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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时间箭头(一)小结——普适价值的价值
热度 1 lvnaiji 2018-3-13 17:28
吕乃基 1. 知识之树的三个部分和价值观的三个阶段 人类的知识之树,其源根须深扎于独特的自然背景之中,追溯到遥远的历史体验之中,萌芽于混沌之中。其挺拔的主干 —— 非嵌入编码知识取代了杂乱无序的根须,在主干之上,枝繁叶茂,这是个性与多元,互相纠缠、兼容,形成庞大的树冠,这是人类的命运。 自古以来,人类的价值观在宏观上经历三个阶段:古代的血缘共同体价值观、近现代的契约共同体价值观,以及近几十年逐步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三个价值观前面的定语,既是持有相应价值观的主体,也是三个阶段价值观各自的落脚点。这就是价值观演化的三个阶段。价值观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并不全然抛弃上一阶段的价值观,而是将其作为自己的初级阶段包含在内。 知识之树的三个部分和价值观的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历史、现在与未来。第一阶段,知识之树的 “ 根须 ” 和 “ 血缘共同体价值观 ” ,既关系到起源的独特性,又可一言以蔽之:我从哪里来。第二阶段,在普适价值,知识之树主干的基础上确立彼此间的契约关系,确立个体在社会中的定位,我在哪里,我是谁。第三阶段,知识之树多元与兼容,枝叶与树冠,个体与人类合一,个体与人类命运与共,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我到哪里去。 这就是时间箭头。时间箭头是对人类历史的抽象,世界各国沿曲折的道路发展,没有什么国家严格按三个阶段的节奏前行。然而时间箭头又是参照系,为各国的发展指明方向。实践出错,不等于理论错误;正如桥梁塌了,不能指责牛顿定律一样。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处于价值观不同阶段的各国共存于一个地球,这是空间上的关系;在一国内部,实际上也是三个阶段共存,既有在地域上发展不平衡,这是时间上的纠缠,协调历史、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张力。空间上的关系与时间上的纠缠,一国内部的纠缠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往往交织在一起。 历史证明,凡是顺应时间箭头,发展就较为顺利,否则就艰难曲折。真可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 天 ” ,不是强者,不是肌肉,也不是话语权,而是时间箭头。时间箭头,就是人类社会的 “ 道 ” 。 2. 第二阶段(普适价值)的特殊重要性 知识之树的主干与价值观的第二阶段“契约共同体价值观”,在人类历史的时间箭头上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契约共同体价值观的核心是作为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普适价值。 普适价值是持不同价值观的文明或个人之间,彼此沟通的底线,或者说“最大公约数”。 所谓“文明的冲突”,其一,处于第一阶段的大小主体彼此间的争斗,无正义可言。一言以概之,“春秋无义战”。即使已经进入 20 、 21 世纪,尚处于第一阶段的国家,昨日还属同一阵营,“兄弟加同志”,甚至“鲜血凝成的友谊”,今日就翻脸不认人,乃至兵戎相见,这样的事例难道还少吗? 其二,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争。处于第一阶段的个人或国家可能得逞于一时一事,但终将在与第二阶段的争斗中落败。落败,从根本上说, 不是败于某国某方,而是败于历史的必然性。 上述两种情况的共同点是,在不同价值观之间没有“最大公约数”,也就是普适价值(非嵌入编码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民族,彼此间之间不存在逻辑的桥,没法“说理”。譬如 ,“我们不再奢望通过讲道理来说服西方舆论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中西之间在某些方面的‘舆论和解’几无希望”。既然如此,看来唯有比拼肌肉(GDP,人多势众),退回到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从而为已进入第二阶段,持有普适价值的国家和民族所不齿,乃至群起而攻之。 至于有些想进入或已经生活在第二、第三阶段国家的难民或移民,既想分享相应的物质财富和社会保障,又不愿接受普适价值和受契约的约束,社会矛盾与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国家也好,个人也好,最终只能在以普适价值为核心的契约关系基础上相处。 由此可以得到一点推论: 普适价值是人类社会区分于动物世界的分水岭。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已经把普适价值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当选后,美国的所作所为有沿时间箭头倒退的迹象。 参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10844-1103157.html 环球时报社评:中国把事情做好 让某些外人去哭吧 http://news.sina.com.cn/o/2018-03-13/doc-ifysffrk6441744.shtml
个人分类: 人文|4161 次阅读|4 个评论
人类历史的时间箭头 一、知识之树与价值观的演进
lvnaiji 2018-3-10 09:21
吕乃基 波普尔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世界 3 是世界 2 的“映射”,文如其人。可以由知识——世界 3 ——的演进,辨析人类社会本身的演进。 知识的历程犹如一棵大树,人类早期的知识如大树的树根,近现代的知识如大树的树干,后现代的知识则如大树的枝叶和枝叶组成的树冠。 人类的价值观在大体上经历三个阶段:血缘共同体价值观、契约共同体价值观,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分别关系到起源,我从哪里来;对此刻的定位,我在哪里,我是谁;以及我到哪里去。 人类价值观的三个阶段大致对应于知识之树的三个部分。 1. 远古与古代:知识 “ 树根 ” 与血缘共同体价值观 知识可以区分为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神话、童话等等可归于想象,是一类特殊的知识,既可以是可交流的编码知识,也可以是属于个人的意会知识。编码知识又可分为嵌入的编码知识和非嵌入的编码知识两类。 远古时期没有编码知识,只有意会知识,在意会知识中又包含有相对客观的部分和主观的部分,前者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后者有种种独特的甚至神秘的体验等,处于二者之间的是想象。随后,意会知识中的客观部分逐步转化为编码知识。 远古和古代的知识有两个特点:其一,都带有浓厚的地域因素,与氏族、部落所处的地理条件和相应的生存方式紧密关联,知识的典型是传说、图腾和价值观等。知识属于氏族、部落,是嵌入的编码知识。其二, “ 三个世界 ” 不分,知识与知识的源泉(世界 1 )、与主体自身的想象和愿望(世界 2 )不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意会知识。由远古到古代,知识嵌入的程度有所下降,由氏族、部落到民族;客观的意会知识逐步转化为编码知识。 随着商业发展、战争和征服,以及人类活动区域的扩大,发生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传播和融合。约从公元前 5 世纪后的千余年间,世界上逐步形成四大文明圈(亚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期),相应的也就是四大知识体系: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以及儒家文明,同期还有尚没有与这四大文明相接触的其他文明。 这四大文明都有自己的属于整个文明的知识体系:嵌入的编码知识、意会知识和想象如特定的神话,相对于更久远和个别的文明具有更大的普遍性。然而他们的继续扩张都遭遇到来自自然环境如沙漠、高山、海洋特别是其他文明的阻碍,在当时已达到各自扩张的极限 ,各自的知识体系都难以穿透其他文明的壁垒。这是因为他们依然是与特定的自然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嵌入的编码知识,只有最具普遍性的知识方能穿透所有知识体系的独特性和历史性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基础。 远古和古代的知识各有千秋,但在价值观上却有共性。 各氏族部落生活环境各异,各有自己特定的图腾崇拜和相应的价值追求,彼此间本无优劣高下之分。远古与古代因生产力低下,必须以 “ 举部落之力 ” 方能应对严酷的自然环境,以及或开拓疆域以获取更多资源,或抵御其他部落以守护自家的资源,例如黄帝战蚩尤。因而对内以共同体的利益约束和凝聚个人,个人融化、淹没于共同体之中。 这是人类最初的价值观,一言以蔽之,强调其成员的共同起源,乃至彼此间的血缘关系,故称 “ 血缘共同体价值观 ” 。 个人从属于具有共同起源的群体,捍卫这一共同体。 这是远古和古代人类的价值观,虽然由氏族到部落,血缘有所淡化,但民族国家这一称谓,依然强调了 “ 民族 ” 。 有必要指出,在 “ 血缘共同体价值观 ” 时期,世界各地或多或少出现了超越共同体而面向人类,乃至面向宇宙的价值观;体现在中国,是面向 “ 天下 ” 的胸怀,以及天人合一。这样的价值观同样体现在在基督教(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佛教(普渡众生,一沙一世界)之中。 知识的源泉如同大树的树根,深扎在独特的自然背景之中,追溯到遥远的历史体验之中。知识的源泉越是久远,其根须就越是细微,乃至难以察觉,及至动物的“意识”。这一时期的价值观亦然。 血缘共同体价值观强调“我从哪里来?” 重要的是频频回首,以强化“共同起源”。 2. 近现代:知识“树干”与契约共同体价值观 近代之后,一种不同于四大知识体系的新的知识体系兴起 , 这种知识体系具有如此巨大的穿透力,不仅能够越过海洋、山脉或沙漠的阻拦,而且能穿透地域和历史的浓雾。 