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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得主John O’Keefe印象
热度 12 maqingping 2014-10-7 08:37
在科学网的博客上得知英国 伦 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的 John O’Keefe 教授分享了今年的 诺贝尔 生理学与医学 奖 ,心里十分高 兴 。 1992-1997 年 间 ,我和 John 曾在同一个楼 层工作过,有过不少接触。那是 UCL 在 Gower street (街)的解剖楼( Anatomy Building ) 4 楼。 John 于 1939 年 11 月 18 日出生于纽约市,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城市学院(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获得学士学位,然后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在 Ronald Melzack(1929-) 指导下攻读生理心理学博士学位。当时的麦吉尔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是 Donald O. Hebb 教授(1904-1985)。 John 的工作深受 Hebb 教授思想的影响。 Hebb 教授是 Ronald (Ron) Melzack 的博士导师,国际著名的加拿大神经心理学家,提出Hebbian learning theory(赫布学习理论)作为学习的神经机制。 Ron 曾是伦敦大学学院的 Patrick (Pat) Wall 教授(1925-2001)的密切合作者。 Ron 好像是在五十年代末到麻省理工学院( MIT )做访问学者时认识了 Pat 。当时 Pat 是 MIT 的副教授 (1957年到任) ,1960 年成为正教授。Ron去的是 MIT 的心理学系,可是 MIT 的心理学系 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社会心理学,完全没有 Ron 做生理心理学的设备,因此,有人建议 Ron 去找 Pat 。 Ron 和 Pat 合作提出了著名的关于疼痛信息处理的闸门控制学说( Gate Control Theory )。国内年长一些的生理学工作者因为研究针麻作用原理,都会听说过闸门控制学说和 Patrick D. Wall 。在UCL和国际疼痛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IASP)的世界疼痛大会上我也见过Ron多次。Ron担任过IASP的主席,Pat是IASP杂志Pain(疼痛)的创刊主编并担任主编二十余年。在Pat的主持下,Pain成为生物医学领域中的高影响因子杂志。 Pat 于 1967 年到伦敦大学学院解剖系担任教授。可能部分因为 Ron 和 Pat 的这层关系, John 在 1967 年作为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到伦敦大学学院 Pat 的实验室工作,从此再未离开过 UCL 。 在 UCL,John 的主要研究工作仍是在生理心理学,尤其是海马的功能方面。 Pat 自己的研究兴趣在脊髓的疼痛传入及调节, John 虽然也参与了一些,但主要还是在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1971 年 John 在系统分析环境因素对海马单个神经元放电频率的影响时发现了位置细胞( Place Cell ),即当动物处于某一位置时放电频率明显变化的神经元。这一初步工作结果发表在现在已不被重视(影响因子不高)的 Brain Research (《脑研究》)上。 John 使用的电生理技术是记录自由活动( freely-moving )动物的脑内神经元单位放电, Brain Research 上发表的这一工作是 John 获诺贝尔奖的奠基之作。随后更详细的实验结果于 1976 年发表在 Experimental Neurology (《实验神经学》)上。 1987 年 John 成为 UCL 解剖系的正教授。 1992 年我去 UCL 解剖系做 Research Fellow 时,正当 Pat 刚退休,还不时到实验室来,《疼痛》( Pain )杂志“编辑部”还在这个实验室。 Pat 退休后,实验室分为 John 一摊、 Clifford Woolf 一摊和 Maria Fitzgerald 一摊。当时 Clifford 也已晋升正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与 Pat 的一致。 Maria 还是副教授(不久也升为正教授),研究兴趣是(疼痛的)发育生物学。 UCL 解剖系那时的全称是解剖与发育生物学系( Department of Anatomy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 解剖楼 4 楼是这样分割的, Clifford 和 Maria 的团队基本不分家,实验室占了靠南的大半部。 John 的实验室在解剖楼四层靠北更里面一些,也就是说他的团队上班要经过 Clifford 和 Maria 实验室的走廊。因此,这几个实验室虽然分了家,但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我在 Clifford 的实验室工作。 John 待人十分友好,总是背个双肩包来上班。他会主动跟(实验室新来的)人打招呼。解剖楼 4 楼有密码锁,看到后面有人要来 4 楼, John 一般会扶住门等后面的人。 我到 UCL 时, John 的实验室除了技术员和博士生外还有一位(合同制)讲师和一位博士后 Andrew 。讲师 Mike Ricce 是美国人,计算机专业出身,曾研究过 parallel computing (平行计算)。他当时还没有博士学位,正在 John 的指导下做 part-time 博士论文。 Mike 除了和 John 一起研究脑对空间信息的处理之外,另一部分工作是智能机器人的研究。 Mike 似乎对中文很感兴趣,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雷麦克”。有一天聊起实验工作, Mike 兴奋地说起他们的工作,并给我展示了他们的实验设置。大鼠从管道一端跑向另一端,他们记录脑内神经元的放电。这一部分工作 John 和 Mike 于 1993 年发表在 Hippocampus (《海马》)上。他们报告了位置细胞放电的 theta 相位进动现象,即当大鼠进入位置细胞的反应地域中,刚开始时位置细胞在海马局部场电位的 theta 相位的后期放电。当大鼠穿过反应地域时,位置细胞的放电逐渐过渡 theta 相位的早期。 John 的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已做了大量研究试图解释位置细胞 theta 相位进动的生理意义。 可能是 1994 年, John 实验室来了另一位博士后, Neil Burgess 。 Neil 非常能干,人也开朗,很快成为 John 实验室的科研主力。 John 和 Neil 在 1996 年报告,当用来限定环境的障碍被移动后,位置细胞的反应地域的位置和大小也发生变化。他们因此提出存在边界向量细胞( Boundary vector cell ),即在离边界一定距离时放电变化的神经元。他们的工作发表在 Nature (《自然》)上。这一假说随后得到证实。 