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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之道:官员辞职去反腐?
BihongFu2010 2011-10-21 11:11
最近,湖南省衡阳司法局正、副局长因女干部人事安排而大打出手的事,最近在媒体和网络的推波助澜下,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当事人之一的副局长老廖(廖曜中)称已经隐忍上司胡作非为三年多,自己对官场风云已经感到厌倦,即将辞职。这位老兄辞职后的意愿是远离官场,成为一位“为民请命”的律师。下面是他的语录:   ●我就要离开这个公务员队伍,但我一定会与这种人干到底,人一辈子能打倒一个贪官,就是胜利,就是反腐英雄。   ●我当官就是为了研究腐败、反腐败。   ●如今官场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把手权力无限大,有的官没有真才实学,傻瓜都能当,全看后台硬不硬,有没有钱,放不放得下脸,懂不懂厚黑之道。   看了老廖以上的铿锵语录,不知他的愿望能否实现?如果这真是他所想和所为之事,我们应该为他鼓掌,向他致敬!在当今道德和诚信需要大力重建的中国,每一个为官之人是否都应该拥有老廖的耿直之心、自我解剖和反省的勇气。 但是,老廖同志,我要给您提个醒: 在当前的舆论和现实社会环境下,凭您一己之力去反腐,恐怕连自己的性命都难保!但愿您说说就算了,不能太当真!!当一位“为人民服务”的律师,倒挺靠谱!!!
个人分类: 评述|229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胡锦涛:反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生死存亡
热度 2 HeYujian 2011-7-1 17:33
(转自: http://news.sohu.com/20110701/n312198654.shtml )-- 将这个新闻送给回龙圩的贪官污吏们,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中新网7月1日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今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时表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   胡锦涛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胡锦涛说,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滋生腐败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都要反对腐败,认识是清醒的。我们党旗帜鲜明、一以贯之反对腐败,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明显进展,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全党必须警钟长鸣,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胡锦涛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 各级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个人分类: 湖南永州市回龙圩乱砍滥伐、违法乱纪系列报道|1940 次阅读|2 个评论
用几项小变化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热度 1 hj58 2011-4-19 08:04
用几项小变化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黄佶      摘要: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新的观念:“人大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也是中国任何政党获得并行使执政权的机构。”短期内中国民间不可能形成足够强大的、能够制衡官方的力量。拆开党政共同体,让一方去制约另一方,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要使党政真正分开,必须规定党政官员不得相互兼职,并对党政两条线实行不同的考核指标。还应该规定党组织不能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只能利用法律授予人大的巨大权力,以及党在人大中占据的多数席位,通过人大制约政府。这能使党既能控制政府,又不违反宪法。这将使中国的民主政治格局初具雏形。这些改变的幅度都很小,不伤筋动骨,不违背现有法律,不必全国同时行动,可以自下而上逐步试点,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政府依法管人民,人民用人大选票牵制党,党通过人大控制政府。只有建立起这样一个三角形的稳定政治结构,中国才能和谐起来。    ----------------------------      中国的法律已经授予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巨大的权力。人大制度是中国现成的民主机制。但人大目前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有两方面:民间出来竞选人大代表的人太少了,民间的竞选者受到官方的强力阻碍,难以当选。姚立法是一个优秀的来自民间的人大代表,但这样的人凤毛麟角,而且他的竞选受到了强大的阻力,多年奋斗,屡败屡战,但也只担任过一届市级人大代表。      官方为什么要阻止民间人士竞选人大代表?因为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人大是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上的,是专门制约党和政府的。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党害怕人大强大之后,自己被边缘化。虽然党一直强调要坚持对人大的领导,但党知道这是没有法理依据的,总有一天是无法领导的,于是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阻止民间人士当选人大代表,同时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担任人大代表。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来自民间的人大代表占据人大多数席位,进而在中国实现民主,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程。      我们应该转变思想,另辟蹊径。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新的观念:“人大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但也是中国任何政党获得并行使执政权的机构。”人民无法直接管理国家,往往是通过政党行使权力的。因此,人大并不站在任何政党的对立面上,人民可以请任何政党的党员,在人大里代表自己行使权力。因此,只要一个政党的党员占据了一地人大中的多数席位,也就拥有了在当地的执政权;在全国人大中拥有多数席位,就拥有了全中国的执政权。      说白了,树立这个新观念,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引进宪法的框架里,而不是游离在宪法之外。树立这个新观念,就是要告诉党:要通过在人大中占据多数席位来获得执政权,而不再吃历史的老本;而只要在人大中占据了多数席位,就控制了人大,就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而这是完全符合宪法的。因此,宪法、人大和坚持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党不必害怕宪法和人大。党控制人大之后,可以利用法律授予人大的巨大权力,通过人大控制政府,控制整个中国,而这也是符合中国法律的。      树立了这个新观念,就理顺了党-宪法-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迈出了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第一步。相信党自己也希望早日从法理上理顺党和宪法之间的关系,使自己的统治能够名正言顺。      目前在中国,党和政府是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党政一体构成了强大的中国官方,中国没有任何其它力量可以与之抗衡,对其进行制约,于是官方为所欲为,与民争利,甚至鱼肉民众。这是中国当前很多问题的根源。      短期内,中国民间无法出现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制约中国官方。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现实的办法就是拆开党政共同体,让强势的党组织去制约同样强势的政府,而不是让弱势的民众去面对两个强势者的联合体。如何才能做到这点?      人是逐利避害的动物,只要有合适的激励或处罚,人的行为就会发生所需要的变化。学生上课时都喜欢抢教室后面的座位坐,因为做小动作不易被老师发现。但只要老师上课提问时,总是点名叫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起立回答问题,以后上课时学生就会逐渐往前坐,直至第一排也被坐满。因为学生不愿意站起来回答问题,不希望被点到名,于是都尽量不坐最后一排。      如何使党政相互制约?第一,自下而上(至少到省级),逐步做到党政两条线的人员不再相互兼职,例如市长等政府官员不再兼任市党委成员;第二,对党政两条线实行不同的考核指标。例如,对市长的考核指标是 GDP 等经济指标,而对市委书记的考核指标是“人民满意度”等政治指标。谁考核不合格,就会受批评或被撤职。于是在市长积极征地发展经济的同时,市委书记就会主动关注被迁民众是否满意。党政双方博弈妥协的结果就是:地照征,但提高补偿标准,至少不克扣法定的补偿费,使被迁民众满意,至少不让他们不满意。      在遇到新的问题时,可以调整考核指标,进而改变党组织和政府的行为,直至问题消失。例如:如果党组织为了通过考核而取悦农民,坚决反对政府征农田盖工厂,那就可以在对党组织的考核指标中增加一项:“就业率”。这样,党组织的行为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会在充分维护农民利益的同时,支持工厂的建设。      党政分开、分别考核,可以消除很多腐败根源。如果一个人同时兼任区委政法委书记和区公安局长,他就成了该区公安系统的“南霸天”,系统内没有人能够制约他,他的上级不是受害者,相反是他拍马奉承的对象,因此往往会包庇他,即使民怨沸腾,不得不制约他,其制约往往也很迟钝和轻微。因此,应该由两个自然人分别担任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长,并使用不同的考核指标。对政法委书记的考核指标是“冤假错案率低”,对公安局长的考核指标是“犯罪率低”、“破案率高”,那么在后者积极破案的同时,前者就会制约他,防止他刑讯逼供。为了避免政法委书记过度干预公安局长积极查案,可以给两人增加一条共同的考核指标:“当地人民的安全感系数”。各项考核指标,可以在总的考核成绩中占不同的权重,以微调党政官员的行为。      党政分开,不仅人事和考核要分开,财务上也要分开。如果区党委能拿到多少办公经费必须看区财政局的脸色,而区财政局长又是听命于区长的,那么区党委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区政府。因此,党委的办公经费,应该由上级政府拨付,和同级政府无关。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党的工作经费的来源和拨付方式以后还需要继续改革。此为后话,按下不表。      监督和制约者必须独立于被监督和被制约的对象,更不能受制于后者。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纪委受同级党委管,就不能有效监督和制约党委成员。这是中国的纪委系统名存实亡的最基本的原因。      党政两条线在人事上彻底分开后,党委就无法像过去那样监督和制约政府的工作了。这时就需要人大了。首先应该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法律已经授予人大巨大的权力,可以选举和撤换政府官员(包括公检法系统的),可以否决当地政府的决策和预算,等等。因此,只要党组织控制了人大,就可以通过人大理直气壮地干预政府工作。前例中的区党委政法委书记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兼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专门依法监督区公检法系统的官员。后者如果不服从监督,前者可以在人大通过法律程序撤换有关官员。      至此,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迈出了第二步:党根据宪法,通过人大去行使执政权,而不是党委书记直接参加政府工作会议,在会议桌上越俎代庖,替政府做决策。      中国的人大还很不完善,例如代表太多,会议时间太短,开会时间太晚:每年年初才开会,但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早已开始执行了,所以审核政府预算完全是马后炮。