新的知识体系主要由以下内容组成:科学、技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包含的理念与价值观、市场经济及其规则,以及以此为内容或背景的文学艺术作品等。 科学之所以能穿透屏障,是因为它提供了关于人类生成之前,至少是人成为社会中的人之前的自然界的知识体系,因而对于各民族、对于四大知识体系基本上具有 “ 放之四海而皆准 ” 的影响。 技术之所以能穿透屏障,是因为它背后的科学,并且以 “ 黑箱 ” 的形式存在和起作用。技术产品的标准化特别是效用则更具穿透力,在文化的四个层面中物质层面最容易改变,由此也反过来说明这一点。 同期的文学艺术大师,从薄伽丘到歌德、巴尔扎克,从达 · 芬奇、米开朗琪罗到莫扎特、贝多芬,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有穿透力,首先在于揭示了人类的本性或者说具有 “ 典型 ” 性;其次,这些作品都具有基本的形式,即使浪漫主义的作品也是如此。 “ 这些伟人及其伟业不仅是永恒的,而且就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和影响而言也是难以逾越的。这是因为他们处于知识的有序或一元阶段,他们是珠穆朗玛峰;而现代趋于混沌或多元的艺术只是无数的不断生成中的山丘。 ” 精英文化,是作者们以历史和社会生活为原料,经过自己的咀嚼而去除根源,提炼出人类最深邃也是最普遍的本性(类似于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本原和始基),将此贡献出来,作为大众的精神食粮和效仿的典范。 “ 经典 ” 一词,充分说明了非嵌入编码知识在空间上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在时间上具有久远乃至永恒的光辉。 非嵌入编码知识所向无敌,所有这些穿透力的共同特征,就在于新的知识体系不嵌入,因而可以为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个人所共享和接受。这就是 “ 知识的力量 ” ,确切地说,是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力量。知识的力量源于非嵌入。 经典物理学研究为各种物质所共有的基本物理运动(机械运动、热运动和电磁运动),因非嵌入而渗透到化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等其他学科,即 “ 大物理学主义 ” ;科学因其非嵌入而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之中,被称为 “ 唯科学主义 ” ;经济学研究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行为,因非嵌入而渗透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被称为 “ 经济学帝国主义 ” ;数学则是最抽象的学科,撇开了对象及其语境的所有特殊性,因而被称为 “ 科学的王冠 ” ,渗透到一切学科之中。 至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包含的理念与价值观的穿透力,是因为它们符合人 —— 不论其处于什么文化之中 —— 的本性中最基本的底线:个人本位和对个人合法权益的追求;市场经济及其规则则是对满足这一基本底线最适当的制度安排。人在 “ 自然状态 ” 所拥有的权利,就是天赋人权。在天赋人权的基础上,摆脱各种传统权力和关系束缚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契约关系。 非嵌入的知识体系成为人类一切知识体系共同的 “ 底 ” 。 至此,人类知识之树终于在条条根须之上生长出了主干。游离于该知识体系之外的属于各个民族的知识体系 —— 由或多或少嵌入的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以及想象组成,如果不想被抛弃,就必须在此非嵌入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重建。传统文化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新的生命。 现代化,由知识的历程这一特殊视角来理解,就是去除一切历史的和背景的因素,去除由这些因素而粘着在知识上的习俗、价值和意义,以揭示不受时空影响的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知识,以非嵌入的编码知识取代原有嵌入的编码知识、意会知识和想象。 站在知识的历程这一视角,贝尔的 “ 意识形态终结论 ” 和福山的 “ 历史终结论 ” 。其实质就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基本上扩散、渗透到了全世界,逐步成为各国和各民族共同的底线或基础。后文将述及,这一过程不仅远未 “ 终结 ” ,而且还会反复。 “ 非嵌入 ” 不仅涉及认识论和知识论,而且贯穿于实践过程。 吉登斯 在现代性理论中提出 “ 脱出 disembedding” 概念,指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关系和特定的社会角色关系,以及从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而被重建的关系之中提取出来的社会关系。 脱出的程度或与时空关联的程度和模式决定了一个社会现代化的程度和样式。对此, 当下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会有各自的体会,五味杂陈的当是中国人。 契约共同体价值观:我在哪里 近代以降,经由文艺复兴运动、近代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梳理和澄清,个人逐步走出血缘共同体,得出人作为“类”的“本原”或“始基”——个人本位,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所具有的价值,就是普适价值。在普适价值基础上建立人际的契约关系。以契约关系规定公权与私权,私权与私权的边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理顺共同体内部整体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张力。 需要指出,天赋人权并非排斥个人属于形形色色的共同体,只是共同体的成员并不强调特定的共同的血缘和“起源”,而是抹掉国家与民族的特殊性,强调有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思维实验”),重要的是相互间特别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一方面民族犹在,血缘价值观犹在;另一方面,在血缘价值观之上于一定程度上迭加,或部分转化为契约共同体价值观。 在西方,血缘价值观的载体主要是家庭,甚至家庭中也渗透契约价值观;在东方,血缘价值观依然扩展到全社会,陌生人也称兄道弟。因突出个人与共同体的契约关系,近现代的价值观可以称为“契约共同体价值观”,简称“契约价值观”。 有必要指出,市场经济不仅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且承载价值,承载了个人本位、契约,以及底线之上自由的发展空间。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在契约共同体价值观中,个人价值观既得到张扬,又经由契约关系与他人及共同体相处,这就是“我在哪里”的含义。契约,涉及信息的透明和对称,由此提高了个人判断和选择的价值,以及提高了个人的自由度和共同体发展的动力。在此意义上,作为普适价值,契约共同体价值观可以穿透形形色色血缘共同体的边界,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在原有血缘共同体将个人锁定于共同起源之中时,持契约价值观的国家因充分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而迅速发展起来。 由于路径锁定,以及由于对外依然面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边界条件的其他共同体的竞争或合作,在外部压力下,依然有必要强调同一起源与血缘以一致对外。因而在价值观的第二阶段及之后的漫长岁月,无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际关系上,血缘价值观与契约价值观都将长期共存。 启蒙运动之后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血缘价值观与契约价值观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历史。 契约价值观与知识之树的“树干”——非嵌入编码知识——密切相关 。 契约价值观的核心是天赋人权基础上的个人本位,以及个人之间、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契约关系。显见,契约价值观建立在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之上。契约价值观本身既是认识论范畴的非嵌入编码知识,同时也进入实践领域。一旦排除血缘价值观的干扰,在契约价值观的引领下,人们更容易接受非嵌入编码知识。 作为知识之树的主干,非嵌入编码知识支撑知识之树,化解根须的 “ 不可通约 ” ,为枝叶的兼容,为人际的契约关系设置 “ 最大公约数 ” ;最重要的是,为个人和人类的提升提供坚实的基础。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 “ 非嵌入 ” 而必将传播到全世界,成为众多特殊性中的共性,这一过程不会终结。契约共同体价值观则为非嵌入编码知识的传播保驾护航。 3. 当代:知识之树的枝叶、树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 非嵌入编码知识是知识演进的一个阶段,在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上还要发展出新的嵌入编码知识、意会知识和想象;在树干上会长出枝叶,众多枝叶成为树冠。 一方面,非嵌入的编码知识正在进一步扩展并提升其水平。 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发展逐步走向其自身的反面,如科学中提出了非线性、对称性破缺、不可逆、测不准等一系列否定性概念,以及随机涨落、分岔、突变、混沌、模糊等与原有的非嵌入编码知识截然不同的新概念,从而为各种 “ 初始条件 ” 和语境的介入敞开大门。 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的知识正在走向新的综合,出现了综合的知识如三论和新三论。