指“杀生”之“屠刀”。而是“恶意”、“恶言”、“恶行”及一切妄想、妄念、迷惑、颠倒、分别和执著。　　比如“杀贼”，并不是杀做贼的人，而是杀做贼的悬念，自我的烦恼。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实是全人去修行：摒弃“妄想”、“分别”、“执著”，明心见性！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谁在修行？佛家修行者不外乎和尚、尼姑，还有在家修行的善男信女。前两种人可能还会希冀着终有一日修成正果，舍弃肉身，圆寂成佛！拥有法力无边的佛法佛性！进入大同极乐！而对于后者而言，则大多只是认同佛学，或崇拜其意旨，所以这些人往往只被称为“俗家弟子”，他们并不一定希冀自我最终能幻化成佛，但却求心中有佛！因此，也便亲修佛性，最终弄个“明心见性”，搞明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如何才能成佛？据《西游记》的意思，历经磨难，矢志不渝地主求并砥信佛法，坚持下去了，最终就有机会成佛！成佛了就是弄明白“我是谁了”懂得自我的“本性”了！这个时候就行同一名研究生经过几年学习可以毕业了！而修佛者自然就可以有望被西天如来授予“佛”这个么“学位”！那么，毕业之后去做什么？或者说毕业之后的就业范围和就业前景如何？去“普度”众生么？去帮助芸芸众生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么！如果大家伙都有机会被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的灵会打破肉身的梽酷么？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又是你看到的“灵”？大德曰生啊！; 个人分类: On Culture|3506 次阅读|1 个评论

晋东北地区：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热度 2 qsqhopeiggcas 2012-2-20 22:40; 在我们命名的晋东北地震区，有朔州市、大同市、阳高县、张家口市、张北县等县市，属于首都圈范围。该地区人口密集，经济较发达。据俺判断，该区地主家的余粮确实不多了，粮仓快见底了，尤其进入 2 月份以来，佃户们今天你一斗、明天我两斗的去地主家要粮食（见表 1 ），地主也快扛不住了。扛不住了，去向政府要救济吧，政府会做好救济与减灾准备的。若政府无动于衷咋办？不会的，相信组织吧。地主家的余粮不多了，大骡子大马也该歇了吧。既然骡马歇了，就给它们找点事儿干吧，派它们去张北 - 大同之间潜伏去吧，去的时候，再带些兄弟如癞蛤蟆、青蛙、鱼啊什么的。如有一天，它们开始耍酒疯、无厘头的闹腾，地主们该知道干嘛了吧。表 1 2012 年 1 月 1 日 - 2 月 18 日晋东北地区地震目录发震日期发震时刻纬度 (°) 经度 (°) 深度 (km) 震级参考地点 2012-1-4 40:58.1 38.22 112.95 18 ML1.1 山西阳曲 2012-1-11 36:38.0 39.92 112.37 16 ML1.3 山西右玉 2012-1-12 20:39.3 38.97 111.65 6 ML2.2 山西五寨 2012-1-24 52:22.2 39.06 113.22 5 ML2.8 山西代县 2012-1-24 35:21.3 40.19 112.31 13 ML1.1 山西右玉 2012-1-26 05:43.1 38.04 112.11 22 ML1.4 山西古交 2012-1-26 46:47.2 39.93 113.82 6 ML1.8 山西大同 2012-1-28 55:53.0 39.22 112.83 10 ML1.2 山西山阴 2012-1-28 