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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我族类”议：生命形态与心理的进化——禅的行囊（之六十二）: 罗非 2018-1-16 09:35; 导读：对学习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不以为然，这或许是一种本能的错觉。就像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那些汉人对乔峰所抱的偏见，总觉得 “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 。事实上，异族的人或许有异心，但本族的人未必就没有异心。人是心理活动高度复杂的动物，他们行为的影响因素很多。基因的关联、家庭的关联、乃至社会团体和国家的关联，都未必能保证他们的目标一致。自古以来，唯一能够强有力地把人们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或许就是宗教。人类历史上，最旷日持久的战争，就是不同宗教、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但即使是宗教，也没有办法把人类长期捆绑到一起。一旦来自外部异教徒的压力减轻，宗教内部由于见解差异导致的分歧就会彰显出来，于是曾经的兄弟之间就会卷入一场同样血腥的战争。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大宗教，都曾经卷入宗教战争，也都爆发过教派战争和屠杀。看到这样的历史，会让人们怀疑人类是不是被植入了某种自我毁灭基因，总要爆发一些内部矛盾，打得你死我活才肯罢休。其实这种现象也不仅见于人类。几乎所有的社会化动物，都会为了争夺领地而爆发战争，从而导致某种自相残杀。而每当种群过大，原有种群的社会结构失去稳定性，就会产生派系分裂，进而演化出几个今后见面就会大打出手的不同族群。在整个生命进化史上，国家或许是最大规模的能够让同类生物集群互助并且免于经常自相残杀的组织形式。国家让人类个体失去了部分独立性，甚至也让家庭、社团乃至民族交出了部分独立性，从而换来了大家有组织地共同生活、互助合作并免于种群内暴力冲突。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人们只有相对的独立和自由，但却获得了和平共处的保证。因此，国家让人类种群空前强大，能够完成我们的智人祖先所不可想像的复杂事业。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个体之于国家，很像单个体细胞之于人体。我们体内尽管有多达五十万亿个细胞，但它们却紧密合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每个细胞都交出了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但换来的却不仅是细胞们的安全、温饱和长寿，更诞生了一个远比单个细胞要高级的人类生命。同样的，十几亿中国人，尽管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家庭、不同社团，并且都交出了部分的独立和自由，但换来的也同样不仅仅是个人的安全、温饱和长寿，而是诞生了一个远比单个人类个体要高级的生命 ——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可能的确会本能地对 “ 外群体 ” 的个体有戒心，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高级生命。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属于不同高级生命的人类个体之间的战争，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主要的事件。但另一方面，这种文化交流，也是高级生命之间相互了解、合作结盟、乃至共同进化成新的高级生命的必由之路。所以，尽管地球上这些高级生命之间的交往经常并不是很愉快，但交往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整个人类就处在要么通过高级生命之间的交往，建立更大规模的合作，并最终进化成 “ 人类 ” 这个超级生命，要么就在各个高级生命之间的自相残杀中崩解溃散，退化成个体和小群体的低级生命的十字路口上。所以，人类必须在刀尖上行走，一边小心不要爆发成自相残杀的局面，一边争取进化的机会。然而，人类自己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五十万亿细胞们签署了和平协定或者共同信奉了什么宗教，而是因为觉醒了人类个体的灵魂。同样的，七十几亿地球人也只有觉醒了共同的灵魂 —— 人类超级文化，才有可能进化出 “ 人类 ” 这个超级生命。 ******************* 和尚告诉我说，几年前他曾在广东韶关的云门寺佛学院进修过，而出产金毛茶的丹霞山就在韶关北郊。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接触到金毛茶的。我恰好也去过云门寺，于是两下一对时间，发现 2001 年 11 月我拜访云门寺的时候，他就在寺里。当时我是随同一个美国佛教徒访问团一起去的，印象最深的是在寺庙的柑橘园里曾经碰到一名穿着藏红色短袈裟的僧人在摘柑橘。后来得知，这名僧人是来自越南的一行禅师，当天下午他在云门寺有一场讲座。遗憾的是，我们已经买了下午的火车票，只能与他的开示失之交臂。不料，年轻和尚对我说，那天下午一行的讲座很没意思，错过也没什么值得遗憾的。再聊下去，我能看出，他对我这么个外国老头子跑来掺和他们中国的佛教也很不以为然。谦抑平和的禅师见得多了，突然冒出这么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倒也挺有新鲜感的，更难得的是他还有这么好的茶。我问他是否还记得那天下午一行禅师都讲了些什么，以至于令他如此失望。他说，差不多五年前的事情了，细节已经记不太清楚，他只记得这个越南和尚不停地使用辩证式的比喻，而且还把证悟说成是可以通过次第修行达到的境界。他又补充说，云门寺的僧人都比较客气，没有提什么尖锐的问题。