随着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随着种种危机的加深,生态学的发展,以及随着人工智能的横空出世,论述全人类的知识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关于全球化的热烈讨论也表明知识由个人和国家层面上升到人类层面。 另一方面,非嵌入编码知识在向其他领域渗透的过程中,逐步与新的语境和生存背景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嵌入编码知识。例如物理学与其他科学的结合,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新的语境和生存背景主要不再是自然,而是与自然相融合的人类社会。知识,既贴近个人和变动不居的由兴趣和爱好所形成的人群,嵌入个人与人群所处的多姿多彩变化多样的语境和生存背景,同时又是对人类命运的共同关注。 知识之树在其主干上长出了支干,支干上又长出了更小的枝,然后再长出叶片 …… 叶片重重叠叠,分不清彼此间的界限,形成枝繁叶茂的树冠。 非嵌入编码知识度过了内部高度一致铁板一块的阶段,进入了相对宽松,同时也更为活跃的时代。新的嵌入编码知识具有生命化、个性化、地方化、柔性化和世俗化等特点,具有无穷的包容性。与生物的进化一样,多样化保证知识的完善与发展。全球化不反对共性基础上的个性和多样,促使最大限度的个性化和多样化。这就是知识之树的树冠。 这就是 21 世纪知识。知识源于每个个人活泼泼的生活,源于所有细枝末节的叠加,也就是源于全人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引导。 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到哪里去 在价值观演进的第三阶段,超越个人,超越大大小小的共同体,逐步形成了人作为 “ 类 ” 的价值,也就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 简称 “ 人类价值观 ” 。人类价值观可以区分为 “ 主体间 ” 人类价值观,以及 “ 天人间 ” 人类价值观。 “ 主体间 ” 人类价值观,旨在以人类的名义,处理和协调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三个半世纪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平等和主权原则, 150 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70 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 60 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即旨在处理共同体之间的纷争。 1863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诞生。经过 150 多年发展,红十字成为一种精神、一面旗帜 。欧盟是欧洲(主要是西欧)的一些国家沿这一方向在现实社会迈出的重大一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16 年通过决议草案,进一步保证互联网自由以及人们在互联网上享有与现实生活中相同的权利。这被互联网活动人士视为一次重大的胜利。 “ 天人间 ” 的人类价值观,主要共同应对科技双刃剑的负效应,如生态危机、气候变暖等,今后或许还要考虑人工智能的影响。 这两种 “ 人类价值观 ” 彼此纠缠在一起,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就是典型的一例。 知识之树的枝叶、树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密切相关。 在人类历史的这一阶段,知识为价值筑底,充实价值的内涵和说服力;价值引导知识的积累、增长和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知识就是价值,价值也就是知识。 本部分内容得益于钱乘旦先生关于 “ 资本主义为何兴起于西欧 ” 的讲演。 吕乃基,论“科技黑箱”,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1 , 12 吕乃基,河流与山峰,东方文化周刊 1997.20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1-19/8128824.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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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当选——全球化转向第二只靴子落地(二)去意识形态化
热度 14 lvnaiji 2017-4-1 10:13
吕乃基 二、去意识形态化 美国的精英,不仅在全球化进程中于经济上获利甚丰,而且主导意识形态,占据道德高位,希拉里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二者的混合。一连串的颜色革命,就是在使命感和利益的驱动下,精英价值观凭借暴力硬推的结果。从难民潮等一系列后果中,世人已经目睹了颜色革命的荒谬,而美国,特别是其欧洲盟友也自食其恶果。中国,以其巨大的体量,不断上升的实力,以及对自己道路的自信,更成为美国推行其意识形态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意识形态上,特朗普认为, “ 美国制度不适合所有国家 ” 、 “ 美国利益第一,意识形态第二 ” 和 “ 美国不会继续输出价值观 ” , “ 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 ” 和 “ 美国不要强出头 ” ,即便以人权为代价,放弃在全球 “ 推行民主 ” 。一句话,摆脱价值观在内外两方面对美国的捆绑。这样的立场可以概括为 “ 去意识形态化 ” 。 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 “ 去意识形态化 ” 。 首先, 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类似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低层的生理需求相同,而高层需求千差万别,可以是 “ 爱情价更高 ” ,也可以是 “ 若为自由故 ” 。 全球化,只能是经济全球化,在政治和文化层面不可能如经济一般全球 “ 化 ” 。 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多样并不意味可以我行我素,其底线就是启蒙运动提出的在 “ 自然状态下 ” 的天赋人权,人与国家和他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与普适价值是共同的底线,是各国各民族交往的最大公约数 。 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认同普适价值,并以种种方式将普适价值与自己的国情,与自己的价值体系相结合,譬如中国将普适价值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另一方面,美国选情的一波三折说明,即使在作为民主楷模的美国,普适价值如何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依然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福山承认 美国 “ 不再是一个唯才是举、唯贤是用、充满活力、高效运作的组织 ” ,已经变成 “ 否决政治 ” 。美国的 “ 国内政治弊病已经顽固不化,很难出现富有建设性的改革,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直至外部震荡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团,并付诸实施 ” ,这是美国政治总体衰朽的大趋势。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郑永年认为,如果希拉里上台还会死撑下去,这样美国会继续并更快衰落。然而特朗普当选改变了政治总体衰朽的 “ 大趋势 ”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特色民主的生命与魅力,有人甚至把特朗普当选称之为发生在美国的颜色革命 。虽然特朗普的表态不等于普适价值本身寿终正寝,但是美国的道路不再被视作圭臬。 从根本上说,普适价值只是一种抽象,一旦与现实结合,就是形形色色的“特色价值”。即使作为抽象的概念,普适价值亦非一劳永逸,其一,普适价值的内涵与外延在发展变化之中,譬如面对高科技与全球生态恶化下的人类命运。其二,普适价值与特色价值的关系需要不断调整。这部分内容笔者将在另文阐述。 其次,使命要有经济基础,要从现实出发。 “ 你可以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 ” 。 在作为商人的特朗普看来,经济利益才是美国人民最重要的东西,是美国强大的真正基础。特朗普认为那些直接把维护和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作为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花费了太大的代价,吃力不讨好,因而是愚蠢的。比如,为了在中东地区推广西方民主制度,美国错误地发动了耗资巨大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为了维护共同的价值观而容忍盟国在国防开支上搭便车;美国在各种国际贸易谈判中(比如, TPP )加入了太多意识形态因素而导致自己让步太多。这些都严重拖累了美国经济并侵蚀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去意识形态化,有助于美国减轻债务,发展经济。 什么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地理条件、不同生活方式,共处于地球。强求一律,是非此即彼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及延续了冷战思维。普适价值终将为世界各国所接受,但接受的方式,融入本国本民族价值体系的方式各有千秋。 