23:42.4 38.1 112.42 23 ML1.9 山西阳曲 2012-2-1 30:23.5 37.92 113.87 6 ML1.3 山西平定 2012-2-3 22:03.8 39.51 112.79 8 ML1.2 山西山阴 2012-2-6 50:58.6 38.86 112.97 5 ML1.1 山西原平 2012-2-6 59:53.6 39.22 112.84 14 ML2.2 山西山阴 2012-2-8 15:25.2 38.61 113.04 16 ML1.6 山西定襄 2012-2-8 45:12.9 37.8 112.98 7 ML1.2 山西寿阳 2012-2-9 04:51.5 39.78 112.92 7 ML1.2 山西怀仁 2012-2-9 43:17.2 39.82 113.61 16 ML2.7 山西浑源 2012-2-11 52:37.4 38.06 111.69 5 ML1.1 山西娄烦 2012-2-12 23:17.5 37.88 113.07 11 ML1.1 山西寿阳 2012-2-12 24:30.4 39.84 114.32 5 ML1.2 山西广灵 2012-2-14 24:19.0 38.93 112.83 11 ML1.7 山西原平 2012-2-15 32:25.9 39.93 113.05 6 ML1.3 山西大同 2012-2-15 03:40.7 38.86 113.04 5 ML3.3 山西代县 2012-2-16 24:13.9 38.23 113.45 9 ML1.1 山西盂县 2012-2-17 14:54.0 39.4 113.56 9 ML3.2 山西繁峙 2012-2-18 02:28.2 39.75 112.93 5 ML1.7 山西怀仁 2012-2-18 38:10.3 35.48 110.68 12 ML1.3 山西万荣 2012-2-18 07:42.0 39.37 113.58 6 ML1.3 山西繁峙数据引自： http://data.earthquake.cn/index.do 备注：图片来自网络，无商业目的，仅供娱乐，谢谢。; 个人分类: 热点关注|6696 次阅读|7 个评论

想起了小时候魂牵梦萦的地主女儿: 热度 36 gfcao 2012-1-28 12:14; 循着记忆中的足迹，我走到我们村地主家的老宅，可惜不仅人已西去，老宅也早已变成平地，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那是一栋七架梁的三进瓦房，梁木的直径足有一尺，青砖黑瓦，飞檐翘壁，好不气派。不是我抬举地主，如今许多人家的房子固然流光溢彩，但没有了那古色古香的韵味，缺少了一点文化底蕴，给人一种暴发户的感觉。那套房子是丁字形的，面南朝北三间高大宽敞的瓦房，东西向两间作厨房用的小瓦房。文革期间，生产队没收了三间瓦房，地主一家三口只好住进侧面的两间小屋里。那个地主绝对是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他在外地的一所小学里当教员，平时很少见到他。虽然生产队、学校经常召开批斗会，但他常常不在家，地主婆成了替死鬼。有时候刚好他在家，就把他两口子一起揪上台来，他不卑不亢，不声不响被几个年轻人戴上圆锥形的高帽子、反绑着胳膊推上台，至始至终低着脑袋不说话，有什么问题地主婆一并回答。除了学校搞批斗会比较激烈，生产队的社员们对他一家还算比较友好，批斗归批斗，平时地主婆与大家一起干活谁也没歧视她，如果不是生产队长与大队总支书记鼓动，谁也不会想起开什么批斗会。每次开批斗会就像发神经，无非喊几句口号，要地主或地主婆老实交代，那时有几句标准的问话，队长问：“你们有没有罪？”地主婆回答：“我们有罪。”队长又问：“你们认不认罪？”地主婆又回答：“我们认罪。”如此地主与地主婆可以少受点罪，倘若地主不认罪，那麻烦就大了，不仅口号声震天，而且要受皮肉之苦。