之所以人大长期没有实权化,原因同前:党害怕人大太强大,自己被边缘化。但是,一旦党只能通过人大去制约政府时,党就会允许并推动人大的实权化,因为人大越强大,党对政府、对国家的控制也就越有效。党内高官如彭真等执掌人大后,积极推动了人大制度的建设,说明党和人大并非水火不相容。      党为什么会愿意这样做?党政一体不也能有效控制国家吗?为什么要自找麻烦、舍近求远呢?      这里涉及一个基本的判断:党知道由于没有人能够约束自己,自身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作风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已经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党不希望官民矛盾继续恶化,党知道这样下去的结果必然是党失去人民的支持,被人民彻底抛弃。但是党又知道:如果直接搞西方式的民主,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就是前车之鉴。      因此,当党找到一条既能继续有效控制局面、又能逐步建立起制约机制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还名正言顺,完全符合现有宪法和法律,能够放在台面上,能够堵上外国人的嘴巴,党还是很有可能愿意进行一下尝试的。更何况,这种改革方式不必在全国同时行动,而可以在基层,在合适的地区,逐步进行实验。而且这种尝试是可逆的,如果试验失败,可以恢复原来的制度。      实际上,很多基层党组织还是很乐意进行各种政治改革尝试的,多年来,很多地方自发地进行着创新和实践:“公推公选”、“海推直选”、“党员大会”、“官员公布财产”、“预算公开”等等,很多省市在人大的具体运作方式上也做了很多积极的探索。因此,应该相信大多数中共党员是心存善意的,他们也是想做清官的。      党也尝试过“党政分开”,但因导致功能重复、机构膨胀、党政扯皮,很多地方的基层又在尝试“党政合一”(党委书记兼任行政首长,即“一肩挑”)。但这样又导致了官员权力过大,独断专行,腐败泛滥。      实际上,不应该“党政合一”,而应该“党人(人大)合一”:各地各级党委的工作围绕当地人大展开,通过人大约束政府,既可免去党组织建立对口政府部门的机构的必要,又能依法制约政府,避免集权和腐败,而且还完全符合宪法的规定。      2003年,温州市委书记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强组织新闻媒介对政府部门进行舆论监督(章敬平,2005),完全符合中国宪法的法理逻辑,也完全符合现代民主制度的政治逻辑:执政党控制人大,人大监督政府。实际上,除了借助新闻媒介,党通过人大制约政府的手段可以有很多:质询政府官员,审查和要求修改政府预算,对政府的重大决策进行审批,撤换政府官员等。      中央决定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般由同级党委书记兼任,从党的角度讲,可以加强对人大的控制,从民主政治的角度讲,有利于理顺党-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人大借党委之力,发挥出监督和制约政府的作用。但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完善: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党委书记应该本身就是人大代表,他应该依法通过选举担任人大常委会主任,而不应该是从党委“空降”到人大常委会里去的;同时应该就势把党委控制政府的模式,从直接参与政府工作,改变为通过人大去约束政府,而不应该既控制着人大,又直接干预政府的日常工作。      有学者认为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是另一种“党政不分”。王贵秀指出:“党的书记与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样两种异常重要的角色由一个人担当和扮演,是根本违反民主原则和法理的。”他认为这种兼职会使“人大对党的监督进一步削弱”。(王贵秀,2005)      这个观点的问题是:法律并没有授权人大去监督政党。从理论上讲,只有人民有权监督政党,其工具就是选举人大代表时的选票,如果对一个政党不满,就不投该党提名的候选人的票。从表面看,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也是“党政不分”,甚至更糟糕,但这种做法在理顺党-人大-政府的关系方面,方向却是正确的。如果用体育比赛中的角色做比喻的话,党和人大都是裁判员,而政府是运动员。党政(政府)一体是裁判员当运动员,是不合理的;而党人(人大)一体,是裁判员当裁判员,总的逻辑是正确的。      实际上,不仅党委书记应该在人大常委会里工作,党委成员也应该通过竞选当选人大代表,进入人大,以人大为主要工作平台,通过人大去制约政府,实现党的意志。基层党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进一步虚化其独立权力机关的身份,而成为一个以党在人大里的工作为中心的组织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组织本党党员深入选区为民服务,协助本党党员竞选人大代表,管理本党人大代表和群众的联系工作,协调本党人大代表在人大中的其它各种活动,组织与党外代表的协商与合作,组织本地的党员大会等等。战争年代是“支部建在连队上”,和平年代应该是“支部建在人大旁”。      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基层党组织为了在当地人大中占据多数席位,为了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时,使自己提名的中共党员候选人当选,仍然会用老办法继续猫腻,阻止民间人士当选。这不要紧,不能奢求党进步得太快。另一方面,毕竟民间竞选人士还很少,即使官方不阻止,即使他们全部当选,也难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仍然应该对选举中的猫腻提出批评。      要让党认识到:与其在选举时担惊受怕地搞小动作,不如平时就派出好的党员,深入选区,为民服务,为民排忧解难,使选民认识和了解这些党员。到了选举时,选民自然会投他们的票。老百姓是很实在的,他们知道坐天下的是共产党,真要为老百姓做好事,还是共产党有条件做,其他人或者有心无力,或者只会空谈“普世价值”。老百姓知道投谁的票对自己最有利。      要使党认识到:选举舞弊只会失去民众的支持,而光明正大地选举,并不会失去很多席位(对于受到民众欢迎和支持的、成功当选人大代表的党外人士,党组织完全可以去把他们发展为中共党员);光明正大地选举,其结果还能反映出老百姓对党的态度。一旦党在人大中的席位有所减少,就能够引起党组织的警觉,或者反思自己的工作,严查党员干部的品行和工作情况,或者及时和民众沟通,使民众理解和支持党的决策,这都可以避免党脱离人民群众。      要让党认识到:中国老百姓是不喜欢政治和开会的,只要天下太平,官不逼民反,老百姓是不愿意出来做什么劳什子“人大代表”的。中国民间有很多优秀人才,完全可以胜任人大代表的工作,但他们宁肯在商界打拼赚钱,也不愿从政,因为做一个合格的人大代表,付出远远超过回报。      要给党观察和转变思想的时间,不要老是用西方式民主吓唬党,要给党足够的时间培养起自信。另一方面,要让党认识到:那些出来竞选人大代表的少数民间人士,不是洪水猛兽,而是“鲶鱼”,可以促使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更好地为民服务。民众意见越少,上访的、自焚的、向党中央伸冤的人就越少,耳根就清净,天下就平安无事,这不是好事吗?      一旦党不再恐惧正常的选举,党将愿意规范选举,细化有关选举的法律,减少选举中的猫腻。当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也逐渐正常化之后,中国的民主进程就走完了最重要的几步。      我们必须清楚:不能为了搞民主而搞民主。搞民主不是为了推翻谁,而是为了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老百姓并不希望三天两头地“政权交接”,更不希望权力真空,天下大乱。因此,不论是西方式的民主还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只要能使政府不欺负老百姓,政府官员能为民众的利益努力工作,就是好的民主,而不必刻意追求在形式上完全和西方民主一致;不论是非党人士做人大代表还是中共党员作人大代表,只要能够制约政府,就是好的人大,而不必刻意追求人大代表的身份必须是民间党外人士。      有很多人为中国设计了各种民主制度,但不少人没有考虑中国的现状,也没有考虑过执政党和它控制下的全国人大有没有可能接受这些剧烈的改革方案,同意修改宪法,以彻底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1949 年,中国共产党的几百万军队横扫全国,然而党在建立新政权时仍然要考虑其它各个小党派的态度,并力邀宋庆龄出现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孙中山创建的共和国(民国)建立某种关联,以获得合法性基础。现在只有几个书生,仅靠向上呼吁,请外国人施压,怎么可能推倒现有的一切,打造出一个和现状毫无关联的新的政治制度呢?      设计民主政治制度,既要给出目标,更要给出路径,每个台阶的高度都必须足够低,而不是高不可攀,否则目标再诱人,也没有用,因为路根本走不通,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刘军宁主张实现总统制:“第一个变动,就是应把总统由执政党提名、人大选举产生,改由全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使总统获得来自立法机关之外的合法性。”这个台阶太高了,完全就是悬崖峭壁,因此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军宁希望这个总统能够借助“总统制下赋予总统的个人权力来完成政治转型”,就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那样。(刘军宁,2003)      但苏联的情况和中国有本质的差别。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直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实行的都是总书记大权独揽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搞总统制,是有历史和制度基础的。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造成巨大灾难后,中国共产党对党主席大权独揽进行了深刻反思,从华国锋开始,党主席就已经无法大权独揽了。在党内举足轻重的邓小平主动不担任最高职务,为党树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先例,使大权独揽从此名不正言不顺。今后党内任何人想大权独揽,反对者都能以“你比邓小平还伟大?”来否决他。中共总书记现在身兼党的军委主席,这是为了体现“党指挥枪”,而国家主席和人大军委主席职位则都是虚职。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总统制在苏联崩溃中起的作用是很清楚的,对苏东剧变在中国重现,也是极其警惕的,它不可能允许搞总统制。即使把“国家主席”一职的名称改为“总统”,可能仍然只是一个虚职。      当然,不排除今后党内出现能力超群、众望所归者,在中央高层支持者的拥戴下,大权独揽。但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很大的偶然因素。另一方面,这个强人之所以“强”是因为他可以控制和利用强大的党组织,但他启动的民主改革,其结果恰恰是摧毁这个党组织,于是,改革到一定程度,他就成了孤家寡人,而民众和民主党派也因为他是旧的党组织的象征,而不会听命于他。于是整个国家失去核心人物,谁也不买谁的帐,最后群雄纷争,天下大乱,轻则党派林立,相互扯皮;重则军阀四起,国家分裂,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王力雄的“递进民主”方案是西方民主模式之外的一大创新,在现政权力量弱小的国家,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好的方法并得到成功。但他的方法在中国不合适,因为中国有着强大的党和政府。“递进民主”实际上是一种“渐进逼宫”:每一步都用自治组织排挤掉本级的党组织和原政府,并用甘地式的“不合作”逼迫上级政府承认新的民间权力机构,然后逐级向上发展,直到夺取全国政权。(王力雄,2005)      显然,这是强大的党和政府绝对不会允许的,会在“递进民主”刚起步时,就扼杀掉它。另一方面,“递进民主”的第一步是每个家庭推选出一个代表,构成“村管理委员会”。但家庭内部未必能够统一意见,儿子的世界观和利益诉求未必和父亲的相同。如果父亲在家庭内部的“选举”中获胜,儿子可能会和其它年轻人联合,否定由父亲们组成的村级管理委员会。因此,“递进民主”的第一步就无法迈出。      王绍光认为:“民众表达意愿,政府做了回应,民主就是这个东西。”例如,“失地农民前些年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针对四千万失地农民,现在各地出台了一系列并不完善但比以前好得多的保护政策。”(王绍光,2009)      然而,这种民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往往是民众反复上访,官民矛盾激化,发生暴力冲突了,事情闹大了,死人了,事态非常严重了,惊动了党中央,高层“震怒”了,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我称这种民主是“大循环民主”,这种“大循环民主”的社会成本极高,人民的损失很大,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地位的损失也很大。