我觉得他不是记不清楚了，而是对 “ 外国人 ” 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年轻和尚谈到，出家之前他在一所大学念书，学的是 “ 中国文化 ” ，大学毕业后决定出家，并进入云门寺佛学院。从佛学院毕业后，他正式受戒，然后便来到庐山住了下来。很显然，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僧侣，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言行举止总是流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让人很不舒服，好在茶香稍稍缓解了这种不适的感觉。这让我想起了自己以前在台湾的经历。那是 1973 年冬天，我在阳明山上的 “ 中国文化大学 ” 上哲学课。当时我刚决定从寺院里搬出来，因为大家在寺院里都不太讲话，我的中文口语进步太慢了。我搬进了学校的宿舍，和哲学系研究生们住在一起。每个星期天，他们都会坐公交车下山，然后换一趟车穿过整个台北市，去上一个叫孔德成的人讲授的国学课。孔德成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嫡系长孙，国民党在 1949 年撤离大陆时特地带上了当时只有二十九岁的他，以此象征国民党仍拥有中国文化的正宗。孔德成后来饱读孔门诗书，成为台湾著名儒者，对于那个年代台湾所有哲学系的学生来说，如果没上过孔德成的课，简直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学哲学的。; 个人分类: 科普|2353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上帝的锄头看集体意识对科研的绑架: 热度 38 stone1971111 2013-4-27 08:53; 最近陆续收到各种基金项目的评审，项目的规模越来越大，目标越来越高，让人看了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中国的学者终于敢于尝试一些领先指标的课题，担心的是如此领先我们是否有能力达到。早上在路上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在世界学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大牛，“ 上帝的锄头 ”，日本最著名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他的故事在百度百科上是这么说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5174368.htm ）： “ 藤村新一, 震惊全日本（应该是全世界）的考古造假事件主角，作为一个从未提交过任何考古学术论文的业务考古爱好者， 30年里以极高的效率频繁创造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惊人发现， 2000年被日本记者无意间拍到将石器埋进考古现场，事情败露后引发日本全社会的连锁反应，影响极为恶劣。据英国《苏格兰人报》报道，过去30年来，藤村新一是日本史学界最神奇的名字，这位担任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长的考古专家总是能拿出让日本人激动不已的惊人发现。因为发现了一系列旧石器，他被誉为日本“石器之神”（他手里的锄头就成了“上帝的锄头” ）。藤村最重要的发现是地处日本东北宫城县筑馆町的上高森遗址，那里因出土了号称70万年前的旧石器而闻名于世，它的出现被作为重要史料收进1998年以后出版的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日本考古学会前天（2000年11月某日）公布的历时两年多完成的调查结果却得出了他们最不愿看到的结论：在藤村参与开挖的178处考古遗址中，至少有159处涉嫌造假，（其中最重要的42处全部造假）。上高森考古遗址已被确认为毫无学术价值，日本历史学会最近正式将其从历史遗址名录中剔除。 ” 藤村的造假手段很简单，自己先制造好想要的石头，然后提前埋入地下，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由他亲自去挖掘，最终结果都一致证明了一个结论：日本人是土著人，不是移民。这个现象本身让人觉得很惊讶的是，藤村开始仅仅是个小角色，日本有很多大权威，包括他的老师，大多数都对他的考古结果信之不疑，少量的怀疑之声被淹没在庆祝的声浪中。藤村造假可以前推到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是日本如日中天之时，经济发展在全球独占鳌头。由于缺少成为军事和政治大国的条件，成为文化大国成了几乎所有日本人的心中梦想。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意识绑架了原本是神圣的科学。类似的例子在其他国家也不是没有，但是如日本般过分的确实不好找。那么为什么集体意识可以绑架科学呢？一、集体意识绑架了所有个体。人生活在社会中，我们一般认为理智的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实际上这是一种假设。无数人的思考已经明确指出，人的思想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当下所绑架，我们的思想中几乎都是当下集体意识的个体化的结果，真正属于自己的可以说寥寥无几。笛卡尔的思考结果得到了这个结论，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从法国大革命中人的疯狂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他说，在集体意识面前，科学家变得弱智，聪明人和普通人一样思考。尤其是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往往在人文方面不大在意，我们除了专业之外的东西并不是很丰富，以至于我们抵抗集体意识的能力尤其很弱，这就导致我们思考客观自然的问题时，如果我们需要借助一些人文的底蕴，无意识中都会借用到当下的集体意识而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二、集体意识可以绑架科学研究的需求。