地主婆熟悉了批斗的那套程序，把一切罪过都认了，这样也就不用饱受折腾了。不过如果是学校搞批斗会，地主婆就没这么幸运了，那个校长不是个好鸟，拜他所赐，老校长得了神经病，最后失踪了，迄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老教导主任被打残疾了。地主在另一个学校，他管不着，但地主婆在当地就厄运难逃了，学校召开的批斗会远比生产队多，而且更残酷。那时候，学校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忆苦思甜会，请老贫农来诉苦、把地主婆招来开批斗会，然后写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作文，那时写得最多的作文是两类，一类是忆苦思甜，另一类是清明节祭扫烈士墓，每年照例必各写一篇，我们这代人擅长论说文大概也是那时训练出来的。地主家有一独生女儿，天生丽质，在当地算得上一枝独秀。母亲、姐姐年轻时都很漂亮，但她们的美与地主女儿的美不是同一种类型。我母亲、姐姐是那种充满乡土气息的朴实美，而地主家的女儿则浑身散发着一种洋气，一点也不像农村土生土长的孩子。她和我姐姐同岁，比我大了十几岁，一根长长的辫子直挂到腰间，过去乡下女孩子衣着不那么讲究，宽宽大大的衣服把所有的美都掩盖住了，而地主家的女儿衣服则总是那么合身，用现在的时髦话说，那叫凹凸有致、曲线分明。假如说我姐姐是小家碧玉，地主的女儿则是标准的大家闺秀。地主婆与我母亲交好，她女儿有时随她母亲一起到我们家来，于是我就有了欣赏神仙姐姐的机会。我很奇怪我的母亲与地主婆怎会成为“闺中密友”，我母亲性情刚烈，地主婆温文尔雅。别看地主婆平时不言不语，在批斗会的站台上更是服服帖帖，但与我母亲一起时则滔滔不绝，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地主的女儿不仅模样标致，还能歌善舞，她的父母虽然是牛鬼蛇神，社员们对她倒是比较宽容，几乎没遭受什么冲击，还让她参加了大队宣传队，当然主角绝对是不能让她演的，尽管她比别人都要出色。地主一家也算精明，为了掌上明珠免受欺负，便请人介绍与同生产队的一个子弟兵谈起了恋爱，这位子弟兵长着一张蛤蟆嘴，一副黑脸上还有几粒麻子，个头比地主的女儿还稍矮一点，认识他们俩的人一定会觉得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可叹的是造化弄人，这位子弟兵退伍回到家乡，被领导找去谈话，晓以利害，是站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地富反坏右一边与人民为敌？最终这位子弟兵选择了前者，并亲自登台揭发批判地主一家是如何拉拢腐蚀于他的。这还不算，他带着一帮人再次抄了地主的家，把地主家仅有的黄金抄走了。不久以后，地主将他的女儿嫁到了外地，从此再没见过她，只听人说，她在外地生活得很好。拨乱反正时期，生产队将房子还给了地主，地主不要了，依然住在原来的两间小房子里，那套大房子成了生产队的养蚕室。 2012年1月28日写于南京禄口机场; 个人分类: 随笔|8476 次阅读|91 个评论

偶妈一嫂子最近被特别优待 2009-10-29 22:34:37: 热度 1 tang64 2012-1-2 01:21; 偶妈一嫂子最近被特别优待老家ZF又是问寒问暖，又是送房子，10年前孙子上学都困难。最近，来首都办理出境手续，明天顺道来看老娘。都是势利眼，因为她是对岸马某的堂姐。以前军人老妈成分比她还差，官僚地主。母亲大人少年父母双亡，只好离乡参军，我们孩子也就填“革干”了。; 2599 次阅读|1 个评论