这种损失是无可挽回的,因为人死不可复活,仇恨和不满不会因为金钱补偿而消失,杀父之仇、亡妻之恨、丧子之痛,不是十几万、几十万人民币就能够抹平的。即使向受害者家属赔偿一千万,他们也不会从此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那样,恢复往日对官方的正常态度。而且这种“民主”的总循环次数是有限的,因为民众的忍耐力是有限的。每循环一次,对党和政府的离心力就增大一点。真正的民主,应该在事前就能够避免恶行的发生,或在恶行的破坏还很小时就能够制止,使社会成本降低到最低。      中国基层自发进行的自治民主实践,有些已经得到国家认可,写进了法律或宪法,但自治民主正在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农村青壮年外流导致基层空壳化;城市居民不关心社区公共事务,搭“顺风车”现象普遍,基层自治无法进行;基层自治组织力量薄弱,无法抵御上级党政机构的越权控制和侵权行为;随着基层自治的发展,与之博弈的政府对手级别提高,力量对比日益悬殊;很多基层自治组织受控于大姓(大家族)、富人(靠贿选上台)甚至黑恶势力(靠暴力上台);……。因此,仅仅靠“基层自治”并不能为中国提供令人满意的民主政治方案。不解决区县及以上各级的民主问题,基层自治民主的空间是很有限的,也是难以长期稳定的。      在利用人大实现民主方面,一些学者提出了保证党对人大绝对领导地位的方法。李济时建议:“为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中共拥有议会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席位。”(李济时,2003)华炳啸提议:“在人大代表及其参理院(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引者注)参理员的民主选举中,一定要保证我党在人大及其参理院中获得优势地位。参理院必须实行专职化,而当选为参理员的所有共产党员应组成共产党党团。共产党党团将作为参理院中唯一的一个政党党团,在参理院中发挥重要作用。参理院主席应由参理院共产党党团推荐,经国家主席提名、人代会选举产生,……。”(华炳啸,2009)      这些通过法律“硬保”共产党对人大控制权的方法,是不会被党接受的,因为它不好意思接受。1949年,共产党的军队横扫天下、党的威望如日中天时,党都没有这样做,而今党员贪污腐败成风、党的威望日益降低,党更不好意思这样做了。      更何况,任何人的领导地位靠“硬保”是保不住的。封建王朝“硬保”领导权的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但都没有保住。因此,确保党的领导权,还是要靠党自己去赢得选举。因为要选举,所以党组织被迫密切联系群众,为民服务,这才是党的“万岁”之道。如果法律规定党自动拥有多数席位或者其它特殊地位,反而会使党失去压力和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安心睡大觉,继续远离人民群众,这实际上是一条亡党之路。      另一方面,“硬保”的方法也不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长远发展。现在默许基层党组织靠猫腻赢得选举,可以看做是民间暂时的无奈和妥协,但今后还有可能去纠正,逐步实现公正选举,毕竟选举搞猫腻是违法的、是不上台面的事情。但如果法律明确规定某党可以搞特殊化,以后要纠正就难了,而这是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      高放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三大步”的设想,主张减少党员在人大中的比例,“以不超过51%为宜”。他还提出了其它幅度很大的改革措施:“省级以上人大应直选”,政协实权化,“重大法案和议案应该在人大和政协同时审议和表决通过”,“中共应退出民主党派”,“放手让各民主党派独立发展”等。并设想在十余年时间内完成这些改革。(高放,2006)这些激烈的改革措施,显然会令党担忧失去领导地位,并导致全国政治动荡,因而难以被党采纳。      对政治体制改革路线的设计,既要有宏观的目标,又应该控制住节奏,不能为改革而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宏观目标应该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之下,逐渐建立起对权力的制衡,消除腐败和官僚作风,并使民间的智慧获得向上传递的渠道,使政府的决策更加合理、正确,使国家健康发展。      “全民参政,轮流执政”只是形式,有利于宏观目标的实现,就用;不利于,就绝对不能用;在不能确定是否有利时,也不能贸然使用。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赌博。赌博输了钱,还可以做生意赚回来,是可逆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逆的,乱了就收不回来了,或者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话说起来很轻松,但一个“必”字背后往往是几十年、几百年的腥风血雨,外蒙古分出去半个多世纪了,还没有“合”回来的迹象。      本文描述的方案,有利之处是整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是微调,都是党能够接受的,都和现有法律没有冲突,甚至不需要制定新的法律。而且每一步都能使党在不失去控制权的情况下,增强对自己的约束,减少民众的不满。党现在进行的工作也不会受到影响:人大的席位仍然可以按照行业、性别、身份、党派等进行内定,政协可以继续发挥原来的作用,党内民主等改革措施仍然可以继续进行,军队仍然在党的手里,……。      民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党逐步进行改革。但这种推动不是“不合作”等非暴力抵抗运动,而是长期坚持的提醒运动:自下而上、党政官员逐步不相互兼职,不难做到吧?改变党政两条线的考核指标,不难做到吧?党委不直接参加政府决策、而是通过人大去控制政府,不会天下大乱吧?人大会期提前、延长,不难做到吧?不全面开花、仅在局部地区进行试点,不难做到吧?平时派出好的党员深入群众,为民服务,和选民搞好关系,不正是党的宗旨所要求的吗?在胜利把握很大时,选举中还要搞猫腻,太难为情了吧?……。      中国的网络民意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已经很大了,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并人人讲、处处讲、时时讲,推动党不断微调、不断碎步前进。学术界应该对“人大也是中国的政党获得执政权的唯一途径”展开研究,并使之成为中国人的政治常识。民间人士仍然可以继续积极参加人大代表竞选,即使不能当选,也能逼迫党组织派出有群众基础的好党员与自己竞争,至少能够迫使党政干部在选举时反复搞鬼,承受良心上的折磨。我相信他们在弄虚作假时,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点负疚感,毕竟都是有文化的人,都知道公正、守法、光明正大才是正确的。      有志于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的人士,应该努力地研究中国的现实,推动每一点微小的进步,而不是把力气花费在反复阐述民主基础理论,或者年复一年地呼吁进行一步到位式的大变革,企图在一夜之间建立起西方式民主。这种做法,看上去很彻底,但难以起步,因此几十年后将仍然在原地踏步。      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大国搞民主,应该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现有政治资源,应该有极大的耐心,做好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经过若干年的推动,积小进步为大进步,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稳定政治结构:政府依法管人民,人民通过舆论和选举人大代表时的选票影响党(在党内,则用党员大会和上级党委与纪委约束党的干部),党利用在人大中的多数席位和法律授予人大的巨大权力,去控制政府。社会中的每个板块都受到牵制和约束,这个社会才会和谐起来。    (2010年2月20日)    参考文献: 高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重庆出版社,2006年,p48, 49, 50 华炳啸: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展望,孙冶方公共政策研究网,2009年8月25日, http://www.sunyefang.org/docs/jiaodianguancha/guoneidongtai/20182.aspx 李济时:重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2003年, http://www.xslx.com/htm/mzfz/xzyj/2003-3-14-13310.htm 刘军宁:总统制与中国的宪政选择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3531 王贵秀:党委书记与人大常委会主任“普遍兼职”现象探析,人大研究 ,2005年第3期,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0526 王力雄: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政治道路,2005年5月31日 http://www.lawbbs.cn/viewthread.php?tid=116743 民主四讲:新左派代表王绍光献计中国式民主,东方早报,2009年10月19日, http://book.163.com/09/1019/00/5LUQO0LL00923IND.html 章敬平:舆论监督的温州模式,南风窗,2005年第22期,p42, http://qkzz.net/article/ad1b4dd7-210a-4ada-9983-de7195dd88c2.htm
个人分类: 人文社科|1285 次阅读|1 个评论
反腐=倡腐
热度 5 iwesun 2011-1-28 12:10
  反腐,不过是为腐败提供新鲜血液,结论,   你懂的。   下面呢?   没有了。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268 次阅读|5 个评论
关于“400余市级纪委书记进京集训 香港廉政公署讲课 ”
ysughb 2010-6-24 17:18
显示了党和政府对于腐败行为的态度和决心,这是我们希望的基础。 但也建议:实际反腐败根本上靠的不是方法和技巧,而是干部素质。现实中国纪委干部最关键缺乏的不是方法和技能,而是信仰,这和其它领导干部相同;最需要的不是培训,而是党和国家的政治环境。 另外, 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一步步到纪委书记,自身的 政治污点 (客观说应该是比较普遍吧)也是党所期望的今后工作的最大障碍,党和政府可以考虑以不咎既往的特赦令使其轻装上阵;或者干脆选拔没有政治经历的同志们冲锋陷阵正面腐败势力接受政治考验。 不然, 结果反腐败还只是反别人的腐败,最终一场闹剧而已 。 参考: http://news.cn.yahoo.com/10-06-/1493/2kj3n.html 400余市级纪委书记进京集训 香港廉政公署讲课 2010-06-24 05:50新京报 我说两句( 4 ) ■ 核心提示 6月18日,全国400多名市级纪委书记进京集训。这是继去年全国县纪委书记轮训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纪检干部培训。 按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的《2009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规划》,5年内中国将纪检监察干部轮训一遍。 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在开班仪式上表示,市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中纪委提升培训层级,意在让地方纪检人员更快更准确地把握中央的反腐意图和决心。 6月21日早晨,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到中央党校门口接一名来访者。 门口工作人员得知车延高是纪委书记培训班的学员,便拒绝来访者进入校园,有规定,纪委书记班不允许在校内会客。 车延高有些意外,以前在中央党校学习,则可以会客。 今年6月,车延高和全国400多名市级纪委书记在京,进行为期9天的集训。 中纪委提升培训层次 去年集训县纪委书记,今年集训市级纪委书记,培训层级提高;表明中央深化反腐的决心 6月21日中午12时许,京城闷热。 哈尔滨市纪委书记姜国文满头是汗。谈起正在进行的培训,他用解渴来形容他参加培训的感受。 在6月18日开班仪式上,中纪委副书记何勇指出,市级纪委书记是市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承担着带领纪检监察干部推动反腐倡廉的重任,不仅要学习、领会、贯彻好中央和省(区、市)党委政府反腐倡廉的决策部署,也要紧密结合本地市级,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这段讲话,指出了此次给市级纪委书记多方位充电的动因。 