科学研究如果没有一个买主，那今天的科学研究是没有能力独立生存的。我们可以说科学研究是我们自己的爱好，但是我们还必须或多或少依靠科学进行生活，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既然雇主想要什么，那我们就必须按照雇主的需求提供相应的产品。很多制药厂资助药理毒理研究的课题，其目的就是为了表明他们的药有好效果同时没有副作用。这种赤裸裸的科学行贿在当今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如果说企业这种贿赂可以通过什么手段进行规避，大多数面向社会需求和政府需求的课题就不那么容易避免陷入被绑架的地步。比如美国有线电视普及的早，对于无线传输的电视研究就不那么起劲，资助自然就少，比不上欧洲的发展。欧美航空业发达，所以铁路交通始终不是研究的中心课题。这些都是典型的政府主导（本质也是企业主导，但是通过政府形式表现）的科学被绑架的案例。可是在这些情况出现时，普通公民既没有前瞻意识，也没有能力去发现问题并影响政府的决策，民主这时候得到的结论就成了大家共同错误的借口。直到现在，美国对于新能源的热情也没有其他很多国家高，因为他们还在掌控最多的化石能源。三、集体意识可以绑架科学研究的评价。理论上说，科学研究应该是尊重客观规律，但是这个客观规律是由人来执行的，在执行的过程中，科学家在过去300多年中一直有一个集体的意识，那就是新的成果必须是有意义的，有用的。这种科研有用论引导了科研结果的评价都往成果的好处上去思考，而非真正从全方位进行考察。这种集体的不谨慎或者好大喜功并不是普通民众给予的，早期的科学研究一样充满着类似的迎合。这是科学本身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先天不足，科学没有确立一种正反结合的评价机制，这也是科学共同体形成的一种不良的集体意识。在这种评价体系中，就很容易出现意想不到的假信息。藤村既迎合了民众的要求，也利用了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四、集体意识可以决定科学研究的群体构成。科学研究本身并不是每个公民都适合的职业，它需要人这个群体中富于创造力的人参与才能得到更好地发展，但是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可以让人不以科学的发展需要为目标转移，而是以人的生活舒适性为转移。在美国，从事金融、管理、法律和医学的人远远高于科学技术研究的人，在中国某一个阶段，数理化就是生存的重要手段，这些生活上的导向导致了人群的特殊分布。有潜力的人在自主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并非对人类自身更有利，至少不是对于科学的发展最有利。中国也非常明显，90年代，数学是没人问津的专业，现在就非常时髦。80年代的会计专业是时髦的，现在则不那么受人欢迎。这种完全以个人发展前景预测为基础的人才分流模式还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还是无序的，慌乱的。当然这本身对于科学研究就有重大的影响。中医学科的不发展跟缺少大量的聪明学生有直接的联系。五、集体意识的缓慢变化跟不上科学的发展。科学原理本身在过去近百年进步不是很大，但是对于科学的运用，尤其是技术产品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人们可以利用更多的所谓高科技的工具进行生活，但是集体意识并没有随着这种突飞猛进而跟着发生变化。科学产品的大众化并没有使集体意识的科学能力大幅度提高，相反，过多的信息量使得集体意识无所适从。人类对于信息处理能力的先天弱点被自己制造的工具逼迫到了极致。人们越来越不容易辨识正确与错误，明明是很简单的，但是不同的信息混淆之后，变得不那么确定。叙利亚局势就是这样，公开的信息是自相矛盾的。科学领域也是，很多学科的发展论证变得那么不靠谱，看不到有共识的前进方向。那就意味着说，集体意识绑架了科学，但是客观上又在限制科学的发展。无序的科学发展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常态。在中国的今天，之所以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发展阶段和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非常相似，以严谨著称的日本人出了这样的笑话，我们不能就放心的说，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以史为鉴的前提是我们要知道历史，要能够当做镜子，并且从镜子中得到真正的教训，还能形成自主的行动。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以史为鉴的迹象。难道我们非要等到也同样受伤了，才知道悔改么？我们能不能早点形成有效地机制，避免出现这个科学共同体的尴尬甚至耻辱。我们要意识到这不是哪一个人的罪过，是集体意识绑架了科学，包括从事科学的个体，科学的需求，科学的评价以及科学的人群分布，但是集体意识又不能自主的跟上科学的发展。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silong.peng@ia.ac.cn 2013.04.27; 个人分类: 科研随想|14890 次阅读|45 个评论