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一个小姑娘说:我喜欢这些非常古老的民间的山里边的音乐,我可以重温到我的爷爷奶奶,甚至祖奶奶他们的感情,他们对于生活的一种非常纯洁的感情;我喜欢莫扎特,喜欢卡拉扬,那是人类文化的顶峰,我能知道人类最高的音乐感受是什么;我喜欢麦当娜、杰克逊,是因为特别适合宣泄我们的感情。 意识形态终结,不是终结在普遍一致的价值观,而是 “ 终结 ” 在多样化,终结在多样化的变动不居上。 去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危险的副产品是,特朗普在国际关系上不按规矩出牌,违背契约精神,把商人的唯利是图发挥到极致。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尽管中方刻意低调处理,称是蔡的 “ 小动作 ” ,然而未必不会是特朗普 “ 大动作 ” 中的一步棋。 英国经济学家马丁 · 沃尔夫,特朗普的 “ 美国优先 ” 原则正在将美国变成一个流氓国家,用经济战欺凌令他不满的任何国家。其结果是摧毁掉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体系,让世界崩塌为一种各方都不讲规则的贸易政策。 更深刻的理解是,特朗普的“去意识形态化”本身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深刻转向。 1979 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 1980 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在两人的共同推动下,全球走向了新自由主义 。 90 年代初,英国布莱尔当选首相,美国则是克林顿当选总统。布莱尔当时提出了“第三条道路”,试图调和左右,并得到了克林顿总统的全力支持。现在则是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其中的共性则是两国出现了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欧洲乃至世界也有蔓延之势。 全文刊于《东北大学学报》 2017,2. 此处有较大改动。 福山最新发声:特朗普和美国的政治衰败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59437?from=groupmessage 周轶君,特朗普不仅是新总统,还是新人类 http://dajia.qq.com/original/meiguo/zyj20161111.html?pgv_ref=aio2015ptlang=2052 金灿荣:中国外交——回顾 2016 年和展望 2017 年 http://share.iclient.ifeng.com/news/sharenews.f?forward=1aid=117650563from=timelineforward=1
个人分类: 社会评论|5599 次阅读|32 个评论
特朗普当选——全球化转向第二只靴子落地
热度 3 lvnaiji 2017-3-29 08:51
吕乃基 摘 要: 特朗普当选意味着美国将从以往偏向资本到转向社会,对政府、资本与社会的关系所进行的 “ 再平衡 ” 将波及世界。未来的全球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在经济层面上运行,去意识形态化。这并不意味普适价值本身失去价值,而是对普适价值与“特色价值”关系的再平衡,对作为事实的价值多元化的认可。特朗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向美国传统、精英与“政治正确”妥协,顾及地球与世界,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系就业与科技发展同步,还是在多大程度上 “ 走自己的路 ” ;将在其任期及更长时间影响世界。中国将面临更为深刻的挑战,有必要苦练内功,大力推进内需拉动,进而以此倒逼改革开放。 全文刊于《东北大学学报》 2017,2. 此处有较大改动。 虽然世界不平静,年年多事,然而基本上沿着过去的轨迹,落在可以解释和预测的范围内。然而 2016 年因为两件事而注定在世界现代史上成为一个转折点。其一,英国脱欧,其二,特朗普当选。两件大事,一脉相承。英国脱欧开始了某种转折的迹象,全世界已经为之震惊;而特朗普当选,则明白无误告诉世界,转折已经开始。其间,还有一些国家和政党也显示了同样的迹象。 从上世纪末,特别是 90 年代初原社会主义阵营转向市场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 2008 年,全球产业链因金融危机而解构,原先被锁定于其中的功能失去了匹配对象,或者继续寻找新的对象,或者设法自我消化。历经数十年的全球产业链瓦解,新的全球产业链未见踪影,在耗散结构理论的分岔图上,世界处于不确定的分岔点附近。各国由 “ 各尽所能 ” 彼此耦合,转向各行其是和全面竞争。这是当前国际形势趋紧的根本原因。各类颜色革命和恐怖活动也有加剧之势。 2008 年猝然发生的金融危机本已丢下了第一只靴子,宣告延续近 20 年的全球化告终,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调整,然而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沿着过去的路前行。特朗普当选则是第二只靴子落地,彻底打破所有因循守旧的幻想,同时开启在相当程度上带有美国特色的“另类”全球化,或者毋宁说是“逆全球化”。在世界各国中,在不到 20 年内如此深刻全面介入全球化,非中国莫属。中国,无论是否愿意,必然反过来受到全球化同样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否自觉,特朗普必然将美国特色的全球化强加于中国。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从 1978 年到本世纪初是改革主导开放,随着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大,对外界的依赖也就更深。金融危机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第一次出现开放与改革不同步 ,非主动而为,以及不可预测,不可控。如果不做好研究和预案,那么这种情况今后还会在更大范围、以更高频度,以及更强烈度一再发生。 一、全球化中的政府、资本和社会 多数观点认为,特朗普当选使全球化毁于一旦,甚至导致逆全球化。 1. 前金融危机 —— 全球产业链 全球化浪潮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在随后的数年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英国脱欧是一次新的打击,特朗普当选意味着对近 20 年全球化的清算,清算在一国内部和世界范围政府、资本和社会的关系,在三者之间进行 “ 再平衡 ” 。笔者在文献 中分析了政府、资本和社会三者的关系。 2016 年 9 月,全球 13 位著名经济学家在两天的会议上达成的共识之一是,平衡市场、政府与社会团体的作用。 市场是一种社会制度,需要有效的监管才能发挥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市场本身也不会有实现包容和公平的自发倾向。 政府的运行必须有效。国家在许多方面可以超越市场,如制定规则并建立监管体系。在市场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尤其是金融、卫生和环境方面,以及保护弱势群体及解决过度的收入不平等,政府责无旁贷。在制定产业政策及有效的农业、服务业政策上,政府同样需要发挥作用。政府还须防止因为不平等的加重导致被挟持,而进一步加剧社会、政治及经济层面不平等程度的恶性循环。 公民社会的许多组织形式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一项事务由市场或社会团体来运作更好,那么政府就不应该掺和进去。各个制度发挥的作用具有互补性。以上所论是就一个国家而言。 全球化的最重要标志是,资本走向世界,同时携带着作为商品和不同程度的制成品的巨量资源;数年前英特尔要在国外投资 70 亿美元,在受到美国国会批评时,英特尔的总裁明确回应说,他作为公司总裁的首要任务不是给美国创造就业,而是给股东创造利润。然而与此同时,政府权力,以及在发展中国家为政府权力辩护的嵌入编码知识的边界,基本上止于国家的边界;至于社会,除了少数精英可以在全球范围(包括在外资公司供职)流动,大多数人无论是否愿意,基本上留在所在国。全球范围流动的资本,与无奈或有意固守国界的政府和社会(包括嵌入编码知识)之间构成深刻矛盾。 一旦走向市场,融入世界,资本便跨越了国界 —— 政府权力的边界,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撇开意识形态的纷争携起手来。欧美输出的资本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进而政府权力的配合,以完成产业链中的制造环节,这或许就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的名言:除了通往全球化资本主义外 “ 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 ” 的注解。发展中国家更是对发达国家的资本 “ 求资若渴 ” 。正是在获利这一点,全世界的资本方联合起来。无论是欧美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政府、资本与社会三者关系上,所发生的事态同样是资方获利,在这一点 “ 上帝与魔鬼并无区别 ” (弗里德曼)。社会中的精英,无论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多因全球化而获利。至于社会的中下层,世界各国的共同点是每况愈下,既共同被资本压榨,又彼此争夺工作岗位。 1980 年至今,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甚至略有下降。欧洲的厂主对工人说,你罢工我就去东欧,东欧工人罢工就去中国,要是中国工人罢工还可以去越南。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 Robert Scott 认为,从 2001 到 2011 年,美国至少有 50000 家制造业工厂迁往他国,超过 230 万的就业岗位流失海外。全世界无产者并没有联合起来。如果没有政府的调节,资本所到之处必然是资本对社会的遗弃或奴役,背离甚至对立,进而是资本主导下社会的分裂。 发达国家拿到微笑曲线的大头,买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压低通胀;但主要是财团、跨国公司,以及硅谷和其他领域的精英们获益。原先在制造环节的员工面临失业,降薪、延长工作时间和退休年龄,减少社会福利,社会内部的矛盾日趋尖锐。