事实上,从2009年起,国家加大反腐力度。 在那一年,中央政治局相继审议并通过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条例。其中包括《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 中纪委、监察部等部委也下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并且,在2009年5 月8日至6月10日,全国2000名县纪委书记分别到北京、杭州等地进行集训。如此大规模的基层纪委书记集训,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汪玉凯长期关注基层纪委书记集训。他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他认为,按照行政层次划分,基层纪委的培训应该由各省纪委完成。但此次中纪委一竿子插到底,就是要提升培训的层次。 集中培训,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保证培训的质量和标准化。汪玉凯说。 这也表明中央深化反腐的决心。汪玉凯认为,大规模培训基层纪委书记的背景,是当前腐败蔓延的势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地方基层纪委反腐实力有待提高。因此,去年集训县纪委书记和今年集训市级纪委书记,目标都是一样,就是要提高基层纪委的业务能力,让他们更快更准确地把握中央的反腐意图和决心。 部长司长轮番授课 监察部副部长郝明金对工程建设领域中的腐败现象做专题讲座,指出对其监管难 在何勇开班讲话后,重量级的授课者们相继登台。 他们带来多元化的课程内容,不仅有工程建设领域的反腐形势和要求等纪委的本职业务培训,还有多门课程涉及政治、经济和外交等不同领域。 其中监察部副部长郝明金的讲课,让纪委书记们注意到了一个腐败发生的重点领域:工程建设。 郝明金讲的是关于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思考。 他说,工程建设活动具有涉及面广、金额巨大、环节众多、主体多元、权力集中的特点,监管的难度大,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领域。 郝明金透露,近一年来,全国共排查规模以上项目34万余个,发现问题14万余个,整改问题近6万个。共受理举报线索15438件,立案8195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616人,移送司法机关2781人。 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副司长郭兰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和中纪委副书记张惠新等做相关主题讲课。 400多名市级纪委书记,分成10个班,每个班2个组。姜国文所在的组一共19名纪委书记。 这19个人,每个人来自一个省。姜国文说,这样分组是为了让纪委书记们更多了解省外城市反腐做法。网络反腐受重视 如何用好网络成为培训内容;专家认为,只有注重网络举报,有助深化反腐倡廉 如何用好网络进入纪委书记培训班课程的消息一经发布,迅即引起社会关注。 写在课程表上的题目其实叫应对互联网挑战做好网络宣传工作。主讲人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新闻宣传管理局局长李伍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我国的反腐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体制外的反腐力量异军突起,尤其是网络反腐,但有些纪检监察部门官员的观念可能还不适应,认为网络举报连名字都没有,怎么能相信。 他认为,此次培训中专题涉及网络,应该强调将体制内的反腐力量和体制外的反腐力量都发动起来,让两股反腐力量形成合力,反腐倡廉才能深化下去。 对曾担任过武汉市委宣传部部长、目前是武汉市纪委书记的车延高来说,网络更是不陌生。他在两家门户网站上开有博客,还有微博(http://t.sina.com.cn)。 车延高介绍,武汉市纪委有专人负责网络舆情监控,及时掌握各类网络举报。网络举报,已成为武汉市纪委一个重要的信息渠道。 武汉市曾处理过该市硚口区一名官员赌博案件。车延高说,当时的举报就是来自网络,赌博官员被人录了像。 不过网络举报很多时候也是真假难辨。车延高和姜国文均表示,应该审慎对待网络举报。他们都曾接到过不实的网络举报。 但就算有些网民不够客观,只要不是恶意的诽谤歪曲,就不成为问题。广州市纪委书记苏志佳说。 如何借鉴香港反腐? 香港方面来传授反腐经验;有纪委书记认为,因体制差异,纪委工作不独立,很难同级监督 6月23日,香港廉政公署社区关系处助理处长穆斐文,登台给400多名市级纪委书记讲香港打击腐败的经验和成功要素。 外界有人称这节课为开眼课。但很多纪委书记并不认可,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曾去过香港廉政公署学习。 哈尔滨纪委书记姜国文曾去香港学习。在他看来,香港与内地文化、体制都有很多差异,香港高薪养廉,公务员都很谨慎,不会为了一点钱丢饭碗,而我们公务员工资低、侥幸心理浓 香港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曾表示,廉政公署之所以成功,关键有完善的法制及执行体制,尤其重要的是廉政公署的独立性。 姜国文认为,纪委也要保持独立性,但目前同级监督很难,比如同级纪委书记很难监督同级党政一把手。 姜国文也做了探索,试图打破同级监督难题。他在下辖的五常市尝试设立乡镇纪工委。 姜国文首先撤去了五常市21个乡镇的纪委书记,然后在人员编制、财政负担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三四个乡镇设立一个纪工委。并且,纪工委的人权和财权直接归属县纪委。 于是,纪工委的领导由县纪委常委兼任,他们与乡镇一把手同级,就能很好地对乡镇领导进行监督。 姜国文说,成立纪工委后,村民上访大大减少,因为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不敢再勾结起来侵害农民的利益。 但这样的试验是否能扩大到县市,姜国文也不得而知。把腐败扼杀于萌芽 培训强调要惩防并举,地方纪委开始寻找预防腐败的措施,有学员在思索 谁来监督基层纪委 在这次集体培训中,推进惩防体系建设也进入培训班课程表。而这其实是在落实近年来中央高层强调的纪检监察工作方针。 从2003年以来,胡锦涛多次强调抓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十七届四中全会也强调,要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在2009年度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检查工作汇报会上,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再次强调,要加大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力度。 这次培训也提出惩防两手都要硬。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说,要建立有效的惩防体系,纪委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车延高说他的观念已改变。过去总认为多查办案子,就是纪委的政绩。现在是要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车延高说,他还有一个想法也被改变了,过去对举报的问题,总觉得查实了才是政绩。而现在,他觉得纪委应该帮他们摘掉这些不实的帽子,让他们踏实工作。 姜国文也在总结如何才能更好地教育官员,他发现,利用同职级、同行和身边人的反面典型进行教育,效果很好。 在采访中,受访的纪委书记们不约而同地都在思索一个问题:谁来监督基层纪委。 他们表示,一些纪委官员中也出现腐败现象,浙江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湖南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都是这类反面典型。 哪个机构来监督我们呢?在广州市纪委书记苏志佳看来,对于基层的纪委,理论上有人监督,比如党委、老百姓和舆论,都能监督纪委,但实际中没有一个监督纪委的机构。 6月26日,市级纪委书记培训班的学员们将结束培训。至于培训有何成果,还需这些纪委书记在各地反腐中接受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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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高考舞弊——又一次刺痛国人心灵的权力腐败
kexuepifu 2010-6-16 14:23
2010年的高考结束了,随即传来的是一系列作弊和舞弊的消息。如果依靠的是现代化手段和高技术设备,人们或许还可能循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思路,在防作弊技术方面来一番创新,给极端缺少自有技术的中国填补一项空白,而遗憾的是许多高考弊案所依靠的,恰恰是最原始的顾用枪手冒名顶替,而且已经形成了猖狂到公开叫卖的生意链条。什么人顾得起?有权有钱者。什么人能替考?学习拔尖会考试的穷小子。什么人干得成?相关环节上的掌权者。官方不是早就制定了反腐败法吗?不是据说通过大规模的X讲、X个代表等教育活动取得了重大成果吗?为什么斯大林所称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先进份子们,一涉及到个人利益,一见了钱就由正1突变为负100了呢?他们为何敢于那么猖狂无忌呢?其实,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他们的权力是上级赏赐的,而不是人民给予的,因而在中国官方用语中几乎无处不在的定语人民屁都不值。这件又一次刺痛国人心灵的权力腐败记录让我们有理由呼吁:经济长、政治短的改革也应该改革了! 附: 高考枪手调查 :超清华北大分数线最高可拿7万元 http://www.sina.com.cn 2010 年 06 月 16 日 07:12 大众网 - 齐鲁晚报 这是一个关于高考舞弊的新警告,这是一个长达七个月的记者暗访,这是一个似乎能够打通各个环节、组织严密的舞弊犯罪集团。 考上北大、清华,枪手可以得七万,多年操作从未失手。北京,一个涉嫌跨省组织的替考团伙浮出水面。 要当枪手,先得测试达标 和屡屡以身试法手段不断翻新的考场内作弊不同,面对今年的高考,有媒体记者在北京做了一个长达七个月的暗访,给全社会发出了另外一个高考舞弊的警告。 一个枪手的高考分数如果超过他所替考省份的重点录取线,可以得到 2.5万元的报酬,如果超过了清华、北大的分数线,他最高可以拿到七万元。 和以往枪手冒险替考不同,对于那些有意向的枪手,舞弊集团首先要对他们进行摸底测试,整个摸底测试要进行三次,只有测试达标,枪手才有资格替考。 事实上,舞弊集团为枪手的安排非常严密,去外地替考,必要时可以安排飞机,如果需要请假,还可以安排医院为替考枪手开具急诊病历,而最重要的,也是和以往枪手需要冒险替考不同的是,舞弊集团可以为他们办理所有必需的考试证件,枪手所要做的只是考试。 只服务高端,低端的根本不接 在北京,舞弊集团从重点高校中寻找大一、大二学生充当枪手,经过多次测试,达到枪手标准后,再由专人带队,到外省进行高考替考。 舞弊集团主要服务领导的孩子,有钱人的孩子,并且他们明确表示,就是做高端的,低端的根本就不接。 在记者的此番暗访中,有替考学生问,主考官手上拿着的单子,上面的相片是谁?枪手组织者回答,那个相片是你的。 一场高考要涉及教育、招生、公安、学校等多个部门,一场高考也要涉及很多年轻人的前途和命运,所以,高考也设计了很多监控的环节,体检、报名、准考证、身份证、学生档案、电子档案等等。一个替考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大的能量,能够突破这些严密的环节,最终完成替考。 这个舞弊集团手里拥有的不是什么高科技的设备,而是能够打通各个环节的能力与手段。谁在付大价钱雇用枪手,谁在帮助这些枪手获得进入考场的证件,一切还有待有关部门的调查。 没有一系列的人运作,不可能办到 从组织枪手到培训测试,再到完成替考,记者七个月暗访调查,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有评论就指出,根据一般的认知和常识,如果没有既能一掷千金又能手眼通天的家长配合,如果没有教育、公安等部门 内部人的一路绿灯,要想进行这样规模、程度的高考替考,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记者暗访过程中,舞弊集团组织替考的徐老师,他给替考的枪手说, 到了考场上,有任何人问什么问题的话,你只要说,徐老师让我来的,就不会有人再问你问题了,也不敢有人再问你问题了。 这种直接的替考形式,在手段和形式上是非常低级的、原始的,但这种低级的、原始的在今天各级政府越来越强调高考纪律、打击高考舞弊的情况下,它还有市场,而且可以形成一个以一个地方为中心,辐射到很多点的市场,如果没有一系列的人在这里面运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梓称,其实监考老师如果能够真正地去核对一下的话,都可以发现,所以作弊背后一定是有一种监管的权力参与到其中,这种情形其实本质上是高考中的某种腐败。因为本质它就是金钱、权力和考试规则之间的较量。 (据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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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对话高海波:骂ZF是第一生产力