一则关于商品房的现代寓言: 蒋高明 2011-10-10 22:09; 蒋高明看到下面的一则笑话，实际上更像是现代版本的寓言，我笑不起来。这是关于商品房的。从所谓公房出售，到旧城改造，到建造别墅，赢的总是地主，亏的总是长工。佩服作者的天才。因为找不到寓言的原创作者，在这里一并致谢并传播之。有考据爱好者，可查一下原创作者名告知本博，便于更新之。从前有个地主，找了很多长工为其干活，地主给长工们盖了一批团结楼住着。一天，地主手下的一名狗腿子对地主说：东家，长工们这几年手上有点钱了，他们住你的房子，每月交租子，不划算，反正他们是要永远住下去的，你干脆把房子卖给他们，起个名堂叫做公房出售！告诉他们房子的产权归他们了，可以把他们这几年攒的钱收回来。地主说：嗯，不错，那租金怎么办？狗腿子说：照收不误呀，起个日本名儿，叫物业费。地主很快实行，赚了好多钱，长工们那个高兴啊！　　过了几年，狗腿子又对地主说：东家，长工们这几年手上又有点钱了，我们把他们的房子拆了盖新的，叫他们再买回去，起个名堂叫做旧城改造，让他们把手上的钱给我们，顺便还可以多盖一些卖给别人，赚更多的钱。于是地主依计行事，但这次有些长工不高兴了，于是地主的家丁派上了用场，长工们打掉牙只好往肚子里咽，地主又赚了好多钱。　　又过了几年，地主的村子发展了，土地更值钱了，狗腿子又对地主说：东家，咱们把这些长工的房子拆了，在这个地方建别墅，拆出来的地盖好房子卖给那些有钱的大款，还能大赚一笔。地主问：长工们不干怎么办？狗腿子说：咱给他们钱多点儿，起个名堂叫货币化安置，再到咱们的猪圈旁边建几栋房子，起个名堂叫经济适用房，给他们修个马车道让他们到那边买房住。地主又问：他们钱不够怎么办？狗腿子说：不要紧，可以从咱家的钱庄里借钱给他们，一年6分利息，咱这钱还能生崽，又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于是地主按此实行。长工们拿到了钱，但地主的经济适用房到现在才建了一间，长工们只好排队等房子，直到现在，还等着呢……。　; 个人分类: 自然与社会|3502 次阅读|0 个评论

所有人都有罪: 热度 19 niehuihua 2011-8-25 22:17; ——王庄的治理手段谨以此文，献给这个互害和共谋的社会。——题记作者：聂辉华依靠舅舅在县里的关系，王伟正当上了王庄的村长。他才28岁，不过是一个流氓无产者，因此很多村民都对王伟正当村长不服气。为此，王村长很苦恼，他便找来村里的王二瘸子商量办法。王二瘸子以前给地主做过帐房先生，文革时差点被革了命，但现在跟历任村长都走得近。村长直截了当地对瘸子说，“我当村长就是要捞钱，但是不想被人告发。你有什么好办法？”瘸子捋了一下他的几根胡须，胸有成竹地说，“这不难。村里人分为三派：支持派、反对派和中立派。你给一些人好处，让他们也贪一点，这些人就变成了支持派。胆小的，不敢惹村长，吓唬吓唬就行了，他们就是中立派。比较难办的是反对派，主要是村里几个识字的，会看《新闻联播》，又了解政策，不好糊弄。”村长说了声“精辟”，接着问，“难道就没有办法将反对派拉下水？”瘸子沉思了一会，回答：“也不是没有办法。明的肯定不行，但外面可以逼他们‘隐性腐败’，抓他们的把柄啊。”“这个办法好！那有没有办法干脆连中立派也搞下水？这样我这个村长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村长一拍大腿，催着瘸子想妙计。两人合计了半天，王庄的治理手段就出台了。第一个赶集日，村长召集村委会开会，讨论修建农田水渠的问题。村委会决定实行承包制，结果村委中的多数成员都承包了长短不一的沟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谁承包谁发财，因为承包价格远高于正常的劳务成本。这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其中少数几个甚至想到乡里去告发他们以权谋私。第二个赶集日，村长又召集村委会开会，讨论退耕还林的问题。村委会宣布，凡是利用荒地植树的，每棵活树每年可向国家申请补贴100元。