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找回密码
  注册

tag 标签: 杨小凯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杨小凯论贸易战
fqng1008 2018-12-21 09:46
\0 早在15年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生命最后一年,就用严谨的数理经济学逻辑预言了今天的贸易战乱象。限于篇幅,张定胜先生删减了原文中大量的数理分析和论证过程,写成了“贸易战的三种结果”一文。但我作为外行,仍然嫌其啰嗦,故进一步简编成本文。 没想到,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杨小凯教授的《杨小凯学术文库》(九卷),已经在国内首度问世,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根据“贸易战的三种结果”改编的小文如下: 为什么会产生贸易战?当两个国家的专业化分工水平不同时,一个国家深度加入贸易国际分工,而另一个国家则是相对落后的二元经济——即一部分人加入国际分工,另一部分人自给自足时,将会带来一个结果: 一方采取单边贸易保护,而一方采取单边贸易自由。 这样的现实,会引起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促使他们通过关税政策来争夺贸易利益。 当国家用自身的强制力来影响贸易时,政府会产生动机——去强加一个关税,如果两个国家进行纳什关税对策(即在根据对方的关税制定自己的关税),就会发生贸易战,最后的结果,把贸易利益全部耗尽。 杨小凯的研究结果,可以解释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转型期间,产生的种种“不发达现象”。当一个经济体,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发展时,由于国际贸易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会带来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实际收入差别的扩大。 这是发生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通过对国际贸易分工的研究,杨小凯发现了两个倾向: (1)在两个国家之间,更深入的加入国际贸易分工的一方,更希望保持零关税;(2)采用二元经济的一方,则希望更多的提高关税。 因此,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就是参与贸易的国家,由自给自足到部分分工,再到完全分工的过程。 当某个不发达国家,还处于部分分工这个转型阶段,就很容易产生单边贸易保护,和发达国家的单边贸易自由化共存。而到了完全分工阶段,均衡的贸易政策是由贸易谈判导致的贸易自由化。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有两种方法获得贸易好处,第一种方法是扩大对外开放,从部分国际分工跳到完全国际分工,此时双方都有动机进行贸易谈判,谈判的结果是贸易自由化,双方都从贸易中得到好处,取得“双赢”。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进口关税,包括各种隐性的补贴和产业政策等,“损人利己”,以牺牲它国利益为代价获取好处。 如果发展中国家采取了第二种做法,长期来说,会让单方面开放市场的发达国家觉得吃亏,迫使发达国家以贸易战作为威胁,从而发起贸易谈判。这是国际贸易走向自由市场的必需过程。 而发展中国家面对这种谈判时,采取的不同应对策略,也将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 第一种结果,进行双方互利的谈判,最终走向贸易自由化,饼越做越大,是“双赢”的结果。 第二种结果,采取对抗,则双方走向贸易保护,饼越做越小,带来“双输”的结果。 而最坏的结果,甚至可能是退回到自给自足的时代。 也许,是一个外行所能够理解的贸易战,如果没有表达好杨小凯教授的意思,或者杨小凯教授本身就错误地理解了贸易战,那是另外一回事。 也许,目前大多数自媒体对贸易战的解释不符合我的想象,我觉得这样理解更切合实际一些。请各位内行、外行拍砖。
个人分类: 探讨幸福|221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
热度 1 fqng1008 2017-2-11 14:36
注:这是一份征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 ——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1968年1月12日 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首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一、科学的预见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1967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奋斗目标是不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们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示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充满信心地奋斗,不如说他们大肆宣扬五七指示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人们脑子里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十分尖锐和高度阶段这一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前进的生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行斗争,并必然导致社会大革命,新的社会必然在烈火中诞生。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学而不是空想的预见的坚实基础,而人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就会出现科学预见给人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人们认为中国将和平过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二、一月革命风暴 列宁曾有一句伟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让我们遵照着这一教导来分析一下一月革命中发生的阶级变动,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群众的行为。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90%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零,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着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的更自由,更快。并不是象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这就是一月革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一月份靠边站了。90%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 一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一伟大时刻被提出来了。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一月革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1965年1月25日《关于李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伟大发展是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 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 三、革命委员会 为什么极力主张“公社”而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进,必然要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样一个长过程。 为什么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命人民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一些社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论统治着革命队伍。“群众的智慧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 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命者关于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的号召。“支左”其实是毛主席进行军队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为了避免直接开展军队四大将出现的军内走资派向无产阶级怠工破坏、抵制所造成的损失,就号召军队支左,表面上军队没搞四大,实际上让部队参加了地方四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支左,还不如说是教育部队,搞军内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了。 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四、二月逆流 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们等不及忙忙篡权了,他们一反常态,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手段,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月革命中90%高干靠边站这一“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惨状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不能立即胜利”的预见的正确。 “ 红色”资本家阶级在二、三月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大,那时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时机,而革命人民的权力下降到“0”,并大批被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 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如果让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无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入坟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会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酝酿。 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革命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真正开始触及到军队问题。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对军队问题想得很幼稚,认为只要地方上走资派推翻了,部队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结合镇压走资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实告诉人民,单纯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队走资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的一致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 二月以来的斗争把军队的严重问题摆到了广大群众面前(以前只讲在毛主席少数人面前)这就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逐渐具备了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在“公社”这一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不同于现在的军队,二月以来的斗争使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逐渐掌握了群众。 五、八月局部国内战争 一月底以来,造反派论述军队的文章可谓多矣,过去所发生的全国性大规模武斗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战争这一新阶段的开始又使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增加了“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色彩,这是无产阶级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的多么可喜的现象。 这许多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由于当时的历史的局限,因此还非常不成熟,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些文章是新事物,会被历史证明是具有意义的事物。 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说得何等好啊!“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 论述军队问题文章的精华有两点: (一)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象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对象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历史竟是按着“异端邪说”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不可想象的大规模抢枪事件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暴发了:人民在八月暴发出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热情更是使人感动之至。抢枪成为“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大,革命战争的威力雄壮,在那一瞬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象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八月是革命群众自治的权力迅速增长的时候,官僚们的权力又降到了“0”第二次短暂的不稳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出现了,社会又一次实现伟大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尝试,人们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工人、农民、学生都要学习军事”的问题进行了解决的尝试。一月革命是没有这个尝试的。军队在解放前就是一个把军学、军民、军农、军工兼起来的与群众关系极好的一个大学校,这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一刻就总结了,为什么解放后十几年又重新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呢?如前一节所述,是因解放后军队起了变化,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因而这个问题自然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象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是象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六、九月的转折 正在人们欢欣鼓舞,勇猛向前,大言不惭地谈论着“彻底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新危险。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新危险的内容吧!一方面,由于“二月镇反”的露骨,所以“红色”资本家阶级失利的必然性连他们自己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从五月份起,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少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干部“亮相”风。东北的宋任穷,湖南的章伯森,一个又一个的红色资本家,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忽然对奴隶的革命斗争表示出“热情”,他们纷纷亮相支持炮轰军区的革命群众,由于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去推翻,揪人革命论,罢官革命论仍旧统治着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认为文化革命是清洗单个走资派,利用一部分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分官僚,因此大大小小的章伯森的这一手就容易地骗取人民的信任,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篡夺八月风暴的胜利果实是必然的这一客观规律,同时二月以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匆促镇压和无产阶级的迅速反击使向“公社”过渡的中介时期——革委会的专政实际上还没有开始,而没有一个过渡时期来让骗取人民信任的“红色”资本家来镇压人民,使人民在血的事实中认识到走资派是一个阶级,因而接受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那彻底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要实现五七指示实现军队变动的要求就要把野战军内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让野战军“支左”,实际上搞野战军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没有开展野战军内的全面“支左”前,要求立即胜利是左倾盲动。 还有,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农村如果不来一个革命的风暴,那任何一种“夺权”都不可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工厂办农场,农村办工厂就预示着在新的公社中工农、城乡差别要比现在小得多,而这种缩小就发动农民运动,靠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来实现, 在农民运动没有起来时就要求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也是空谈。在彻底胜利实际上不可能时,马列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揭露“彻底胜利”的叫喊的虚伪性。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大权在手的话,就必须利用权力禁止人们叫嚷,煽动“立即推翻革委会建立公社”,以免“公社”这一光辉的名字被名不符其实的现象沾污。同时党内军内的资本主义官僚阶级在八、九月份开始大举向中央文革怠工和进行破坏,他们故意制造军队的混乱造成经济等方面的停滞。一个军队高干向中央文革的公开狂妄叫嚣,就是他们的八九月份的总方针,“中央文革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们就打起背包回乡去。”“中央文革把军队老干部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一系列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极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出路可以退却而不至于退入坟墓时,同时又不可能立刻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为了巩固已得的成就,稳定资产阶级,不至于他们狗急跳墙,英明的统帅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不顾性急的革命者要求胜利的幻想在九月以后作了大幅度的退却,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治形势——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建立了,向公社过渡时期——革委会统治时期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开始了。 这次退却的幅度之大是空前的,九月份以来干部政策的无限放宽实际上是向走资派的一个大幅度的让步,让他们上台,具体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陈再道的处理,主席甚至说他学习的好,可以出来工作。 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这次退却没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却所造成的“溃退”,资产阶级这次不能象三月那样几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炮轰周恩来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成立了省无联,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长壮大的证明。 革委会中的资产阶级要篡夺无产阶级在八月份的胜利果实由“群众专政”又重新变为官僚主义统治首先就必须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工人阶级手中的枪支是使工人权力无限增大,对资产阶级致命威胁,弁产生对工人掌握枪支的恐惧心理。