ysughb 2010-5-17 09:49
实际上我一直是心如所想,言由心生;而你才是绕圈子谈什么程序、上帝、随机来隐藏自己的立场,实际从你并不算清晰的思维表达中已经无意识间表达了你的立场,既然你渴望新文化,新科学 资产阶级 直接表白无妨,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以现在的政治环境不至于会被砍头。 以上本来不想明说出来留给你自己理解,但看来你又恼羞成怒了,有必要解释一下。 呵呵,假设你所谓新文化,新科学出现了,你是选择骂还是被骂? 1.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3731 2.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2927 评论 参考: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4452 对话高海波:骂ZF是第一生产力 Me :《 对话高海波:中国只有右派,我反对一切变革,反对反腐败 》 高海波 :『 在新文化,新科学诞生之前,我反对一切变革,甚至反对反腐败!,呵呵。 几日对话,收获颇多。』 我知道你很有智慧,确要装成一幅猪头的样子。 时代不一样了, 人类社会是个信息系统,信息系统的规律是最本质的,是一切规律的起源。 信息技术是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第一决定因素。 计算机结构的发展史,和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本质规律是一样的。 人类开始进入多核到无核时代,旧的一切文化都不再适用, 你担心自由会带来混乱,是纯属多余的。 当今社会, 骂政府是第一生产力。 何况,我们的政府确实是全宇宙最狗屎的政府。你还偏要用他的思想统一人民的信仰,你能快乐么? 我们的政府和领袖,已经虚伪到了极点,从这一点上讲,还不如金正日,无论如何,朝鲜人民的精神幸福程度是高于我们很多的。 人到底需要什么? 从猴子变成人,馒头问题,几万年前就解决了,天灾饿死几个,也是自然,没人会真正恨这个天老爷和吃人的猛兽。 人需要的就是精神的自由,需要的就是精神的幸福。 尽管在现实中,这种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表现为权力的斗争,这是人类永恒的话题。 文化是虚伪的,文化可以自相矛盾,出尔反尔,可以我喜欢,你管不着拍脑掉,但你不把这个虚伪发展到极限爱你的敌人,你就是不成熟的猴子,无法感觉到上帝对人类的大爱。 这种大爱是超越人类社会的,是超越阶级的,是超时空的存在。 现实和理想是无法统一的,信仰和权力是必须分离的,科学和文化也是必须纯净的。 科学没到底,文化也不可能到底。 你拿一个不成熟的,缺少大爱的邪教和权力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和谐? 我不反对你去向俺们国家元首和领袖们去传教,这些人其实根本缺少人类最伟大的文化精神大爱,爱上帝爱人类,也包括爱你的敌人,更缺少为大爱的献身精神。 多核时代的民主社会,是人类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 你多次问我快乐么? 我也该问问你,你快乐么? 当犬奴的快乐,是虚幻的。 人类最后一个黄金时代,你不好好享受自由,你能快乐么? 我们并不完美,但我们存在。 所以上帝是爱我们的。 再往下发展,随着信息互联的沟通能力,作为独立的个体人,会逐渐丧失独立性,丧失个体意识,你的意识如果无障碍的和其他人共享,你本质上已经不存在了,只存在一个整体意识。 这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一个博格的时代,一个新的强大的怪兽是一定会出现的。 生活在博格体内,是需要采用最彻底的极限管理方式无管理,达到系统整体的最优效能,但是,个体必须是个高度专一化的傻子,多余的部件一概去掉,你不再会有多余的需求。 这就是按需分配的基础,你根本就无欲无需。 杨玲死活不让割小鸡鸡,是不对的,时代发展到那一步,也由不得他不割,该割是一定要割的。 不论你愿不愿意,共产主义这头怪兽,最终会出现的,但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类社会了。 共产主义这头怪兽会彻底打败人类社会,成为一种新的强大的存在。 人类还会继续存在,就如同蟑螂是灭绝不掉一样,生活在时空的缝隙里。 博格也不再会理会人类这种低等生物,博格之间会玩大宇宙战争,核弹一次炸毁一个地球,没啥意思,不好玩,要玩就玩更刺激的,炸毁整个银河系。 一切已经发生,一切还将发生!
个人分类: 对话亚辉(关于权力和社会责任)|1721 次阅读|0 个评论
3.15还要不要?
wangdw 2010-3-16 09:21
3.15 还要不要? 昨天我们过了第二十个 315 ,也看了晚会。有人说 315 没什么用,不要算了,可另外有的却说希望天天都是 315 。看了爆料的东西,真是惊心动魄,例如这次揭露的一次性筷子,以后简直不敢再用了!我还是同意后种看法,要天天是 315 ! 我们改革 30 多年了。商家为了发财,许多人都没有良心。坑人害人。为什么?他们和那些贪官爆发户一样想发财,发大财。可以,没有权利,没有门路。就顾不得没有良心了。怎么省成本就怎么来。尤其是在餐饮业。又如,果树栽培,留给自己吃的几棵不打农药;种菜也如此。三十多年了,还没有进到讲信誉,还是初级阶段。 我在学雷锋一文中说到老板,读者回应说, 绝 不欠薪的老板就是好老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再加上不作假、不害人就较全面了。 坑人害人的现象累禁不止。根子就在总理聚焦的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太大,贫困族就可能顾不了那么多,弄虚作假,坑害消费者。不过,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反腐败;必须广泛进行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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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芳的故事
王铮 2010-3-3 13:41
阿芳的故事 3 月 2 日晚,看完了学生的一篇文章,突然想到了日记门女主角阿芳,这个女性在这个打击下会怎么样?中国文化,局长会被免职,某些男人们还可能崇拜他,玩了那么多,行。可是,女主角却会遭到社会的唾弃。我与一个朋友说了自己的担忧,朋友回答是谁叫她要东西。难道不要东西,社会就会原谅她? 祸不单行。上午打开雅虎邮箱,有一则社会新闻跃入眼中:《局长日记所涉女主角身世曝光》。报道这样写了女主角阿芳: 从来宾烟草专卖局向东,约 3 分钟的车程,就是位于高速公路出口附近的福鑫苑小区。《烟草局长腐败日记》中透露,重要女主角谭某某的家就在这个小区里。 一进小区的门,就看见物管费用缴纳表上,谭某某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个表格还透露了她具体的房号,这与日记上记载的情况完全吻合。谭某某家大门紧闭。据邻居们介绍,这里住着她和姐姐一家。 小区小卖部的居民们,早已经知道了网上流传的 日记门 内容。 你说的是阿芳?认识,她叫我姐姐。 一个陈姓的邻居告诉记者。她介绍, 2 年前,阿芳以 850 元一平米的价格,买了这个 63 平米的经济适用房,然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后来,她的姐姐也搬了过来,和她住在一起。陈女士评价,阿芳很可怜。她是农村人,父母很早就离婚了。阿芳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母亲再婚后,又生有弟弟,家里很苦。 10 多岁的时候,阿芳就和姐姐相依为命地出来打拼。她当过导游,后来在烟草公司当业务员。经过多年的努力, 2 年前才成为烟草公司的正式职工。姐妹两人没有住的地方,单位开了证明材料,才买了这个经济适用房,阿芳跑业务经常外出,就让姐姐和自己一起住。在邻居们眼里,她是一个好人:热心,礼貌。小区里的人公推她当小区的业主代表,无偿帮助大家管理小区的若干事物。一个大妈评价: 口碑很好。 日记门 曝光前,阿芳的幸福是大家看得见的事情。她两年前结了婚,结婚时还在院子里摆了酒,邻居们都前去道贺。丈夫身高 1 米 78 以上,邻居陈女士毫不客气地 洗涮 一个记者说,远比该记者帅气。还比较有钱。阿芳生活质量好的说法得到了小区保安的证实,他告诉记者,阿芳每次回来都开着一辆黑色轿车,最近一次回家是前天晚上。 日记门 曝光让阿芳处于风暴的中心。邻居小陈对日记的作者韩峰破口大骂,她坚持认为,是这个局长害了阿芳。对阿芳的行为,陈女士说,社会大环境就这个样子,怪阿芳什么呢?她愤愤不平地说: 一个这么命苦的女人容易吗?她那么小就出来自己找食,这个局长还用这种方式伤害她。陈女士坚持认为,是韩局长摆不平情妇们,才导致有人故意中伤阿芳。 对于阿芳的未来,没有人去想。但邻居的非议,是躲不掉的问题。就在记者与他们聊天时,一个男青年的手机上还当场收到了一条关于此事的信息,他把这条不无色情的段子,给身边的邻居们看,一群人都暧昧地笑着,不置可否。 陈女士说得真好:社会大环境就这个样子,怪阿芳什么呢?一个这么命苦的女人容易吗?她那么小就出来自己找食,这个局长还用这种方式伤害她。 阿芳不知到哪里去了,没有社会法律对权力的让步,她可以要求与韩峰结婚。阿芳的故事是个控诉,控诉了腐败官僚对法制社会的催促。阿芳不知到哪里去了,如果烟草局合法地招收她为职工,她可以不做局长的情妇。阿芳的故事是个呼吁,呼吁社会关心女性的就业。 我想,告诉我的那个朋友,告诉许许多多的朋友,我不反对爱情,也不反对追求爱情。可是中国越来越强烈的旧文化复辟,不论阿芳是要东西还是要爱情,她失足成为了官员的玩物,这社会的压力主要还是指向她的,身败名裂的是已经成为牺牲品的她。希望政府不要为了反腐败再次把阿芳作为牺牲来奉献。 也许阿芳是爱韩峰的,可是姑娘你错了。来自腐败、准腐败的官员的爱是靠不住的。他们可以让三鹿奶粉拿奖,残害千千万万儿童,他们可能为你付出吗?他们可以上,新建楼房倒掉,让民众居无定所,他能成为你的靠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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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记门”看中国的某些官场生态
王铮 2010-3-2 09:06
从凤凰网看到日记门,从日记门可以看到中国某些官员的生态、 1 利益共享 日记门大量记录了官员们吃饭,在吃饭时送礼,通过吃饭送礼达成协议。这就是他们在共享侵占的公共利益。我有个朋友告诉我,他妻子是某外国投资机构驻华代表。开始总部规定,不准与中国官员吃饭。后来发现几乎一事无成。规定:必须与中国官员吃饭。官员们在共同的腐败或者准腐败行为中结成利益共同体,以保证利益共享。所以有这样的官场流行语:大海航行靠舵手,感情过硬靠喝酒。 2 玩世不恭 日记门写道: 12 月 31 日星期一:二〇〇七年过去了今年更是全面完成任务,收入又高达 20 万元,明年更好做。鉴于此我都无所谓回不回区局了,今年自己玩相机上了一个台阶,今后就会好好地玩到老。玩女人上,终于玩了,又和小盘玩上了,还固定地和谭 * 芳玩,还有个莫 * 待玩,今年真是交了桃花运,女人多了就是要注意身体。 这个局长表现出,对工作、生活、对情人就一个玩,不思进取。我早就说过社会选择不可能出现宋思明的那样钟情官员。他对自己情人就一个玩,关心的仅仅是注意自己的身体,而不是这些女人的利益。 3 权力骄傲 日记门写道: 11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把 文明礼貌 的讲座整理一下。中午厦门的李德辉等来,陪他们一起吃饭,喝了酒。下午在宿舍,晚上又和黄桂廷等吃饭,喝了不少酒。黄等明天去重庆和成都,让阿苏和谭 * 芳去。 10 点多谭 * 芳开了个车过来把我拉到她家,和她 * 了 3 次爱,天亮还 * 了一次,没 * 。 一面是去做各种各样的官样文章的报告,一般是吃饭、喝酒、淫乱,典型的两面生活。这种两面生活,表现了他的权力成就感,或者说骄傲。一次在候机时,我无意的听到某部官员模模糊糊讲作报告拿钱同时找女人的得意回忆,并为自己当年脱离教育界而骄傲。作为一个有教师证的,我为时代悲哀。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淫乱是谭 * 芳开了个车过来把我拉到她家。不厌其烦地写上这句,表现的是权力骄傲感。他们热衷的是权利骄傲。实际上谭 * 芳的名称变化,开始是小谭,还有点尊重,后来是阿芳,表现点喜欢,这里是谭 * 芳,就是一个玩物了,后是谭,一个符号而已。权力成就感让他目空一切了。钞票、女人、朋友只不过是他们象征权利的符号罢了。这也回答了他为什么把这些都记在日记里,因为他为了记录他的骄傲。 4. 珍惜家庭 日记门中,这个局长,反复记录到自己的妻子,称为莎,亲密可见一斑。他们经常购物从来不记下花费,而给情人的钱却是记录的。他也从来没有记录夫妻的性生活,这说明他要为之保密。局长还为自己儿子推荐免试上研究生感到快活,记录为成就。所有这些与对情人的记录形成强烈对比。不知道它与谭 * 芳上床时如何骂老婆的,他对莎才是有真情实意的。这就说明,在玩世不恭后面,这些官员是珍惜重视家庭的。家是一个避风港,官员们在玩弄世界时需要这个避风港。这也说明了,官员们为什么不愿意与偷情的情人结婚,因为这些女人的不贞不能给他们避风港感觉。珍惜家庭,这也是一种官员生态。当然这也是官员们情人的一个警钟。 突然我感到,谭*芳以后怎么生存。女人总是容易受伤的,祝愿她,先坚强地生活下去。我呼吁男人们不要去谴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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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黨政領導開始申報財產了!