[转载]怀疑一切成为人群集体意识政府公信力不断损失: 热度 11 王飞跃 2011-1-22 15:55; 2011-01-17 11:05 国际先驱导报邱炯/插画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北京“漂白蘑菇”调查、浙江钱运会案，种种网络热点都正在成为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一面镜子。即使有些猜测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谣言，但民众当初一边倒的怀疑仍在隐隐透露着一些信息。今天，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保持公正…… 有人说，幸福感源自相信。而当怀疑一切成为整个人群的集体意识，中国人与幸福的距离又该有多远？我们的信任去哪儿了《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菲菲发自北京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我们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我们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人——尤其，“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当怀疑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不相信其实未见得比相信糟糕，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说明信息渠道多了，社会开放程度增强了。但我们的问题是爱走极端、擅长创造世界之最。所谓中庸之道只是传说，现实是别人干不出来的我们干得出来，别人想不出来的我们也干得出来。一旦相信我们就热血沸腾全国串连亩产十万斤儿子打倒老子老婆跟老公划清界线，不相信则心如死灰躲猫猫欺世码豆腐不吃了国产奶粉不喝了老人家倒地也不扶了。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香港《太阳报》近日称，中国人去年一年输液104亿瓶，相当于人均8瓶)。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面对如此世态炎凉只能茫然自问：我们究竟该相信谁？武汉洪山区“钉子户”童贻鸿选择了首都警察。在武汉他被指控扔砖头伤人，因为不信任当地警方，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而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被重型卡车压死一案，乐清警方第一时间发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绝大部分都抨击警方撒谎，人们不相信钱运会之死的背后没有打击报复。同样，在有媒体爆出八成火锅为“化学锅底”后，中国烹饪协会立即辟谣，但网民并不买账，并“人肉”出协会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乃某知名火锅企业老板的身份。一时之间，“阴谋论”风行中国互联网。有时候，往往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反而越遭遇网民的质疑。英国《卫报》评论说：“人们对此类事件(浙江乐清案)的猜疑显示出当局所面临的信任问题的严重性。在所有国家，阴谋论在网上都很盛行，但在中国有着尤为强大的吸引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也表示：“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信任不再，只剩下笑骂狂欢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需要焦虑和担心的或许不只是政府官员。今天的中国，让我们不相信的土壤几乎随处可见且都相当肥沃。 “绿豆治百病”的张悟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初就是被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的产业部门聘为养生食疗专家，开讲座，上电视，卖产品，利益共享。当张悟本坐镇的建筑被以“违法建筑”拆除后，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处境如何却没了下文。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纪实文学作品《大迁徙》而遭遇陕西渭南警方赴京拘押，后者在敲开谢朝平租住房前自报家门称“人口普查的”，后来谢被取保候审。怪事多发，就见怪不怪了。每件奇闻都会引来人群的围观和议论，但很快被新奇闻的热闹所取代。我们是能屈能伸知足长乐的民族，吃饱肚子就一团和气。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真相没有弹性，而且刺目，扎手，揪心。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仅出产残缺的身体——太监和小脚女人，也出产残缺的精神——奴性。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说：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奴隶史。鲁迅在《华盖集》中说，中国的尊孔、学儒、读经、复古，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更是让许多人都学会了说谎，而且把谎言上升到“爱国”的高度。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认为，有好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就非做不可。这和真假对错没有关系。皇帝什么也没穿，但大家都夸他的新衣服漂亮。罪魁固然是别有用心的骗子和愚蠢虚荣的主子，鼓掌叫好的大众也并非无辜。个人相对于体制是渺小的，但体制又由每一个人构成。但是，正如陈凯歌指出的，站起来控诉的多，跪下来忏悔的少。我们活着，而且确实“欣然”。任何可悲可恨的事情都可以用笑骂的形式变成娱乐甚至狂欢——只要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在挖掘黑色幽默方面体现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比如“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姜你军”和“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我们编出《救助老人安全宝典》，我们在《阿凡达》里看到野蛮拆迁，从《让子弹飞》的台词“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读出政治隐喻。