革命人民出自自发的对官僚们的篡夺胜利果实的仇恨,喊出了响亮的革命口号:“交枪等于自杀!”并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全国的为武装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群众性“藏枪运动”。 八月的抢枪运动是伟大的,它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空前而且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变成事实,文化革命前官僚们不敢把枪支真正交给人民,民兵不过是官僚控制武装力量的一种装饰物,它决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武装。而是官僚手中驯服的工具。而抢枪运动,群众第一次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靠革命人民自己的暴力从官僚手中夺取了枪支,这是工人第一次掌握的“自己的”枪支,毛主席“武装左派”的令人兴奋的号召就是工人阶级这一勇敢的高度集中,然而九五命令的下达又使“武装左派”成为一纸空文,工人阶级的武装被解除了,官僚们又重新复辟。 七、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的启蒙 一九六七年七一社论提出了党的建设的问题。七八月份,在激烈阶级斗争中,极少数的“极左派”提出了“极左派应有自己的政党”的要求。需要革命政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以带动人民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任务。就这样由运动初期北京个别知识分子重建马列主义小组的空想第一次变成了战斗的无产阶级实际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阶级斗争几个月以来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个阶段,革命人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在中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还有八月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革命变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九月以后的反复和较高级的斗争还告诉革命人民,为什么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了这么久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到处是一片复旧的景象。资产阶级又重新夺回了八月份丧失的财产和权力。一月革命,八月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的勇敢首创精神几乎被磨灭和吞没,大规模逆流的出现告诉了人们,一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抛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 但是革命委员会是“罢官革命”的产物,湖南罢了张平化,刘子云的官,并没有消除新的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而是新的形势革筹小组和省无联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表现出来,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又出现了。彻底稳定的“财产权力分配”并没有实现。罢官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逶迤曲折地变为资产阶级官僚和几个陪衬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 光罢几个人的官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行不通,改良主义的结果——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又实行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激起人民更猛烈的反抗。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湖南等一切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筹小组的地方就证明着这个教训。中国不能向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向去,那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只能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所宣告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去。 而要使人民懂得这真理自己下决心来干,而不是我们替人民下这个决心“忽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到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恩格斯)革命往往要实行各种改良主义的不彻底的道路,只有在各种万应灵丹行不通时,革命人民才会下决心走那条最痛苦的破坏性最大但也是最彻底的真正革命的路,革委会这一过渡时期的斗争必然会使人民大众对心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万应灵丹彻底抛掉幻想,毛主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需旁人过早地去丢菩萨。”革命人民不久的将来必然会用自己铁的手腕把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生的红色政权”捏得粉碎。 九月份以来的斗争的阶段就是在这一点上教育着人民的新生的阶段。 由于斗争实践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进入了高级阶段,中国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成熟过程也进入了高级阶段,新思潮(被敌人骂成“极左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等等道理,以敌人眼中的“幽灵”的姿态在革命人民中徘徊,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政治思想武器,开始以新的状态在“极左派”中出现。在中国进行新的社会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将逐步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革命人民在实践中逐步开始懂得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革命斗争开始由自发进入自觉,从必然进入自由。 九月以来的斗争的高级阶段还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运动的高级阶段和合同工,临时工的新的斗争,这对于处在启蒙阶段的“模糊思想”来说,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它吸收了这一部分坚决的革命力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发强烈要求,对于中国社会矛盾的较深刻的了解,填补了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新思潮”的对社会矛盾极不了解,脱离实际的缺陷。 当革命人民由盲目进入政治思想上的启蒙阶段时,当毛泽东主义在群众中形成独立的鲜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开始逐渐变成事实,毛泽东主义政党,中国基层组织的组织和建立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新的历史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建党原则“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份子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今天的阶级敌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毛泽东主义党(中国)的建党原则的提出,证明要完成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设成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公社”,原有的中国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预计不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按现中央发布的恢复,整顿,重建党组织的规定所出现的政党(如果能够出现的话)必然是为革委会中篡权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九大的召开只不过是地方“革委会”这种过渡时期在中央的一种反映,这就决定了“九大”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核心是中国向何处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当真正的稳固的胜利逐渐成为可能的时候,如下几个问题就提到突出的地位来了。 ① 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的可能性就成为革命能否迅速深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不象在前一段是盲目的自发阶段,不平衡性对于革命的发展并无举足轻重的作用那样。 ② 真正要推翻新贵族的统治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就必然要触及到十七年怎么评价的问题,这也就是从根本上教育人民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终极目的是什么的大课题 ③ 真正要使革命胜利,就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发生了“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的中国社会重新进行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 这一系列新问题都由江青同志在1967年11月12日讲话中提出来了,江青同志这个讲话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重要讲话虽然讲的是文艺界,但“文艺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中国文艺界欣欣向荣,如火如荼的斗争就是中国革命将要走的方向,江青同志的讲话实际上告诉我们前一段革命不论采取批判工作组反动路线,反击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搞文化革命中的问题,是搞庇护十七年的五十天的问题。是刚把资产阶级护身符搞了一下,真正的革命,搞十七年的革命基本上未开始,目前应该进入触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阶段了。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十七年和五十天的关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的先锋就是革命政党)的指示和林付主席10.24指示具体的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要朝着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方向去,决不能朝着收场,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去,戚本禹同志指出“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十二日讲话当中总结了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大大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指明了伟大的11.12讲话,10.24指示是我们一九六八年全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总方针。 对于江青同志伟大的11.12讲话中谈到的三个问题,我们以后将另外具体阐述(第三个问题包括中国...的重新组合问题)。 10.24 指示等于宣布湖南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地区,而湖南省无联的产生发展,就成为九月以来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突出代表。省无联实际上是积累了一月革命风暴群众专政的形式——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办的)的经验而产生的,它是一个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级的群众专政权力机构,它相当于苏联一月革命被资产阶级篡夺时期的苏维埃而省革筹又相当于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无联与省革筹的对立,这就是新的“两系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实际权力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革筹手里。 省无联是可以和苏维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雏形。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交替使用镇压和怂恿第三势力活动的改良主义手法,省无联这一真正的新生红色政权必定会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和壮大。 八、驳反动的“二次革命论” 目前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肃问题的回答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人们的思想混乱到极点,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这个样子,只能等待第二次革命了。”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军阀割据变成“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统治时期为了维护这种统治使他免于死亡,陈独秀的反动的“二次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二次革命论”用政权表面上的变动欺骗人们说“帝官封”被推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掌了权,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只能等待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种反动的思潮当时不但在全国的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相当大的市场,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官封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所规定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解决,所以尽管有貌似强大的二次革命风行一时,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更加猛烈和深入进行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样,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由引起这次革命的社会矛盾所规定的。这些社会矛盾所要规定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不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 如前几节所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目前,中国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否解决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如前所述,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必须实现的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实现的军队的变动,建立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会变动都没有实现,当然这种“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在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中都局部和暂时的实现过,但是,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都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果实(胜利果实),社会改革终于流产,社会改变没有巩固和彻底的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并没有到,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样:“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 引起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暴发的基本社会矛盾,既然没有解决,而是以新形式发展的越来越尖锐,因此虽然有貌似强大的反动的,“二次革命论”统治着思想界,用政权形式的表面变动欺骗群众,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和猛烈地向前发展,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篡权的资产阶级想以二次革命论腐蚀革命人民的反抗,谁支持他们统治的阴谋必然破产,正如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救不了蒋家王朝的命一样,也如强大的宗教思想的统治不可阻挡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和崩溃一样,新思潮(极左思潮)虽然目前还不成熟和十分弱小,但是它打败貌似强大的传统观念和腐朽僵化的二次革命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产阶级总是把他们统治的政权形式,描绘成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世界上完美无缺的东西,新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右派的.狗们如今正是这样抽掉“革委会”的临时二字,肉麻地吹捧,马列主义者必然毫不留情地揭露革委会镇压革命人民的本质,必须大力宣扬中华人民公社才是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 这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社会,必须大力宣扬革委会必然崩溃的趋势。 反动的“二次革命论”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陈伯达同志早就批驳过的“新阶段论”,“左派转化论”,有露骨的还原论和收场论,还有盛行一时的文化革命第三年收尾的谬论等等,江青11.12指示,林彪同志10.24指示就是对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以迎头痛击。有些人指责我们想一步达到共产主义,想立即消灭阶级和三大差别,说毛主席预见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是空想,他们说,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这一切都是不现实的。 这些人是故意歪曲,我们决不是想立即消灭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这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只能作为我们最高纲领,而不是最低纲领。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缩小三大差别,当然不可能消灭剥削阶级。不可避免地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以后,又会产生新的阶级变动,正是那种新的阶级变动又引起新的社会改革这样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正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而并不可能消灭新的剥削者产生的可能一样。 这样指责我们的人们无非是说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社会不可能发生新的飞跃,财产和权力不可能“再分配”,只能来点改变,健忘的先生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已经创造出的(尽管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和整个社会质的飞跃,不是早就把你们散布的灰色的取消主义论调撕得粉碎了吗? 由于无产阶级的干部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起来,革命人民还没有自然地产生具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因此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讨我们要把一切干部靠边站,说我们不要干部,这是由于目前不少人对官僚还存在幻想的原因。他们没有把一月革命,八月风暴的感性知识提高,他们还是认为没有官僚,社会将要“崩溃”。