jiangjinsong 2010-2-6 00:04
重慶開縣14黨政領導申報財產 最高178萬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02-05 20:53:15    中評社北京2月5日電/據重慶開縣縣委宣傳部消息,開縣已於近日正式啟動新任黨政主要領導財產申報制,14名縣級部門的一把手成為首批申報者,其中申報財產最低的為21萬元,最高的為178萬元。   新華社報道,去年12月,開縣縣委發出通知,要求新任的縣級部門、縣委部委、鎮鄉街道的黨政正職領導幹部在任職或離職30天內,向紀委、組織 部主動申報家庭財產及收入,並在本單位公佈,接受幹部群眾的監督。申報的內容包括現金、存款、房產、汽車、股權股份、字畫古董、經商辦企業等9個方面的財 產以及從事其他經營活動的投資、收益等情況。   在本次首批申報財產的幹部中,開縣建委主任陳橋申報了113萬元。他表示,自己在進入建委之前曾多年從事建築設計工作,收入比較可觀,除有一 定積蓄外,家裡還投資了兩個店面。這些官員申報的家庭財產情況都將在本單位幹部職工大會上公佈。開縣縣委宣傳部證實,今後全縣300多名領導幹部將逐步加 入申報財產行列。   目前重慶市正在探索官員財產申報的不只是開縣,部分領域也擬在領導幹部中試行財產申報,並在重點部門分設黨政一把手。 本科學按:這似乎在大陸是第一次,雖然還有許多不足,也可能只是形式主義走過場裝裝樣子,但是畢竟開了一個好頭。應該鼓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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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共和国反腐:从毛泽东的杀气到胡锦涛的硬气
eduman 2009-9-19 15:00
按: 十七届四中全会18日结束,反腐成为下一步的工作重中之重,这也是广大老百姓的期望。看到科学网的这篇文章,比较了毛时代和胡时代的反腐。个人认为,毛的反腐是有效的,这主要是因为毛的绝对权威和在百姓心中的地位,杀了两只鸡,20年猴子不敢造次。但胡时代包括前面的江时代不同了,杀了这么多大猴子尚且不能志震摄住群猴(应该是喝百姓血吃百姓肉的群狼),目前的策略措施效果如何?人们确实还是在将信将凝,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制度反腐等概念,不能不说有道理。腐败,亡党的先兆呀,党亡国必乱,百姓将更遭殃,还记得国民党当年不。广大党员同志们,觉醒吧! 一   毛泽东对于共产党执政后可能出现腐败问题,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这不仅表现在他是抱着赶考心理进京的,到了北京以后,在大会小会上经常提醒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注意做到两个务必,而且他自己一直是身体力行,进京后二十多年,没有沾上一星半点的贪腐之气(这一点甚至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甚至是至今仍然对他怨气很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   但是令毛泽东同志意想不到的是,共产党执政后不久,党内的一些同志就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倒了下来,而且其中还有不少居功甚高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1951年11月,共和国建立仅仅二年多,刘青山和张子善特大贪污腐败案就被人揭发了。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刘青山张子善的下场,历史有详细记载,这里不作赘述。老百姓后来说,毛主席砍了两颗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20多年的安宁。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在毛主席那个时代,那些有贪污腐败念头的人,时时感觉到毛泽东同志对待贪污腐败分子那股凜厉的杀气。   可见,对于贪污腐败分子,毛泽东采取了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从肉体上消灭,取杀一儆百之效。   这么说,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依据就是毛泽东自己在杀了刘张之后说的那句影响深远的话: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二   还有个事实依据,也是在建国初期。1950年3月5日,毛泽东在吃饭时无意中听到卫士李银桥的妻子韩桂馨无意中说起一位领导干部在香山找了一处幽静的山坡,在给机关施工时顺便也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   第二天下午,他和周恩来、聂荣臻同志找来了那位领导干部。对些那位不争气的领导干部,毛泽东是怒不可遏。以下是李银桥的回忆:   毛泽东双手叉着腰站在那里上上下下打量着那个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大吼道:你的派头真不小呢!我看你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那位领导干部吓得头上直冒冷汗,垂着头不敢正视毛泽东。毛泽东背着手在房间里大步地来回走着,突然又向那人劈头喝问: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脊梁骨骂呢!我早讲过进城以后不要学做李自成,你为什么装傻?   那人低着头胆战心惊地说:主席,我错了......   你错了?当初盖房子不晓得错?毛泽东越说越气,我看你是明知故犯,仗着手中有点权,有意拆我们的台......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狠吸一口。周恩来和聂荣臻在这种情况下也是面面相觑,谁也不便多讲一句话。   突然,毛泽东将仅吸了两口的烟使劲儿地掐灭,大手一挥,厉声喝道:拉出去枪毙!   李银桥一听吓了一大跳,周恩来和聂荣臻也被惊得从沙发上站起来。那人更是被吓得软了身子,摇摇晃晃地险些瘫倒了......   毛泽东又连说两句:拉出去,拉出去毙了。   之所以大段引用李银桥的回忆,是觉得没有其他文章更能形容毛泽东同志对贪污腐败分子的痛恨,以及那一股令人胆寒的杀气。   应该说,建国初期,党内的干部沾染坏习气的人还不多,大部分同志觉悟高,所以,毛泽东的杀气,让绝大部分党员干部都能够做到洁身自爱,在个人的私生活方面尤其是廉洁自律方面,老百姓确实很少有可以指责的。尤其是文革之前的领导干部。   三   腐败现象不是哪个历史阶段所特有的。毛泽东时代有,改革开放时代也有。   客观地讲,现在的腐败情况,要比毛泽东时代严重得多。今天的反腐败形势,自然也不是毛泽东时代可以比了。从这些年来查处的案件可以看到,腐败已经蔓延到几乎所有的行业和领域,但是,我们从中央的果断行动中,又很清楚地可以看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的决心更坚定、手段也更硬了。   今天的反腐败,或者胡温新政后的反腐败,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硬字。十六大以来的反腐败,体现出了胡锦涛同志的硬气。这从不同层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硬气首先表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腐败问题不讳疾忌医,并已经真正向腐败宣战。曾经关注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反腐败斗争的人一定还记得,当时人们对于反腐败斗争批得最多的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但是到十六大以后,尤其是这几年,这样的评价很少听到了,或者说基本上听不到了。原因是什么?   这是因为胡锦涛领导的反腐败,是真的反腐败。对于腐败分子,不管你是多高级别的领导如陈良宇,不管你是在什么特殊部门如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省委组织部长徐国健,该拿下就一律拿下,毫不手软。现在还有谁会说只打苍蝇?   很多人对于今天的贪官杀得太少,觉得有些不满意。不少人就怀念毛主席,说他老人家下手狠,所以震住了所有人。但时代不同了。其实这些年杀还是杀了一些的,而且有一些比刘张级别更高,如成克杰是原国家级领导人,胡长清郑筱萸王怀忠是省部级高官,都成了刀下之鬼。但是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仅仅凭砍几颗人头,对于今天潜在的贪官们来说,也已经没有多少震慑作用了。更何况,慎用死刑是一种世界潮流,我们建设文明民主法制的现代化国家,总不能靠一个杀字治国的。   真正有效的,我觉得还是胡锦涛同志反腐败所采取的策略。一方面是预防,尽量减少好官变坏官的概率;另一方面是惩处,露头就打,发现就抓,无论是什么背景什么级别什么领域,一视同仁地对其保持高压态势。   这几天,十七届四中全会正在召开,媒体和民间都特别关注全会关于反腐败会有什么新举措,我也觉得很值得期待。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形容党与腐败是水火不相容,六十年的经验教训也清楚表明腐败问题不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始终不稳。无论从胡锦涛反腐败的特征看,还是党的反腐败斗争的需要看,这次全会关于反腐败斗争的部署,我相信都能够体现出胡锦涛的硬气来。   这种反腐败的硬气,从本质上讲,与毛泽东的杀气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以说是对六十年前毛泽东同志进京时的忧虑的一种积极的回答。   由毛泽东的杀气到胡锦涛的硬气,反腐败斗争形式虽然有所变化,但实质未改,就是对党自身肌体的一种与时俱进的自我救治。今天,我们的党不再回避这个问题。   原文地址: http://blog.people.com.cn/blog/c1/s66909,w1253108408754251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56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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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反腐败
fbbai 2009-3-24 00:18