美国三十岁以下群体中就业不足率达 50% ,欧洲的情况更为惨淡。美国用移民(更廉价、更温顺)击溃二十世纪美国一度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用移民来分裂和压制美国白人蓝领。有人甚至认为 ,美国已经“蜕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 “ 半殖民地 ” 性质的国家。 “ 占领华尔街 ” 或许就是对此的回应。桑德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民主党下一步怎么走》,直言 “ 数千万美国人以投票的方式提出抗议,表达了他们对一个把财富和公司的利益置于他们之上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强烈不满 ” 。教育不再能改变普罗大众的命运,对于家庭成为负投资,导致反智主义盛行,人口素质下滑,犯罪率飙升(美国人口占全世界 5% ,监狱中囚犯数量却占全球囚犯总量的 25% ),进而又激化了国内种族问题、非法移民问题等潜藏的矛盾。 发展中国家虽然拿的是微笑曲线谷底的微薄利润,毕竟在全球化进程中在经济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特别是农民进城就业的压力。资本方,无论是国资、民资,还有包工头等,以及社会中的精英,无论是直接参与这一过程还是为此辩护者 —— 例如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更加自由,中国都没有工会,也在这一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在流水线上干活的工人,主要是农民工,较之发达国家的工人更无权利可言( “ 低人权 ” ,秦晖),甚至不得不开胸验肺。接二连三的群体性事件表明,社会的中下层已经到达可以忍受的极限。全社会(主要是下层)还要付出雾霾等生态的代价,不可持续。这一切表明,被裹挟于或主动投身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难以为继。 凯恩斯早就认识到,扩大贸易自由可以扩展自由秩序,但金融全球化会危及民主。皮凯蒂揭示,资本在生产力要素中具有更大的获利能力。政府必须遏制这一倾向,要是偏向资本,甚至形成权力与资本之间的联盟,社会就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资本全球化的另一项恶果是扫除其他一切价值观念,金钱至上。社会中的精英与资本共舞,社会的中下层失去制衡资本的能力。 各国经由功能耦合形成全球产业链,却在各国内部酝酿深刻矛盾与冲突。一个国家没有内部的协调,最终也难以参与国际的竞争与合作。 2. 金融危机 —— 第一只靴子落地,全球产业链瓦解 金融危机虽冠之以 “ 金融 ” ,实质是打断了全球产业链。但有些国家依然沉湎于往日的梦中,寄希望于由外贸解决因产能过剩所致的经济困境。孙立平对特朗普当选的最简洁的评论是:美国人为了变革而选择了不确定性,而希拉里则代表了某种令人失望的确定性。 金融危机表明,在耗散结构理论的分岔图上,世界各国由前一阶段的相互依存走向不确定的分岔点。各国之间全面竞争,甚至兵戎相见。看似各国之间的利益之争,在深层是上述两个失衡:资本与社会关系失衡,以及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之间的失衡。然而在此后的数年内,资本有效地把危机转嫁给社会整体,依然我行我素。社会也开始以各种方式反抗资本,占领华尔街、希腊债务违约、英国脱欧,甚至台湾的“五月花”和香港“占中”事件中,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到社会对资本的反抗。 3. 特朗普当选——第二只靴子落地 特朗普当选,全球化转向的第二只靴子落地,让心存幻想者死了这份心,及早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必须从根本上放下全球产业链,先调整资本与社会的关系,以弥合社会的冲突。不仅是资本获得更多利益,而且整个社会过度资本化,一切都折合成资本,标价出售。各国政府从在不同程度上偏向于资本向社会回归,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由“资本”主义向民粹主义和反建制主义回归。奥巴马为特朗普激发选民激情的能力所折服。 “ 他能够跟支持者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联系。这种力量非常强大。 ” 桑德斯认为,民主党必须摆脱与企业权势集团的联系,再次成为以劳动人民、老年人和穷人为基础的政党。 世界各国的资方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分道扬镳,譬如一些外企在中国撤资,先各自处理好与本国社会的关系。全部美国企业在海外囤积的现金,估计超过 2.5 万亿美元。特朗普承诺税减计划,以及实施对将工作带到国外的企业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等严惩举措。特朗普说: “ 那些离开美国的企业将不能不承担后果。离开美国,将会变成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 谷歌、通用电气、卡特比勒、英特尔等大公司公布了将部分高端制造业务回迁至美国的计划。 美国将开始一项为期 10 年的 1 万亿的基建投资。特朗普在胜选演讲时强调: “ 我们将修复我们的内陆城市,并重建高速公路、桥梁、隧道、机场、学校和医院。我们将重建基础设施,并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重建项目会给数百万人带来工作。 ” 美国基础设施的范围远较中国的范围要宽,交通、能源、医疗等领域都划归这个范畴,更换美国现有的这些设施体系,将提供巨大内需。硅谷的实业界领袖很快会加入特朗普这些计划。大选反对特朗普的马斯克等硅谷领袖已经开始调整立场。 如果国内要大兴土木搞基本建设,有更好的赚钱机会,外迁的企业就会回归美国本土,进而解决就业,提升中下层的收入。精英也会发现,面向中下层社会同样有发展的机会,从而弥合社会的裂痕。 在特朗普当选的数年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大力整肃贪腐,切断政府与资本不正当联系,将工作重点移向社会和民生一侧。为了促使资本由东部和城市流向中西部和农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取消农业税和眼下的精准扶贫等,一旦农民在当地可以安居乐业解决温饱,不去东部和城市务工,东部和城市的劳动力紧缺,工资提高,资本获利空间减少,迫使资本流向中西部和农村,以及开展创新和品牌建设。更为深入的措施是防止金融业(如宝能系)侵蚀蚕食实体经济 。 美国如果税务改革成功,可能引发各国仿效,促使财富向大众转移 。一旦实现各国自身政府、资本与社会关系的再平衡,以及避免社会各阶层的分裂,全球化将在一个新的起点,朝着新的方向,沿着新的机制再起步。 吕乃基,开放的历程及其对改革的影响,东南大学学报 2016 , 4 吕乃基,政府、资本、社会与中国改革的四个阶段 东南大学学报 2015 ( 4 ) 张文木:美国政治结构中的外交选择 http://sscp.cssn.cn/zdtj/201407/t20140716_1255421.html 武建东:特朗普主义的战略密码与中美高端弈局 http://daqiang.blogchina.com/6229514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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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特色”与“普适”争论的实质 四、特色
热度 7 lvnaiji 2015-9-21 15:30
吕乃基 “特色”,既指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也指在这一发展道路上所形成并以此引领发展过程的价值观。在由传统经现代到后现代的发展中,中国并没有走西方走过的老路,在某种意义上是两条道路的迭加,由传统直接迈向后现代。对于旷野上的那扇门,因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各异,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没有也不可能一模一样地穿门而过,但也不是对这扇门视而不见任意而为。中国自1840年来历经艰难曲折,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之时,不时因外患内乱而打断,甚至倒退。中国在传统的价值观中汲取优势基因和力量,在现代性的普适价值中汲取精华以补己之短,在二者的融合中踏上现代及后现代之路。中国的道路是两条道路的综合,转折点并非清晰可见,而是渗透到整个过程中。“门”的边界变动不居,过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对于中国来说,旷野上到处皆有门。 以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形式存在的普适价值,放到当今中国的语境上,可以说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血缘上多民族共存;在发展阶段上,东西部,以及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在所有制上,国企、外企、民企各有所图;在社会地位上,实际上存在的利益集团、政府官员、企事业的中高层人员,以及位于社会下层的大多数中国人,形成了比“金字塔形更糟的倒丁字型”结构 ,更不要去说一国两制的港澳,还有尚未统一的台湾了。如此复杂多样的群体,纷纷形成自身的嵌入编码知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普适价值与特定对象、主体和语境的结合,是嵌入的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说是边界清晰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不如说,以及只能是多种嵌入编码知识的集合。 从上世纪末的以德治国,到本世纪初的八荣八耻,再到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步步递进的过程,就是中国按照自己的国情,一头突出共同的起源,传承爱国、文明、和谐、友善等源于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同时主动吸纳普适价值中的部分内容,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内容,另一头强调共同的愿景,这就是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把富强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首。