我们确实认为90%的高干要靠边站,最多只能作为教育团结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自己的利益”的腐朽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从过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们大多数自觉或不自觉向往资本主义道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这个阶级的统治已经完全阻碍历史的发展,是不是可以不推翻这个阶级而劝说他们放弃高薪等资产阶级法权的既得利益,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变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无产阶级确实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毛主席向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大幅度退却,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表现,但是他们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断头台,这一切都证明了历史上没有一个腐朽的阶级会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这些新的有权威的干部还没有出现。 但是必然随着革命人民政治思想上成熟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自然产生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必然结果。 九、驳“左”倾一次革命论 革命队伍一些幼稚的革命者提出文化革命没有一次两次之分,要一直搞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就是这种“左”倾的一次革命论。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少,他们的缺陷是政治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将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开导,革命还是要分阶段的,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也是阶段革命论者。 “ 左”倾一次革命论者没有提出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因此,他实际是降低了我们现阶段的任务,使革命人民不能为完成这一阶段能实现的目标充满信心地去斗争,因此也是有害的,必须纠正。 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 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中国必然会走向苏联已经走的那条道路,人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以毛泽东主义为伟大旗帜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下坡路,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上坡路,走向全世界胜利的伟大时代。今天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世界。在这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伟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泻千里的时代“必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许多目前人们还意料不到,但又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奇迹”(陈伯达3.24)! 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胜利和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革委会被推翻,“中华人民公社”诞生这一震撼世界历史的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必定到来。 “ 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 毛泽东思想万岁! 原载《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
个人分类: 谈情说爱|1585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卧虎:论杨小凯、何新、王小波及其他
fqng1008 2017-2-10 09:59
本文的写作动机和内容的划定 杨小凯、何新、王小波这三位先生都是我尊敬的师长,我通过文字了解他们所学到的东西比现实中所有名之老师的人都多。人想明晰一件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写出来,这就是我写这文章的动机。 然而论断他人绝不是明智之举,圣经有语: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何况我现在似乎是想要论断师长,我对我这一行为有两个解释:一是在时空的意义下,一个人的过去与这个人本身就已经没有了关系,人之历史陈迹和发生过的生命路线只有一个用途——等待自己和他人的评断;二是我认为我所说的“论”的含义只是通过对三位师长生平事迹的了解进而总结自己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除此外没有其它。 王小波、杨小凯两位先生已经去世,何新老师健在,据我了解何新现在是佛教居士,考虑到佛学的特质,如无其它事由,何新老师应处于某种内敛出世的状态,也就是对于何新先生而言,我所“论”的范围与王小波、杨小凯两位先生是相似的。我对三位先生的描述,我意欲先写出对他们总体上的了解,然后从三个因素上区别其异同,这三个因素是:性和女人;政治;宗教。因为性和女人也是人认识真理的途径,性和女人展示出一个人和生活的粘连程度,而政治和宗教就是这个人本身,是这个人对世界的认识结论的体现。 一、杨小凯 一想到小凯先生就记起了中国有个地方叫茅丝铺,衣衫褴褛的小凯和狱友们在凄凉荒寂的大地上踯躅而行。他出生于东北吉林,湖南长大,高中时他寻求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因为这种思考和寻求他被入狱十年,他最好的青春时代被冠以右派知识青年的美名,他在监狱里膝盖上夹着木板,在龌龊污浊的空气里学习了数学、英语、工程、经济以及对政治的重新认识。出狱后,他继续求学,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取得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按他自己说,这十年的求学历程比以前的十年大狱都过的不易。他不停的在世界上奔波,大概是到2000年,他终于在澳大利亚的莫纳什大学使生活稳定了下来。然而他病了,他得了癌症,由于医学对癌症的束手无策,他受妻子的影响皈依了基督教,一个终生只信仰理性的人接受了宗教,他似乎一度相信,自他得病以来,自他皈依基督教以来,他的病情在信仰天主的力量下有所缓解,甚至康复也说不定,而人不能决定自己生命的终点,2004年7月7日晨小凯先生因肺癌在墨尔本去世,享年56岁。小凯先生活的太匆忙了!我曾把先生的《牛鬼蛇神录》看了两三遍,深夜的时候,望着窗外黑暗的夜色,我就想,中国有小凯先生这样的人真好,有这样的人就能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绝不会断绝,会越来越强大。如果说中国有什么人是民族的脊梁,那么小凯先生就是。 a. 性和女人 小凯先生只有过一个妻子,文献中没有见到小凯有过其他女人或女友,除了有一次追求女友未遂事件,同样是因为政治原因,政治身份不对等。我从小凯先生那里了解了“女上位”的别称是“伞把流水”,这个比较重要。纵观《牛鬼蛇神录》,里面和性有关的内容还是有一些的,大多是小凯先生对他人的观察结果。而且《牛鬼蛇神录》是小凯先生唯一的纪实文学。总之,在中国最疯狂愚蠢的时代,性被压抑的存在着。小凯先生是健康和忠诚的男人。 b. 政治 小凯先生的政治观点比较清晰,他佩服和常常提到的是新自由主义者,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认为社会目标是个人目标的总和,社会目标不能抑制个人目标。而社会主义贬低人的个人目标,其遵从于社会的目标,限制了利己的动力,计划经济中的集中决策没有市场经济中的分散决策灵活,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有高效率,而且社会主义违背人性 ,计划经济导致政府极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小凯先生热爱和提倡宪政,希望中国搞出宪政来,但这个愿望至今没得实现。 c. 宗教 小凯先生的宗教信仰据我肤浅的看,受哈耶克的影响和自己疾病的因素促发形成。我肤浅的认为哈耶克的对宗教的理解比较功利,而且哈耶克并不是基督徒。 二、何新 何新1949年生于浙江苍南,后随父亲定居北京。父亲在光明日报社工作,何新给JIANGQING写过信,辗转在东北生活了十年,一边做体力劳动一边学习,腰里夹着黑格尔的《小逻辑》和列宁的《哲学笔记》,通过自学得到的学识,通过人介绍,1979年应聘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和古代财经文选。以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八九年时因为处理学生问题得法,受到当局肯定,也引起社会对其关注,开始讨论“何新现象”。以后逐渐进入中国政治高层的智囊团及政协委员。何新的座右铭是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何新是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并且论证出,中华民族之高贵不亚于欧洲白人,其著作如《诸神的起源》、《何新经典精解系列》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据说何新不懂英语,但是翻译出了《培根人生随笔》,而且再版多次,我也看了,觉得是培根这本小册子中翻译的最好的。按刘XIAO BO先生的说法,何新和日本人的访谈是杜撰。1994年后,何新先生主动拒绝与一切内外传媒作直接接触,不再出席会议和讲课讲演,从公众视线中遁失。 a. 性和女人 何新和女人的因缘有不少遗憾,据我粗略和不精确的阅读记忆,何新先生应该有过不止一个女朋友,市面上有过青年时期的何新先生和女学生的绯闻。何新自己说,他是哲学家酒神狄奥尼孛斯的门徒,宁可做一个登徒子,也不愿作一个圣徒。何新41岁结婚,妻子是《雍正王朝》的知名导演胡玫。何新先生的画作也可以看到先生对性的理解比较精深。 b. 政治 对我来说,何新的政治观点起初不易辨别,一个人让别人轻易看出自己的政治观就说明这个人的政治观稍显稚嫩。何新的政治观比较吊诡、高妙、隐秘。何新写有《致ZHONG NAN HAI 密札》,而且实际上他的某些观点是被当局采用了的,这很说明问题。基本上,何新是比较“左”的,当然“左”很激发人的自信,对个人和国家都很需要。何新写有批驳朱RONG JI的文章,也写有盛赞J IANG的雄文,这种对同阶层人的不同表达也很说明问题。 c. 宗教 何新的宗教观像他对其他事物的认识一样,非常深入。我是站着看完他的《我的哲学与宗教观》的,我认为他对宗教和信仰的认识,就他所表达出的而言,可与中世纪的神学奠基人圣奥古斯丁相比。何新先生为什么成了一位佛教居士,这个不知道原因,也许何新先生喜欢佛学浩如烟海的典籍,但是我理解佛法的东西与何新的风格不相合。也许还有其它原因吧。 三、王小波 我终于能说小波了,小波先生是这三位男人中最纯洁的。他是个诗人,虽然他只写了一行诗,蓝天和寂静中倒挂的阴茎。我把最纯洁的这位老师放在最后。我想小波先生影响了至少一代人,有七零后或者还有八零后,他这个诗人是我们一代人的导师,虽然“导师”这个语汇被时代可悲的添加了恶搞和亵渎的贬义,虽然有叫王朔的和韩某某的人试图获得像小波先生一样的尊重。我觉得可以说,我接受了小波先生看待生活的视角,他使我理解了艺术和美。小波先生是北京人,身高一米八零以上,1952年生人,在云南和山东插过队,受过文革的洗礼。26岁上大学,35岁结束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学习。回国任教于北京的高校,后辞职,专门写小说及其它。1997年4月11日夜间因心脏病发作孤独的死在昌平一居民楼内,死的很痛苦,墙上有指甲的抓痕。 a. 性和女人 看小波的文学作品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很精通性爱,是的,小波写出的性爱是最纯净的,他描述出的性爱在使人看到性之纯净之美的同时更多的是使人思考那个时代的疯狂和荒谬,而后者才是作者的表达重点。小波使我们以为知青的生活也蛮好的,有小转铃和陈清扬相陪,在热炕上思考哲学问题,能不令人向往吗?现实生活中,小波只有一位妻子,文献中也没见到他有其他女人或女友。小波说,他一生都在抑郁中度过,他是个诗人,他在成年后还给李银河写情书。 b. 政治 小波的导师是英国人罗素无疑,所以他的政治观点很容易猜到。而罗素活了90多,小波英年早逝,可见小波的体质之不同。我觉得王小波先生本质上不喜爱政治。 c. 宗教 小波是理科生,文献中没有他信仰宗教的痕迹,这也是他最大的悲剧。 四、结论及其他 印度出生的伊斯兰教思想家茅杜迪(S.Abdul A' la Maududi)在《伊斯兰的基本》中论述了一个观点,每一个穆斯林来到世间的使命和意义是崇拜真主,而整个一个国家的使命和意义也是如此,甚至整个人类的存在也一样。反观上面三位男人,都是极具理性的人,小凯先生由一个信仰数学的理性主义者皈依了基督,然而还是因为癌症亡故了;小波终身不信道,死在心脏病突发上;何新湮没在非天启宗教佛教的浩瀚典籍中。 心身医学的奠基人德国人威茨泽克认为,精神原因可以导致肉体生病,肉体患病是一种精神性冲突造成的,也就是病人不承认自己的精神出现了问题,只承认自己的肉体出现了问题。甚至我觉得可以更极端的说:一个人患病的原因不是来自外因,而是来自内因———自己的精神和灵魂内部。或者换句话说,一个人得病的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期望自己得病,当人和外界产生冲突,人无力解决冲突时,只能求诉于自己内部本身,因为人需要某种渠道释放这种冲突所引起的痛苦来达到平衡,于是他就暗示自己生病,通过疾病改变自身以取得平衡。 据小凯先生的夫人记载,小凯先生在澳洲还是经常被噩梦惊醒。他在皈依基督后,打算把《牛鬼蛇神录》重写,他觉得他原来是以“恨”写就的。而对于王小波先生,按照《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的说法,小波之死恐怕是和小波把自己强制性推入自己并不喜欢的某种话语生产线上有关。我认为,小波不喜欢写杂文,他向往的是写小说。按照小波兄长王小平先生的分析,小波后期小说所透露出的气氛是——按我的记忆——有点像诗人海子那种虚空美的氛围。这不该是一个壮年男人的作品。这些只能让我想到小波所说的“我一生都在抑郁中度过”。而且,他这时笔下的性是感觉不到性之本有的那种原始的攻击性和革命性的,有的只是一个诗人笔下的性,即使插入的时候也体现着美。所以,小凯和小波先生在他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时期内,因为毛主席研制出的阶级斗争生活,因为国家前途和政策的叵测和多变使单独的个人在大地上产生的无所适从感,因为人与人之间或明或暗的攻击与出卖,因为本身的诗人气质与时代的拜金潮流的落差,所有这些外界的因素和他们个人的精神发生抵抗,他们当时的精神状态不能消化和超越这种困难,只能回到自己身体内部制造疾病来取得暂时的平衡。当小凯先生想以爱和宽容重写“牛鬼蛇神”时,对于中国,对于小凯先生个人,似乎都是另一个新的时代了,他没能写成,疾病追赶上了他的其他愿望。人被注定,人不可能知道生命的运行规律。 我稚嫩的认为,人世间之“政治”的作用力带给人的只是和恶有关的一切东西,它的顶点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成功压迫,而人的高贵在于人具有能超越这些恶的禀赋,人只有追逐人与上帝之间的“政治”,它的顶点是信仰,是对上帝和对人自身的无限的爱与宽容。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1665 次阅读|0 个评论
何新与担心“有点自吹之嫌”的杨小凯
热度 3 fqng1008 2017-2-9 17:57
很早就知道了杨小凯的名字,直到今天才去搜索他的相关资料。 杨小凯的经历与何新有些类似,都是青年时期受过牢狱之灾,而后自学成才,卓有建树者。我很早就关注了何新,他著作等身,也曾经被国内当权者重视但最后被抛弃,可能与灼逼人和自吹自擂有关,因为这也常常令我大倒胃口。 杨小凯却完全不同,他的学术地位应该远远超过何新,但文字中透露出一种真正的学者风范,让人一看就爱。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学者却英年早逝,他曾经被两次提名 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2年和2003年),但人生经历定格在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最终与诺贝尔奖无缘),让人唏嘘不已。 他的主要作品有数理经济学、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 微观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如《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2000年;《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北荷兰出版公司,1994年;《数理经济学初步》(中文),中国 国防工业出版社 ,1985年;《控制论的经济应用》(中文),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经济学原理 》(中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机制“,《政治经济学期刊》,1990年第33卷;“分工和产品多样化”,《美国经济评论》,1992年第82卷;“垄断竞争和最优先产品多样性“,《美国经济评论》,1993年第83卷;“专业化、信息和增长“,《发展经济学评论》,1997年第1卷第3期。 网上还搜索到他的许多文章,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有着深刻见解和剖析,让人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下面,先转载他的《牛鬼蛇神录》的自序和王海光 的书评,也让我留在自己的博客里作为资料保存。 附王海光 :一个历史学家的杨小凯——读《牛鬼蛇神录》 提起杨小凯,大家都知道是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自学成材,“文革”结束后,即发表经济学论文,得到经济学界专家的好评,并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生,但因“政审”未取。1983年,杨小凯以武汉大学讲师身份出国留学,完成博士学业后,曾被哈佛大学等数家国际著名大学聘为教授,著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等著作。他在199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被国际经济学界赞许为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一些前辈学者曾期许他是华人世界中最有可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物,对他的英年早逝,无不扼腕痛惜。但是,还有一个作为历史学家的杨小凯,这是人们鲜有论及的。 杨小凯是少年成名。这个成名并没有丝毫的少年得意,完全是因祸得名。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出身高干家庭,从小受到的是正统的革命教育。“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是湖南长沙一中高一学生。长沙一中是全国重点中学,高干子弟云集,是湖南“文革”风暴的中心。对于这场“大革命”,杨曦光(杨小凯)一开始是抱有革命理想主义的纯真和热忱,非常认真地投入,真诚地相信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需要。但“文革”运动的翻云覆雨,使这位单纯的青年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他开始走出了群众组织的派别圈子,认真研究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书籍,并深入到湖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以求找寻对这场运动的理论解释。他得出的思考结论是:革命后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文革”是人民反对特权阶层的又一场革命。1968年1月6日,他把自己的这些观点整理成了一篇文章,名为《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虽然用的是湖南激进造反派“省无联”的名义,但原本是为交流自己思想观点而写的个人文章,最初只油印了80份,散发了不到20份。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表达了激进造反派的理论观点,是“文革”思潮史上的一份极有价值的重要文献。 关于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杨小凯在三十年后曾有一个简单论述:“我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官员、取消常备军、取消高薪等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中国向何处去》面世后,当即通过香港流传到海外,立刻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反响,被视为“中国大陆第一篇公开批判共产党特权阶层的文章”。美国的“新左派”非常赞同该文的观点,出了各种英文版本。至今,许多“新左”人物还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情有独钟。 文章的异端观点大大偏离了官方意识形态,为当时运动正要收蓬靠岸的形势所不容,立即引起“文革”高层的激烈反对。1968年1月底,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点名批判《中国向何处去》的“反动”观点。康生还以理论权威自居,断言这篇文章绝不是出自一个中学生的手笔,背后一定还有大人物,要抓文章黑手。这篇文章因此成为“中央首长”钦定的“反面教材”,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文章进行批判,作者杨曦光的名字也随之流传全国,远播海外。因为这篇文章,杨曦光成了“反革命政治犯”,判刑十年,母亲自缢,父亲关押,还株连了许多毫不相干的人们。 在狱中,杨曦光读了大量中外历史书籍,分析东西方在推进现代文明进程中的成败得失,提取历史的智慧,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盲目崇拜革命的观点,认为历史上的“革命民主主义”是与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的东西,决心与其彻底决裂。