腐败问题由来已久,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是人类社会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至于将来到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有没有腐败,我就不做预测了。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没有约束的权利必然会滋生腐败。当腐败从一个或多个点产生,它就会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可怕的是这种腐败的传播会深入人心,变成规则。 要防腐反腐办法也是多得很,既然权力的滥用可能滋生腐败,那么最直接的想法肯定就是约束权力。问题的关键就是怎样约束权力,历史上有很多聪明的脑袋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当今世界做得最好的应该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了,其核心思想是三权分立。我们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的四权混合的政治架构,有中共中央、人大、国务院和政协。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有的兼人大委员长,有的兼国务院总理,有的兼政协主席,有的兼国务院副总理等。当前在中国县级以上都是这种政治架构,地方上俗称四大家。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架构下要反腐的难度可想而知! 要改革中国的政体是国家大事,只要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前提下是有条件实现的。首先,应从各级人大改革,设立专职的人大代表,拿工资福利待遇要好,前提是要民主选举,选出能真正代表普通老百姓利益的职业政客,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保证选民的利益最大化。各级人大要有自己的专职的、高效的立法委员会,要有能力比较超前的拟定一些法律。第二,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要让这种公共权力处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中,特别是它收钱和花钱的权力。第三就是要公检法系统从政府中独立出来,司法不从政府中独立出来就不能有效的监督政府的活动,而且它本身的运作也要受到政府的影响。 以上谈的都是些治本的思路,要实施起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就目前而言我觉得要反腐就是要提高腐败的成本,当腐败的成本远大于腐败的收益时就会有效的遏制住腐败的产生。今天看到万里大造林非法集资的判决,就是有期徒刑 15 年,罚金 3 亿多一点,而涉案金额是 16.8 亿,由此可见, 1 亿还摊不到 1 年的有期徒刑,换了你干嘛? _^_ 学术上腐败的成本就更低了,基本上不用担心有牢狱之灾,也很少有上法庭解决的,大部分都是私下解决了,即使捅出来的该当院士还是院士,谁能把这些害群之马清除出去呢? 腐败是相对的,反腐是个永恒的话题,但愿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反腐的行列,将防腐进行到底,这样才能净化我们的环境、保障我们自身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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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反而胜”才是反腐斗争的至境
可真 2009-2-11 23:15
读了发发(杨秀海)在我博文下的留言,非常感动。一个青年学者在看待共产党的问题上,能有如此冷静、客观而平实的态度,在如今这世道上,我还真的是罕见,似乎从未亲见过。我所以为此感动,是因为,如果多一些这样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多一些这样的国民,特别是青年国民,中国的事情就不至于象今天这样难办了,中国的前途更不至于像今天这样令人着实感到有些迷惘了。 : famingkuang 对于中国人来说,开放的三十年比闭国的时间相比,实在是太短了点,所以国人对外界的认识是远远不准确的,也是不可能正确的,但国人实在是太热切的想过上好日子了,有些追求不实际的做梦倾向,先是将共产党神化了,把共产党理想化了,将每一个共产党员都神化了,以为共产党能实现自己的一切理想和愿望。但共产党不是神,共产党员更不是神,所以共产党不可能满足每一个的所有愿望,在几千万成员中不可能做到人人都廉洁奉公。在长期愿望得不到满足之后产生了逆反心理,转而想把自己的愿望投在别的什么人身上,于是变成了彻底的对共产党的怀疑派,怀疑共产党里没有一个好人。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这样的人,谁上台,谁领导他都不可能让他满意的。所以我认为,大家对共产党要重新的认识,不要把它神化,也不要把它魔鬼化,要把它正常化。这样才能正确的做好自己的选择。 对共产党,既不要把它神化,也不要把它魔鬼化,要把它正常化 。这话说得多好啊!这话也如一石,引激起了我脑海的千层浪,产生了许多想法,其中有些是埋在心中已久的,如今乘此机会把它们说出来。 我如今已是一个有着24年党龄的老党员,近二十年来,随着本党政治腐败现象的愈演愈烈,心头不知是什么滋味。想当初,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过这样的话:一定要在三年内使党风有根本的好转!这话可是上世纪80后期讲的,我当时还年轻,很相信胡总书记的表态。可是后来党风越变越坏,到赵紫阳做总书记再表同样的态时,我已经有些反感了。赵紫阳下台以来,党风不仅没有好转,相反,由原来的党内的不正之风,演变成为腐败之风,而且这风是越刮越大,从地方刮到中央,出了成克杰这样的腐败高官;再从一般中委刮到中央政治局,终于出了个陈良宇这样的特大腐败高官。这二十多年间中共执政之风呈现如此发展势态,就难怪有些国民要把共产党魔鬼化了。所以我觉得,把共产党魔鬼化是有客观原因的,这实际上反映出了中共确实有其阴暗或缺点的一面,谁想否定这种缺点,不让别人指责,除非采取周厉王的办法弥谤。周厉王的弥谤是曾经得呈一时的,但终究是适得其反,不过三年,他就被国人逐到彘地去了。可见,正视自己的缺点是非常重要的,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也。 应该说,最近这些年来,特别是胡、温当家以来,中共是越来越有自知之明,这突出表现在其自我的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连陈良宇这样腐败的政治局委员也决不姑息迁就,照样把他揪出来示众,以这种示众方式,向国民显示了中共中央反腐败的坚定决心和胡、温反腐败的大无畏精神。如此坚决的反腐败,是表示了中共不仅有自知之明,而且有闻过则改的虚心态度。虚心使人进步。因为这些年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并且随着这种反腐力度的加强,中共中央在政治上越来越开明,以至于我们可以如此公开的场合对共产党比较自由的议论纷纷,因此国内人心虽有些浮散却未大乱,市场虽有些乱糟糟而国民经济仍有较大发展,国际上虽不有时反华势力尽情表演却阻挡不了吾中华国威日甚一日的彰显与增长之势。 中共的自我反腐败固然是其自知之明的表现,但是,现阶段的这种反腐斗争还处在屡腐屡反的低水平上。所以称之为屡腐屡反,是因为这种反腐仅仅是出了腐败而反腐败。如此屡腐屡反犹战场上的屡败屡战,其勇气可嘉,其斗志可奖,却终非为反腐良法。孔子有云: 过而不改,谓之过 。就是说,人有过失,乃是人之常情,非其为人之过。为人之过,是在于过而不改,即屡犯同样的过失。屡腐屡反,就是过而不改的表现。如颜渊之 不贰过 ,才是真正的贤人。中共要使自己成为贤党,就应该学习颜子的榜样,认真反省怎样才能使自己不贰过?倘能达到不贰过的境界,就无须屡腐屡反了。 反腐斗争之不贰过的境界,是意味着这种斗争达到了不反而胜的斗争至境。孙子兵法固然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更讲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 。战争的目的不在于战,而在于胜,但战胜并非兵家最高境界,不战而胜才是兵家至境。如果中共的反腐斗争老是停留在屡腐屡反的水平上,这就无异于把反腐的目标定位于反;如果中共老是停留在对其反腐斗争成果的宣扬上,这就无异于认为其反腐斗争百战百胜,善之善者,而不知其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要达到反腐斗争不反而胜的至境,就必须做到不贰过。 怎样才能不贰过?这是坚持反腐斗争的中共领导人应予认真研究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处在过而不改这种过的状态,则屡腐屡反就永无尽头,如此,中共就使自己常陷于自我反腐的内战状态,最终必然耗尽自己的力量,再无屡腐屡反的斗争本钱。所以,必须想出一种不反而胜的办法。我想,要使自己不反而胜,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刻反省自己何以有过以及怎样有效地避免贰过。孔子曾自称 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孔子所以能成为万世师表,与他这种庆幸于自己苟有过,人必知之的个人品质深有关系。这里所谓人必知之,是意味着孔子犯了错误,他从来丝毫不自我掩饰,也从来不忌讳被别人揭露,相反,他对自己的错误为众人所知,深以为幸。这是何等光明磊落的为人态度!我认为,中共要使自己达到不贰过,必要学习孔子的榜样,不仅勇于自我揭短,更欢迎和鼓励别人(党外人士)揭短,从而使自己的错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天下人的批评、指正。如此,则可望我党不贰过矣。 然而,中共现实的态度却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有时也自揭其短,但从来是揭下台领导人之短,却不敢短当政领导人之短;虽然有时也不忌讳别人揭短,却只允许别人揭其所能容许曝光之短,而不允许别人如实暴露无遗地揭其短。以此,网上才有种种为中共所禁忌的敏感地带,学术界也有种种为中共宣传纪律所限定的学术禁区。作为执政党,中共需要禁忌什么呢?我认为其所当禁忌者,应该是那些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言论与行为,而不应该是中共自身缺点和错误的暴露。对于那些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言论与行为,无疑应当而且必须依法禁止。但是,中共自身缺点和错误的暴露,则决不应该是中共所当禁忌者,相反应该是中共鼓励党外人士加以揭露的,因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其缺点和错误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纠正,则对国家民族利益的危害必远甚于平民百姓的过错对国家民族利益所带来的危害。改革开放以前,就是因为没有人敢揭露毛泽东的过失,遂使得这种过失最终导致文革之末中国国民经济到达崩溃边缘的严重程度。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理当吸取。再说,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乃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品德,这种品德来自于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共产党并没有高于国家民族利益的特殊利益,为什么要忌讳别人来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呢?所以,我主张我党应进一步依法开放舆论,即根据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让公民充分行使其言论自由权,依法自由地发表各种意见,并鼓励公民依法有理有据地如实揭露我党所存在的种种缺点和错误,诚恳接受公民对自己的舆论监督,从而使自己最大限度地接近不贰过,这才是反腐斗争策略的善之善者。 作为学者,我深感在学术界设置种种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禁区,这对于我们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实在是令其难为。且不说这不利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即就我们个人来说,我们既然从事了这个行当,但有关党政部门却要求我们这个不能说,哪个不应讲,这教我们如何是好?这不是让我们进退两难吗?进难以进,因为追求知识创新有巨大危险,闯了禁区就得倒大霉,一辈子就完了;退难以退,选择了这个行当,时间一长,改从其他行当几乎不可能,象我这般年过五十的学者,就更不可能改行了,我有何能耐在这把年纪再转行去从事数学研究或物理研究呢?自我进入学术领域到现在,这二十余年里,我一直因此难受无比,有时真有些痛不欲生的感觉我这辈子怎么就从事了这么一个没有出息的几乎只能虚度一生的行当呢?从事学术者,谁都知道,自由创造才有快乐可言,在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中,不能进行自由的创造,有何快乐可言?人生在世,享受不到劳动的快乐,这不是虚度一生?所以,我斗胆强烈呼吁:党中央应该对哲学社会科学大开学术自由之门,让学者们能够依法从事自由的学术研究和知识创新!这不只是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事业着想,也是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的人生着想以人为本嘛!人生最根本的是什么?当然是自由和快乐。诚望执政者为我们这些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多创造或提供一些可以使其享受到劳动自由所带来的快乐人生的条件。 博主顺便公告 :本博暂停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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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不符合我的个人利益(转载)