有人嘀咕了，这荒山野岭的，要是树能成活早就种上了，还等今天？村长笑了笑，“上面每年3月份来检查一次，只要那时树是活的就成。如果有突击检查，我会提前通知大家。明白了吧？”有了村长这话，村民们踊跃申请补贴指标。村长给了自己的亲戚一部分指标，然后将剩下的指标给了上次表达不满意见的人。多数人欣然接受了村长分配的指标，但是有几个村民居然说这是弄虚作假，拒绝了这份人情。第三个赶集日，村长再次召集村委会开会，讨论治理空气污染的问题。原来，王庄每年秋季收玉米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在田地里燃烧玉米秆，这会污染空气。为此，村委会向政府申请了一笔治污补贴，每户每年发200元，只是不能再烧玉米秆。钱很快发到了各户。秋天来临时，村长家照旧烧秆子，其它村民也不甘落后，于是全村人仍旧烧秆子。只是在村民大会上，村长还是要念一下上级关于禁止燃烧玉米秆的文件。但大家都知道这是形式主义，没人会当真，更没人去追查。不久，村长在几次村委会上提议，将村里的林子承包给村长在县里的亲戚，将村里的养猪场改成股份制，村委会成员人人有股份，又将村里的几口大渔塘转给自己承包，同时任命自己的堂弟担任村办工厂的厂长。这些提议都通过了。大多数村民都对村长的行径表示愤怒，但多数人都敢怒而不敢言。有少数几个胆子大的，径直跑到乡里去告发村长贪污受贿。乡里的调查组还没下来，带头告发的王英国却被县林业派出所抓走了，原因是他用新插的树枝冒充树苗，冒领退耕还林补贴。王英国表示不服，说村里人都是这么干的。民警严厉批评他，别人犯法，不代表你就可以犯法，何况你是我们今年抓的典型。最终王英国被处以罚款3000元，那是他一年的纯收入。他痛恨村长，拉拢他的读过初中的侄子王爱民去省里上访，听说还写了详细的状词。上访刚回来，王爱民却被县环保局罚款5000元，并被县公安局派出所行政拘留一个星期，原因是他违规燃烧玉米秆，骗取国家补贴。他说想将功折罪，举报村长也贪占了补贴。县里调查组来村长家检查时，却发现村长家门口堆满了玉米秆，于是王爱民只好继续蹲牢房。从此，王庄再没有人举报村长。村长和村民和平共处。他们仍旧假植树，仍旧烧秆子，对村长和村委会的事情不再过问。年底，王庄荣获了“和谐新农村”称号。; 5565 次阅读|19 个评论

我想骄傲地说，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当过地主: 热度 12 陈安博士 2011-8-10 23:36; 　　赵丽蓉在《打工奇遇》中当“饭托”的时候被安排扮演慈禧太后，她感慨到：我家八辈子贫农，慈禧她成分太高，我当不了。　　就想起一个革命胜利初期的一个有趣的现象，穷光荣。后来，相声里还塑造过“穷光荣”的光辉形象。　　我们封建社会的时间太长，不懂得怎么才叫真正的富裕，很多人觉得当了地主就是富裕了，家里有几百亩地，有些佃户，那还不富。可是不然，其实那还基本上算是穷地主。　　富地主是些啥人物呢？多是除了农村有地，在城里也有买卖的一批人，城乡通吃，粮食大大的，银子也大大的。　　不过，富地主和穷地主依然都是“土地主”，啥是洋地主呢？那就得有点外贸才算得洋地主。比如，我曾经说过历史上那位名声极差但是学问极好的钱谦益先生，娶了秦淮八艳里的头号种子选手柳如是为妻，且今天是明朝高官，明天就能到满族人那里高呼万岁去，被满族人开除了之后又回来当遗老，脸皮绝对是一流的厚度。可是，就这么一位先生，却是位洋地主——他的“外贸”做得相当得好，经常一船一船地和海外交换物品，获取差额利益。　　中国多出产此类“土地主”，靠着勤奋致富，然后地多了租给贫下中农种种，也就这样了。　　即便如此，在那个年头，当个土地主也是要被砍头的事情，其实才有几亩地呀，竟然就成了罪状，而如果再从历史的长河里衡量，简直都是羞死人的事情，别人不说自己都不好意思提，可是，这就该杀了。真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和神奇的国度呀。　　　　