这个新的觉悟,成了他的研究兴趣从政治转向经济的最初动因。他在狱中刻苦读书,自学英语和数学。 十年囹圄的思想炼狱,改变了红卫兵激进派思想家的杨曦光,成就了以后的国际知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杨小凯。但如果仅仅说到这个程度,还只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个人经历,虽然是一部精彩人生的青年人励志传记,但并不是本文所说的历史学家。《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只能说明杨小凯是一个历史文献的作者,是历史的当事人,与本文所说的历史学家也无干系。为史者,需要有客观的立场,理性的态度,保证历史记述的公正性。由于历史当事人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过去的历史场景之中,难能做到物我两忘的超然,容易挟入私笔。所以,历史当事人成为历史学家者凤毛麟角,非大智慧者不能为也。 杨小凯是一个具有历史大智慧者。他后来曾评价《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认为该文虽是当时的知名度最大的,但思想水平并不是最高的。对于“新左”一派仍然坚持“文革”中的激进观点,他毫不妥协地表明自己主张现代民主政治的共存和制衡,坚持宪政道路的基本立场。这都说明了他对历史反思的深刻性,有着难得的客观、冷静和理性。笔者许以杨小凯具有真正历史学家资格的,还是因为他的另一本著作:《牛鬼蛇神录》。 《牛鬼蛇神录》是杨小凯1992年完成的一部著作,英文版名字是《囹圄中的精灵》,讲述了他在十年监牢生活中的亲历亲闻。与社会上同类题材的作品不同,该书不是讲作者自己经历的苦难风流,而是他作为一个敏感的观察者,忠实地记录下了一群“文革”囚犯的人生命运,是一部现场历史的著述。杨小凯对这部书自诩甚高,他在书的前言中写道:即使我在世时,此书被人遗忘,但我却自信“一定会身后成名”。 《牛鬼蛇神录》记述的是“文革”时期一群囚徒的生活。以囚徒的眼睛观察社会,切入历史,这是从一个最为险恶的境地,细微反映社会隐密的独特视角。作为执行国家惩戒的场所,监狱关押了给国家社会制造麻烦的众多囚犯。每一个囚犯,都是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从囚犯之所以成为囚犯的各种情况中,能够从社会负面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生存状况如何,具有观察和记录历史的特殊意义。通过什么人受到了国家的惩罚,惩罚的罪名是什么,惩罚是如何执行等情况,就足以清楚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和特有的社会问题。 “文革”错捕、错判、错杀的冤案数量是空前的。以“一打三反”运动为例,仅1970年2月至11月的十个月间,就逮捕了28万多人,杀了9952人,这个数目超过1964年全年的十倍以上。在这个非常时期的监狱,关押的人物品流混杂,罪名千奇百怪,既有真正危害社会的刑事罪犯,也有罪不当罚的良民百姓,还有心有异志的反叛人物,坚持信仰的宗教人士……,总之,是汇集了社会上三教九流的“牛鬼蛇神”之地。这或许是杨小凯给该书取名为《牛鬼蛇神录》的本意:记录下这些“囚禁中的精灵”的罪与罚、言与行、善与恶,以及国家专政机器实施“杀、关、管、教”的理由和施为,展示出社会背面另一个罕为人知的世界,进而透视整个社会历史的问题。 作为一部现场历史的著述,作者既是历史的当事人,又是历史的观察者,主客之间极易混淆。杨小凯却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了历史叙述的分寸,忠实地记录下了他在狱中十年亲身经历的人和事,既有历史的现场感,又有审视历史的客观和冷静,既看到了严苛的环境如何扭曲了人性,也看到人性在严苛环境中的闪光。这是难能可贵的史德。他出身优越的高干家庭,却能对底层民众抱有深切的同情心;自己的观点虽是激进造反派,又对保守派的立场有深刻的理解;遭受着草菅人命的牢狱之灾,还依然仗义执言去打抱不平;身处厄运逆境之中,还对周围的人们抱着敏锐的观察力……,这些杰出的个人品行,使他在“文革”狱政混乱,滥施刑罚,告密者遍地的污浊环境中,能够与周围的各类囚犯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得到他们轻易不谈的故事,从而获得了比常人更多的隐秘信息。这些来自许多个体经历的隐秘信息和杨小凯勤学深思的背景知识相结合,构成了这本书最初的素材和思想基础,使这本书的写作有着他人所不能企及的深刻性。 《牛鬼蛇神录》的体裁是以人物为主线,讲述他们的故事。讲故事的历史叙述方式是让事实说话,以事寓理,信息量大,解读空间广阔。书中列出的主要人物有20多个,各具社会的某种典型性。在这些人物中,有扒手、小偷、强奸犯、杀人犯、“投机倒把犯”和形形色色的“政治犯”。有“文革”的造反派,有保守派,还有派性武斗的凶手。社会身分有工人、农民、流浪者、“黑市商人”、国民党时代的旧官吏、干部、教师、工程师、作家、艺人等。杨小凯具有卓越的理解力,具有讲故事的天赋。他笔下每个人物的背景清楚,形象生动,情节细腻,感情真挚。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社会角色,人生经历,思想言行和最终命运,叙述了一个一个在那个不无荒诞的时代真实发生的事情,给世人揭示了他们看不到的社会背部,使这本书有了信史的价值。 杨小凯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讲述的这些真实的故事,表现了他敏锐地捕捉历史脉动的良史之才。他通过这些囚犯的个人命运,揭示了“文革”运动发生发展的多重社会主题,历史内涵十分丰富。在他揭开的幕布下,释放出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信息,使我们看到了熟悉背后的陌生,成说遮蔽下的真实。让我们愕然而疎然。我们会发现:“文革”派性武斗的残酷和血腥,竟然是和天真无邪的革命激情绑在一起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势同水火的观点分歧,在思想的层面上却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同一炉的意识形态冶炼出来的;响应毛泽东号召积极投入“文革”运动的亿万群众,在貌似集体无意识的行动背后,却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最实际的利益诉求;那些大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却是把臆想的“阶级斗争”变成了现实的政治斗争;在全社会全面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观努力,客观上却是不断制造出来更多的政治反对派;倍受国家严厉打击的地下经济活动所以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地下包工队”、“黑市场”所以屡禁不止,其生命力的顽强却是根植于国营经济的效率低下;在“文革”群众性的政治动乱中,“造反有理”的逻辑与镇压有理的逻辑出现了奇特的组合;与重新恢复社会秩序的积极意义并行的,却又是国家有组织推行的政治迫害活动……,这些充满矛盾、冲突、吊诡的历史现象,通过一个个具体人物的命运展现出来,构成了多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主题。这些主题所反映的历史深刻性,穿透了具体的人物、场景、事件、时段的表象,而径直地追诉到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机理。这样邪恶的机制是如何生成的?又如何运作起来的? 在杨小凯的书中,讲述的最多的是一群政治犯鲜为人知的故事。“文革”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以“群众专政”的名义践踏法律,制造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政治犯群体。“文革”期间按“公安六条”惩处的大批“反革命分子”中,有满腹委屈无处倾诉的抱怨者,有冒犯权势人物尊严的犯上者;有不慎触犯政治禁忌的无辜者,有忧国忧民的直言者等等类型。这类冤狱故事通常会有一个陈旧老套的主题:一场非理性的运动是如何毁坏了国家的法度。杨小凯讲述的兴趣所在,不是那些清白人士的冤屈,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犯,真正想要犯上作乱的“反革命组织案”、“反革命集团案”的案犯。这些政治犯胸怀异志,“图谋不轨”,秘密政治结社,是试图反抗社会制度的地下反对派,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然而,在这类“反革命集团案”的案情中,埋伏着社会动静的隐秘信息,对历史研究者极具魅惑力。但由于从事这种政治游戏的危险性,当事人的活动十分诡秘,对父母亲友俱是一应回避;官方为防止效尤,也不会有意披露案件的详情,因而关于这些政治精灵的历史记载基本上是缺失的。除了大逆不道的罪名外,社会对他们的事情知之甚少,特别是关于他们的社会背景,思想动机、意识形态和活动方式,更是局外人很难知晓的。随着这些政治精灵的肉体消灭,埋藏在他们头脑中的那些秘密也都归于了尘土。 感谢杨小凯,是他打开了这扇历史密门,使我们看到了这些政治精灵“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思想行为轨迹。这些参加地下政治反对派活动的人,几乎都是在受到体制的严重伤害后转向政治的。属于是知识分子的,大都与“反右”有关。属于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大都与阶级歧视政策有关。属于工人、农民的,大都与“大跃进”的大饥荒有关。这些体制性的伤害,不仅激起了他们的生存反抗意识,而且激起了他们的政治担当意识,“认为自己可以比当政者干得更好”。在这里,革命和反革命并不是由于不同阶级的立场,也不是来自敌对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基本事实:一个体制的政敌只能是体制自己造成的。正因如此,地下政治反对派的意识形态是十分杂芜的。有些来自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有些来自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三民主义,有些来自西方近代的民主自由主义,有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甚至还有一贯道烧饼歌之类的神秘卦辞和语义含混的预言。这些地下政治反对派的行动策略上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他们试图利用“文化大革命”允许群众自由结社的机会,与一些造反派组织有着密切联系,借机进行准政党活动,甚至还寄希望在执政集团的内部分裂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当政者在大乱之后所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也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在一个对阶级斗争和敌对势力有着杯弓蛇影敏感性的体制下,一旦局势稳定,秩序恢复,这些地下政治活动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再由此引申开来看人类历史,如果在一个社会动荡的乱局中,谁又会是成功者呢?正是在他的那些政治反对派朋友血淋淋的教训中,杨小凯对他所信奉的革命神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悟到了一个严酷的专制体制如何巩固政权的统治机理,不再相信改朝换代的革命——即不相信革命会推翻专制,也不相信革命能建立民主。 可以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囚徒经历的启发,彻底颠覆了杨曦光从小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改变了一个原本是革命激进主义者的立场,成就了一个政治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所以,当他坦然把十年牢狱转变他思想观念的心路历程如实写了出来时,正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历史学家的杨小凯。 附杨小凯:《牛鬼蛇神录》自序 自从一九九零年本书部分篇章发表以来,收到不少来自读者的反馈。每年来美国开会,碰到朋友,总会提起这个连载。令我扫兴的是,即使遇到经济学同行,不一定会提起我在JPE 或AER 发表的得意的经济学文章,却一定会提到这个连载。特别是碰到太太们,甚至会说他们收到刊物时最先读的文章就是这个连载(可能是故意讲给我听的)。但是我特别要谢谢对这个连载文章的批评。因为刊物编者对这个连载的组织中的问题,读者对此连载的性质有不少疑问。我在此作一个解释,也算是后补的“前言”。 我是于198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开始写这本书的。书的中文名就叫《牛鬼蛇神录》,英文版也是由我和苏珊秦同时写出,英文名叫Captive Spirits,直译应当是《囚禁中的精灵》或《囹圄中的精灵》。中文是于1988年完成,英文于1991年完成。《囹圄中的精灵》交过出版社后,他们将其当作学术著作,请匿名审稿人审稿,匿名审稿人对书稿的评价出人意外地高,因此出版社的学术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接受此稿。《牛鬼蛇神录》分篇发表时,编者未征我同意就将题目改为《狱中回忆》。但是《狱中回忆》已与《牛鬼蛇神录》有不少差别。首先《狱中回忆》把与政治犯无关的有关刑事犯的故事都删掉了。《牛鬼蛇神录》共二十八章,但《狱中回忆》大概少于二十章。编辑从未告诉我删节的原则,但看起来留下的都是政治犯的故事。有点对刑事犯不公平。其实我觉得一些小偷、扒手、性犯罪的故事蛮精彩动人的。我虽曾是政治犯,但却对刑事犯没有什么偏见。有些章次本身也被删节了一些内容。英文编辑开始也说书稿篇幅太长,是否可以砍掉一些章节,看到匿名审稿人热情洋溢的审稿报告,她再不提删节的事了。 读者的实质性批评最精彩的是作者“无非是处处美化造反派”。我曾有一条规矩,从不答复别人的批评,除非批评者非常有理由地要我回答。我想这个批评者看完整本书后,自己会回答他的批评的。另一条精彩的实质性批评是“此书无主题”,“不能成书”(这是个英文版读者的批评)。我被这个批评弄得难过了一阵。忍不住打破规矩,回答一下。无主题本来当然不是坏事,凡书就强调主题,这本是过时的老套。但此书是提出了非常多并不一定有答案的问题(也是种主题吧?)。如果读者像我一样多愁善感,一定会发现这一类问题。例如什么是中国政治辞典中的“革命”与“反革命”?在中国的司法实践和在朝在野的政治意识形态中“革命”和“反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书中几个被杀害的反革命组织头头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很多西方政治学中的“革命”内容。而书中后半部中描写的1972年的复旧有很多西方政治学中的“反革命”内容。作为一个反革命政治犯的杨曦光其实是因为他的革命思想而坐牢,但在1972年复旧的气氛感染下,他又真正变得十分“反革命”了。这个“革命”与“反革命”主题混杂着“历史误会”,“政治误会”,曾经是一些以行为主义哲学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最令人神往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最早被考虑的书名是《革命和反革命》。当然这两个词的含义在中共官方的辞典中又是另一种莫名其妙、趣味无穷的定义。而这种官方定义有着血腥味的司法意义。 另一个书中的主题是保守派和造反派,秩序和公正的冲突;反政治迫害和动荡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保守主义的价值和造反的价值都有非常令人信服的支持。保守派精英的代表是程德明,保守派一般群众的代表是毛火兵,造反派精英的代表当然就是杨曦光,造反派一般群众的代表是向远义和另一位扒手。下半部中还有代表支持保守派的农民的人物。从所有这些意识形态敌对的人物,你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们有时十分可笑(例如造反派扒手为了压倒保守派,半夜起来在保守派的花上撒尿),但他们的思想并不是发疯。程德明和杨曦光的思想是当时很有深度的保守派和造反派思想。在此书后半部分,共产党保守派复旧的可爱(秩序加理性)和可恨(政治迫害加歧视)更从一个个血淋淋活生生的犯人的故事中展现出来。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中,被迫害的造反派再一次被煽动起来闹平反更是突现了两种互相冲突但同时存在的价值的意义。 当然连贯全书最重要的问题是:“秘密结社组党的反对派运动在中国能不能成功,它在文革中起了什么作用。”相关的问题是“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在文革中曾经非常活跃,但为什么他们不可能利用那种大好机会取得一些进展?”这个主题一直要到此书的最后两三章接触到劳改队中可能的政治犯秘密结社问题时才会被挑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至少可以从这些真实的故事理解,那时秘密政治结社的社会背景、动机、意识形态和活动方式。这其中尤其是意识形态,不但学者难以了解,就是坐牢时天天与“民主党”、“劳动党”、“反共救国军”的人在一起的人,如果没有敏感的理解能力和极好的人际关系,也不可能得到此书中有关地下反对派意识形态的信息。书中关于刘凤祥和劳动党的故事可以将分散的章节连成一体。 敏感的读者可以找出上十个这样的主题,这些互相冲突的概念之所以能融合在一本书中是因为杨曦光本人就是个充满着矛盾的人物。他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周围的朋友亲戚在文革中全是保守派,因此他对共产党保守派非常了解,特别对那些联动精英有深切的同情和了解。但同时他又是个极端的造反派,对保守派敌视,对被迫害和被歧视的下层人物认同,甚至与扒手共伍。他坐牢时与国民党精英人物、造反派,保守派精英人物,受苏式教育的精英人物和受美式教育的精英人物以及一般下层人物都有很好的关系。这是此书多样化的一个条件。 我已经写的太多,有点自吹之嫌。但我相信,此书在五十年后我已不在人世时,还会被人记起。借用一点阿Q精神,即使我在世时,此书被人遗忘,但我却自信“一定会身后成名”。 我们已决定将英文的《囹圄中的精灵》和中文的《牛鬼蛇神录》分成两本独立的书(它们互相有相当大差别),这两本书正式面世时,读者将从连贯的阅读中了解它的复杂和多样化的主题。 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2257 次阅读|4 个评论
十年牢狱,他涅槃成为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
热度 24 beckzl 2016-11-3 18:41
被埋葬的只是躯壳 思想将涅槃生生不息 … 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坎坷的身世 经济学奖其实并非依诺贝尔遗嘱所设立 而是在1969年瑞典国家银行庆典时设立 近年来频繁授予数理统计分析学者 被认为是弥补诺贝尔自然科学中数学的缺憾 由于西方世界的经济学理论扎根于资本主义 中国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上处于被动 加之中国的特殊经济体制,羽翼还未丰满 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华裔曾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4年数学家纳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有这么一个华人极度接近世界经济学的顶峰 他曾以杨曦光的皮囊被打为反革命入狱 狱中黑暗的十年光景他以知识涅槃重生 正如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厚重印记的名人们 圣雄甘地,曼德拉以及马丁路德金 甘地在狱中 重生后他以杨小凯名震西方经济学界 提出超边际分析法与新兴古典经济学 大器晚成意气风发时却走向人生尽头 杨曦光 他似呼啸着冲向最高空的绚丽烟火 可人们却始终没有等来最华丽的那一瞬怒放 … 建国前,杨曦光生在一个富足的上层阶级家庭中 父母都是解放前共产党从延安派遣到东北的干部 杨曦光降生时,中共东北战事小捷,顾得 小凯 的乳名 少年杨曦光 其父 杨第甫 曾官至湖南省政协主席 其母 陈素 曾任“伍豪”的机要秘书 新中国建国以后,杨曦光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 1962年,他考取了全国重点的中学长沙一中 本应按照家人的期盼,安定本分地学习生活 然而,杨曦光高中还没有毕业 就迎来了那一次历史的大动荡 杨曦光父母被打为“修正主义分子” 他也因此被唯出身论者们歧视 这种情况下杨曦光很自然地加入了造反派 杨曦光的加入不同于其他学生的那种泄愤 随着历史的进程他越来越多地开始思考 思考这些政治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企图为这些施暴的人们找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他曾自费与同学来到乡下农村 跳出自己干部子弟的角度审视整个社会 他走访了农村里不同家庭背景的农户 有世代贫农的穷苦人家,也有被搞垮了的地主 在嘈杂的文攻武斗中,杨曦光将调查记录整理出来 并开始探讨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与未来 花了一个星期写成了 《中国向何处去》 一文 起初这篇激进的文章只印了80份 其中只有20份被秘密派发给亲近的同学 但却被中央视为造反的典型 将其文全文刊登只报纸批判了一番 反而让《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人们反思的问题 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甚至从香港流传至海外 巧合的是,今年9月刚出狱的风云人物 牟其中 在杨曦光几年后也因发表 同名文章 被捕 《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署名并不是写的他本人 而是钢三一九兵团一兵,即一位普通红卫兵 据杨曦光好友吴映衡回忆,他的用意有二 一是匿去自己的名字以免牵连 二是 藐视社会 ,关于国家建设自己一个无名小卒也能做到这样的程度,不免让人觉得有些炫耀的意味 在那个年代,学生们对于这样的动乱是狂热的 尽情将内心躁动的情绪疯狂地倾泻着 但杨曦光却主张静下来学习,调查研究社会 这种不跟随的独立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也是伴随他一生的信条 杨曦光(右)与妹妹 1968年1月,中央再次重点批判杨曦光的文章 并指出, 这样的文章不是一个中学生能写出来的 也不是一个大学生能写出来的,一定有幕后黑手 这个背后的黑手的高帽就自然落到了他父母头上 杨曦光母亲陈素 从这天开始,杨曦光就陷入了无尽的逃亡生活 朋友们把他安排在安全可靠的人家里 可就在这时杨曦光的母亲不堪忍受,自杀而终 几天后杨曦光才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 伤心欲绝的杨曦光决定逃往武汉躲避风头 结果却反而被同学告密,被抓捕候审 杨曦光的逮捕证 他被湖南省公安局关押至左家塘看守所 1969年10月被判10年徒刑,这年他刚满21岁 1970年,杨曦光被转押至建新农场参加劳动改造 期间,他彻底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 狱中他结识了各色“共犯”,有政治犯也有刑事犯 其中不乏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工程师 这些良师益友就是杨曦光最后的精神支柱 他拜狱中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 学习了英语、机械以及经济学和高等数学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只有冬夏两套衣服 每天天没亮就干活,天黑后才能会到监房 繁重的工作后甚至还要进行各种“改造活动” 杨曦光只好等狱友们都睡下之后才挑灯夜战 学生时代的杨曦光 没有时间,杨曦光就在工作时一心两用 一边插秧一边在脑子里消化新学到的知识 以至于蚂蟥都爬了满脚他还在本子上专注地写画 因为数学不会反革命,杨曦光的学习没有被打扰 他读《资本论》,用高等数学分析劳动价值论 还自行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等理论 当时他还兴奋地认为自己的这些成果是伟大的发现 终于来到1978年,杨曦光刑满释放的日子 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样一个反动分子 他只得在父亲家闲居,一些刚复职的教授同情他 就安排他到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 同年杨曦光决定亲手将本名埋葬 听取父亲的建议改用乳名杨小凯 而立之年,杨曦光宛如重生 … 改名后,杨小凯终于在印刷场找到了一份工作 也在那里结识了自己日后的妻子吴小娟 重生后,杨小凯自然不会满足于做一个校对工 1979年,他决定报考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一职 但因为历史原因,依旧被拒绝参加考试 杨小凯这一生遇到了不少贵人 也许也是因为他难以掩盖的才华 其中最关键的应该是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 于光远 报考失败的次年,杨小凯再次报考同一职位 于光远注意到这个被身世束缚的年轻人 疏通了关系,杨小凯终于参加了数量经济学的考试 最终被录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实习研究员 经济学泰斗于光远 但因为杨小凯高中没有毕业,更没有大学的文凭 空有一身才能,社科院却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 1981年,正值湖南省召开全省的招生会议 时任湖南省第一书记毛致用从湘潭回到长沙 看望差旅中的武汉大学校长的 教育家刘道玉 刘道玉借机向毛致用表达自己对杨小凯的惜爱 以及吸收杨小凯入校的请求,毛致用欣然同意 武汉大学永远的校长——教育家刘道玉 次年,杨小凯通过了考察与妻子被调入武汉大学 刘道玉还疏通关系将杨小凯的历史问题彻底平反 进入武大后,杨小凯开设了两门当时有争议的课程 一门是《数理经济学》,另一门是《经济控制论》 杨小凯的这两门课程是从前不曾有过的 此前,讲授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基于马克思 有涉及西方经济学的都是以批判的态度提及 杨小凯基于西方经济学和数理的课程是创新的 刘道玉回忆起说: “这两门课当时武大没有任何人能够开得出来,这就是他的才华的表现,这两门课大概都是建立在扎实的数学基础之上。” 