解剖楼四层的三个团队源自 Pat 的团队,关系是很融洽的。有一位技术员 Jacqutta 组织到酒吧的能力很强。基本上,技术员、博士生和博士后每个星期都要去 Pub 两、三次或三、四次。 Clifford 、 Maria 和 John 也常一起去。到英国后第一个印象是同事之间的平等,技术员、实习学生与教授在一起时也不会感到局促不安,在一起喝酒时教授也丝毫没有架子。最后一次和 John 一起喝酒是 Clifford 的 PA (秘书)巴西女孩 Ana 在 1997 年离职时,当时我到别处工作不久, Clifford 也已开始把实验室搬到美国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MGH,属哈佛大学), Jacquetta 打电话找我回去一起去 Pub 。我离开 UCL 时,实验室也组织去 Pub 喝酒, Clifford 和 Maria 都去了, John 好像也去了,说过祝愿的话。此后,只是在神经科学会议上见过 John 几次,没有个人联系。 各国知识分子的多数是左倾的,希望减少社会不平等。 Pat 及其团队的人像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一样是左倾的,痛恨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 John 也是一样,希望社会更平等。 John 态度和蔼,好像也比较低调。 UCL 的解剖系是非常强的,那时有三、四十位正教授, 8 位 Fellow of Royal Society(FRS, 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中国的或美国的科学院院士 ) , John 好像是在我到 UCL 之后当选 FRS 的。当时在解剖系有个别比较张扬的教授,也有更被看好能得诺贝尔奖的教授,例如当时的系主任,提出嘌呤能神经概念的 Geoff Burnstock 教授(1929-)。 UCL Wolfson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的 Salvador Moncada 教授,最早研究 NO( 一氧化氮 ) 作用的学者之一,得诺贝尔奖的呼声也很高。九十年代是分子生物学及其应用最热门的时期,传统的电生理技术受到博士生们的冷落。 John 及其团队坚持用电生理技术研究神经科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没有追逐使用花哨热门技术,令人钦佩。 John 在 Pat 的实验室里没有转向研究疼痛,也是他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时我想,以 Pat 的才智,研究神经科学的任何其他分支,都可能早已得到诺贝尔奖了,他却啃上了疼痛这块硬骨头。从功利角度来讲,选错了研究方向,就像入错了行一样。从推进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说,没有获诺贝尔奖的工作可以与获诺贝尔奖的工作同样有意义。 John 的获奖在预料之外,但是当之无愧, Well-deserved ,祝贺 John。 附记: 今天看到有关另外两位获奖者May-Britt和Edvard Moser的介绍,发现他们1994到1996年间在John的实验室作为Visiting Postdoc短期工作过。昨天感到有些眼熟,却完全没有印象了,原来他们也是John工作的传承、发展者。
个人分类: 医学|21964 次阅读|25 个评论
玩猎射小绵羊,预测自己寿命长短
热度 3 zhpd55 2014-1-31 14:30
玩猎射小绵羊,预测自己寿命长短 诸平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014 年 1 月 29 日报道,中年人的缓慢反应时间有可能会在未来 15 年后增加死亡的风险 , 这是根据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 PLOS ONE )杂志上最新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来自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简称 UCL )和爱丁堡大学(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的研究人员观察了美国年龄在 20–59 岁之间的 5134 名参与者 , 其中男士 2342 人的相关数据之后得出上述结论。这项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 参与者到 测试中心 ,接受反应时间的测量。其实任务很简单 , 当测试者在电脑屏幕上看见正在吃草的羊群中,突然有一只羊跑出时,即可点击图形下方的箭形按钮,先后有五只羊离开羊群,即对 5 次反应时间进行平均就可以得到测试者的平均反应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羊离开羊群之前就点击按钮放箭者,将以 3 秒钟计入。随后对其参与者进行跟踪调查,统计在未来 15 年内 , 究竟有多少人去世,还有多少人健在。研究结果发现总共有 378 人在此期间死亡,占统计总数的 7.4% ;但那些反应时间比平均反应时间更慢的人群中,死亡人数所占比例达到 25% 。在研究人员将参与者的年龄、性别、种族、社会经济背景和生活方式因素考虑在内之后仍然如此。但是反应时间与死于癌症或呼吸道疾病之间没有然后关系。来自 UCL 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系的领导作者 Gareth Hagger-Johnson 博士说 : “反应时间被认为是反映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基本方面,而信息处理的速度被认为是一个基本的认知能力。我们的研究表明 , 对成年人进行一个简单的反应时间测试后可以预测生存者 , 而且与年龄、性别、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等因素没有任何关系,反应时间可能表明我们的中枢神经和身体的其他系统工作情况。如果人总是对新信息反应迟钝,则可能会遇到早逝风险的大问题。在未来 , 我们可以用反应时间来监测健康和预测寿命。就眼下而言 , 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人们延年益寿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 反应时间测试请浏览 : www.bbc.co.uk/science/humanbody/sleep/sheep/reaction_version5.swf ; PLoS ONE 原文请浏览 : http://www.plosone.org/article/info%3Adoi%2F10.1371%2Fjournal.pone.0082959
个人分类: 健康生活|5426 次阅读|6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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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6-15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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