中国在实践中培育和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又以此引导实践,认识和实践紧密结合,这也是传统文化知行合一在现时代的体现。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如普适价值那样是抽象而相对稳定的理论体系,而是在现实中持续更新和发展。 实践,是理解中国特色的关键,价值观的递进过程是实践,道路更是实践。中国历来长于实践,重要的是实践的结果有效,过程可控,代价、成本和风险最低,以及可以持续。特色论者关注的是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现实的实践过程。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审时度势,根据自己的所长与所短,以及路径锁定和改变的可能性,在顶层由上而下的组织和推动下走自己的路,以谋取利益最大化。“特色”并不在于理论的完善和起点的一致,重要的是成功的行动,摸着石头过河,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中国在实践中走自己的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强于实践难免弱于理论。以重在实践、嵌入于特定语境的“特色”,以嵌入编码知识的集合,与重在认识、非嵌入而具有普遍性的普适价值的理论体系去比拼概念的严密、逻辑的严谨和体系的完整,以己之短去应对对方之所长,难免落于下风。多样和变化的实践过程,与一致确定的认识的结论本来就不是相对应的论战对手。中国的道路是两条道路的迭加,更不可能具有一致的理论基础和共同的出发点,极其复杂多样的国情在实际上也不可能这样做。现实中形成的和实际发生的“特色”,把抽象的普适价值作为理论上辨明对错和是非的对手,实在是找错了对象,尴尬之余便往往诉诸权力。意识形态的纷争不能用行政手段解决,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权力在于其自身,以外在的权力为后盾的知识终究难以匹敌非嵌入编码知识,结果非但不能奏效,而且会引起反感。 同时,对特色的过分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普适的一面,因理论上缺乏一致的出发点而在实践上各行其是,任意而为,进入深水区有可能摸不着石头,或者摸错石头,致使道路曲折,甚至遭遇不必要的风险。再者,中国在道路上的特立独行容易受到他国的误解而得不到认同,影响国际形象和走出国门,削弱中国软实力,以至有关部门一再要求有关国家把政治和经济分开。安倍之所以敢于声称与一些国家的价值观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此有关。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特色”较之“普适”的一大区别是,个人向国家让渡较多权利,拥有更多权力的国家具有更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正因为此,中国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赶超。普适价值的主体是个人,因而任何国家和民族若是摒弃普适价值,过分强调由上而下的“他组织”,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由下而上的动力和创造性,干扰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自组织功能,影响科技发展的自主性和自由探索精神,甚至动摇自己的根基。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腐败等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故而一再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依法治国。 一旦中国赶超走到前沿,需要更多在未知领域的自主创新,继而在此基础上自组织,由下而上形成相应的制度和文化。因而在此意义上,难以由顶层设计制定明确具体的赶超目标,而是需要提供较为宽松和自由的氛围。与此相关的是,世界包括中国已经或正在进入知识社会。知识社会的基础是知识,而灵魂是创新。创新首先是个人行为,依赖个体的主观的意会知识,需要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间并容许失败。因而适度调整国家的权力和个人权利二者的关系,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源于普适价值的自由和民主,以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和源泉。 由此可见,“特色”所要避免和拒绝的是西方的道路,而不是从中提炼出来的普适价值。普适价值推向西方以外国家造成的问题不等于普适价值本身的问题,西方国家在推行普适价值之时犯下的罪行不等于普适价值本身有罪。中国完全可以向全世界宣示,在理论上接受普适价值,将普适价值纳入自身的发展道路,为我所用,形成融合了普适价值后的自己的价值,进而经由自身的发展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丰富和发展普适价值。中国在全球化和后现代的潮流中既独树一帜,同时又努力与国际主流保持最大程度兼容,为走向后现代的人类社会及其价值观做出自己的贡献。 结束语:普适与特色之间必要的张力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回过头来再看近数十年及当下发生在中国的相关争论,其中的误解和争论的错位清晰可见,关键是没有区分道路和价值观。 普适与特色,前者指作为理论的普适价值,后者是作为实践的中国的发展道路;双方不是争论的双方,不是博弈的对手,更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所谓“普适”,作为“共性”,自然要尽可能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由此建构起来的价值观汲取营养,脱离各国特色的普适价值没有了生命,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发展的源泉。所谓“特色”,作为“个性”,是相对于“共性”而言,与“共性”绝对无关的个性等同于把自身排除于人类历史与大家庭之外。抽离普适价值的特色失去了自身的地基和骨架,关上了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大门。普适价值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各自的发展道路提供共同的理论基础,世界各国以自己特殊的实践过程融合并丰富和发展普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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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特色”与“普适”争论的实质 三、普适
热度 4 lvnaiji 2015-9-18 15:07
吕乃基 “普适”,可以从普适价值和相应的发展道路两方面来理解。普适价值是马克思“两条道路”的转折点,是“最贴近的规定”,是现代性的组成部分,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各国各民族在各自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的限定下走各不相同的发展道路。具有普适意义的是作为抽象理论的普适价值,而不是实际发生的相应的道路。 作为“最贴近的规定”,普适价值是在理性的指导下,对西方走过路径之转折点的抽象。西方的道路,是由源于希腊罗马的西方人在特殊的语境下走过的道路;虽然其中不乏经验教训可以汲取,可而今时过境迁,因而对于在各异语境下的不同主体不具有普适意义。西方的道路不具备普适性,但并不意味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价值没有普适性。经由第一条道路上分析、抽象和归纳等一系列方法,提炼概括出一致和普适的结果——有社会之前的“自然状态”下的天赋人权和契约关系等。由西方道路的转折点所形成并经过抽象概括得到的价值,是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人所共有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既超越特定的人群和语境,又是关于人类之价值观的“最贴近的规定”。普适价值也是马克思所论述的第二条道路的出发点,贯穿第二条道路建构的全过程,渗透到各国形形色色的建构道路之中。 作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普适价值标志人类由各具个性不可通约的传统走向脱域的现代性,同时又是后现代否定或扬弃的对象,后现代把包含普适价值在内的现代性作为自己的初级阶段,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完善自身。普适价值超越古往今来多少国家和民族,类似于牛顿定律这样的非嵌入编码知识,是人类对自身的深刻认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内容未必就是人类普适价值的全部,然而是人类普适价值的组成部分,因而可以穿越时空和文明的界线,无论愿意与否,普适价值必然渗透到各国各民族,这是非嵌入编码知识所独有的权力。普适价值在学理上犹如牛顿力学那样难以撼动。可以说现实生活中没有与牛顿定律完全吻合的现象,但是不能因此否定牛顿定律,指责牛顿定律有错,甚至根本不存在。牛顿定律本来就是抽象的结果。在此意义上,普适价值具有学理上无可比拟的优势。 作为“最贴近的规定”,普适价值只是一种抽象,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或多或少包含共性。不存在与共性完全一一对应的现实。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和民族既或多或少包含普适价值,又不可能与之完全一致,福山“意识形态终结”只是一种幻想。