杨小凯终于摆脱前半辈子的痛苦阴霾 被压抑多年的才华顷刻释放,冲上云霄 同样是杨小凯来到武大的那一年 美国经济学教授 邹至庄 赴武汉大学讲学 杨小凯很幸运地担任邹教授的助手 一番了解后,邹教授对杨小凯以数理分析经济学的超前做法表示十分赞赏 推荐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学博士 杨小凯的生活真的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邹至庄(左一) 1983年,在邹至庄的推荐下,校长刘道玉亲自签署了杨小凯的留学申请 他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 像是三级跳, 从初中毕业生一跃至经济学博士生 正所谓欲速则不达,杨小凯还是吃了文化上的亏 杨小凯在普林斯顿大学 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杨小凯如堕烟海 读博士的前两年是杨小凯最痛苦的时期 那种在课堂上听天书的痛苦更甚于十年监牢 起初的课程他全都听不懂,只靠抄同学的笔记理解 每天抄到凌晨三四点,杨小凯曾与妹妹杨晖诉苦 我们班有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叫于大海,他好聪明,资格考试他们毫不费力就能通过,可对我来说真的好难。 当年杨小凯口中的于大海也成为了他的好友 博士毕业后,杨小凯开始着手分析一个被现代经济学所忽视的问题—— 分工与专业化 他没有回到祖国,而是在西方“中年人的战场”打拼 在他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 自己要在西方世界里“先爬进去,再走出来” 先在专业领域树立起权威的公信力再参与到社会改革和公共事业当中去 杨小凯与家人的毕业合照 九十年代, 杨小凯被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后与黄有光合著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 一书 被权威杂志评为 “盖世杰作” ,广受好评 他也因此被选为 澳大利亚社科院院士 杨小凯开创性的研究完美诠释了他不跟随的精神 二十多年前那个特立独行的少年其实并没有离去 关于书籍的署名问题小凯与黄有光还有过争执 小凯希望作者一栏按照两人姓氏首字母排序 而黄有光则以他对本书的贡献远大于自己的理由婉拒 那几年,杨小凯对学术的渴望爆发了 他近乎拼命地工作,7天12小时高强度的研究 黄有光透露一本六七百页的书,他用七个月就写完了 祖籍潮州的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 杨小凯的著作《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新型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 相继发行出版,杨小凯的经济理论日渐成熟 其中《经济学原理》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 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代表作 但他仍没有忘记自己多年的使命 杨小凯虽人在国外,崭露头角后也还会常回国讲学 他与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争论也成为佳话 被众多学者认为是近年来最有思想的辩论 两者关于中国“后发”的优劣势问题各持己见,争得不可开交 与杨小凯相似,林毅夫原名林正义,赴大陆后改名 但抛开争论的话题,两者又互相敬重对方 杨小凯在澳接待一名博士生,向他推荐优秀论文 他从书架上抽出的正是林毅夫的博士论文 这部论文做得很有水平,毅夫的经济学功底甚是了得,做得很规范。你可以好好参考。 而林毅夫也多次在公开场合称杨小凯为自己的榜样 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 黄有光与林毅夫热烈讨论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响誉国际 一改世界对华人经济学界固有印象的关键时刻 不曾吸烟的杨小凯却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想必这不是因为十年劳改落下的病根 就是因为高强度的研究工作过度的操劳导致的 确诊后,杨小凯被诺奖得主 布坎南 两次 提名诺奖候选 因此他也被称为离诺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 是喜是悲,真是造化弄人 布坎南非常赏识杨小凯的才学 图为杨小凯、布坎南、黄有光合照 病倒后,杨小凯受洗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仍在思考那个终极问题 中国向何处去? “在他身体最糟糕的时候,还在想着中国未来的出路。” 他的学生张永生说 但此时他早已脱去了当年的偏激与无知 在经历过革命的骚动,有过被剥夺社会地位的痛苦经历,受尽侮辱和羞耻后,秩序和理性的恢复对我来说像是雨后的阳光。我像所有参加过革命的旧日贵族一样,在秩序和理性恢复时,感到深深的歉疚——为我过去革命的狂热。 杨小凯去世前与妻子的合影 2004年 7月7日7时 ,56岁的杨小凯在虚弱中离世 带走了自己的信仰和虔诚,留下了永恒的思想 杨小凯短短二十年的学术生涯,无比灿烂 就连狂生 张五常 也感叹道: “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有人说是《中国向何处去》改变了他的一生 遭受十年牢狱之灾,或直接或间接导致他因病早逝 但事实上,如果没有经历那一段痛苦的涅槃 他不会在鱼龙混杂的监狱中遇见一众思想先行者 这段独一无二的经历成就了他的一生 杨曦光因《中国向何处去》而死去 杨小凯因《中国向何处去》而永驻人间 《梦境——正义路一号北京1981》一画中 杨小凯手捧狱中启蒙导师刘凤翔的遗像 夏日的傍晚,疲惫的蝉鸣伴着斜阳 临近生命的终点,小凯在散步时对学生说 “可能上帝让我早点离开是有道理的,这样年轻人才能更快地冒出来,把更多机会留给年轻人。” 小凯狂狷的一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_____________ 我们同样热爱科技 对科技未知充满孩子般的好奇 为科技给生活带来的一切改变感到热血沸腾 我们将科技的感性给大家
12143 次阅读|24 个评论
天启者杨小凯
niehuihua 2014-8-29 21:19
按:这是前不久我应某报记者的采访做的书面回复,可惜因为某种原因,采访没有刊载出来。为此,我将内容贴在网上,以此纪念杨小凯先生。-聂辉华 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1 、怎么想到快到杨小凯老师 10 逝世十周年的?然后决定在博客上专门写下来?平时上课的时候会经常向学生们提起杨小凯老师吗?平时做学问的时候会在什么时候想起杨小凯老师? 聂辉华:杨小凯先生于 2004 年 7 月 7 日不幸逝世,当时就引发了经济学界、法学界、政治学界大批学者的关注。因此,在小凯逝世十周年之前的几天,就有学者在网站上或微信里提及小凯。但我那几天因为客观原因没有时间专门写文章缅怀,就发了一个简短的博客文章。我每年都会给本科生讲授经济学原理课《微观经济学》,第一堂课 “ 导论 ” 一定会介绍 “ 谁是经济学家 ” ,一定会谈到 “ 经济学家要有学术良心 ” ,然后一定会提及杨小凯先生。因为小凯曾大声呼吁, “ 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不要替有权有势的人做宣传造势 ” 。每当我看到一堆政治宣传式的研究时,看到歌功颂德的文章时,就会想起小凯,想起他振聋发聩的呼吁,并以此自勉。 2 、在人民大学读本科时,您按照他演讲时给大家公开的电子信箱给他发了一篇冗长的文章。不久他回信。这个故事的细节还记得哪些呢? 聂辉华:在人大商学院读大学二年级时( 1999 年),我写了一篇关于基于江西老家的县域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章,里面提到了著名的哈罗德 - 多马增长模型。我把文章通过 email 发给了小凯,没想到他居然给我回信了。他告诉我,多马模型有问题,不符合中国情况,建议我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分析地区经济增长,随信附上他的《经济学原理》有关章节的电子版。我当时特别感动,这是我第一次给著名经济学家写信,而且当时电子邮件还不是很普及。此后,我就告诫自己,如果将来有学生给我写信,一定要尽量回信,鼓励后学。事实上,我也是这么做的,我每年都要回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邮件上百封。 3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杨小凯是什么时候?能感受到他的什么特点呢? 聂辉华:我第一次见到杨小凯教授大概是 1999 年,当时他来人民大学做一个讲座。那时他身体就不太好,可是学生热情高涨,不断地问很多问题。在和主持人商议后,杨小凯老师同意延长提问时间,逐一回答完所有学生的提问。我当时觉得他非常敬业,非常谦和,对学生非常友好。 4 、他在一篇回应批评的文章里痛心疾首地指出: “ 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 ‘ 经济研究 ’ 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 ‘ 良心 ’ 。很多并不需要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 1956 年强迫合作化的事实被人说成自愿,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找不到系统的记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涟用记者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 ” 这段话是在哪篇文章里提到的,当时您看了之后是什么感受呢? 聂辉华:这段话不全,后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大声疾呼, 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不要替有权有势的人做宣传造势 。 ”这段话出自杨小凯的文章《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回应》,发表于《经济学(季刊)》 2003 年第 2 卷第 4 期。先是杨小凯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进一步阐发了“后发劣势”的著名概念。林毅夫教授不太同意其观点,写了批评文章,然后杨小凯又写了回应文章。批评和回应文章都刊登在《经济学(季刊)》上,而且都比较尖锐。林毅夫是这个学术杂志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这件事说明林毅夫很有度量。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时比较吃惊,因为国内当时还没有形成(直到今天也没有形成)比较正常的学术批评氛围,而且也没有 人针锋相对、点名道姓地批评著名经济学家。另外,杨小凯的这段话实际上也提醒了我们很多学生,就是教科书上的东西未必是对的,或者至少是不全面的。从那时起,我就在思考,如何做“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如何将学术训练与知识分子的道德承载结合起来。 5 、 2000 年他提出后发劣势的时候,您还是一名学生还是青年教师?当时对他和林毅夫的争论印象深刻吗?在学界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响呢? 2000 年左右的中国经济和现在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吧?在那个时候学界是不是很热衷于谈论后发优势?您当时的观点是什么呢?他当时的后发劣势的说法现在看来现实意义是不是更强了?比如在哪些方面呢?国企改革问题,腐败问题还是土地问题,这些现在处于改革关口的问题是不是都曾经在杨小老师凯的理论体系中提到过? 聂辉华: 2000 年我还是一个大三本科生,还谈不上对这个问题有多深刻的见解。 2003 年《经济学(季刊)》发表了杨小凯和林毅夫的争论文章时,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反响。还有学者专门就这一现象发表了学术论文,因为这个争论涉及到中国到底能不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是无数人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杨小凯文章之前,大家都热衷于谈后发优势,谈中国的学习效应,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乐观。当然,也有部分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终将走上现代法治和宪政国家。这个问题在 “ 中国模式 ” 甚嚣尘上之后,更有意义。在 2009 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人因为中国经济表现突出,对 “ 中国模式 ” 甚为推崇,但却没有看到 “ 中国模式 ” 潜在的问题,忽视了诸多隐藏在繁荣表面的严峻问题。例如,腐败、社会稳定、收入差距、垄断、环境污染等等,都是危及中国前途的难题。实际上,象国企改革、腐败和土地问题,在小凯的文章中多次讨论过。在这种情况下,缅怀小凯,梳理中国的 “ 后发优势 ” 和 “ 后发劣势 ” ,我认为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6 、您觉得十年以后我们又纪念杨小凯老师,意义何在呢? 聂辉华:最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不能光是歌功颂德,而要居安思危。当前,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非常复杂,中国面临很多外部风险,此时尤其需要冷静的头脑,不要被表面的繁荣所迷惑。中国存在很多潜在问题,需要大改革、大智慧。中国知识分子要忧国忧民! 7 、您觉得新一代的经济学研究者和杨小凯老师那一代相比,关注的问题、个人气质等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聂辉华:我认为,杨小凯先生集中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正如张载的名言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那代人,经历了“上山下乡”,经历了“文革”,经历了很多苦难,然后 在对外开放初期能够站在时代的潮头,以稀缺的时代精英身份 对政府和社会建言献策,甚至直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这种时机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的,甚至是不可复制的。今天的经济学者,更多地侧重于技术性的学术研究,更关心具体的事情和自己的幸福感,与上一代学者的历史使命感似乎有较大差异。这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生存环境的原因,也跟舆论环境有关。今天的时代,不是人才稀缺,而是人才相对过剩,很难产生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巨人了。 补充问题 1 . 知道聂老师对腐败与经济发展问题有深入研究,一个补充问题是,杨小凯曾经否定过 “ 腐败是经济润滑剂 ” 的论断,但是近十年来,关于腐败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仍然没有结束,尤其是最近一年,反腐败力度空前,也有学者再次提出反腐败导致经济效率受到影响,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是否认同杨小凯先生的判断。直到今天这一问题还在讨论是否意味着 “ 后发劣势 ” 的警惕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制度上的完善仍然任重道远? 聂辉华:根据我的研究,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不是简单线性的。腐败究竟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还是“沙子”,取决于制度环境。现有研究表明, 在那些制度不完善的环境下,腐败如果有助于企业绕开政府无效率的管制,那么腐败是次优的。当然,长远来看,腐败会阻碍社会公平,加剧官商勾结,不利于建立自由、公正和法治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腐败会加剧“后发劣势”。要减少腐败,关键是限制政府权力,尤其是各种无效率的管制和审批权,此外还要监督权力,以及给予官员适当的激励。 2. 在对于杨林争论的评价里 , 有一种看法是有点简单化的,即认为林毅夫是为政府说话 , 而杨小凯不是 , 也正因如此 , 林毅夫在许多自由知识分子的评价中是不讨喜的,在您的观察视野里,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聂辉华:我认为,不管是杨小凯还是林毅夫,都希望中国经济发展、国家富强。他们的分歧主要是理念的不同,具体地说是各自所信奉的经济学理论的假设不同。林毅夫假设政府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杨小凯认为政府管得越多越糟糕。理论假设可以走极端,但是现实世界往往是中间状态。我们不应夸大这种极端的对立,而应该细致地探讨,政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失灵,然后才能决定合适的理论或政策选择。 3. 据我们的外围采访 , 其实林毅夫本人是完全不认同这种评价的 , 在他看来 , 和杨的分歧只是学术之争 , 而杨本人似乎也非常欣赏林毅夫的学术水准 . 据您的观察 , 我们该怎样去理解杨林之争呢 ? 又该怎样理解围绕杨林之争产生的种种学术之外的争议呢 ? 聂辉华:读者应该了解,学术争论往往是比较纯粹的,甚至是极端的,但现实是复杂的。讨论学术问题,第一不要怀疑对方的动机,第二不要怀疑对方的能力,这是盛洪教授说的,我非常赞同。“让学术的归学术,让政策的归政策。” 4. 再扩大一点看 , 其实整个经济学家群体也大概可以分为 亲政府 与 亲市场 两派 , 比如林毅夫和杨小凯 , 而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却都是家国情怀很浓厚 , 中国问题意识强烈 . 从知识分子性格的角度 , 您认为这种分野是如何造成的呢?仅仅是学术分歧,还是也有着各自人生经历、社会位置决定的因素。 聂辉华:我认为这种学术分歧,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而言,肯定与人生经历有关。遭遇过冤案,或者蒙受过苦难的人,对政府行为有天然的警惕感。这与学者在国内的社会地位可能有一定关系。但我知道不少著名学者,不管是国外还是在国内,生活优渥,他们是对政府的观点可以完全相反。但总体而言,知识分子对政府通常持批判态度,这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社会功能决定的,我认为这也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学者应该做社会的乌鸦,而不是政府的鼓手。政府不缺鼓手,缺的是铮铮铁骨的“谏士”。 5. 许多学者在接受采访时都提到了杨小凯的独立性,他不依附于任何组织,始终保持着学术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从我们的角度观察,在当今学术界,一些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而杨小凯的知识分子品格也是我们应该纪念他的原因之一。您此前的答复非常非常精彩,所以对于独立性与机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很想听听您的认识。 聂辉华:独立性与生活状态有关。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如果自身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稳定的工作,不谋求在国内的权力和待遇,那么通常会比较超脱,更可能在学术人格上独立。反之,如果工作和生活非常依赖于政府,不太可能非常独立。因此,要让学者畅所欲言,独立地发表观点,用法律确保其工作和生活待遇就非常必要。我相信,学者依据事实发表独立、客观的观点,不“揣摩上意”,这对政府也是有益的。相反,如果大家都不敢说真话,那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题目是我自己加的。)
353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我们怎样纪念杨小凯?