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在一次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我们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中，我们不相信一切陌生人。我们明哲保身，安安稳稳做沉默的大多数；家家都安防盗门，低层住户都装防盗网；我们不敢让小孩自己上下学，学校门口有警察维持治安；我们对陌生人充满警惕，人口普查遭遇入户难。虚拟世界里，网络是那件神奇的衣服，把大家全变成了蜘蛛侠。现实到了网络就完全调了个儿：发言者陷入沉默，沉默者开始发言；权贵默默退后，草民成了主角。所以，一些人说，现在的人很虚伪。这种虚伪甚至渗入我们的教育。百度百科有个词条“伪文章”，指的是不惜通过虚构事实表现真善美的小品文。其煽情和编造手段之虚假严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代表作就是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一面五星红旗》。给儿童爱国主义教育没问题，关键在于以什么方式进行这种教育。当“伪文章”充斥教科书，虚伪就不仅变得可以接受，而且成了准则。从某种角度，许多人的虚伪不是虚伪，而是“务实”，是我们多少年来在理论与实际、语言与行动、书本与生活、理想与现状的巨大反差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和生存之道。比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老人当街摔倒我们不扶，因为有“彭宇们”的前车之鉴。这不等于说满大街的老年人都准备讹人，相反，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善良的。但疑虑是一种心魔，一旦迅速传播很难治愈。普遍的强大的疑虑已经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当“77元廉租房”引发的愤怒被证明是一起谣言时，我们也会陷入迷惘：除了自己，到底我们还能相信谁？也许只能信小孩子。北京一名11岁的小学生去年在老师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发现他随机选择的14种鲜蘑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进行的调查称，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97%未检出漂白剂，可以安全食用。一个是小学生的随机调查，一个是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布”，你该相信谁？对1100多人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人相信小学生的检测结果，只有8个人说他们对政府部门的检测有信心。不只普通人相信小孩子，一些地方有关部门也在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着自己对于成人的不信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2009年7月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当地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国民不相信运动”症结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只是当前“不信任文化”最末端的表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不一而足。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夫妻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骗，自欺欺人。像那个段子形容的：官员们哄百姓开心做做秀，下级哄上级开心做做假，丈夫哄老婆开心做做饭，自己哄自己开心做做梦……哄来哄去的结果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也是严复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伪，终于无耻”。纵观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资深网友黎明如是总结：只要是涉官、涉权的都会出现这个规律：不信——不信——就是不信。老百姓已经变成了“老不信”。黎明认为，解决这场“国民不相信运动”的办法就是政府退出“经济竞争”，不与民争利，更不夺民之利，不作为纠纷或迷案中的利益方出现。周国平在北京大学做过一篇演讲，题目叫《中国人缺少什么》。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严重弱点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中国人缺少的不是物质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自律。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财富未必能带来尊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飞奔在致富的道路上，我们更是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上帝、马克思、老天爷和十八层地狱都既不能让我们敬，也不能让我们怕。当下的游戏规则就是不要规则，不懂这个道理的就是阿甘，或者唐吉诃德，只能等着被淘汰。