作为现代性的组成部分,普适价值凸显于历史上曾经经历的阶段,也就是启蒙运动时期;现在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当年相对纯粹单一的市场经济已经让位于复杂多样的全球经济,持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和社群共存于世界,彼此交往。福山已经意识到曾经的错误。作为非嵌入编码知识,普适价值没有与特定的对象、主体和语境相结合,没有给出有着特定历史和生存空间,也就是有着共同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的民族和国家存在的意义。 一旦普适价值与特定的对象、主体和语境相结合,随之也就逾越认识范畴而进入实践领域,也就是涉及各国各民族现实的发展道路,亦即由理论上的普适转为实践上的各具特色。普适价值学理上的优势不等于在实践上同样拥有优势。前文述及,启蒙运动者本人也觉察到问题而并未在实践中草率从事。若是硬要现实与之相吻合,就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甚至给现实世界带来灾难。普适价值善于破坏一个从历史走来的旧世界,却无力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新世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华盛顿共识”给拉美还有其他一些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记忆犹新,当今世界发生的一系列“颜色革命”之类事件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在未经甄别、考量和悉心设计的情况下,普适价值所到之处,旧世界人仰马翻,之后便陷入混乱甚至灾难之中,“伊斯兰国”就是灾难结出的怪胎。普适价值并未给出在持有普适价值的个人的基础上如何构建、维系进而推进一个民族和国家,或者说在民族和国家目标的指引下,怎样把个人凝聚起来,形成自己区别于他者的内环境。普适价值也并未明示,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历史和边界的民族和国家,怎样在世界格局和全球化态势中维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传播普适价值之时竭力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推行双重或多重标准,给后进国家带来更大灾难。 普适价值也不等于西方价值观,后者只是对西方由传统走向现代发展道路的抽象,其基础是个人本位,因而并不完整,没有吸收包括中国在内其他民族各具特色的发展历程,更没有考虑到当下多种文明共存的全球语境,以及气温升高等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属于全人类的价值观。“将心比心”,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前者涉及在嵌入编码知识乃至意会知识之间的交流沟通进而共享;后者给出了不同个体之间交往的重要准则。相比之下,《查理周刊》等的所作所为暴露了少数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中国在加入WTO的过程中,乃至加入可能的TPP和TTIP ,以及未来各种国际组织的过程中,在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中,展现自身独特的价值观,进而为普适价值的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围绕亚投行的博弈中,同样清晰可见美国所谓的“高标准”与中国兼容并蓄包容式发展之争。前者与华盛顿共识如出一辙,把几近理想化的标准强加于具有不同国情的发展中国家,后者尽可能在一致的标准与相关国家的国情之间寻求多样而又相对平滑的接口。随着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加入,在亚投行今后的运行过程中将会上演一幕幕“普适”与各国“特色”之间竞合的大戏,考量中国把握尺度的决心与智慧。 普适价值也有待与时俱进。科技的发展极大拓宽了人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互联网和虚拟现实技术创造了赛博空间,在这些新的领域,人在获得新的自由之时,在“大数据”中也显示了新的善与恶,人类尚且为机器人制定了“三原则”,新人类乃至新新人类又该有或会有何种价值观?即使自由、民主、平等和公正等得到公认的价值具有永恒的意义,其内涵也有待完善与更新。 在人类社会,作为认识对象的世界1同时也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世界2,所形成的世界3回过头来正是世界1和世界2的“映射”,“文如其人”,“人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波普尔)。三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既是认识过程,也是实践过程,同时也是个人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因而普适价值既是启蒙运动在认识上推理走到头的成果,具有“最贴近的规定”、现代性,以及非嵌入编码知识的抽象特征,同样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各国各民族在实践上共同建构的现实的成果。 关于西方由传统经现代性通往后现代的发展道路,有一个比喻:旷野上有一扇门,这扇门就是“最贴近的规定”和现代性,是非嵌入编码知识。世界各国各民族唯有西方人从传统进入现代性之门,再由此走向未来。以这扇门约束世界各国都如法炮制,只会带来灾难。“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已经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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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特色”与“普适”争论的实质 二、现代化与现代性
热度 2 lvnaiji 2015-9-14 08:29
吕乃基 马克思的“两条道路”不仅适用于对个别对象,而且适用于广泛的领域。由马克思的“两条道路”可以进一步理解人类社会由传统经现代到后现代的发展道路。人对自身的认识过程伴随着人的实践过程。 言必称希腊。始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在度过黑暗的中世纪后,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迎来了关键的近代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遵循了第一条道路的方法论,在理性的驱动下步步深入,运用分析抽象和归纳方法,超越形形色色的个体,脱离语境,屏蔽主体。提出有社会之前的所谓“自然状态”,由此推出在这种状况下人所拥有的天赋人权,推出人与人共处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论,三权分立,洛克则提出认识过程的“白板”,还有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和那只“看不见的手”。这些观念学说构成了后世称之为包括普适价值在内的现代性。这就是吉登斯所谓的“脱域”,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康德认为,这一系列事关现代性的观念和学说的提出,表明“理性在公共事务中登上王位” 430 ,或者说,“以头立地”。平等和其他启蒙运动理念的成立“是为了维护民众和平,尽量接近实现正义” 436 。 西方充满了曲折甚或倒退的由传统到现代的实际历程相应于认识上的“第一条道路”,由现代到后现代的过程则相应于“第二条道路”,而现代性,正处于两条道路的转折点,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最贴近的规定”。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走的是较为典型的“两条道路”。这些观念和学说的提出,是西方世界为现代性和现代化在认识和实践上做出的贡献。 然而,“自然状态”只是如同“理想气体”那样的抽象和理想化,白板说同样是还原的产物。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样的“状态”,人的认识也不存在纯粹的“白板”。巴尔赞指出,平等“是一个与事实无关的社会假想。”他调侃道,“一群习惯于互相抢夺食物、住处和女人的野人自发地聚在一起制订契约,这样的情景同权威按神的旨意从亚当一直传到詹姆斯二世的说法一样匪夷所思。”实际上即使在当时,启蒙运动的参与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孟德斯鸠认为,三权分立是一种理想化的“制衡”,因而他无意查问英国人目前是否享有这样的自由,只要宣布他们的法律确立了这些自由就已足够 360 。柏克在其出版于1790年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男男女女并非如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所说那样,是被赋予一些客观天赋权利的宪法上的抽象物。权利和义务是每个国家独特历史的产物,正是这样的历史把人民与过去相联系并赋予他们现今和未来的任务 。卢梭也很清楚,他的《契约论》只是理论。在应波兰和科西嘉的要求为之推荐宪法时,卢梭坚持要适应当地人的传统、风俗和现实的需要 383 。 虽然如此,启蒙运动所揭示的现代性在各个领域的规定性作为第一条道路的终点和第二条道路的起点,作为共同的参照系而具有永恒的历史地位。 经历两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在社会的实际发展中进一步意识到现代性只是一种抽象,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建构现实的社会。当今世界正在由现代走向后现代,其主要标志是,由抽象脱域回到丰富多彩的语境,以及由收敛的认识到发散多样的实践。限于篇幅,此处仅涉及对亚当·斯密所论述之市场经济的批判。 首先质疑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经济人假设”。人们在市场中的决策具有偏见和局限,需要有从试验和错误中学习的过程。金融市场波动受大众心理影响,经济决策不是个人独立的理性行为。在博弈中存在多均衡与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可以在竞争过程中促进合作行为。