而到了今天，在一个国人还不知道真正的富裕为何物的时代，好像那些怀里揣了几个钱或者能hello几声的人就要告诉大家自己是怎么致富滴，故事那个拙劣就别提了，从名著《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到《哈佛女孩叉叉叉》，N多的成功学书籍，一副暴发户的口吻俨然矣。　　于是，我就想，现在的中国人找姓氏的根源，例如包玉刚找历史学家论证自己是包拯的后代，有的人则连西门庆都能论证是自己家的祖宗，真是有其存在的必然逻辑，可谓无奇不有，中华大地真神。我们对于贵族对于光彩或不光彩历史之怀念与敬仰，其内在展示的则是一副虚弱的灵魂。　　那么，知道了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地主，不是土地主，是洋地主，之后呢？可爱的，请你告诉我。; 个人分类: 史论|5229 次阅读|21 个评论

[转载]中国房地产业一个很有名的笑话: 热度 1 Ecosinic 2011-7-10 16:59; 中国的房地产有一个很有名的笑话是这样写的：以前，有个地主有很多地，找了很多长工干活，地主给长工们盖了一批团结楼住着，一天，地主的谋士对地主说：东家，长工们这几年手上有点钱了，他们住你的房子，每月交租子，不划算，反正他们永远住下去，你干脆把房子卖给他们起个名堂叫做 —— 公房出售！告诉他们房子永远归他们了，可以把他们这几年攒的钱收回来，地主说：不错，那租金怎么办？谋士说：照收不误，起个日本名儿，叫物业费！地主很快实行了，赚了好多钱，长工们那个高兴啊！　　过了几年，地主的村子发展成城镇了，有钱人越来越多，没地方住，谋士对地主说：东家，长工们这几年手上又有钱了，咱们给他们盖新房子，起个名堂叫做旧城改造，他们把手上的钱给我们，我们拆了房子盖新的，叫他们再买回去，可以多盖一些卖给别人，地主又实行了，这次，有些长工们不高兴了，地主的家丁派上用途了，长工们打掉牙只好往肚子里咽，地主又赚了好多钱。　　又过了几年，地主的村子发展成大城市了，有钱人更多了，地主的土地更值钱了，谋士对地主说：东家，咱们把这些长工的房子拆了，在这个地方建别墅，拆出来的地盖好房子卖给那些有钱的大款还能赚一笔，地主说：长工们不干怎么办？谋士说：咱给他们钱多点儿，起个名堂叫货币化安置，咱再到咱们的猪圈旁边建房子，起个名堂叫经济适用房，给他们修个马车道让他们到那边买房住，地主说：他们钱不够怎么办？谋士说：从咱家的钱庄借前给他们，一年 6 分利，咱这钱还能生钱崽，又没风险，地主又实行了，长工们拿到钱，地主的经济适用房到现在才建了一间，长工们只好排队等房子，直到现在，还等着呢 …… 于是，长工们开始闹事了，地主有点慌，忙问谋士怎么办？谋士说：赶紧通知长工们，房子要跌价了，别买了，租房住吧，正好把我们的猪圈租给他们，结果，这么多年后，长工们的钱全没了，还在租房住，直到永远！（博主注：编的人比较有才，转的人比较弱智。）; 个人分类: 杂谈|2171 次阅读|1 个评论

最搞笑的事：剩余价值这个算盘一次都没有使用过: 热度 1 iwesun 2011-5-30 16:38; 最搞笑的事：剩余价值这个算盘一次都没有使用过　　　　可真老师把剩余价值比作算盘，现在都用计算器了，不用算盘了。　　但有件最搞笑的事儿，这个算盘一次都没有使用过，就被人供养在庙堂之上了。　　我父亲是工人，是有工时定额的，干一天10元，自己得到1元。　　不知道这个算盘是算盘珠子焊死了，还是根本就没有算盘珠子。　　老蒋就喜欢干这事儿，拿个没珠子的算盘到处给人算命。　　这不成了科学史上最搞笑的事了。　　不知道，贫下中农分地主的财产的时候，算不算是用过一次。　　我搞不清。　　谁还能举出个真的用过一次的例子？; 167 次阅读|1 个评论