热度 1 王飞跃 2014-8-20 19:58
我们怎样纪念杨小凯? 华生201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91e520102v13e.html FT 中文网的徐瑾女士来电邮,说看到我在微博点评林毅夫、张维迎在纪念杨小凯去世十周年会上的发言,希望我能就相关的话题展开谈谈。看完邮件,我就知道我与小凯缘份在此,不能不写点文字了。 1 、缘起 当然,所谓缘份并不是说我与小凯有多少或多深交往。 1982 年秋我读研究生来北京,小凯已去武汉大学,次年他即去美国。后来虽然彼此均有耳闻,但就我的记忆并没有机会谋面。直至大约 2000 年的一天,与我一直有合作的原农村发展组的老友罗小朋来电话,说杨小凯在北京,他想前来拜访,不知我是否方便。当时我正在忙于企业事务,但对小凯早有敬意,故当即爽快的说,没问题,我请客 , 我们可以边吃边聊。 记得第二天中午,小朋领小凯前来,我在当时位于三元桥的公司对面“红子鸡”餐厅订的座,大家相谈甚欢。当时小凯在华人经济圈已负盛名,但我的印象我们主要谈的并非学术,而是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看法和发展前景的判断。其时小凯正在形成后发劣势等看法,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有颇多怀疑。而我 1990 年代回国后把学术基本丢在一边,海归创业,公司正上台阶,刚刚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经商之余,还正在抽空写作一篇“破除垄断坚冰”的大文章。文章指出计划经济其实就是国家全面的经济垄断,而文化大革命则是把经济垄断发展到全面的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的顶峰,因此改革就是逐步破除各种垄断的过程。文章最后一部分专题论述,如果说其他领域的垄断,已经多少被相当一部分人认识,但城市户籍制度的垄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则远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而只要抓住农民工市民化即人口的城市化这个核心,就可以解决内需不足和人力资本升级这两个主要发展瓶颈,实现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的持续高速增加(此文发表于《时代财富》杂志 2001 年第 1 期)。 显然,我与小凯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判断相去很远。但小凯这个人内心或许高傲,然待人相当和善,记得我们的讨论热烈融洽,和而不同。那时我只身从海外归来,又被体制开除,只是靠引进海外信息做咨询服务业起家,后又杀入竞争激烈的工业而有相当的发展,说明改革中的中国体制并非没有私营企业和企业家精神成长的土壤。这些背景显然增加了我的话在小凯那里的可信度。不想此后小凯即患癌症,这一面即是永别。 2 、小凯人生三部曲之一:难以回首的文革传奇经历 小凯父母原是湖南省的高级干部, 1959 年即受彭德怀事件的影响,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虽然在 1962 年即获平反,但小凯此时正值十来岁的少年,在心灵上已留烙印, 1966 年文革爆发,老账新债,父母皆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小凯的革命热情,幼稚而单纯地成为追求革命理想的造反派。 1968 年初他发表的“中国向何处去?”震惊一时,其实是比当时文革指导者要纯粹但也还要左的极左派宣言。他公开自称“极左派公社”,其目的是打倒新官僚资产阶级、推翻新复辟的革委会、建立震撼世界历史的“中华人民公社”。显然,小凯自以为是地诠释文革指导者的意图,试图将文革引导到更激进的巴黎公社直接民主式乌托邦革命是太幼稚了。而他寄望于武斗中抢枪的人民武装,搞“夺军权战斗队”,更是当时利用军队来稳定局面和实现权力转移的文革当权者所不能容忍的。当然,小凯更不知道的是,几个月前,就因《红旗》杂志纪念建军节的社论中提出要打倒军内走资派,引起毛泽东震怒,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林杰等人被抛出来直接从天堂送进了地狱。因此,小凯自然被抓,开始了十年的牢狱之灾,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了进一步的灾难。 现在回过来看,这是小凯个人和家庭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但客观地说,这是包括小凯在内的这一代人并没有真正深刻反思的一段历史。我这样说没有丝毫对小凯的不敬,而是因为我有着与小凯不同但相似的经历。我自幼在省委工作的姨妈家长大。都曾经是中共地下党的姨妈姨夫 1957 年双双被打成右派。在 1962 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提出不久,我自己家里又被挖出“国民党特务”,因此可谓自记事就在别人的白眼中长大。但是在当时的有限信息和被极度歧视之下,文革开始后我竟然也是极左思潮的信仰者,小小 13 岁的年纪也没少写批判的大字报。下乡插队后,还不知深浅地给中央的《红旗》杂志写了篇长达万言的理论文章。文章当然不会发表,被退稿给我插队所在的公社。记得以前我们知青赶集偶尔会不受欢迎地去打扰‘公社文化站’,那位面目可憎的站长从此反而对我另眼相看。我后来想过,像我这样不安分的人,如果再年长几岁(小凯比我大 5 岁),还不知会闯多少祸,乃至给自己和家人招来多大的不幸。 小凯的优秀和不寻常之处是他没有在牢房和劳改中沉沦,而是有了根本的转向,并幸运地从同为狱友的一些知识分子那里受到启蒙和正确引导,把牢狱和劳改变成了自己的大学,以至他在 10 年牢狱生活结束出来的时候,比我们这些有人身自由的同代人有更开放的思想和更好的包括数学在内的各种经济学知识的准备,从而为他在此后的崭露头角打下了基础。 3 、小凯人生三部曲之二:绝处逢生 英才绽放 1978 年 4 月小凯刑满出狱后,境况并没有很大改善。因为他当年在大字报中点名批判的中央和湖南省的“红色资本家阶级”的代表此时已重返权力中心。当时对文革中造反派的清算意味着即便坐了十年牢,小凯的处境也毫不乐观。小凯找不到工作,在这时由杨曦光的名字改回了乳名杨小凯。在湖南大学旁听了一段数学课后,小凯的父亲还是把他安排离开惹人注意的长沙去邵阳一家印刷厂做校对工人。小凯也是在这时遇到了后来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 1979 年他报考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硕士被拒。直到 1980 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气氛越来越宽松,小凯才得到更多伯乐的扶持和日益增大的空间,先后到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和武汉大学任职,并于 1983 年在反革命罪尚未撤销时,在赵紫阳总理办公室和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干预和帮助下,成功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由此也可见,没有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即便是天赋再高的人如小凯,恐怕也只能被埋没。中国古人说的时势造英雄,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后来的发展和机会无不是如此。故而我自己虽远没有小凯那么高的天赋,但对改革开放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感恩与呵护之情,应是由此而来。 小凯去美国已人近中年,既过语言关又在名牌大学读博士过资格考试,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他曾对妻子说,这二年的读书比坐十年牢还难。博士毕业后为找工作也是历经波折,最后还是他好友、后来的终身合作伙伴黄有光教授帮助,在澳洲莫纳什大学找到一年的教职。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当年爱因斯坦在 1905 年发表了后来被证明是石破天惊的五篇划时代大作,却仍然无法在大学里谋一教职养家糊口,说明再大的天才也是要备受磨难的。 不过,就在小凯去澳洲任职后不久,他的文章陆续在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他在澳洲的教职也日益稳定,不断升格。像小凯那样年龄的人出国,别说之前坐过十年牢,能够跻身西方经济学前沿已经殊为不易,在华人经济学人中也是凤毛麟角。更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独创了自己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门派,并受到若干经济学大家的肯定和赞赏。 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源自经济学鼻祖 亚当 · 斯密 的传统。因为 亚当 · 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既认为市场是配置资源最好的机制,又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动力。新古典经济学着重于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发展了一套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精妙分析工具,但却多少忽略了对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部分的因为后者更难进行形式化的处理。其实分工和专业化既受制于市场的规模,同时又决定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而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也并非越高越好。其好处是通过专业化经济的效率提高与报酬递增而提高生产力,其弊端是随着分工的加深又增加了交易成本,从而最优的专业化分工水平是在二者之间做最优选择。这样不仅需要考虑内点的最优解,还要考虑各角点的择优。这表现在现实中经济人的行为决策,不仅要做边际决定,更重要的是还要做不同产业方向的比较和抉择。商业上所说做正确的事比把事做正确更重要也是这个意思。小凯认为“把专业化和分工的问题放回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我们就能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框架内,解释与预测像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与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可见小凯的想法不仅是革命性的,其学术野心也不可谓不大。 记得若干年前读到小凯与黄有光教授的合著,虽未全懂,也觉得耳目一新、大开眼界,很为华人经济学家感到骄傲。但自小凯去世之后,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影响显然在衰减。小凯自己将新兴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视作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天文学的贡献,不管是否恰当,确实显示了这是他毕生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按照黄有光教授在最近纪念小凯逝世十年的感想,小凯的贡献很大,但还没有获得学术界足够的承认与发扬。依此而看,纪念小凯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研究发展小凯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使超边际分析这个学说或学派在当今世界经济学界取得应有的地位和承认。当今中国大陆经济实力雄厚,人才后备丰富,各位名家又掌握了学术界的话语权,投入和推动这个研究并非难事。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从纪念小凯去世十年来的情况看,似乎只有海外的黄有光教授与小凯的几个学生还在做这方面的推进工作,然势单力薄。国内对小凯的渲染炒作不少,借小凯之名推销自己东西的也有,但认真去挖掘开拓小凯自己最看重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几近于无。这就难免给外人以叶公好龙之感。 我最近与我的博士生们谈过,要他们认真读读小凯的东西。我说我自己虽然在初二时自修完初三数学,文革后几乎与小凯同时也在大学的数学专业旁听二年,以数学第一名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后被允许免修数学,但自觉经过十二年从文革到农村工厂的摔打,小时候的数学灵感早已无影无踪,现在更无时无力在如超边际经济学这样的理论领域做深入研究。但你们年轻人中的有心有志者可做这样的探寻。我也准备筹集一些资金,支持这方面的研究探讨和会议,尽我们的微薄之力使小凯的心血和贡献不致随时间湮灭。 4 、小凯人生三部曲之三:反思回省情怀故土 小凯出国后,对祖国的发展仍很关切,发表过很多意见感想。现在人们炒作的,往往是这一部分,特别是这一部分中并不准确的东西。小凯的思想认识,也有很多反思变化,其中深刻的部分,又多为人们忽略。 前面说过,小凯对自己早年的左倾幼稚,未作正面反思。但小凯自己后来思想之变化,也反映他以今日之是去否昨日之非的事实。所以他并不喜欢或鼓励他人去夸耀他的文革经历。黄有光教授提到小凯有两次对他说,以后不要再提他文革坐牢的事。黄教授说他自己还不很理解。小凯最大的转变是他对革命和群众运动的态度。他从鼓吹全民武装革命转变到“我相信在有长期专制统治的国家,革命只会产生暴政这个假说是可以证明的。”他认为英国比美国对中国意义要大得多,因为中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历史的国家。对中、英这样有长期专制历史的国家来说,“民主制度的萌芽不是人民参政,而是社会上层阶级内的多元化”。“革命会延续民主化的进程。”“我知道所谓‘伟大的人民’在革命中会如何行为;我知道革命会使迫害政敌的情绪毒害全民族,那时谁都会无法控制这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正是专制制度的基础。”他认为自由与共和重于民主,“只要有完备的法律和私有财产制度,不是民主政体也无关大局。 ” 小凯的这些判断人们固然可以见仁见智,但这反映了小凯本人思想的巨大转变,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实现中国向自由、民主、共和、法治的转型,如果革命不行,怎样才行,也是小凯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尚未回答的大问题。就如新近的一本政治研究的书中所言:民主会否实现只是时间问题,何时实现是老天的问题,怎样实现才是我们的真问题。 如果说小凯的上述意见几乎无人问津,小凯关于后发劣势的观点却在国内媒体上激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其实,后发劣势并非小凯的什么重要研究成果,甚至也不是他的原创。他只是转述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沃森的观点,即后发国家有许多东西可从发达国家模仿,但模仿技术容易,但模仿制度较难,会触犯既得利益,故而许多后发国家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虽会取得一时的发展,但给长期发展会留下许多隐患。小凯赞同沃森的观点,认为对中国很有启发意义。 这么一个简单和不重要乃至不准确的命题,现在却好像成了小凯的主要成果和遗产。国内媒体提小凯必提后发劣势,真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误会。本来既然落后就是既有优势也有劣势。而后发优势的存在和主导,是一个不争的经济史实。当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花上百乃至几百年走过的经济成长和工业化、城市化历程,现在一些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短短几十年中就实现了。如果没有借助后发优势的借鉴学习,这是不可想象的。至于后发劣势当然也存在,但并非如沃森所说的那样简单。 首先,这是因为存在先发优势,后发即落后自然就有其劣势。当年西方资本主义起家时,有大量殖民地可占,人口可向附属国转移,后发国家自然没有这些便利。因而资本原始积累中的许多丑恶和冲突就必须在国内消化。再如美国靠从技术、军事、资源和市场等各方面的全面领先优势所建立起的美元轴心和霸权,这样的好处后发国家自然无缘享受,反之还要常常帮别人买单。 其次,这是因为模仿制度与模仿技术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新技术一学就会,新制度就大不相同了。后发国家不模仿制度肯定会处劣势,但生模硬仿也是劣势。以中国为例,典型的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只是 19 世纪的洋务运动时期。但此后的戊戌变法就是模仿制度了,甲午之后君主立宪改革是模仿制度,辛亥共和革命是模仿制度,乃至最后要弯道超车争取后来居上的共产革命模仿的还是西方传来的制度。要说全球模仿制度最像的是亚洲的菲律宾,其二战前是美国殖民地,二战后一切照搬美国的全套制度,但实行到今天仍然是貌合神离,腐败落后,结果完全不是那么一码事。有人说关键是这些国家只模仿学习了制度的表面形式,没有学习别人制度的精神实质。但是,精神实质又是模仿就能模仿得来的吗?因此,制度还不是模不模仿、模仿的多与少那样简单。东亚模式中的国家和地区,既有模仿又有不模仿,走了切合自己情况的道路,反而成为二战后少数进入高收入行列的成功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发劣势确实存在,但并非简单的是模仿制度还是模仿技术,到 21 世纪落后国家已经摸爬滚打了一、二个世纪后再这样提问题就显得太初步了。关键在于怎样取他人之精华,又能在自己的土壤上生根成长。二战后全球发展中国家从技术到制度几乎全在进行模仿引进,为什么成功的追赶者还是极少数?这恐怕恰恰在于制度模仿和文化嫁接上的复杂和困难。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引进模仿对自己有利的制度形式,拒绝对自己不利的实质改变;激进的变革者希望直接照抄最发达国家的制度形式而不论是否合适与自己是否有能力消化。这种内部冲突和博弈的结果,往往搬来的是支离破碎和相互不协调的制度片段或形式,或者误将别人在高级发展阶段的问题和关注重点当成自己此阶段上的当务之急,从而长期在各种发展陷阱和困境中挣扎内耗,欲速而不达。这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孙中山在上世纪初就以技术学习模仿为类比,认为中国制度引进就如学技术一样,自然要学最新最好的,故应该一步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民主共和制,而跳过所有的陈旧形式和中间阶段。但十月革命后中国激进青年和知识分子又开始接受被认为是更先进、更公平的苏俄模式,孙先生也只好又进化到“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大政策。苏维埃革命的制度模式引入后,我们本来也有“农村包围城市”和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改造,但后来又搞不断升级的所有制拔高、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经济冒进和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才算遏止了中国近代史以来持续升级的激进主义潮流。依此来看,中国的问题与其说是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毋宁说是太追逐模仿新的制度,乃至发展到文革那样要创造一套指导世界的制度,结果是在经过一百年的反复折腾之后,中国人还要回答百年前的前辈就不怎么看上眼的立宪问题。 由于小凯引用沃森的后发劣势论本来就不准确,故他由此对中国经济发展一些悲观看法与这十多年中国崛起的情况并不吻合。在东亚经济中,小凯主张要学香港、台湾而不要学韩国、新加坡的观点现在看来也有偏颇。至于小凯在谈后发劣势时特别强调中国的电子商务在现存制度下根本无法发展、后发优势绝无可能的话,今天看来就更加武断和有误了。 当然,上述这些观点并非小凯的学术成果或主要贡献,作为一个最后 20 年主要在海外生活的人对国内情况的判断有隔离偏差,应当说有情可原,更无损于小凯的天赋和贡献。但是,小凯真正的学术贡献被人当作敲门砖一笔带过,这些只言片语的感想评论却成为国内炒作的热点,联想到一批退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常年被重金请来在国内四处演说亮相,这确实是个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 本来经济学分类很细,不是自己的专业和研究过的专题,就如耳鼻喉专家不会对心脏手术发表高见一样,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是通才。经济学的科学部分仅仅限于严格给定假定条件下的若干推理。至于社会上复杂的经济与政策政治问题,经济学家往往不比文学家、物理学家乃至常人高明。两个获诺奖的经济学家对同一经济现象作出截然相反评论的比比皆是。历史上的经济学大家把实务管理或投资做得一塌糊涂的故事也有很多。小凯自己就有在股票和期货投资上赔个精光的惨痛教训。 再挖掘一步,一个人的缺点往往就是优点的延伸。许多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就是信念坚定,锲而不舍,固执己见,乃至终有所成。所以东西方我们都可以见到不少学者意识形态挂帅,对许多事情,你甚至不必问其观点,就知他必然会怎么看问题。如说政府重要的必强调有为政府,如说市场最好的必说一切都是政府的问题。而现实世界中谁也既离不开市场也离不开政府,往往要在各种制约和人们的不同诉求之间妥协,永远不会是学者的纯粹世界。况且,市场是千千万万人自发行为的交汇。任何人也没法拿市场是问。故而政府有问题也好,市场有缺陷也罢(这些都是必然的),在中国在外国你都只能找政府说话。 所以黄有光教授追忆小凯时说过,考虑到小凯曾在生命最好年华坐过十年牢狱,其观点右一点他觉得可以理解,轮到自己即便坐三年牢也许更加偏激。其实小凯的个别观点虽然也许偏激,但思想方法并不偏激。他后来笃信私有产权制度,但他也说这个东西不能搞得太快太早,要先搞企业包括国企的自由化。自由化重于私有化,特别是大企业的私有化,要到自由化之后才能做。这比我们国内一些人讲的冰棍理论,私有化越快越好,一时搞出了一股不公平不公正的 MBO 即管理层收购的巧取豪夺之风,还是要理性平和得多。 现在还有一种更糟糕的现象是,有些人包括回国游学的学者,为了推销自己的信念,连基本的事实都不顾。有一位我很尊重的朋友,首次回国还客观介绍海外情况,写文章说美国的纯农地也是没有建设发展权的。近年来为了宣传自己的土地私有化信念(这也未尝不可),再也不提往事,反而大讲中国农民要有土地建设发展权,还得到一批名家抬轿子,让我瞠目结舌。还有一位挟美国著名大学某专业终身教授(其实美国实行 Tenure track 的教授们都是终身制的,即退休前不得随意解聘,我国体制内学校的教职可以说也是这样)之威,为了说明中国政府规模过大(这也未尝不可),用美国联邦即中央一级政府的预算与中国国家财政即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加起来的全部预算作对比,造成诸多误解和困惑。这种现象倒是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小凯介绍的后发劣势概念,确实不是空穴来风。 小凯在患病后皈依基督教,对人生反省多多,人也变得特别温和。有人觉得有点落入俗套,我倒觉得另有深意。我前几日对学生说,一个人无论有何成功,一定要有谦恭之心。大一点的成功离不开天赋,那是上天所赐。后天自己再有所为,天不假时,仍不免壮志未酬。天才者如小凯,尚有未竟之志,我等更应知恩,奋发而为。若能将其未竟之事推进一二,才是对小凯最好的纪念。 注:本文2014年8月11日发表于FT中文网
个人分类: 心的历程|7132 次阅读|1 个评论
纪念杨小凯逝世10周年
niehuihua 2014-7-6 19:54