最近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在不同程度上吃亏。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吃亏就是福。西人也说，被骗也比骗人强。历史告诉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往往并不在当下。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更是时间。违背常识的情况无论多么普遍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对话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不断损失一些单位机构做过的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 “中国互联网进入全民围观时代”——这是2010年岁末，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最受关注的一句总结。这意味着，信息分享的背后挺立着4.2亿中国网民大军，他们在虚拟平台上观点交锋、意见发布。与此同时，一方面是社会参与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则坦言，政府的话语体系与网民的期望尚有距离，这是“围观”平台上，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主要障碍。 “地方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 《国际先驱导报》：一些突出的热点事件，比如“李刚事件”，会给政府公信力带来多大程度的损害？单学刚：“李刚事件”比较典型，它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比如“官二代”、交通肇事、学校“朴素”的维稳观、学术诚信等。由于它涉及到社会矛盾的很多领域，所以很受关注。“李刚事件”和“浙江乐清村长之死”可以说是去年最受关注的事件，这些事件给了社会舆论一个宣泄的窗口。网民利用这些事件进行了情绪上的宣泄。“李刚事件”，对整体“官二代”的形象、官员形象都有负面作用。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应对突发事件，信息透明、公开，不能以维稳的目的去遮蔽，去拖延。网络是社会情绪的宣泄窗口，用传统的维稳观去应对微博背景下的媒体环境，(会)构成很大的矛盾。这个事件还留下一个隐患：事发后出现了几十万造句，比如，“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飞流直下三千尺，不如我爸是李刚”等。很多娱乐化的造句，对政府公信力也好、对官员形象也好，是一个长期的负面效果。“李刚”已经变成了不良官员的代称。 Q：你还提到了最近刚发生的“浙江乐清村长之死”事件，我们看到，当地公安机关的信息发布速度是比较快的，当地也第一时间开通了微博，这些方式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有帮助吗？ A：这确实是一种积极态度。我注意到有篇博文写道“我们为何患上‘迫害妄想症’？”就是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交通肇事事故，但为什么非要先设定为有迫害嫌疑？这是大家对政府不信任的体现。开通微博、两手准备去调查的态度都是这一事件应对中的亮点，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找出真相，恢复公信力。 Q：“迫害妄想症”与2009年相比，有加深吗？ A：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有。并且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有关。矛盾的过程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长期以来，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处理好，矛盾肯定在逐步加深。到某种时间段上，在某个突发事件上就有明显的表现。但也不能根据这一点去判断现在官民关系就一定怎么样。没有科学数字，很难得出一个主观的判断。只能说，随着矛盾的加深，在某种情况下某些问题上可能会被激化。 Q：那么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研究，虽然没有科学的数字，但对当下的政府公信力、官民关系有没有一个恰当的判断和表述？ A：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损失。这点上，有其他一些单位机构做过一个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级次之，地级再次，县级最差。这反映出老百姓对中央政府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但在基层，很多基层政府在日常管理方面水平不高。县市级的政府公信力确实有减弱的迹象。表现为，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觉得是在编造。还有对当地公检法机关是否能把问题查清楚的能力存在质疑，不相信官方的结论。 Q：除了上榜的网络热点事件，还有哪些监测的案例能印证这个说法？ A：比如，去年9月的“湖南凤凰女坠楼事件”，虽然对犯罪者判刑很重(死缓)，但是大家还是对此颇有争议，就是因为当地机关一开始遮遮掩掩、透明度不高。还有“宁夏吴忠跨省抓捕王鹏错案”，人们质疑，很多时候，为什么要采取一种极端的方法来抓捕网民呢？可能他自身也存在问题，为了掩饰问题所以采取这种比较极端的方法。负面的案例并不少。特别还有拆迁问题，从唐福珍到江苏东海的父子自焚，到去年宜黄的拆迁事件，通过微博的推动，成为全民“围观”的事件，对当地政府的公信力都是减弱。