家族的故事: cutefay 2009-1-18 20:22; 以前我在博客上写过一篇《名画毁于无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03914 ）的博文，描写了我们家以前的一幅字画。在这篇博文里整合那篇博文的内容，再继续写一些内容，整理成家族的故事。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玄祖父，从他老人家算起祖上五代都在京城经商，富贾一方。当时前门外整个狗尾巴胡同（现在的西单最繁华的地方）都是我们这个大家族的地盘。我玄祖父的爸爸用钱买来一个紫禁城的一个小官，据说当时朝廷的贡品都要从他那里经过，是个肥差。到了民国时期，由于战争，这个家族开始分散，各自逃亡，我玄祖父当时弟兄四个，他最小。他带着家眷逃回了我们山东老家，当时逃亡的时候，他没带多少家产，唯独带了一幅画，这幅画还是他们兄弟四个分家产的时候好不容易打官司得到的。当时是用慈禧太后亲手写的两个大福字的纸包着这幅字画，可见这幅字画的价值有多大。这幅字画一直安然的放在我爷爷家很久，一直放到了文革时期文革时期的时候，中国人对封建的东西过于批判和贬低，我爷爷他们就觉得这幅字画没什么价值，当时中国最贫穷的那一年，爷爷家做斗找不到纸用，就把这幅画和慈禧太后亲手写的福字拿来当废纸来做斗，就这样字画和慈禧太后写的字就被毁了我爸爸从小的时候还见过这幅画，但是我是无缘见到这幅字画了，sigh。因为爷爷他们也不认识画上的字，也不知道究竟是谁的作品。但从这幅字画的经历来看，它应该是一副价值连城的作品，不知道是出自哪位绘画名人之手？我们家族在民国时期各自逃亡，一个大家族从此败落下来，和红楼梦还真有些相似。不知道当时我那些祖先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去年我爷爷到北京来旅游的时候，很想到狗尾巴胡同去看看。可惜现在狗尾巴胡同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唯一和以前一样的是：还照旧是北京市的商业中心地带。不过，这已经不是我们家族的产业了。以上是关于这幅名画的故事，下面再说一下我们家族的其他故事：爷爷的爷爷回到老家之后，虽然带的家产不多，但是用这些家产还是买了不少地，成为村里的地主。后来传到我爷爷这一代，我爷爷不会经营，家越来越败落最后，爷爷把一些地卖给了他的堂兄弟，结果爷爷家变成了中农，而买我爷爷家地的人变成了地主家庭，后来，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爷爷的堂兄弟家遭到了批斗，而我爷爷家相安无事。我前几天在跟几个朋友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情节跟有部有名的小说《活着》里面的剧情很像。我没有看过《活着》，他们这样说，我觉得自己应该去看一下这部小说。今天刚回到家之后问起我爸爸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妈妈说她家也是这种情况，我姥爷的爸爸把家里给败光了，最后家里没有受到批斗，而他的兄弟则还是地主家庭，则受到批斗了。后来爷爷家越过越穷，我爸爸小的时候，我爷爷家可以说是全村最穷的人家之一，家里人口太多，并且除了我爸爸之外全都是女儿，指着我爷爷这点劳动力养活这一大家子很困难。而到了现在，爷爷又变成全村最幸福的人了，因为子女们都很孝顺，爷爷生活上什么也不缺，子女们常常回家看看，并且孙辈很多在读大学、硕士和博士，全村就属我爷爷家出的大学生最多，爷爷心态又很好，非常知足，所以他非常快乐。家族的故事我就暂时道听途说这么多了，就先写这些。; 个人分类: 菲比寻常|4234 次阅读|9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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