人并非贪得无厌的个体动物,任何生物的具体需求都有上下 界 。人本质上是社会动物,个人利益只有在符合群体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充分发展。 其次,指出市场失灵,以及发现政府(制度)的作用,自由放任不可取。市场竞争在信息不对称下会失效,因而政府规制和监管不可或缺。规模效应会导致路径依赖,所以先占市场而统治市场的技术标准不一定最优,垄断企业可能是逆向选择而非选优汰劣的结果,需要反垄断法打破恶性竞争。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其动力不是来自保护产权,而是来自保护创新,亦即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限制私有产权对新技术引入的障碍。市场行为取决于游戏规则,不会无条件地收敛到最佳状态,法律和规则设计应当有谨慎的实验过程。政府在制定竞争规划和技术标准上有重大作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手都要硬。 第三,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看不见的手”只存在于工业革命前小规模的市场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和非政府非赢利的社会经济在内的现代混合经济,更能实现效率、稳定和公平的持续发展。市场竞争是良性还是恶性循环,取决于市场、政府、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经济更类似生命系统而非力学系统。持续的经济波动和新陈代谢是熊比特“创造性毁灭”机制的核心。此外,复杂性科学指出,任何生命系统的开放都是适度的。要维持非均衡的存在,企业、国家和细胞的合理边界都是选优汰劣的半透膜,既能吐故纳新,又能阻挡敌对势力入侵。这就否定了无条件自由化理论。 一句话,在抽象的现代性中的抽象的市场经济,只有个人,没有社会;只有市场,没有政府;只有利益,没有心理。后现代在现代性中注入了心理、政府,在个人之上建构了社会,建构了活生生的市场经济。后现代不仅是认识,更是实践,后现代流派林林总总,一致强调实践优位和实践转向;后现代不排除理性,更强调目的的引导,突出价值观的地位。然而,正是由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出发,后人方得以理解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及其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世界各民族从各自特殊的生存环境和传统一路走来,或早或迟或多或少接受现代性并改造其传统,继而将现代性作为底线与基础,经修饰后融入自身迈向后现代的发展道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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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特色”与“普适”争论的实质 一、马克思的“两条道路”
热度 3 lvnaiji 2015-9-11 08:57
吕乃基 马克思的“两条道路”是博主数十年科研生涯核心的学术资源。看似枯燥乏味,实则内涵深刻,其辐射面深且广。网友若是耐心品味,必有所获。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作了总结,提出关于认识过程的著名的“两条道路”的观点 。“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贴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最后我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己不是一个混沌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进一步把上述认识过程归结为“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主导第一条道路的是理性和逻辑。认识过程由抽象和分析迈出第一步,伽利略由区分第一性和第二性走向主客体分离。笛卡儿的《方法论》强调分析,培根的《新工具》则要求在比较、分类基础上的归纳,近代科学把万物及其相互作用还原为机械。在第一条道路上,认识距形形色色的个体、复杂多变的语境,以及五彩缤纷的现象越来越远,而与普遍、一般和抽象的本质越来越近。在到达转折点,也就是“最贴近的规定”后的第二条道路上,各具个性的对象,现实中的各种因素,以及特定的语境,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重新参与其中,实践的成分越来越多。认识一旦突破自己的界限进入实践领域,主客体便不可分离。复杂性、分形、涌现、涨落和巨涨落,以及吸引子等等,要求主体以全身心(body)去体验,以价值观(目的)去引导。第一条道路收敛,是对多样杂多的历史和现实的抽象,提炼出一致的共性、普遍性、本质、基础、原理;第二条道路发散,“最贴近的规定”与林林总总的客体、主体,各不相同的主客体关系,以及千变万化的语境相结合,建构进而创造形形色色“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下的未来;同时又因彼此间拥有共同的源泉——最贴近的规定——而彼此兼容。 有必要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两条道路之间的转折。一方面,“最贴近的规定”只是认识过程在一定阶段的抽象,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实体与之精确对应。例如马克思所说的“人口”和“剩余价值”,近代科学中的大量概念,如理想气体、质点、刚体、弹性碰撞、可逆,等等,自然界不存在这样的物质和过程,这些概念只是第一条道路分析抽象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以为“最贴近的规定”因此毫无意义而应该完全抛弃,那就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如极端的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最贴近的规定”是第二条道路在思维中重建对象的出发点,是各种现实进行同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的共同参照系。例如,科学家对理想气体的深入研究成为认识各种真实存在的气体及其行为的基础。 巴罗提出,逻辑似乎是人类思维的最后一站 。可以从科学退到数学,从数学退到逻辑。但从逻辑似乎是无路可退了。所谓“退到”,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第一条道路,而无路可退的“逻辑”,就是第一条道路的终点。作为对思维本身研究的“最贴近”的规定,当然再“无路可退”。不过,巴罗只看到第一条道路,然后便是马克思的第二条道路:由逻辑回到现实世界。思维不能不讲逻辑,也不能只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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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特色”与“普适”争论的实质——基于马克思“两条道路”的视
热度 4 lvnaiji 2015-9-8 10:12
吕乃基 摘要: 具有普适意义的是作为抽象理论的普适价值,而不是实际发生的相应的道路。“特色”,既是作为实践过程的中国的发展路径,也是在这一道路上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适”与“特色”不是争论的双方。脱离各国特色的普适价值没有了生命,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发展的源泉;抽离普适价值的特色失去了自身的地基和骨架,关上了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大门。普适价值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各自的发展道路提供共同的理论基础,世界各国以自己特殊的实践过程融合并丰富和发展普适价值。 近日,从“抹黑”还是“批评”的争论,到围绕三个“绝不允许”和“西方价值观”的争论,吸引了学术界、官方和民间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争论的内容看似驳杂繁复,但基本上可以归入两大类。为行文方便,本文将其中力挺普适价值 (亦称“普世价值”) ,主张宪政,揭示当下社会不足之处,担心和警惕文革重演的一方,称之为“普适论者”,将其主张统称为“普适”;将反对普适价值和西方价值观,或“错误的”西方价值观,特别是其中的“政治”价值观,宪政,将批评时下社会种种弊病和不足称之为“抹黑”中国,以及强调中国国情的一方,一并归为“特色论者”,其所持的观点统称为“特色”。需要说明,无论“特色”与“特色论者”,还是“普适”与“普适论者”,这里的称谓无任何褒贬之意。 当下争论的内容实际上由来已久,不仅与改革开放以来一再上演的相关争论一脉相承,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的多次争论,追溯到1979年的“歌德还是缺德”,而且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的“体用之争”。争论各方该说的大概已经都已经说透了。本文不涉及争论中具体的理论观点,而是力求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一争论。在马克思“两条道路”的视野下,“特色”与“普适”的争论,实质上混淆了认识上的学理之争,以及实践上的道路之争。 本文刊于《东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四期,请引用者注明。此处将分数次上载: 一、理论基础 1. 马克思的“两条道路” 2. 现代性 3. 非嵌入编码知识 二、 “普适”与“特色” 1. “普适”是“两条道路”的转折点、现代性和非嵌入编码知识 2. “特色”是道路、现代化和意会知识与嵌入编码知识 三、结束语:普适与特色之间必要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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