大家突然都不说的事情，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单学刚和同事的研究发现，随着近年来社会矛盾的加剧，“意见领袖”的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一部分人对社会的渐进发展失去耐心，趋于激进；另一部分人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体制内改革的立场。“如何团结和借重其中理性的声音，抑制其中非理性的声音；如何凝聚‘意见领袖’推进改革的基本共识？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付出更为诚挚和细腻的努力。”他说。 Q：政府的话语体系和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分歧在哪里？ A：观点有分歧也比较正常，因为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和出发点上。有些事件是在试图寻找这种交叉点，双方都在向对方立场靠近。比如“躲猫猫”事件后的追责处理。但是有些事件因为地方政府的推诿、拖延，到最后虽然大家都不说了，但是与网民的预期仍有一定差距，那么这些事件我们就称为一颗“定时炸弹”，表面看起来已经过去了，但要是今后又出现了类似的事件或者相关事件，这一事件马上又被提起，而且会变本加厉，有点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网络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真相，网民首先要知道不管是好事坏事，真相是什么，而不是含糊其辞；真相之后就是追究责任，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谁应该负责？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是真相和责任。当然，真相可能很复杂，也许在第一天不能把真相说清楚，但是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对信息积极通报。最近几个案例还不错，比如“跨省追捕王鹏错案”，媒体披露后第三天，当地公安机关最高的两个负责人就被免职了。这与以往相比，已有很显著的提高。 Q：舆情监测室每个季度发布“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排行榜”，制定这个榜单有助于缓解地方上的官民对立吗？ A：还是有助于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那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应对突发事件，而现在应对突发事件，离不开网络新媒体，所以能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能不能处理好突发事件中和新媒体的关系，也是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力度的体现。 Q：去年四个季度的榜单变化明显吗？ A：从政府应对这个角度上讲，应对的速度和态度是有所提升的。发现问题早，更早地控制事态发展的方向，在信息透明度方面也有所提升，至少事件出来后大家会明白透明、公开的重要性。另外运用新媒体方面也有所提升，比如开通了不少官方微博，设立新闻发言人，和网民进行互动。当然，还有普遍存在的不足。有些情况下，有关部门试图进行好的处理方式，但是对新媒体的特点还不是很了解，所以导致回应的时机、讲话的方式和网民预期有一定差距。 Q：一边是突发事件产生的破坏力，另一边是网络问政的建设力，破坏力和建设力现在哪个力度更占优势？ A：我觉得一些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损害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修复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一些具体事件，比如拆迁事件，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责任，谁的责任，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是整个社会对强拆的不满，是难以扭转的。所以对基层政府来说，如果能把每个环节都处理好，那么它就是在为扭转全局做贡献。如果大家都能做好，慢慢就能转变过来。目前这个阶段破坏力很严重，就是现在一点点积累起的社会矛盾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所以也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去进行良性的互动，去一点点提升公信力。专家视角：重构信任，我们才能获得幸福【访谈对象】周瑞金著名社会评论家、知名学者【主持人】邓媛《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维稳旧思维影响政府公信力《国际先驱导报》：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关于“信任”的话题出现，比如老百姓可能不相信公安机关的某次调查结果。您怎么看？周瑞金：这些案例反映了官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有深层次的原因。综观农村目前的群体性事件，和土地拆迁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多数是有关的。土地拆迁引起的矛盾，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地方政府发生了矛盾，而地方政府又把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方式当作影响稳定，于是又从维稳的角度去处理问题，不善于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反映了我们维稳的思路比较片面。