明天就是7月7日,我最敬佩的杨小凯教授逝世10周年纪念日。在我看来,小凯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风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最好践行者之一。面对他伟岸的背影,我深感惭愧,觉得自己作为太少,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公共事务上。 遗憾的是,我来不及撰写纪念文章,只好放上十多年前自己为小凯写的一篇小传,《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 http://www.niehuihua.com/dispArticle.Asp?ID=63 ,这也是我写过的最有激情的文章。建议学生们阅读。 还有一篇小凯逝世时的纪念文章,《一个大陆学生心中的杨小凯》, http://www.niehuihua.com/dispArticle.Asp?ID=203 。
3045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杨小凯——我认识基督教的三个过程
热度 1 pikeliu 2014-3-1 19:14
杨小凯——我认识基督教的三个过程 我认识基督教的三个过程 杨小凯 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里。那时候,我的同房有一个基督教徒,他被关在看守所。那个教徒在文革期间贴了份大字报,被判了十年刑。他在监狱里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政治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在被判刑之前还为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 1983 年我去美国了。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太太(小娟)为了学英语,就去了查经班。查经班那些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基督徒当时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这些在我们从大陆来的人看来,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算计的理由。 与当时其他出国的人相比,我相对地不太受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当时不太相信唯物论这些东西,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是,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 我们从美国搬到澳洲来以后, 1989 年我们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经济学》,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看它本身的运作在经济上是怎么样维持的。那一年,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教会,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成见,觉得要了解一个东西,先要爬进去,再爬出来;另外,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包括从学习西方语言中了解基督教文明。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后来我信主了以后,要找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帝存在的最好的证明,一个是教会存在了两千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连续不断地存在两千年,这是很难找到的。我们也可以说还有别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扩张的,只有基督教。 哈佛大学的教授 Shileifer 等人也作了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他们把经济表现和意识形态作回归分析,发现有些宗教对经济起着阻碍作用;有些宗教,像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平——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起着促进作用。这有着非常多的证明。它起的这个作用是很复杂的,跟我们中国人信的历史唯物论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些经济史学家,比如说 North ,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在一个国际竞争环境中就会反馈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和我们大陆来的人相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很不一样的。 历史唯物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陆来的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人,特别迷信科学,什么东西都要用是不是科学来衡量。但是政治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这个制度不是从科学来的,不单不是从自然科学来的,甚至不是从社会科学来的,它是从信仰来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使人认为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就会有一个叫做 Social Sanction (社会反对和禁止)的机制。 在美国,执政党去录反对党开会的音,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连当时总统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朋友都会反对。从政治利害而言,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盟友是不应该反对尼克松录反对党会议的音,但他们听到录音带的消息后大都背叛了尼克松。为什么?他们有一个意识形态,这种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国人却认为这种行为可以接受,他们不理解尼克松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录音带而下台。而我们的情况却是,在抓持不同政见的人时,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里不是说老百姓,是说掌权的人,与掌权的人最亲近的人对迫害不同政见者也不反对。为什么?他们也有一个意识形态,认为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这就是我的第一阶段,从理性的角度,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找到很多证明,证明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像哈耶克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东西。对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而言,这个就是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 Shleifer 及同事作了些经验研究,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宪政秩序、经济表现就好。比如说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澳洲,荷兰、英国也是新教占优势的地方,这些国家(除荷兰外),它们的文明,它们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它们的经济表现就非常好,它们的秩序就不断扩张。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教占优势的这些地区,都是从英国那个早期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很小的岛,在一千年之内发展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历史证明,从社会科学来说就是这样的,从客观上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第二阶段 开始克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 刚才我说,我虽然承认基督教的正面作用,但要让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还是一种理性的、崇拜科学的态度。后来,我就读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书,他对宗教的分析使我受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是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妈妈爱孩子,不是理性的,从个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妈妈不应该管孩子,但妈妈爱孩子,这对人类的生存是最关键的,不爱孩子的妈妈就会绝后。 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过资格考试,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能不能在外国留下来。当时,我的太太就怀孕了。如果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分析你可不可以承担得起?当时,我们可能要回中国,我们已经签了约,只能生一个孩子。回去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种理性计算的最优决策,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效用最大的最优决策,就是绝对再不能生孩子了。但是,我太太去查经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她就说我们不能堕胎。现在想起来,这个决策真正是太好了,但是它绝对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 我们还可以讲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有了电脑,有更发达的东西,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祖先,他有一个非理性的爱好,就是他喜欢讲话,他乱叫,嗷——不像有些动物不太叫。当时,如果用理性计算成本收益,你就会觉得这个讲话没什么意思,它也不能给你多少吃的,如果你要决定算计好了讲话的经济成本和收益,再去拼命讲话的话,那你就会计算这个讲话会导致文字,有文字才有文明,有文明才有宪政,才会有工业革命,才会有电脑。如果你要这样计算,我们的祖先不会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你要算好了才去用理性来讲话,也可能永远不会讲话,永远不会变成现在的社会文明。当时,我们的祖先就是遵循非理性的这种冲动,你也可以说它是信仰,他就觉得想这样讲,结果后来就出现了很多事情。 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举很多例子。世界上的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要认识到宗教和非理性的东西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不会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基督教,而是像妈妈爱孩子,像我们的祖先喜欢讲话,他就有一种冲动去信这个。信基督,很多东西就会产生。不同的动物信不同的东西,如果你信翅膀,老是想动翅膀,后来变成鸟了。人们迷信不同的东西,就会发展出不同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信基督教,你为什么不去信佛教,它也是信仰,也是非理性的,它也会产生一个文明,就是佛教文明。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问题,有太多的证据证明,基督教新教文明是别的东西根本没法跟它比的。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基督教文明是最有潜力的,过一千年、两千年会不会还是基督教好呢?两千年、三千年后还有没有基督教呢!我想引用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说,我们人类生活行为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和平平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共识,比如说偷东西要受罚,我们有这种共识,有警察抓小偷,没有这些东西,你会想象不出社会会怎么样。比如洛杉矶大地震的时候,警察突然就不灵了,有那么多人在大街上抢劫,美国那样的一个社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是在那一个短期内,就完全退到了原始社会。实际上我们不了解我们这个制度有多复杂。它是建立在很长期的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所以,一个宗教意识形态形成一个东西,你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老想改革,创造一个新制度。他们老是喜欢讲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你是没法创新很多东西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等很多东西约束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社会会乱到一塌糊涂。一个真正了解制度的人,他不会老是说要创新、要改革,他会说要尊重传统。正象普通法尊重先例一样,先例就是法。这个世界上传统是很重要的,在长期历史上经过筛选的意识形态真正成功的,这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你不能轻易的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而且成功的东西往往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要人们服从权威,老老实实交税,也是尊重传统的。哈耶克觉得传统起重要的作用,财产权、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制度是多么复杂的一个事情。那些激进的改革、革命,制度创新往往是给社会造成灾祸的。我看了哈耶克的这些东西以后,就对宗教有一种敬意。 这是我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仰 如果一个人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以前我会说他迷信,没有受过教育。我现在会尊敬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的人们。从我个人的经验,当你年纪大了,会发觉迷信理性往往犯错。这里讲个笑话,经济学家,包括得诺贝尔奖的,他们的经济决策常常错得一塌糊涂,经常会亏钱,卖房子最便宜时卖,买房子最贵时买。反而是他们的没学过经济学的太太做出正确的决策。你有了很多这样的经验,你就会发觉太太们有良心,或者她有时候看起来和你的精细计算不一样,但是她们有时候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时候你就会慢慢地对非理性产生一种敬意。你就不会像刚出国的时候那样,说这是迷信,是不科学的,以这样一种轻率的态度来看待她们。 哈耶克的宗教思想实际上还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想法。他说宗教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长期的国与国竞争中,那个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意识形态,就会胜出。他比较了法国的天主教和英国的新教,天主教对人的行为都有一些跟新教不一样的地方。它就影响到制度和法制,他们的国家(法国)就老是有革命、动乱,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搞不好,就像中国人一样,相互斗来斗去。他每发生一次革命,就会把殖民地卖给英国人,他的秩序就不能扩张。新教就没有这些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她的游戏规则,就适合社会的持续和平和正义的持续扩张。一个小小的英国,法国人根本看不起的,英国最早的国王都是住在法国的,他不愿意住到英国去。最后的结果是世界上都说英语,不说法语。法国人像中国人一样,不服气,他们老想讲法语,开全世界法语大会,但是有什么办法?这是哈耶克的观点,当然哈耶克的东西比这个深刻多了。他对唯物论,对一张口就是改革、就想制度创新的态度是有很深刻的批判的。 我信主的过程与我对基督教和宪政关系的认识有关。我所说的宪政不是指宪法或民主政治。世界上有三个国家 ( 英国,新西兰,以色列 ) 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英国 1688 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共和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上层阶层,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男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有分权制衡制度,有确定,公平,透明,非歧视的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特别是权力转移的规则;政治上没有垄断,有进入政治的自由,政党自由(结社自由,所有政党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禁止政治和宗教迫害。英国 1688 年之后实现的宪政有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还有一个就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 台湾是在 80 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最近,政党轮替后才实行执政党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的制度。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有利益冲突。政府搞国营企业就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 1980 年代中国政府鼓励下级政府创收也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 1990 中中国政府禁止军队经商,及最近中国政府规划四统一,禁止下级政府创收搞小金库,就是朝这一宪政游戏规则的进步。美国的成文宪法的特点是,其主要条款全是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严格保护人民的天赋权利不受政府侵犯。 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众院是按选民人数选出,却要受不是按选民人数选出的参院的制衡,选总统的选举团则是众院(民主)和参院(共和)的折衷。所以以选民人数算得票少的小布什可能赢得票多的戈尔。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当然,总统的任命权受国会制衡,也难得有机会运用此任命权(有个空缺才有机会)。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和宪政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民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普选制,这在英国是 1830 年后才实现的。 1917 年的俄国革命后,苏联式宪法否定了共和制度和宪政的实质,但却实行了没有所有党派平等竞争的(或无差额选举的)普选制。这是一种没有共和制度和宪政的民主。从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宪政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而私有财产观念来自圣经中的十戒。宪政的另一基础是法治,法治不同于以法治国。前者以宪法司法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 ( 国会 ) 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一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 基督教为什么会这么成功?这是很值得去研究的事。基督教里边有几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 Free agency ,他说上帝虽然是万能的,但他永远尊重让人自由选择,他不会说要用专政来强迫你选择,也就是说他对别的宗教不会用暴力去压制。他爱人,甚至爱敌人,宽恕,还有不把人划分为等级,基督耶稣爱最低贱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形成像《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正义的制度的基础。不管你相不相信有没有耶稣或人死了会不会活,你也得相信这本身就是一个神,就是一个灵,他真的是一个人类社会长久和平的基础。但是这还不是宗教信仰,这还是像哈耶克的观点,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 基督教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个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就是说,买者卖者如果没有第三者来沟通买卖双方,有时候明明是一个互利的买卖都做不成的。但是如果有了第三者仲裁,就是如果我们讲价讲不好了,请个与此没有利害冲突的第三者来给我们定一个价,这样一般就容易成功。所以要使一个社会运作得很成功的话,这个第三者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跟社会科学哲学都不一样,社会科学哲学都不是第三者,因为它都是在游戏中玩游戏的人。我是经济学家,我就是社会中的一个人,我有我的效用,我有我的目标,我不是第三者,我跟人家都有利害冲突。但是宗教他崇拜一个现在你还看不到的人,耶稣,他在天上,他跟你没有利害冲突,他不跟你争利,不跟你争钱,不跟你争超级大国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而一个和平的秩序,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就像一个买卖做成功,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一样。有很多国家完全没有宗教,像我们中国古时候,完全相信孔孟的哲学,哲学不是宗教,它没有第三者功能,因为孔夫子就是今天说的 Consultant (顾问),他有利害关系,他要讨好国王拿钱,要有国王重用他,他才能够生活。他对国王就比较宠,他对国王进行规劝。但是在基督教里边,上帝对国王有一种威吓作用,你如果欺负老百姓,镇压穷人或对没有钱的人不公,迫害反对派,你死了要去地狱,这个功能在哲学家孔夫子那里是没有的。