iwesun 2009-1-20 19:53
反腐败不符合我的个人利益(转载) http://www.chinazawen.com/blog/user1/1416/archives/2007/27835.htm 作者:刘彦君    我是普通公民,反腐败不符合我的个人利益,理由如下:    一,我是普通公民,我的利益,就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就业容易,赚钱容易,生活方便。凡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就业容易,赚钱容易,生活方便的,就是符合我的个人利益的;凡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就业容易,赚钱容易,生活方便的,就是违反我的个人利益的。   一般性的腐败现象并不降低社会稳定的程度,经济繁荣的程度,就业容易的程度,赚钱容易的程度,生活方便的程度,所以一般性的腐败起码并不损害我的个人利益。   举例来说,一位官员拥有超过两个以上的小老婆,这算是腐败吧,但是哪怕他拥有十几个小老婆呢,不妨碍社会稳定嘛,不放碍经济繁荣嘛,不妨碍我就业赚钱嘛,不妨碍我的正常生活嘛,我反人家干嘛?我吃饱了撑的?   再例如,一座大楼,一家公司,原来是姓公的,后来姓了贪了,这个事件呢,跟我没有关系嘛。姓公,利润归于公库;姓贪,利润进入私库,不论他进了哪家的库吧,反正是铁定了不会进我的腰包就是了,横竖只是公贪他们两家的事儿是吧,偶一个普通公民有什么必要也去插一杠子?   所以,站在偶的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看这个腐败的问题呢,偶不必要去反他呀。   由此得到我的第一个观点:我是普通公民,谁腐败或者谁不腐败与我无关。我的利益不会由于有人腐败而减少,也不会由于腐败被反掉了而增加, 所以腐败或者反腐败是与我没有关系的问题,我不需要反腐败。    二,我是普通公民,我的利益,就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就业容易,赚钱容易,生活方便。凡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就业容易,赚钱容易,生活方便的,就是符合我的个人利益的;凡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就业容易,赚钱容易,生活方便的,就是违反我的个人利益的。   怎样才能促进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就业容易,赚钱容易,生活方便呢?   就是要繁荣经济。经济越繁荣,就业越容易,赚钱越容易,民人越富裕,社会越稳定,经济越繁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圈了。越富裕,越稳定,穷了才不稳定呢。   这个良性循环圈上,繁荣经济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我们很多年了都在招商引资,就是为了繁荣经济的,就是要吸引外人的钱,拿到咱们这个地方来开公司,开工越多,招工越多,就业越多,赚钱越多,花钱也越多,刺激得服务行业更多的开工这也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圈。   如果不搞反腐败呢,那么,通过腐败手段得到的钱,就会参与到繁荣经济的活动中来,既投资,又消费,成为繁荣经济的重要的促进力量。   但是如果大张旗鼓地反腐败呢,那么,这一大笔的优质资源,他就不敢显示,不敢露面,更不敢明目张胆地搞什么投资办厂开公司了,甚至藏起来都担惊受怕,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人给搜查走了,还成为了犯罪的证据,那么怎么办呢,他就要转移到外面去,远方去,越远越好,这样呢,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来看呢,本来是我们这个地界儿上的一大笔钱,却不能在咱们这里繁荣咱们的社会经济,而是跑得远远的去繁荣人家别人的社会经济去啦。一方面,我们招商引资,以优惠的条件吸引外人来我们这里投资,同时我们又通过反腐败,把很大一批本来就是我们这个地界儿上的优质资源赶跑,赶到远方去,外面去,这,是不是有点儿傻帽?    这样看呢,我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反腐败不利于本地的经济繁荣,只是有利于外人的经济繁荣,所以反腐败的好处是人家别人的而不是我的,反腐败不符合我的个人利益。    三,我是普通公民,我的利益,就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就业容易,赚钱容易,生活方便。凡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就业容易,赚钱容易,生活方便的,就是符合我的个人利益的;凡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就业容易,赚钱容易,生活方便的,就是违反我的个人利益的。   怎样才能促进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就业容易,赚钱容易,生活方便呢?   就是要繁荣经济。经济越繁荣,就业越容易,赚钱越容易,民人越富裕,社会越稳定,经济越繁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圈了。越富裕,越稳定,穷了就不稳定了。   这个良性循环圈上,繁荣经济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在资源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怎样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呢?    答案是,要盘活资源。   资源要盘活,而不要盘死,尤其是优质资源更要盘活更不要盘死,一旦盘死,你就任凭你的资源多么地优质,也P用都没有的。   什么是资源呢,人就是资源,劳动力,你盘死,谁都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怎么可能创造财富?水也是资源,水也要流动起来,蒸发到天上,成为云,下雨,再蒸发,再下雨,这样不停地流动,循环,才能造就漫山遍野到处一片生机,要是把水都严格地保管起来,不许蒸发啦,那么天上也就不下雨了,那怎么行?钱也是资源,钱也要流动起来,你要是把钱全部地锁在保险柜里,不流通了,他还怎么创造利润?你把大多数的优质资源都叫他姓公了,但是叫他死在柜子里,死在仓库里,他就不能繁荣社会经济了嘛,普通民人得不到任何的好处嘛。   公有的资源本来就是属于全社会的,公有的资源更应当充分地盘活,通过盘活资源繁荣社会经济,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好处。    对于不能发挥效益的公有死滞资源,不论是谁,采取什么手段,说是改革也行,说是探索也行,说是创新也行,说是腐败也行,反正都是一回事,就是把资源盘活, 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大多数人得到好处,那么不论他姓公姓贪,都是做了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公众的事情。   反之,你把本来活跃的资源给他盘死,促进社会经济的萧条,不论你姓公姓贪,都是对于社会对于公众的犯罪。   我的这个第三个观点嘛,远离了那些思想僵化的人们的观念窠臼,不以教条的公贪两字来划界,估计大脑迟钝的愚民难以理解,新太一族难以理解,送剩一族难以理解,长期被郎咸平薛涌之流牵着鼻子走的人也难以理解   不理解就不理解吧,偶也没有办法,偶也不喜欢争论,偶只能等着漫长的时间来验证偶的这个观点啦。 PS:   有想反腐败的,到俺的 《这样的腐败谁敢反?报上名来!》 中报名,发发有重奖!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1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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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沟通还是对抗”一文与杨先生商榷
tarimriver 2009-1-19 23:28
刚刚看了杨秀海先生的博文 沟通还是对抗 --- 顺便帮共产党说句公道话, 写得不错,但有些地方说法本人觉得欠妥当,提出来与杨先生商榷 1 作为普通的大众,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受到某个政府和某些党派的统治。你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在统治我们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是在带领我们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选举出各级政府管理国家事务,而非共产党是统治阶级,我们是被统治者。 2 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嘴巴里喊反腐败喊得最响的人一旦掌握了实权一样也是最会搞腐败的人,这是中国这块土壤出的。中国几千年来培养的就是腐败文化。 未免太武断了吧?你非鱼,焉知鱼之乐?喊反腐败最响的有可能最会搞腐败,那么大家都不反腐败就没有腐败了?逻辑上好像说不过去吧?在刚刚结束的中纪委十七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要求, 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按照你的推论,他是贼喊捉贼了? 腐败是中国这块土壤出的,中国几千年来培养的就是腐败文化。更是荒谬!如果你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不要反腐败了,大家都安心的享受腐败给我们带来的恩泽,胡总书记要求的反腐也是多此一举了。你就这样看问题深入的?我看是和当前的反腐败唱反调吧?而且,中国之外的地方仍然有腐败问题,那应该怎么解释? 3 .腐败的根源不是一党专政造成的,是科学发达造成的。一党专政不是腐败的根源是正确的,像毛泽东时代就没有如此盛行的腐败,但说腐败是科学发达造成的则是荒唐至极!你前面不是说腐败是中国土壤出来的吗?现在又说是科学发达导致了腐败。现在科学比中国发达的国家不在少数,他们的腐败也应该都强过中国了?中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西方了,那么腐败现象是不是就比他们少多了?事实是,由于科技的进步,人民更容易发现腐败现象,更容易反应腐败问题,如南京的周九耕等。 4 大家这样闹哄哄的与共产党唱反戏 .. 但叛乱却能!首先,将那些反对腐败的人放到与共产党唱反戏的位置是沟通还是对抗作者乱扣帽子,而且,还进一步引申到叛乱的地步,更是对反腐败群众的威吓。你叛乱能叛乱的了吗?这只能是你的主观臆想而已。记住,大家是反腐败而不是反对党,只有反对腐败,才能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据报道, 2007 年 11 月至 2008 年 11 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有 15.1 万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 4960 人 ( 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有 801 人 ) 。由此可见,党对反腐败是下了力气的,成绩也是显著的 。如果按照杨文的观点,大家都对腐败不声不响,不闻不问,纪检监察部门如何进行反腐工作?若是那样,中国才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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