这两年我们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原因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以及在处理老百姓利益问题上的政策有实际的困难。我觉得上级领导起到比较关心的作用时情况会好一些，但是上级领导不出来时，基层政府和老百姓的对立就比较明显，很多事情很难解决。比如，钱云会事件，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被谋杀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要说是普通的交通肇事，很多人又难以相信。我认为当地公权力介入时要注意，不要把很多知情人隔离起来。怎么做让老百姓觉得比较公正？这里有方式方法的问题。总体上看，目前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一是涉及到土地和拆迁的农民权利的维护问题；另一个我们的维稳的思维逻辑和农民维权的逻辑发生冲突，显示出什么叫稳定，农民有意见不能当作不稳定，要正确处理，调整维稳的思路。公信力问题涉及到这两个根本问题。 Q：提到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有实际的困难，这主要指的是什么？ A：具体的困难主要因为和老百姓的关系，基层政府一般处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第一线，和老百姓的冲突会经常发生，小事情也会变成大事情。基层干部也很累、很辛苦，面对的是直接的群众。不像上层领导隔了一层，相对好处理一些，所以基层一般发生和老百姓的矛盾时，特别需要上级领导及时介入。一方面能够指导基层干部如何正确对待，同时也能够全面看到问题所在，能够介入解决一些问题。再回到浙江乐清村长之死这个案例上，村长被碾死事件直接和“征地”有关。建厂的征地补偿够不够？如果存在问题，那么政府要承担责任，上级领导需要缓解村民情绪，指导乡村一级的干部解决问题、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 Q：公信力下降，是否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阶段？ A：从目前来看，我觉得现有的冲突主要是内部矛盾，处理利益关系调整上的问题。群体性事件，争利不争权。大部分是利益引起，维护自己权益。中央提出要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在市场经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必然部分农村土地涉及到征用，农民被征地后被补偿多少合适，这些问题上需要有法制的规定。现在旧的拆迁法被批评很多，但新的拆迁法迟迟没有出台。这说明问题很复杂。农民维权不仅是土地拆迁，还涉及到陵权、矿权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环境污染问题等。市场竞争焦虑让人与人疏离 Q：除了官民之间的信任，其实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目前也普遍缺乏信任，比如为争房产，亲人之间也能反目成仇；去医院看病，患者不相信医生等。 A：公民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我们面临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问题：市场竞争的焦虑。市场竞争引起的焦虑弥漫在这个社会。以前阶级斗争时，通过政治运动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改革开放后不搞政治运动了，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了，个人要有上升的通道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于是，每个人都想争到自己的利益，很短视，别人获得的自己没获得，就会有焦虑感和失落感，容易在眼前利益争夺下，互相不信任。由此出发，又产生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也就是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对立情绪，进一步产生仇官、仇富情绪。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加以疏导，要建立文明的精神，道德规范，要从物质主义、享受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中解脱出来，更多关注人文精神，要有精神的追求，精神的关怀，把公民的精神层面提得更高一些。人际关系在社会转型期间，总会有一个调节的过程。所以这里面需要有一个社会基层的自治，社会的问题交给社会自己治理。公民之间要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监督，要形成公民社会的规则。 Q：从精神层面上而言，信任缺失的后果是什么？ A：现在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人们的信任感低，失落感增多，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人和人比还是会有失落、幸福感比较低，缺少满足感。人对物质的追求需要满足感，对人与人竞争结果的公平性感到不满。这种情绪是在竞争中人的本性都可能有的。需要我们社会加以引导和疏导，正确的社会管理。政府适当管理，有一个仲裁的机构满足人们对公平的调节。总之，我们需要从法制、建立公民社会等多方面努力，才能重构信任，获得幸福。(本报实习记者胡萍萍对本文亦有贡献) 网址 http://news.cn.yahoo.com/ypen/20110117/174005_1.html; 个人分类: 感言社会|13789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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