这就是所谓宗教的功能。 但是,基督教有一些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他无条件地禁止一些行为(十戒)。为什么基督教发达的地方经济也发达?这有很多原因,我刚才只讲了前一个原因。我们在做生意的中间,这信教的人有一个取之有道的承诺,他不会去搞你的鬼。而信教的人平均来说,这个承诺比较可信。所以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大公司可以发展起来。没有基督教文明,只有小家族公司,大公司搞不起来。发达国家有政府和商界形成共识的 best business practice codes (最佳商业行为准则),共十条,搞财务和管理的专家都知道,这对大公司的公司治理起关键作用。但最佳商业行为准则源自圣经的十戒。 这种基督教经济上的好处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也是罗衣思指出的,要有一个永久的社会和平,就要有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它要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即不管你在什么地位,不管你是小偷还是警察,是被告还是原告,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模糊面纱的原则很难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产生。因为模糊面纱的原则是说,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不能只替自己着想,要替自己的对手着想,就是基督教说的,爱你的敌人。为什么美国、英国、澳洲的制度这么好,因为他们满足了模糊面纱的原则,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他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要考虑自己的对手,要去照顾他们的利益。这个怎么能做得到?第一个你要有爱敌人的想法;第二个你要有害怕下地狱的恐惧。你怎么才会有恐惧呢?你一定要信,这是没有理性的信。只有信的人才会在有权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不是只替自己去着想,而是替敌人去着想,而不能象孙中山那样,当总统时就要选择总统制,在野时就要内阁制,也不能象老毛那样,在野时要真正的民主,一旦执政却要搞专政。 你说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政府制度这么好?刚才我说的这两条就很重要。而要信,就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你要信死后有天堂地狱,你才会恐惧下地狱。你看基督教的国家,不会像中国那样,当了皇帝以后娶一千个老婆。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圣经上说的要一夫一妻,违背了这个要下地狱。但是,如果我不信它,我不怕它,你讲它一百遍我还是娶一千个老婆,就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所以,信在这里是起关键作用的。而这个信绝对不是理性。但是,这个后果又是理性的,象国王、特别是掌权的人信,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就会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宪政。所以,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如果用实践去证明死了人可以复活,你怎么去证明?但是,信的人他在个人的灵上他会经验到。这又讲到了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它是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用经济学家现在最时髦的一句话,它是一个所谓复杂性的理论。复杂性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都是由分子构成,人和所有生物的分子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分子的不同的组合,就是这个简单的构造的差别,对不同动物不一样,就会变成不同的物种。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什么利益,就相当于分子。但是我这个人和其他人怎么组织起来,就像一个社会的遗传基因一样,像分子的不同的组合。这东西由什么决定?由行为规则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你说爱你的邻居,你看到那个在基督教文化下长大的人,他搬到新地方,首先敲邻居的门,跟他们互相认识,他就有这种跟人打交道的意愿。那我们中国人,住了两三年,隔壁是谁都不去问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差别?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意识形态决定人的行为差别,行为差别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会怎么样,这是由宗教决定的。 基督教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爱敌人,他替敌人着想,他有 Free agency ,尊重别人的选择。他又是排他性的,别的都是假的,只有基督是真的。但是,他又从来不强迫别人,这就是所谓的 Free agency ,让人自由选择。这些东西是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伊斯兰教也排他,但它不尊重别人的选择。伊斯兰教掌权的或占优势的国家,它有时候不尊重别人,或者是儒教掌权的一些国家,有些时候它就会镇压跟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它讲 Free agency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基督教在天主教还没有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在那个时候,宗教迫害等等都有,赚钱是坏事,不能收利息等等。宗教改革以后,把人的价值改变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上帝交流,不要上级批准,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组织教会,正当的发财是上帝的选民等。这些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你死我活的),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后以前的大量政治投资都废弃了,因此输了不认输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而 1917 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是关键。 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观点。但是,我刚才讲到我进入第三阶段的时候,我就从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它就是信。信就不是社会科学,它是非理性的。我信,我是非理性的。有些人说,我一定要看到耶稣,给我看一个上帝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复杂性理论,要看到上帝才信实际上是一个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分子的关系不同,它可以出现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社会现像。而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你就叫它灵好了!所谓这个复杂性的关系,完全一样的基本元素——分子,它的关系结构不一样,就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物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灵。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它一定要看见每个分子。 DNA 怎么排列?这个关系是看不见的。还有比这个更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这个灵,不是分子本身决定的,你是狗、是猫、是人,而是分子间的关系——灵决定这个东西。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看一个上帝,但这个灵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经验的精神经历。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东西,它决定人与人的关系。很多政治组织,它没有基督,它的生命不超过三百年。但基督教中基督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续了一千多年。这个灵有多大?。我们的上帝,基督,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有感觉,这个感觉太真了!你还要什么东西证明?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学,那你永远跨不过这个门槛,你永远到不了灵的世界,你永远停留在这个分子水平上思想问题。 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而我们这种精神生活共同经历过的经验,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就是圣灵。所以你如果慢慢从迷信科学、迷信理性走到这一步,你就可以跨过这个门槛、走向信仰了。 跨过这个门槛只是个开始。我第一次相信这个灵,是因为我每次做错事了,即使没有人谴责我,也没有人发现我做的坏事要惩罚我,但我会觉得过不去,于心不忍。像有一个良心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它就是上帝的声音。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有这个东西,都有良心。再坏的人,比如说杀人犯,他晚上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为什么?有良心,有圣灵在他里边对他说话。从我个人经验,去年九月份我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就说,你这次没有办法治疗了,我们所有的措施只是减轻你的痛苦。我原来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永远要从理性算计成本效益,为什么要这样做,总要讲出个理由来。现在没有理由可讲了。你信科学,现在科学救不了你了,人到了尽头了。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开始祷告。所谓祷告,那时只是说要上帝救我这条命。那时我真的感到教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很多教会的朋友来给我祷告,你看,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给我找药等等。然后我就一边养病一边读《圣经》,读很多这方面的书。 开始,有人跟我说,你真的信了基督教,你现在就死或你四十年后再死,在神的那里只是一瞬间,差别不大的。我心里好痛苦,我现在就要死?你读的书越多,你过了这个门槛,你不再用理性而是用信仰、用灵来想问题的话,你就会发觉,嗷,我不应该求上帝来给我一条命啊!我应该相信上帝,灵会得救,就有永生了。上帝让你做什么,你现在死还是以后死,你就听从他好了。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我现在跟我们的莫那什大学的同事一起搞了一个超边际分析,在国际上评价还不错的。上次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到我们学校来,当着校长的面就说,现在世界上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莫那什大学的这个研究,我们当时都受宠若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现在就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可能压住了很多年轻人,我就早点去了,那他们就发展了。如果他不让我现在去,那他就是要我传福音给更多的中国人,跟他做更多的事。 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轻松了,你不会在恐惧中生活。但是,有时候有反复,像我们这样事业上还算成功的人,过去很看不起没有成就的人,现在自己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因为明天你可能就是一堆骨头了!再也不会摆架子了,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你都会去尊敬他。当然这是受《圣经》的影响。如果我没读圣经,我会信别的,我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是,我这个人,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做出来的,就老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就想办法治病,就不能把自己交给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祷告。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或祷告了很久没有灵的感受。 小娟也是在跟上帝做事,有一个 ALPHACOURSE ,就是教你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认识上帝,我也在学这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它也是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办法证明上帝和耶稣是真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介绍这个。像我这样一个非常理性、数学上计算精确极了的人,我都说,不光从信仰上说,而且从逻辑上说,它真是无懈可击的。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录像带或这本书。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文字记载的,文字记载都是主观的,对不对?因为都是由人写下来的。所以,在圣经记载的故事和凯撒大帝所记载罗马历史的故事,在主观性方面是没有什么实质差别的,你要找出客观标准来证明哪一个在逻辑上更可信。比如说考古学家的考据学定的一些标准,用考据学的客观标准来说,圣经上的故事是最可信的,比罗马史还要可信,比中国的春秋战国史还要可信。 另一类是我们个人灵性的经验,是你的思想活动的,灵魂活动的,这个东西跟科学所证明的不是一样的。作为基督徒,我有过一次祷告流泪的这样的经验。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人、数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而且我这个人难哭得很呢,把我抓到监狱里判十年刑我都没哭呢!这种灵性的经验有那么多人经验,这个东西是事实,这就是见证。你说这个东西不算,一定要分子才算,分子之间的关系不算,那你一定会没法了解那个是猴子,这个是人,他们的分子都是一样的。你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而这个不信基督教、只信旧约的犹太人为什么跟人家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而约束国王、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一定要那个人信,这个约束才有效。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好,阿富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中国隔几十年要乱一次,为什么有这个差别?这就是信仰的差别。中国人信儒家,不信天堂地狱,孔夫子劝皇帝做个好皇帝,皇帝还是要三千个老婆,他不怕,他不怕下地狱,因为他不信。 我的这个病,这又是一个见证。按照医生科学的说法,我今天根本不会在这里。我每天祷告好多次,已经一年了。和我同类情况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九月份、十月份,有人到医院去看我,我根本不能讲话。那时候,医生说我的右肺整个都是硬的了,我一讲话,气就喘不过来。一两个月后,有些好转了,我都不能讲一个小时。我现在都讲了多长时间了?去年十月份我走路走半个小时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也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一起给你祷告。那现在大家都看到我的情况,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我开始打网球了,还玩帆船!我也开始讲课了,瘤子消失了。很多兄弟姐妹给我作见证,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我的这一段的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你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分子水平上想问题。你就是升高,学点复杂性的灵,同样的分子,不同的组合,会完全出不同的物种,而这个不同的组合就是灵,就是不同的灵魂。 杨小凯:当代杰出的华裔经济学家, 2004 年逝世。
个人分类: 爱的教育|6979 次阅读|2 个评论
绽放56年、异年同日生、生消连的生命树-乔布斯、邓正来、杨小凯
hillside 2013-2-14 21:37
新浪网2011年10月06日( http://tech.sina.com.cn/it/2011-10-06/13256143674.shtml )转引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消息称: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是一个天才,一个巨人,他影响了多个行业和数十亿人的生活。自从他今年8月卸任苹果CEO以来,这些话已经被重复过多次。他是一个足以比肩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历史性的人物,并为多个行业的许多企业领导人树立了榜样。 出生于1955年2月24日的乔布斯的人生旅程在北京时间2011年10月6日划上句号。 所谓“异年同日生”说的是最近离开尘世、再度闭关(“闭关”是邓正来用来形容自己的闭门读书的状态)的邓正来先生。他往往被称做法学家、政治学家。我对邓先生的直接了解不多,仅是多年前在南京大学听过他的一次讲座,可谓纵横捭阖、神采飞扬。我不知道邓先生喜欢的头衔是什么,我更愿意将其称为社会科学思想家。看了生平介绍发现,他(生于1956年2月24日,卒于2013年1月24日)竟与乔布斯生于同一天,乔布斯先他一年(乔布斯是生父母不详的被领养者,不知是否有出生证,出生日期是否有水分。奥巴马由于生父不愿领情,连累得奥巴马的出生证也一直处在质疑与调查之中)。 除了生于历史上的同一天,两个人的生命历程也有类似之处,都是56年(都接近而未满56年),邓正来略多3个月有余。邓正来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并于同年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1985年硕士毕业后未就业,个人独立治学,曾被媒体报道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两个人在离世之前,都以罹患癌症多年(都在2003年发现),但都以笑傲江湖的姿态一笑置之。 以胆气之豪,邓正来似乎并不让于乔布斯,尽管在社会评价上未必如此。 所谓“生消连”说的是杨小凯先生。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的生命树历程与自命不凡、又确实不凡的乔布斯、邓正来一样,也是56载,而杨小凯的生命树的萌发时刻竟与乔布斯的落叶时刻有如此巧合。杨小凯的英气与豪气不输群雄,经济学圈的朋友们比我了解。杨小凯创立了超边际经济学,曾被目为最为冲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在宗教信仰上,乔布斯告别了基督进入佛祖的世界,杨小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皈依了基督的怀抱,两人呈现不同的心灵走向(2001年9月24日,杨小凯被确诊肺癌,精神上转向天主与此有关)。 三位谱写了56年(严格说来,他们的生命轨迹离56个整年头都有一段不等的距离,尚未超过终点,可称失之交臂。他们永远行进在大路上?)生命华章的天纵之才,在历史长河的一瞬都绽放了夺目的光彩。五六年华(文学语耳,或可云七八年华),无论对于科技家还是学者,都是才思与精力良好、还能大有作为的时刻。可惜天不假年,引世人叹息。 附1:百度百科对于邓正来的介绍摘录: ◆21世纪初以来,致力于中国法律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工作,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创造了“自民国以降法学界集中评论一位学者某部著作的最大盛况”(林来梵语);据不完全统计,仅2006-2007年,相关评论文章达近百篇。 ◆ 创办中国最大的学术网站之一“正来学堂”。这是中国学术界唯一一个以学者命名的学术网站,截止到2010年2月初,点击率已逾一千万人次。 ◆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2000-2004)》,邓正来教授在2000-2004年总共21个学科的论文引证率中,在6个学科中位居前50名:法学第1、政治学第2、社会学第5、马克思主义第30、新闻学与传播学第36、哲学第44,是中国唯一一个横跨六个学科、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位居前五名的学者。 附2:一篇新浪博客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49470010002yl.html )摘录 邓正来印象 几乎已经忘却了当初为何会关注起这个带着点传奇色彩的学者。仔细想想,那是不久前的事,当我对法学界的学术研究充满了疑问的时候,偶然看到了《政法论坛》连续四期刊登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基本奠定了邓正来在我心中大师级的地位。这篇恢宏的论著让我想起另外一位大师级人物——已故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杨小凯在十七岁的时候,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因此被困坐牢十年,而该文曾经被翻译为十九种文字。把邓正来称作大师不光我是我的看法,学术界似乎都这么认为。对于许多年轻的法律学子来说,知道邓正来恐怕更多源于博登海默那本几经成为中国法科学生的入门必读《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本邓正来1987年翻译的西方法理学著作二十年来一版再版,被法学界奉为经典。
个人分类: 人物沧桑|3130 次阅读|0 个评论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4-6-3 12:04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